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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发布的所有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详见。&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要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强调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通过道德教化的软约束来引领社会风尚，强化“良心效应”，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唤醒蒙昧的“自我”，节制放荡的“本我”，赞颂神圣的“超我”，使那些因纵欲而迷失“本心”的灵魂自觉。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所形成的传统价值理念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绵绵不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签，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是我们当代道德力的支撑点，不仅铸造了历史的辉煌，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梁启超曾断言：“我国所以能数千年立于大地经无量丧乱而不失其国性者，皆赖是也。”
近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一直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启蒙价值观为坐标体系，这种割裂传统的嫁接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在文化自卑心态作用下，传统文化式微，传统道德几乎一度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时至今日，我们的民族文化再度受到“西化”的严峻冲击，优秀传统道德话语体系呈现碎片化趋势，价值观迷失。核心价值观就像一个方向盘、一个稳定器，社会的发展需要有自己传统文化基因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前进的坐标，抛弃传统就是隔断精神命脉。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匡正人心建立价值共识，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提高道德自觉践行能力是我们构建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文化软实力和内核驱动力，道德教化是核心价值观构建的有效途径之一。
&&&&&&&& 一、化人立人：从道德土壤深耕价值观
道德,是维系着人们共同生活及和谐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其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每个人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其中，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主干，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缛寮夜蠛汀⑸械碌娜宋睦硐搿儒家政治哲学从周公制礼作乐和孔子崇仁厚德以来，中华民族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深入浅出、知行合一的道德话语系统，被国民普遍接受，内化于心、言传于口、身教于行，尽管在某个时段会出现一些可怕的“群体疯狂”，但社会意义的人格基本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总体制约”。儒家道德思想从启迪人们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精神的宝贵财富。
（一）形成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价值观自信无论之于人、之于国，其作用都犹如主心骨、压舱石和定盘星。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始于此，治民之道在于尊德义，明伦理。而德的培育依赖于治理之多中心性，既依赖于为政者的崇仁厚德，又依赖于民众的广泛参与，以为政者之引导，以良俗之风化为本，注重从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诉求中寻求共同的价值交汇点，养成普通民众的底线伦理，从而自发形成诸多领域的自我治理。金华是一座古城，具有“文之邦”美誉，金华人讲究诚信，坚守“既已信奉，就义无反顾”的原则。当下，金华市委发出“千古风流信义金华”号召，正是从道德教化的层面，从以“信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文化中汲取智慧治国立人，构建全市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认同，这关乎金华在浙中崛起，也关乎金华人民幸福安康。因为当前思想意识领域多元多变多样的新特点，日益凸显了价值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与加剧，单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伦理失序也呼唤着道德力量的重新整合。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构建“信义金华”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实践探索，也是从文化层面寻求安邦定国、安身立命之道，发掘以文化人、以文立人、以文达人的道德教化功能，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深度融合。&
（二）道德迷失呼唤传统美德回归
市场经济犹如一把双仞剑，它在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效率、法治、平等等观念意识的同时，也携带着物化及功利意识向道德发起挑战，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等道德问题由此产生。
