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大宁煤矿董事长炭质量怎样

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周永康四川兄弟圈&山西政商灰色朋友圈
四川官场7天内4名厅官落马 被指与周永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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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平 成都原市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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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争鸣 成都市龙泉驿原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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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胜 四川川投集团原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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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周永康四川兄弟圈&山西政商灰色朋友圈" />
唐浩四川经信委原副主任
8月下旬以来,四川又有4名厅官被中纪委调查。自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已落马40多名厅级及以上官员。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300余人的调查组如今仍驻四川,四川官场反腐工作会继续进行。
纪检内部人士称,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思路与以往大有不同。原来为保持官员群体稳定,反腐往往仅限于案件本身,不扩大调查范围。而今从四川、山西、中石油等处的反腐态势看,中纪委惩办“窝案”特征明显,只要存在贪腐行为,无论牵扯到谁,都会一网打尽。
8月下旬,中纪委7天内公布四川省4名厅级官员落马。成都市委常委孙平、成都市龙泉驿区委书记陈争鸣、四川川投集团副董事长赵德胜、四川经信委副主任唐浩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十八大后最早掀起反腐风暴的四川省,反腐力度至今未减。
一年多来,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四川省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落马。四川省一度成为落马最多副省级官员的省份,直到8月份,这个纪录才被山西省打破。
成都原常务副市长孙平的大学校友、成都市一原副厅级干部称,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在四川深耕多年,形成巨大的权力共同体,被其接纳进圈子的官员众多。去年中纪委派300多人到四川查案,至今未见撤回,说明四川的反贪肃腐还将进一步推进。
上述官员表示,成都市仍有官员正被调查,只是暂未对外公布。
据纪检内部人士表示,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态势与以前有很大不同,从四川、山西、中石油等贪腐窝案的查处力度来看,现今的反腐措施确是“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苍蝇老虎一起打”,并不会预设范围,浅尝辄止。
李春城“干将”频被查
均参与李春城主导的成都市“东扩、南进”旧城改造工作,被认为是得力助手
8月2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发布四川省纪委的当日消息称,四川省成都市市长助理陈争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的8月22日,成都市委常委、原常务副市长孙平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这两位先后被查的官员都与四川省原副书记李春城关系密切。李春城曾主政成都10年。
陈争鸣在龙泉驿区任书记超过十年。2003年6月,李春城担任成都市委书记后,辖下龙泉驿区发生贪腐窝案,区委书记、区长等数十名干部落马。陈争鸣临危受命,任龙泉驿区委书记。在随后李春城主导的成都市“东扩、南进”的旧城改造工作中,陈争鸣被认为是李春城的得力助手。
李春城案发后,纪检部门查出他在多个领域存在违法违纪问题,其中以土地腐败案居多。这些土地大案多发于成都“东扩、南进”的旧城改造区域。双流县、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成都市高新区成为重灾区。
孙平和李春城的密切关系,也有目共睹。
据成都市政府内部人士称,孙平担任副市长期间,分管城乡统筹、旧城改造、金融等多个领域。李春城在成都的“政绩”,绝大部分由孙平负责“操办”。
孙平与李春城的交集开始于1998年。1998年8月,孙平到成都市计委任副主任。同年,李春城从哈尔滨调任成都任副市长,分管计委。
2001年,李春城自泸州调回成都任市长,随即将孙平提拔为市长助理,此后孙平在李春城手下一路升迁,最终当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孙平给外人的印象很儒雅,加上经济学博士、教授头衔,他被称为学者型官员。
而熟悉他的人士称,孙平并不算真正的学者,他发表的论文很少,从一开始,他选择的就是仕途。
孙平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在西南财大搞经营,先后在校办工厂任厂长,在学校基建处当处长。1998年,四川省引进高等人才,选拔一批博士做官,孙平也由此入仕。
2009年,当时的常务副市长孙平,负责城乡统筹、旧城拆迁工作。其间,因拆迁问题,成都市金牛区拆迁户唐福珍自焚案引起全国轰动。
孙平被调查前一两个月,同样曾负责城乡统筹工作的市政协副主席付毅、双流县委书记高志坚也被调查。
除了旧城改造、城乡统筹外,李春城在成都成立八大融资平台,为经营城市提供资金。
常务副市长孙平分管这些领域。李春城被抓前后,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张俊、成都市兴蓉集团董事长谭建明、成都投控集团董事长吴忠耘、成都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和成都银行原董事长毛志刚等都被调查。
谭力系何华章入仕途领路人
谭力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期间,将市场化媒体成都商报并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社长何华章出任成都日报社总编辑,由此将何华章带入仕途
李春城在成都的施政思路,除了对内大搞城市建设,拆迁征地发展房地产,对外全力依靠“城乡统筹”这个金字招牌,为其谋取政绩。而为其充当吹鼓手的重要人物就是时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何华章。今年年初被中纪委调查时,何的职务为遂宁市市长。
何华章曾任成都商报总编辑、社长。作为都市报的改革先锋,何华章曾带领成都商报走市场化道路并获成功。
1999年,何华章成立博瑞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3亿元,掌握成都商报的经营命脉。随后博瑞上市,更名为博瑞传媒。
了解内情的人士称,博瑞成立时,何华章和另外几个股东并未出钱,每人就占数千万元的股份,这在当时争议很大。上市后,每个股东分的钱更多。何华章也被称为全国最有钱的报人。
据成都市委内部人士称,当年,博瑞传媒上市时,前不久落马的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并在博瑞传媒持有暗股。
谭力从1998年开始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长2年。其时,谭力做了一个大手笔,将市场化媒体成都商报并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社长何华章出任成都日报社总编辑,由此将何华章带入仕途。
2002年,何华章调任成都市任宣传部长。一位与何华章关系密切的朋友对新京报记者说,他当时劝何华章,都已经身家数千万,何必还要来趟官场浑水?何则回应:“你不懂,你是个迂夫子”。
据何的朋友透露,何华章最初并未获李春城重用,经过他数年运作,抓住了李春城需要宣传“城乡统筹”的机会,逐渐得到李的认可。
城乡统筹是李春城到成都打造的一张名片,他从2003年开始提出这个概念。2007年,成渝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
为获得更大的政绩,李春城让何华章对外大规模宣传成都经验。
据成都市一位曾负责城乡统筹思路体系创立的学者称,城乡统筹概念是上海市最先提出。经过何华章运作,媒体、学者炒作,最终成为了“成都模式”,并被全国效仿。
在2007年到2012年,何华章找到很多学者为“成都模式”著书立说,其中不乏有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知名学者。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知名学者都获得不菲的报酬,甚至有明星教授给成都著书,一次获得数百万元回报。这些资金多由博瑞传媒负责运作。另外,成都市委宣传部也由原来的清水衙门,变成一年数亿元经费的富衙门。
阿坝州官员照顾周永康亲朋
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苗任阿坝副州长时,周永康亲朋到阿坝,基本都由赵苗接待
今年4月,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苗被宣布调查,令许多官员颇为惊讶。
据成都官场人士介绍,在这一轮反腐中,落马的官员多涉李春城案,而赵苗和李并未有明显交集。
一名与赵苗相熟的人士称,就在其被抓两个月前,赵苗曾私下透露,他将会接替现任成都市长葛红林,担任下一届市长,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他被抓的消息。
赵苗原系四川石油管理局干部,2002年到阿坝州挂职副州长,此后便留在阿坝州任职。
熟知赵苗的人士称,赵苗与周永康的亲朋好友走得很近。在他任阿坝副州长时,周的亲朋到阿坝,基本都由赵苗接待。这在阿坝也是公开的秘密,赵苗对此并不避讳,并对朋友宣扬,“周老板的人到阿坝,九寨沟都由他全程接待”。
四川“黑老大”刘汉被起诉后,他在阿坝州的违规项目也获公开,除了水电站等项目与周永康之子周滨有合作外,新华社还点名刘汉在阿坝州获得政府官员庇护。
新华社文章称,2000年,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四姑娘山旅游项目,时任县长格某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果然,这位县长不久就被调离小金县,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
据知情人士称,赵苗的落马正与刘汉在阿坝的违规项目有关。
刘汉被宣判后,刘汉的官场朋友被媒体点名。据接近中纪委调查组的人士称,涉及刘汉案“朋友圈”的官员都将会被调查。有些人被公布,仅是时间问题。
今年7月,四川绵阳原市委书记,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被中纪委调查。刘汉在绵阳根子很深,涉及多处项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有些项目牵扯到谭力。此外,为了获得海南的利益,在谭力调离四川前,刘汉给他赠送重金。
谭力曾在1998年担任成都市宣传部长,他的后任高勇涉嫌经济犯罪被判刑,而高勇的后任何华章也于今年落马。
成都官场人士称,成都市委宣传部三届部长落马,在国内实属罕见。
上市公司高管涉李崇禧案被查
知情人士透露,李担任省部级干部十多年里,“门生”遍布四川,与金融、投资领域人士交往密切
在落马的四川官员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知情人士透露,李担任省部级干部十多年,“门生”遍布四川。他的人脉和影响远超过李春城和郭永祥。
