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栾喜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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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喜魁，男，1939年出生于聊城东昌府区堂邑镇许堤口村。栾氏木版年画第五代传人。
东昌府（今聊城）木版年画至今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风格独特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几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行，深受民众喜爱。“年画来路不用问，北到东昌府，南到朱仙镇”，“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当年民间盛传的这些歌谣，形象地描述了东昌府年画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年画的兴盛带动了年画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人从事年画刻印。栾喜魁便出生在一个年画木版雕刻世家，从其五世祖栾魁和开始，到他整整传了五代。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栾喜魁自幼就和木版雕刻结下了不解之缘。15岁从学校毕业后，便正式跟父亲栾秀岚学起了木版雕刻。在父亲的悉心教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短短一年的工夫便学会了传统的雕刻技艺，并已能独立刻版。随着时间的推移，栾喜魁的技艺不断成熟，很快就成长为一位闻名乡里的刻版高手，受到东昌府多个年画作坊的青睐。
栾喜魁刻制的画版取材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描绘劳动生产的耕织图、戏曲故事、民间传说、历史典故以及福禄吉庆之类的吉利画等。刻制画版线条刚劲、流畅、圆润，弧中有直，柔中有刚；构图简洁，整体感强；人物造型夸张，头部尤为突出，一般能占全身比例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近三十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实用功能大大减弱，市场的变化影响到东昌府木版年画中传统技艺的留存，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也给传统木版年画的手工制版和印刷造成了巨大冲击，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作坊越来越少，传统雕版技艺的传承也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栾喜魁却一直坚持着木版雕刻，并毫无保留地将这一传统技艺传授给木版雕刻爱好者，为东昌府木版年画是我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昌府木版年画:
聊城民间老人七辈祖传刻木版，东昌年画以此为根
&2008年6月，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东昌府木版年画”赫然在列。
“年画来路不用问，北到东昌府，南到朱仙镇”、“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这些民间歌谣，足以反映出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地位。
不过，在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在现代印刷品的冲击下逐渐式微。
曾经辉煌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在哪里？
祖上几辈都是刻版艺人
堂邑镇许堤口村在马颊河东岸，是一个不大的村子。这个村子注定要与东昌府木版年画联系起来，因为几百年来在村子里有一些民间艺人，专门为东昌府运河附近的画店刻制年画木版。随着老艺人们离开人世，这门“手艺”几近失传。
现在只有一位老人还在传承着这门手艺，他就是今年71岁的栾喜魁老人。
见记者来访，栾喜魁老人热情地介绍说，许堤口村在历史上是一个“刻版专业村”，有很多民间艺人。栾喜魁的祖父、父亲都是刻版艺人，到他这里已经是七辈祖传。栾喜魁从十几岁起就手持刻刀开始刻版。题材涉猎广泛，除了门神、灶王、天尊、牛马王等，还有关羽读《春秋》、麒麟送子、五子登科等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栾喜魁说，为了生计，他的祖上不仅刻制年画木版，也刻制书版。木版印刷的邯郸县史志就是他父亲当年刻制的木版。
栾喜魁回忆说，从前一到秋季，就有很多年画商人来到许堤口订制年画木版，村里的刻版艺人也开始忙碌起来，从每年的农历九月份一直忙道腊月初。一幅印制好的年画看起来艳丽可人，年画背后则是刻版艺人的辛苦和高超的技艺。一幅年画有五六种颜色，黑、紫、绿、黄、红、粉红等颜色在印制中要达到不错位的效果，必须要求刻版艺人在刻版时把一套版镌刻得“严丝合缝”，否则再高明的印刷工也印不出好的年画来。
传统行当迎来一丝希望
“都说我刻的版好，可是我不觉得好。机器上印刷的年画也很漂亮，我曾经怕被淘汰，现在看没大事，淘汰不了！”栾喜魁笑呵呵地说。
其实，栾喜魁的担忧不无道理，刻制年画木版是一桩“苦差事”，这本来是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后来，这门手艺受到现代印刷品的冲击，在年关集市上，很少能见到原汁原味的木版年画了。
因此，许堤口村的艺人开始转行。
栾喜魁的儿子栾占海告诉记者，他跟着父亲也学过刻版，并且能独立操刀。但是，他现在没有干刻版这个行当，原因很简单，就是“挣钱太少，不能养家糊口”。
这几年，栾占海在村子附近承包了几个窑烧砖，“干这个可比刻版挣钱多。”栾占海深有感触地说。
木版年画式微之后，刻版这门手艺也随之消沉在岁月的长河中。但是，栾喜魁一直在坚持着。这几年，栾喜魁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来自各地的民俗专家、年画商人又开始慕名而来订制木版。栾喜魁老人说，这一年，他刻了好几套年画木版，收入有好几千元。
