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是知青！”
“知青”一词，也许有过广泛的含义，但是现在，绝对特指在“十年动乱”中中断学业，从城市大规模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从未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都不能被称做“知青”。
“知青”所去的地方，遥远、偏僻、贫穷、落后；他们的年龄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几岁，全都是一腔热血，青春飞扬。他们豪情万丈，在广袤、贫瘠的天地之间，吃大苦受大累，他们全然不计个人得失地把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宝贵生命，奉献给了异乡热土。
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汗水，书写出--“知青”，一个“永不衰老”的名称。“知青”，是那个远去的时代最鲜活的记录，“知青”，是使我们每每提起都能感受到强烈心悸的生命律动。
奉北美《世界华人周刊》总编辑张辉先生之命，我前往上海，采访几位曾经插队云南的上海知青。张辉先生是个“知青”迷，在参加了2008年上海崇明岛知青文化艺术节之后，他的心绪久久沉浸在上海崇明知青文化艺术中心营造的火热氛围里。至今提起那些当年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插哥、插妹们，在文化节登台之前刻意化妆、描眉，以抹去蹉跎岁月的印记时，张辉先生依然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在火车上，我又一次捧读知青作家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泪水又一次涌出；火车咣当咣当震撼着我的心，我的心凄楚而疼痛。车窗外旷野上，我于泪眼模糊中，似乎看到许多年轻稚嫩的脸庞，他们衣衫褴褛，迎着火车走来，一双双纯洁热切的眼睛，分明流露着两个字：回家！他们要回家的渴望，实现得是那么地艰难；他们要回家的路，竟然如此漫长……
等到他们终于回家，却发现，回家以后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多。吃穿用住如何保障？工作怎样解决？一座又一座当时都还贫穷的城市，容纳得了他们吗？一千七百万，这么庞大的数字！一下子涌进促狭的城市，任谁也不可能将这乾坤在短时间内扭转。
他们将怎样续写生命的篇章？！
在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中，上海有一万八千人是从农村出去的，是不折不扣的农民
云南知青顾新华站在霏霏小雨中，迎接我们的到来。他身后矗立的高楼里，有一间属于他们的办公室。匆匆握手寒暄，他急促地吩咐：“赶快进去，进去再说”。他的手，他的脸，都有斧凿刀刻般粗粝的印痕，这印痕表明他已不再年轻。但他说话的语速，他的快乐热情，他机敏的反应，无一不体现出他依然充沛的精力和依然年轻的心态。
我们被请进那间办公室。不大的房间里已有几位面容显见苍老但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年男女笑脸迎接我们。他（她）们都是当年的知青。顾新华一一介绍，我发现，每一张面孔都很祥和，是那种历尽沧桑之后独有的祥和，与窗外细雨中张江高科技园区安谧洁净的环境十分地吻合。他们现在各自的生活怎么样？我思忖着。
这间办公室，是政府为了照顾知青，特意给他们安置的。顾新华从大写字台后面的柜子里取出一块牌匾，我看到全称是：联邦张江知青物业维修服务社。
“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目的就是帮助有困难的知青，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动手为社区做些事情，同时政府也会给予我们一些照顾。”
“为什么还没挂出来？”
“刚刚办下来的。还没来得及挂。”
在座各位，除《上海知青》主编王建国是东北知青外，竟然都是当年的云南知青。
“也就是说，1978年底，云南知青大返城，你们都是亲历者？”
问话的同时，我猛然清醒，距离“大返城”已经30多年了。
“对！今年是云南知青大返城30周年，同时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
“当年在西双版纳发生的那件惊世骇俗的知青返城风潮，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者。”
“是我们云南知青彻底终结了上山下乡云动。没有云南知青大返城，知青运动就要改写。”