李崇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从西南财大毕业后就一直在四川省纪委工作。与李崇禧共事过的同僚称,李善于弄权,特别会借助纪委的权力排挤异己。有时为了打击别人,他先给中纪委写举报信,再以中纪委督办为由,对他的政敌展开调查。
2005年,李崇禧负责四川全省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整顿工作,以此为契机,李崇禧开始插手凉山、甘孜、阿坝州的矿产资源开发。
民间对此也多有举报。刘汉在凉山、甘孜、阿坝有多处矿山。知情人士透露,刘汉获取这些矿产资源,多获李崇禧的帮忙。
一位长期在凉山州工作的厅级干部称,李崇禧在任纪委书记期间,在凉山州府西昌市还有十几套房产。有干部在民主生活会上直接提出,这个影响很不好,建议他转让这些房产。
另外,一位凉山州干部称,李崇禧喜爱花木,在他成都的浣花溪别墅里种植着很多名贵树种。李崇禧曾打着向北京送礼的名义,要求上述官员为其盗挖世界濒危植物红豆杉。被婉拒后,李崇禧又找到凉山另一官员,挖了29棵红豆杉树。后来那位婉拒他的干部随后被调到其他岗位任职。
另外,凉山州多人举报,凉山州很多矿产开发要跟李崇禧打招呼,否则在招拍挂过程中很难通过。
李崇禧学经济学出身,对金融、投资领域也格外擅长。
上月,深交所监事长杨勇平被调查,坊间传言杨与落马副省长郭永祥关系密切。但知情人士称,与杨勇平真正关系密切的官员为李崇禧。
2009年,数家上市公司流通股东名单上出现四川省纪委服务中心的名字。据知情人士透露,四川省纪委在查处案件中,罚没的股票未上交财政,而是设小金库,代持这些股票,并参与分红。而背后帮助其运作的正是时任四川证监局局长杨勇平。
在李崇禧落马后,四川多家上市公司高管也被调查,其中包括国腾电子、明星电缆、博瑞传媒、川投集团等大批四川上市公司。
据内部人士称,四川省8成以上的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存在违规,这与当时的环境和管理有关。而给这些上市公司开绿灯的是杨勇平。
据了解,川大智胜公司上市时找到杨勇平,杨系川大毕业,为报答母校,她将尚未与学校完全脱钩的校办企业川大智胜违规运作上市。
据杨勇平的同事称,已被调查的国腾电子董事长何燕平时与杨勇平情同姐妹,两人在成都时,经常见面。去年,何燕因涉嫌上市之前侵吞国资,被中纪委调查。另外,何燕被传与多名高官关系暧昧。
此外,川投集团副董事长赵德胜、明星电缆董事长李广元等上市公司高管也被调查。
除了金融领域外,四川省农业厅、教育厅、高校等均有大批官员涉案被查。另外,雅安、广元等地亦出现众多党政领导落马现象。
据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四川省落马的厅级干部已达40名,省部级干部3名。
四川反腐将“一查到底”
据称,这一轮反腐将打破以往浅尝辄止的反腐思维,不再设范围,不再设级别上限,无论涉及谁,无论窝案有多大,都会一查到底
据四川官场人士称,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曾在四川任省委书记,目前四川成为反腐重灾区与其有关。
据称,周永康在卸任前仍关心四川的人事安排,他曾在2012年专程飞赴四川,指导换届工作,四川目前很多主要人事安排也与周有关。
周的爱将李春城十八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而后不到一个月,李即被中纪委调查。由此也掀起这轮规模之广,涉及权力之重都极为罕见的反腐大幕。
“我若受他们重用,估计也要出事。”上述成都辞官的厅级干部称,李春城当成都市委书记时,曾多次暗示给其送钱获得提拔,但这位干部未送钱,最终被冷落。
他说,李春城后来的胃口已不限于金钱,他所知很多官员为投其所好,给李春城送美女。
就在李春城落马初期,有成都市新都区开发商举报,新都区地产商为获得土地,给李春城送去姐妹花,讨李春城欢心。
除李春城外,李崇禧、郭永祥也爆出与其他女性关系密切。
多名官员证实,蓬安县落马的县委书记袁菱被指为李崇禧的情妇。袁菱落马后,即暴露出李崇禧贪腐线索,直接导致李的落马。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四川省厅级以上官员到香港、澳门及海外招商引资的记录几乎没有,也没有官员出国。上述内部人士分析,可能四川的贪腐盖子还未揭开,反腐会继续深入。有官员预测,成都市、四川省仍将会有更多官员被调查,甚至省部级官员被调查,都只是时间问题。
据称,这一轮反腐将打破以往浅尝辄止的反腐思维,不再设范围,不再设级别上限,无论涉及谁,无论窝案有多大,都会一查到底。
如今,四川、山西、中石油等处官场贪腐窝案查处的深入开展,也说明中央反腐思维正在转变。
据一名纪检干部称,2009年,茂名贪腐窝案中查出县处级官员达200多人,范围过大。为了吸取经验,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稳定,当年纪检部门转变思路,要求各地反腐不再“一窝端”。当年的茂名窝案中,很多涉案官员也被从宽处理,最终移交司法的官员仅20多名。
2011年,太原市规划局发生贪腐窝案,前后3名副局长被抓,涉及官员20多名。当年也正是在不扩大范围的办案思维下,此案没有深究。而知情人士称,当年太原规划局窝案背后正是太原市原市委书记申维辰。
今年4月,中央高调复查茂名窝案,标志着原来的办案思路被彻底颠覆。彻查到底,老虎苍蝇一起抓。
除了办案思路转变外,中央也在建立反腐的体制机制。
7月27日,中央纪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实施《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这也是中央为反腐做出的一个具体制度性规定,明确审计对象,审计范围,将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常态化。
据接近国家审计署高层的人士称,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土地出让金审计,主要审计县、市、省三级政府土地出让金使用情况。这次审计力度空前,由这个联席办公室直接指定特派员审计,查处问题,无论涉及哪一级,都会直接调查。
此外,这个审计结束后,还将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国企改制等“高危”领域的审计工作。
上述人士称,中央正建立反腐的制度,让反腐常态化,今后用体制机制让官员真正做到“不想贪、不敢贪”。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成都报道
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
[摘要]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记者 于宁 贺信
黄凯茜任重远)无法知晓周永康为何要报考北京石油学院。很可能是受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发现大庆油田的感召。在两位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和李四光的主持下,勘探队员在松嫩平原上打出了第一口高产油井。这个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成为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奋斗象征,也激发起一个江南水乡农家少年“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抱负。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1985年,43岁的周永康从盘锦来到北京,担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与担任部长的老领导王涛在石油部新班子里搭档,全面主管生产工作。
“周永康从辽河走的时候,一个人没带。”一位辽河油田子弟对财新记者回忆说。
周永康到北京后,妻子王淑华被安排到中石油勘探研究院当档案处处长,后来又调到中石油北京燃气公司。一家人住在学院路20号的石油大院,这里正是过去周的母校北京石油学院的老校区。“周永康喜欢游泳,所以石油大院的游泳池办得特别好。”
1988年,石油工业部撤销,成立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周永康出任副总经理。期间,在1989年到1990年,周永康还兼任塔里木石油会战指挥部指挥、临时党委书记以及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和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这两年,周永康在塔里木、东营、北京三地跑,还多次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周永康挂帅塔里木石油大会战,此前一两年就有伏笔。1987年5月,宋健等中央领导到塔里木盆地视察,石油部接到通知后,党组决定由周永康到塔里木进行陪同。6月6日,周永康在距库尔勒约60公里的库南1井上向中央领导介绍了钻井体制、设备和工艺技术等情况,并于次日在塔里木油田南勘公司召开会议,就落实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做出工作部署,“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进度,争取尽快有重大发现,工作进程要加快。”
1988年12月,石油部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报告》,提出在石油部下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由周永康兼任指挥。他在塔里木会战动员会上宣布,将调动全国油田的力量,包括新疆、四川、大庆、辽河、中原石油管理局在内的11家油田单位参与。
日下午,周永康带领指挥部班子成员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转赴库尔勒,塔里木会战拉开序幕。
周永康在王涛所著《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一书中作序称,塔里木会战中创新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实行甲乙方制度、招投标制度等现代企业制度。
在王涛的主导下,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中心从东部向西部转移。1990年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中提出,石油工业要采取“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在保持东部老油田稳产增产的同时,集中力量加快塔里木地区等西部新油区的勘探开发。即便在塔里木会战总指挥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多,周永康还是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视察,部署工作、鼓舞士气。据王涛所述,当时从盆地边缘到中心沙漠腹地只有沙漠车和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周永康有一次上井队检查工作,遇上伸手不见五指的沙暴,飞机无法起飞被困在沙漠里。
王涛在书中回忆称,1989年5月,有同志向指挥部反映,个别乙方队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周永康对此非常重视,立即让总公司审计局派人来塔里木探区调查,对审计出的问题予以公布,并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做出处理,此事对甲乙方震动很大,及时遏制了违纪违规的苗头。
到1993年,塔里木盆地发现6个油田,探明石油储量2.8亿吨,建成原油年生产能力160万吨。
在胜利油田兼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周永康与自己后来掌控石油系统的大将蒋洁敏第一次有了交集。当时油田出了五大“工人领袖”,出身孤岛采油厂的蒋洁敏是其中之一。
1996年12月,已到退休年龄的王涛辞去中石油总公司的职务,并由当了11年副手的周永康接任公司总经理和党组书记。1997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总公司新老班子成员。同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周永康第一次被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周永康做事很有魄力和决策能力,不管是在部里还是在塔里木和胜利,他能够拍板做事情。客观的说,他非常适合做一把手。”一位中石油勘探研究院人士表示。他举例说,中石油总公司开会,周永康会把所有人的意见都听完了,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他最后一定会当场做出决定。“他就是有一种霸气,听完大家意见后能形成自己判断,不管你们说三道四,就是要按照他的决定做。”
