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1884·7—1951·5)，全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拉脱维亚人。19世纪90年代初，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0年从事推翻沙皇统治的活动。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奉共产国际指派，到美国和墨西哥工作，协助罗易创建墨西哥共产党。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并奉派到柏林、伦敦工作。1923年8月，受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和国际代表。1925年7月，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他在中国工作长达4年，为国民党改组、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做了大量工作。他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实行右倾退让政策，对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1927年6月，被武汉政府解除顾问职务。1927年7月27日回国，历任苏联副劳动人民委员、塔斯社副社长、苏联新闻局主编等职。1949年初，受斯特朗“间谍案”牵连，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劳动集中营劳改。1951年5月29日，死于劳动营。后来，苏联政府为他恢复了名誉。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宣布同情和支持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废除了沙俄与清政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对此十分赞赏，逐渐倾向于列宁领导的苏俄。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并寻求援助。鲍罗廷就是应孙中山的要求，由斯大林提名，被苏联政府派往广州的常设代表，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的。同时，鲍罗廷又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南方的秘密代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协调中国各政治集团间的关系，将它们纳入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总体设计的框架中。这年，鲍罗廷39岁。

1923年9月初，鲍罗廷从莫斯科到达哈尔滨，随后又去沈阳，多次会见张作霖，商讨中东路管辖权问题。9月中旬，鲍罗廷到达北京，向在京的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和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特别征询了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此时国共两党正酝酿合作问题，孙中山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

9月23日，加拉罕为鲍罗廷去广州会见孙中山，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介绍信：“亲爱的孙博士：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个长驻的、负责的代表。随着鲍罗廷的被任命，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鲍罗廷同志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作是政府的代表，而且把他看作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你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像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他熟悉整个形势，而且在他动身去南方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将向您转达我的想法、希望和感受。”

鲍罗廷持信南下，于9月末到达上海，会见陈独秀等中共负责人，又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交谈，并讨论他准备向孙中山提交的国民党改组方案之初稿。

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去见孙中山，受到热烈欢迎。在交谈中，鲍罗廷对孙中山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献身于中国国民革命，而您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也是我们的目标。至于共产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我们的政策是促进国民革命，我们已指示中国共产党去集中地搞国民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鲍罗廷的这番话，让孙中山吃了一颗定心丸，脸上立刻浮现出微笑。鲍罗廷又分析了孙中山多年屡战屡败、党务不能发展的原因：一是党内缺乏组织；二是党军分离；三是党的基础不稳。他向孙中山建议：要以党治军，武力与民众结合，加强对现有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孙中山频频点头，心悦诚服，当即表示与苏联合作，进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鲍表示支持，并允诺给予优惠的武器、军需及军事、政治专家的支持，孙中山非常满意。

◆1923年10月，孙中山、苏俄代表鲍罗廷和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大元帅府会晤，商谈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一事。图为孙中山宴请鲍罗廷等苏俄代表。

鲍罗廷不愧是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就获得完全的信任，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次会见后，鲍罗廷作了这样的追述：“孙中山十分热情地欢迎我，让我和他坐在一块，并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达数秒钟。”10月9日，孙中山又为鲍罗廷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郑重、热情地把鲍罗廷介绍给与会的国民党要员。鲍作了诚挚的讲话，表示为中国国民革命努力工作。受到热烈欢迎。

为了方便鲍罗廷工作，广州政府在大东路31号处为他建造了一栋两层小洋楼，被人们称作“鲍公馆”。这座小楼有阳台、楼顶平台，窗户高大，采光透风均佳。与鲍罗廷住在一起的有四类人：一是他的“五人小组”成员切列潘诺夫、波里亚克、格尔曼、斯莫连采夫；二是秘书、翻译和机关工作人员；三是苏联塔斯社办事处的人员；四是鲍罗廷的家属。

