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光知道赵匡胤(南宋上)】宋孝宗赵s(一)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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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光知道赵匡胤(南宋上)】宋孝宗赵s(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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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2年月1​日​-7年1​月4​日​)​,​字​元​朗​,​宋​朝​开​国​皇​帝​。​后​唐​明​宗​天​成​年​间​(2年月1​日​)​生​于​洛​阳​夹​马​营​(​今​河​南​省​洛​阳​市​e​河​回​族​区​东​关​)​,​祖​籍​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父​亲​赵​弘​殷​,​母​亲​杜​氏​。​赵​匡​胤​于​后​汉​隐​帝​时​投​奔​郭​威​,​其​后​郭​威​废​汉​建​周​,​得​任​东​西​班​行​首​,​始​入​宦​途​,​终​统​一​中​国​。​什​么​这​些​事​情​你​都​知​道​？​好​吧​,​赵​匡​胤​并​不​是​是​这​本​书​的​主​角​,​为​什​么​？​别​问​为​什​么​,​历​史​比​你​想​象​要​精​彩​,​别​光​知​道​赵​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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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的理财顾问为何提倡民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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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的理财顾问
载《北京晨报》2月21日C07版，责编：蔡辉
南宋有个“乾淳之治”，著名学者黄震的一句话即可概括：“正国家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南宋“地半于承平之时，而岁入倍之”的奇迹，就是宋孝宗创造的。
那么，帮助他创造奇迹的人是谁呢？想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即户部的官员们。我试举其中一个叫蔡洸的，来说说他们是如何为国理财的。
蔡洸，字子平，福建仙游县人，生卒年不详，北宋名臣蔡襄之后，父亲蔡伸，曾做过高宗朝左中大夫，蔡洸因此获得荫补，做了将仕郎（南宋文散官最低阶）。我们知道，宋代文官非科举不录，靠父荫得官的人，是很难得到实质性差遣的。好在蔡洸并非不学无术之辈，后参加科举，拿到了法科文凭，这才真正步入仕途，在大理寺做了一名审判员。没几年工夫，他就“迁寺丞，出知吉州”，成为高宗朝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了。
孝宗即位后，蔡洸应诏进入刑部，不久即转徙度支，开始了他为国理财的生涯。由于当时隆兴北伐正在进行中，朝廷让他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知镇江府，这是一个很牛且辛苦的差事，他的理财经验当实践并积累于此时。
在镇江，蔡洸做了两件实事，都跟理财有关。
创设镇江救生会，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水上救助机构。
当然，它的职能仅限于帮助百姓抗旱和发放赈灾物品，与今天的水上救助之广泛职能是不能比的。时西溪驻军要通过水路移屯建康（今南京），但是适逢大旱灾年，长江水位本就不高，沿江百姓为灌溉之需，纷纷筑起拦水坝，既不让军船过，又妨碍了漕运，漕司衙门于是发公函给镇江府要求解决。蔡洸面对应诉父老的哭诉，断然拒绝了漕司的要求，理由很简单：“吾不忍获罪百姓也。”并以官船、官粮为基本，发动士兵帮助百姓灌溉，发放粮食帮助百姓度过灾年。镇江曾有民谣：“我潴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就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对蔡洸的赞颂。
上书朝廷，统一镇江三县税赋。
关于这件事，《宋史》记载颇为详细：“镇江三邑税户客户输丁各异，请为一体，不得自为同异。所输丁绢，依和买之直，计尺折纳，人给一钞，官自买绢起发，公私皆便。”上嘉纳。怎么理解这个举措呢？得着眼于公正与公平上。税户客户不分彼此，是谓公正；统一丁绢之值，是谓公平。
两宋户籍管理，虽然相对的提升了客户（流寓户）的地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客户的输丁（徭役）还是普遍重于主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欺负外地人。另外，“和买”并非公平交易，而是由政府定价，向百姓采购物资。由于各地和买定价各异，自行摊派转嫁，使得乡村下户不堪其苦，遂成南宋的一项重赋。蔡洸此举既保护了弱势群体，又打击了弄虚作假者，可谓善政。
有人要说了，这跟理财有毛关系呀。且容我慢慢道来。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大概意思就是，老百姓是锅，政府是碗，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政府还愁没钱花吗？还怕老百姓不顺从吗？这恐怕正是蔡洸为国理财的窍门儿——民生、民足，然后国用足。