周永康在中石油总公司期间,担纲和决策了几件大事。1993年,中石油开始搞国内油气区块国际招标合作,并探索海外油气勘探开发,1997年前后中标了苏丹、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海外项目,开启了中国垄断性国企“走出去”的征程。尤其是1996年开始的苏丹尼罗项目,是中石油海外扩张的首次试水,并为中石油培养了大批拥有海外项目管理运营经验的后备人才,现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的周吉平和中石油股份公司总裁的汪东进,就曾担任该项目的首任和第二任总经理。
日,周永康与陕西副省长刘春茂共同签署“4·13协议”,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全球500强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产生。
也是在周永康主政中石油总公司时期,开始讨论新一轮整体重组改制、推进股份公司上市问题。
王涛在石油部和中石油总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14年,其中在中石油总公司11年,直至退休年龄卸任;而周永康在中石油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两年就晋升中央部委,他的快速跳跃令人应接不暇。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项是由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国土资源部,周永康入阁担任第一任部长。
从1998年3月到1999年12月赴四川就任省委书记,周永康在国土资源部不到两年时间。一般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镀金”。正部级的石油部撤消后,中石油总公司继承衣钵,套上了正部级,但1998年的再次改制之后,三大石油公司本身都是副部级央企,虽然在经济上垄断着巨大的稀缺资源,但在政治序列中处于劣势——接替周永康的马富才在2003年11月的十六大不过是候补中央委员。因此,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一个正部级的内阁成员对周永康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过渡机会。
但要完成地质矿产部、国家土地局等部门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周永康在国土部完成得很顺利。他不仅敢于对部门整合中的繁杂问题进行决断,而且用一件事就牢牢笼络住了手下干部的心——盖房。
“当时被部委干部谈论的有两个审计报告,一是体育总局把申办奥运的一部分钱拿来给运动员盖宿舍,另一个就是国土部把勘探事业费拿出来一部分给职工盖房子。”一位国土部干部向财新记者回忆,周永康到国土部后,大家反映国土部的住房比石油部的小得多,教授级高工还没能住到两室一厅。周永康听了觉得这怎么行,了解情况后,很快做出了盖房子的决定,起码要解决高级工程师以上的能住两室一厅以上的房子。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日,周永康与接任的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举行交接仪式,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准备赴京担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满脸笑容,踌躇满志。
此时距他到四川任书记接近三年。周在离任讲话中,称自己在四川的三年工作经历“深受教育,终生难忘”,并许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将尽心尽力地关心和支持四川的工作”。
在周之前,四川政坛向以本地官员为主,周永康的空降,给四川政坛带来一缕新风:他首次把信息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在四川这个传统农业大省大力提倡现代农业,强势抓安全问题且颇见成效;他提出借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追赶型、跨越式”发展,2000年至2002年四川的GDP分别为4010亿元、4421亿元、4875亿元,增幅分别为9%、9.2%、10.6%。
30多年石油系统的锻造磨砺、一年半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经历,以及四川大省一把手的三年历练,使周永康完成了政治上的腾飞,这与其强势能干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
“周永康很雷厉风行,一改以前四川干部管四川的状况。以前四川就是农业大省,节奏慢,他过来之后提出一些新思路。”一位长期跟踪四川政坛的人士称。
其一是将信息产业定为“一号工程”,这为成都今后的ITC产业(信息通信技术)集群成为全球性基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永康的特点是抓产业落到实处,他提出,“一号工程”要靠一批骨干IT企业来支撑。
2001年1月,周永康参加了西部地区第一条模拟集成电路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的奠基仪式;一个月后,他亲自接待了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陈伟锭,拉开成都与英特尔的艰辛谈判;2001年底,周永康还与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视察了天府热线西部数据中心,颇具前瞻性地提出成都要搞“数字城市、电子政府”。
2003年,也就是周永康离开四川后不久,英特尔宣布英特尔投资3.75亿美元在成都高新区建立一座芯片封装测试厂,这创造了当时成都外商投资的金额记录。之后,英特尔三次增资,目前,世界各地用户所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每两台中就有一台配置“成都制造”的英特尔芯片,成都已成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扎根成都10年的英特尔领头羊地位也让供应链各环节发生连锁反应。直接或间接带动了富士康、戴尔、仁宝、联想、德州仪器、纬创等布局成都。截至2012年,世界500强IT企业近50余家落户成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周永康13年前的一号工程,为如今的成都开拓出了这个支柱产业。
其二是提出现代农业。一位知情人士称,四川是农业大省,长期以来缺少抓现代农业的思路,虽然以前也提过以工业手段管理,但是周永康提出现代农业,把南充“凤垭山模式”(土地流转为核心、“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广安市唐燕子模式(农户出地、公司出种苗管理,按照效益四六分成)树立为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三年间,四川省农林牧渔的产值增加了11%。
其三是抓旅游。“峨眉山天下第一山是他提出来的。”一位接触过周永康的人士称,当时四川与云南相比,硬件软件落后十年,景区管理混乱,宰客问题严重,“
上有人向周永康反映这个问题,他说这一年的变化很大,你可以再去看看”。
其四是抓安全问题。他2000年刚上任之后,水上沉船等特大事故频生,半年死了3000多人。“据说周永康很生气,把省长批得够呛。”
2002年的四川省“两会”上,周永康第一次提出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他雄心勃勃地说:“和东部及沿海一些地区两位数以上的发展速度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或者说,差距还在拉大。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奋力追赶,才能实现新的跨越。”
周没能领导四川人民实现这个跨越,他很快就获知将被调往中央。最先的消息是副总理,之后是公安部长兼政法委副书记。很难知道周永康从内心更倾向于哪个职务——都将一步迈进政治局,成为国家领导人,但未来的道路迥异。
最终是后者。据说中央高层认为,“9·11”后安全形势复杂化,必须有强力人物执掌公检法司和安全、内卫等国家机器部门,周永康出身的石油战线也是半军事化管理,又与政法系统关系不大,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候选人。“中国石油多少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搞大会战。独臂将军余秋里管石油的时候,完全是军事化作风,电话响三声必须接。”一位知情人士称,周永康是从辽河油田最基层一步步干起来了,手腕刚柔相济,除了没有法律背景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事实上,周永康对四川政坛的影响,延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他不仅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的重大飞跃,而且离任前还完成了重要的人事布局,在该省的最高权力机构——四川省委常委会,留下了三个举足轻重的棋子:李春城、李崇禧和郭永祥。
刚到四川,周永康就手腕强势,敢于从人事上开刀。一方面,他将对“现代农业”模式提出质疑的遂宁市委书记等官员换掉;另一方面,周永康力排异议,接受了有人举报的李崇禧的输诚靠拢,将其从阿坝州简拔到省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的显位,并于同年12月再进一步,进入四川省委常委班子。2002年5月,周即将离开四川前,又力推李崇禧至四川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的关键性岗位,在班子中的话语权大增。
同样,从哈尔滨调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春城虽然与原市委书记不和,却获得了周永康的青睐赏识。从2001年5月升任成都市长,到2011年9月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再没有让成都离开自己的手掌心,其长达十年的省委常委职务,亦使其在全川政务中也拥有相当影响力。
周永康从北京空降四川,随同的只有从国土部带去的大秘书郭永祥和小秘书冀文林。两人是周真正的心腹。1949年出生的郭永祥是山东临邑人,年在胜利油田和中石油待了26年。1998年7月,他随周永康到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担任办公厅主任;2000年1月,周又把他带到四川,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和常委办主任。2002年底周永康荣升政治局委员上调中央,带走冀文林,将郭永祥留在了四川,并帮助郭永祥晋身四川省委常委。
“二李一郭”三名周派干将中,职务最高的是四川地方实力派干部出身的李崇禧。李崇禧大学毕业后进入省纪委系统干了13年,1995年短暂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任职,1996年3月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担任了四年州委书记。加入周永康阵营后,李崇禧从2002年5月起担任了近10年省委副书记,历经周永康、张学忠、杜青林、刘奇葆等四任省委书记,其中又有五年兼任省纪委书记。
李崇禧在四川官场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他城府很深,很谨慎,不苟言笑,在纪委系统一直有很深的影响力。”一位四川官方人士称。
有多年秘书经历的郭永祥则向以笑脸迎人。一位在国土部的领导秘书称,他印象中的郭永祥,“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述四川官方人士认为,郭永祥“一看就是官场老江湖,圆圆脸儿,见谁都笑嘻嘻的,八面玲珑。据说也很仗义,可以帮些小忙。喜欢京剧,记忆力很好,口才也佳,脱稿讲话时引经据典,思路清晰。”
