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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新规: 支付机构不能经营证券、保险、信贷业务】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鉴于金融机构和从事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机构本身存在金融业务经营风险，同时支付机构的资本实力、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普遍还不够完善，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为保障有关各方合法权益，有效隔离跨市场风险，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办法》规定支付机构不得为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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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010-， 上海: 021-， 广州: 020-， 深圳: 9， 成都: 028-国寿联手政府降低成本90% 提升农民养老保险水平(图)
作者：江帆
中国人寿的新农保工作人员正在为来访者耐心讲解。　　2009年，中央连续召开会议，对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进行了部署。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保障民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根据国家新农保发展计划，2009年到2010年先在全国10％的县启动试点，再逐渐扩大，2020年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保障的全覆盖。
　　江苏宜兴市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上，已经走到全国前列。早在2005年6月，宜兴市就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和(,)合作，开始推行新农保的宜兴模式。实施5年多来，宜兴的新农保已经覆盖了近40万参保人。　　中国人寿掌管养老基金：　　零投诉和一套专门管理系统　　宜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农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在享受新农保惠农政策的同时，还能体验中国人寿的多种优质服务，比如近在家门口的网点、快捷透明的流程和专业的管理方式等。　　2005年8月，中国人寿宜兴市支公司作为宜兴农村养老保险的具体承办机构，深感肩上重担。为确保这一政治性强、农民关注度高的业务尽快施行，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充分发挥国有大型金融保险集团的机构优势，迅速启动服务公共事业程序，制定了“三个发挥、三个实施”的管理策略，全面参与宜兴新农保的管理服务工作。　　首先是发挥机构优势，实施360度网络覆盖。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成立了宜兴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中心，在全市设立1个结算中心、20个镇（园、街道）业务服务网点，构建起覆盖全市的经办网络；同时抽调组建一支由25名员工和优秀营销员组成的信息管理员队伍，派驻各业务服务网点实行挂牌上岗。　　其次是发挥专业优势，实施零投诉服务标准。宜兴市符合参保条件的农民近40万人，信息管理难度大，承办流程复杂。对此，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自主研发出“宜兴农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全市联网、实时互通，确保了账户信息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同时，建立了一整套业务操作和单证管理制度，确保参保农民既享受到政府惠农政策带来的利益，又能在此过程中享受到来自世界双500强企业带来的专业服务。中国人寿承办近5年来，当地农民对新农保业务的投诉为零。　　最后是发挥管理优势，实施100％透明运作。为保证该项业务的健康、长效运行，宜兴市委、市政府指导建立了征、管、监三方定期沟通反馈制度，实现100％全透明运作。市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基层政府定期召开沟通协调会，对开办过程中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存在风险的具体环节等问题进行反馈交流，形成解决方案，确保新农保业务工作流程不断优化、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张渚善卷村74岁的村民周清明说过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以前担心好政策不一定有好服务，怕脸难看，钱难拿。没想到整个过程的服务都很到位，感觉很温暖。存折有人亲手交到我手上，到龄领取时也有人及时通知。”农民认识上的变化，实际上正是对中国人寿基金管理质量的一种评价。　　有关专家表示，合办新农保的“宜兴模式”，不仅是一种服务模式创新，更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政府管理成本锐减：　　从1000万元到100万元　　宜兴模式的最大看点要算政府在农民养老保险管理成本上的锐减，即从1000万元到100万元，成本下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而农民养老保险的人数和保障水准却在不断地提高，这种效果是如何产生的呢？　　据有关调研，目前新农保业务主要由县、乡（镇）和行政村三级经办。在调查涉及的2209个县中，只有1267个建立了农保经办机构，占57.4％；在29378个乡镇中，只有4137个建立了农保经办机构，仅占14.1％。