道德是现实社会的意识反应，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由集体劳动者变成了以个人为单位的经营者,原先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压力同盟”开始解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松弛，社会成员成为“各自为政”的原子化状态。在流动时代，市场经济规则下的自由平等和利益对抗法则解构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内部道德沟通机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财富、权力、文化水平、德望等多种常见的社会分层标准中，德望并不是主要的标准，财富逐步成了社会分层的主导标准，“富即正确”成了一种强势话语，经济能人和权力精英介入公共事务，社会显现出实利化倾向。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宗法伦理道德观念随之逐渐瓦解，传统道德趋于碎片化、边缘化。一方面,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淡化，重功利、保私利;另一方面,新道德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与陌生人社会相对应的法理性机制尚未能建立，难以具备强制力的道德力量。长期从事跨文化价值观研究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美籍教授史蒂夫库里克也说：“中国要解决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道德领域问题，让灵魂跟上发展的脚步，或将是一个跨度长达百年的艰巨工程，而事实上，欧美的一些国家也经历过类似的道德重建的过程。”
二、治国理政：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力量
（一）道德中国之演进
&“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黄帝“修德立义”，用仁义道德教化天下，开启了以崇德尚义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明序幕。此后，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崇尚道德，强调“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礼乐文明。从产生的渊源看，传统伦理道德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时代，但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新旧制度交替的大变革时代，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最核心元素。但儒家学说在孔孟在世时，并不被统治阶层所认可，仅仅以一种学术思想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了汉武帝时代，统治者不满足于把武装力量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唯一工具，而需要利用文化的力量统一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在这时，孔孟的道德观，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
一统江山易、凝聚人心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味，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学，”途径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统一思想。汉武帝尊儒学以约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替为用，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予后世以至深影响。正因此举，儒家学说得以成“教”，华夏文明得以续存。“独尊儒术”自汉代实行至清代，一直被国家统治者尊奉为国家伦理，这种道德伦理体系在士大夫阶层的教化下，日积月累逐渐渗透到民间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引领社会道德的主导地位。传统道德文化上升为“御用”的政治伦理文化，儒家实现了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大量儒家士君子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他们具有中间身份，介于政府、民众之间，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直接与他们打交道，而无需与官府打交道，而士君子的权威更多地是道德的权威，他们缓和了官府权力对民众的压力，共治体制下官民之位缩小了。
一个社会需要用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价值导向，引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这样，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就从社会现实中获得合理性，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滋养而经久不衰。
（二）&“诚信”之重
在我国传统儒家伦理中，诚信被视为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规范。“诚”即真实无妄，指“内诚于心”，“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古代先贤对诚信有诸多阐述。比如：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以诚而立”；孟子论诚信“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墨子曰“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老子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也极重诚信：“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韩非子则认为“巧诈不如拙诚”。从古到今，人们只所以这么重视诚信原则，其原因就是诚信是人与人发生关系所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没有诚信，也就不可能有道德。