“他知道领导怎么想,事情和领导怎么说能成。”另一位信源透露,郭永祥在四川官场人脉很好,可以称得上是“大哥”级人物,连成都当地的高官都把他视为大哥,“他在四川被视为周永康的眼线,在一些事情上可以牵线搭桥”。
郭永祥最成功的一次牵线搭桥,可能是为周永康和蒋洁敏之间拉上关系。郭永祥与蒋洁敏1972年12月同一批招工入胜利油田,而且一起分到了孤岛采油厂。两人都是鲁西北人,郭永祥比蒋洁敏大5岁,比较早离开作业队,在采油厂做宣传干事,后又调到胜利油田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对蒋洁敏多有照拂。在周永康离开中石油,需要在中石油内部找代理人,而蒋洁敏谋求上位,需要奥援震慑中石油大小山头的时刻,郭永祥在蒋与老领导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桥梁、润滑和黏合作用。
周上调中央后,郭永祥继续留任了两年多省委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2006年1月始担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林业、水利、防灾、扶贫开发、民政、计生等部门。此后据说因一次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仕途受到影响,2007年5月退出省委常委之列。2009年郭永祥年满六十,在仕途结尾,古文功底深厚、喜好文艺的他选择了省文联主席一职,当时还被传为美谈。
“二李一郭”中,仕途最被看好的是李春城。1956年出生的李春城少年得志,以工农兵学员身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曾担任过四年的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1995年,39岁的李春城晋升哈尔滨市委常委,成为正局级干部。1998年12月,李春城出人意料地由哈尔滨副市长调任成都市副市长。
2000年1月周永康空降四川,李春城审时度势,靠拢站队。2000年8月,李春城被调任泸州市委书记短暂过渡,5个月后,重新杀回成都升任市长。在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李春城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翌年成为成都市委书记,仕途一片看好。
决心大干一番的李春城,2003年即启动了闻名全国的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获得国务院改革试点批复,其内涵涉及土地流转、户籍改革、农民社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这一创新之举需要各部门的协作才能推动,不仅仅是公安部门搞户籍改革这么简单,所以很多城市来学但效仿不了,这也突显了李春城的创新意识和很强的执行力。另有人士称,李春城在成都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也依赖周永康奠定的基础和一直以来的保驾护航,给予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周永康离开四川之后至少有六次回川之行,其中2010年1月和6月的两次考察,都肯定了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要求积极推进。
2004年,李春城还提出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提升机关行政效能,当地人普遍感觉成都市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比四川省里要高出很多。李春城还力推了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使他们回到藏区能顺利就业。
成都当地一位人士还提到,汶川大地震后,成都的灾后重建,并不是全部重建,而是借此进行了新的规划,淘汰了一些三高产业。“比如都江堰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倒了,但是重新规划了不同层级的医疗养老体系,重新布局。”他认为,这些年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好,和当时李春城主持的产业结构和社会事业体系调整很有关系。
2005年,因《百家讲坛》出名的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成都调研两个月,走访了很多区县级官员,写出一本《成都方式——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对成都的城乡统筹、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予以介绍和肯定,并引用人民群众的话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易中天和李春城见面时,李春城对成都改革经验总结到:“只要是我们想清楚了又下决心要办的事,再难都有可能把它办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确实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利益割据和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要真正干好,不是难,是很难。不过到目前为止,成都的实践还是初步见到了成效。”
令人惊讶的是,锋芒毕露的李春城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落选中央候补委员,据悉与其在黑龙江买官有关。黑龙江省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在北京受审前,曾检举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和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李春城被牵入韩桂芝案。李春城虽被保过关,但不得不在成都市委书记任上再蹉跎一届。
“李春城不像周永康的四个秘书,不在周的最核心圈子,但是两届市委书记,对成都的控制力极强,延续了周永康在四川的影响力。”上述熟悉四川政坛的官员说。
一个例证是成都人对中石油的四川彭州石化项目非常反对,甚至准备上街游行,但四川省领导没有表态,李春城还是力推者。周永康也对该项目有所批示,共同推动该石化项目成功建成。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日,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时年60岁的周永康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他又兼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并在28日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当选公安部部长。按照惯例,历届公安部部长还将兼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
至此,周永康成为政法系统仅次于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二号人物。在此之前,中央政法委已近五年未设副书记一职。
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周永康当选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在国务院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公安部长的情况,也有近30年未曾出现。
最近的一个例子,还是因“毛泽东接班人”身份广为人知的华国锋。华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两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的权力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达到巅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
周永康得以公安部部长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更多得益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贪腐、民生、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所引发矛盾的矛盾愈发突出,社会维稳压力积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于政法系统尤其公安力量自然更加倚重。
一个维稳、“综治”时代,亦由此展开。有了巨型国企领导人和封疆大吏丰富资历的周勇康,在这十年如虎添翼,权柄日重。
日,尚未就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即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身份到北京市公安局视察调研。他强调,“首都稳则全国稳,首都安则天下安”,首都的稳定对于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辐射作用,做好首都的稳定工作,事关全国稳定的大局。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下称13号文件)则对此背景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描述。
文件指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显现,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危害严重,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上影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13号文件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首项具体要求,就是全力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视为公安机关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总任务,并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当作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
它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高度警惕,妥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破坏活动,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
地方各级公安厅(局)长“进常委班子或任政府副职”的惯例,也发轫于这份文件——“各级党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干部任职条件,在领导班子职数范围内,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行由同级党委常委或政府副职兼任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
按照《宪法》和各级组织法所设立的制度框架,公、检、法三家中,以公安部门的地位最低。因为它属于行政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受政府领导,政府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法院、检察院则属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大产生和并向其负责。在行政级别上,法、检部门的院长、检察长也和同级政府副职相同,较公安局长要高半级。
