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年一年的仔细捋时间线，你就会发现以多尔衮之前的后金，在辽东那能以米计的龟速推进速度（倒是多尔衮上位的第一年，清军就直接快饮马长江了），最终让大明（南明）亡了不得不说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说不定有这样一个可能，大明的小机会其实原本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光这一段就有28年336个月），只是全部被成功规避掉了。
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称汗，建立后金，向明朝宣战；
1617年，努尔哈赤积蓄力量中，貌似无大事；
1618年，努尔哈赤攻破抚顺，辽东总兵张承胤战死，成为明朝对后金损失的第一个总兵；
1619年，大明兵分四路讨伐努尔哈赤，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后金渡过犁庭扫穴危机；
1620年，大明调兵遣将，派熊廷弼指挥各省兵马援辽，战事进入相持；
1621年，熊廷弼被弹劾去职，浑河之战明军再次战败，努尔哈赤趁势攻破沈阳、辽阳，袁应泰自杀，后金占领辽东大部；
1622年，朝廷重新启用熊廷弼经略辽东，然经抚不和，后金又攻下广宁，熊廷弼传首九边；
1623年，孙承宗继续坚守宁、锦，登莱袁可立军克复辽南三卫，毛文龙开辟东江战场，努尔哈赤一度陷入低潮；
1624年，双方对峙，貌似无大事；
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1626年，努尔哈赤大举进攻辽西走廊，袁崇焕死守宁远，这一战功过且不论，这一年努尔哈赤的确死了；
1627年，皇太极即位，远征朝鲜，并再次攻打宁远、锦州，再度被袁崇焕击退；
1628年，崇祯即位，袁崇焕督师辽东，打出“五年平辽”口号；然而皇太极击走林丹汗，使得后金势力扩张到了辽河流域，终于绕开了关宁锦防线；
1629年，袁崇焕杀毛文龙，己巳之变皇太极破长城入塞兵临北京城下，随后回师。
至此，也就是从1630年代起，清军终于可以频频入塞攻入大明内地，但仍然只能劫掠破坏，以战养战。自萨尔浒之战后，后金看着是节节胜利，其实在几乎全民皆兵、穷兵黩武的条件下，已经整整耗费了10年120个月，10年啊，人生又能有几个10年。。。而且直到此时，后金所占领的国土仍然绝大多数都是关外苦寒之地，东亚膏腴地盘仍然基本全在大明之手。
当然，我们开了上帝视角已经知道了，接下来考验这两个国家极限的30年，才刚刚到来。。。但是有句话是谁说的来着，用延长线预测10年以后发生的事基本上等于放屁？
所以有种说法我认为有道理，如果不考虑300年王朝周期律这种神奇的东西，或者大明朝廷没有那么war wolf，政策能灵活一点的话，其实一切都不好说。。。毕竟40年时间可以改变太多东西了，唯一不能改变的或许只有魏忠贤和煤山战神的水平（当然也不光他俩的锅，李自成在入关那一年确实被多尔衮完全打懵了）。
吹什么魏忠贤忠君爱国能收税的，建议你们可以先和天启七年的陕西边兵们聊聊。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十七年后打进北京城逼崇祯上吊的就是这批人。就在天启七年的二月份，澄城知县酷刑催科，激起民变，被百姓杀死，明末农民战争正式开始，这就是魏公公“为国聚财”的丰功伟绩。
魏忠贤的势力确实大到了一手遮天、难以撼动的地步。只不过遮天的前提是天不塌下来。
太监的权力固然来源于皇帝，但是，皇帝的权力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执行的。明末的文官集团历来是饱受诟病的，可是文官再烂，没有也不行，皇权必须得有人来执行才是真正的权力。天启皇帝靠太监来执行自己的一部分皇权，要真是个高明的君王，这么搞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你朱由校没这个本事啊。你的信息来源靠太监，权力执行还靠太监，要是还不被太监忽悠那就没天理了。太监抢不了皇位，在不掌握军权的情况下也很难真正架空皇帝，但是可以让皇帝变得越来越耳聋眼瞎。因此，魏忠贤的存在对皇权绝对是有威胁的。天启其实是有点玩大发了，相对来说，崇祯用的一群太监虽然其中烂人也有不少，但起码比魏忠贤安全多了。
崇祯光明正大地要杀魏忠贤，魏忠贤是没办法反抗的，但是这里面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宦官的势力深入皇宫内院，逼到狗急跳墙的话，存在威胁皇帝人身安全的可能。这事要换哪个办事特别不牢靠的皇帝，暴病身亡也是很有可能的。而崇祯却是个特别谨慎多疑，杀人还果断的人，正好克魏忠贤，不管你有什么花样，先杀再说。就像汉朝的十常侍，能对付得了何进这种和他们玩权力的游戏的人。碰上袁绍和曹操立马玩完，管你有什么招数，拿铁甲钢刀的真理碾压一遍就是了。魏忠贤想反抗的话，要么得争取朝臣的支持，要么得争取督抚的支持，要么得争取士绅的支持，要么得争取武将的支持，可他一个都没争取来。宦官的权力来自利用皇权，自然也没法和皇权正面对抗，而魏忠贤在掌权期间始终没能培植起其他的权力来源。唐朝的情况比较特殊，宦官同时还担任外臣，甚至有军权，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其他的权力来源，就不是皇权轻易能动的了。
在和臣子斗心眼，维护皇权方面，其实崇祯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把自己的乾纲独断坚持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后面之所以没坚持住是因为从三月十七日开始李自成把北京给包围了，然后十九日就上了吊，所以他这个高水平并没有个茄子用。
在后金建立之初，努尔哈赤军中的汉人比例极高，尤其是攻下辽沈之后，金军中编制了大量的汉兵。
虽然金军在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地都有屠杀行为，一年之内杀戮百姓十余万，“山骸川血，鬼哭人号”，但是大部分辽东汉人还能凑合活着。起初，努尔哈赤还让一些汉人降将独自领兵，比如说天命六年夏天他巡视辽南的时候，就曾经对一个“刘参将”下令：“我看尔海州城颓败，未经修治。着参将尔将城外木栅倾塌空缺处，妥为修治加固。城照辽东、沈阳布列车炮般，于海州城外壕内布列车炮，妥为布置。若无车炮，来辽东取去，着辽东之人复行解送。尔城若坚固，我兵毋庸镇守。”
之后，努尔哈赤又从汉人中抽丁为兵。“汉兵已二十抽一人设立矣，着给厚暖衣服，（否则）若冬季野外行走，难以御寒。将马匹妥为（喂养）肥壮。马匹缺少之人，着买齐。兵丁勿庸备办弓、撒袋，俱执炮、鸟枪。若无炮、鸟枪，令汉人工匠会同诸申匠役制造。兵丁俱如诸申例造甲。”