哦！30年！“弹指一挥间”。我凝视着他们，他们苍老了，他们似乎也释然了。虽然30年“悠悠岁月”，留给他们的愁苦艰辛，全刻在脸上，挥之不去了，但他们豪情依旧在。你看一提“大返城”，他们立刻显现得无比地激动。青春时节埋下的理想主义种子，会伴随他们一生，光芒永驻。
其实，我也是个“知青迷”，我一直对“知青”这一字眼心怀崇敬。有关知青的一切，写知青的书，知青写的书，社会上流传的知青故事，都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除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外，叶辛、阿城、刘晓航等知青作家，从不同角度各个层面写的令人无比心酸的云南知青故事，我都一一拜读过，而且，经常伴着流不干的眼泪。
正是这些撼人心魄的故事，使我对云南知青始终饱含怜悯与同情，久而久之，竟成了我内心一块隐隐的痛；一提起他们，所有念头便翻江倒海般奔涌而至。
30年后的今天，当年云南知青带头北上请愿的28人代表中的两人--顾新华、凌正龙，就坐在我面前，一瞬间让我有种恍若隔世之感。
30年来，他们过得好吗？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中，上海有一万八千人是从农村出去的，是不折不扣的农民。
“农民？作为知青？怎么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那么，知青大返城后，原先的农民去了哪里？他们现在的情形又如何呢？”
“是啊，我们要说的正是这些，我们就是当年的农村青年。”
顾新华、凌正龙、黄耀明开始缓缓地述说往事。
也许是历史原因，也许是民间说法。上海自然资源缺乏，但有人；云南自然资源丰富，但却缺少人口。于是，上海与云南便形成对口支援。云南是木材产地，上海就拿人换木材。说到这里，他们几次重申，这是没有什么文件或证据的，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大家都这样说。总之，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答应，派多少多少知青到云南去。
我发现，上海男人处事有个共通点，都比较谨慎，比较追求滴水不漏。我还发现，这些老知青，对于目前的状态，对于政府近年来给予他们的关怀，是满意的，是心存感激的。
后来，学校的学生都被动员去了云南，仍不够，接下来，就到农村去动员了。
顾新华的记忆力相当好，对数字，对过去讲过的话，写过的信，他居然都记得那么清楚。他说：“准确地说，全国知青人数应该是一千六百九十八万三千六百六十四人，号称一千七百万。”
1968年，顾新华插队在上海市郊，后来被提拔抽调到知青办，1970年他作为知青干部开始动员知青去云南，前后动员了七八批人之后，1971年他也跟着一起下去了。
顾新华说：“我记得我在大会上给知青讲话说，‘同学们，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还要抓把花生，多得不得了，四季如春，美得不得了’。当然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再就是因为当时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那是我看的第一个纪录片，就是介绍西双版纳，是彩色的。纪录片里姑娘的腰那么细，扭扭的。那真是好看啊。我也没去过嘛。”在用听来的话动员学生的同时，他自己也被自己鼓动得豪情满怀、热血沸腾了。
顾新华说：“那时我真是慷慨激昂的，我说，‘祖国边疆需要你们，凡是到那里的都按部队编制，虽然不带领章帽徽’什么的。嗬！大家听了不得了啦，全都来报名。政审时还要查祖宗三代，不合格者靠边站，要求高得很。但越这样，报名越踊跃。咬破手指写血书的大有人在。”
结果这些学生伢子在坐了几天几夜火车、汽车，又徒步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还要抓把花生？纯粹是梦幻桃花源，眼前的贫穷荒芜，当地人的穷苦困顿，让激情澎湃了一路的年轻人顿时傻了眼：说是住瓦房，其实全都住的是茅草房；说有电灯，其实连煤油都买不到；说每天吃得怎么好，其实每天只能喝盐巴汤……
顾新华跟队伍下去半个月后，收到家里一封信，急急嘱他不要回来，“你回来会被人打死的，人家说被你骗了，全都急眼了”。
顾新华说：“我当时什么都没带，就一身衣服，就留下了。”这一留就是8年。
接着说上海农村青年。所谓农村青年，是指当时家在上海郊区县，本人也在农村务农的青年。城里人招完了，就去动员这些人，一共动员了一万八。而这一万八千人，是以知青的名义去的。黄耀明名列其中。
黄耀明补充介绍：“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通知书和城里青年的一模一样；我们坐的623次知青专列，乘车证也跟知青的一模一样。到了西双版纳，我们和城市知青一样参加劳动，而且，因为是从农村去的，我们更有劳动能力，体力、耐力都很强。当地人说，第三批人干活最好了。第一、第二批都是城里去的，我们是第三批，确实干活好。”说起当年，黄耀明的情绪也变得跟当年一样，澎湃激昂。