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依法规范警察权的理念,公安机关采取逮捕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也必须先经司法机关的批准。西方国家亦大体如此,主要区分只在于,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也和公安机关一样属于行政而非司法系统,权力更向法院集中。
但是,由于中国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只是相对于行政机关,仍要受到同级党委的领导,且法院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一般不进同级党委的常委班子。上述13号文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地方公安厅(局)长若由同级党委常委兼任,在法院、检察院面前就有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情况下,公安、司法间的关系便有倒置之虞。
虽然一些警界人士认为,这一模式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旨在加强公安机关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不会直接干涉到法院、检察院,而且,公安机关作为政府的二级部门,实践中也常存在非警务因素干扰执法的情况,公安厅(局)长“进班子”,也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抗干扰能力。但是,毫无疑问,随着周永康进入政治局,一个大公安的维稳综治时代已经到来。
截止2011年5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选副市长时,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4%;对27个省会(首府)城市、4个经济特区所在市、国务院批准的18个较大的市等49个城市统计则发现,有42个市的公安局长进入各地党政班子,占86%。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周永康走马上任之时,正值中国进入1949年后的第四个犯罪高峰期。数据显示,自2000年,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到刑事犯罪的近40%,有的地区达到了60%以上。社会治安恶化的背景下,对警察扩权和严刑峻法的呼吁在体制内外都非常强烈。
但另一方面,全国警力严重短缺,经费保障缺口巨大。据一篇题为《中国基层警察缺衣少食权力薪酬不相当很危险》的文章记载,到2005年,根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统计,全国1-2人的派出所有3723个,3-5人的有16533个,占派出所总数的一半。各地公安局特别是基层派出所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财政支持,经费不足是老大难问题。为维持公安部门的运行,从首都北京到边远山区,警察都在忙于罚款、收费、创收。按时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的话说,警察长期吃着这三种饭,财政拨款的“皇粮”太少,却要公安部门先创收再返还,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各种自立的、超范围、超标准的收费和到处拉的赞助,这叫“杂粮”;此外还有罚款,警察都被分配了查处卖淫嫖娼、交通违章等的罚款指标,吕卓管这叫“尿泡饭”,“‘皇粮’吃不了,‘杂粮’吃不饱,‘尿泡饭’吃得一身骚”。
“中国法律赋予警察高于一般法治国家的警察权,而治安财政却无法合理兑现,保民权将很可能演变为害民权。”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新传媒编辑部法律顾问萧瀚在《警察权和治安财政》中写道,“如果立法者认为既然无法给钱,那就给权,其结果将会更加危险——这几乎就变成‘逼警为匪’。”
吕卓也承认,“警察腐败的一大根源,就是警察变成了一个创收、营利者,由此必然导致他们在执法时产生偏差。”2003年四川省对全省公安系统的经费状况所做调查令人触目惊心,有个百万人口的县,每年公安部门正常开支要2700万元,县财政只给了1/5,其余的都要公安部门自己“创收”,相当于全县人均被罚20元钱。
在进行充分调研后,2003年,自39岁即成为全国最年轻公安厅长的吕卓决意从“饭碗”入手,重塑警察形象。当年6月,四川公安厅颁布第6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民警参与经营娱乐服务场所及为其违法活动提供保护的规定》以及第7号令《关于严禁公安机关乱收费、乱罚款的规定》,两令各有4条,合称“8条严禁”。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俗称1号文件),规定县级公安机关所需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保障,财政部门按核定标准在年初预算中足额安排公安机关的基本支出需要,不留缺口。
由于这次警察经费和治安财政改革发轫于周永康刚刚离开的四川省,坊间多认为它代表着周永康“规范治警”的一次努力。事实上,四川省的前述1号文件刚刚发布第三天,远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就做出批示,“四川省财政不算富裕,但能认真贯彻中央要求,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推广”。当月底,周永康到四川视察,又赞叹道:“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四川干了一件大事。”当年9月,财政部和公安部又联合发布《关于制定县级公安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正式将警察“吃皇粮”运动推向全国,并确定了“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等机制保障。
不过,2005年4月,担任四川省公安厅长已11年、刚到50岁的吕卓,因违规用地问题被免职,黯然退居二线。周永康曾经试图以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将计划经济体系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体制向“以条为主”的垂直管理转型的努力,似乎也因为“勇先锋”的下课而偃旗息鼓。人们可以看到,警察的非警务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受命于地方政府,参与房屋拆迁、经济纠纷等事务,作为交换,吃上“皇粮”的地方公安部门,依然拥有在当地大吃“杂粮”和“尿泡饭”的权力。
在几项控制警权、理顺警务激励机制的规范化改革落空后,周永康似乎意识到自己不足以撼动或者没有必要去撼动系统自我扩权的冲动,将这种力量掌控在自己的节奏下,应该是更明智的选择。他开始改弦更张,用自己和旧系统都更为习惯的方式完成这种“控制性规范”。一方面,其在位期间,公安部重修了大楼,改善了办公条件,还为部里干部“解决了数百套房子”;另一方面,周永康用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征的集中性活动,取代了进行体制性改革的初衷。
“周永康是搞政治的,他当公安部长期间,各项政治性的活动比较多。”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向财新记者回忆。
日,公安部发布“五条禁令”,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携带枪支饮酒、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工作时间饮酒和参与赌博,民警违反上述禁令的,予以纪律处分或予以辞退;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要追究其所在单位直接领导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这是周永康就任公安部长后的一项重要措施。虽然“五项禁令”的内容此前都在禁止之列,但这一朗朗上口的总结,被认为对规范民警行为起到了很好作用。
同年2月18日,公安部再次发布通知,决定2003年3月至12月在全国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中开展“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认清历史使命,加强队伍建设、公正执法为民,改革公安工作、服务小康社会”。
2004年5月,公安部召开“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大练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学习、基本体能训练、基本技能战术训练及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技能训练等方面。各级公安机关要根据实际确定“训练日”,基层和一线实战单位保证每周不少于半天的时间专门进行训练,并形成制度;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每个民警在大练兵活动中接受不少于两周的集中强化训练。
2005年5月,公安部再次开展“大接访”活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从5月18日开始敞开大门,以“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为目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领导动手、全警参与,由各级公安机关的一把手面对面地亲自接待上访群众,依法处理群众信访问题。
2006年,公安部又在前述“三部曲”运动的基础上,将该年确定为“基层基础建设年”,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三基”工程建设,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并要求以此为契机,“坚持不懈,一抓三年”。
对于上述“大讨论”、“大练兵”、“大接访”、“三基”工程,公安系统内外看法褒贬不一。
日,周永康离任公安部高升之时,官方的说法是,周永康在任期间的几年,“公安工作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在前述基层公安局法制科长看来,除了“三基”工程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在基础设施、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公设备等方面按照标准落实了以外,其它基本上都是“搞政治”,没什么实际效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更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左”的遗风,反而给公安工作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好大喜功掩盖了问题”。
以“大接访”为例,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从2005年5月到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接待群众上访19.5万起,处理群众信访问题18.1万件,群众停访息诉17.6万件,停访息诉率达到90.2%。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派出公安人员和公务人员,或者聘请社会人员,通过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为拦截本土上访者,甚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将上访者投入“黑监狱”进行非法拘禁的现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大截访”与“大接访”如影随形,一批类似于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拦截、关押、遣返上访者的保安公司应运而生。