东昌府木版年画可有来历 土生土长是咱聊城好东西
东昌府区民俗专家任家斌一直致力于东昌府木版年画的保护和研究。近日，他向记者系统地介绍了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历史渊源。
任家斌说，在明清时代，山西商人在阳谷县张秋镇开设了三家画店，经销年画和门神。后来，其中一家“刘振升画店”迁到聊城东关清孝街。由于生意兴隆，很多人都干起这一行。到清末，东昌府清孝街、铁塔寺一带已有“五福祥”等二十多家规模较大的画店。因为运河的便利，年画随之销往山西、河南、东北以及泰安、济南、潍县等地。很多外地商贩根据自己家乡的风俗，拿着准备好的画样来到聊城一带找刻版艺人刻版，然后再在画店印刷。现在的堂邑镇许堤口村就是当时的专业刻版村之一。
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木版年画的手工制版和印刷冲击很大，使东昌府木版年画作坊越来越少，绝大部分木版的版式已面临灭绝，传统的年画刻版技艺和印刷技术的传承也难以为继。
东昌府木版年画属于农民自己的艺术，是“纯民间的东西”。年画形象质朴、自然、简练，直白地表达了农民那种朴实无华的愿望。很多画面都有情节性、装饰性、趣味性，色彩鲜艳强烈。
任家斌称，明清时代的漕运给聊城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也给木版年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聊城位于晋冀鲁豫交界地带，年画同样像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具有辐射性、带动性，从而带动了周边地区木版年画的发展。
原汁原味保存下来不容易
东昌府木版年画在鼎盛时就分工明显，堂邑镇一带刻制年画木版，梁水镇一带印刷木版年画，而东昌府沿运河一带则以销售木版年画为主。这种分工有利于木版年画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幸运的是，虽然木版年画式微，堂邑、梁水镇仍有传承下来的老艺人，使这一独特珍贵的民间艺术没有完全失传。
任家斌在多年的研究中发现，潍坊杨家埠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都深受东昌府年画风格的影响，他甚至推断，这两地的年画应该是从东昌府传过去的。潍坊杨家埠年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文人画的特点，变得更加“媚市”。而聊城在运河漕运废弃后相对封闭，木版年画因此保留了至少是清朝道光时期的风格，是一种原汁原味的线条粗犷的“纯民间艺术”。正因为在传承上没有“媚市”，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也正因为如此，东昌府木版年画在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聊城木版年画 曾经大红大绿的岁月时尚
& 新闻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马超战马岱　年画
聊城东昌府，是山东省主要年画产地之一。风格独特的东昌府木版年画，曾沿古运河一纸风行鲁西、鲁南、鲁北各县以及泰安、济南和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它承载着大吉大利、大俗大雅的乡村情感和朴素浪漫的梦想，成为民间美术史上的一个美丽神话。随着岁月的变迁，东昌府年画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它带给人们的喜庆与热烈，岁岁年年，历久而弥新。
日前，聊城东昌府木版年画入选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示名录。12月7日，本报记者走进“江北水城”聊城，对东昌府木版年画进行了探访。曾一纸风行古运河两岸
聊城市东昌府区文体局局长李广印告诉记者，在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在离东昌府古城50公里正南的张秋镇开设了三家画店，经销年画、门神。后来，这三家之一的“刘振升画店”迁往当时聊城市东关清孝街，此画店业务发展很快。由于生意兴隆，同类行业应运而生，有的从外地搬来聊城，有的在各地经营。当时这些画店平时以经营色纸、帖套为主，到春节经营年画，其商品产地分布于原东昌府下辖的寿张、阳谷、聊城、堂邑、莘县等近20个城镇和乡村。
到清末，东昌府产生了“五福祥”等20余家较大的店面，它们资金雄厚，储备了大批的画版，因此常年开工。尤其是东昌府清孝街、铁塔寺一带的三个大作坊“羲盛恒”、“同顺和”、“同兴昌”，价廉物美，生意兴隆。由于地处京杭大运河岸边，南来北往的船队载着各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订购，有的商贩根据自己当地的风俗，拿着准备好的画样找刻版艺人印刷。东昌府年画近的销售到鲁西、鲁南、鲁北各县以及泰安、济南、潍县等地，远的到达山西、河南、河北、东北。民国时期，东昌府木版年画达到鼎盛时期。近代由于漕运的废止，运河断流，津浦、京汉铁路的兴修，京杭大运河给予鲁西北的地利日渐式微，丰富多彩的东昌府年画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它与烟波浩渺的东昌湖和气势恢宏的京杭大运河一样，已经成为聊城风物、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艺术成就首先归功刻版艺人
聊城东昌府区文物所所长任家斌带记者去堂邑镇拜访刻版艺人。他告诉记者，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发展与其他年画产地不同，有其独特的方式，即历来刻印分家，印工早期雇自张秋镇，刻工来自东昌府堂邑骆驼山一带。就艺术成就而言，东昌府木版年画应当首先归功刻版艺人。聊城在明清之际刻书业盛行，驰名中外的“海源阁”藏书有一部分是聊城本地刻版的，造就了一批刻工能手，刻版艺人是从为书籍雕刻插图开始的，扩展到年画的创作。
与堂邑镇文化站站长孙树贵会合后，我们向许堤口村赶。在村口下了车，沿着一条小道穿过去，就是刻版艺人栾希魁的家。68岁的栾希魁说，往年一进入冬天，就陆续开始制版了。他的父辈、祖辈都是刻版的，到他已经是第八代了。记忆中，村里干这个营生的很多，听老辈人讲，清末民国初年，一次就有十几个人同时去张秋镇和邯郸，一年四季以刻版为生。有的则在自己家里刻，因为当时各地登门求刻版的也很多。堂邑镇文化站站长孙树贵介绍，因为木版年画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引起了清朝光绪皇帝的重视，专门在皇宫设置御宴款待全国从事木版年画的艺人，仅堂邑镇许堤口村就有栾喜林、栾德仁等4名从事年画木版雕刻的艺人参加。