“8年，在西双版纳，同样喝澜沧江水，干一样的活，受一样的苦，走一样的路，我们和市区青年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这一万八千名农村青年，同样从上海长途跋涉来到偏远的山寨竹楼，同样在近乎刀耕火种的环境里挥洒青春和汗水，同宿茅草屋，同样吃不饱。在漫漫8年的共同生活、学习、成长中，他们完全与城市青年融汇在一处。谁都没有过异议，谁都不曾想过彼此有什么不同。
“他们确确实实以知青的名义，为当地的生产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直在一旁沉默听着的王建国，此时郑重地插了一句。王建国是当年赴黑龙江的知青，现在是《上海知青》杂志的主编。
1978年知青大返城时，作为知青的他们都回来了。按相关政策，他们也应该进工厂，当时的工厂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种，不管进哪个，依照当时中央关于知青农龄转为工龄的文件，插队或兵团，都算工龄。
可是他们却没能进工厂。为什么？
“因为当时一下子回来了100多万人，不光是云南知青，新疆的，黑龙江的，内蒙的，这么说吧，凡是当时还在偏远农村或兵团的知青，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鼓动下，呼啦啦全回城了。当年这些人的目的，仅仅是要求回家，至于回家后的生活工作根本没仔细想过。年轻嘛，自己还什么都没搞懂呢。现在想想，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座城市，能够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把涌进城里的那么多劳动力统统安排进工厂。”
回想当年，他们站到了一个高度。多年的磨砺，让他们学会了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用辩证的观点思考问题。尽管具体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种种难处。30年来，他们为生活起早贪黑，为工作奔波劳累。他们的手和他们的脸，昭示出这30年的艰辛；但他们眼下的心态，全然是宽容，是坦然，这种宽容坦然把握着他们叙述的言语：他们的言语稳健平和。
上海市委针对当时呼啦啦涌进众多人口的现状，出台了一个文件，上海市农发“七九2号文件”，准确地讲是农委发的。主要内容即返城知青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户口问题，一个是工作问题，一个是生活问题。大意是：户口从哪里迁出去的，还报回到哪里，回原籍，然后逐步按相关政策进工厂。当时上海是10个区，10个县，是郊区啦，回来的农村知青依照“七九2号文件”，便都回了各自原先所在的生产队。并且“七九2号文件”还具体到住房、生活用品、生产用具都作了妥善安排。
上海郊区县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接收知识青年下乡了，到1968年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大规模运动时，各郊区县已专门建造了不少知青瓦房，添置了知青农具。并且市里每年也都有用于知青安置的专款，为来郊区插队的知青添置生活用品、生产用具之用。而当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时，那些曾在郊区插队的知青，已经在1979年前后陆续回城进工厂了。
他们留下了住房农具。“七九2号文件”明确指出，那些留下来的住房农具，可以作价卖给新知青。现成的嘛，正好他们刚从边远地区回到自己的家，他们还一无所有。同时“七九2号文件”还指出，可以优先安排这些人进社办、队办工厂。这样一来，这些从云南回来的农村知青，很快就安顿下来了，无论是生活也好，生产也好，户口也好，都在县里有保障了。
1979年时期，正值十年浩劫之后，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开始转型以经济建设为纲；前进的号角，刚刚吹响；前进的步伐，正待迈开。此时回到上海市的城市知青，别说工作，有的连自己的住所都成问题。那些大龄带着孩子回来的知青，更是难上加难。考上大学的终归凤毛麟角，大多数被安排在里弄小工厂的，无论生存条件还是生活条件，还不如郊区知青呢。有人不就这么窝窝囊囊了一辈子吗。
所以，针对上海郊区青年的“七九2号文件”，就当时情形看，对安置郊区知青是起了安定人心的积极作用的。
但不能不说这只是临时作用。谁知，这一临时就进入了21世纪。用黄耀明他们现在的眼光看，正是这一政策，把他们锁绑住了。因为，直到他们自己想起来为止，从来没有人想起让这一万八千人享受知青政策。