由于女真贵族的苛政以及粮食的匮乏，辽东各地频频发生汉人的反抗事件。尤其是被分配给女真官员管辖的汉人，被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经常受到虐待甚至滥杀。努尔哈赤总是筑城，而且还朝令夕改，一会儿筑一会儿拆，滥用民力，对于强征来的民夫又百般虐待，各处工地尸骸山积。于是，各地频频发生针对女真人的投毒和袭击事件，甚至连蒙古人都开始袭击孤身出门的女真人。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女真人出门必须十人以上结伴同行。天命六年，金州发生了反抗运动，镇江的陈良策擒获金军游击一名，重归明朝。
天命八年四月，努尔哈赤突然下令：“汉人兵丁、百姓，凡所有弓矢刀枪、炮、军械，着二十日内，送交各自管理官员，逾二十日隐匿不送军械，被出首告之，治以重罪。”同一年，又发生了海城汉人一万一千余丁投奔明朝的事件。
从天命九年开始，努尔哈赤大肆屠戮汉人，“嗣后虏法愈苛，几无噍类。渡河私归，日不乏人。冰胶之日，有如密雨”。天命十年，努尔哈赤下令将残存的汉人全部编入庄屯为奴。辽东汉人也发动了遍布辽东的反抗运动，鞍山、海州、首山、彰义、平顶山、双山、长岛、岫岩、凤城、镇江全都燃起了烽烟。
努尔哈赤不思悔改，继续采取更加残暴的镇压措施，他派兵逐村逐屯地扫荡，屠戮任何怀疑的人，尤其是读书人要全部杀光。金军的倒行逆施，最终导致了辽东经济的全面崩坏，由于人口的大量损失，农业生产遭遇毁灭性打击，到努尔哈赤死时，金国已经爆发了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竟高达八两银子。人相食，到处都是凶杀和抢劫事件。
如果金国继续按努尔哈赤的路线发展，袁崇焕“五年平辽”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只要能和金国对峙五年，他们直接就自爆了。
但是，皇太极即位之后迅速改变了努尔哈赤的政策。首先，皇太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他把恢复生产放在了首要位置上，首先得重建辽东的农业，才能保证自身的生存。“治国之要，莫先安民”。
作为女真贵族的利益代表，皇太极自然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汉人。但他至少把大部分辽东汉人的生存环境变成了可以凑合活着，虽然还是当牛做马，但起码有草料吃。
皇太极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汉人全部在女真人的庄屯服役的政策，每个备御保留八个庄丁，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与女真人隔离开来，由汉官管辖，这样一来，汉人受剥削的程度就降低了一些，基本的存活能勉强保证了。
努尔哈赤时期，俘虏的汉人、蒙古人全部为奴，甚至连主动归降之人都不例外。皇太极把政策改成了俘虏部分为奴，将不少俘虏编为民户，而归降的人基本上都编为民户，重新构建了对于一个封建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自耕农群体。到了后期，俘虏的人口在补全八旗缺额之后，一般都编为民户。还要求配给妻室，分配房屋土地。虽然实际执行起来不见得是那么回事，但总归比努尔哈赤那会儿见人就杀要好了，至少汉人还能过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日子。
入关抢劫以及劫掠朝鲜、蒙古得来的大量人口、财帛、牲畜，也成为了后金经济的重要补充。
对于女真贵族对汉人无节制的虐待，皇太极也做了限制，不许随意杀害奴仆，不许强奸属下汉官的家属。（这都需要大汗特意下令，可见之前女真贵族们嚣张到什么程度了。“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事发，下诸王、贝勒、大臣鞠讯，得状。多铎罚银一千两，并夺十五牛录。肃亲王豪格坐知不发，罚银三千两。”范文程都是这个待遇，普通汉人的处境可想而知。）皇太极屡次训斥自己的兄弟子侄，你们把汉人都杀光了，我们去统治谁？役使谁？
对于努尔哈赤时期的各种繁重徭役，皇太极也做了一定的减免。全部废除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别多到把人都累死的程度。
努尔哈赤时期的逃人法极为严酷，抓住就杀，皇太极一步步将逃人法放宽，对于逃人不再一概杀戮。不过后来到了多尔衮时期，逃人法又被恢复甚至大大强化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
全方位地优待汉人百姓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女真贵族的生产资料，把他们都优待了，女真贵族就要造反了。于是皇太极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方式，拉拢少数汉族中的高层人物为己所用。
努尔哈赤最初也明白这个道理，比如说他和李永芳联姻，优待范文程。但是夺取辽沈之后，努尔哈赤迅速膨胀了，认为汉人不堪一击，把汉官汉兵都分给了女真贵族管辖。汉族官员的财物甚至老婆都任由女真主子使用，汉官死后，妻女往往为奴。许多汉官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要典当糊口。
汉官的待遇如此之低，投奔明朝的自然不在少数，努尔哈赤也因此愈发不信任汉官，就连李永芳这样死心塌地为金国效力的铁杆汉奸，也因为小故被罢了官。（当时复州有汉人投奔了明朝，努尔哈赤大怒，要立刻发兵洗剿，李永芳怀疑是谣传，建议先调查再说。调查之后发现是真的，努尔哈赤便大发雷霆，认为李永芳故意袒护汉人，撤了他的职。）按照皇太极自己的说法，当时辽东汉官的处境是“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
皇太极即位之后，对汉官的待遇做了一些调整。
第一，现任的明朝官员来投降，一律保证原来的官位不变，如果有功，还可以加官进爵，甚至可以死后让子弟顶班。
第二，无官职者来投降，不会沦为奴隶，当编为民户，如果确实有用，可以授官。
第三，如果杀掉明朝的官员来投降，按照功劳大小授官。
第四，多人来投降的，按照人数多寡授予为首者官职。
第五，战场上哪怕是被包围到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也算主动投降。
第六，被俘还不肯投降的，可以酌情不杀甚至放回。
第七，投降的官员都要分配妻子、衣服、房屋、田地、奴仆、牲畜、金银。
实际执行的时候，这套规定当然不可能完全落实，比如说永平四城之役，阿敏就悍然屠杀了大量降人。但是，皇太极的政策还是给了降金汉官一条出路，而且有很多人确实因为投降而升官发财。
比如说大凌河之战后，皇太极收降了一百多名汉官。皇太极认为这些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虽然当时后金自己的财政也很困难，但他还是对这些大加赏赐，而且是隔一段时间就赏赐一次，花费了大量的银两、布匹、毛皮，还给了他们上千奴仆和几百头牛，分配土地庄屯给这些新降汉官。又让八旗旗主轮番设宴款待这些人，每隔五天就开一次宴会。皇太极自己也不断给汉官赐宴，最多的时候，一天赐宴三次。