“现在不‘兴’这个了，好些年都不刻了，老版都没了。”栾希魁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拿出了他制版的家什，铲刀、刻刀、刮镰、弯刀等，一应俱全。“如果现在还‘兴’，我还能再刻。”他给记者介绍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先在纸上画出图案的草样，然后糊在梨木板上，再沿着图样进行雕刻，制成木版。一张年画往往需要多种颜色，根据不同颜色的印刷需要，一张年画需要刻制五块至七块模版，形成套版；印刷时，将套版的不同模版固定好后，按照顺序依次摆放，在上面分别涂刷墨汁、亮青、大红、大绿等多种颜色，然后把纸张按工序依次铺在木版上，再用棕刷刷一下，带有各种颜色的图像就诞生了。栾希魁讲，当时一套新刻版只能用一年，线版的线条变粗，就要换新版。刻版艺人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用刀的造型语言
在堂邑镇北关，我们拜访了另一位木版年画刻版艺人黄贤尧。74岁的黄贤尧拿出自己几十年前刻的一个老版给记者看。版上刻的是门神，头大身小，但是视觉上非常舒服。线条均是自然流露的状态，弧线与直线并用，转折造型用刀大胆，归纳，概括形成直角、三角形体，产生的节奏和韵味，颇具有现代感。
东昌府文物所所长任家斌说，东昌府木版年画，好就好在创造了用刀的造型语言，摆脱了用刀描刻毛笔线条的俗式。构图饱满，造型圆中见方，对物象结构进行概括、夸张、强化。如作品上边一只手的表现，没有画出具体的手指，下边一只手的造型却是采取意象的具体表现，和上边的手形成对比。人物双手中的鞭、锏构图位置动势得体，恰似两臂正在舞动。面部五官表情生动，嘴缝一条直线与双眼形成反透视关系，这样更具有艺术趣味，具有装饰美。“每当从外地传来一个画稿，艺人们的惯例是对造型进行重新组合，糅合入他们成熟的审美意识。可以说，东昌府木版年画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都凝聚着民间刻版艺人的心血。”任家斌说。寄托大吉大利的乡村情感
&“年画姓年”，这是年画艺人中的一句行话。每逢春节，运河两岸的农人们把从集市买回来的大红大绿的年画贴在门上、室内、灶房、仓房、水井、马厩，把土地爷的神像贴在神龛上，既寄托人们祈福禳灾的美好愿望，又为平日清贫冷淡的农家小院增添了节日的喜庆。
东昌府年画以神像为主，题材有门神、判头、灶王、天地牌、全神等。门神数量较多，除了与各地相似的题材外，还有取材小说《三国演义》和《杨家将》的“赵云救阿斗”“马超战马岱”“火烧杨滚”等，这些在我省其他地区的门神中是没有的。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儿童题材的房门画，俗称娃娃画。有花篮娃娃、钓鱼娃娃、采藕娃娃以及《刘海戏金蟾》《麒麟送子》《独占鳌头》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等也十分普遍，这些均反映了当地的民情和爱好，寄托了大吉大利的乡村情感。
任家斌介绍，东昌府年画历来只有“草版”，即只套印不画，也不“开脸”，基本颜色有五种：红、黄、绿、青、黑。有时门神中再加大红和一遍黑。特别是早期使用自制的颜色如苏木红、黄丹、铜绿、槐黄，更显得厚重沉着、粗犷神秘，反映出农业社会的艺术气象。他说，由于近代运河堵塞，南北交通动脉地位的消失，东昌府变成相对封闭的区域。但恰恰是这种相对封闭的文化地理环境，使东昌府木版年画保持着原汁原味。这种大俗大雅的年画作品，对我们现代人进行艺术研究更有吸引力，这也是东昌府年画近年来颇受美术界人士青睐的一个原因。抢救重点在于传承。
&“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曾经在乡间广泛流传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市场日益萎缩。我省民间美术研究专家鲍家虎认为，东昌府年画的萎缩除了客观原因外，也有自身的因素：刻印分家，印刷年画的本身不会刻版，这在其他产地罕见。要发展，仅刻版一项就需足够资金，多数以此为副业的农户则能力有限，所以发展必受限制。再加之题材难以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因此，其萎缩也就不足为奇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东昌府刻版艺人们目前的年画套版不足10个，现在尽管有老艺人重操旧业，但其中大部分优秀的艺人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再出精品之作。
目前，东昌府区正在着手抢救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东昌府区文体局局长李广印说，除了进行资料整理、汇编等静态保护外，他们把着重点放在对民间刻版艺人的保护上，以堂邑镇许堤口村、梁水镇大赵村为重点，建立非物质文化生态保护村，对从艺队伍实行保护，并培养传承人。另外，依托一年一度的“中国江北水城文化旅游节”，组织“东昌府木版年画工艺品展”主题活动，通过精心包装的木版年画，对外展示聊城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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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木版年画
古代东昌府与潍坊杨家埠并称山东两大民间画市，代表着山东木版年画的东西两大系统，很早就在国内享有盛誉。东昌木版年画的生产已有近３００年历史。
1 年画介绍
2 老字号作坊
8.1 同顺和
8.2 同顺兴
8.3 万顺兴
8.4 同济祥
东昌府木版年画 - 代表作大黑虎（清朝）
东昌府木版年画 - 年画介绍