鲍公馆的翻译和工作人员，除日常工作外，还要经常到国民党中央、省、市党部，大元帅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部门，送取文件和资料。常常是人员进出不断，一片繁忙景象。从此后3年多的时间，鲍公馆成了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和莫斯科三方“汇合”的政治枢纽。

国民党的改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涉及组织整顿、制定党的纲领等实际问题，也涉及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明确与共产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等理论问题。直到1923年下半年，国民党还没有制定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对此也十分焦虑。恰在此时，莫斯科和共产国际派来了鲍罗廷，孙中山有“柳暗花明”之感。

鲍罗廷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热情，善于在陌生环境中开展工作。1923年10月9日和11日，他邀请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人瞿秋白、谭平山、阮啸仙等人，一起研究了改组国民党的方案，进一步完善他的构想。他们谈得很愉快，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相近，鲍罗廷赢得了中共人员的尊敬。不久，鲍罗廷点名调瞿秋白进入鲍公馆，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

◆1923 年10月，孙中山委任鲍罗庭（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协助他完成对国民党的改组。10月24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执委，聘请鲍罗廷任执委会顾问。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鲍罗廷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五项建议：按国民党党纲改组；制订党章；组织坚强的领导核心；尽快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必须使每个代表懂得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五项建议最终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参酌俄共经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二是使国共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即促成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三是鼓励国民党从事反帝斗争。

孙中山对鲍罗廷的建议很赞赏，允许鲍随时可以去大元帅府见他，一切人员不得阻挡和蛮待。鲍获得孙中山的信任后，受命起草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交孙中山审定。1923年12月，鲍罗廷与孙中山的关系达到了可以十分坦率地谈论一切问题的程度。

◆1924年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会议。大会由孙中山主持。

12月末，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参加讨论会的有鲍罗廷、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瞿秋白等。会上，鲍罗廷提出改组国民党纲领草案。之后，由汪精卫作修改。

1924年1月初，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陈独秀、瞿秋白和鲍罗廷等出席，商定了关于国民党改组的几个基本原则，决定力劝孙中山召开改组国民党的会议。1月14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对一大宣言草案进行讨论。鲍罗廷首先发言，他说：经过修改的宣言，包括了国民党在代表大会上所应当坚持的立场，分三部分，一是对党过去错误的批判和对各种救国方案的分析；二是国民党的总立场和原则；三是国民党现时提出的建议。尽管这个宣言还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总算有了一个为民族解放运动可以接受的文件。这是鲍、瞿秋白、廖仲恺坚持正确意见的结果。

1924年1月中旬，作为大会“精神生命”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基本拟定。周恩来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大会宣言是“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人，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1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中，右派分子企图劝说孙中山撤销宣言，而以政府工作纲领代之。鲍罗廷针锋相对，说服孙中山坚持正义。最终大会通过了鲍罗廷起草、共产党人参加修改、最后由孙中山审定的宣言。这个宣言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建立。毛泽东认为这正是孙中山之所以伟大之处。

孙中山对于鲍罗廷的工作很满意。1924年2月16日，他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写信说：我“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感谢”，鲍罗廷“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事情。”

1925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采纳鲍罗廷的建，决定改组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随后在鲍罗廷的参与下，开始设计政府机构、工作制度及人员配备。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1926年11月迁往武汉。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还决心创造一支革命军队。

1923年11月26日，鲍罗廷出席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上决定筹建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军队骨干，实现孙中山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梦想。鲍罗廷接受委托立即投入这一工作。

1924年1月底，鲍罗廷派出捷列沙托夫等4人组成的顾问小组，参加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黄埔岛上，后来通称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不久，他和加拉罕一起应孙中山的要求，于4月16日向莫斯科发电：要求派50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州；这个顾问团要由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后来，苏联陆续派到黄埔军校工作的顾问有十多人。他们认真教学、耐心示范，传授了许多军事理论和技术，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慷慨陈词，说要仿效苏联，创建一支革命军队，否则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

