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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驻马店确山县新安店镇
行政代码:行政级别:镇长途区号:0396
车牌号码:豫Q人口:约4.9万人人口密度:395人/km2面积:124km2邮政编码:463000身份证前六位:411725隶属政区: 确山县 新安店镇相关网站:确山旅游指南确山特产介绍驻马店品牌网驻马店旅游指南驻马店特产介绍
　　留庄镇位于确山县东南部，距县城21公里，地处汝(南)、正(阳)、确(山)三县结合部。全镇总面积124平方公里，耕地102448亩，其中：可灌溉面积6万余亩，现辖20个村民委员会，285个村民组，173 个自然村，12850 个农户，48985人。该镇 地势南高北低，中间洼，山丘占30％,平原占50％，洼地占20％。境内较大的老君 山、奶奶山系桐柏山余脉。流经境内的臻头河上接薄山风景区，下连宿鸭湖游览景点。水资源极丰富，是薄山水库的重点灌区，所产优质大米，远近闻名。全镇平均 气温15℃左右，一月份平均气温2℃，七月份平均气温28℃，无霜期225天，一般年降雨量毫米左右，多集中夏季。.以下地名与新安店镇面积相当：
新安店镇特产与美食确山板栗确山黑猪五香松花蛋瓦岗红薯确山松花蛋确山县凉粉确山风味芋头糕确山紫薯麻团到新安店镇必去著名景点金顶山风景区杨靖宇纪念馆薄山湖风景名胜区新安店镇区划 121 新安店村
220 槐树庙村
220 段庄村
220 三山村
220 郭庄村
122 周庄村
220 余冲村
220 后堡村
220 郝岗村
220 熊庄村
122 朱庄村
220 戴楼村
220 顺山店村
220 阚庄村
220 申河村
220 李塔村
220 崔岗村
122 古庄村
220 阎庄村
220 丁楼村
220 陈桥村
220 卞楼村
123 八四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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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行政区：
【请先按 省-市 查找所在的市（内含辖区内区县和乡镇地图） 】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
&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
　 &（“信阳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悲惨的事件，读读这篇资料就知道了。）
　　佘德鸿（信阳市退休干部，“信阳事件”的亲历者）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07月第1版
【耀钟的话】作者余德鸿，河南信阳淮滨县人，1949年春参加革命工作。除援外工作的几年外，他毕生在信阳地区工作。曾历任区委书记、副县长、行署办公室秘书，地区农委办公室主任，地区水利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信阳事件”发生时，他在专员张树藩领导下工作，张树藩被打成右倾，他受到株连，也曾遭到打击。他与张树藩同样是“信阳事件”最有力的见证人。本文以材料翔实，叙述全面，剖析独到深刻而见长，是一篇特有力度、血泪斑斑、可信度极强的历史见证文字，曾于2003年被收入《中国农村研究》一书。余德鸿说：“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我认为三年饥荒，是共和国历史不能违避的，我不是学历史的，我估计像这样的饥荒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感谢余德鸿虽然年逾古稀，身患癌症，为我们留下这宝贵的史料。我诚恳地希望没有经历三年饥荒的青年网友，能读读这篇文章，记住这用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决不可再让这种“左”的错误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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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信阳事件”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总结经验教训，近年来已陆续有回忆文章见诸报刊，本刊发表余德鸿的文章，也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总结和反思历史。“信阳事件”指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人事件。由于这个事件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涉及到中央庐山会议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部署，也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对信阳问题的批示，所以至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说法；不仅在编修地方志时，对这段灾难性的历史未做详细记载；在纠正冤假错案中，对“信阳事件”中的问题也没有给予平反纠正。信阳地区的广大干群，虽然意见很大，但至今均不敢对此妄加评说。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失常的，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论它是光辉的，还是灾难性的，都在继续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现实生活，故需如实记载，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基于此种指导思想，我现在虽然年逾古稀，身患癌症，骨瘦如柴，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仍然克服一切困难，把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如果有用，算是我最后的一点奉献；如果有错，当然是文责自负；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信阳事件”的概况
　　“信阳事件”虽然主要指的是公元1959年冬季的饿死人事件，但从它的开始发生、发展至善后处理工作结束，实际上跨越了四个年度(从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沦开始至1961年春季民主革命补课结束)。在这四个年度内，原信阳地区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都变成了疯子，变成了唯心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了，党内的民主精神没有了，共产党的一切优良作风都没有了，不分时间地点，闭着眼睛说大话、假话、空话，千方百计地发动组织带领群众搞无效劳动，不仅把新中国建立后取得的主要成果毁坏殆尽，连老祖宗留下的家底(树木)也几乎全部搞光了。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社会主义建设在加速前进，实际上政治经济基本上都是全面危机，把一个鱼米之乡搞得一贫如洗，在全区850万总人口中，不仅有百余万人饿死，其幸存者也都是饥寒交迫，濒临死亡的边缘。在原信阳地区的干部队伍中，不分政治地位高低、阶级出身好坏及思想上的左右，都没有逃脱被审查、批判、斗争的厄运。有些人受到了法律与党纪的处理。那些敢于实事求是反映情况的同志，在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扫暮气、反瞒产、反“潘、杨、王”(“潘”即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杨”即省委副书记杨珏；“王”即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及庐山会议后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运动中，被一批一批地打了下去，有不少在批判斗争中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例如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公然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实在是天下奇闻。那些自1958年以来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势，为了保存自己，违心地充当革命左派和反右斗争的人们，在民主补课运动中，也遇到了同样的对待，包括那些趋炎附势、左右逢迎、见风使舵，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正确的不倒翁，在“信阳事件”后期，也在劫难逃。