中国民间木版画，唐以前未发现有文献记载，宋代开始流行独幅版画，当时叫“纸画”，明朝改称“画贴”，清初有的地方叫做“卫画”，还有的地方称做“画张”。“年画”一词出现于清道光二十九年，顾名思义是指过年张贴的画，后来这一名称被文化人沿用。在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享誉古今中外，而另外一支东昌府木版年画却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古代东昌府与潍坊杨家埠并称山东两大民间画市，代表着山东木版年画的东西两大系统，很早就在国内享有盛誉。东昌木版年画的生产已有近３００年历史。山西、陕西商客首先在“五方商贾辐辏，物阜繁齿”的阳谷县张秋镇开设了３家年画店。后来，其中之一的“刘振升画店”迁到东昌府东关清孝街，而后各地商贾蜂拥而至，竞开画店。清末，聊城的“五福祥”、堂邑的“同泰”、莘县的“通顺”等２０多家大堂号画店相继出现。每年春节前，各种年画纷纷上市，引人注目。从鲁西平原到山东各地，从晋、陕、冀、豫到东北３省，都有东昌年画的销售市场。
文化地理与东昌民间传统版画
现在的山东聊城明朝称“东昌府”，清朝乾隆年间漕运鼎盛，东昌府声望剧增，被誉为“挽漕之咽喉，天府之肺腑”。由漕运带来的兴隆盛世延至公元１８５４年，前后长达四百余年。
“东昌府传统民间木版画”就是在这块沃土上应运而生。从东昌府遗留下来的“童子花篮子”门画看，这种版画是从宋代独幅版画美女娃娃发展而来的。公元１１２７年，金兵攻破汴梁，一些雕版工匠被掳往平阳（今山西临汾），使这地区成为雕版印刷的一个中心。据说，山西经营民艺的商人，在离东昌府５０公里正南张称镇开设了民间版画作坊，从而使张秋镇版画成为东昌府民间艺术的一部分。
在此之前，东昌府的刻书业甚为发达，刻书业的插图雕刻艺人专门负责为各个作坊雕刻画版，是他们开创了独树—帜的东昌府民间版画。据考查，东昌府民间版画作坊分布于聊城、堂邑、阳谷、寿张、东阿、莘县、朝城、范县、古城等二十多个城镇和乡村，目前知道的有：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同泰、同顺和、裕兴和、相源成、德聚成、魁元隆、广和、同顺兴、义和成、源茂永、鲁兴聚等作坊名称。有的是农历六月，有的是九月、十月着手开始印画。着手最晚的作坊甚至是农历腊月初挂作坊牌子。每个作坊每年平均需用纸６００斤，产品销往鲁西、鲁南、鲁北各县，有的还远销到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
独具特色的“东昌府”版画
“东昌府”由于黄河改道、运河堵塞等原因渐渐衰落，她的民间版画也渐渐埋没于民间，却也因此保持了其原汁原味。这种大俗大雅的作品，极具艺术吸引力。比如一对门神秦琼和敬德，被称为“中国民间传统版画之最”。
所谓“之最”是从作品的艺术风格及表现形式而言。门神头大身小，但是视觉上非常舒服。精湛高超的运刀技巧，产生了自然流露的刀迹，线条刚劲，在一根线条中常出现停顿和转折的直角，具有力度感、节奏感和韵律感，和现在重新翻刻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
另外，东昌府年画的“灶君”神码有７２种之多，虽然内容形式不尽一致，但风格是统一的。
东昌府木版年画 - 老字号作坊
“同顺和”、“同顺兴”、“万顺兴”等作坊都是东昌府年画的老字号。“同顺和”号的主人姓相，已经发展了五代人。第五代传人相连街今年６９岁，他说老老爷爷相开宗是清代的秀才，大约在１８７０年，租用铁塔寺的后大厅，带领４０多人在那里赶印神码门神，这个作坊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同顺兴”字号是莘县相八爷开设的版画作坊，从农历十月开始，到春节前，大约刻印两个月的时间，“同顺兴”在东昌府坚持了２０多年。
“万顺兴”字号是莘县刘庄乡于汝奇所创，于汝奇早年在“同顺兴”作坊学徒，做印刷工人，跟随相八爷在东昌府帮忙多年，后成为作坊的骨干。
“同济祥”字号作坊开设于莘县的古城镇。故称“范县同济祥”，作坊主人是牛建寅、牛星柱。主要印制神码、门画、扇面、窗画、墙画等，版画销往黄河以南郓城、嘉祥、济宁、曹州、南乐、清丰、长垣等地，还远销安徽的徽州、蚌埠等地。“同济样”的扇面画以戏曲舞台人物为主，人物造型生动传神，十分精彩。
东昌府木版年画 - 传承
现山东聊城明称东昌府，清朝乾隆年间漕运鼎盛，东昌府声望剧增，被誉为“挽漕之咽喉，天府之肺腑”。由漕运带来的兴隆盛世延至公元１８５４年，前后长达四百余年。“东昌府传统民间木版画”就是在这块沃土上应运而生。从东昌府遗留下来的“童子花篮子”门画看，这种版画是从宋代独幅版画美女娃娃发展而来的。公元１１２７年，金兵攻破汴梁，一些雕版工匠被掳往平阳（今山西临汾），使这地区成为雕版印刷的一个中心。据说，山西经营民艺的商人，在离东昌府５０公里正南张称镇开设了民间版画作坊，从而使张秋镇版画成为东昌府民间艺术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东昌府的刻书业甚为发达，刻书业的插图雕刻艺人专门负责为各个作坊雕刻画版，是他们开创了独树—帜的东昌府民间版画。据考查，东昌府民间版画作坊分布于聊城、堂邑、阳谷、寿张、东阿、莘县、朝城、范县、古城等二十多个城镇和乡村，目前知道的有：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同泰、同顺和、裕兴和、相源成、德聚成、魁元隆、广和、同顺兴、义和成、源茂永、鲁兴聚等作坊名称。有的是农历六月，有的是九月、十月着手开始印画。着手最晚的作坊甚至是农历腊月初挂作坊牌子。每个作坊每年平均需用纸６００斤，产品销往鲁西、鲁南、鲁北各县，有的还远销到山西、河南、河北、东北等地。可见它已形成了自己的“领地”和发行网络，是中国民间传统版画“文化圈”的中心之一。
东昌府木版年画 - 题材
现在收集到的作品中有“单摇钱灶’、“大金灶”、“大粉灶”、“南天门灶”、 “灶君”、“牛黄灶”等三十多个品种。民间传说“灶君”神码有72种。东昌府的“灶君”艺术作品、内容形式不尽一致，风格是统一的.这个共同的艺术特点是，构图饱满、装饰协调，主神形象最大，其它神像均小。线的组织有疏有密，造型直线概括。比如“南天门灶”这张作品，在高3l厘米、宽22厘米的画面上，有26个人物形象，“灶君”造型比例最大，次是两位神奶奶，其余人物渐小。由于在“灶君府”的上方图案象征“南天门”，民间称它为“南天门灶”。上方左右各一位“天马行空”的信差，正奔上“南天门”向玉皇大帝禀报民间的情况，两位信差的造型动态和飞马的直线变形均衡对称.而每个细节都有艺术的变化不再重复。正面“灶君”形象，面部是直线、弧线连接，特别是鼻翼、鼻骨的结构造型，两条竖线垂直水平线，然后45度斜线相切成三角形，侧面的鼻形结构也用直角三角形来概括。眼睛是直线与弧线、口形隙是一条直线，下边连接半圆来表示嘴唇。回面两边的“八仙”人物特征抽象突山、最下方门神两侧马的结构造型奇特，鸡、狗结构比例虽小，但是非常生动有趣。可以说整个画面是意象观念的符号艺术。东昌府的刻版艺人创造的直线、弧线造型艺术特点，是精神的自然流露，艺术成熟的升华。它可以称做民间传统版画艺术的样板，也可以作为这项艺术研究的标准。“南大门灶”是优秀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它符合我们现代艺术创作的审美观念，是难得的艺术佳品。　　