诚信在金华八婺大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婺学领袖吕祖谦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关于诚信的劝戒：为官事君应该“诚心不欺”、“以诚相感，无所不通”。甚至指出：“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他还付之于实践，吕祖谦制定的乾道四年九月《规约》中说道：“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处家之道，导之以礼仪，可维持百年而不息。”
义乌，20万商户诚信走天下，是市场经济创造的一个奇迹，更是八婺大地诚信婺商传承的辉煌。义乌从鸡毛换糖的一个普通小县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20万商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从一个贫瘠的小县，当年的马路市场，发展成“世界超市”；从简单的实体经营模式，发展到现在电脑终端到门店，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誉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靠什么支撑起“世界超市?”靠的是‘守合同、重信用’这种契约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义乌萌生了小商品市场。刚挽起泥腿子的小商贩没钱进货，只能先“赊进来”。到了90年代，国内、国外订单飞来，义乌商人又把货先“赊出去”，货款按合同约定一个月或两个月再结算。赊账这种特殊贸易形态，依赖的是义乌商人“义利并重”的商业准则和义乌市场“守信践诺”的商业文化。在义乌，市场化和诚信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互动的闭环格局。诚信经商，诚信文化，虽貌似无形，却已渗入到义乌20万商户的血液和骨髓。
兰溪的天一堂创建于清同治年间，距今140多年，创始人诸葛棠斋是诸葛亮47代后裔。棠斋先生精于鉴别药材，善于经营管理，习药经商格守“道地药材”、“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敬业”、“为民”为办店宗旨，十分重视本店声誉与商业道德。一生恪守着“天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的人生信条，使天一堂穿越百年风霜而历久弥新。
然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主体之间的活动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各种失信行为频繁曝光，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应当承认，在前些年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诚信和职业道德远远的落后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儒家伦理为主干的传统道德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提倡的新时代道德观念，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等也变成了人们的政治口号。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德体系重建德步伐远远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贸易活动不守信用，企业之间恶意违约，坑蒙拐骗屡见不鲜。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共享，对违背市场原则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总理的表态预示着，中国在未来几年里将会出重拳、下猛药，用综合手段整治失信乱象，把不诚信者列入黑名单，让其为不诚信付出“处处碰壁”的沉重代价。
（三）“道义”之要
&“义”的本意是宜，指适宜、恰当。“义”早期是对亲属以外尊长的尊敬，进一步普遍化，就变成对所有的长辈，包括亲属长辈和亲属以外的长辈的尊敬，到了孟子以后，越来越变成一个与羞恶有关的德行，变成坚持道义、去恶扬善，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孟子说，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孟子曾阐释说：“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又说：“夫义，路也；礼，门也。在这里，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在所有的国家，物质主义都是人类心智的一种危险疾病。大众总是偏爱物质之享受，这种趣味如果过分，很快就会让人们相信，一切皆为物。若人人只关注于自己的物，而无意合作，如此秩序将无从建立。要维护一个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就必须对物质主义予以节制，倡导“义”的作用。一直以来，古人就有“义”、“利”之辨，这种“义”、“利”之辨构成了儒家政治思想之核心理念。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世俗生活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与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就形成了在生活中持有的传统义气：对国家民族――尽忠义；对父母长辈――行孝义；对家人――重情义；对朋友――讲信义。人们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伸张正义、施行道义直至舍生取义，“为义”已成为整个社会道德的重要信条。“义”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也是人生的责任与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务，“义”是人生崇高的道德表现。