“在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时期,客观地讲,警察行为的规范化、警务体系的正规化上是有所进步的,但警察的权力边界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了,警民关系也日趋紧张化。”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观察人士评价道,“这一方面是因为周永康推行的规范化和正规化,采取的仍是传统人治的一套陈旧的方式方法,而不是通过法治来约束权力;更重要的是,当周永康们体会到国家强力机器权力不受约束给小群体带来的巨大好处后,他们考虑的就不再是约束权力,而是利用权力,不是权为民所用,而是权为己所用。”
“他不是法治的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他说。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日,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罗干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成为中国公检法司以及内卫工作的最高领导者,站到了中国的权力峰层。
周在位的五年间,恰逢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建国50周年庆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安全、稳定工作尤为重要,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显赫。同时兼任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历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话语权最大的一位。
不幸的是,周永康在公安部时期带有左的风格的施政理念,也借此扩展到整个司法领域,“维稳”更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甚至在周永康的家乡无锡厚桥镇,自2004年无锡掀起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锡东新城的圈地造城,造成了大片荒地和失地的访民。遭受维稳对待的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位乡贤主政期间,中国形成的政法维稳机制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
2009年,厚桥镇太芙村数千亩基本农田,“因发展需要”,被列入征用计划。村民胡琴芬称,此后在村委会的操纵下,不少村民不明不白中申请纳入“社保”,在所谓的《自愿申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协议上签了字,一夜之间成为“失地农民”,有的甚至是别人代签的,本人并不知情。胡家同样未签字,同样“被失地”。
此后,胡琴芬等要求为“未征收”的土地登记确权,并在大面积抛荒的土地上,联合了多位村民开荒种田,却遭村委阻拦。在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未果后,她被逼走上上访路。2012年7月,她在家中被警察和保安拉进汽车押走,在宾馆关押15天。
同村村民华惠清,则是2010年3月起,在当地启动“走马大成”项目时,多次拒绝签字拆迁,家里遭断水断电,道路被毁,一家人被迫逃离,租住在外。当年下半年起,他家将近10次被盗,祖坟被铲,80岁的母亲被推倒摔成骨折,他两次遭绑架,并因上访被关26天,拘留5天。
2012年6月,因再次到北京上访,华惠清和70多个访民被分别投入“学习班”,他被关押长达79天,最后不得不签字同意,千辛万苦保护了几年的房子终成废墟。
新厚桥村60多岁的邹惠芬,也有维权上访十多年的经历。该村街南队原有耕地78亩,分别于1993年、2003年被村委骗租。2005年,当地镇村政府,多次伪造文件,称街南队人均耕地不足0.1亩,已被批准征地撤队。村民坚决反对,从此走上了追讨耕地及土地租金的维权道路。
村民无数次上访,最终于2006年获江苏省国土厅等单位的答复,称失地查无办理农用地专用手续,认定地方政府非法占地,责成有关部门拆除相关建筑。
但此后土地仍被荒着,村民开荒种田,多次遭遇当地政府动用机械挖泥填地。2012年7月,邹惠芬险遭绑架,幸有村民阻拦,在拼死抵抗中,其腰脊椎被拉伤。
华惠清等人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厚桥附近的羊尖镇、滨湖区太湖街道、胡埭镇等地,失地访民命运同样如此,且遭受的维稳手段更残酷。
无锡访民没有想过,这些维稳机制和周永康有什么关系。但渐渐地,无锡人进京上访,有些人总要去找他。“到政法委的大门口,在360度监控的探头下,大叫几声:‘周永康,老家人来看你了,你快出来’”。锡山区羊尖镇一位访民说。
这一时期,各级政府的维稳经费达到历史新高。维稳工作的重要性,也因各项“一票否决”考核政策的存在,成为很多机关、部门超越本职工作的第一要务,除了那些被维稳的对象外,基层公务员们也是苦不堪言。
尤其在法院系统,相对于司法的独立性,政治性在这一时期被予以更多强调,遭到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强烈批评。
一位从事刑事审判近30年的老法官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政治生态下,维稳已成了法官判决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地位高于法律的准绳。“只要是为了当事人不上访,就算违背法律的规制,不管是采用迁就的态度,还是采用暴力维稳的手段,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因为领导都怕上访。”他认为,这些现象的实质,都是以牺牲其他当事人合法权益或法律严肃性、公平性和法院公信力为代价,来求得一时的“稳定”,即所谓“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几位接近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上述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很难将其归结到周永康或某个个人身上。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无法完全撇清责任。
石油对周永康意义非凡,他不仅在日后与黄汲清的小儿子成为儿女亲家,正是31年的石油生涯,给了周永康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奠定了他走向中国权力顶峰的坚实基础
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如今这两位已先后落马。
2009年6月,在薄熙来的部署和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市展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当年10月25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刑事拘留384人,逮捕1567人,其中重庆市各级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700人。
重庆“打黑除恶”开始一个多月后,中央政法委就于7月29日发布消息,称近日已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继续抓好专项斗争各项工作,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
日,重庆市委领导向社会各级通报
相关工作时称,这一行动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打黑除恶的要求,推进“平安重庆”建设。
三天后,重庆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磊更在打黑除恶新闻通气会上说:“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央的‘规定动作’。”
目前尚无公开资料或报道显示,中央政法委为何要求重庆开展此项行动,以及为何迅速将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向全国铺开。但从后续反映来看,周永康对此相当满意。
根据当时重庆市对外通报,日,周永康曾对此重庆打黑专门做出批示:“打击铲除黑恶势力,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近期在重庆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政法机关加大工作力度,见到了明显效果,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实事。”
次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周永康还来到重庆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工作报告。周永康称,一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了新成效,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尤其是平安重庆建设,给3200万重庆人民带来了福祉。
主持当天审议的就是薄熙来。他在开场白中说,周永康同志对重庆的工作非常熟悉,十分关心,早在武隆山体滑坡时就和专家一起研究治理方案;以后又积极推动川渝合作,留下很多佳话,“他还特别关心支持三峡库区移民,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帮助解决重大问题;对我市‘打黑除恶’工作,及时做出重要批示,给予鼓励和支持”。
周永康也热情询问了重庆公租房、库区移民等情况,并多次对打黑除恶行动给予肯定。
就重庆将司法拍卖转到产权交易所的改革,周永康更是评价颇高。当时任重庆市高级法院院长称“小改革解决了大问题”时,他纠正说,“这项改革一点也不小。它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使司法拍卖更加公开公正透明,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创新。”
其后续结果则是,2012年最高法院开通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即是在重庆“诉讼资产网”的基础上升格而成。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前副秘书长,曾经到过重庆调研的王凤海告诉财新记者,网上拍卖的技术门槛其实并不高,除重庆外,上海、江苏、黑龙江等地都已开通了自己的网上拍卖平台。从功能上看,业内普遍认为上海而非重庆模式是最好的。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推广重庆模式,以深化网上司法拍卖改革,是中央政法委有关领导的支持,最高法院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看法。
王凤海等也曾尝试通过私人关系,向周永康汇报调研的情况,据实陈述重庆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的一些问题,却未被接受。
他告诉财新记者,“关键的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哪个平台,而是选择过程中对法律程序的遵循,防止垄断和领导个人意志的决断”。
除在“两会”期间接见重庆团外,周永康还在2010年11月到重庆调研。为期3天的调研时间中,他参观了重庆交巡警平台、打黑除恶成果展、公租房项目,听取了“大下访”、“大走访”情况介绍,并在重庆大剧院观看了“唱读讲传”汇报演出。
调研期间,周永康再次肯定了打黑的成绩,并称“唱读讲传”汇报演出“太令人感动了,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并现场要求,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