“信阳事件”的核心是饿死人的问题，据我了解，进入1959年后，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月份，我在遂平县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一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秋收以后人越死越多，进人冬季，饥寒交迫，死人问题集中出现。因为当时一律是公共食堂制，社员家中不准起伙，也没有炊具，食堂停了伙，就只能饿死了(不准外流不准偷吃家畜等)。究竟整个信阳地区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已经无法精确统计。但从《信阳地区志》中发现共饿死48．39万人(不包括今驻马店辖区的正阳、确山、新蔡、平舆、汝南、上蔡、驻马店镇、西平、遂平等9个县区)，据此推算原信阳地区的死亡人数当在90万人左右。1960年上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李坚、李振海处长(其中李振海同志后来留信阳任地委副书记)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统计。他们在报告中说是饿死了105万人。对这个数字，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个数字太大，理由是有很多人都是外出觅食去了，并没有饿死，在形势好的时候又回来了；一种说法是这个数字太少(我就是这种人中的一员)，理由是在1960年的生产救灾中，粮款是按人头多少发放的，人多则发多，人少则发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不少社员为了多打饭菜，故意将死人报成了活人。我岳母赵王氏、我堂兄余德敏就是死了很长时间还在领取救济粮款的。在信阳事件中，我虽然职务不高，但我在专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秘书，负责文牍及农村工作等)，除经常随专员、副专员们一起下乡外，自己也不断带几个同志一道下去检查农林水利方面的情况，在1959年内我曾先后向地委、专署写过10余份反映情况的报告(在批斗我时，揭发我共写了16份)，所以既了解一些全面情况，也了解不少典型情况。在全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重有轻，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1950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组长、区团委书记、中共区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对那里人熟、地熟、情况熟。记得当时的淮滨约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人，也有人说死了16万人或17万人，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看，全县的死亡比例还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仁宽同志回忆，当时防胡总人口为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所在大队)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死亡38人，也超过了半数。我父母亲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继死去。其中，我二伯父母因生前做有棺材，死后我姐姐找人将其装了进去，因无力抬动，尸体在屋内停放了数月，到1960年春季才被埋进村边的一个粪坑里(无力重新挖坑)。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死绝了g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400多人，饿死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了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同志在家的共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由于死人的时间比较集中，数量也比较巨大，而活着的人也大都是东倒西歪，少气无力，不能逐个掩埋，一般都是放在拖车上(一种用牛拉着向前滑行的木制农具)，用牛将其拉到村外停放。死人的高潮时期，也正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的高潮时期。当时的信阳专署在批判斗争张树藩同志告一段落时，正在集中力量对我进行批判斗争，但我家中接二连三地死了人，所以经过多次申请才准许我4、5天假。我于1959年12月份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母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件，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在我离家回信阳路过公社时，因公社书记钱庆怀、县委工作组长周永岱(县委委员、粮食局长)、副组长程方志(县工商局副局长)都是我的老部下，对我还算不错，最重要的是使我吃了一顿饱饭。但在吃饭时，钱庆怀、程方志没有陪我、中间还把周永岱喊了出去。据事后老周同志告诉我，钱、程二同志没有陪我吃饭的原因是知道我是正在被批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怕受到牵连，将老周同志喊出去，是不让他陪我，可见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由于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我对他们是很满意的。因为我是批斗对象，当时能有人与我打个招呼，就算抬高了我，何况给我饭菜吃呢?从简单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虽然都是当时的左派，但思想矛盾很大，压力也很大。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反瞒产、搞征购，但食堂早已停伙，人员正在大量饿死，明知道是没有粮，但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不行，执行上级的指示也不行，回县不行，下村也不行，只有呆在公社白吃了。
我回到专署的当天就被拉进了批斗会场，继续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平时同志们都说我敢大胆直言，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但这时我确实是害怕了，也不得不违心地说起了瞎话来。他们问我家中的死人情况，我说是年老多病；他们问我农村形势，我说很好。因为被批判斗争者和参与批判斗争者是不能平等的，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骂你听，打死你算是罪有应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杀，叛党叛国。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得不采取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办法，得过且过。
1960年春节，公共食堂已经恢复，粮食供应标准虽然低了一些，但以死人的名字又多领了点儿，基本上可以吃饱了。但由于天气渐暖，停放在村外的死人开始腐烂，出门就能闻到臭气。为此，钱庆怀同志专门召开了会议，布置埋人工作，但由于任务很大，逐个埋葬费力太大，又怕上级来人检查，从坟头数量上发现了死亡人数，所以想了个集体埋葬的办法，用大跃进时打的大口土井当作墓穴，一次埋葬几十人或数百人不等。我村西南地的那口井为高油坊、徐庄、小余庄三村共用，一次就埋了百余具尸体。
就当时的信阳情况而言，地区的南部，也就是现在的信阳市境内，属于水稻区，干旱及“五风”都比较严重，死人较多。其中，淮滨县的灾情更重，死人更多，而上面说的那个防胡公社又是重灾中的重灾区，在全区没有完全的代表性，但与息县、罗山、光山、潢川、固始等县的大部分社队的情况是基本相同的。我有一个亲戚，家住光山县的白雀公社，全家11口人(老两口加9个孩子)，共饿死了10人，只剩下一位妇女。原信阳地区的北部，也就是现在的驻马店市境内，灾情相对较轻，死亡人数较少，但问题仍然是相当严重的。其中，新蔡县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10万人。正阳县死了8万多人。人民公社的发源地、遂平县的崎岈山公社死亡人数也为4000名上下，占总人口的10％左右。据遂平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他在1959年11月中旬接到刘班庄村群众的一封来信，说他村已饿死62人，另有几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有一口气了。他赶到该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发现垛根旁躺了个死人。约在下午5点左右，在该村西头推开了一家屋门，见当门坐了一位妇女，满脸浮肿，身旁摆着三个孩子的尸体，剩一口气的老头儿躺在床上；又走进了一家，推门一看，发现全家4口人全部饿死，其中床上2人，地下2人，真是惨不忍睹。
二、信阳地区的基本情况
原信阳地区包括今驻马店市的大部分，共18个县市，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2千万亩，总人口为850万人(据1958年统计)。该区位于豫南淮河流域的中上游，南屏大别山与湖北接壤，东与安徽省为邻，西靠桐柏、伏牛二山，北为黄淮海平原，与本省的南阳、乎顶山、漯河、周口等市为界，淮河由西向东从中间穿过，在本区内的流程达351公里，有积水面积超过一百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18条，其中最大者为洪汝河，积水面积达1．238万平方公里，加上众多的二级支流，河流在本区内纵横交错，形成网状，既有筑坝引水和兴修塘堰蓄水灌溉的条件，又有筑坝引水和兴修塘堰蓄水灌溉的历史经验。我们中华民族兴建最早的农田水利工程——“期思陂”就坐落在本区固始县境内(见《中国水利史稿》，兴建时间为公元前605年前后)。在1959年前后，全区已拥有塘湖堰坝等各类水利灌溉工程30余万处，并兴建了南湾、薄山、板桥等大型水库，已经具有一定的抗旱与防洪能力。由于受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等山系的影响，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倾斜。其中，淮南部分是大别山向淮北乎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为主；淮北是黄淮海平原的组成部分，地貌以平原洼地为主。整个地区由深山区、浅山区、丘陵、岗地及平原、洼地等地貌组成。由于地理位置界于长江及黄河两大流域之间，自然条件属于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是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区与半湿润区的结合部，其中淮南部分是亚热的北缘，属湿润地区。淮北是暖温带的南缘，属半湿润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5度，年降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在空间上，自南向北由1400毫米向700毫米递减；在时间上，主要降水量多集中在汛期，而汛期的降水量又往往集中在一场或几场暴雨中，所以旱涝灾害比较频繁：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虽然以小麦与水稻为主，但各种杂粮及棉、油、烟、麻、菜等经济作物都占有一定的比例，既不同于南方单一的稻区或稻麦区，也不同于jr方单一的旱作物区，总的情况是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宜农宜牧，宜林宜果，各种亚热带及暖温带的动植物群落杂居其间，不仅物产丰富，而且风光秀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农作物结构，虽然旱涝灾害频繁，有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之说，但也有旱涝不绝粮或旱涝皆丰收的说法。因为在全区范围内的不同地形、不同农作物间同时发生旱涝灾害的情况是极少的，所以群众的生活比较稳定，习惯地称其为“鱼米之乡”，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谚语。