明、清时期至解放前后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的运河两岸民间也盛行使用折扇，是一项重要的民俗工艺品。扇面(纸)版画有的是东昌府的艺人刻制的，扇骨是竹子加工的，来自南方。当地的纸扎艺人担挑着扇面、扇骨和各种工具，走街串巷。每到一处把各种各样的扇而画铺摆出来，任人挑选，有买者，当场进行裱糊制作。后面版画的尺寸一般长是30厘米，高12厘米，版画人物大约10厘米套色有大红、水红、丹红、黄绿、绛绿、蓝、紫、黑八种版。东昌府是印刷民间纸扇中心之—，商贩通过运河大量销售发往全国各地，计有安徽的蚌埠、徽州，河北的武强、大名、广平、石家庄.河南的安阳、濮阳、清丰、南乐，山东的潍坊、泰安、济宁、菏泽、嘉样等。 　　
主要以传统戏曲舞台的人物为题材，这种艺术形式，在宋元时期民间美术家已经广泛使用。把瞬息万变的戏曲演出情节，呈现在壁画、画像砖、木雕、纸绢等上面。由此可以说折扇版画是民间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比如，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编成戏曲后，又成了折扇版画。& 扇面
[5]作品中塑造的六位人物神态、动态各异。画面中虽然没有马，但是从赵云怀中的阿斗，就能让观者联想到历史故事。通过舞台道具圈椅、舞台人物的高底靴，便知舞台的演出情节。画中赵云怀抱阿斗，双手下垂，显示出身突重围，已经精疲力尽、无力再战和气势汹汹的三位曹营兵将正欲活捉赵云形成鲜明的强弱对比，绘画语言表达明确。对抗、平衡矛盾，就是靠双眼圆睁的张飞，他站立在圈椅之上，双手横刀，挡住对方，而使曹兵不敢冒进。再看赵云由于援兵的到来，好似也松了一口气，赶快躲避，救出幼主。民间艺人根据画面构图的需要把张飞的长矛换成了大刀，这把刀构造型与曹将手中的刀形成对比，从兵器上同时压倒了曹营将兵。整个画面人物、道具构图动势变化统一，使人不能不为民间艺匠的巧妙艺术手法而叫绝。
东昌府木版年画 - 工艺
民间工艺都有一套固定的工艺流程。民间艺人非常重视恪守它的程式化，有些近乎于对仪式的崇拜与遵从，都是师傅传下来的规矩，是保证手艺不走样并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古东昌年画中，刻板工序和印刷工序就伐、支、桃、跟四个刀序，接下来是下空、出渣、净底；印刷的工序有夹纸、爽纸、定纸、套色、晾、分类、批发等等，工艺流程实际反映着一种文化认识。同一民间工艺中，不同的工艺要求和操作方式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取舍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以古东昌木版年画为例，古东昌年画印刷是“双拉”，这一点是在全国其他年画产地所没有的技术，这种印刷工艺的差异，恰恰正是它的特色。　　
每一种成功的民间工艺，在制作方法上都有自己的诀窍，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属于民间艺人的知识产权，因为他们在传承技术时也对之倍加珍惜，有些还对外人秘而不宣，像古东昌年画制作中的“熟版”工艺，印刷中的“双拉”，构对颜色等。这些都是艺人们实践的经验结晶，可贵的文化创造，是应当认真加以总结的。民间工艺几乎都有一部分要靠心、手的感觉才能把握的操作技能，这必须依赖长期的制作实践，否则是难以掌握的。像东昌木版年画中的印刷过程的心手感应等等就是如此。这也是一种文化，其巧妙之处，恰恰在于其难以言传，必须亲自经历，亲自实践。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而且背后也确有深邃的文化内涵。　　
东昌府木版年画 - 选材
凡属自然之物都是民间工艺首选的材料，也是人们对大自然索取的最早认识和相对合理的利用，其中就反映民间文化的智慧。东昌木版年画选用梨木雕制木版；用松烟、茶水制黑色，槐米制黄色，葵花籽制紫色，生铜末锈制绿色，石青粉制青色就是很好的例子。　　
刻版艺人，这个群体是源于东昌府古老的刻书业，他们是从为书籍雕刻插图开始，扩展到门神、纸码等品类的创作。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回忆：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刻版画的。考察知道的这些人名是：徐清会、徐清河、徐广成、徐广忠、徐洪新、徐以发等，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清末民初，就有十几个人同时去张秋镇刻画版，他们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民艺刻版专业群体，这个专业群体一年四季从事雕刻技艺劳动来谋生。有的被资本充足的作坊常年雇用，有的在自己家里刻，因为，当时各地登门求刻版的也很多。清末刻制一套印版所需费用是三至五块银元，印版分为大号、中号、小号三种，大号版长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中9版长约40厘米，宽约30米；小号版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还有十几厘米的神码。作坊主严格刷印质量，线版一旦磨损，马上新刻，根据艺人讲：“当时一套新刻版只能用一年，线版的线条变粗，就要换新版”。刻版艺人专业群体，就是这样代代相传，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刷印工人来源于东昌府刻书业，从木版印刷书转业到刷印民间版画，像做刻版艺人一样，代代相传，是一个专业刷印群体。刷印版画的老人讲：“东昌府印画是‘双拉’，外地人干不了。”“双拉”是一次同时印两个画版，左手一边用棕刷向画版上刷色，然后放下棕刷、马上再均左手将纸放在色板上，这是左手的分工；右手拿“趟子”在纸的背面前后左右赶印，然后放下“趟子”，再用右手把印好的画从色版上揭下来，这是右手的分工。“双拉”同时印两种画，再加上双手的特殊合理分工，自然是印得快。“双拉”的刷印方法比较难，难点是印色不容易套准确。但是刻书业的印刷“绝活”，借转到刷印民间版画，“双拉”的这一诀窍，既是经验，又是功夫。清朝末，东昌府有上百人到北京刷印民间版画。
东昌府木版年画 - 特色