皇太极对汉官的优待，已经到了令一些女真贵族不满的程度，汉官占有的丁口少则二三十，多则上千，超过了很多女真贵族。有女真贵族抱怨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皇太极教训这帮鼠目寸光之辈，说他们只看到现在花费的这些金银、布匹、牲畜，却不想想招募一大批了解明朝的人才之后，夺取明朝江山的巨大利益。
到了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创立的制度已经过时了，于是皇太极对此做了调整。努尔哈赤的那一套，重军事，轻行政，排斥汉人，而且重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权力，这显然和一个封建君主国家的需要不相称。
皇太极刚一即位，就在八旗各设了一名总管旗务大臣，与贝勒们一起参与国政，即便是不兼任议政王的固山额真，也可以参与国事。这就扩大了核心决策层的范围，也分割了旗主贝勒们的权力。
此时后金的决策层内还全都是女真人，皇太极刚刚上台，也不可能做太大的调整，但是他设立了文馆，开始翻译汉文书籍。而且举行科举，考选汉官二百人。这些人有的原本在女真贵族家为奴，比如说宁完我本是萨哈廉的奴仆，皇太极觉得此人有才，立刻将他拔擢至文馆任职。
天聪五年，设立六部，每部以贝勒一名主事，以女真官两人、蒙古官一人、汉官一人辅之。
天聪八年，皇太极再开科举，又考选了二百多名汉官。不过后来，皇太极就不再允许奴仆参加科举了，张存仁、祖可法等人曾经劝皇太极再从奴仆中选官，皇太极认为如果抽走奴仆太多，会损害女真贵族的利益，不再这么做了。
到了天聪十年的时候，执政十年的皇太极的地位已经很巩固了，他得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把文馆改成了内三院，像明朝那样设立大学士，女真、蒙古、汉三族皆有。
与此同时，皇太极也在不断强化自己的君权，阿敏、莽古尔泰、代善三人相继被斗倒，皇太极确立了南面独尊的地位。
辽东的农业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皇太极严厉批评满洲贵族不事生产，但知掠夺的作风，派遣了一大批官员，组织自耕农和农奴种植了大量的稗、高粱等杂粮。虽然粮食供给仍然很困难，但不至于像努尔哈赤后期那样发生全面的大饥荒了，对粮食实行有管控的市场交易。畜牧业方面，在今吉林南部一带蓄养了大量马匹，同时供给生产和军事需要。手工业方面，将俘虏的明朝手工业者编组管理，并且组织开矿，到了大凌河之战时，金军自产的大炮已经可以投入实战，三顺王来投之后，火炮技术更进一步，甚至可以与同时期的欧洲军队一较高下。
很快，皇太极称帝，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真正的封建国家清朝出现了。
到了皇太极晚年，清朝掳掠了大量汉、蒙古、朝鲜、索伦人口，在辽东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建立起了各族官员混合的成熟封建政权，而且有了一支多达十余万人的强大军队。
而对面的明朝呢？还是用皇太极的话来说：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再看看推翻明帝国的另外一个势力，农民军。
农民军为什么总能在关键时刻逃出生天、起死回生？
就以资料最全的李自成为例，看看他每次失败都是怎么东山再起的。
第一次，崇祯四年四月，李自成此时还是不沾泥张存孟的八队队长，不沾泥被明军马科部打败，损失惨重，不沾泥出卖同伴双翅虎、紫金龙投降，李自成不肯降，翻山而走。不沾泥的部下有很多不肯随张存孟投降，二队的李友、四队的吴汝义等人全都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再起，纵横山西。
第二次，崇祯五年十二月，李自成被明军尤世禄部包围在了辽州。闯军拼死抵抗，尤世禄和他的儿子尤人龙都被闯军射伤。付出阵亡一千三百多人的代价之后，闯军终于撕开了包围圈，突围而走。随后会合其他六部农民军，以数万之众杀入直隶境内，京师震动。
第三次，崇祯六年正月，李自成在涉县被左良玉击败，部将张成战死。李自成随即与张天琳联合，来找左良玉报仇，在武安之战中歼灭左部七千余人。不久农民军盟主紫金梁王自用战死，其部两万余人投奔李自成，李自成遂成为农民军中的一流豪帅。
第四次，崇祯六年七月开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遭到曹文诏、左良玉等部的围剿，损失惨重，被一步步压缩到黄河边。农民军以诈降计突破黄河。这一直被视为“流寇狡诈，反复无常”的重要证据。然而，农民军投降是在十一月十七日，突破黄河是二十四日，短短七天的时间，让曹文诏、左良玉敞开了打，难道就能把农民军都消灭吗？再说了，黄河又不是高迎祥开的，农民军能过，曹文诏和左良玉为什么不能过？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不追过去把农民军消灭？
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河南的情况。根据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中的描述：
“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那么大明朝采取了什么救灾措施呢？还是《中原生灵疏》中的记载：
“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
范景文也在《备陈中州地方情形疏》中说：
“向来中州号称无事，自臣入境而后知非无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饥民已不聊生矣。而两河间皆苦盗，绿林啸聚，日不绝闻。民穷而盗易起，盗起而饥民附之，将祸至之无日也。”
正因为如此，农民军一旦来到河南，曹文诏和左良玉就拿他们无可奈何了，遍地的饥民蜂拥入伙，农民军在兵力上顿时碾压官军，曹文诏和左良玉面对如此情形只能望河兴叹，过了河也是去送人头。李自成来到了卢氏地区，得到了这里山民、矿工的响应。矿工由于其纪律性优于农民，加入农民军以后组成的部队战斗力也更强，李自成在河北地区遭到的损失不仅完全补足，而且实力还变得更强。这之后，李自成转战陕西，声势大振。
第五次，崇祯七年十月，李自成拒绝了明朝的招安，随后遭到明军左光先部突袭，损失精锐骑兵四百四十余人，李自成退往河南。此时各部农民军都在向河南集中，李自成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杀回陕西，歼灭了明军杨正芳、张上达所部，声势复振。
第六次，崇祯八年三月至四月，李自成兵败乾州，部将新来虎被俘，在关中一带无法立足，西走陇右，联合张天琳、高汝利、拓养坤、郭应聘等部，先擒王继勋，再斩艾万年、柳国镇，曹文诏自尽，其部几乎被全歼，只剩两千余人。李自成遂横扫陕西，屡破明军。