1959年的旱灾虽然是很严重的，但不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都不算是最严重的年份。从降水量来看，1959年的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的836毫米、1961年的862毫米、1966年的637毫米、1976年的733毫米、1978年的701毫米。主要问题是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同，1959年的降水量的带的北缘，属湿润地区。淮北是暖温带的南缘，属半湿润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5度，年降水量为1000毫米左右，但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在空间上，自南向北由1400毫米向700毫米递减；在时间上，主要降水量多集中在汛期，而汛期的降水量又往往集中在一场或几场暴雨中，所以旱涝灾害比较频繁：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虽然以小麦与水稻为主，但各种杂粮及棉、油、烟、麻、菜等经济作物都占有一定的比例，既不同于南方单一的稻区或稻麦区，也不同于jr方单一的旱作物区，总的情况是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宜农宜牧，宜林宜果，各种亚热带及暖温带的动植物群落杂居其间，不仅物产丰富，而且风光秀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农作物结构，虽然旱涝灾害频繁，有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之说，但也有旱涝不绝粮或旱涝皆丰收的说法。因为在全区范围内的不同地形、不同农作物间同时发生旱涝灾害的情况是极少的，所以群众的生活比较稳定，习惯地称其为“鱼米之乡”，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谚语。
1959年的旱灾虽然是很严重的，但不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后，都不算是最严重的年份。从降水量来看，1959年的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的836毫米、1961年的862毫米、1966年的637毫米、1976年的733毫米、1978年的701毫米。主要问题是降水量的时空分布不同，1959年的降水量的时间分布是：春夏之间降水量偏丰，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下透墒雨，汛期的降水量仅为298毫米，小于1953年的511毫米和1961年的411毫米、1976年的346毫米、1978年的325毫米，但大大超过了1966年的213毫米。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呢?主要原因显然不是天灾的问题，而是工作中的失误问题。由于严重的旱涝灾害，1959年的夏粮因降水量偏丰而歉收，秋季因严重的伏旱而减产，但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仍然近15亿公斤，按800万农业人口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以后，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也在150公斤以上。虽然仍然偏少，但比1949年的情况要好得多了。如果各级领导正视灾情，及时动手发动群众生产自救，饿死人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发生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严重的灾害是发生在连续丰收之后，不仅社队及群众都有一些家底，而且全区国库中尚储粮5．5亿公斤左右，万一在生活上出了点问题，请示上级批准，动用一点库存，更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三、大跃进中的信阳地区
信阳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远在1958年前，就出现了“左”的苗头，从1955年后期批判小脚女人，脱离实际的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开始，在经济建设上就采取了许多过激的措施，高指标、高速度的急躁冒进倾向波及到了各个战线，综合平衡、稳步发展的国民经济计划被打乱，出现了资金短缺，设备不足、能源紧张、材料缺乏、生产及建设秩序混乱等比例失调现象，虽然有不少人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由于当时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对这些善意的批评及工作中的分歧和争论，不仅不能健康地、正常地加以解决，而且将其上纲上线，甚至将其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把一般的批评建议看做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治斗争，最后干脆抛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单纯地去进行“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脱离实际地在基层干部队伍中全面开展反右派斗争，结果伤害了很多好人，形成了“左”比“右”好的思想体系。进入1958年以后，在大气候的影响下，极“左”思潮更是进一步膨胀起来，首先是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目标及在15年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的口号以后，对信阳地区震动很大，但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及“反浪费、反保守是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等文章，继续号召各地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充分发扬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新年刚刚过后，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央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等。在这些会议上，基本上都有反右倾、鼓干劲及反“反冒进”的内容。这些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对基层干部来说，实在是泰山压顶，不执行不行，执行也不行，因为信阳是个缺煤少电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资金资源都严重不足，根本无法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所以压力很大。对信阳影响最大的是1958年5月中央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不仅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而且在会议进行中，发生了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指名批判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反常现象，但毛泽东同志不仅没有制止，而且首先起立鼓掌表示支持。所以会后不久，吴芝圃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潘、杨、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信阳地区先后被批判斗争的干部多达20万人(包括社队不脱产干部)。其中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杀。从此，敢于反映客观情况，说实话、真话的人更少了，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多了。那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所谓革命“左”派，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更是左上加左；有些作风正派、主张实事求是的人也被迫违心地跟着左了起来，结果出现了许多离奇的、神话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