调研结束时,周永康对重庆模式给予了全面的积极评价,称“唱读讲传”“三进三同”“三项制度”“大下访”“大走访”等活动,都是生动活泼又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并要求政法系统的同志尤其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肯定的范围也不止限于政法领域,就薄熙来力推的“五个重庆”建设、公租房建设、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等,周永康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改善民生之举,在全国也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这些支持,都成为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重要的政治筹码。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构成了曾经赫赫有名的“重庆模式”核心支柱之一,法学家童之伟将其概括为: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有关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刑法第294条进行极端的扩大化运用为基础,将追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活动,转化成了权力者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进行管理控制的一种基础性抓手或策略。在这种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执政党地方党委领导人及其下属机构(如政法委),将整个公权力的国家机器组织一体化,统一指挥公法检机关行使职权,将刑事司法手段转化为社会管理方式,突破法治底线,脱离监督制约,以寒蝉效应控制社会经济秩序。周永康对这种严重违背法治与人权精神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赞许,有多大程度是出于政治结盟的考虑,又有多大程度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我们不得而知。但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
图解:周永康秘书、亲属、四川、政法系统关系网
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周永康被立案的消息刚刚传出,但此前他的秘书、亲属、在四川、在石油系统和政法系统的同事,很早之前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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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四川兄弟圈:李春城 李崇禧 冀文林 谭力 刘汉
&东方早报&
& 澎湃 潘则福&&
陈竹沁&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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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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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时任四川绵阳市委书记的谭力陪中央领导同志在北川县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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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左)和原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右)在绵阳考察。
回顾四川官场地震,实际上恰恰震出了周永康的兄弟圈:李春城,李崇禧,冀文林,谭力,刘汉……
谭力是最近落马的一位。
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等待,四川绵阳原市委书记谭力被查的传闻终于“落地”。他也成为继冀文林后,海南落马的又一省部级高官。
7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厅官网通报,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谭力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此前,谭力长年在四川工作。在绵阳市委书记任上时,曾因迎接中央领导到川视察地震灾情时面带微笑而被讥为“谭笑笑”。此后,其在绵阳口碑不断恶化,有关其亲属承揽市政工程的网络举报不断。
谭力更被媒体曝出是刘汉朋友圈的一员,收受价值不菲的厚礼。
春节前已传接受调查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检索发现,谭力的名字已从海南省政府网站领导栏中消失。
据该网站此前信息,谭力负责省政府常务工作,综合协调宏观经济、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开发区规划与建设、能源等方面工作。
谭力最后一次露面是4天前。7月4日,他参加了海南省委常委会。
据海南日报报道,会议由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会议研究了海南省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有关意见以及省委六届六次全会、省委理论研讨会的会议方案,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决定》。在出席的名单中,省委常委谭力在列。
早在今年2月18日,冀文林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时,谭力就被传限制出境。
根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月18日晚间,接近海南省政法系统高层的人士透露:“春节前,包括冀文林在内的两位省部级领导已经被有关部门找去多次谈话,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并没有在节前收网。”
当时,坊间传闻称,另一领导为谭力,且被限制出境。但当地官员否认此事,称其当时还在省政府工作。
据中国经营网报道,今年5月,谭力曾回成都办事,在饭桌上的谭力依然谈笑风生,一副标准的“谭氏”笑容,看不出任何端倪,这让一位接近谭力的四川官员对当时小道消息所说的谭力被限制出境一事充满怀疑。
到今年10月,谭力即将跨入60岁。他的家乡在山城重庆,1983年从重庆师范学院政史专业毕业后,在教育系统任职12年有余。
随后,他任四川郫县县委书记。2年后,谭力再受提拔,兼任成都市市长助理。
1998年10月至2001年3月,谭力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与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李春城,共事了近两年时间。
2000年4月,冀文林跟随当时刚刚履新的四川省委书记入川,出任四川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
当年10月,中国西部论坛在成都召开,这是当年四川的“大事”。据新华社报道,这一设想由成都市酝酿提出,并立即得到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赞许,其指示要“高起点、高质量,做好筹备工作”,按国际化的标准和要求办。其时,担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谭力,正是该论坛筹委会办公室主任。
不到半年,谭力即被提拔为广安市委书记。
一名四川省党委系统退休老干部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小平故里是广安最大的政治优势,因为这个原因,广安在四川政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以出任广安的一把手,说明当时的谭力颇受器重。”这名老干部说。&
从2001年3月到2004年12月,谭力主政广安前后近4年。四川政界人士认为,履新广安是谭力仕途重要一站。
广安市一名处级官员称,谭力在广安最大的政绩,是以空前力度建设邓小平故居保护区。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故居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区北郊,故居保护区面积为29.91平方公里。
2004年8月,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也是谭力离任广安前,广安成立邓小平纪念馆。
一本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画册,肯定了谭力主政期间将小平故里作为立市之魂的理念。一名广安市老干部认为,“这说明他有头脑。”
多位在广安工作过的官员称,谭力履新后给广安带来“新气象”,包括修建思源广场以及环境整治,改变了广安的城市面貌,“城市大气多了。”
不过,谭力也被指在新城开发中涉嫌利益交换,广安坊间对此多有批评,在其主政期间,也引发了多次举报。
一位要求匿名的广安市处级官员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广安西溪新城片区的开发中,广安市华蓥县徐姓商人的身影值得关注,“徐某在西溪新城片区拿到了大块面积的土地。”
这位处级官员称,谭力主政前,广安城区计划往华蓥县方向扩张。谭力主政后,广安城区开始往西溪新城方向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徐某的四川省凯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仅承揽了西溪新城片区内阳光水岸、欧典水乡、佳园小区等项目建设,亦在片区内开发房地产项目。一种倾向性的说法是,早期,徐某靠建设广安市人大宾馆起家。
此外,广安思源酒店亦是徐某投资兴建。
思源酒店官网称,酒店是根据广安旅游产业快速发展需要和迎接小平同志百年诞辰,兴建的一间政务旅游五星级饭店,多位国家领导曾入住酒店。
澎湃新闻记者获知,目前至少在3名原广安市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司法材料中,徐某的身份被认定为行贿者。
这三起案件是:原广安市副市长夏代荣案、原广安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陈太茂案、原广安市农行行长杨德术案。
接近四川省检察院的消息源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徐某曾被立案侦查,后来撤销了取保候审。
前述要求匿名处级官员称,谭力主政期间另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涉嫌贱卖国资。其回忆,主政广安后,谭力花了不少心思打造旅游业。
但令投资者意外的是,包括华蓥石林在内广安多处景区均以低于市场预期的价格出售。
地震中以“哭”挡“笑”
2004年底,谭力调任绵阳市委书记,4年多的任期,褒贬不一。
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几乎成为他在民间口碑的一道分水岭,针对他的网络举报帖不断。
面对抗震救灾这道考题,谭力最初的答卷并不让公众满意。因迎接中央领导到川视察灾情时面带微笑,他被讥为“微笑书记”、“谭笑笑”,引发全国争议。
12”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抵达绵阳机场,在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温家宝到机场迎接胡锦涛的照片中,谭力走在后排,面带笑容。
事实上,谭力在陪同胡书记视察灾区时,不仅仅是这么一次笑容可掬,包括凤凰卫视在内的媒体也拍到谭力的笑脸。甚至,有网友将谭力平时开会时凝重的表情的图片作了比较。
谭力对此回应称,“我觉得多数人是不明真相的。你说我笑了,你要看我是在什么场合下,总书记和总理来了,我去迎接他们啊,当然心里是高兴的。”
“面对这种议论,我必须承受。如果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可能就会影响到救灾工作的开展。我是市委书记,也算是政治人物,承受非议和谣言,也是政治人物的特点。”谭力说。
日,谭力接受了的采访。他进一步回应,称地震后一直住在位于地面一层的临时办公室里。卫生间中摆着一堆矿泉水,一张沙发。那个沙发就是他地震之后的床。