&“七九2号”文件对我们是不公正的，因为我们也是知青，回来以后，应该享受知青的同等待遇”
对于“七九2号文件”，并不是所有的农村青年都能想得通，凌正龙就自己揣着自己的户口，很长时间既不上报也不落户。像凌正龙这样，自己揣着自己的户口好几年的，为数不少。“为什么我们从农村出来，做了8年知青，跟做梦似的，一转眼又带着自己的户口回了各自的生产队？！”
人往高处走。凌正龙他们这些本着朴素愿望，想借此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村青年，怎么也没想到，远离家乡8年的栉风沐雨，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全白干了。他们只是想通过这条艰辛的道路，跳出农门，却这么地难以实现。
凌正龙的父亲在上海市一家大工厂任管理干部，当时年轻的凌正龙，一心想的就是，也去上海当工人，最不济也要弄个顶替，让老爸退下来，他去。可是，生活却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回乡了，下地了，又成了农民。他执拗地把户口揣在自己口袋里，他不甘心。两个月后，他去了县纺织厂，再后来，跑供销，收货卖货。从这家公司到那家公司，他不断变换工作，拼命想摆脱农村，拼命想证明自己。
但他终究拗不过形势，他的户口最终还是落在了农村。
黄耀明虽然一开始就顺从地落了户，他本人也在大田里干了好几年农活，但心里始终对农来农去的政策有个人的看法。30年里，他陆续干过20多种工作。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享受知青的待遇？！“如果我们不算知青，当年动员知青去边疆，我们不会被动员去；如果承认我们是知青，那么我们就应该享受知青的待遇。”许多年了，这个问题，一直在黄耀明、凌正龙等这些郊区知青的心里缠绕。
随着政策逐年宽松，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日益大好，黄耀明、凌正龙他们心里积蓄多年的疙瘩，又冒了出来。他们正一天天迈向老年，他们已不再年轻。那些历史遗留问题，那些本该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已经成为农民的他们，没有医疗保障，也没有养老保险。在云南那8年，说得好好的，算工龄，可那8年工龄找谁去算呢？事实是又回了农村，怎么算呢？
黄耀明很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七九2号文件“对我们是不公正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也是知青，跟城里知青是一样的。回来以后，应该享受知青的同等待遇。可是当年一下子回来了100多万，社会没有那么多岗位给你干，为了当时社会的稳定，我们农村青年又都回到了农村，不管怎么样，有饭吃了，有房子住了。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作为永久之计。”
“到了2000年，我们这些知青，基本上步入了老年行列，我们开始想，我们老了，失去劳动力了，我们和农民一样，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养老保险。国家怎么了，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直到2000年，他们这些郊区知青，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8年工龄，也没个说法。步入老年的他们，想到自己既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医疗保障；想到他们也曾经作为知青，有过8年工龄；想到当年他们是为暂时困难的国家分忧，才又回了农村；而现在自己老来的前景，也面临困难重重……于是，嘉定、浦东、南汇、宝山等六个区的市郊老知青自发组织起来，他们称之为“六区联动”，在2001年7月28号这天，他们在嘉定马路镇开了会，六个区派代表参加，成立了上海市郊知青维权小组。所谓“维权”，就是从云南回来的农村籍知青，或曰“农来农去”的，正式向政府提出要求两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的问题。“我们的青春为国家付出了，我们的老年请国家予以考虑”。
黄耀明被大家推选为召集人。他们开始连续四年去信访办，上访。
一开始，他们不被理解，被认为是想聚众闹事。
作为召集人的黄耀明首先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是向政府诉求，不是与政府搞对立。我们只是希望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们相信政府迟早会给我们解决。他同时约法三章：千万不可以发生任何乱七八糟的事情，各个社区一定要在上访时派专人维持秩序，比如，代表们进去了，各区维持秩序的人要管好在外面等候的队伍，包括在信访大厅不许抽烟，遵守上海市文明规定等等。
