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_第1页 - 七一网
→ 正文内容
《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
11:10:51   来源：新华出版社&&&&作者：[美]埃里克o安德森
《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
作 者： [美]埃里克o安德森
出 版： 新华出版社
定 价： 35元
出版日期： 2011-01
标 签： 霸权 国际 中国 发展 政治权力
所属分类： 时政
西方的世界末日预言家声称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将会让美国相形见绌。《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的作者埃里克·安德森则反驳说，这根本不可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它正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全球主导力量，这对国际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安德森则反对马丁·雅克这样的世界末日预言家，马丁·雅克预言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将会在2025年之前赶上美国，并且在2050年之前远远超过美国。作为参与华盛顿对华政策的讨论者，安德森通过谨慎的论证认为，事实上北京的最高目标是营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以合法的政治权力而不是高压手段为基础来发展经济并获得地区主导地位。2020年的中国既不会推行霸权主义，也不会是排外主义的。2020年的中国仍将会专注于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中备受尊敬的成员。
第1部分 中国很重要
中国的重要程度大致相当于巴西对世界经济的重要程度。它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军事大国，但毫无政治影响力。
第2部分 和谐世界
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书摘：中国很重要
我们最好把中国看作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大国——在过去150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国家总有需要兑现的承诺，却又总是受挫……中国的重要程度大致相当于巴西对世界经济的重要程度。它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军事大国，但毫无政治影响力。 ——杰拉尔德·西格尔
《中国重要吗》
北京是否会成为华盛顿在全球“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西方金融体系几近崩溃，美国军队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获得持久性胜利而伤透脑筋，华盛顿拿不出解决美国经济难题的政治方案——这一切都帮助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可敬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不断增强，积累了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简而言之，中国来了，美国必须学着接受这个地位相当的新伙伴。
我们对这种假设有多大把握？无论如何，就在短短10年前，作为美国外交学会首要出版物的《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醒目的标题是《中国重要吗》。杰拉尔德·西格尔（Gerald Segal)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担任所长。他在该杂志的这篇主打文章中认为，中国“作为市场、大国和理念源泉的重要性都被高估了”。按照西格尔的数据，1997年，中国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左右，在全世界排名第七，稳居巴西与意大利之间。他进而指出，中国仅占到1997年世界贸易总额的3％，亚洲同期贸易总额的约11％。最后，西格尔强调说，中国1997年获得的外来直接投资相对较少，只有450亿美元，据说其中有80％来自华人。他的结论是：“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角度看……外界严重高估了北京的实力。”
——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第一章中国很重要时过境迁。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07年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商品和服务销售总额达到3?32万亿美元。中国还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约6％，外来直接投资增至827亿美元。不过，最具说服力的是北京迅速积聚的外汇。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1?53万亿美元。我们需要在一定的背景下看待中国的经济表现：中国2006年的外汇储备约为1?07万亿美元，1992年的数字还仅为194亿美元。更惊人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直到1996年才跨越1000亿美元的大关。5年后，北京的外汇储备达到2000亿美元，直到2004年才超过5000亿美元。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缘故，这种势头有所放缓，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与西方竞争对手不同，它将在全球紧缩的环境下持续扩张。为什么？首先，中国消费者有钱可花，而且明显愿意花钱。（最突出的例子是，2009年1月，中国消费者购买汽车的数量首度超过美国——中国2009年1月的汽车销售量为79万辆，美国则为65?7万辆。）其次，北京及时采取措施，迅速批准了一项586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以期阻止国内经济衰退。第三，外来投资者仍然认为中国有着尚未发掘的经济机遇。比如说，看看亚洲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趋势。
如同西方世界的金融分析人士一样，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者寻求投资的最大回报。对亚洲投资者来说，理想目标是中国。新加坡的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就是个例子。根据淡马锡的数据，从日到日，这家新加坡企业在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从原来的34％增加到了40％。
在投资模式的这一变化中，主要受益者是谁？是中国。2005年，淡马锡在新加坡的投资占到了公司资金的49％。2006年，这个数字减少至44％，2007年减少至38％。与此同期，淡马锡在东北亚的投资从2005年的8％增至2006年的19％，进而增至2007年的24％。2007年年底的形势表明，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淡马锡2007年12月初宣布，将为一家拥有20亿美元资金、以中国为重点的新私募股权企业提供一半的资金。该企业的创建者是高盛集团的合伙人之一。据说，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