&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信阳地委于1958年1月作出了关于在本年度内所有城镇都要彻底消灭“四害”的决议。同时，为了掀起大跃进高潮，分别在各县市内集中三万多名基层干部，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进行了反右斗争。2月份制定了全面跃进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各条战线都提出了高额指标。在农业方面，要求到1962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要达到300亿公斤，平均亩产量要达到2000公斤，超过1957年的10倍多，并具体要求要培养出亩产2500公斤的丰产田300万亩，亩产3000公斤的丰产田200万亩，亩产3500公斤的丰产田150万亩?亩产量超过5000公斤的丰产田50万亩。其中，各级干部培养的实验田的亩产量要达到公斤。实现这一计划的主要措施是深翻密植，具体要求所有耕地都要深翻至三尺至七尺。其中，各级领导干部培养的试验田要深翻一丈以上，每亩小麦要播放种子150至250公斤。当年冬季，我在淮滨县固城公社就亲眼见到了深翻土地的情况。几千人集中在一片地里，搭上工棚，支上锅灶，吃住都在工地，实行劳动军事化的大兵团作战。翻地的办法是先在地边挖一条深沟，然后再沿沟的一侧挖新沟填老沟，滚动式地前进，不仅工程很大而且将活土埋在下面，生土翻到了上面，减少了土地的自然肥力。我将这种情况向地委、专署做了汇报，结果受到了批判，被戴上了反对大跃进的帽子。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信阳地区诞生了。1958年4月，张树藩同志(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在遂平县检查工作时，根据兴修下宋、双沟等水库的需要，同意将鲍庄、杨店、槐树、土山四个乡2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统一管理。在给这个联合体定名时，发生了争论，有人说叫集体农庄，有人说叫农业合作社，有人说叫人民公社。正当人们为这个联合体的名称争论不休的时候，毛主席来河南视察工作，听说了此事，顺便说了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轰动了全国，除西藏外，全国28个省区都先后派人前来参观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前来参观学习的总人数达30万人左右，最多时每天超过了3000人。信阳地区及遂乎县都建立了接待参观团的领导班子和接待站。
信阳地区成了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当然很风光很神气，也更加忘乎所以了。继4月20日喳岈山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地委于5—6月间，先后组织了60多万名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小社并大社活动。到7月中旬，形成并社高潮，将全区5300多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成了200多个人民公社，每社平均8000户左右。其中，商城县的超英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多户。据说在开始筹建时是1．3万户，隔一天增加到1．5万户，又隔一天增加到1．8万户，最后增加到2万多户。7月20日，商城县在城关镇的田棚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公社成立庆典大会，除地县领导人参加以外，还邀请了法新社记者、苏联驻华使馆的官员及有关新闻媒体出席会议，《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以显著栏目作了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给了奖状。到8—9月间，又掀起了第二次并社高目作了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给了奖状。到8—9月间，又掀起了第二次并社高潮，将200多个人民公社并成了190个，其中，固始县的七一人民公社的规模达47880户。但这仍然没有满足极“左”思潮的要求，紧接着，又将190个人民公社合并成了5个一县一社及11个县联社，参力口公社的农户达到了99％以上(除少数地富外)。经过一段实践，感到一县一社问题很多，又改成了一乡或一区一社。经过这样急风暴雨式的变革，广大干群已经是疲于奔命，不知如何是好了。
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必然要建立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但由于公社是个前无古人的新鲜事物，没有前车可鉴，于是经过有关领导及某些空想主义者的反复研究之后，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劳动组织实行军事化，进行大兵团作战，取消商品生产，取消集贸市场，取消社员家庭副业，劳动产品由公社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取消社员家庭厨房，兴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也不要票等管理制度。其中，遂平县还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据说陈伯达到遂平时曾经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各取所需，按需分配，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货币交换将逐步消亡，钱成了无用的东西。”据此，遂平县人民银行行长王国昌还与陈伯达一起研究设计了一种代替钱币的交换券，形式有大有小，没有面值，只起个证明作用，印好后发给群众进行交易。《人民日报》于日在头版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人民公社好”为题，发表了重要消息，将信阳的人民公社总结出十大优点及四项有利条件。一是能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锻炼培养集体主义觉悟；二是能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三是能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四是便于进行大型的基本建设；五是社大人多，资源丰富，便于发展多种经济；六是社大骨干强，而且集中，便于统一调配使用劳力，并能大量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队伍；七是可以大量培养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八是可以大力进行文化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九是抗灾力强，可以更快地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十是更进一步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办好人民公社的有利条件一是社员自觉自愿并社，有办好人民公社的决心和信心；二是有办社的经验和管理生产的一套办法；三是社内有较多的积累；四是党的领导加强了等等。为了支持人民公社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在8月份，各县市均先后召开了有数千人或近万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组织了反右倾、鼓干劲和反瞒产、反“反冒进”的大会，批判斗争了所谓保守派、观潮派及秋后算账派，使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起来，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共产、强迫命令)越刮越大，结果广大社员家搞得十室九空，所以在后来食堂停伙时，发生了大量的饿死人情况。&
全民大办，劳民伤财。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地委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全民大办农业，全民大办水利，全民大办滚珠轴承，全民动手除四害讲卫生，全民办教育等口号。因为资金和劳力的严重不足，结果是什么都想办，什么都办不成。以大办钢铁为例，全区投入了近120万劳力及6000名干部，上山砍树，下河捞铁砂，在较短的时间内建起了炼铁炉近4万座，炼钢炉434座，几乎收尽了群众家中的废铜烂铁，其中包括一些珍藏多年的铜铁家具、古玩及部分农具等。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在成材树木几乎全被砍光的情况下，不少木制家具和农具也当成柴烧。结果是除了收集的废铜烂铁外，连一吨合格的钢铁也没有冶炼出来。在大办滚珠轴承方面也投入了50多万劳力，结果也都是废品。在大办水利上投入近200万劳力，在没有勘测资料、没有没汁图纸、没有建筑材料、没有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先后开工上马的工程有石山口、铁佛寺、白果冲、锁口、乌龙港、潘楼、张茨林、黑石嘴、十字江、下宋、双沟、宿鸭湖等10余座大中型水库；南湾北干渠、板桥灌区、梅山黎集渠首及总干渠等大型灌区；陈兴寨、小龙山拦河枢纽、洪河分洪道、班台大闸、淮北河网化、南湾水库发电站等大型水利工程。由于这些工程大大超过了承受能力，违背了科学规律，不仅都没有按计划完成，而且给后来的水利事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日夜突降暴雨时，倒坝失事，近2000人被淹死。