宋孝宗知人善任，很快将蔡洸召回临安，就任户部侍郎，心里对这个新的理财顾问还有些不放心，先让他干吏部尚书试试，以测其廉，随后才正式移任户部，果然堪用。宋孝宗因此得意地对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为喜。”（版曹，宋代户部左曹的别称，亦借指户部。笔者注）
“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这是蔡洸在户部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国家财税要严格管理，该用的用，不该用的一分也不用，如此一来，钱就会多得花不完了。蔡洸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建议孝宗皇帝慎选官吏，打击贪腐，如削减冗官，控制萌补等，严防死堵财政的渗漏，把好国用关；一方面又支持孝宗搞经济改革，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此提高岁入。此外，他还向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废除“预催”（提前征税）之弊，上书揭露地方官的“羡余”（财政结余）进献之弊，并建议皇帝将“羡余”发还地方，作为“代纳今年（或来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等等，以保障民生，切实减轻百姓负担。
蔡洸虽然是朝廷的理财顾问，做了多年的“财神爷”，其奉祠退休时，却囊无余资，靠出售皇帝赐给他的银质马鞍换取路费（“至售所赐银鞍鞯治行”），才得以回到家乡，不愧“忠惠”之谥。
正史上这样评价“乾淳之治”：“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民可使富也”，则“（政府）财不可胜用也”。八百年前蔡洸等户部官员实践过的理财经，时至今日，依然有着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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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宋孝宗的理财顾问为何提倡民先富
宋孝宗的理财顾问文/赵炎载《北京晨报》2月21日C07版，责编：蔡辉南宋有个“乾淳之治”，著名学者黄震的一句话即可概括：“正国家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南宋“地半于承平之时，而岁入倍之”的奇迹，就是宋孝宗创造的。那么，帮助他创造奇迹的人是谁呢？想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即户部的官员们。我试举其中一个叫蔡洸的，来说说他们是如何为国理财的。蔡洸，字子平，福建仙游县人，生卒年不详，北宋名臣蔡襄之后，父亲蔡伸，曾做过高宗朝左中大夫，蔡洸因此获得荫补，做了将仕郎（南宋文散官最低阶）。我们知道，宋代文官非科举不录，靠父荫得官的人，是很难得到实质性差遣的。好在蔡洸并非不学无术之辈，后参加科举，拿到了法科文凭，这才真正步入仕途，在大理寺做了一名审判员。没几年工夫，他就“迁寺丞，出知吉州”，成为高宗朝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了。孝宗即位后，蔡洸应诏进入刑部，不久即转徙度支，开始了他为国理财的生涯。由于当时隆兴北伐正在进行中，朝廷让他以户部郎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知镇江府，这是一个很牛且辛苦的差事，他的理财经验当实践并积累于此时。在镇江，蔡洸做了两件实事，都跟理财有关。创设镇江救生会，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水上救助机构。当然，它的职能仅限于帮助百姓抗旱和发放赈灾物品，与今天的水上救助之广泛职能是不能比的。时西溪驻军要通过水路移屯建康（今南京），但是适逢大旱灾年，长江水位本就不高，沿江百姓为灌溉之需，纷纷筑起拦水坝，既不让军船过，又妨碍了漕运，漕司衙门于是发公函给镇江府要求解决。蔡洸面对应诉父老的哭诉，断然拒绝了漕司的要求，理由很简单：“吾不忍获罪百姓也。”并以官船、官粮为基本，发动士兵帮助百姓灌溉，发放粮食帮助百姓度过灾年。镇江曾有民谣：“我潴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就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对蔡洸的赞颂。上书朝廷，统一镇江三县税赋。关于这件事，《宋史》记载颇为详细：“镇江三邑税户客户输丁各异，请为一体，不得自为同异。所输丁绢，依和买之直，计尺折纳，人给一钞，官自买绢起发，公私皆便。”上嘉纳。怎么理解这个举措呢？得着眼于公正与公平上。税户客户不分彼此，是谓公正；统一丁绢之值，是谓公平。两宋户籍管理，虽然相对的提升了客户（流寓户）的地位，但在执行过程中，客户的输丁（徭役）还是普遍重于主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欺负外地人。另外，“和买”并非公平交易，而是由政府定价，向百姓采购物资。由于各地和买定价各异，自行摊派转嫁，使得乡村下户不堪其苦，遂成南宋的一项重赋。蔡洸此举既保护了弱势群体，又打击了弄虚作假者，可谓善政。有人要说了，这跟理财有毛关系呀。且容我慢慢道来。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大概意思就是，老百姓是锅，政府是碗，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政府还愁没钱花吗？还怕老百姓不顺从吗？这恐怕正是蔡洸为国理财的窍门儿——民生、民足，然后国用足。宋孝宗知人善任，很快将蔡洸召回临安，就任户部侍郎，心里对这个新的理财顾问还有些不放心，先让他干吏部尚书试试，以测其廉，随后才正式移任户部，果然堪用。宋孝宗因此得意地对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为喜。”