什么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
苏联1991年解体后，美国的国防战略家们开始寻找有分量的对手。军事指挥官面对的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无赖政权”，但这些敌对势力大多没必要让美国展开长期对话和规划。（美国从2004年开始对这种轻蔑态度感到后悔。）不过，20世纪90年代末，风行一时的做法是警告可能将出现“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个对手可能会与美国分庭抗礼。
兰德公司2001年的一份报告可能为华盛顿“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下了最准确的定义。《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现身：分析框架》的作者认为：
如果一个国家要“势均力敌”，仅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不够的。该国的实力必须是多方面的，经济、技术、知识等。它必须能够掌控这些能力，以实现政策目标。势均力敌且是竞争对手，就必须具有挑战现状和国际体系规则的愿望，而现状和国际体系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霸主——美国——支持的。
说到军方智库开始热议“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崛起的原因，目前存在着不少争议。批评者认为，这个概念之所以在五角大楼获得支持，是因为以“无赖政权”为焦点根本不足以继续增加防务开支。怀疑者则说，美国军事规划者之所以兜售“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崛起的理念，是在为采购高技术的新型武器辩解。
以石油美元展开投资的主权财富基金领域也正在形成类似的趋势。2007年8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科威特投资管理局的常务董事巴达尔·萨阿德说，他正在减少管理局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从占投资总额的90％减至不到70％。萨阿德反问《华尔街日报》记者：“如果可以在增长率为8％的经济体投资，为什么要在增长率仅为2％的经济体投资？”这体现了中东各国的普遍态度。至于在中国内地的潜在兴趣目标，香港的银行业者说，主权财富基金正在对自然资源和金融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那么，中国是外来投资者的诱人目标，可该国长期饱受诟病的银行业弊端呢？多年来，批评北京的人士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助长并掩盖多得“令人不安的”不良贷款。按照西格尔的说法：“据保守估计，中国至少有1/4的贷款是不良贷款……如果中国老百姓知道自己的钱显然给浪费掉了，他们会感到惊慌失措。”
如今看来，公开贬损中国的人士大大低估了北京。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显然还有解决）不良贷款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第一步就是采取在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手法，向资产管理企业转移一部分不良贷款。1999年，北京对应“四大”银行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企业。金融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资产管理企业起初按账面价值“购买了”1700亿－2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
第二步是在2003年。当时，中国政府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央汇金”的投资机构。2003年年底，中央汇金用450亿美元的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于”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宣布该举措一周之后，财政部悄无声息地决定注销在这两家银行的410亿美元资金。这是帮助缓解不良贷款问题的又一项措施。）完成这一财政转移后，中央汇金拥有了中国银行100％的股份和中国建设银行85％的股份。由此，中央汇金几乎独占了这两家银行2005年发行的原始股的所有收益。有些西方分析人士说，利润相当可观。无论如何，据估计，中央汇金2004年年底的投资收益达到了将近60亿美元。对于成立仅仅一年的企业来说，这是不错的业绩。
北京打击不良贷款的第三步是管理方面。2003年，为了解决与不良贷款相关的不良商业行为，北京成立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目的是监督管理该国的金融机构。由于无法堵住这个政治漏洞，中国政府于2004年重新开始通过向资产管理企业转移的方式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相应地，这些企业又从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了34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这一次是按照账面价值的50％。
这些举措对不良贷款问题有什么帮助？时至2006年，据说“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9?3％。与这一数据相关的美元数字仍存在争议。安永全球公司2006年5月发表修订后的报告称，“四大”银行当时仍有大约133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中国银监会拿出了一份存在细微差别的报告，宣称所有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9?5％，但合股银行（具体说，就是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其实是3?1％。这个中国官方的银行业管理机构还表示，不良贷款总额的价值已经降至1600亿美元。西方会计师事务所立即发表报告予以驳斥，认为实际数字很可能接近4750亿美元。
尽管中国政府也许永远无法彻底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北京2009年的经济刺激行动可能会使这个弊端死灰复燃，但政府显然擅长于有针对性的救助行动。2006年年底，中国“四大”金融机构报告的不良贷款比率如下：中国银行4?04％、中国建设银行3?39％、中国工商银行3?79％……中国农业银行26?17％。中国农业银行的坏债约为1140亿美元，其困境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事实上，有传言说中国农业银行准备加入“四大”银行其他成员的行列，在2010年公开上市，中国投资集团（北京的主权财富基金）准备参与解决该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官方行动。