婺学领袖吕祖谦说过：“仁与义本是一事，仁而无义是不行的”。“公不败事，私不伤义”，“义之和处即为利”等。八婺各地都有信义的美谈与青史流传。比如：饮誉中外的华夏古代家族文化的重要遗址“江南第一家&义传天下”。居住于此的郑氏家族，自南宋建炎年间开始，历经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这个家族从不以强凌弱，一直和官绅、乡邻、佃户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年协助官府修筑水利设施，拨出专项的资金用于铺路修桥；每逢稻谷欠收或者青黄不接时，他们设立赈仓，按月救济贫农谷子六斗；设立义冢，出资埋葬孤寡老人等等。“义”是郑氏家族600年坚持不懈形成的家族传统，它们已成为一种永恒的黏合剂。国家需要“郑义门”这样的道德标兵，这样的文化坐标，这样的生存蓝本，这样效仿的样板。
三、心有所据：道德教化德风沐雨
（一）道德教化本源归理
道德教化是用伦理学说教育和感化人的一种人文精神活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善端”与生俱来，道德教化是培养“四善端”的最好办法。因为人皆有“善质”，唯有依赖于思，有待于政、教，才可抑制“恶”，实现“善”。乐观地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人是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来改变气质的。民众普遍具有底线性质的道德意识和伦理，只不过，这种伦理的养成无法依赖庶人之道德自觉，而需借助于德望较高者、政府之教化，形成风俗。在良风美俗中，民众将于不知不觉间形成合宜的行为模式。
宋代理学奠基者张载认为：天地之性无不善，矫正气质之偏，复归于天地之性，为此，他提出要“变化气质”。因为天地之性，人与物皆存，但唯有人才能学而立，而物只能安与气禀，因此，人之本质的确立离不开道德教化。张载认为，气质之美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定分，但成圣成贤却决定于人后天之主观努力，只要学之不懈，则定能去其气质之恶而为贤为圣，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中道而立，心有所据守，则其于善恶处才不会为胡思妄疑所淆乱，才能勇于前而果于为。张载从人性论观点出发，解答了人类进行道德教化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当然，人是高度复杂的，绝大多数人可以通过风俗化成为好人，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因为情感扭曲、理智匮乏或者利益诱惑而为非作歹，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惩罚，主张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
（二）道德教化演进的历史脉络
儒学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样本，提供了中国人的价值根源，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使植入“传统文化基因”的道德教化，是不能用别的东西来替代的。所以要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至关重要，让传统道德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与社会需求有机结合，与现实文化相融相近。道德教化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深刻内涵。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晚清一代，中国社会乃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社会道德教化是族权、绅权、官权同治社会，共为影响。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处于急剧动荡不安时代。此时，各路军阀立地为据，大小土匪占山为王，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全面颓废的态势，乡村经济破产，民间社会整合失序，社会文化弱化。道德教化仍得以生存的强大动力源自于草根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感应归功于旧式教育的民间伦理与本土文化的长期磨合而形成的和谐共融性。新中国成立30年间，我国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借助政治权威的“文革”运动，以“破四旧”为标志的反传统运动使得民间流传千年，维持着世道人心的伦理规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道德教化的职能趋于行政化，内容由传统的儒家伦理转为遵纪守法。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和深入推进，精神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思想观念日益多元化，人们可以自由的思想、自由的选择、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自主、独立是改革开放后的精神领域的特征标签，道德教化的多种属性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民间伦理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道德教化进入了一个新生态时期。
四、“信义金华”：唤醒价值观自信
复兴传统文化，构筑一种价值观，其精神核心要义在于现实生活中抓住人们的内心需求。而弘扬一种价值观更应该将其生活化，萃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时代、植入于现实生活中，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途径的嵌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有。“信义金华”的价值共识是一种吸纳了传统道德精髓，又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流动时代、城镇化工业化体系下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一）四位一体：信义金华道德教化之主体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群之组织，组织之关键又是一些人发起和领导组织之意愿和能力，任何社会要形成治理就不能没有这一群人。儒家始终相信，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养成一批有德之君子，分散于基层社会中，扮演基层社会之“现场治理者”角色，组织民众生产和分配公共品，通过他们的道德教化构建和谐有序的生活公共空间和良好的人际活动秩序，如此才有优良治理可言。笔者认为，复兴传统文化，构建核心价值观是全市人民各个群体的积极担当，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也应当明确主体，担责尽职，多方弘道，共担使命。
