在“朝贡体制”之下，清朝与朝鲜的“册封与朝贡关系”主要通过使臣的往来得以实现。朝鲜每年定期遣派使臣来清朝，对于朝鲜来说，赴京使臣是与外部交流的主要通道，也是两国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媒介。通过赴京使臣引进的书籍，朝鲜接受了西学与实学，清朝与西方的物品也传播到朝鲜。眼镜、玻璃镜、望远镜等西方的“镜”就是通过使臣传入朝鲜的①。壬辰战争前后，眼镜传入朝鲜，18世纪普及于朝鲜士大夫，到19世纪初“市井、屠贾、店驿佣保俱张之”②，几乎都是“出自燕市，而渡鸭水而东者”③。玻璃镜手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开始普及于朝鲜，与赴京使臣一同来京的朝鲜商团从俄罗斯商人手中或在京琉璃铺购得“极厚琉璃”的“石镜”④。到19世纪60年代，朝鲜使臣在北京又接触了另一种“镜”，就是以镜而做的照相机，体验摄影。

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朝鲜照片是，1862年出使清朝的朝鲜使团一行于北京“俄罗斯馆”拍摄的。此后，使团人员在京拍照相当流行。直到19世纪80年代，在朝鲜与西方各国陆续签订条约之前，朝鲜人主动摄影的照片几乎都拍摄于北京。主动摄影意味着他们欲得到照片，并不是在不知摄影行为下被拍摄的。然而，对朝鲜使臣而言，此时北京的气氛与以往完全不同。如果说，眼镜、玻璃镜、望远镜是在“朝贡体制”还未受到西方威胁的情况下，朝鲜接受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那么，照片就是在西势东渐引起中西关系变化中，朝鲜接触的物品，故两种物品所含意义不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进北京，朝鲜对于西方势力的侵入开始感到危机⑤。此后，朝鲜经历了丙寅洋扰、舍门将军号事件、南延君坟墓的盗墓事件、辛未洋扰等西方势力的侵入，创伤巨大。与此同时，从“经洋乱灰烬”的圆明园，朝鲜使臣深刻感受到此时的清朝“示弱于外国”，而皇城附近西方列强纷纷设立公使馆，使朝鲜人心中的危机感越来越沉重。对朝鲜使臣而言，昔日的“皇都”已成为西势东渐的现场⑥。朝鲜对“洋夷”闭门锁国的政策，影响到朝鲜使臣接触西方人和西方新事物。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可在朝鲜赴京使臣的照片背后得以体现⑦。

一、在“俄罗斯馆”所拍的照片

1863年初，朝鲜使团的随员李恒亿在北京经历了神秘的“异国之术”。他作为正使李宜翼的随员，于2月13日抵达北京。3月17日，他首次访问“俄罗斯馆”，次日再次访问俄罗斯馆时拍了照片。当时，北京的俄罗斯馆是19世纪朝鲜使臣北京游览的热点之一⑧。1801年发生“辛酉邪狱”以后，朝鲜禁止西学，朝鲜使臣被禁止访问18世纪著名游览之地天主堂，朝鲜使臣在路过天主堂时只能回顾朴趾源或洪大容等人访问天主堂的故事⑨。但是，朝鲜使臣对于西方物品的好奇却从未停止过，俄罗斯馆就正好成为接触西方物品的场所。虽然朝鲜人知道俄罗斯人信奉天主教，但是俄罗斯馆与天主堂不同，俄罗斯并不是清朝的朝贡国，而为了“交易之利”于“康熙时自来通好，要学汉语、汉书”，清朝“以绥远之义，授馆以处之”。这一点给朝鲜人提供了参观俄罗斯馆的名分。虽然俄罗斯馆的“门外周设黑木栅以禁人”，但是朝鲜人仍欲入见，“辄赂阍者，故不难出入”⑩，观看自鸣钟、西洋画以及耶稣像，有时与俄罗斯人进行笔谈。与以往不同的是，李恒亿特别关注“画像挂壁者”，感叹“的知生人，岂意画人”。他向“善摹人像，毫发不差”的俄罗斯人请“模真”。其人回答“模真之法，明朗之日，巽巳之时可以模出，今则日晚，明日再来”(11)。次日，李恒亿再去俄罗斯馆拍了照片。《燕行日记》对摄影过程描写如下(12)：

其人出置亦卓子，子子形如我东马鞍巨里，横样木之两头，以波漓饰之，以青褓覆于卓子之前头，坐我于卓子之北，不使摇动，立而口呪数遍，口呪不知何样说，末乃还入炕中，少焉出来，拔卓子前头之波漓，俯首而立，良久还插波漓(玻璃)，不知何样物，置诸怀中，而不使人见之，又立炕中，燃灯而立，以一片波漓洗于缸水，旋即出而示之，余之全面移枉波漓之面，非七分即十分也。还置炕卓精洁处，以画褓覆之，又为出来(13)。