第七次，崇祯八年八月，李自成部将高杰叛逃。洪承畴集中兵力围剿李自成，双方连续交战，互有胜负，李自成陷入苦战，曾试图东渡黄河，但没有成功。可李自成的实力却不减反增，因为这一年陕西大饥，百姓造反者不计其数，李自成的本队增加到三四万人，加上和他联合作战的其他各部，已有十万之众。崇祯九年二月，宁夏的明军士兵因为欠饷杀死了巡抚王楫，洪承畴不得不分兵镇压兵变。李自成趁此机会再入河南，河南的农民军廖三、袁世儒、李玉石热烈欢迎李自成，帮助李自成补充了兵力，李自成又杀回陕西，夺取明军战马数千。于是洪承畴这大半年的努力算是彻底白干。
第八次，崇祯九年四月，李自成被左光先、曹变蛟击败，返回陕北老家，歼灭延绥总兵俞冲霄部数千人。
第九次，崇祯九年五月，李自成攻打榆林，被贺人龙击败，部队亡失，只剩刘宗敏、张能等数百人。但是他的内弟高一功带着上万人前来投奔，李自成打回了米脂老家，家乡父老“从乱者如归”。李自成再起，并在高迎祥被杀之后成为了陕西农民军的总掌盘。
第十次，崇祯九年十月至十一月，李自成在洪承畴的重兵围剿下连续失利，李自成决定于次年开春大举反击，在宝鸡击败明军，进军西安，驻军泾河之畔，洪承畴调集白广恩、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等部会剿李自成，双方大战七日，始终不分胜败，但是粮食都吃没了，于是各自退兵。到四月，李自成与左光先、曹变蛟再度大战，又拼了个两败俱伤，粮食耗尽。到了五月，关宁军祖大弼部中了李自成的埋伏，部队死伤大半，李自成第十次成功再起。
第十一次，崇祯十年八月，洪承畴与孙传庭从全陕调集精兵猛将，决心彻底消灭李自成，在宝鸡附近，李自成与明军交战两次，一胜一败，随后李自成又在汉中败于曹变蛟。李自成决定放弃陕西另寻出路，联合十七营农民军南下四川，歼灭四川总兵侯良柱所部。一个月攻破三十八座城池。
第十二次，崇祯十一年正月，洪承畴调集七万大军入川追剿李自成，李自成接战不利，于是突出奇招，从松潘一带的雪山草地返回陕西，洪承畴又扑了个空，急忙返回陕西。
第十三次，崇祯十一年二月，在明军的重兵围剿下，李自成被逼入河西、青海一带，本地的羌人与农民军、明军三方连续混战长达二十七天，全都精疲力尽。与李自成联合作战的高迎恩投降官军，李自成严重失利，在渡洮河时遭到曹变蛟的攻击，所部溃散。李自成身边仅剩三百余人，在左光先、马科的追击之下翻山而走。李自成的很多部下以及与他联营的其他各路农民军纷纷叛变。李自成聚拢残部，竭力作战，但还是每况愈下。直到十月，李自成的部下仅剩一千多人，在潼关南原被孙传庭伏击，身边只剩下刘宗敏、田见秀、李过、谷可成、高一功、张鼐、刘汝魁、张能、王文耀、李友等十八人。李自成进入了人生的最低潮，他一度前往谷城会见已经受了招安的张献忠，劝说张献忠重新起兵，张献忠资助了李自成衣物马匹，送他离开。李自成率领少数残部隐遁于商洛山中，缓缓恢复实力。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兵，李自成也再度出山。十二月，香油坪之战中，罗汝才、李自成联军歼灭明军罗安邦、杨世忠所部。次年杨嗣昌调兵重重围困，李自成烧毁辎重逃走，之后大半年的时间中与明军数度交战，互有胜败。十一月，李自成与张鼐率五百人突袭左良玉部，大胜，就此冲入河南。
此时河南的情况比六年前更加惨烈。《辉县志》记载：
“至己卯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又蝗，仅能种而禾实不稔。斗米直可千钱，民间素所藏蓄者一时搜掠都尽。瓜果枣柿不待熟而残，渐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云富贵家粮也。十月之交，环辉山皆盗，以人为粮。千夫长擒来戮诸市，人争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乡邻互相食者。余人之衣冠动静犹昔，性情惊疑为豺狼。过岁春事益奇，人死已归土，丘垅欲乾，取厌朝饥；未成人孺子转盼不见，则已在釜中矣。孀妇单丁，诱杀充食者无宁日。辉之四围，村落并无，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关。每中夜徬徨，或闻呼号啼救之声，皆奸人用计噬人，人每不敢救。食肉多爨人骨，间亦有以人头颅灰作面同人汁噉者，余骨弃野外。首骨如东陵瓜垒垒无算，特少蔓耳。胁臂小骨，狼藉于道，每郊行，足履于上，搰搰有声，如在麻秸上。伤心酸鼻，尝不忍过。”
吕维祺在《复劝倡义赈荒疏》中说：
“今流亡满道，骴骼盈野。阴风惨鬼燐之青，啸聚伏林莽之绿。且有阖门投缳者．有全村泥门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数百者，有食雁矢、蚕矢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说：
“岁乃大饥，人益不敢粜谷，谷以踊贵。米麦斗值钱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无独行之客，虽东西村亦不敢往来。其颠顿死于沟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顷刻而骨骸相撑矣。官吏捽而捶杀之垒垒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鼠窃狗偷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如一条龙、张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属，众皆万许。而临颍一条龙、寿州袁老山，其徒尤众，斩木折钧，往来梁宋之郊无虚日，日以益多。”
此时的河南已经遍地都有人揭竿而起，但是这些河南本地的农民军大多都由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组成，毫无军事经验。李自成的部队则不同，虽然此时李自成只有一千多人，但他的军队以陕西边军的逃兵为骨干，经过八年与明军的战斗，从当年的数万大军之中大浪淘沙，此时能剩下来的全都是对李自成极为忠诚、战斗力强悍而且运气极佳的人。李自成杀入河南之后，本地的农民军一斗谷、瓦罐子等部迅速前来投奔，李自成遂横扫豫西。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兵临洛阳城下，洛阳城内的下级军官田虎、任继荣等人高呼：“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打开城门迎接闯军入城。李自成处死福王朱常洵，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随后开仓放粮。“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这是李自成第十三次在失败后重新崛起，也是最后一次。自此之后，除了三打开封、郧阳之战等少数战役外，李自成取得了大部分战役的胜利，主力始终没有遭遇重大杀伤，越战越强，直到清军入关。
崇祯十四年二月，一打开封失利。
崇祯十四年三月，在伊川之战中击败猛如虎。
崇祯十四年七月，在淅川之战中击败左良玉。