“东昌府”由于黄河改道、运河堵塞等原因渐渐衰落，她的民间版画也渐渐埋没于民间，却也因此保持了其原汁原味。这种大俗大雅的作品，极具艺术吸引力。比如一对门神秦琼和敬德，被称为“中国民间传统版画之最”。所谓“之最”是从作品的艺术风格及表现形式而言。门神头大身小，但是视觉上非常舒服。精湛高超的运刀技巧，产生了自然流露的刀迹，线条刚劲，在一根线条中常出现停顿和转折的直角，具有力度感、节奏感和韵律感，和现在重新翻刻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另外，东昌府年画的“灶君”神码有７２种之多，虽然内容形式不尽一致，但风格是统一的。　　
东昌木版年画具有年画、门神画合为一体的特点。构图简洁，整体感强；人物造型眼形窄长，鼻梁鼻翼瘦窄，形象丰满质朴；线条刚劲、流畅、圆润，弧中有直，柔中有刚；色彩柔和、鲜明、古朴。取材有两大类：一是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如“天仙配”、“武松打虎”、“钟馗”等；二是选用呈祥、喜庆、欢快的吉庆内容，如“双喜临门”、“麒麟送子”等。聊城木版年画在塑造人物时往往采用夸张的手法。全部用木版分色套印，有丹红、粉红、黄绿、青、黑等，最多的为七色八版，整个画面五彩缤纷，装饰性强。　　
从东昌府遗留下来的“童子花篮子”(民间称“韩洲了的花篮子”)门画，是独幅版画，造型古朴，风格特殊.虽不能确定就是宋朝民间作品，但据专家分析研究认为，它是从宋代独幅版画美女娃娃发展而来的。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汴梁，一些雕版工匠被掳往平阳(今山西临汾)，使这地区成为雕版印刷的另一中心，现在发现的当时平阳雕印的《四美入团》等民间版画的水平已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据说，山西经营民艺的商人，在离东昌府50公里正南张称镇开设了民间版画作坊。因此，有人认为张秋镇版画是东昌府民间艺术的一部分。 　　
东昌府所独有的艺术特点是：整体造型统一生动、传神，运动感强，艺术的装饰技法协调，构图饱满，造型圆中见方，对物象结构进行概括、夸张、强化。比如：头大身小，但是视觉上非常舒服。精湛高超的运刀技巧，产生了自然流露的刀迹——线条刚劲，弧线、直线并用，在一根线条中常出现停顿和转折的直角，具有力度感、节奏感和韵律感。线条为表达意象而概括，如作品上边一只手的表现，没有画出具体的手指，下边一只手的造型却是采取意象的具体表现，和上边的手形成对比。两人物双手中的鞭、锏构图位置动势得体，恰似两臂正在舞动。面部五官表情生动，嘴缝一条直线与双眼形成反透视关系，这样更具有艺术趣味。色彩分布均衡、对比强烈，具有装饰美。由于木版的时间久远、印刷的磨损，刷印呈现的画面线条反而更有一种自然协调的古朴之感。民间的就是民间的，俗中必有大雅。东昌府这对门画是难得的大雅艺术作品，它和现在重新翻刻的作品有本质的区别。东昌府的民间雕刻家把代代祖传的实践经验，都自然成熟地蕴藏在版画创造之中，天真与稚嫩、粗犷和神秘反映出农业社会的艺术气象，是用精神内视的意想和心象去创造的、又是历史文化的载体。
东昌府木版年画 - 老字号
主人姓相，已经发展了五代人。第五代传人相连街今年６９岁，他说老老爷爷相开宗是清代的秀才，大约在１８７０年，租用铁塔寺的后大厅，带领４０多人在那里赶印神码门神，这个作坊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莘县相八爷开设的版画作坊，从农历十月开始，到春节前，大约刻印两个月的时间，“同顺兴”在东昌府坚持了２０多年。
莘县刘庄乡于汝奇所创，于汝奇早年在“同顺兴”作坊学徒，做印刷工人，跟随相八爷在东昌府帮忙多年，后成为作坊的骨干。
开设于莘县的古城镇。故称“范县同济祥”，作坊主人是牛建寅、牛星柱。主要印制神码、门画、扇面、窗画、墙画等，版画销往黄河以南郓城、嘉祥、济宁、曹州、南乐、清丰、长垣等地，还远销安徽的徽州、蚌埠等地。“同济样”的扇面画以戏曲舞台人物为主，人物造型生动传神，十分精彩。
东昌府木版年画 - 现状
东昌年画虽历经磨难，但终是一脉未绝，涓涓细流仍在民间流淌。漕运废止致使东昌府日益封闭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东昌年画极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深藏民间，才保持了她的原汁原味。以至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画品，和年画鼻祖朱仙镇年画老版非常相似，并且品种繁多，足证当年盛景。单以灶王来说，有一个灶王奶奶的“两头灶”，也有两个灶王奶奶的“三头灶”，有“单摇钱”、又有“双摇钱”。还有“牛郎灶”、“大飞灶”等不下十几种。她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一脉相承，至今仍留存着传递久远的人类文化记忆和信息的功能。虽然由于价格低廉等因素的影响，不免有纸张低劣、印制粗糙的缺憾。但拂去她的满面灰尘，非但没有陈旧之感，反而像唐诗宋词流传了几千年，如今翻开，诗意与唯美仍旧穿越千年时空与当代一脉相通。
此外，聊城的刻书业给东昌年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和有利条件，每个作坊每年平均用纸300多公斤。这在国内其他年画产地还未见记载。改革开放以来，以栾喜奎、黄贤尧为传人的刻版艺人重操刻刀，民间艺人精湛高超的运刀技巧产生了自然流露的刀迹。堂邑西关宋氏家族则重拾传统印刷手艺，字号分别是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广和、同顺兴、义和成、源茂永、鲁兴聚等。一般最早农历六月就开始印制年画，腊月初挂牌出售。
时代的变迁，让曾经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昌年画已慢慢地远离现实生活的轨迹，成为人们或深或浅的遥远的文化记忆。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视，以及市场的活跃，相信东昌年画不光是民俗文物宝库中璀灿的明珠，也会在收藏界成为一种重要且受到欢迎的民间收藏品，其价值也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跻身国家级“非遗”名录 在全国地位举足轻重
看东昌府木版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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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芹 春湖