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中，还有个大放“卫星”的问题，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放卫星、送喜报的场面。这些所谓卫星虽然都是假的，但却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及各种新闻媒体的表扬鼓励。据《河南日报》记载，日，信阳地区放出了日产生铁60368吨，日产钢336吨的大卫星。其中，商城县日产生铁29074．6吨，信阳县日产生铁26119吨。当这个消息传出后，不仅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中央冶金部于日在商城县召开了土法炼钢现场会议，在副部长夏耘同志主持下，全国28个省市(区)的47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农业方面的卫星就更多、更玄了。仅见于报载的就有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亩产7320斤的小麦卫星(7月12日《人民日报》)；西平县猛进农业社亩产7201斤的小麦卫星(7月18日《人民日报》)；商城县余集乡跃进人民公社第四大队第三中队亩产稻谷30009．8斤及光山县钢铁人民公社新民大队亩产稻谷31302．2斤的水稻卫星(《河南日报》8月20日)；信阳县鸡公山人民公社新集大队亩产稻谷48925．7斤的水稻卫星(《河南日报》9月9日)；西平县盆尧乡东风人民公社第三大队第六生产队亩产芝麻7239斤的卫星(《河南日报》9月29日)；息县包信乡张大庄农业社吴庄生产队亩产202735斤的南瓜卫星(《人民日报》8月1日)。除此之外，还有五一劳改农场放出的亩产稻谷5万斤，上蔡县高岳公社养猪场放出的一头母猪一次生64只小猪崽的卫星，配种模范李桂英放出的骡子生儿卫星等。当然，在其它战线也还有很多卫星，在此不再详述。其中对信阳地区影响最大的是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新集大队放出的水稻卫星。1958年秋季，鸡公山党委迫于整个大跃进的形势，迫于县委在全国跃进20条规划中提出的高指标及十年规划一年实现的要求，迫于扫暮气、拔白旗、反瞒产、反右倾及反“潘、杨、王”运动的压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绞尽脑汁，苦思冥想，违心地想出了一个不仅能保全自己而且能飞黄腾达的两全之策，将新集大队的430多亩水稻的产量都加在6．63亩试验田上，以总产斤，亩产48925．7斤的特大喜讯，分别向省地县委报了喜。9月9日，在《河南日报》第二版上，以“鸡公山上红旗插，水稻亩产四万八”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新华社也随即发表了消息。省、地、市三级领导偏听偏信，在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的情况下，就给予了肯定。不仅如此，原信阳地委为了夸大大跃进的成果，又派人去现场对这颗假卫星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粮仓。为解决粮源不足的问题，便将稻草放在仓下，上面盖点稻谷。假现场布置好后，以此为教材，将其当成了批判右倾的武器，组织全区各县市社队领导及群众积极分子以及所谓右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前往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1958年属于丰收年，全区的粮食总产量接近60亿斤(30亿公斤)。按800万农村人口计算，每人平均为700斤左右，扣除征购及种子饲料后，每人占有粮食也在500斤左右，不仅够吃，而且有余。但在当年的冬季就全面出现了口粮短缺、生活困难的情况。主要原因一是各种大办外出的劳力，每人每月定额为40--50斤，每人每天平均多吃半斤粮食，仅大办钢铁、大办滚珠轴承、大办水利三项，外出的劳力就达300万人，每天多吃粮食达150万斤左右。其次是社队的公共食堂吃饭不限量，浪费和多吃了一些粮食；其三是高估产带来了高征购，多征购了一些粮食；其四是由于大批劳力外出，在后方的劳力不仅较少，又多系老弱病残，对成熟的庄稼未能及时收割，不少农作物在田中霉烂变质或籽粒脱落及人畜糟蹋，结果是丰产没有丰收，所以在秋后不久，各县市就纷纷反映生活发生了问题。但地委对这种情况不仅不调查研究，不分析原因，而主观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在全区范围内，部署了一场反瞒产运动。记得是在1958年11月，我跟随张树藩同志到遂平、西乎二县检查反瞒产运动开展的情况，在遂乎听了蔡中田、赵光、娄本耀等同志的汇报，感到非常乐观。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喳蚜山公社，中午在下宋吃饭。但饭是用一个木盒子从槐树抬来的。我们感到很奇怪，一顿便饭为什么要从数公里外抬来呢?经再三询问才知道下宋队的食堂已经缺粮了。我们开始感到有点儿问题。下午我们到达杨店。这里是外来参观人员的接待站。这时虽然参观的人不多了(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人)，但摊子未撤。我们的吃住都安排得很好。第二天，我们到了韩楼。据地委驻队工作组的刘同独(信阳专署的行政秘书)同志谈，大队食堂已基本断粮了，近几天都是喝的菜汤。我们亲自检查了几个食堂，证实了这个情况。我们回到杨店后，张树藩同志一方面向地委打电话，一方面让我起草书面报告。接着，我们经土山、槐树等地回到了县里，向县委通报情况后，又到了西平。当时，西平县委还在召开有数干人参加的反瞒产大会。据姜升堂同志汇报，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挖出各种粮食8000多万斤，说群众家中盆盆罐罐藏的都是粮食，有的将粮食埋在地下，上面封着土，种上菜，这不仅说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说明粮食问题完全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回到驻地后，树藩同志问我听了汇报有何看法，我说一次会议挖出了8000多万斤粮食太多，不是实际情况。树藩同志说：“我也有同感，明天你不要参加会议了，去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那个队检查一下粮食情况。”我去到那个公社后，让书记向我汇报了全面情况，他说：“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社挖出粮食800多万斤，其中北关队(即小麦卫星队)挖出粮食80多万斤。”于是我让他带路，到北关大队进行了检查，并未发现那么多粮食(只在大队部发现粮食数千斤)。公社书记很尴尬，向带路的副大队长发了脾气，队长反说：“书记你不了解我们队的情况嘛。我们队是个蔬菜队，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粮食?”我回来向树藩同志汇报后，他说县委的汇报肯定是假的。于是又向地委作了电话汇报及书面报告。但这些报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了地委对我们的怀疑。于是派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同志重到西平、遂平二县，对我们进行跟踪调查，重新向地委作了汇报，以后(1959年)我与树藩同志都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而延炳玉则被提拔成了地委副书记。
四、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1959年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农作物大幅度减产，面对这种情况，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生产救灾措施，而且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更高地举起了“三面红旗”，进一步反瞒产、扫暮气、反右倾、拔白旗，继续坚持“五风”错误，在各条战线已经上马的在建工程，不仅都在乘胜前进，继续施工，而且又新上马了许多大型骨干工程，例如：水利上的出山店水库、南湾灌区平桥渠首枢纽、南干渠、梅山灌区的中干渠及莲花分干渠等。由于上述举措全部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更严重的危机，人民生活全面紧张，结果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问题。
1959年气候反常，春夏间雨水偏丰，夏季作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在抗旱期间，我先后到过确山县的新安店公社，正阳县的熊砦、汝南埠，息县的东岳，遂平的和兴，西平的蔡砦、二郎、专探，汝南县的金铺、留盆，上蔡县的邵店等地进行过调查。7月中旬，我在确山县新安店公社听了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王治国同志(红军)介绍，该公社的280，995亩耕地，有66，863亩未种，实际还要多些，估计约10万亩左右，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该社陈庄大队总耕地面积4038亩，其中有1338亩未种，占总耕地面积的33％。邵庄生产队总耕地480亩，有280亩未种，占总面积的50％多。正阳县的熊砦公社汇报说，未种者占总地面积的24％。据我们了解，该社乐堂大队就有5，836亩秋作物未种，占总面积的41％，袁砦公社的牛庙大队有3，500亩未种上，占总面积的34％强。拿人多地少、生产条件较好的汝南埠公社来说，总耕地面积为210，563亩，有38，915亩未种，也占总耕地面积的18％。其中岳城大队未种者占总耕地面积的23％。其它各地的情况大致相同。由于旱情严重，加上主要劳力均已离家从事各种大办工程了，管理很差，当时的秋播工作实际已经停止，已种者也有很多发生了草荒、苗荒的情况。