崇祯十四年九月，在项城之战中消灭陕西总督傅宗龙。
崇祯十四年十月，在北舞渡之战中消灭李万庆，在叶县之战中消灭刘国能。
崇祯十四年十一月，在南阳之战中消灭猛如虎。
崇祯十五年正月，二打开封失利。
崇祯十五年二月，在襄城之战中消灭陕西总督汪乔年。
崇祯十五年五月，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集结十八万大军，号称四十万，在朱仙镇与李自成、罗汝才决一死战。农民军掘壕围困明军，明军粮尽，军心涣散，左良玉率先逃跑，正中农民军埋伏，导致全军溃乱，左良玉、丁启睿、杨文岳等仅以身免，明军降者数万。
崇祯十五年九月，三打开封获胜。
崇祯十五年十月，在柿园之战中击败孙传庭。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在汝宁之战中消灭保定总督杨文岳。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在襄阳之战中击败左良玉。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根据地，杀罗汝才、贺一龙、袁时中，统一了除张献忠以外的所有农民军。
八月，孙传庭率十万秦军出关，与李自成进行最终决战。
九月，汝州大战，孙传庭兵败，退回潼关，仅剩四万兵马。
十月，潼关决战，孙传庭战死，李自成遂夺取全陕，于西安建国称帝。
接下来便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轻而易举地扫平了整个北方，占领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李自成被这个前所未遇的强敌击败。
从崇祯四年加入张存孟麾下到崇祯十七年攻克北京，李自成和明军作战了十三年，平均每年被明军打败一次，但是别忘了，他打败明军的时候更多。李自成被打败十三次，能东山再起十三次，一次是因为流寇运气好，两次是因为围剿官员心慈手软，三次是清军帮忙，难道连着十三次都是因为这些借口？
其实“李自成运气好”这个观点还是有道理的，李自成的运气确实好，农民军首领是得亲自上战场的，指不定哪飞来一支冷箭就被干掉了。王自用就属于运气不好的，中了一箭，当时没事，结果伤口感染了，于是他的家底就都归了李自成（这个剧情好像在《水浒传》里看见过）。张献忠也是中了冷箭，当场就死了，李自成也中过冷箭，但是他运气就好，只丢了一只眼睛。李自成最后死其实也是因为运气不好，手底下还有几万部队，结果在侦察的时候被一个小地主打死了。
但要说李自成能成功是因为明军没有全力围剿他，那真就是胡说八道了。首先说调关宁军进关打流寇这个办法，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平民百姓上两天网都能想得到，崇祯能想不到吗？否则祖大弼为什么会出现在陕西？祖二疯子在关宁军中也是有名的猛将，打死过清军的前锋佐领，打死过清军的巴图鲁，但是他对战李自成的战绩如何？还赶不上陕西明军呢。
明军镇压不了李自成，是因为没有厉害的武将、没有精锐的部队吗？根本不是这码事，曹文诏、左光先、曹变蛟、孙守法这些人和他们的嫡系部队哪个比关宁军差了？就比如说崇祯十年那次，洪承畴和李自成大战七天七夜都没分出胜败，把粮食吃没了，只能放弃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调关宁军来有什么用？关宁军能从辽东自带干粮来参战？
傅宗龙为什么败给了李自成和罗汝才？因为他的部队断粮了，分散到各处村庄去抢掠，李自成和罗汝才就在这个时候来袭，明军正忙着抢劫呢，既没有阵型也没有指挥，于是一触即溃。
孙传庭为什么败给了李自成？明朝官府为孙传庭筹粮，已经到了“催逼严急，里老有自缢而死者，运夫有淹没河中者。人情汹汹，莫知所措”的程度，可孙传庭的部队还是绝粮了。孙传庭不得不撤退就粮，结果撤退就成了溃逃。
这哪里是调关宁军来就能解决的问题，就算崇祯神通广大，调清军给孙传庭指挥，最后饿得走不动路，结果也是一样的。
那么闯军为什么没有朝廷发军饷还有饭吃呢？李自成造反的第一战，杀的就是米脂县的举人艾应甲，靠艾家地窖里挖出来的小米让自己免于饿死，也为自己招募的第一批部下。但是明军就不敢这么干，人家艾老爷的儿子是堂堂的武举人，神木参将艾万年艾将军，敢惹艾老爷，一张片子递出去，立刻叫你们这群丘八吃不了兜着走，一个个穿箭游营打军棍，杀你们几个兵痞以儆效尤就如同碾死蚂蚁。
张岱在《石匮书》中说：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李长祥在《天问阁集》中说李自成：
“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当兵的领不到军饷，就得靠抢劫吃饭，官兵成天抢老百姓都吃不饱，李自成不抢穷人却有饭吃。因为他专抢官兵不敢抢的人，专挑士绅、宗室开刀。因为他追赃助饷，因为他有刘宗敏的夹棍，因为他让士绅们痛斥“流贼暴虐无道”。李自成可以不在乎士绅骂他，可是孙传庭不能，李自成敢干杀藩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孙传庭不敢，所以李自成的兵有饭吃，孙传庭的兵没饭吃。孙传庭的兵没饭吃，孙传庭就得死。
“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斩首示众，家产充公！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电影中的孙传庭终于忍受不了官场游戏，怒而掀桌。而现实中的孙传庭终究被他的身份限制，不能对抗整个大明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他真的敢杀士绅清田亩，雪片般的奏章立刻会把他参到菜市口去。
这个时候的李自成，已经有能力建立根据地了，他的粮食来源除了抢之外还有种。
“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
“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
“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
孙传庭出关之际，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和李自成都面临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是李自成有后手，他在去年年末赶走了左良玉之后就着手恢复生产，开春之后尽管农民军发生了内讧，但是冲突规模很小，没有耽误湖北西部地区老百姓的春耕。孙传庭也想先耕田，先存粮再打仗，可崇祯没给他这个时间，就算给了，孙传庭依靠十室九空的陕西和大明朝的官府与李自成比种地，难道就比得过吗？随着战争的持续，到了崇祯十六年的秋季，明军的粮食吃尽，闯军的土地却有了收成，明军的将领士兵纷纷表示这还打个六啊，想返回陕西去吃粮，于是就在饥饿与混乱之中被李自成歼灭在了半途。