如果按照现行人员配备，1名工作人员要管理1万至2万名农民的参保、领取和退保业务，政府经办力量明显不足。在这种条件下，且不说要做好农村养老保险的摸底调查、宣传推广、政策讲解、保单服务等工作，就连基本的保费收付工作恐怕都难以保证效率。而随着新农保覆盖面的逐步扩大，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　　如何有效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江苏宜兴无疑走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子。早在2005年，宜兴市就在江苏全省率先开展新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试点，宜兴市委、市政府决定尝试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形成征管分离的管理构架来创新农村养老保险服务。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了有“国字号”背景、拥有新农合管理经验的中国人寿宜兴支公司作为第三方管理机构，借助其专业化的优势来保证新农保的服务质量。具体做法为，政府部门分管保费征缴和监督，中国人寿分管账户和提供服务。　　“我们看好的是中国人寿的品牌实力、专业水平和成功承办新农合的经验，这样不仅政府放心，群众心里也有底。”宜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范剑兴如此解释合作初衷。据记者了解，宜兴市还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传统的做法由社保机构统包统揽，需要增设200余人的管理队伍，加上设施设备、教育培训、运营开支等直接和间接开支，至少需要1000万元的投入，而选择服务外包，则只需要100万元的成本。　　说到底就是一个如何更高效管理农村养老保险体系运行的问题，管理方式不外两种，一种是政府部门自己管理，另一种是交给专业机构来管理。　　宜兴的实践证明，政府部门与专业公司合作，各司其职，既节约成本，又能提升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这种“征、管、监”分离的模式使政府部门有效避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尴尬处境，可以集中精力发挥政策制定和市场监督等特长，这与《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新农保经办管理服务要整合农村现有服务资源，运用现代管理方式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精神高度吻合。　　农民养老“月薪”稳步提升：　　基础金从31元到85元　　可以肯定，宜兴农民养老保险的探索，将为江苏1500万农村人口，乃至全国农民养老提供一种样板。　　宁静整洁的小院，石桌上放着的热茶，临窗的长条桌上，醇香的黄酒在硕大的玻璃酒杯中浸润着青梅，看家狗在院落一角懒懒地打着哈欠。这是记者在宜兴湖父镇张阳村杨岳军家中看到的情景。　　这位65岁的精干农民，一说起政府发放的养老保险金就喜上眉梢。“宜兴搞新农保的时候，我正好59岁，因而只缴了一年279元的费，就开始享受政府发放的养老保险金了。老伴和我同岁，她一分钱都没缴，现在也和我一样每月领养老金，而且我们的养老工资每年都在上涨。”交谈中，杨岳军还特意回房取来了自己的养老存折，兴致勃勃地给记者讲解折子上的数字。看得出，这位农民正在享受眼下的幸福生活。　　按2005年开始实施的《宜兴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规定，参保对象男性已年满60周岁、女性已年满55周岁者不用再缴费，即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最初的参保对象是长期居住在农村且有宜兴市户籍的“纯农民”，2007年7月起，未享受社保待遇的城镇老年居民也被纳入享受基础养老金补贴的行列。宜兴的农民养老保险和目前国家推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样，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部分构成，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补助会直接落实到农民头上。新农保与此前老农保相比，多了财政配套措施。这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之后，国家又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　　在宜兴，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年缴费标准设为100元、300元、500元、700元、900元、1000元六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政府的补贴原则为多缴多补。明年宜兴的新农保还会增加档次选择，政府财政最高可以补到150元。　　如今，宜兴农民对新农保已经非常认可。据了解，2005年推出农民养老保险时，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初期一样，也出现过农民不愿缴费的情况。无锡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王国中告诉记者，宜兴市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推行的第一年，的确有好些人不接受，征缴保费时还得挨个开会宣传动员。但现在则大不相同了，如果哪一年乡镇缴费宣传启动得稍微晚一点，农民们就会主动来询问。　　数据显示，到2009年末，宜兴新农保参保总人数达到39.5万人，参保覆盖率达95.1％。基础养老金从2005年的每人每月31元，到现在的每人每月68元，增长了119％，翻了一番多。宜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范剑兴说，明年基础养老金还将上升到85元。一位老人一年可以领到1020元，两个老人就是2000多元，这个养老金可以作为家补，再加上自留地，农村老人的生活就基本可以得到保障了。　　宜兴模式有亮点：　　政府国寿各司其职　　宜兴的新农保模式采用的是征、管、监相分离的模式。　　