经最后落实，1959年全区粮食总产量接近30亿斤(]5亿公斤)，较1958年减产一半左右。但信阳地委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在9个常委中，除张树藩同志一人外，其余人员一致认为是大旱大丰收，比1958年还要丰收。在当年秋季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根据各县上报的数字统汁，全区全年的粮食总产量达350亿斤。在张树藩同志的极力反对下，先后将粮食总产量压缩到300亿斤、250亿斤、150亿斤等，还是统一不了意见，最后路宪文同志发火了，主观地提出了个粮食单产指标，让我与张洪升同志(粮食局干部，后任副局长。我们两个都是大会工作人员)算个账，得出的结果是80亿斤左右。张树藩同志认为还是太高，理由是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958年，所以违心地向省委(大会)汇报了个72亿斤。结果省委就按此数下达了征购任务，经最大努力，在完成16．8亿斤后，征购工作就无法往下进行了。地委非常恼火，认为这又是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于是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以打退资产阶级进攻为主要内容的反瞒产运动。如果当年的粮食总产量真是有72亿斤，其中征购16．8亿斤是不算多的，遗憾的是实际总产量不足30亿斤，完成16．8亿斤征购任务之后，仅剩下13亿斤左右。按800万农业人口计算，每人平均占有粮食仅160多斤，扣除种子、饲料及干部与外出劳力的多吃多占部分，所剩的粮食就很少了，所以群众称1959年为“粮食关”，称“信阳事件”为“过粮食关”。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在1959年内，群众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2月份，也就是农历己亥年的正月间，商城县超英人民公社观庙、汪桥两个管理区就有74个食堂缺粮断炊，3月初就饿死了数人，3月7至9日，观庙林湾生产队的共产党员许学富同志先后两次给周总理发了电报，接着，国务院、河南省委及地县均先后派人作了调查，并安排了群众生活。5月份，市场商品大部分脱销，粮食问题全面紧张，地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整顿粮食供应办法，规定了口粮指标，公共食堂由随便吃改成了以人定量，生活紧张情况曾一度缓和。但由于高估产、高征购的结果，麦收不久群众生活又重新发生了严重问题。7月上旬，我在下边检查抗旱工作时，在从正阳县的汝南阜公社岳城大队去息县东岳公社时，路过乌庙大队，发现下午4点多钟了群众还未下地干活，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的食堂已经停伙，尚未吃到早饭。我们走到东岳街头，看见两位妇女及两个孩子在剥榆树皮，他们边剥边哭，边向我们介绍食堂停伙的情况。到公社后，县委副书记姚书轩及公社书记徐天锡同志介绍说，全社总计335个食堂，目前每人每天能吃到一斤粮食的有96个；每人每天能吃到七大两粮食的有66个；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粮食的有72个，已经缺粮停伙的有56个。我们感到问题极其严重。第二天到塘坡、夏砦、石菜园等大队作了实地调查，发现夏砦、石菜园等大队的榆树皮已经全被剥光，夏砦北边的8亩高梁，江庄附近的4亩高梁苗子(主要吃嫩秆子)基本上全被吃光。其中江庄生产队的食堂已经停伙10天，全队226人基本亡都在野外觅食，情况比公社介绍的还要严重。7月下旬，我在遂平县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检查工作，听毛副书记介绍说：“目前最根本的是粮食问题。麦后我们在公社开会，李支书向公社王书记反映了这个问题，被辩论了一天，罚站了三个多小时，我因未向李支书提出批评意见，也被戴上了右倾帽子，罚了站。目前全队11个公共食堂，从25号开始，每人每天仅吃4两粮食。今天是29号，已经全部断粮停伙了。其中丁一队的薛水源今天已经饿死。”接着我又由遂平县的和兴到了西平县的蔡砦、二郎、专探等公社，发现那里的生产、生活问题都很严重。8月份，我由汝南的金铺公社去上蔡县的邵店公社时，路过牦牛赵大队，居然没有找到饭吃。在抗旱期间，我们虽然每到一处都向上级实事求是地写了书面报告(在反右倾运动中，群众揭发我先后共写报告16份)。这些报告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在反右倾运动中都成了我的罪状。据原淮滨县防胡公社书记熊仁宽同志回忆，秋收时在县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根据公社的实际情况，向县委提出了一个要500万斤统销粮的计划，结果是一斤统销粮也未给，反而向公社下达了征购460万斤的任务。不仅如此，在会议结束时，县委立即宣布让其停职反省，让副书记钱庆怀主持全面工作。钱书记临危受命，新官上任三把火，将群众的口粮、种子、饲料都当作余粮征购起来，所以，从10月开始，公共食堂陆续停伙，人口就开始死亡。进入冬季后，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食堂全部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结果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总人口5万人，其中饿死了2万2千人的惨剧。
1959年秋末冬初，征购工作已经无法继续进行，公共食堂开始大批停伙，人口纷纷外流，浮肿病广泛蔓延，生产基本上全部停顿，饿死人的问题严重发生。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地委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反而是火上浇油，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同时加大了反瞒产的力度，先后又有数以万计的干部受到了批判斗争。其中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了组织处理。为了有力地打击右倾势力，除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以外，还向各县市下达了要过好“三关”(缺粮关、公共食堂停伙关、人口外流关)的指示，强迫各级党政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很多社队将种子、饲料、口粮都当成了余粮，结果还是完不成征购任务。在实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就布置假现场，将稻草稻壳垫在仓库底下，上面盖上一层粮食，采取不通就辩(辩论，即批判斗争)不信就看的办法，组织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参观，进行现场批判辩论。公共食堂停伙以后，不少人为生存而外出谋生。当时一律把这些人当作流窜犯看待，到处设卡拦截。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冬季先后收容的外流人员达46万人次，其中不少人饿死在收容站内。有些人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杀吃了队里的牲畜，被发现后均以破坏集体财产论罪。全区因此而被逮捕者达2000余人，其中有被处以极刑者，有惨死在狱中者。同时，指使邮局查扣那些胆敢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的信笺。写信的人一旦被发现，均以右倾论处。如光山县白雀公社的小学教师李玉伦、信阳县监委的干部胡修玉等，都因此遭到了批判斗争，给予了组织处分或下放劳动，致使形势急转直下，结果酿成了一幕令人们难以置信的悲剧。
直到1960年1月，信阳地区的严重问题才开始引起地委的注意。地委于1月11日(农历己亥年腊月13日)在潢川召开了县委书记紧急会议，初步检查了反瞒产的错误，研究了安排群众生活及防治疾病的措施，开始向群众供应口粮。从此，公共食堂陆续开伙，外流人口纷纷回家，饿死人的问题基本上停止，紧张情况有所缓和。但反右倾、鼓干劲的温度仍然没有降下来。地委于1月19日至25日(农历己亥年腊月22日至27日)在信阳召开了有1300多人参加的抗旱夺丰收庆功表彰模范大会，继续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同时还举办了抗旱夺丰收的实物展览，将原地区农业局长胡友禄同志拉到展览会上作为反面教材，讲解员指着胡的鼻子，向参观者介绍胡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言论。&
五、信阳事件的善后工作
由于信阳事件的性质比较严重，情况比较复杂，善后处理工作虽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仍然拖了1年多的时间。大体经过了捂盖子、揭盖子及民主革命补课等过程。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指导思想仍然过左、采取的处理方法过激，所以又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以左反左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在干部队伍中留下了很多消极因素。
关于捂盖子的问题，1959年不仅信阳地区饿死了很多人，河南省也饿死了数百万人。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不仅信阳地委担心，而且河南省委也非常害怕，万一被中央发现，不仅名誉地位难保，也可能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因此，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省委及以路宪文同志为首的信阳地委串通一气，采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到自然灾害身上的捂盖子方针。据说吴芝圃曾多次找路宪文谈话、打气，让其不要害怕等等，所以路宪文才有恃无恐，在信阳事件发生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即1960年7月中旬鸡公山会议之前)仍然如往常一样，继续坚持错误，一直在继续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一直在宣扬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对敢于坚持真理、反映实际情况的同志，一直在连续不断地打击迫害，进行组织处理，强迫其劳动锻炼，限制其人身自由等等。自己不提饿死人问题，也不准别人议论饿死人的问题，对饿死人问题只能说是因浮肿病造成的，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高压政策的结果，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内，信阳地区表面上虽然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处处有急流险滩。不仅有很多不怕死的同志不断向中央上访或写信反映情况，而祖居信阳的老干部、老红军如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都纷纷向中央直接反映。为此，国务院内务部曾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来信阳了解情况，在张树藩同志(刚从被批判斗争中解脱出来)陪同下，检查了淮滨、息县等地，发现问题很大。据说回北京后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习又向中纪委作了反映。