李恒亿回国一年后，来京的朝鲜人员的照片在美国地质学家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于1870年出版的《穿越美洲与亚洲——5年环球旅行及在亚利桑那、日本和中国居住的记录》中出现。1863年3月，庞佩利来华，对长江流域、张家口一带、蒙古南部等地进行考察(14)。1864年冬开始横穿西伯利亚，到伦敦，后回美国，写了其书。书中有“朝鲜使节”与“朝鲜使节仆从”的图像，并记载“此时恰逢朝鲜使节来京纳赏。我本想去向他们打听些朝鲜的情况，不巧出了天花，冬季就未能成行。俄国领事馆的博格杰夫医生捷足先登，拍摄了朝鲜官员的一组照片，包括大使本人的肖像”(15)。庞佩利从1863年夏至1864年春居留在北京，此间来京的朝鲜使团有“进贺谢恩兼冬至使团”，正使为赵然昌，副使为闵永纬，书状官为尹显岐(17)。此使团的一些人员找博格杰夫医生，拍摄了照片。

上述朝鲜使团人员的摄影经验非常特殊。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李恒亿所访问的“俄罗斯馆”应称之为“俄国驻清公使馆”。1860年，清俄签订了《北京条约》，两国进入了近代条约关系，同时俄罗斯馆变为俄国驻清公使馆，首任俄国公使巴里玉色克(L.de Balluseck)于1861年7月赴任北京(18)。李恒亿应该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访问了俄国驻清公使馆，而此后朝鲜使臣的“燕行录”中就再未出现过访问俄罗斯公使馆的记录。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俄罗斯馆”脱离理藩院的管理，转成为与清政府正式交涉的公使馆。在朝鲜禁止与“洋夷”交往的情况下，朝鲜人不便再出入外国使馆区的“洋夷馆舍”，故博格杰夫所摄影的照片就成为俄罗斯人在北京摄影的最后的朝鲜赴京使臣。此前，朝鲜使臣可在中国皇都与俄罗斯人交往，但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侵略皇都后，他们的活动便受到影响。

二、西势东渐下在“皇都”摄影之潮

西方势力不断侵入天子居住的皇都，且势力越来越大，这引发了朝鲜使臣对西方势力的危机感。当时，西方公使馆紧邻朝鲜使臣住宿的会同馆，故他们较为了解周围情况。西方公使馆外表华丽，令人瞩目，但朝鲜使臣却并不关注于此，更看重西方势力的威胁。1864年2月，李尚迪以告讣请谥兼请承袭奏请使的首译身份赴清，复命时呈交的“见闻别单”中报曰：“近日俄夷欲广拓其馆舍，勒买民家，民不能堪，控诉于议政王，王虑其有生衅之端，首鼠未决，而洋夷则城内各处买宅，入居者年增岁加，又欲筑室于东华门内。”他认为其背后有“阴蓄虎视之志，先试蚕食之计”(18)。又1874年冬，以冬至兼谢恩副使身份来京的沈履泽游览景山附近时，回顾1867年出使清朝的冬至兼谢恩正使金益文的使行经历，“洋酋请得此山(景山)，愿作天主堂，如不许则即举兵犯阙，期欲夺取”(19)。目前无法确认此事的真实性，但当时北京的西洋公使馆确实在不断扩张，并且其地界多处于皇宫附近，楼宇也较高，极有可能观察到皇宫内部的情况。故沈履泽在《燕行录》中感叹：“噫!以天下之大皇帝之尊，断一酋魁之头，驱其胁从于闉外，放之荒服之外，此特数百骑之事儿反，容此至车之地，岂非慨叹乎？”(20)这些观感与当时朝鲜的锁国政策以及丙寅洋扰、辛未洋扰等西方势力的侵入密切相关，同时朝鲜使臣也感受到清朝无法控制西方势力的事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朝鲜使团人员对“洋夷”的反感极深，但是他们对摄影的好奇并未消失，仍然在北京寻找“洋人”拍照片。甚至在使团内权位最高的官员三使，也不顾朝鲜的锁国气氛，主动找人拍照片。1871年冬，李冕九随冬至兼谢恩正使闵致庠赴京，在留京时陪同三使去正阳门外“画真为业人家”，“三使各搨一本”(21)。李冕九对拍照颇为了解，说：“盖不用毫画，以镜照之，而搨之典型，则不啻七分而，但不以施彩，而用墨为深浅，部位分明而活动矣。”(22)除了李冕九的记载外，还有关于朝鲜使团人员照片的记录。例如，1876年法国驻华公使馆的第一翻译官德微理亚(Jean Gabriel Deveria,)在《环游地球》杂志上发表了《北京和中国北方》一文，此文收录了一幅“朝鲜人”的图像(23)。其照片注明为“依照莫拉锡医生的照片泰勒绘画”。莫拉锡是法国人，年间在法国驻华公使馆担任医生(24)，很有可能是他把此时收集的朝鲜人照片提供给了德微理亚(25)。还有英国人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也留下了两幅朝鲜人的照片。从1870到1889年间，他作为燃气工程师在海关总税务司工作，并在北京开了“一间影室，兼职拍摄人像”，留下了1880年左右摄影的“朝鲜赴京使节”照片(26)。著名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oson,)于1872年访问北京时，也给“朝鲜人”拍了照片(27)。由此可知，拍摄肖像照在朝鲜使团内部相当流行。