财政局：负责新农保、新农合基金征缴、管理，对基金实行独立建账，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保险公司：负责参保手续办理、个人账户管理、养老待遇结算和发放、参合人员住院结报等具体业务。　　人社局：负责新农保、新农合的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统一管理、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在整个基金支付流程中，形成了钱账分离的管理模式，有效保证了基金安全、高效运行。　　新老农保三大区别：　　财政配套最为关键　　一是筹资结构不同。老农保主要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模式。实施起来缴费随意，没有底线没有年限，无法规范操作，多数参保农民限于经济实力或由于缴费很少或中断缴费，导致保障水平低。　　二是财政支持农民才有参保积极性。 新农保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特别是中央财政承担补助责任，并直接补贴到农民个人身上，确保了新农保基金的筹集到位，也有效调动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三是账户设计不同。老农保主要是建立农民的个人账户。新农保的账户包括两部分：基础养老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保证了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能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江帆)（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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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言：15次 发图：
　　事情发生在楼主公司，以颜值担保真实性100%。正式开扒：　　日，楼主公司的工厂发生了一起火灾，烧掉了一个车间，过火面积约一百平方米，火灾后，消防队委托当地物价局进行了损失评估，有六十多万元。　　火灾发生时，楼主也在，保险公司也很快来了，经过消防员蜀黍的奋力抢救，其他车间得已幸免。但之后和理赔过程就高潮迭起了……　　60多万元的理赔并不算大，楼主将之称为国内保险业最大丑闻重点并不这里
　　不好意思，上面日期有误，火灾是5月31日发生的。　　先说第一个高潮，火灾之后，保险公司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个机构进行定损，一算，六万多元。尼玛，光一台机器不止六万多了。我的损失报告是消防队指定当地物价核算的，可保险公司硬咬着自己雇佣的机构的损失报告，只肯赔六万多元。这事情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
　　从六月初到七月底协商了两个月，最后保险公司干脆摆出一副就六万块钱，爱要不要的态度来。公司无奈，只能提起民事诉讼，日法庭开庭，庭审过程中，真正的高潮来了，重点也来了。　　不多说，上图：　　
　　你没看错，保险公司持有的保单特别约定一栏，有一段极不利于楼主公司的条款，而且是后期添加上去的，作假痕迹相当明显。真实的保单应该是空白，酱紫滴：　　
　　完整页对比，顺便让涯友们认识一下这家保险公司　　　　
　　为什么手机看不到回复内容？涯叔吃了？　　
　　说好的契约精神呢？为了并不算太多的理赔金，连作为法庭证据的保单都能伪造篡改，和保险业相比，银行简直就是好孩子　　
　　顶起不沉　　
　　@沐妍快吃饭 7楼
18:34　　说好的契约精神呢？为了并不算太多的理赔金，连作为法庭证据的保单都能伪造篡改，和保险业相比，银行简直就是好孩子　　------------------------------　　保险公司不是骗人的，是吃人的。我干过三年人寿险，深知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
　　@夜郎野狼
19:40:00　　@沐妍快吃饭 7楼
18:34 　　说好的契约精神呢？为了并不算太多的理赔金，连作为法庭证据的保单都能伪造篡改，和保险业相比，银行简直就是好孩子 　　------------------------------ 　　保险公司不是骗人的，是吃人的。我干过三年人寿险，深知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　　—————————————————　　我干过半年寿险，所有的业务代表都是大忽悠，不忽悠根本混不下去。　　
　　@胡慕北 10楼
20:48　　@夜郎野狼
19:40:00　　@沐妍快吃饭 7楼
18:34 　　说好的契约精神呢？为了并不算太多的理赔金，连作为法庭证据的保单都能伪造篡改，和保险业相比，银行简直就是好孩子 　　------------------------------ 　　保险公司不是骗人的，是吃人的。我干过三年人寿险，深知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　　—————————————————　　我干过半年寿险，所有的业务代表都是大忽悠，不忽悠根本混不下去。　　-----------------------------　　忽悠可以理解，要业绩嘛，但是篡改保单这种事情不仅突破了行业道德的底线，连法律的底线也不要，称之为丑闻不为过吧。　　
　　有人建议老板向证监会投诉，涯友们觉得有用吗？　　
　　我是做财产险理赔的。案件理赔肯定是按照报道约定来赔付的。如果公司的保单和客户的不一致肯定是按照客户的保单来理赔，就算客户手上的保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公司的，公司也必须为自己出单错误买单。你这个不管是投诉还是上法院都是可以的，保险规定，对于免赔这些必须在承保时明确告知客户，不然不能扣。　　
　　还有，我必须说。保险并不是你损失多少我就一定要赔多少　　
　　比如，你的东西值500万，但是你投的保额只有100万，这叫不足额投保，我们是按照比例赔付。如果损失是100万，那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赔20万。这些在保单里面都约定好了的。　　
　　保单就一份？楼主是做什么的，把机器什么的稍微详细的内容说一下呗。单方面的说辞和不充分的证据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可信度几乎为0.