再早两年，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些不过是“欺骗和掩饰”。我大胆地猜测事实已经不再是这样。如今，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冰岛政府倒台，在东欧引发骚乱，可能使纳税人和股票持有者蒙受共计2万亿－4万亿美元的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的有毒资产将使银行业损失2?2万亿美元。因为预言美国金融危机而广受赞誉的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估计，除了2007年和2008年的1?1万亿美元亏损之外，银行还将损失至少2?5万亿－3?6万亿美元。华盛顿至今仍无法迅速拿出一套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化解危机方案。目前，美国政府已经为银行业注资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围绕一项800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展开了政治上的最后较量，美联储则基本上认为借款是一种无需成本的计划项目。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如今似乎得到了控制，只不过是北京经济发展长期计划中的小瑕疵。
我是否提到中国目前是华盛顿1万多亿美元债务的债权国，而且越来越不愿意充当美国的主要债权国？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所有关键性驱动因素都在消失——对美元的偏好在减弱，对美国国债的偏好在减弱，而这使得利率的前景变得错综复杂。”换言之，中国的进口收入减少，经济在放缓，自身在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国债利率低，所以中国对我们的债务降低了兴趣。这重要吗？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注意到，如果别国对美国国债丧失兴趣，就会导致美国的借贷成本上扬多达100－200个基点。想象一下，要为汽车或住房贷款支付8％的利息……我现在估计大家开始认为中国重要了。
因此，看来杰拉尔德·西格尔误判了中国的经济前景，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北京铲除银行业弊端的能力。但是，中国的军队呢？大家一致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民解放军根本没有准备好应对现代（乃至任何性质的）武装冲突。1999年，一位中国军官说，人民解放军是个“手臂短、脚步慢”的拳击手。尽管北京拥有超过280万人的武装部队，但人民解放军主要仅限于在中国领土边界的步行距离内开展陆上行动。中国缺乏空运和海运能力，缺乏超视距情报搜集能力，基本是为执行单一军种的军事行动而规划的。有鉴于这种情况，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称：“无可否认，（1999年的）中国并非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不过，兰德公司告诫说，中国也“并不单纯是又一个区域大国”。
兰德公司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1999年展现的4个特点使得人民解放军不同于其他区域大国。首先，中国拥有能打击美国境内目标的核武器。第二，中国军队部署战区弹道导弹的数量和种类超过了当时与美国对抗的任何国家。第三，人民解放军的绝对规模令人生畏。最后，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所以外敌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发动美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有效实施的那种置敌于死地的协同打击。中国也许尚未准备好作战，但也不会像一般醉汉那样不堪一击。
简单地说，10年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尽管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与美国军队面对面地作战，但人民解放军的区域能力不再“短”，也不再“慢”。人民解放军有了卫星监测设备、先进的战斗机、迅速现代化的海军和1300多枚短程及中程弹道导弹，能够有效锁定、跟踪和打击中国海岸线500海里范围内的任何军队。此外，中国的指挥官正在学习部署和指挥一支具有联合作战效果和效能的军队。最后，北京致力于精简人民解放军，同时解决后勤短缺问题，表明中国军队正在运筹帷幄，要确保在大批美军远未进入战区之前就作好战斗准备。
事实上，中国明确并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在《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作者宣布：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内容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军队质量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
北京继而表示，为了成功完成这项政策提出的诸多艰巨任务，“军队以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加快武装装备发展，加强多兵种……部队建设，优化体制编制，裁减军人数量70万。”结果如何？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迈克尔·麦康奈尔（MichaelMcConnell）说，中国“正在扩充军力，在我看来，目的是要达到与美国大致相当的水平……他们目前是个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威胁会越来越大”。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的军事能力不可小视。
如此一来，我们就要讨论西格尔的最后一个要点——中国在国内外的政治重要性。1999年，西格尔认为中国共产党“缺乏意识形态力量和权威”。西格尔进而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真空是国内问题，因为它助长了迷信。西格尔想要让我们相信：“尽管旧式的毛泽东思想显得与众不同，但至少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视之为灯塔。如今，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灯塔。”
西格尔显然担心自己对这一点阐述得不够透彻，接下来又把矛头对准了他所谓的北京缺乏理性的孤立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缺少朋友，中国形单影只，因为它拒绝接受国际相互依存性的概念”。
不用说，10年来，情况变了。北京如今被视作新型管理模式的先驱。
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意识形态。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学者巧妙地概括说：“务实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最好的解释也许是援引邓小平的话：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致富光荣。”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很简单，中国领导人选择与时俱进，而非坐以待毙。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政策实验，为按劳取酬、私有财产权和市场竞争开绿灯，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西方批评者会认为北京（尤其是涉及法治时）任重道远，可能会走向衰败，但许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成员似乎没有如此深重的疑虑。