对上海市公安局社会稳定保障处薛处长来说，这样一个范围涉及六个区，人数一万多，连续几年不断上访的超大群体，纯属不安定因素。“擒贼先擒王”，薛处长认为，只有把黄耀明搞定，问题才有解决的眉目。
薛处长试图说服黄耀明：“老黄，你想过没有，这样闹是没好处的。”薛处长掰开揉碎了说：“首先你们当初到云南去，作为市郊农民，当时的生存条件也很苦很差，你们都刚从学校出来，又没工作。去云南是给你们找了工作，每月还有28块的工资，很好了，你们不要不知足；第二，1979年你们回来以后，社会状况非常不好，也没给你们工作，直到现在也没这政策。”
黄耀明安静地听着薛处长的一番语重心长，不插嘴，也不反驳。等薛处长把话说完了，黄耀明平心静气地说：“首先我们去的时候，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去的，是革命的行为。”说着，黄耀明拿出当年的通知书给薛处长看，薛处长看过后，黄耀明接着说：“我们不是没饭吃了，被照顾到云南去的，不是。这一点你说得不对。”见薛处长张嘴要说什么，黄耀明抬起右手制止，说：“你讲话时，我尊重你不插嘴。我讲话时，也希望你不插嘴。既然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就一起创造一个安静良好的沟通氛围吧！”
薛处长见黄耀明说得在理，人又儒雅，便静静地继续听黄耀明说话，渐渐地心里生出些同情。黄耀明说：“至于没有政策给我们，这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政策是为了解决矛盾而产生的，不可能全国人大开了第一届，宪法出来后，就不再有新的政策了，直到今天仍不断有新的政策法规出台，就是说，有了新的矛盾，国家就要制定新的政策来解决新的矛盾。”
自从薛处长与黄耀明有过单独交锋之后，他们彼此慢慢发现对方的诚意与善良，在接下来不断打交道的几年里，他们彼此成了朋友，薛处长也认为农村知青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他开始跟信访局沟通。同时，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也在慢慢地与郊区老知青们沟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处得好起来。当时信访接待人员讲得最多的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很同情，但是我们没有相关的政策，只能帮你们反映。
经过近5年的努力，在2004年，上海市委针对农来农去的知青，即上世纪60、70年代到新疆、黑龙江、内蒙、云南的郊区知青，出台了“2004年一号文件”，郑重承诺，可以通过交还土地承包权的方式换两保障（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
“这样我们的两保障就拿到了。大家都很高兴，确实很高兴啊。首先，我们不是农民了，是知青了。而且两保障拿到以后，在农场的工龄也可以接轨了，从1970年到1979年，8年工龄被认可了。我们老了以后，可以得到一些微薄的养老金了。”
黄耀明说，如果没有信访办和薛处长等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说实话，我们要成功，很难。
受高兴的心情驱使，2005年初，黄耀明他们组织了一个郊区知青赴云南旅行团，各区共推荐了135人，准备回当年的农场去看一看。云南农垦局听说此事，特意发了文件，仔细规范了知青回访如何接待、什么样的规格等等，很重视。2月29日他们抵达昆明，云南省农垦总局派人到机场迎接，还组织了一些小姑娘，跑上前来送给他们每人一枝玫瑰花，让这些老知青们激动了半天。然后，三辆大巴车把他们送到农垦总局招待所下榻，到了晚上，农垦总局局长亲自出面召开大型招待酒会，昆明电视台、云南电视台、《春城晚报》都来采访，电视台当天就播出了，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来了。隆重的礼遇，搞得他们跟做梦一样。
第二天早上，大巴车又载着他们去了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原有十大农场，这135人，哪个农场的都有，晚8点抵达，西双版纳领导又是大型招待，又是致辞，热情友好。待他们分散去了各农场，各农场的欢迎场面同样热烈。总之，云南15天，他们受到了空前的友好接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他们既见到了留在农场的老熟人，也为死去的战友献了花；既观赏了云南旖旎的热带风光，也看到了当年亲手种下的胶林如今繁茂的景象。他们心满意足。