　　除了以上的比例原因，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导致赔款徐客户心理预期不同。首先是折旧，如果是火灾，机器全损，这个机器买成50万，但是你这个机器都用了10年了，那保险公司在理赔时肯定要折旧。维修除外，或者你附加了特殊条款。其次是东西受损以后或多或少都有残值，这些也是要扣减的　　
　　@沐妍快吃饭
23:15:00　　有人建议老板向证监会投诉，涯友们觉得有用吗？　　—————————————————　　如果是保险公司篡改，走司法和投诉的途径都很好　　
　　@拉普拉_斯 18楼
09:10　　除了以上的比例原因，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导致赔款徐客户心理预期不同。首先是折旧，如果是火灾，机器全损，这个机器买成50万，但是你这个机器都用了10年了，那保险公司在理赔时肯定要折旧。维修除外，或者你附加了特殊条款。其次是东西受损以后或多或少都有残值，这些也是要扣减的　　-----------------------------　　首先谢谢关注，说明一下，关于理赔金额，我们的依据是消防队委托当地物价做出的，包括机器、厂房、原料和半成品。　　
　　@Monchhichi1989 17楼
09:08　　保单就一份？楼主是做什么的，把机器什么的稍微详细的内容说一下呗。单方面的说辞和不充分的证据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可信度几乎为0.　　-----------------------------　　谢谢关注，木制品行业，好的，这两天不在公司，等有空上传更多证据。　　
　　@拉普拉_斯 19楼
14:13　　@沐妍快吃饭
23:15:00　　有人建议老板向证监会投诉，涯友们觉得有用吗？　　—————————————————　　如果是保险公司篡改，走司法和投诉的途径都很好　　-----------------------------　　保险公司这种行为，够不够得上刑事犯罪，有懂的可以指教一下吗？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沿海经验+部委资源——精英扶贫的贵州标本解析
陈敏尔，虽然处事作风低调，却已备受外界注目。作为“学者型官员”的典型，孙志刚从政经历颇为丰富。　　大公网评论员 郑曼玲　　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在人事布局上的一举一动皆吸引外界关注，贵州省新科“代省长”孙志刚的空降便成为最新的亮点。　　曾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的孙志刚为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从政经历颇为丰富，曾在武汉、宜昌等地工作，并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和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在安徽工作期间，孙志刚因为抓医改政绩突出，获得了中央高层的关注。随后便于2010年底，上调中央进入部委工作，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国务院医改办主任，进入正部级官员的队伍。　　而孙志刚此番履新，也意味着已经在书记、省长岗位上“一肩挑”长达三个月的陈敏尔，可以卸下政府事务，更专注于宏观把控和路线指导，正式开启其“贵州一哥”时期。　　被视为中国政坛新生代“潜力股”的陈敏尔，虽然处事作风低调，却已备受外界注目。最是为人熟知的，是这个“60后”官员，从出生、学习到工作，都带有浓厚的“之江标记”，曾在浙江工作长达30年，从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宣传部干事，成长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常务副省长，直至2012年调任贵州。　　正是在其主持浙江宣传工作期间，《浙江日报》开辟了“之江新语”专栏，成为展示早期习近平执政观点论述的窗口。2012年，在省级党政主官（省部级正职）占绝大多数的十八届中央委员群体中，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陈敏尔罕见地以省部级副职身份“入围”，就被看作是他在政坛中上升空间广阔的信号之一。　　将这样一位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前途看涨的政务官和一位来自中央部委的成熟老练的事务官搭档起来组建班子，主政西南偏远省份贵州，显然别有用意。因为，虽然贵州份属欠发达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不显山不露水，但在中共历史上却具有特殊的地位。　　80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贵州也因此被视为中国革命的“福地”和“圣地”。也因为如此，不少中共高层在上任之后都会到此“朝圣”，汲取经验教训。1991年和1996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曾两次视察遵义会议纪念馆，他亲笔书录的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中的着名词句，至今仍悬挂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的显要位置。而对于曾在此地历练3年的胡锦涛而言，贵州更具有特殊的意义。2012年12月，刚刚卸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罕见地到访贵州视察遵义。　　就在今年6月，习近平在十八大后首次考察贵州，第一站也选择去了遵义。他还在贵州召开了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区的一把手均参加会议并发言汇报。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时。至今习近平在地方考察时只召开过两次多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会，除了贵州这一次，另一次便是5月份在浙江考察时，召集华东7省市书记举行的座谈。两次座谈会，一东一西，14省份党委“一把手”参加，涉及全国近一半省份。这个一方面凸显了浙江及贵州在东西部各领风骚的“江湖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解读为，在习近平及其团队眼中，扶贫开发、改变老区落后面貌与增强后劲、扭转中国经济颓势，具有同等重要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而他在贵州座谈会上部署扶贫工作时，特别提出要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地区工作。这一席话，或许也可以为一年来中央在地方人事格局上的“排兵布阵”作出注解。
五中全会前瞻：“京城十二开”或将上演