我们如何知道中国老百姓对领导人的务实管理手法感到满意？2005年6月和8月，一个西方公共民调机构发现，有76％的中国答问者认为：“只要政府严格管理，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最符合社会的利益。”此外，在20个国家的20791名答问者当中，中国“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支持率最高，这颇具讽刺意味……有74％的答问者认为这是最好的制度。近乎抱有同样热情的国家有菲律宾（73％）、美国（71％）和印度（70％）。”简而言之，中国老百姓似乎认为北京作出了明智选择，选择了市场经济，但他们是否认为这应该是政府的优先要务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坚决肯定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2006年夏季对大约2000名中国公民展开调查后宣布：
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重要大国，同时表示坚决支持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当被问及中国当前的全球影响力时，中国人在0－10分的范围内给自己打了7?8分的低分，仅次于美国的8?6分。当被问及10年后的影响力时，中国人给自己打了8?3分，与美国的分数相同，之后是俄罗斯（7?5分）和欧盟（7?3分）。
中国人并未把增强全球影响力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重点。面对11个外交政策目标，中国人往往更重视经济问题。首要目标是保护中国工人的就业岗位（71％的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其次是促进经济增长（64％的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和保障充足的能源供应（61％的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在亚洲打造优势军事实力的目标排在了最后，只有40％的中国答问者认为非常重要。
这些结论再次证明了我们在前面提出的观点：中国老百姓认为务实主义是最合理的管理手法。
看来西格尔误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重要性和吸引力，那么国际上的情况怎么样？不过，北京显然赢得了广泛尊重，华盛顿在国际社会的声望似乎却在降低。
2004年，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最清晰地阐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不断提高的观点。《北京共识》的作者开篇就主张：“中国的崛起已经在以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改变国际秩序。”作者认为，中国“不太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而是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他继而指出，我们如今以“北京共识”取代了“华盛顿共识”——这套原则摒弃了华盛顿的颐指气使，支持革新、务实和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北京共识？据说它包括了关于“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的地位”的3项原则。更具体地说，据说北京共识倡导：
1、发展中国家运用有一定风险的新工艺，而不是落后技术，为的是让变革的速度快于变革引发的麻烦发展的速度。
2、采取新的管理手段——这些手段表明，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控制混乱局面。据说这第二项原则“呼吁建立把可持续性和平等性、而不是舒适奢侈作为第一要务的发展模式”。
3、强调自决——这种国际关系手法“强调运用影响力来改变可能伤害自己的霸权主义大国”。
约瑟夫·奈（JosephNye）的“软实力”理论的追随者显然认为，中国身边包围着心怀羡慕但小心谨慎的买家。国会研究所在2008年4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外界认为，为了投射软实力，中国把本国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替代性模式。该模式以精英政治为基础，却缺少与政治自由化相伴的限制条件和要求。”国会研究所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这种推销手段只取得了有限成功，其他人则认为北京正在取得重大进展。
2007年5月，斯坦利基金会的两位学者认为中国“即将重获伟大强国的地位……该国已经（或者很快将）成为在东亚占据支配地位的成员……发挥日益重要的全球作用。”2007年夏季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全球作用（具体说是榜样作用）的潜在强度。曾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阿尔特曼（RogerAltman）在回顾这次危机时得出结论认为：“这场灾难给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蒙上了阴影。人们认为这一金融体系已经崩溃，管理架构则彻底失败。”赢家是中国。尽管中国经济也将放缓，但其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就这个问题而言，阿尔特曼接下来说：“在西方无能为力的时候……北京将能够在金融方面帮助其他国家，并且提供关键投资。”
华盛顿共识
1989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Williamson）撰写了一份题为“华盛顿的政策改革意欲何为”的论文。威廉森说，他归纳了“华盛顿视为可取的一套经济政策改革措施”。这当中包括：
财政管理——“大规模和持续的财政赤字是宏观经济紊乱的主要原因，表现为通货膨胀、收支逆差和资本外逃。”
公共开支的优先重点——医疗和教育被视作“政府开支中的最理想目标”；作为“主权政府的基本权力”，国防开支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补贴“被视为可以减少或最好取消的首要选项”。
税收改革——重点是形成广泛的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
合理的利率——利率应该由市场决定，应该是建设性的，以期阻止资本外逃和/或增加储蓄。
合理的汇率——汇率应该由市场因素决定，或者与宏观经济目标一致……以前者为最佳。 　
有利的贸易政策——为了推动出口，有必要以“竞争价格”获取进口产品——自由贸易很理想，但可能会为扶持“朝阳产业”或者作为保护脆弱经济的手段而受到限制。
欢迎外来直接投资——“限制外来直接投资是愚蠢的”。
鼓励私有化——“私营行业比国有企业的管理效率高”。
强调解除管制——这是“促进竞争”的手段。
产权制度化——“这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良好运作是必不可少的”。
威廉森的根本意思是：“华盛顿敦促世界其他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可以归纳为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外向定位和自由资本主义。”（约翰·威廉森，1990年，“华盛顿的政策改革意欲何为”，《拉美：变化有多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这样的观点令人沮丧，但阿尔特曼还没说完。他并未安慰对中国崛起感到忧虑的人士。阿尔特曼说：“对美国和欧洲来说，形势从未如此窘迫。”原因何在？
首先，严重衰退将促使欧美政府把视线转向国内……其次，由于西方出现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困境，所以无法参与重大的国际举措……最后，危机损害了西方的经济信誉。