董必武同志随即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李振海同志后来在信阳担任了一段地委副书记)进一步调查了解。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的主要领导当然是心急如焚，四面楚歌了。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信阳地委从日开始，在鸡公山上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副书记杨蔚屏、李栗、纪委书记刘铭榜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对此，原信阳地区的广大干部都抱有很大希望，特别像我们这样被错划为右倾或中间偏右的干部，抱的希望更大。因为信阳发生的问题，如能实事求是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奔走相告，窃窃私语，畅谈未来。不料地委在这次会议上继续贯彻了捂盖子的精神。会议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在肯定成绩、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尽量缩小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路宪文同志在会议开始的报告中，仍然是按照常规，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轻描淡写地说了几点缺点，根本没有触及到信阳地区发生的实际问题。面对此种情况，在讨论时，张树藩同志借会议提出发扬民主，让大家提出批评建议之机，连续作了三次发言(总计发言稿长达14000多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题，给信阳地区问题的盖子捅了一个窟窿，从而打乱了会议的部署，也触怒了地委的其他领导。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同志连夜召开了秘密会议，一致认为张树藩同志是继续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于是决定将会议的方针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尉屏、李栗、刘铭榜等省委领导同志的干预下，才没有进行。但会议的部署确实是被打乱了。常委扩大会原定是从7月20日开始，7月30日结束，结果是7月31日休会一天，8月1日重新开始，一直延续到8月15日结束，初步揭开了信阳事件的序幕。最后宣布将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拘留。
鸡公山会议虽然初步揭开了信阳地区的盖子，但对外仍然是保密的。在8月下旬的地直机关干部会上，贯彻鸡公山会议精神时，仍然没有提到饿死人的问题，仍然是将信阳问题的责任推给旱灾及浮肿病方面。在讨论会议精神时，我在农林水党分组召开的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根据张树藩同志在鸡公山会议上的发言精神(我曾帮助张树藩同志整理和誊写过发言稿)，作了个系统发言。具体联系了淮滨县防胡公社吴砦大队及我家庭的死人情况，指出了信阳地区问题的严重性。党分组书记栗较相同志对我的发言虽然当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但他在我的背后狠狠地扎了一刀，将我的发言整理一份，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乘机翻案为题，向地委写了一个简报(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我曾得到了一份)。
揭盖子及民主补课的问题。鸡公山会议以后，地委虽然仍在继续捂盖子，但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想长时间的隐瞒下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此时中央对信阳的问题已经有所察觉，毛泽东在关于信阳问题的报告中，已经作了关于“信阳出现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批示。有了这把“上方宝剑”，连吴芝圃也是毫无办法了。所以报请中央于日批准，撤销了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党内外职务，同时派赵定远同志任地委书记，纪涵星同志任地委副书记。不久(11月3日至27日之间)又先后派代苏理同志任地委第一书记，赵致平、丁石、乔甫、马剑、武人文、李振海、王光力、安克南共8位同志任地委副书记。原地委的9位常委除张树藩、邱进敏二同志外，其余全部靠边接受审查，彻底改组了地委领导班子。从此，信阳地区的盖子算是真正的揭开了。在新地委的领导下，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了整风整社、纠正干部队伍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行为和严重的“五风”错误。在改组地委领导班子的同时(1960年11月份)，中共中央先后派副总理李先念、农业部长廖鲁言、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首长来信阳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并分别在光山、潢川、商城、固始四县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逮捕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得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据说李副总理在光山时，耳闻目睹了信阳事件的惨状后，曾流出了眼泪。1％1年元旦(农历庚子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信阳地委要像土地改革一样，认真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从而揭开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序幕。同时，为了保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从中直机关抽出骨干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及各个地区干部队伍中抽调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从地区于部中挑选了骨干1483名，组织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基本上是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以如此巨大的声势，直接从中直及省直抽调那么多骨干力量，到一个地区参加夺权斗争，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比较，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其它措施，来安排群众的生产、生活，以稳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日，以中央军委、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河南省军区及省卫生厅派来的医疗队为主，组建了“支信卫生工作指挥部”，并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了若干个医疗队(组)，分赴各县、市开展疾病防治工作，协助各个公社建了浮肿病防治院(站)，无偿地接受治疗浮肿病人，同时还组织了省地联合检查团，深入各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冬到1961年春季之间，国家先后拨给的救灾款达39，388万元，救济布1315万米，救济棉114．5万斤，还有大批药品及生产生活资料，迅速扭转了信阳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了群众情绪。
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就是清理整顿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及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公共食堂的司务长、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数千，多者上万，有些机关厂矿及学校等单位的空房都住满了人，被集训者一般都按敌我矛盾对待，根据问题的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人特训班，在驻地周围放上流动岗哨，门前架着机枪，限制了行动自由，也不准家属探视，武装力量不够，就请当地驻军协助。问题轻些的编人集训班，尽管也有武装看管，也限制了行动自由，但管理相对松了些。对这些人除了进行严格的审查和严肃的批判斗争以外，还准备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因此，除已经逮捕的几个县委书记外，又逮捕了罗山县委书记徐文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汝南县委书记付良太、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及少数问题极其严重者。既然有成千~7i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成千上万的反属或反革命亲友了，将这些人加在一起，在全区总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因此，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紧张的政治局面。