　　今次五中全会的递补席次就落到了排名第四至第六位的刘晓凯（图左）、陈志荣（图中）、金振吉（图右）三人。有趣的是，三人现在均任省委常委，且均是少数民族。　　大公网评论员、大公报总社主笔 马浩亮　　当地时间10月21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问帝国理工学院，他还为该校校长打伞，黑色的伞上印有醒目的“5.11”字样。　　习总之伞的有趣预示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预示：因为即将在下周一开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两大主题就与“5”和“11”有关。所谓“5”，就是要审议习近平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所谓“11”，就是此次全会要追认开除11位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党籍。　　截至目前，2012年产生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已经有18名成员落马，包括7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按照党内法规，对这些人开除党籍的处分，由中央纪委常委会（军方由中央军委纪委）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再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予以追认。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确认将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等3名中央委员和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等3名中央候补委员开除党籍。　　一年以来，又陆续有3名中央委员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以及8名中央候补委员陈川平、朱明国、王敏、杨卫泽、范长秘、仇和、潘逸阳、余远辉被政治局开除党籍。目前尚未有作出处分决定的只有中央委员、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假若他要在五中全会前夕被开除出党，那么五中全会将会上演空前的“京城十二开”，风头简直要盖过“金陵十二钗”了。　　“3 8”的反腐警示线　　不过，“3 8”的组合已经创下了中共党史上一次性开除中央委员会成员人数最多的记录。这条醒目的“三八线”，是重拳反腐的强有力体现，是一条极具震慑力的高压线、警示线。　　按照惯例，十八届五中全会在确认11位腐败官员开除党籍的处分之后，将递补3位中央候补委员为中央委员，填补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落马留下的空缺。　　去年四中全会递补了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前三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毛万春为中央委员，补齐了因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落马带来的缺额。　　所以，今次五中全会的递补席次就落到了排名第四至第六位的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三人。有趣的是，三人现在均任省委常委，且均是少数民族。刘晓凯（苗族）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荣（黎族）现任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振吉（朝鲜族）现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递补中委的助推效应　　中共设置候补委员制度的初衷，是建党初期为了避免因中央委员牺牲、脱党、失联等原因导致法定人数不足进而影响中央全会及时召开的问题。如今，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的机制化，这种问题其实几乎不可能发生。中央候补委员更多的意义是为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因此，每届中央候补委员除了安排地方省市和中央部委副职人员之外，还会照顾到各大央企、高校、科研机构、少数民族等诸方面代表。能被选拔为中央候补委员，本身是一种组织上的政治信任和认可。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共有关递补机制多有变化。自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重启递补程序以来，至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30多年间，通过中央全会递补中央委员共有19次，总计32位中央候补委员得以递补。其中，克尤木·巴吾东曾在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十四大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七中全会再度递补为中央委员，是唯一两度递补的官员。　　对于这些中央候补委员而言，递补之后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带来党政官职的晋升，其个人级别也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但一旦递补为中央委员，就可以在中央全会上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而在候补时期则只有发言权。因而对官员仕途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　　在十二届至十七届递补的29人（不计十八届）里，递补之后在下一次党代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杨泰芳、贾志杰、马启智、孙文盛、黄智权、艾斯海提o克里木拜、王正伟、杨传堂、王新宪、王学军、王建平等11人，另有3人在下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委员。而递补之后担任更高级别职务、或是虽平级却调任更重要岗位的有14人。譬如，杨泰芳后来由邮电部副部长升为部长，马启智由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升为政府主席，黄智权由江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升为省长，贾志杰由甘肃省省长调任湖北省省长再升省委书记。　　而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王正伟递补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如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新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多个要职。