（版曹，宋代户部左曹的别称，亦借指户部。笔者注）“财无渗漏则不可胜用。”这是蔡洸在户部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国家财税要严格管理，该用的用，不该用的一分也不用，如此一来，钱就会多得花不完了。蔡洸的具体做法是，一方面建议孝宗皇帝慎选官吏，打击贪腐，如削减冗官，控制萌补等，严防死堵财政的渗漏，把好国用关；一方面又支持孝宗搞经济改革，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此提高岁入。此外，他还向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废除“预催”（提前征税）之弊，上书揭露地方官的“羡余”（财政结余）进献之弊，并建议皇帝将“羡余”发还地方，作为“代纳今年（或来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等等，以保障民生，切实减轻百姓负担。蔡洸虽然是朝廷的理财顾问，做了多年的“财神爷”，其奉祠退休时，却囊无余资，靠出售皇帝赐给他的银质马鞍换取路费（“至售所赐银鞍鞯治行”），才得以回到家乡，不愧“忠惠”之谥。正史上这样评价“乾淳之治”：“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民可使富也”，则“（政府）财不可胜用也”。八百年前蔡洸等户部官员实践过的理财经，时至今日，依然有着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赵炎）本博其他精彩博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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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国理财 &&还是为己聚敛？
宋朝中期改革是为国理财，还是为己聚敛？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朱维干在《福建史稿》第四篇第十一章《宋代福建的农民起义》中说：“永嘉叶适，南宋最著名的政论家，有一篇《财总论》，批判宋王朝搜括不已。国库收入，在宋初全盛时期，等于汉唐全盛时期的再倍。熙丰比治平加几倍。宣和为熙丰的再倍。南渡以后，又为宣和的再倍。从半壁东南，榨取空前巨额的赋税。”在这里，治平，宋英宗年号（）；熙丰，即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宣和，宋徽宗年号（）。在宋英宗之前，有著名的宋仁宗庆历新政（），宋神宗亲政时有王安石变法，宋徽宗亲政时任用蔡京四辅国，实行变法。叶适说这些改革，不是为国理财，而是为己聚敛，一刀切，行吗？
叶适在《财计上》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为君子为不能也，故举天下大计属于小人，虽明知其负天下之不义，而莫之恤，以为是固当然而不疑也。呜呼！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而上之任用，亦出于小人而无愧。民之受病，国之受谤，何时而已。”在这里，叶适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自圆其说，说什么周衰以后理财者都不是君子，而是小人，把自己的前人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而且还编造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
叶适在文中还说：“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
《周礼》的《地官司徒》篇说：“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之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市易法的精神和它并没有矛盾。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攻击的是青苗法。究其原因，是因为理论脱离实际，叶适恐怕连宋神宗颁布的市易法、青苗法等都一无所知，却还在那里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所以，他的结论和历史实际恰恰相反，新法施行效果好，不是“大弊”，而是“大利”，特别是《市易法》，它的诞生之日便是宋朝农工商并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之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那时，经过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朝近半个世纪反复实践以后，茶、盐等法终于大功告成，初步理顺了国家、个人、农工商各业之间关系，兼顾了各方面利益，从此，许多商人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而且还是缴纳赋税大户，国家国防建设等有了依靠。
“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 。”
情况是这样的吗？否！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即理财首先要面向三大政，解决穿衣吃饭、国防建设等，让老百姓相信那些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没有乱花钱，办事为国为民负责。后来子夏的学生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不忘老师教导动真格，制定《法经》，施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等，“但行数年，国以富强”。李悝是小人吗？不是！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大君子！所以，继李悝之后，为国理财者不断涌现出来，为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这说明，孔子的三大政总结了三代之治，为其后理财者继往开来提出了原则，指明了方向。所以，“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