黄耀明回到上海后，怎么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动笔写了一篇游记，抒发了内心真实的感动，同时由衷赞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和实惠，感谢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感谢所有关注和帮助他们这些老知青的人们。
“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各级领导为我们解决”
&待静下心来，黄耀明他们又觉得通过4年多诉求得来的这两保障，并不让人十分满意。“因为那只是比农村稍稍好一点点的小城镇养老保险”。
目前上海的养老保险分三个等级：农村养老保险，小城镇养老保险，城市养老保险。所谓小城镇，就是城市扩大化后，原来的农民有了城市户口，但又和城市人不完全一样，比如养老保险，城市人是大劳保。
“我们要求的，是达到城市大劳保水平。”
把这句话换算成钱就是，若按镇保退休是500块钱，若按城保退休是1000块钱。“我们应该和知青同等待遇。”他们又一次强调这句话。
于是，在2007年5~6月期间，黄耀明、顾新华分别给上海市领导写信，要求进一步解决郊区知青社保问题，即当年的农村郊区知青要进城社保。
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信恰好被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到。习近平到信访部门调研，看到了黄耀明、顾新华的信。
这似乎是一件让他们想起来就十分激动的事。顾新华这样叙述道：“习近平书记来上海工作时间不长，七个月零六天，但他前前后后去信访部门调研四五次，与其说他对信访部门重视，不如说他更想通过信访部门了解百姓上访的实际情况。”
在看过顾新华黄耀明的来信后，习近平指示有关人员给他们一一复信，告诉他们，“你们反映的问题已交社保处理，请速与有关部门联系”。同时，派人到一些区县调研，为解决问题、制定可行性政策作充分的前期准备。
2007年10月下旬，习近平因工作调动前往北京，在离沪前的一次会议上，谈到有关国计民生问题时，他提出了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着重提到了上海农村籍云南知青上访的事情，认为知青要求进入城市保障是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也是符合中央有关精神和指示的。
习近平指出：上海作为开放型大都市，不能让矛盾、问题成堆，不能让老百姓一次次上访还不去解决。现在我们有条件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当领导的是否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在全国上下响应中央号召、共倡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的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是否能想方设法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制定有关政策，在年内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顾新华啧啧称赞道：“你看看，这样的领导看问题的角度就是高。他说我和黄耀明提的问题完全有道理。他说所有人都有权享受大劳保，这是我们的发展方向。说我和老黄提的要求只不过是早走了一步而已。”
黄耀明接过顾新华的话茬儿说：“正是有了习近平对我们农村籍知青的关心，才有了后来上海市三个局委联合发布的”2008年1号文件“。我们这些符合农来农去文件规定的云南知青和新疆、黑龙江、内蒙等地的农村户口知青，很快就可以享受城市劳保待遇了。”
看着他们脸上满足的表情，我真为他们高兴。他们是幸运的。因为我知道，就在上海，目前还有不少仍处在贫困下岗状态的老知青，无力诉求。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活，都很成问题。他们正默默地忍着，扛着。不管多苦，都咽在肚子里。“因为他们在农村待过，什么苦都吃过，他们就是吃苦过来的”。
我还在网上看到过山东知青求助的贴子，其言语之恳切，现状之艰难，令人唏嘘不已。他们如今也大都五六十岁了，在县城或乡镇企事业供职，那里还没有像上海、北京、天津、厦门、成都等大城市那样的知青政策，也没有关照到他们子女的政策，他们的现状是：退休的退休，退养的退养，内退的内退，拿很少的钱，自顾不暇，还有的因为企业破产而失业。他们的子女，随着他们留在了当地，羽翼尚未丰满，他们困惑，他们继续在贫困线上挣扎着。