崇祯可以向内地战场增加兵力，可以把辽东的精兵猛将都调过来，可他凭空变不出粮食，孙传庭就算有百万大军，也只能饿死得更快。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左良玉的兵马路经裕州，城内百姓已经投降了李自成，给城墙浇上水，冻成了一个大冰坨，抗拒左良玉。左良玉派人喊话说要花钱买粮食，城里的百姓表示你丫蒙谁啊，没听说过官兵买东西还给钱的。等到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打襄阳，驱逐左良玉，襄阳老百姓“又复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这种仗，把吴三桂、祖大寿调到关内难道就打得赢了？不要自欺欺人了，李自成能打进北京，就是因为明军真的打不过李自成。
先看李自成在打下北京之后发布的《招江南明将檄》：
“大顺国主应运龙兴，豪杰响应，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新，朕嘉其志，俱赐彩缎黄金，所将兵卒先给四月军粮，俟立功日升赏。抗命周遇吉，身具五刑，全家诛戮，刑赏昭然。尔等当审时度势，弃昏投明，身享令名，功垂奕世，孰与弃身亡卤，妻子戮辱。大福不再，后悔噬脐。檄到须知。”
把自己代入一个明军小兵的身份想一想，你选给崇祯尽忠，还是选四个月口粮？
题主所说的“南方一带受战乱影响也小，也没那么烂”是不成立的。且不提崇祯中期的湖南矿变、安徽奴变、江西密密教之变、湖南武冈民变、湖北奴变……就说崇祯十七年这个时候，江南的奴仆正在绑了士绅游街呢，闽赣交界的田兵在反对加派，争取永佃权，罗霄山脉周围参与“铲平王”运动的穷人们“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要“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广东的社兵、浙江的天萌国和李刀三……要说南方没有北方烂倒也对，但是南方绝非不烂，南方的老百姓也已经被逼到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地步了，只是还没像北方那样变成人间地狱而已，南方大部分在三百年后成为革命老区的地方这个时候都有农民起义，只不过没有北方那么大的规模而已。
题主认为崇祯如果去了南方，“总比隆武、永历那帮人强”，也是不成立的。隆武刚一上台就改“借虏平寇”为“抚寇御虏”拉拢李过、高一功，永历虽然历经无数撕逼，好歹最后总算明白只有李定国才能救自己。而崇祯永远不会明白这些，他这样的人不会改变，只有死。
崇祯去了南方之后，能让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左良玉的战斗力变得更强吗？能让田雄、马得功、李本深、李成栋、左梦庚对大明更忠诚吗？
崇祯去了南方，能想出既增加财政收入又不增加农民压力的好政策并成功执行吗？
崇祯去了南方，南京朝廷倒是不会为了继统撕逼了，但会为了顺案撕逼，会为了前线战局撕逼，会为了借虏平寇撕逼，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大明官员撕逼。孙可望处决大汉奸陈邦傅（杀害永历皇帝的救命恩人抗清名将焦琏，炮打永历御船）都能被弹劾，哪怕跑到了缅甸，还有杨在、任国玺这俩道德表演艺术家弹劾沐天波有辱国体。
崇祯到了南京之后，既变不出兵马，也变不出粮饷，那么他为什么要去南京？在紫金山上吊风水更好？
崇祯死在北京是件好事，给自己争取了一个壮烈的结局。如果他去了南京，那就会代替弘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从陈新甲事件来看，假如崇祯成功逃到南京，“借虏平寇”的政策八成就由崇祯提出了，他会由一个悲剧的殉国皇帝变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流大汉奸。
现在世人普遍评价崇祯“虽然努力，但是无力回天，只能迎来一个悲哀的结局。”因为他最后选择了自尽，人们会看到他的努力，知道他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带动腐朽的大明朝，可是如果“借虏平寇”这事真出自他的手笔，有了这个巨大污点，没有谁会体谅崇祯，左良玉、贺人龙这些军阀的暴行也都会一股脑全算在崇祯头上，借着三饷大发横财的大小官吏的贪污也都会算在他头上，大小藩王、勋贵、太监的罪行统统算在他头上。这样的话，他会得到如下的评价：
“在位期间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常年拖欠军饷，令士兵衣食无着，纵容叔父朱常洵、岳父周奎、亲信太监王之心等人贪赃枉法，敛财如山。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当中大肆屠杀起义军和无辜群众，在抗击清军的战争中却屡屡丧师失地。在农民军的打击下放弃首都逃亡南方之后，竟丧心病狂地提出‘借虏平寇’政策，勾结清军镇压农民军。清军南侵之际，他无所作为，只能一索子吊死在紫金山，导致半壁江山沦丧，无数百姓膏于锋刃。”
如果这样的话，崇祯差不多可以比肩汪精卫了。他死在北京是件好事，为自己争取了体面，为明王朝争取了尊严。
崇祯的一生就是一碗毒鸡汤，告诉你不论多努力，最后都可能依然一无是处。不仅一无是处，还给有本事的人拖后腿。
孙承宗战死时除了自家家丁之外身边没有一兵一卒；卢象升、孙传庭战死后不出殡不抚恤；还有郑崇俭、邵捷春、杨鹤、孙元化、梅之焕、耿如杞等一干背锅侠。虽然没有谁是旷世奇才，起码也都是认真干正事的人，然而越努力下场越惨。
崇祯的老丈人、身边亲信的太监倒是一个个腰缠万贯。
为什么大顺开国第一功臣左良玉能做一方大帅？为什么击败李自成次数最多的左光先沦为废将？为什么刘泽清因贪污被罢免，几个月后就升官成了总兵？为什么吴襄在大凌河两次临阵脱逃，可是刚一下狱问罪就放了出来官复原职，连他儿子吴三桂都当上了游击？为什么祖宽杀人放火的时候能立功受奖，最后却因为没保护好德王这个废物点心被杀了？
给崇祯大帝办事，像方一藻那样划水就对了，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你有功劳皇帝未必记得，你要是犯了错误，皇上非弄死你不可。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爆发的时候，崇祯下令甘肃镇兵马勤王，走到定西的时候，甘肃兵哗变了，甘肃巡抚梅之焕派人查问时，哗变士兵说：
“昔年甘军援辽，竟没有一个还乡。今六千里远路，盔甲铳炮又重，又无一分安家粮。正兵营领兵官专一严急，每日定要走几站，夜间不许借歇民房，露宿片时即催响号。再走几日，人马俱倒。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今事已做坏了，都难望活，只得拼了死命。”
梅之焕在甘肃抵御蒙古，颇有战功，士兵也比较信服他。他也知道士兵苦，但不镇压又不行。于是他设计杀了四个组织哗变的士兵，宣布其他的人无罪，不愿去勤王的可以回家，然后带着愿意去的人去勤王。