不过，在京摄影经验并不是朝鲜使臣回国后能炫耀的事情。摄影是“洋夷”之术，且在京的摄影师基本上都是“洋人”，故在使行期间的照相是私下接触“洋人”，而在朝鲜国内排斥洋夷氛围浓厚的情况下，朝鲜使臣不会轻易暴露接触“洋人”的经历。故虽然从1862年到1882年朝鲜使臣留下了近20种“燕行录”(28)，但记载摄影经验的只有上述李恒亿《燕行日记》与李冕九《随槎录》。由此可知，在西方势力侵入皇都后，朝鲜使臣通过皇都接受新事物，进而传播与扩散大不如前。

三、汤姆逊镜下的朝鲜人与辛未洋扰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跟英国、法国、俄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该三国在北京建造了公使馆。此后美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方列强也与清政府签订条约，陆续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受此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访问北京的“巡回摄影师”逐渐增加，具有代表性的是苏格兰人约翰·汤姆逊。他从1862年在新加坡开设照相馆开始，在“远东”驻留了10年，游历了马六甲海峡、印度、中国等地。1868年他从新加坡搬到香港开设了照相馆。在1872年回英国之前，他进入中国内陆旅行，拍摄了不少反映中国人文风俗和自然景观的照片(29)。回英国后，他整理在华摄影的照片，于1873和1874年在伦敦出版了《中国与中国人影像》4卷。此摄影集的最大特点是每幅照片都附有文字说明(30)。其第4卷主要收录1872年在北京摄影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名为“朝鲜人”。汤姆逊对其附加说明：

朝鲜是中国的朝贡国之一，虽然其国王被认为独立君主，但是每年都要派遣一个朝贡使团来北京。1871年使团到达的时候我正好也在北京，我幸运地获得了一张照片(No.46)，这是他们的两名官员……使团里的先生们与欧洲人接触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美国特使与朝鲜的首席大臣在这里议事，他们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并出于他们自身原因没有雇中国人做口译，于是这次会谈就用中文以书写的方式进行(31)。

据上段的记载，有学者认为此照片里的朝鲜人是1871年出使清朝的冬至兼谢恩正使闵致庠与书状官朴凤彬(32)，而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正使闵致庠率领的冬至兼谢恩使团，于1871年12月4日自汉城出发，次年2月4日抵达北京，3月18日离开北京(33)。这个使团在1871年时并不在北京。那么，照片里的人是谁？1871年居留北京的朝鲜使团只有该年2月到北京的冬至兼谢恩使和9月抵京的赍咨行。前者的正使为姜，副使为徐相鼎，书状官为权膺善(34)，他们一行于3月26日离开北京(35)。这一段时间汤姆逊并不在北京，从1871年开始在中国内地旅行，9月初才到北京，11月初离开北京(36)。故他逗留北京时，来京的朝鲜使节是赍咨官李应俊。李应俊于9月10日左右到北京，10月14日左右启程回国(37)。从此推断照片中的人物有可能是李应俊，或者是李应俊的随行人员。

前引资料提到，有一天汤姆逊看见“一个美国特使与朝鲜的首席大臣在这里议事”。但朝鲜使节李应俊与美国外交官见面违背“藩臣无外交”，因为西方国家向朝鲜请求通商时，朝鲜以“藩臣无外交”为由拒绝，坚持锁国政策。李应俊何故接触美国外交官？应与不久前朝鲜与美国交战之事(称“辛未洋扰”)有关。为了进一步了解李应俊与“美国特使”的会谈，要从1866至1871年朝美和中美之间的外交摩擦开始说明。

1866年发生的“舍门将军号”事件，直到1871年初还未解决，于是美国远征朝鲜(“辛未洋扰”)(38)。1866年8月，美国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沿大同江而上到达平壤附近，要求通商，而朝鲜以“藩臣无外交”拒绝后，此船开始施暴，与朝鲜官民发生了武装冲突，致使其船员全部死亡。此后，“因为朝鲜以前朝贡中国”，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希望清政府协助美国与朝鲜交涉。总署的恭亲王告知他“舍门将军号”事件的始末及其船员全部死亡的消息，但否认清朝对朝鲜的一切责任，表示“两国关系只是礼仪(ceremonial)上的”(39)。1867年1月，美国特使薛斐尔(Robert W.Shufeldt,)率领军舰前往朝鲜，调查该事件的真相，但未得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