王建国在讲述知青艺术节始末时，顺便讲了这样一件事：“我们知青时常聚会，最开始只是找当年各自生产队的聚聚聊聊，后来从大队到乡到县，只要是知青，大家很快便熟知了。于是发现很多生存仍很困难的知青，需要帮助，需要钱。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大家就你一百我一百他一百地凑，一年两年，后来就自发成立了一个知青互助会，每年用互助会的钱去帮助那些最困难的人。”
其实，这样的基金会在知青中还有很多，兵团的农场的插队的，内蒙古的东北的江苏的，哪儿的都有，一个县可能就有一个基金会。知青帮知青，自己救自己。王建国说，每次他去给那些贫穷老病的知青送钱的时候，都能感受他们内心无法言说的感激之情，每一副憔悴无助的脸庞，在那一瞬间都会绽放些许光彩，然后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说：“只有知青还想着我们呐！”
王建国说：“还有些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在临死的时候恳求我们，‘请知青联谊会出面，帮我办个后事吧’。”
王建国的话，像针扎在我的心上。看来，知青问题远远不止上海农村知青解决两保障那么简单，历史遗留问题依旧山重水复。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知青，还有太多亟待解决的事情，他们的困惑，他们的艰难，实在太需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各级领导，为他们从根本上着想一下了。
我曾经看过一位知青后代写的文章，那是一篇让人看后再也忘不掉的文字，题目叫做《永远的西双版纳》，我想把它抄写在这里：
很多很多年之前，在我还无缘到这个世界来潇洒走一回的时候，我的叔叔谢为群被隆隆的列车载往那个传说中美丽的西双版纳。那一天，上海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一年，叔叔只有16岁。爸爸说，叔叔去的是最远的橄榄坝。
20多年后，当我在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里看到了“橄榄坝”这个熟悉的名字时，我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但是叔叔再也不会回来了。清明时节，我在叔叔寂寞的墓碑旁拔去了丛丛野草，走进历史的叔叔却永远在我的心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只要南疆的风依然吹过青青的竹楼，西双版纳就会带着我的爱与伤痛定格在时空的长河中，成为一个无法释然的背影，永远永远。
在扎根西南边疆的岁月里，叔叔种橡胶，打群架，喝“玻璃汤”；而作为一个男人，他从来没有对家里人诉说过自己在橄榄坝的艰难与苦闷，家中的父兄只是在许多年后，读着叔叔同时代的云南知青写的文字时，才深深理解叔叔当年一个“苦”字中所包含的全部。在我的记忆里最深的是一把二胡琴声如诉，我至今都记得。在寂寞的午后，叔叔一个人坐在小屋里拉二胡的背影，命运沉浮的叔叔如泣如诉的琴声，倾泄着他的愤满、痛苦与孤寂。
叔叔是1979年初，在云南农场十万知青返城的狂潮中冲回上海的，此后被安排到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工作。6个月后，因他在橄榄坝农场积下的旧伤复发，在医院手术台上猝死，是一起麻醉引起的医疗事故，他死时才26岁。
叔叔去世后，与他当年在一起的农场战友们来吊唁，他们围着叔叔的遗像一个个号啕大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男子汉们这样地恸哭失声，青春艰难岁月里互相依偎的情感是深入骨髓的。
那天祖母的银发在秋风中飘荡，老泪纵横，她望着这些痛哭的孩子们，呆呆痴痴地一遍遍说着：“为群从云南来信总说，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
谁都不愿人生太多悲苦，可是，知青因了那个无法逃遁的时代，赶上了苦难人生，多少鲜活的生命，就此陨灭终结，这是带给我们心灵永久悸痛的往事。死者长已矣，那些已经发生并逝去的深重苦难，无从追悔；那些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则需要给予重视，给予尽快解决，哪怕已事过经年，这才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真实体现，这才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济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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