”，这不是战国以来的理财方法，而是叶适想当然胡编乱造出来的，因此失去说服力。
据《长编》卷231记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阅失业。至于行铺稗贩，亦为较固取利，致多穷窘。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商旅物货滞于民而不售者，官为收买，随抵当物力多少，均分赊请，立限纳钱出息。其条约，委三司本司官详定以闻。”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市易法》，简要阐述实行的目的和意义。宋神宗下诏宣布施行。
这个记载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商卖”需要国家政治上倾斜，扶植商业，商旅卖不出去的东西由各地政府负责平价收购，缺钱时还要给予贷款、赊货等。例如市场上新鲜蔬菜供大于求，卖不出去，政府当即收购，组织商人输往他方市场，结果为本地生产者和外地消费者都做了好事。蔬菜是这样，其他农产品、手工业品也是这样，生产者不愁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市易法好就好在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其结果，农工商上去了，国家财政收入也相适应增加了。叶适说熙丰比治平加几倍，说明1069年王安石变法，到了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十七年间，全国上下真抓实干，效果日益显著。与此同时还说明，那时官员较为廉洁，没有截留现金现象，财务制度健全。但是作为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榜眼,叶适却对百年前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十分陌生，甚至还称王安石也是“聚敛”者，令人哭笑不得。
王安石变法几十年后，宋徽宗时大画家张择端，有次清明时节心血来潮，画起了《清明上河图》，让后人分享那时东京繁荣景象。无独有偶，有个叫做孟元老的，崇宁二年（1103）到了东京，1127年南迁，寓东京24年。离开以后，念念不忘昔日东京繁荣景象，难以忘怀，后来写了《梦华录》。《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湊，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以后，富国强兵的目标确实逐步实现了。很显然，叶适所说的“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也就失去了历史依据。
在我国历史上，为己聚敛者，周厉王是典型的一例。作为一个天子，富有天下还不满足，还要去侵犯国人的利益。而且还拒绝劝谏，无恶不作。
《论语》的《尧曰》篇：“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大意是说，尧禅让舜时传授工作方法，并且告诫他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当念四海困穷，“天禄”永远保持不变。舜禅让禹时也是这样地命令禹。在这里，三人的坚持焕发着尧舜禹亲民思想和敬业精神。这一记载说明，华夏政权形成之初，如何切割蛋糕，就开始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天禄永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地位变了，工资待遇永远保持不变，即升官不发财。尧禅让舜以后，舜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还要不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尧的回答是肯定的，舜的回答也是肯定的，而且后来禅让禹时，也是雷打不动，没有改变这一条的。
尧舜禹的坚持是正确的。因为上行下效，上面发大财，下面就要巧立名目，想方设法要发大财。其结果层层加码，苛捐杂税多，平民百姓承受不了，国家的政治危机也就接踵而至。实行天禄永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不搞穷奢极欲，一则可以避免天子交替时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二则可以化悲愤为力量，继承尧的遗志，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三则藏富于民，让四海富裕起来，以缩小贫富差距，等等。好处多。很显然，周厉王为己聚敛，丢掉的是华夏人的优良传统，所以，他的统治后来会被推翻。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夫子所以把取信于民放在为政的第一位，是因为总结了尧舜禹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综上所述，是为国理财，还是为己聚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一刀切，更不能把自己的前人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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