他是“递补”群体中迄今唯一跻身国家领导人者。　　十八届的三位“递补”者中，马建堂在递补之后不久升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成为正部长级干部。王作安、毛万春仍然担任原有职务。　　少数民族时隔11年再获递补“门票”　　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次递补中央委员。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获递补“门票”的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3人都是少数民族。但这并非第一次同时递补如此多少数民族官员。1992年10月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的4人中，就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藏族），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越丰（黎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克尤木·巴吾东（维族）3位少数民族，仅有的1位汉族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即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振潜。　　事实上，从十三届至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第一位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而自十二届恢复递补制度至十六届，连续五届的递补名单中，都有少数民族，并且从十二届到十五届，递补委员中少数民族还都占半数及以上。克尤木o巴吾东更是两次递补。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设置中央候补委员在增强民族代表性方面的作用。截至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30年来共有12位少数民族干部递补，分布在7个民族。其中，藏族、回族各3人，黎族2人，傣族、哈萨克族、维族、苗族各1人。　　递补者刘晓凯：与三任书记同列　　不过，从2004年王正伟之后，已经有十余年未再有少数民族官员递补。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接续少数民族官员的“递补”史。　　目前排在第一顺位的刘晓凯将会令苗族人士增至2人。刘晓凯此番如转正，将成为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第11位“60后”中委，不过当中另一位“60后”中委苏树林实际上离出局只剩时间问题。刘晓凯也将成中委里唯一的省委统战部部长，这虽不是有心插柳，但可算为当前中央力推的“大统战”格局增色。作为贵州省委常委的刘晓凯，将与自己共事过的三任省委书记栗战书、赵克志、陈敏尔同列中委。　　递补者陈志荣：“传奇”仕途　　陈志荣今次若递补之后，将令“递补”群体的黎族人士达到3人，使得这一政治影响力并不甚高的少数民族与回、藏两大民族相埒。陈志荣与之前的两位黎族前辈，1992年十三届九中全会递补的王越丰和1993年十四届二中全会递补的王学萍，都担任过海南省副省长，而陈志荣、王越丰又都随后调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亦算巧合。　　陈志荣近几年的仕途相当“传奇”。2012年7月，已55岁的他由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晋升副省长。环顾全国，担任副省长者，市委书记、市长升任者有之，省政府委厅主管升任者有之，中央部门空降者有之，但由省人大一个专门委员会主任晋升者，陈志荣可能是绝无仅有。这还不止，晋升副部级之后4个月，陈志荣又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2015年4月又进入省委常委行列，如今半年之后，又获得了递补为中央委员的“门票”。　　递补者金振吉：朝鲜族首例　　而现任吉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振吉则是第一个“递补”的朝鲜族官员，并令朝鲜族成为第8个拥有“递补”成员的少数民族。在2014年8月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调任山西之前，吉林省委常委班子曾出现“四世同堂”：省委书记王儒林与省委常委马俊清、金振吉、高广滨4人恰是从1987年到2000年前后连续4任共青团吉林省委书记，后任者都当过前任的副手。这也是中国政坛独一无二的一景。　　且王儒林、马俊清、金振吉都当过副省长；王儒林、金振吉都当过政法委书记，又曾分别当过延边州委书记、副书记；王儒林、高广滨都当过通化市委书记、长春市委书记；马俊清、高广滨都当过松原市市长；王儒林、马俊清分别当过四平市委副书记、书记。如此高的重合度，更属相当罕见。　　附表：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央全会递补全纪录
那些改写历史的五中全会人事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习近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图为2011年3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大公网评论员、大公报总社主笔 马浩亮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下周一就将拉开大幕。不过这并不是历史上第18次五中全会。因为中共乃是从六届中央才有了首次五中全会，而文革中的九届、十届没有完善规范的制度，也未举行五中全会。所以，今次将是中共第11次举行五中全会。　　虽然每届中央的人事事项主要安排在一中全会，但五中全会也常常成为人事调整的常用“窗口”。不少重要人事议题经由五中全会落定之后，不仅影响了中共组织结构体制，而且不夸张地说，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六届五中：创设书记处、毛泽东正式“入局”　　对中国政情感兴趣的观察者都明白，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中共权力架构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组织。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管决策，书记处管执行。而“中央书记处”这一组织方式正是肇始自五中全会。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五中全会，也是建国前仅有的一次，亦是迄今为止唯一不是在北京举行的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上，博古取代被捕叛变的向忠发，正式担任了总书记。