阿尔特曼强调的最后一点——华盛顿的经济信誉一落千丈——是最大的问题。他指出，亚当·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蕴涵的“软实力”已经大打折扣。美国和欧洲正在展开银行国有化，加上民众要求在多个方面实施严格管理，都充分表明北京（而非华盛顿）的道路是正确的。阿尔特曼的根本意思是：“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将因此而增强，北京将能够采取进一步增强这种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举措。”这也是我本人的看法。
这会在政治方面产生怎样的影响？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魏茨曼讲座”教授阿扎尔·加特（AzarGat）给了我们答案。2007年，加特发表了一篇文章。加特认为，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着两大挑战：激进的伊斯兰主义，以及新兴的伟大强国的崛起。更具体地说，加特认为西方面临着中国和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显著降低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小布什政府的官员2008年10月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这场金融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影响到国际机构的改组。”这种看法显然获得了广泛支持。例如，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25年全球趋势：转型的世界》中宣称：“由于新兴大国崛起，经济全球化，财富和经济力量出现从西方到东方的历史性转移，非国家参与者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时至2025年，国际体系……将变得面目全非。”国家情报委员会进而认为：“尽管美国很可能仍将是唯一最强大的参与者，但美国的相对实力……将会下降。美国的影响力将受到更多限制。”
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新的重大参与者——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没有遵循西方的自由模式……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在这种经济管理制度下，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看起来，国家情报委员会也不认为“金砖四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委员会以情报界典型的含糊措辞认定：
我们仍然对进一步民主化的长远前景感到乐观，但进展很可能是缓慢的，而全球化使许多最近实现民主化的国家蒙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有可能对自由制度造成损害。
简而言之，人们广泛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华盛顿不太可能稳居全球实力等级体系的顶端，自由民主制度绝不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局。
所有这一切把我们带回到西格尔的观点。如今看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持而且提高了自身在国内外的吸引力。北京非但不“缺少朋友”，身边反倒聚集着潜在追随者——他们现在都认为中国很重要。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将骤然成为本地区最受追捧的国家，也不是说周边地区将发生显著变化。别忘了我们曾经告诫说，在涉及当前国际社会的关系时，“朋友”这个字眼要慎用。中国虽然赢得了尊重，但并未受到喜爱。此外，北京显然知道，只有保持现有的国际秩序，才最有利于它获得尊重。
我得赶紧说明，这种观点并非绝无仅有。国会研究所在2008年4月发表的关于中国动用“软实力”情况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在这种体系中展开运作而不是对其发起挑战，显然更符合北京的利益”。
为何要默认一个按照西方而非中国价值观和准则打造的国际体系？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希望让我们相信，原因在于现有国际秩序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是开放的，一体的，有规则可循，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政治基础”。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我们快速看一下中国为何很可能会维护现有国际秩序。首先，现有的全球实力架构确实“以西方为中心”，但形成的时间只有200年——这种架构因《布雷顿森林协议》而得到巩固……中国共产党并未受邀参加谈判。其次，现有体系是“开放的”——但前提是这个国家同意遵守西方的规则。第三，该体系是“一体的”。第四，该体系有规则可循。
诚然，西方坚持维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北京对此表示赞成——但这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发现这样对自己有利。最后，该体系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政治基础”。同样，我们要从北京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国际体系具有“广泛而深厚的”西方“政治基础”。历史学家会迅速指出，亚洲并未广泛接受犹太教－基督教、希腊和罗马的传统，我们却要相信中国人会长期接受这些价值观是国际政治体系的唯一合理的基础？
作为意识形态的务实主义
那么，中国人为何选择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运作？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看先前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把务实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观点。如果我们假设中国领导人是理智的（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想），那么北京就必定意识到，默然同意在现有体系中运转对自己有利。
中国发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世界正合他们的心意。最初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由于二战期间获取的收入而积聚了数量可观的黄金。（据说，美国在二战结束时拥有价值26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1945年的国际黄金储备总量约为400亿美元，美国独占65％。）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愿意推动形成这样一种贸易模式，让正在复苏的欧洲和日本富裕起来，由美国来埋单。