随着运动的逐渐深入，慢慢发现原信阳地区的干部虽然问题比较严重，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带有共性的，与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政策有关，与全国全省大气候有关。在个人问题方面，无非是务虚名求名利保自己，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办了些不该办的事，还有多吃多占、贪污、挪用公私财产、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家属及亲友饿死的人也少些等等，但都构不成反革命罪，所以逐渐放宽了政策，也放宽了管理，最后不仅一个未杀，大部分未抓，给予纪律处分的面也不宽，对已经逮捕的8位县委书记，除光山县的马龙山因涉及打死县委副书记张福鸿一案，由死刑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外，原来准备判重刑的徐文波、徐锡兰、王汉卿、付良太、杨守绩均改判为二至三年徒刑，石绍举、梁得柱二同志坐监年余，后免于刑事处分，无罪释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对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基本上是不了了之。一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学习班解散，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宣告结束。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虽然是必要的，但来势过急过猛，实际上是犯了以左反左的错误。所以虽然成绩很大，但遗留的问题很多。在成绩方面，首先是使极“左”思潮得到了遏制；“五风”错误得到了纠正；干部中的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及官僚主义作风得到了扭转；侵占和贪污挪用的公私财产得到了清算。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运动中清理出的财物折款达4亿元左右。在运动结束时就已经退赔了8000万元左右。人民群众特别满意的是解散了公共食堂，恢复了社员的家庭生活及家庭副业，恢复了社队的正常管理秩序，重新建立了社队管理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生产队长，实行了集体劳动评功记分，多劳多得，小段包工及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包工、包产、包成本。同时还将101万亩自留地及69万亩小片荒地重新分配给了社员自耕自食。虽然没有达到分田到户的程度，但群众已感到相当满意了。同时，对1958年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扫暮气、反潘杨王、反瞒产、反右倾机会主义等运动中，被错误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干部进行了乎反复议。据不完全统计，共甄别复议的案件涉及到10万人左右。其中有90，000余人被彻底平反，6000余人部分平反，3000余人维持原处分未变。经过以上工作，在政治上又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在经济方面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也进展得很快。&
由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来势凶猛，声势浩大，集训的人员较多，方法及政策过左，对集训人员一律按敌我矛盾的性质，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结果是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其中有些人的感情被伤害得很深。例如汝南县的一位中层领导干部，平时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三面红旗”举得很高，在反右倾、鼓干劲、拔白旗、扫暮气、反瞒产、反潘杨王等诸多政治运动中，始终是站在前面的，1959年冬季，家中7口人饿死了3口还是红旗不倒。但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罪恶最大，被编人了特训班，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家属由于精神上的折磨，疾病及生活的困扰，社会上的歧视等诸多原因，又死了3口，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在原信阳地区的干部队伍中，本来就形成了两张皮的情况，一种是自1958年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右倾或中间偏右，受过审查或批判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那些人，他们一般都是实事求是，敢于向组织上反映真实情况，结果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后来虽然大部分进行了平反，恢复了工作，但影响了提职提薪，心中怀有怨言。一种是自1958年以来，一直在台上左右局势的人，他们一直是高举三面红旗，站在各种运动的前列，有名有利，在信阳事件中，家属基本上没有饿死或饿死的很少，结果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一度变成了反革命，也感到窝囊。另外还有一种是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上级派来的那些同志，这些人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都担任过领导职务，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执行了过左的政策，说过一些过头话，办过一些过头事，伤害过一些同志的感情，留在地区继续工作后，在思想与工作上都遇到了许多困难，当然也想不通。现在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在这三种思想体系中，相互间的鸿沟尚没有完全填平。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信阳事件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主要问题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如果将其上升到党建的高度来认识，主要是党的生活不正常，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不正确，执行得有偏差，没有认真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组织原则，并写进了党章，这是我们建党、治党的基本原则，是一条全面的、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这条原则的精神实质是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在贯彻执行时，集中的核心问题只能和应该是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哪怕是多数人的意见一时并非正确，主要领导人也应该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去进行集中。如果当时的真理果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在多数人尚未认识的时候，也应该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定之后，行动上必须按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办事，决不允许脱离组织和多数人去单独行动，否则就会分裂党的组织，脱离大多数群众。不同意见除继续保留外，可以通过党内的各种活动，利用正确的渠道提出自己的意见，用实践证明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慢慢达到最终使多数人接受的目的。但在信阳事件前前后后，党的组织生活并非如此，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时，实际成了书记说了算的情况，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一般都成了正确的化身，他的言行实际上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不管他是集中了多数人的意见，或是代表了少数人的意见，甚至是他个人的意见。有些书记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借口，擅自推翻组织和多数人的决定，个人说了算，对这些人没有人监督，也没有人敢监督。例如，毛泽东在1957年擅自推翻或否定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正确决议，就是带了坏头，影响实在很大。由于党的组织生活不正常，对不同意见或群众的善意批评，既不愿接受，又不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而是轻者点名批评，重者批判斗争，将其上升到反党的高度进行无情打击，结果是向党说真心话的人越来越少，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今后应该引以为戒。面对当前国内外的复杂情况及伟大的民族复兴任务，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除坚持贯彻执行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外，在建党、治党方面，应该全面正确的认识、理解、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特别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原则。
&　　日修改
转自徐勇主编《中国农村研究
200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0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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