（梅之焕想出来的计策是：把一个烧饼扔到地上，这次哗变的最高领导人王进才便低头捡饼吃，于是官兵趁机将他砍死。官兵从王进才身上一文钱都没搜出来，就连王进才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都是他刚刚从被他杀死的周把总的尸体上扒下来的。）
梅之焕当时把军队分成五拨，每拨相距两日路程，他带着第五拨刚走到兰州，第四拨就在定西哗变了。也就是说，按照崇祯制定的期限，甘肃兵得每天走50公里，“左右是死”这话一点都不假。
大冬天的，带着武器装备每天走50公里，缺少食物，缺少衣服，又露宿，最可恨的是还不给钱。这些士兵居然能坚持从张掖走到定西（600公里）才哗变，而且哗变之后竟然还有人愿意去勤王，这得是什么样的福气，才能有这么好的兵？
这已经不是不把士兵当人看的问题了，甚至没拿士兵当牲口看，哪个农民舍得这么用自家的牲口？
这些士兵哗变之后，原本计划回甘州去劫牢反狱，放出一个叫李相的人拥立为王，联合蒙古人一起反明。如果不成功，就逃出塞外，宁肯去当蒙古人，也不跟着大明混了。
有人说，这不是叛国吗？非要这样说的话，可以是。但是，又是谁把这些在凛冬的寒风里跋涉千里勤王，忍受缺衣、少食、露宿、天天重负担长距离行军，还不开工资的士兵逼到不叛国就活不了的地步呢？
梅之焕带着甘肃兵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京城之后，崇祯大怒，因为他迟到了，将他罢官。许多甘肃兵一哄而散，多有参加农民军的。
这还有啥可说的，毁灭吧，赶紧的，累了。
崇祯的做派特别像穿越者，就像知乎上好些人在地图上拿手一指就要殖民澳洲一样，他只管下令，至于这个命令到底能不能完成，怎么完成，当兵的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生命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他一概不管。
崇祯用人也有特殊的技巧，杨嗣昌、洪承畴怎么着都行，孙传庭就干什么都不对。还有王维章、陈必谦、王家桢、邵捷春、陈祖苞、颜继祖这些人，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军事才能，但崇祯就是要委以重任，让他们去抗清、剿农民军，打败仗就罢官、杀头。
卢象升就是看着袁崇焕下场 带五千人和三万清军死磕，死了，洪承畴也是十三万打十二万被催战，败了被俘，孙传庭这货估计不讲礼貌，耍脾气，质疑朝廷的政策，抓进大牢里面，过几年李自成后面闹起来又放出来去打李自成，想防守被崇祯催战，真的是骚操作，这搞得后期唐通
刘泽清，左良玉，高杰等将领胆寒，不敢去勤王，换成天启天天做木匠不出来明朝都不会亡。就是正德那货虽然不着调，御史怼他不让他出关，地方官员骂他宋徽宗都没事。向荣跟着太平军吃灰看着太平军进入南京城，江南大营一度被重创，林则徐禁烟过后去做新疆省部级干部，僧格林沁胜保八里桥战败，曾国藩一度被被太平军打的跳水自杀，咸丰也基本上没怎么处罚他们。脑袋掉了可按不上。
一个皇帝既然能提拔满朝的亡国之臣，那他就是个标准的亡国之君。
崇祯年间的大部分战斗的结果，都不取决于将领的个人能力，而是数学问题。否则的话，有很多问题将无法解释。比如说，为什么崇祯十一年时孙传庭吊打李自成，到了崇祯十六年反而被李自成吊打。比如说，为什么松锦大战刚开始的时候，明军奋勇进攻，打得勇猛顽强，杀伤了很多清兵，可最后的表现却是“就算是十三万头猪，清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啊！”
很多人提及明末历史的时候，往往迷信某某武将厉害，某某部队精锐，然而事实是，这些因素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并不顶用。
比如说关宁军，一直被认为是明军中的最强力量，事实上崇祯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在崇祯七年就把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调到关内。然而，祖大弼的表现虽然不差，却也并不比贺人龙、曹变蛟、左光先、马科这些陕西将领更出色。崇祯十年，祖大弼在铁锁关之战中被李自成打败，所部死伤大半。
同样一支军队，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出的战斗力是完全不同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左良玉部，他手下能打的武将非常多，如张勇、徐勇、金声桓、李国英等等，但是这些人在崇祯十五年的朱仙镇战役、襄阳战役中，面对李自成无一例外地选择抱头鼠窜。可是到了南明时期，张勇在陕西镇压反清义军，消灭了很多闯军老部队。徐勇以三千人守长沙，扛住了忠贞营主力的围攻。李国英做到四川总督，在和夔东十三家的战斗中始终占着上风。金声桓当了清军之后吊打全江西的明军，反正之后又能死守南昌硬扛清军主力的围攻。那么，到底是左军的战斗力强，还是闯军的战斗力强呢？很显然，他们都强，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水平是不同的。左军的这些部队，跟着左良玉就只能抢老百姓，被李自成撵得满世界逃跑，当了清军之后，就可以和闯军正面对决，还屡屡获胜。
陕西农民军，最早的骨干有很多就是明朝边防军的逃兵。清朝的汉军，也都是原来的明军改换门庭。都是大明的兵将，在崇祯皇帝麾下不行，跑到崇德皇帝麾下就能打了。打得过崇祯十一年的李自成，却打不过崇祯十五年的李自成。不是这些兵将有问题，而是朝廷有问题。只要大明坚持不给当兵的吃饱饭这项基本原则，大明就铁定没救。
明末很多军队都军阀化了，可是在南明时期以前，谁也没发展成那种割据自雄的军阀。大明要真是有一堆张作霖、阎锡山这样的人打来打去，说不定还真有救。这样的军阀会爱惜自己的地盘，会搞建设，虽然也盘剥百姓，但是效率比大明官府不知高到哪里去。而崇祯朝的军阀们才是最大的流寇。以左良玉、贺人龙为代表的大小军阀通常没有固定的驻地，家属也往往要随军行动。流寇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流寇劫财，官兵害命，流寇如梳，官兵如篦。这些军阀所想的就只有笼络住自己的部队作为政治资本，既然无法割据，所以也根本不在乎他们经过的地区会被破坏成什么样，大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杀良冒功。而那些在朝堂上有势力的豪门，乃至于大明的藩王，这些官军又招惹不起，于是他们的抢劫更多地集中在了普通农民乃至中小地主身上，导致的结果就是：
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正如堵胤锡所说，老百姓本来谁也不想当贼，是官兵逼着他们做贼。李自成攻打襄阳的时候，也没有村党支部去做动员，老百姓就能组织起来帮着闯军搬运物资，冒着官军的炮火前进。其实李自成过去都没来过襄阳，老百姓压根不认识他是谁，全靠同行的衬托，因为左良玉直接搞了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于是老百姓看见有人来打左良玉，立刻就跟着反了，不管来的是谁，反正除了官军谁都行。