年，正当欧洲为国际收支问题焦头烂额时，“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在其他领域开展的工作帮助复兴了国际经济。1950年，国际收支由逆差变为顺差——资金流出美国，进入欧洲各国央行。尽管这原本有可能导致华盛顿的黄金储备大量减少，但大多数国家还是选择不把美元转换成黄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保证了国际经济的流动性，并且进一步促进了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此外，把黄金确定在固定价格后，持有美元比掌握银行金库更有利可图。美元可以用于赚取利息——人们持有的黄金可不那么容易转化为投资收益。在我们接下来的分析中，请牢记这一点。北京将认真学习并运用伦敦、巴黎和罗马的经验。 在接下来的50年里，最初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大半已经分崩离析。然而，这并不是说布雷顿森林所蕴涵的基本经济原则也已灰飞烟灭。2003年，迈克尔·杜利（Michael Dooley）、戴维·福尔克茨－兰多（DavidFolkerts-Landau）和彼得·加伯（Peter Garber）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再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论文。作者们认为，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存在“核心”和“外围部分”。美国是核心，欧洲和日本则构成了日趋形成的外围部分。杜利、福尔克茨－兰多和加伯认为；“外围国家选择的发展战略是低估货币价值，控制资本流动，积累贸易储备，把（核心）用作提高本国金融体系信誉的金融机构。反过来，美国通常通过外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这些外围国家提供长期借贷。”
按照杜利、福尔克茨－兰多和加伯2003年对经济史的了解，第一阶段的布雷顿森林崩溃是欧洲和日本日趋繁荣的结果。不过，他们进而认为，此后的自由浮动汇率时期“只不过是一个缺乏重要（经济）外围部分的过渡期”。按照杜利、福尔克茨－兰多和加伯的说法：“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毫无关联。”杜利、福尔克茨－兰多和加伯认为，“亚洲外围部分”如今与柏林、巴黎和罗马的先行者走上同一条道路，取代了欧洲和日本。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的态势、储备积累、净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都是由这些外围国家的发展驱动的”——美国再度充当了“核心”。
华盛顿为何会居于核心位置？杜利、福尔克茨－兰多和加伯说：
亚洲倾向于持有美国资产，但这并不表明亚洲对美国抱有缺少理性的亲近感。亚洲会很乐于向其他地方出口产品，但前提是能够通过由此导致的失衡获取资金。但是，美国是开放的，欧洲则不是。由于结构问题，加上承担着同化东欧的任务，欧洲无法吸纳如潮的商品。因此，亚洲的出口产品流向了美国，其资金也是一样。
简而言之，杜利、福尔克茨－兰多和加伯认为，对布雷顿森林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只不过发生了地理转移。广泛地看，外围国家仍然利用与美国的贸易失衡来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反过来，外围国家在美国投资，购买美国消费者无钱购买的企业和政府债务，从而支撑了美国的开支。
这种共生关系（乃至现有国际体系）对中国当然有好处。决策者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这种关系能否持久？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未给出统一答案，但也并非避而不谈。学术界的一些成员认为，北京纯粹是在利用现有体系做手脚，为自己牟取好处。
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Friedberg）认为，中国奉行商业主义政策，利用现有体系“悄无声息地对美国的战略施加影响”。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主要通过与美国企业建立商业关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如此一来，中国就可以通过“奖惩”来促使美国企业服务于中国的议程。弗里德伯格指出的第二种选择办法是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美国依靠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债，以此为美国的赤字开支提供资金，同时也使美国难以抵御“金融讹诈”。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威胁停止购买我们的债务，或者迅速出售一些债务，从而使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弗里德伯格的论点都是一样的——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并参与现有国际体系，“使之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对别国施加影响的手段，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
有些人把他的论点发挥到了逻辑上的极致，坚称由于中国的议程自私自利，中国最终将使世界经济发生动荡。按照他们的这种设想，北京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从而导致贸易扭曲、金融严重失衡、稀缺资源引发激烈争夺。这种论点的支持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采取“掠夺性”的贸易政策，人为压低人民币价值，极力“把持”石油、天然气和铜等资源——这些都是北京想要实施破坏的证据。他们继而说，华盛顿与北京的区别在于，“美国把繁荣的全球经济视作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手段……中国却把全球经济（本国出口商品和原材料的可靠市场）视作促进国内稳定的手段”。
中国政府说，北京将通过快速抛售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来实施“金融核战略”。伴随而来的后果——美元急剧下跌、财政部债券市场崩溃、美国可能发生经济衰退——将令华盛顿无法忍受，所以美国政界人士更愿意接受北京的要求，而不是冒险承受“附带影响”。
可想而知，人们围绕中国是否愿意实施该战略（尤其是考虑到北京持有可观的美国国债，迅速抛售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事实上，中国官员竭力淡化关于金融“核战略”的讨论。例如，2007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试图驳斥关于该行将实施这一计划的传言，发表声明宣布北京是“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负责任的投资者”，“包括美国政府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则认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估计中国会维护现有体系。这个派别的倡导者喜欢引用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的3项任务，以此作为讨论的开端：（1）反霸权和维护世界和平；（2）争取统一台湾；（3）加紧中国的四化建设。中国的支持者认为，这些任务表明中国决心在国际体系内运作，而不是致力于推翻旧有制度。
也许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对这种立场的叙述最为到位。约翰斯顿2003年在一篇题为《中国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大国吗》的学术文章中称：
……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修正主义国家，在所谓的“国际社会”的边界以外或者边缘地带运转。相反，就围绕重大议题形成的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空前地融入了国际机构，并且在这些机构内体现了空前的合作态度。