当下，道德教化主体主要以“儒官”、“儒家”、“儒士”、“儒商”四类人员为主，在家庭、学校、社区、社会舆论、大众传媒以及各行政机构的配合下，增加道德教化社会资本“量的库存”，逐步形成一个有效的道德教化网络复合体。
1、“儒官”：为政者的子帅以正。传统治国思想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德性，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正所谓“政者，正也。”为官治政为政之本，在于为政者自正其身，养成德性并见之于对待臣民的行为中，在社会共同体中，为政者自治其身，节制欲望，行为合礼，民众也会心悦诚服，顺从为政者的权威，共同体可以走上优良治理之道。民众是按照为政者的行为典范来确定自己的行为的，若能依循正道，则能引导民众依正道。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治洪认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实行何种政体，人类政治永远需要道德内涵。”为政者是“信义金华”构建的骨干力量，是党员群众的“主心骨”，发挥着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堡垒作用，更是社会道德教化的推动者、组织者和实践者,是领导一个区域的核心力量。为政者处处以身作则、严格恪守道德准则，追求天下为公、心怀百姓的高尚品格，那么其道德感召力不彰自显。
2、“儒家”：草根人的家风滋养。“道之以德”不仅要求君子有德，也要求君子引导整个社会有德，把处于自然状态的民众通过道德教化的平民化，实现德之平民化。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诚如《大学》所言：一家仁，一国兴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一所永不毕业的学校。家风是一种传承千年的精神尺度，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世风的基点和载体，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是儿童少年道德萌芽的丰厚土壤，也是儿童道德成长的文化摇篮。家风这种无言的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一种无形的磁场，牵引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最美家庭”的评比正在为社会创造和修复出一个个健康的道德细胞，开垦出一片片道德绿洲，点燃了一座座道德灯塔。6月3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首页醒目位置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第二期，兰溪诸葛村百世传诵《诫子书》轻松上头条。诸葛村人正是把诸葛亮的《诫子书》奉为家训经典，继承先祖遗风，修身养德，励精治性，代有人出。
3、“儒士”：文化人的言行教化。道德教化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其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母体中找到依据，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文化如水，滋润万物，上善若水，悄然无声，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里无处不在的软实力。文化有四个层次：一是传播知识，二是传达一种感情，三是弘扬一种道德，四是表明一种价值取向。道德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士”的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是古代士大夫的道德观，虽经世事变迁，但内在的自我修养“修身、齐家”与外在的社会责任“治国、平天下”，这种内外兼修的道德品质却一脉相承，“铁肩担道义”仍是文化人不变的内核。文化人也是传统文化和丰富阅历的集大成者，是社会道德的化身和标杆，是德之内在化转向的先行者，其教化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更要有自觉的文化担当和道德自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集体失语，不追求真理，不发出科学的声音，是一个民族最可悲的。文化人坚持文化的引领，要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充满自信，让每个国民深入其中，得到灵魂的净化，精神的提升，知识的扩充，而这就是软实力的提升，也是道德教化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4、“儒商”：企业家的诚信载道。明清以来，徽商、晋商都有儒家伦理的渗透，红顶商人胡雪岩以“戒欺”“真不二价”为立店之规，创办百年老字号胡庆余堂。所以，自古以来商人就有诚以为人、信以立业的优良传统，历史上无数先辈言出即行，传承和弘扬着诚信文化，把诚信根植于人们的内心与灵魂深处，现在的合同精神、契约精神都是诚信在商业上的体现。“小富凭智大富由德”，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社会单位，企业家应当作为社会诚信建设的思考着、引领者、责任者，更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社会价值的弘扬者。一个缺乏价值观和信仰的企业，无法成为一流的企业，企业要想长久发展，必须拥有强大的企业文化，一些企业掌门人找到的强大武器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国学经典。当下，不少企业在应用现代管理方法之外，引入传统儒学作为公司文化之本，用儒家文化滋养自身，滋养企业，人品、企品和产品“三品合一”的价值理念已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不做500强，要做500年”也成为越来越多新儒商的梦想。梦想的底气在于商人们将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植入企业血脉，把“仁、义、礼、智、信”写进公司价值观。
（二）五化同构：信义金华道德教化之路径