明军的大肆奸淫掳掠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军纪败坏，这个“军纪”不是指对老百姓好不好，而是能否令行禁止。清军也抢劫，论对百姓的残暴程度，比明军只高不低，但是清军的残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比如说壬午之变时，皇太极就对出征的清军强调：遇到老弱之人，不要抓捕杀害他们（老弱抓了有什么用）；不要分离别人的家庭（一家子一起抓，这样不容易逃跑）；不许破坏财物，不许糟蹋粮食（浪费可耻）；不许私自抢劫（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要扒俘虏的衣服（一件破衣服能值几个钱，把俘虏冻死了可就损失一个劳动力）。
反观明军呢？傅宗龙在项城之战败给李自成、罗汝才是因为他的部下分散到各村庄去抢粮食，在农民军来袭时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孙传庭在郏县之战败给李自成和罗汝才，是因为李自成在撤退的时候抛弃了大量财物，结果明军为争夺战利品乱作一团，这时罗汝才突然杀出，李自成也返身搏杀，官军大败。相同的计策，李自成对清军也用过，他在撤离北京的时候，在道路两旁的树木上缠了很多绫罗绸缎，想引诱清军因争夺战利品而产生混乱，但是清军的主力继续向前追击闯军，只留下一支小部队搜集战利品。到了南明时期，明军王永强部和吴三桂对决时，也因为抢马而失去秩序，被吴三桂击败。吴三桂的计策毫不稀奇，压根就是照抄《三国演义》里曹操对付文丑的手段，可是明军的组织纪律性跟不上，就算看穿了他的计策也无法破解。而闯军就不吃这方面的亏，因为闯军实行的是战利品统一分配的制度，“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连李自成本人都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所以士兵自然也不会在战场上抢夺金银财宝。
军纪败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军阀不听督抚的指挥、士兵不听军阀的指挥。比如说曾经在平定奢安之乱时立功，是农民军早期主要对手之一的邓玘所部，就因为士兵长期不能回家导致兵变，邓玘坠楼身亡。李自成攻克洛阳，靠的也是城内下级军官田虎、任继荣等人因不满欠饷断粮发动的兵变。李自成早期一度处境艰难，但是宁夏、青海的驻军因为欠饷相继兵变，连宁夏巡抚王楫都被杀了，洪承畴不得不放弃对李自成的围剿去镇压兵变。在前期，明军将领们大体上还能服从督抚的调遣，尤其是洪承畴、孙传庭这种比较有本事的大员，指挥武将还是很通畅的。但是到了崇祯后期，贺人龙、左良玉、李国奇、郑嘉栋、牛成虎、左勷等军阀都越来越无视文官的指挥，他们已经摸准了崇祯的脉，这些军阀对于军队有很强的掌控力，崇祯对于文人督抚说杀就杀，可是对于这些武将，却往往因为害怕兵变而不敢随便去动，虽然也有祖宽等一部分武将被崇祯杀掉了，但是大体上的局面依然是武将越来越跋扈。其结果就是袁崇焕能杀，祖大寿不能杀，郑崇俭能杀，贺一龙不能杀，范志完能杀，刘泽清不能杀。左良玉在襄城之战坑死三边总督汪乔年，啥事没有，朱仙镇之战中带头逃跑，葬送十八万大军，照样啥事没有，崇祯为了控制左良玉，启用侯恂督师，想靠侯恂与左良玉的私人关系去控制他，左良玉毫不在乎，明目张胆地与侯恂讨价还价。最终，这些朝廷用从百姓身上剥来的巨资供养的军队既不敢打东虏，也不敢打流寇，只敢打老百姓，把老百姓都逼成了流寇。后来孙传庭二次出山，杀掉了贺人龙、萧慎鼎等不遵号令、临阵脱逃的将领，试图整肃军纪，但是此时的明军早已病入膏肓，绝不是他一个总督能扭转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明军虽然直到崇祯上吊的前一刻都还有很强的战斗力，可是他们根本不想打仗。第一，就凭朝廷给的那仨瓜俩枣，我犯得上去拼命？第二，我就是假打、不打，朝廷也不能把我怎么样。第三，军队是安身立命的本钱，我打败仗、逃跑都不要紧，只要保住了我的嫡系部队，我照样做我的将军，可如果把我的部队拼光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第四，随便找个村子屠了，钱也有了，粮食也有了，男人的脑袋拿去报功，小娘子给兄弟们分了，这日子多逍遥，为什么要打仗呢？而当他们做了绿营之后，大清按时给你发军饷，就算有拖欠，也比明朝的情况轻得多。你要是敢临阵脱逃，后面督战的八旗兵直接砍你的脑袋。金钱、女人依然可以抢，但是要有组织、有秩序地抢，抢完之后统一分配。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当然比原来的明军强得多。
崇祯还活着的时候，曾经让五个人进京勤王：吴三桂、高第、刘泽清、高杰、唐通。
吴三桂和高第倒是老老实实接旨进关了，然而进关之后，他们爬得比乌龟还慢，直到崇祯上吊，他们还没走出永平府地界。
刘泽清报告说，他有一腔忠君爱国的赤诚，本来是要和李闯决一死战的，可惜前两天坠马摔伤了，恐怕是来不了了。崇祯闻讯，派人去慰劳刘泽清，刘泽清十分感动，立刻点起兵马——撒丫子往南逃跑。
至于高杰：“你说啥？我没戴眼镜听不清。”
只有唐通带着八千人进京了，崇祯赏了他四千两银子。唐通一琢磨，李自成在榆林招降八个退休在家的总兵，还给了五万两银子，平均一个人六千多两，我一个在职的总兵，皇上才给我四千两，虽然少了点，但还算可以接受。
然后他得知，那四千两是赏他全军的，每个人半两银子，给他本人的是四十两。而且，崇祯还给他派了一个太监当监军。
唐通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出了宫门就把崇祯赏的东西往地上一摔：“在皇上眼里，我还不如一个奴才！”当即投闯去也。
于是，京城没有人守了，崇祯煤山上吊。
那么，假如崇祯到了南京，对左良玉，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这五位，能不能比弘光皇帝发更多的军饷？能不能给他们更大的地盘？
军饷和地盘都不多给，就指望靠“合法性”请几十万将士前去送死？高杰、刘泽清要是肯送死，在北京就送了，左良玉要是肯送死，现在坟头草都三尺高了，何必等到现在。
提多铎都算欺负人，就说从山东偏师南下的准塔，带着柯永盛、夏承德这俩总兵，连八旗带绿营也就一万多人，江北几十万明军，有没有把这一万多人歼灭的本事？
显然是没有，否则的话，能让清军六次入塞劫掠吗？
李自成都打不赢多铎的主力，江淮明军这帮让李自成打剩下的残兵败将，还能指望他们打出什么战绩来。以崇祯的脾气，说不定睢州之变后直接就把史可法关进诏狱了。
不管是谁在南京当皇帝，不管是福王、潞王、桂王、太子，还是崇祯本人，他们做皇帝的时间都不取决于他们自己，而是取决于李自成在北方能坚持多长时间。要清军腾出手来，有时间打江南，南京朝廷就得吹灯拔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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