约翰斯顿接下来指出，他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正积极地试图制衡美国的力量，以期破坏美国支配的单极体系，并代之以一个多极体系”。得出这一结论的不光是约翰斯顿。1997年，一位美国空军军官认为：“中国正在实施宏伟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但这些计划仍然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有效保卫祖国为目的。”换言之，就连美国军方人士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让中国走下国际舞台，要求其在周边地区发挥作用，那么在与东亚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中国还会表现得像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吗？这个问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美国空军学院的一位军官1999年撰文写道：“在文化、历史和新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中国将成为东亚霸主。”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持有相反观点。他们预言，一个成熟的中国将重振昔日的“朝贡体系”。一位学者指出，该体系结合了“庇护者－被庇护者”的关系、经济相互依存性、安全协议、文化同化、政治仪式和仁政。中国人自身呢？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与亚洲的关系？学者们发现“从事各种职业的中国人都如出一辙地宣称，有鉴于中国以往在外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手中的可怕遭遇，中国绝不会在其他国家制造同样的苦难”。
那么，谁是对的？鹰派还是鸽派？从目前来看，外界显然普遍将中国视作负责任的成员——即便与邻国打交道时也不例外。2005年，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的亚洲问题访问学者罗伯特·萨特（RobertSutter）说，北京“进一步接受全球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对美国的实力和亚洲事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在亚洲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在萨特看来，中国在亚洲的行为意在实现5个长远目标：
1、帮助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环境，让中国集中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2、促进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交流。
3、妥善解决台湾问题。
4、在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将如何行事的问题上，打消本地区的顾虑，让邻国放心。
5、增强中国的区域和国际实力及影响力，以此为手段，帮助建立一种含混的世界秩序。 　
这些当然并不完全是善意的目标，但也不表明一个区域霸主或帝国主义大国正在崛起。如果萨特是对的，那么北京表现得像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邻国应该能看出事实确是如此。
如果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康灿雄（DavidKang）和兰德公司最近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邻国正是这样看待北京的。康灿雄2007年对东亚政治关系的研究工作得出两个结论：（1）中国的邻国并不谋求制衡北京，它们在迎合北京；（2）这种迎合态度源于“若干利益和信念——是多种特性的特殊混合体，其中并无恐惧心理”。并无恐惧心理？算了吧，我们讨论的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核大国，邻国怎么会不惧怕北京呢？康灿雄也认为，乍看之下，这全然没有道理。国际关系和人际互动的传统理论经常假定，有了实力就会引起他人的恐惧。然而，亚洲（日本除外）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倾向于对中国的崛起持赞许态度。此外，民调表明，很少有人支持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对抗态度。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迎合中国的问题上。康灿雄认为，大多数亚洲国家认为没有理由不迎合中国，因为“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在本地区动武的可能性很小”。
当调查美国的6个盟友和主要安全伙伴如何看待中国近10年来的崛起时，兰德公司恰恰得出了这个结论。兰德公司指出：
东亚不会逐步沦于中国的霸权统治之下。
中国不会逐步暗中把美国赶出该地区。
本地区各国不会对中国趋炎附势。
东亚国家不会为了制衡中国的力量而实施军事现代化。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甚至没有促使本地区各国扩大军事预算或部队结构。
简而言之，兰德公司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外界广泛将中国视作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就连在东亚都不例外。这是个惊人的发现。解读国际关系的传统方式表明，占据支配地位或者正在崛起的大国应该会谋求成为霸主，或者至少会谋求成为一个竞争型的实力集团的领袖。这样的野心应该会令邻国感到万分紧张。
等级体系，而非霸权
不过，解读国际关系的传统方式极有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在解释中国的行为时是如此。中国领导人不赞同谋求形成均势或国际霸权的心态，似乎是从等级角度看待世界的。我想这不是一个容易论证的观点。亨利·基辛格是均势政治的最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就以他的著作为例。基辛格认为：“主要亚洲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欧洲19世纪‘均势’体系的大部分特征。中国将获得超级大国地位。其他亚洲国家则很可能会谋求制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但是，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基辛格对亚洲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套用陈旧的欧洲模式来理解当前形势，而是应该寻找其他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建议我们借助亚洲历史来帮助解释中国目前的行为，就像基辛格借助欧洲历史来解释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态度一样。此外，我建议我们抛开基辛格的理论，思考一下政治学领域流行的新观点。