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昌府木版年画名列其中。风格独特的东昌府木版年画，几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行，深受群众喜爱。“年画来路不用问，北到东昌府，南到朱仙镇”，“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当年民间盛传的这些歌谣，形象地表达了东昌府年画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昌府木版年画最早兴于隶属聊城的阳谷县张秋镇，元代由山西晋南传来，后传入东昌府。“东昌作坊，书笔两行”，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第七回关于老残到东昌府寻书情节惟妙惟肖地刻划和描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东昌府文风极盛、刻书印书业极为发达的景象。当年从事插图雕刻的艺人，同时专门负责为各个作坊雕刻画版，应该说是他们开创了独树一帜的东昌府民间年画。业内人士公认其“刀味很浓”，其中一对门画被专家誉为“天下第一门神”。另外，全部“草版”而不用手工“开脸”、印刷上的“左手执把”等，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工艺特色。东昌年画作坊分布于聊城、阳谷、莘县、东阿、堂邑、寿张、范县等20多个城镇和乡村，到清末东昌府的清孝街、铁塔寺一带已有20多家大堂号，其销售市场从鲁西平原到山东各地，从晋、陕、冀、豫到东北各省，遍及北方大半个中国。
在阳谷县张秋镇，文化站孙金涛站长介绍，明清时期，张秋镇的年画作坊每年需用纸二千四百令，繁荣景象可见一斑。“文革”中破四旧，光烧掉的老画版就有三间房屋之多。槡段营的民间艺人段群昌，其父早年在画店营生，会刻版。段先生说他只会印，也曾准备好了梨木想找人刻新版，可是手中没钱，因刻一套版需上千元。目前他手中有三套老版，磨损厉害，还能勉强使用，每年春节前忙活一阵，印一套卖几毛钱。许堤口村七十岁的老艺人栾喜奎系家族七代传承，曾刻过上官下财、文财神、牛魔王、三结义、五子登科等，他刻的版子，版面干净，刻画精细，堪称一手绝活。堂邑的木版年画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并有资料记载，不仅男子干此类刻工活的很多，不少妇女也能操刀刻画。
坐落在聊城光岳楼的聊城民俗博物馆，征集的部分年画如“喜气洋洋”、“有余”、“哪吒闹海”、“麒麟送子”等，是来自东阿桐城镇迟家庄的作品。目前这里还有3户人家在从事着这个工艺。
东昌年画虽历经磨难，但终是一脉未绝，涓涓细流仍在民间流淌。漕运废止致使东昌府日益封闭落后，正是由于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东昌年画极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干扰，深藏民间，才保持了她的原汁原味。以至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画品，和年画鼻祖朱仙镇年画老版非常相似，并且品种繁多，足证当年盛景。单以灶王来说，有一个灶王奶奶的“两头灶”，也有两个灶王奶奶的“三头灶”，有“单摇钱”、又有“双摇钱”。还有“牛郎灶”、“大飞灶”等不下十几种。她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一脉相承，至今仍留存着传递久远的人类文化记忆和信息的功能。虽然由于价格低廉等因素的影响，不免有纸张低劣、印制粗糙的缺憾。但拂去她的满面灰尘，非但没有陈旧之感，反而像唐诗宋词流传了几千年，如今翻开，诗意与唯美仍旧穿越千年时空与当代一脉相通。
此外，聊城的刻书业给东昌年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和有利条件，每个作坊每年平均用纸300多公斤。这在国内其他年画产地还未见记载。改革开放以来，以栾喜奎、黄贤尧为传人的刻版艺人重操刻刀，民间艺人精湛高超的运刀技巧产生了自然流露的刀迹。堂邑西关宋氏家族则重拾传统印刷手艺，字号分别是五福祥、义和祥、福盛和、广和、同顺兴、义和成、源茂永、鲁兴聚等。一般最早农历六月就开始印制年画，腊月初挂牌出售。
时代的变迁，让曾经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昌年画已慢慢地远离现实生活的轨迹，成为人们或深或浅的遥远的文化记忆。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视，以及市场的活跃，相信东昌年画不光是民俗文物宝库中璀灿的明珠，也会在收藏界成为一种重要且受到欢迎的民间收藏品，其价值也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东昌府木版书中的老聊城
聊城晚报 2010年10月27日
&它和木板年画一样珍贵、它见证了当时聊城文化的繁荣、它要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有一个展柜，专门展出的是一些线装古籍。这些古籍是明清时期聊城书庄的木版刻印书。这些木版刻印古籍与聊城木版年画如同孪生兄弟，木版年画通过运河畅销全国各地，木版书同样顺着运河远播四方，对明清时代的文化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如今，聊城木版年画已经享誉国内，并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聊城木版书依然沉默在历史的角落里。聊城木版书有过怎样的辉煌？它能否成为聊城的一张名片？能否成为聊城的又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堂邑和冠县一带专门刻制木版
陈清义，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他对聊城木版书有自己的研究。
陈清义介绍说，明朝初年的晋南平阳府（临汾）印刷业很发达，当时不少印刷和雕版的工匠移民到聊城一带。他们在西至冠县贾镇、北至辛集、南至定远寨的堂邑一带安家落户。为了生计，他们重操旧业，在家中刻印启蒙读物和通俗读物，然后到聊城走街串巷叫卖。
后来，在堂邑一带出现了很多小型木版书家庭作坊，“好友堂”就是其中最早的一家，它成为聊城木版书的开创者。
位于马颊河东岸的堂邑镇许堤口村曾经是一个专门刻版的“专业村”，从明朝初年到现在，刻版手艺一直在淳朴的民间艺人手里传承。
今年已72岁的栾喜魁老人就是这样一位民间艺人，他从祖辈手里接过刻刀六十年，从没有放下过。栾喜魁说，他的祖辈本来都是“刻书版”的，后来随着机器印刷的出现，木版书逐渐被淘汰，他们这些民间艺人又专门刻制年画木版。