“信义金华”的构建，社会道德的革新，这不是简单的传统道德的复归，也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简单复制，而应当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魅力，注入现代文明元素，彰显中华民族独特个性。
1、政风化人，注重道德教化的引领化。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威。自古：“”孔子“”“”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官德凝聚民心，官风大正是民之所望、也是民之所盼。为政者要摸清“信义”的文化血脉，理解“信义”文化精髓，加强学习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和正义思想，魏征的“水可载舟，亦能覆舟”的惠民思想，注重德之修炼，只有自己具备了道德感召力，道德教化就会不彰自显。当前，“严格管理落实年”活动的开展为形成良好官风营造了氛围，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为为官从政者扣了紧箍咒。“四有干部”、“兰溪干部诚信档案”已成为为官者的一个当代风范和时代标签，“三严三实”专题活动的开展规范了工作圈、管住了活动圈、净化了生活圈，进一步浓厚了为政者以德修身的氛围。
2、实践立人，注重道德教化的具体化。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逐渐积淀渐进式养成的过程，正所谓积水成渊，积善成德。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则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的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这和技艺的获得一样”。凝聚善的力量需要众人拾柴，通过具体化、分层化方式让道德教化所凝聚的正能量入衙门、入厂门、入校门、入家门、入商门。积极倡导岗位修身，按照“一系统一主题、一镇区一特色、一阶段一重点、一行业一标杆”的多样化标准，结合实际岗位开展修身立德活动。比如，在卫生系统开展“大医精诚德艺双馨”活动，努力争创“无医闹”城市。以“大爱兰溪&&修身四季”为宗旨，分春夏秋冬四个篇章，每月一主题，开展修身立德活动。每年2月定为“慈善文化月”、3月定为“学雷峰服务志愿月”、5月定为“好家风”倡导月，6月定为“邻里文化节”、7月定为“知书识礼月”、8月定为“公共文明践行月”、9月定为“全民修身行动月”、11月定为“孝老爱亲活动月”等公民修身立德活动平台。不断创新新媒体时代道德教化的有效途径，最大限度发挥道德教化的辐射带动功能。可以将“信义金华”的核心道德植入到影视作品、人文景观、公益广告之中，植入到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具体形象载体之中，引导和教育大众群众明事理、辨是非、知善恶、识美丑，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金华公共频道播出的“老娘舅”栏目，弘扬和睦为邻，积小善弃大恶，诚信为本的价值导向。再比如：兰溪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故事兰溪”《社区的那些事》，以人与人之间的“利义冲突”、“善恶不辨”、“美丑不分”为基本素材，规劝做人的规矩，弘扬激浊扬清、弃恶从善、先利后义的价值共识。“兰溪好人”的滚动播出为广大百姓树立“孝亲敬友”、“勤勉以政”“信义担当”的道德标杆。通过具体形象化的载体逐渐树立品德端正不违法、家庭和睦不吵嘴、孝敬老人不忤逆、邻里互帮不生非、移风易俗不浪费等社会道德风尚，营造社会发展的良好风气。
3、文化润人，注重道德教化的传承化。道德文化具有传承、凝聚、同化、整合、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能够实现从外在灌输式的“教”演进为内在主体“化”的转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故事，正是道德生活化、立体化的能量释放，是滴水穿石、润物细无声地滋补一代国人精神养料的过程，是道德“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过程。信义道德自律的蓬勃生命力在于民间，在青少年中间。因为国人的血脉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孩子的童年播下种子，使之长大之后拥有中国灵魂，让孩子回归最初的教育本质，就是学“做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从“善”本质，“义”行天下。当今，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弘扬传统文化对于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光明日报》日创办了《国学》版面，在发刊当期《致读者》中强调：“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很大，它不仅凝聚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也将承载十三亿中国人的未来。”《光明日报》国学版的开办与发展是一个标志性的举措，它明确地标示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和态度。汲取国学精华，实现信仰重构，广大的文化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作用。把传统文化中的教化内容与现代方式融合，比如，把具有道德教化的诗词谱上乐曲，把蕴含道德教化意义的优秀故事搬上荧屏，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并践行“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文化价值观。互联网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沟通方式和信息传播呈现高度微观化、个性化，日常化特征。当今，许多媒体告别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始以“平民”的视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传统文化精髓要在当代文化语境和移动互联网传播趋势下解读，以具体生动的案例讲好中国故事，最大限度寻求情感对接点和价值诉求共鸣点。要建设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以及家庭文化，借助这些载体，把信仰的建构落实到城乡基层。要善于发挥道德文化能人、民间艺人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信义金华”道德建设中唱主角，结合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大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自我教育，打造和弘扬金华特色的道德文化，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比如，策划开展文明城市“身边好人”微戏剧展演，“好人好梦―金华好人原型诗书画作品展”，“大爱有声―文艺巡演”等活动，通过文化熏陶内化核心价值观，逐步形成文明自觉行动。积极扶持合唱队、民乐团等民间文艺团体，引导市民自发成立“信义金华”秧歌队、腰鼓队舞龙舞狮队等文化体育组织，繁荣广场文化、节庆文化，不断拓展和丰富“信义金华”道德文化的活动载体和活动内容，让道德教化在传统文化的烛光中美丽前行。