200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克（DavidLake）发表了一篇题为《逃离自然状态：世界政治中的权威与等级体系》的文章。莱克开篇便指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现代国际体系处于一种缺乏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他继而说，这种假设会引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国际体系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任何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都不具有权威。然而，莱克指出，历史上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他提出，国际体系内部始终存在多种多样的等级关系，其中包括：帝国－受保护国，势力范围，还有“从属国把全部或部分主权转让给支配国的其他关系”。
当一个国家认识到另一个国家具有控制某种行为的政治权威时，这种等级关系就形成了。按照莱克的说法，当“从属国认识到支配国有权发布某些命令，而自己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执行这些命令，否则就要承担相应后果”的时候，政治权威就确立起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莱克解释了国际体系中的混乱无序状态和等级体系的区别。他解释说，所谓混乱无序状态，是指“谁都没有指挥权，谁都没有服从的义务”。另一方面，当一些国家获得指挥权（凭借政治权威），而其他国家承担了服从的义务时（因为承认这种权威），等级体系就出现了。
在研究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康灿雄也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事实上，他认为中国的邻国之所以相对不太畏惧中国的意图，原因之一是该地区存在过1000多年的等级关系体系。康灿雄这样解释此种关系：
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包括整个地区共同的一套准则和愿望，指引着关系发展并促成了大体上的稳定。在中国人看来，过去1000年的世界包括文明国家（中国）和野蛮国家（其他所有国家）——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周边国家的明确接受。按照这种观点，只要野蛮国家愿意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表示正式接受等级体系当中的较低地位，那么中国人既没有出兵的必要……也没有出兵的愿望。明确接受中国的区域秩序观，就会获得中国的外交承认，可以开展国际贸易和外交。
这种解释论述得非常充分，但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究竟是什么意思？康灿雄解释说，俯首称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礼节性的行为，包括小国定期派遣“朝贡使团”，并且在更换统治者的时候征得皇帝形式上的批准。（第二个程序称作“册封”。）康灿雄继而指出：“向中国俯首称臣不会丧失太多独立性，因为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可以奉行不受中国约束的外交政策。”我要强调这一点。换言之，只要一个国家至少在形式上承认现状，就可以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必担心遭到本地区强国的欺凌。
并非只有康灿雄以这种方式解释亚洲历史上的国家关系。费正清这样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目标：
1、中国历来显示出对区域“支配地位”的偏爱。
2、这种“支配地位”的基础是显示中国的“优越性”并获得相应的尊重。
3、中国显然借助这种“优越性”，来推广和睦共处。
中国的首要政治目的是保护自身不受内陆亚洲的威胁。内陆亚洲是指长城以北和以西的广阔地带，包括今天的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北京认为，长城是“野蛮”游牧民族与文明/有教养世界的分界线。除了极少数例外，“文明人”都生活在长城的中国一侧。大门以外的军事冒险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击退新出现的威胁和降伏出现麻烦的地区。即便这些冒险行动也与西方的“圣战”和战争有着显著不同，因为“文明的”中国人通常会避免实施封建统治，而更愿意让这些国家成为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朝贡国”。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就是接受并承认中国皇帝的政权。
中国走向何方
在另行确立评估北京行为的新手法框架后，我们现在可以检视中国过去10年间的行动，并且预言它未来10年的走向了。首先，我们注意到，北京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引发了猜疑、孤立主义和敌意。如今，我们发现中国打算在远东发挥领导作用。原因何在？戴维·香博认为，“中国兴起”可以归结为4个因素：（1）北京参加了区域组织；（2）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双边关系；（3）区域经济关系的扩展；（4）安全领域的猜忌和焦虑情绪有所减弱。
并不是说，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安全领域“安然无忧”。香博想要让我们相信，北京的军事现代化是为了打造一支与北京的国际新地位相匹配的军队，也是为了保持吓阻台湾独立所必需的能力，但他承认，这些动机未能打消邻国的顾虑。香博指出，军事方面有两个问题令亚洲的其他国家感到格外不安——（1）北京在发展军事投射能力；（2）动用这支军队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这两种不安都不可能通过承诺或否认的方式予以消除。尽管中国宣称“和平崛起”，但中国的亚洲邻国仍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感到担心。 我们可以检视中国行为背后的作用因素。首先，中国共产党希望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得到国内外的承认。其次，中国准备武装、训练并维持一支现代军队，但对邻国又不太具有威胁性。最后，中国谋求“兜售”自己的管理模式——从经济发展到服务于国内民众，与华盛顿长期以来谋求在全球推广的自由民主制度展开直接竞争。
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那样，这是一项宏伟的议程，正是华盛顿感到警醒和展开规划的原因。这些反应是明智的——走入荒野的时候最好有所准备，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反应大多是不必要的。我们不应该把北京的未来构想与莫斯科重现苏联“荣光”的昭彰企图混为一谈。中国并不抱有打造帝国辉煌的妄想。相反，我们认为中国的领导人是务实派，谋求重新打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力范围。
这个目标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危险，但也并非全然是宽仁温和的。在谋求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北京不得不成为华盛顿“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说，我们预料中国将设法保障能源供应，并且参加国际维和行动。我们预料中国将挑战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在全球推动美国的核不扩散工作。简而言之，华盛顿如今面临一个同辈对手。这个对手知道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好处，但并不垂涎于当前的领导地位。
录入：殷恕 |
声明：七一网转载内容，如原作者无意将其作品刊登于本网站，请通知本站，我们将及时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