虽然栾喜魁老人现在已不再刻制书版，但他每年依然要刻制年画木版。正是栾喜魁这样的民间艺人，让聊城木版年画享誉大江南北。
2008年6月，在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东昌府木版年画”赫然在列。“年画来路不用问，北到东昌府，南到朱仙镇”、“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这些民间歌谣，足可反映出东昌府木版年画的影响和地位。
在聊城木版年画享誉国内的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聊城木版书的辉煌。
明清时代聊城有“四大书庄”
《老残游记》中对聊城木版书行有生动的描述：老残游至东昌府大街一书行内，问行销什么书，那掌柜的道：“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管十县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所有这十县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小号店在这里，后边还有栈房、作坊，许多书都是在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贩卖的。”
到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聊城漕运进入鼎盛时期，与此同时，聊城也文运大开，鸿儒相卿，翩鹊而起，形成了“书院满城书满城”的局面。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聊城木版书业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聊城出现了许多书庄和书坊。
敬文堂和王家“三聚”（即聚锦堂、聚和堂、聚盛堂），以及崇文堂、文奎堂、万育堂、品文、魁元、三和、三友、文焕、文筠等中小书坊，遍布运河沿岸和古城，书、笔两行当，一跃成为聊城书业的佼佼者，繁盛了200余年。其中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成为聊城“四大书庄”，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更是独占鳌头。
陈清义向记者介绍说，聊城著名的“四大书庄”，不管是刻版方式、印刷装帧形式，还是经营场所的设置、生产销售的方法等，都相沿而成了一种习俗。
纷繁复杂说“东昌府木版书”
刻版分为自制原版、翻版、复制版三种方式。刻版工程浩繁，如《四书备旨》，版高0.25米，宽0.3米，全书466页，需刻466块版。《三国演义》多达1100余页，工人分头雕刻，需3年工夫。一部《五经备旨》刻工工资需1500两银子。刻版一般是聘请堂邑雕刻能手刻制。如善成堂的书版，不论原版、翻版和复制版，均版型精美，线条遒劲，刀法圆熟，技艺高超。
在东昌府本地雕刻，印刷成书的叫做“府书”；通过运河从南方购来大批印好的书页装订成书，盖上各书业字号图章印记的书叫做“南书”，以“南书”原页复刻版翻印的书也叫“南书”；凡唱本、歌本等小型版本的书籍称为“小花页”；用粗糙纸印的启蒙读物叫“草版书”。另外，还习惯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四本启蒙书简称为“三百千千”。
在“四大书庄”中，善成堂在书籍装帧设计方面最有研究，从大部头的经典图书到启蒙读物，无不精美。民国年间，一般书庄发行的《千家诗》的书皮都是用单层粉连纸，装订则用一截铁丝。而善成堂一律用双层蓝色厚纸为书皮，用白丝线六孔装订，并有内皮书；外书皮左上贴以黄签，下衬白签，黄书签上印有“校正无讹五七言千家诗”，下注“东昌善成堂藏版”字样，形成了蓝皮、白边、黄书签的美观形象。外皮内又有副页，副页内才是内书衣。
善成堂的书签和内衣的题字都请名手、老秀才“圣手书生”刘凤藻或书法家肖蒲田写样刻印。较好的书则用绢做书皮，虎皮宣纸衬以白绫为书签，多本书成套的则用“书函”装置。书函分三种：一为书套，俗称“四合子套”，是用硬纸板外贴蓝布（珍贵书用蓝绫子）做成。二为书夹板，木制。三为书匣，珍贵的书用木匣，一般用硬纸板外裱以布或绫、绢做成。书套或纸板为书匣，上面均贴以黄底白边书签，侧装以骨签紧扣布环；书夹板或木匣则雕其书名于版面、匣面，涂以彩色，颇为美观。
如今，在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里，就收藏着“四大书庄”印制的书籍，这些书籍印制精美，木版竖行线装，字体工整。在展柜里陈列着有益堂的《增补剔弊五方元音》、宝兴堂的《四书备旨》、善成堂的《监本诗经》、书业德书庄的《四书备旨》等书籍。陈清义说，这些保存完好的书籍非常珍贵，它是聊城木版书辉煌历史的见证。
要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聊城木版书在明清时代达到鼎盛，这些木版书通过运河等源源不断地销往山西、陕西、河南、东北各地以及南方一些省份。这些书籍对当时的文化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现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对聊城木版印书业带来很大冲击，很多民间艺人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刻刀，木版书随之式微。
一名文物工作者告诉记者，现在在山西、陕西等地的古玩市场，偶尔还能看到当年东昌府的木版书，这些书籍都是通过运河销到外地的，这恰恰印证了聊城木版书在当年的繁荣。
明清时代的漕运给聊城带来了几百年的繁荣，聊城位于冀鲁豫交界地带，木版书像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同样具有辐射性，它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陈清义认为，木版书和木版年画是运河漕运带给聊城的一对孪生兄弟，东昌府木版年画于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东昌府木版书同样可以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对聊城历史文化的一种最好的保护。□记者于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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