4、典型育人，注重道德教化的标杆化。道德的力量来自于榜样。先进典型具有凝聚效应、示范效应、教化效应和名牌效应，是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效法的榜样，也是构建“信义金华”的一个重要工作载体。构建“信义金华”塑造道德中国，离不开对先进典型的梳理和学习宣传。通过“血液式”的循环传输去教化，形成“典型来自群众、群众赶超典型、典型不断涌现”的良性循环，让百姓日用而不知，从而成为人性资源循环的源泉动力。比如，借助文化礼堂的道德大讲堂，运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方式，引导群众开展道德自我教育。开通“网络道德学堂”，打造“指尖上的修身”新模式，全市网民可随时浏览收听好人好事，感受社会正能量，进一步将向上的“小气候”放大为全社会的“大气候”。典型的培育需要慧眼敏思去发现、培养、放大，通过群众推荐、媒体的挖掘、社会评议等多种途径在熟人中推荐好人，在生活中发现好事。特别是为政者要典型引路，挖掘身边的人和事，扬其善引起市民的共鸣，激发群众的道德力量；抑其恶，加大惩戒的力度，让丧失道德良知的人感到孤独、遭人唾弃、自惭形秽，有了扬善抑恶，便有了从善如流。比如：人散账不灭，苦寻108个债主的诚信老汉永康市芝英镇后沈村村民沈森彪，正是“坚守承诺，黄金有价，信任无价”让他获得了入选中国网事?感动2014第四季度网络人物，成为10位（组）令人感动的“草根英雄”之一；为你的“诚信按揭”点赞的金华谋医院的后勤人员勇哥；荣获2014年度“浙江骄傲”人物浦江人张文龙等等身边典型人物，他们虽然是这个城市极普通的一员，但他们用朴素的语言和坚定的行动，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让金华这座城市充满爱和温暖。
5、制度树人，注重道德教化的长效化。道德教化的自觉性是一种自我约束，也即是“软约束”，道德约束的能力往往呈现出由己及人的“差序格局”，这种约束力在熟悉群体内具有明显的效果，离开了小群体，约束力就会逐渐减弱。而制度的制约是一种被动的激励，是一种“硬约束”，大范围内的制度约束则具有较高的监督和执行成本。制度是实现自由、形成秩序的工具和途径，制度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外在约束力量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一种主要调控方式，为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提供直接保障。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这是对人处于社会中之状态的最恰如其分的描述。所以，在注重道德自系统建设的同时，应当注重发挥它系统的辅助作用，力争形成一个完整的道德教化的输入机制，逐步形成好人的激励机制和坏人的惩戒机制，让善行制度化和常态化。良法无不具有道德性，一部分道德完全可以转化、上升为制度和法律。如民法中关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刑法中关于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等等。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爱尔维修也指出：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向善是徒劳的。制度“好”和“坏”的问题也就是制度伦理的核心问题，积极重构基于自身传统又借鉴西方经验的制度化载体，不仅在精神层面，更在社会和法律等制度层面推动文化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的互动融合。而改变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的现状，重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寄希望于个体的德性是不可靠的，寄望于依靠单纯的道德教育和舆论导向是不持久的。道德建设必须从制度入手，制度建设是扭转目前道德滑坡和开创道德文明建设新局面的关键和突破口。构建党政主导、全民参与、典型带动、激励引进等一系列机制，边实践边总结，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安排。渐进式的制定完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评选表彰办法，设立道德帮扶资金，形成学习好人、争当好人的氛围。
万户风犹古，千年德未衰。治民，先富而后教。经济腾飞之后必定要实施道德中兴、文化复兴，国家和社会才会鼎兴，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既定律规。英国的文明转型历经了400多年，从道德沦丧到文化自觉、道德觉醒，通过宗教的复兴来开始重树信仰。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道德教化的重构和信仰的坚贞，构筑大众的精神殿堂。毋庸讳言，信仰的建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新儒家们在遵循儒家核心理念的前提下，主张道德教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立足于四个全面的实现，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吸纳西方文化的先进理念为参照的多项资源的互动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多元对话中重塑道德自觉。“千古风流信义金华”的构建正是道德中国的一个生动样本，是核心价值观构建的一个本土化实践，是赶超浙中崛起强大的文化内核驱动力，其释放的正能量，共同筑起中国道德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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