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4人担任书记，但此时的书记处实际上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1956年中共八大。因此，在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曾被称为“开国五大书记”，其实就是五大常委。这与现在中央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的性质有很大不同。因而，从六届五中全会开始，中央书记处这一机构进入中共最高权力序列。　　也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上，改组了政治局，毛泽东由候补委员成为委员，这是他第一次成为政治局委员。不过，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毛泽东被排斥在核心圈之外，他也没有出席此次全会，代表王明主持工作的博古还本想在会上批毛，并把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免掉。但共产国际没有批准，电令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结果，毛不仅没出局，反而在缺席的情况下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不过排名靠后。　　六届五中全会还改选李维汉担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这是当时的纪律检查机关。　　七届五中全会：林彪邓小平入局　　七届五中全会与六届五中全会相隔了21年多。21年间，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两岸分隔、抗美援朝……。　　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此前一个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几项事宜。　　从法理来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等同于全国代表大会，权力本应在中央全会之上，由中央全会批准党代会的工作，是有违权力逻辑的。这几项文件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开创了五年计划制度；《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判了已经自杀的高岗“政治死刑”，首开建国后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先河。中央监察委员会制度是党领导体制的又一次改革，取代了1949年成立的由朱德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人事方面，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自此进入政治局。林彪当时深居简出，常年养病，远离一线工作，但仍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入局”，已经隐含了以后政治上崛起的先声。　　而在1952年与高岗、饶漱石、习仲勋、邓子恢一道“五马进京”的邓小平，此时已经是高层核心人物，身兼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多重要职，在党中央是大管家，在政府是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又是重新设立的中共中央军委12人之一（12人除毛泽东、邓小平外，就是后来的十大元帅），足见当时毛对邓的器重。　　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入常”　　1956年中共八大改组了领导体制，重新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书记处变成政治局之下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6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确立了第一代领导集体。　　1958年5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有着特殊背景。在此之前，周恩来、陈云采取措施试图纠正盲目冒进的“大跃进”，但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红色掌柜”陈云此后靠边站。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列总书记邓小平之前。并增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谭震林3人为政治局委员，增选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柯庆施、李井泉都是为大跃进鼓吹造势的“功臣”。　　可以看出，八届五中全会主要人事调整集中在财经领域。此后，由于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人都进入书记处，经济工作的主持权实际已转到总书记邓小平身上。毛泽东1959年曾说自己与邓小平是主帅、副帅。这改变了以往由周恩来、陈云主导经济的格局。　　八届五中全会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即决定出版《红旗》杂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后来的确成为文革中呼风唤雨的一面“红旗”。　　十一届五中全会：胡、赵入常，书记处恢复　　文革爆发之后，正常的政治运行陷入瘫痪，中央全会制度名存实亡，九届、十届时全会次数寥寥无几，都未举行五中全会。直至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此时距离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已过去了22年，超过了六届、七届五中全会21年的时间差。　　十一届五中全会是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深度调整高层权力格局的会议。此时文革结束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实践派”与“凡是派”经过了几个回合的交锋，高下已见分晓，是时候做出正式组织调整了。　　