为了落实孙中山提出的“以主义建军”，以新三民主义武装学员的办学方针，在鲍罗廷的精心设计和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中国军校史无前例的党代表和政治部机构。后来党代表制度又推广到军队中，以保证党的“主义”和方针得到贯彻，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军人有革命精神和目标。在创建这些新的制度中，鲍罗廷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实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方针。鲍罗廷不仅参与了这些政治工作机构的设立，还帮助指导工作规章制度的制定。他多次到军校讲演，号召学生学习俄国革命军队的精神，学成以后投入革命。在鲍罗廷和中共的努力下，黄埔军校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视同仁，均安排课堂讲授。三是校内学习与校外工农运动结合，适时组织学员参加社会斗争，做工农运动的后盾。对此，鲍罗廷积极支持和鼓励。

从1924年5月至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办了6期，招收学员2000多人，许多共产党人在该校任职，周恩来曾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负责人；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为政治教官……。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领导骨干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如徐向前、陈赓、刘志丹、陶铸、左权等。鲍罗廷多次到黄埔军校作报告，倾注了许多心血。

黄埔军校走上轨道后，鲍罗廷把目光投向国民党的整个军队建设。1925年初，他不辞行程劳顿，去张家口会晤冯玉祥，劝说他率部队参加国民革命。4月，鲍罗廷再次与冯玉祥会谈合作问题。后来，冯玉祥终于走上反帝斗争的道路。1925年6月，在鲍罗廷和加伦的帮助下，国民党改组了广东革命政府，并改编了军队，统一为国民革命军。至此，国民党有了一支统一的新型武装力量，为北伐准备了前提条件。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1926年初，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统一广东，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形势一片大好。但华中、华北却为各军阀占据，对国民革命构成极大威胁。此时，进行北伐——消灭军阀、统一全国就成十分紧迫的任务。2月，鲍罗廷认为，北伐是“刻不容缓”的，是国民革命军急待解决的大问题。他还分析了当时北伐的有利条件：—是北洋军阀正忙于混战，自顾不暇；二是湖南唐生智的第四师，可以被我们利用。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帝国主义就会唆使北洋军阀进攻广州。

但是，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鲍罗廷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原则上仍支持北伐，但不赞成立即进行，从“刻不容缓”退到“应该延缓”。他担心立即北伐和向长江中下游东南各省发展，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直接冲突，于国民政府不利。后来，鲍罗廷在中共南方局的一次会上，公然反对立即进行北伐。他说，只有具备下列条件时才能进行北伐：一是稳定国民党内部，创造有利的政治气氛；二是与冯玉祥达成配合，并能使孙传芳保持中立；三是向农民进行宣传、发动；四是用苏联武器装备军队。这些意见虽然都是正确的，但这些条件短时间内难以具备，因此，北伐只得缓行。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开幕前，李宗仁就北伐问题专门访问了鲍罗廷。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叙道：“鲍氏闻言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他“对北伐态度非常冷淡”。

尽管如此，1926年6月5日，广东国民政府会议还是通过了出师北伐案。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在中共、苏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下，北伐军势如破竹，11日就占领长沙。此时，鲍罗廷也改变了态度，积极支持北伐。

鲍罗廷在中国工作的初期阶段，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和促成大革命等方面，均获得了极大成功，也赢得了一片赞扬。这时他坚持的是正确方针，维护的是工农群众和党的利益。但后来，对反革命势力的态度却摇摆不定，最终转向右倾。