“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增加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并且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两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决定恢复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决定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事实上宣告了华国锋领导地位的终结，胡耀邦、赵紫阳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华国锋的主要班底也集体“出局”--“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　　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案，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并为刘少奇平反。这些都对1980年代前期的政治走势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十二届五中全会：新老交替，乔石李鹏入局　　日举行的十二届五中全会，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五中全会。全会之前，刚刚举行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委”成员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因此，除了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202人、中央候补委员128人，还有列席会议的中顾委委员172人、中纪委委员127人以及经过全国代表会议从“三委”退下来的老同志。　　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全国代表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书记处书记。全会根据习仲勋、谷牧、姚依林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这次全会还批准了中顾问常委、副主任及中纪委常委、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的增选调整结果。　　十二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经过部分调整和增选后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将更富有朝气和活力，对于……更加有力地推进我国的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后来也确实如此：增选的6名政治局委员中，乔石、李鹏、胡启立、姚依林4人后来都晋升政治局常委。而乔、李都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十三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全退，江泽民执掌军委　　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在领导层代际交替上具有标志性的程序意义。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全会确立了新的军队领导层，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胞弟杨白冰为军委秘书长，并决定增补杨白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身兼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二职；杨尚昆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而在十四大之后至今，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职合一成标配，不再有江、杨那种总书记、主席分任的情况，中央军委未再有“第一副主席”的设置，也不再设秘书长。　　十四届五中全会：4人进军委、审查陈希同　　1995年9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九五计划文件，从此，历届五中全会都安排有五年规划的固定议题。　　而此次五中全会在人事方面的动作同样集中在军队领域。增补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张万年，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2人为军委副主席；总后勤部部长王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副书记王瑞林2人为军委委员。张万年原本在军委委员中排名迟浩田之后，此番增补军委副主席之后，跃居迟前。两年之后的中共十五大，张、迟连任军委副主席，成为军委主席江泽民的左膀右臂。王瑞林是邓办主任，其担任军委委员之后，仍然担任中办副主任，一直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　　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反腐史上也有标志意义。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陈希同成为第一位因腐败被全会处分的政治局委员。但全会尚未开除其党籍，仍称“同志”，还决定“继续进行审查”。这与现在待审查完毕、开除党籍再提交中央全会追认的做法不同。　　十五、十六两届五中全会：专注五年计划　　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和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在人事方面没有大动作。十五届五中全会撤销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中央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这种处理方式后来在于幼军案中沿用。　　十七届五中全会：习近平增补军委副主席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主题是十二五规划，但18日闭幕当天，“十二五”被一条人事消息“抢头条”：习近平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是继1989年十三届、1995年十四届之后，第三度在五中全会上调整军委领导班子。　　30年前的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在经过了在经历了正定县武装部第一政委、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等层层历练之后，，重返军委，不过身份已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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