1924年6月，当国民党内的右派邓泽如等提出《弹劾共产党书》，攻击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时，鲍罗廷当面予以坚决回击。1925年2月，孙中山患病后，右派势力更加猖獗，掀起一股反共、反革浪潮。鲍罗廷预感到形势严峻，于2月15日向莫斯科紧急报告时，却提出右倾的主张。他认为，既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惹“麻烦”，就“召回”这些党员，向右派作出让步。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邹鲁、张继等14人，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决议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解除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的中央执委和候补委员职务；解除鲍罗廷的政治顾问职务……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对此，鲍罗廷与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击。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却不同意。针对蒋介石要求交出黄埔军校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名单的行径，鲍罗廷与周恩来都主张断然拒绝。他们还计划把这部分拒绝撤出的党员另建革命军队，但被陈独秀阻止。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二大。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与鲍罗廷商议，拟在选举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打击右派，使左派在中执委中占优势。又被陈独秀阻止。2月初，政治顾问鲍罗廷离开广州，回国述职。3月20日，在广州发生了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鲍罗廷于4月29日返回广州后，与蒋介石多次会谈国共关系问题，毫无原则地实行妥协退让政策，唯恐统一战线破裂。对于蒋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无理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结果，酿成第二年更严重的“四一二”政变发生，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头落地。政变发生后，尽管鲍罗廷和罗易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发表宣言，对蒋进行强烈谴责，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

◆1926年7月27日，广州各界人士在火车站欢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出发北伐，图为鲍罗廷（前排左四）、加伦（左五）等人的合影。

1926年5月9日，蒋介石和鲍罗廷经过多次会谈后，达成“三项君子协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同意反对右派；鲍同意北伐。对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一再让步，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终于，5月15日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事先经鲍罗廷、张国焘认可的《整理党务案》，内容包括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执委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

1927年1月16日，蒋介石在武汉一个30万人参加的集会上，自我表功，蒙骗群众。鲍罗廷在讲话中则强调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这使蒋非常恼火。4月2日，鲍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正确指出：蒋介石在上海“已形成一个反动局面”。

◆1927年1月，鲍罗廷在汉口对民众演说。

面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径，许多共产党人主张退出国民党以示抗议。鲍罗廷则认为蒋介石提出种种条件仅是限制共产党，而不是要共产党退出，他还需要苏联援助他进行北伐，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共产党可以“以退出相威吓”。此时，共产国际也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并派来新的代表罗易来华，试图以退让妥协维持统一战线局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东国民党新右派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7月，汪精卫在武汉制造“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最终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在此期间，鲍罗廷与罗易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发生了无休止的争论。鲍主张先北伐，把根据地建立在西北；罗主张先进行土地革命，后进行北伐。他们的争论使中共的日常工作受到干扰和拖延。

尽管鲍罗廷对蒋、汪的反革命活动一再退让，但汪精卫仍然说共产国际破坏中国革命。6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免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等140人的职务。6月28日清晨，在鲍罗廷的住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目前何键等对工人纠察队蠢蠢欲动的危机。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鲍罗廷、蔡和森的提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暗中却把他们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的张发奎的军队（张后来倒向汪精卫）。这一决定，在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中引起不解和很大混乱。6月30日，在鲍罗廷、罗易的支持下，陈独秀提出《国共关系决议案》。它共有11条，其内容都是维护国民党、限制共产党和工农活动的。

◆1927年，蒋介石（右二）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左二）在广州。

在中山舰事件、西山会议和四一二政变发生时，鲍罗廷曾主张进行反击，但共产国际担心统一战线破裂而阻止了。此后，鲍罗廷对蒋、汪一右到底，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所谓“战略退却”指示，终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说：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第一责任人是陈独秀，第二个就是鲍罗廷。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先是赞成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1927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出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竭力讨好资产阶级，解除工人武装。

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派罗明纳兹来华，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工作，纠正此前中共中央严重的右倾错误。7月27日，鲍罗廷乘火车离开武汉，奉调回国，结束了他连续工作4年的在华使命。据一些老革命家回忆，鲍罗廷是一个“工作狂”。他常废寝忘食，连续工作而不知疲倦，受到中国同志的称赞。但他的工作作风不够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血淋淋的事实已经证明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有严重错误的，但1927年10月，鲍罗廷在莫斯科仍坚信他采取的对蒋介石让步政策是正确的。悲夫！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