南方周末的报道称,“深夜,他会因为悲痛和压力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吼,哭,发泄情绪,缓解他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压力。”
以“哭”挡“笑”似乎起到了作用,被网友讥为“史上最牛交书记”的谭力仕途前景并未受影响。相反,在官方评价中,谭力却收获了极大美誉。
汶川地震后,重灾区的市、州委书记基本都被表彰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普遍获得重用,仕途再进一步。谭力也不例外。
据《绵阳日报》报道,2009年3月,在谭力离开绵阳升任海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之际,时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柯尊平代表省委充分肯定了谭力的工作。
他称赞谭力反应迅速,在第一时间即组织成立了由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为成员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沉着应对,靠前指挥。
谭在地震中的表现还受到了中央的肯定,谭被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柯尊平称,谭在唐家山堰塞湖处置、永久性住房建设等工作中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
在宣布谭力到任海南省委宣传部的干部大会上,时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于迅也不吝赞美之辞,称谭力来海南工作,“是中央对海南省委班子新的加强,为海南省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政情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任命,或与谭力的行政管理学者背景有关。
谭力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此后在四川宜宾地区教育局、四川省委第二党校任职,担任党校行政管理学教研室教师、副主任、主任。
1992年12月,谭力被评聘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时年仅37岁。
“夫人外交”与市政“生意”
绵阳一位退休干部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官场人士普遍评价谭力为官“霸道”,常常一个人说了算,与其搭班的多任市长据传都与之不和。
谭力任职绵阳期间,绵江快速通道等一批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上马,他还提出“绵阳会客厅”的概念,旨在将绵阳城市南部三江口区域打造为“会展中心、旅游胜地、商贸腹地、城市新区”。
这些举措在绵阳当地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些大项目有效延续了绵阳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有人批其为“面子工程”,更多质疑指向了项目中的利益输送。
在绵阳,谭力妻子承接诸多市政绿化工程的传闻铺天盖地。只要聊起谭力,多半市民第一反应都会提及此事,并据此评价谭力“喜欢搞面子工程,捞钱不遗余力”。这其中也包括老干部和一些接近绵阳官场的人士。
一位曾在市农办工作的官员透露,“绵阳到江油公路,把原来的树砍了重新栽,临园干道中间弄一排花,都是他屋头人(谭力妻子)接的活。”
知情人士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谭力有两任妻子,现任妻子曾是绵阳电视台主持人,系谭力调任绵阳不久后离婚再娶。她后来被调至市礼宾局,并在灾后提拔为北川县委领导之一,还曾到红十字会工作过。
谭力曾被媒体报道为四川富商刘汉朋友圈中的一员。“夫人外交”,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财经》杂志此前未公开点名报道,谭力离开绵阳前往海南履新时,刘汉为了与他搞好关系,与前妻杨雪一起请客,赠送谭力妻子翡翠戒面,并在谭力嫁女时送上厚重的礼金。
澎湃新闻也从接近绵阳市委的知情人士处获悉,谭力嫁女时,在绵阳富乐山国际酒店宴请,“光礼金就收了至少几百万元。”
《财经》杂志报道称,刘汉曾对人提及,他和旷晓燕曾经打算一起做海南省土地整治项目,为此找到谭力,但项目最后未成。旷晓燕是四川诚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帮助刘汉赌博洗码。
2005年,谭力出任绵阳市委书记不久,刘汉集团就已开始向其行贿。《财经》杂志报道称,2005年,刘汉控制的汉龙集团一名高管在谭力的房间谈事时,听他提到象牙,就送给他价值数十万元的象牙。后来,又赠予他价值不菲的田黄和翡翠手镯。
刘汉“绵阳大本营”
2014年被提起公诉的刘汉一直游走于官商两界,结识不少高官。
涉案后,刘汉、刘维兄弟等36人被控15项罪名,却唯独没有“行贿罪”;知情者称,这是为不牵涉其高官朋友圈,以免打击面过大。
媒体报道称,在刘汉的朋友圈中,最重要的是生意伙伴、无锡籍神秘富商周滨,而已经落马的四川省原副书记李春城、原省委常委郭永祥、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和谭力,都是其官员朋友。
不过,绵阳一向被外界视为刘汉掌控的汉龙集团的“大本营”,产业涉及了房产、市政交通、水电和食品等多个实业领域,在当地家喻户晓。
1997年,刘汉在绵阳市注册成立汉龙集团公司,马上就先后承建绵阳市迎宾大道公路、绵阳机场建设、绵阳市“汉龙大桥”建设等项目。
汉龙集团在绵阳还参与了房地产开发,知名楼盘“小岛社区”,从90年代末开始开发,拆迁过程中引发的命案,后来成为侦破刘汉案的重要一环。
汉龙大桥就是连接小岛社区和城区的交通要道。据澎湃新闻了解,刘汉被查后,绵阳当局有意无意正在清理汉龙集团留下的痕迹。比如,把汉龙大桥更名为绿道大桥,引起了当地市民的诸多不解。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0年由丰谷酒业冠名的绵阳足球队首次晋升甲B,而丰谷却无力支撑球队经费,绵阳政府在同长虹集团、绵阳华润等协商无果后,汉龙出面表示愿意接手。提出的条件却是整体兼并丰谷酒业,并投入1个亿的资金对酒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而丰谷酒业这部分股权在后来与金路集团、西藏珠峰的环环交易中也使汉龙获利颇丰。
此外,汉龙集团还在绵阳涉足旅游开发。
2001年,汉龙与阿坝州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开发四姑娘山。2006年4月,汉龙沿用该模式,与绵阳平武县政府签署协议,合作开发王朗白马旅游风景区。时任绵阳市委书记谭力还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致辞。
当时,汉龙集团承诺投资3亿元,将其打造成四川第二个旅游目的地。
廖明是时任平武县县委书记,后升任绵阳市副市长。2011年5月,他被四川省纪委双规。公开资料显示,王朗白马旅游风景区开发项目也已易主。
当时,网传廖明事涉灾后重建资金问题,家中搜出现金、古玩等资产过亿,但都被绵阳官方否认。
经查,廖明先后98次收受28人所送贿赂共计人民币1191万元、港币20万元、欧元3 万元、美元 3
万元。2012 年 3 月,被眉山市人民检察院以受贿罪起诉。同年 9
月,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廖明无期徒刑。
官方通报显示,2007 年至 2011
年期间,廖明利用担任中共平武县委书记、中共三台县委书记、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之便,在平武县小河沟电站、三台县城西出口道路改建工程二段工程、绵(阳)遂(宁)高速公路望水垭互通式立交至三台马家桥连接线工程、三台县耀森三期房地产开发工程等方面为市政工程承建商、四川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先后
12 次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共计人民币 270 万元和成都美美力诚商场 5 万元购物卡一张。
2009 年至 2011
年期间,廖明在平武县南坝中学工程承建、某实业集团所属东圣租赁公司所在地块拆迁等开发过程中,先后 3
次在绵阳“三多园”会所收受他人贿赂现金共计人民币 205 万元。
中央巡视海南主盯“老虎”
5年前,谭力与冀文林,“一前一后”调任海南。
2009年3月,谭力调任海南。一年半后,2010年10月,冀文林从国土资源部调任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
如今,他们也“一前一后”身陷囹圄。
2014年2月,时任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7月2日,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日,中央第七巡视组巡视海南省工作动员会召开,这是中央巡视组2014年首轮巡视工作开展以来,首个进驻地方开展巡视工作的巡视组。
根据部署,此轮巡视重点将主要盯“老虎”。
中央第七巡视组巡视海南工作动员会召开,组长项宗西表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此次巡视工作要切实加强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
项宗西还特别提到,对下一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重要问题线索,巡视组也要了解掌握。
据媒体统计,从3月21日到25日,媒体已经密集发布了多达8名涉及贪腐问题的官员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消息。而随着中央巡视组的进驻,预计海南的反腐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有舆论称,目前反腐已经进入“官不聊生”阶段。
据悉,中央巡视组在海南工作两个月至5月24日。(打虎记)
山西政商灰色朋友圈:培养富可敌国的煤老板
[摘要]山西政商灰色朋友圈:培养一批富可敌国的煤老板
平静两个月后,山西反腐再掀高潮。
23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两名山西省委常委被宣布落马的时间前后只隔一分钟。上午11:57,中纪委发布消息:“聂春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分钟后,中纪委再发消息:“陈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一天内宣布两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山西已不是第一次。两个月前的6月19日,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由此,山西也像此前的四川和石油系统一样,陷入了腐败案件高发的旋涡。随着“老虎”和“苍蝇”纷纷现形,这背后的山西政商朋友圈也逐渐浮出水面。
吕梁二三事
浸淫吕梁8年,聂春玉经历了煤炭“ 十年”的最光,见证并缔造了堪称山西经济奇迹的“吕梁速度”,结识培养了一批富可敌国的煤老板,但也为自己以后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8月22日,一辆满载中纪委工作人员的考斯特中巴车,开进了山西煤炭重镇吕梁市。此前,这里曾因山西最大民营企业联盛集团的重整事件名噪一时。
十多个小时后,曾在吕梁主政8年之久的聂春玉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此时,距离聂春玉离开吕梁已三年,但这三年里,他始终受到来自吕梁方面点点滴滴的影响甚至干扰。
主政吕梁之前,聂春玉的主要工作经历以政研为主,从山西省委政研室干事到山西省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一干就是19年。
多名当地官场人士告诉《第一财经()
日报》记者,聂春玉性格温和,很少发火,这与其继任者杜善学形成鲜明对比。
吕梁当地官员讲了个颇能证明聂春玉本人好脾气和善待媒体的例子。一次,某央媒山西记者站站长安排会计找到聂春玉,会计寒暄后随即掏出一张80万元的支票,让其解决。
据当时在场人士称,聂春玉拿着支票看了半天,脸色铁青,一声不吭。数分钟后,他微笑着说:“这么点小事哪还用站长亲自来呢,你来就行了。”随即安排手下找到当地财政局,解决了80万元经费。
“换了我我也生气,和我要钱不提前打声招呼,人也不来,能不生气?但聂就是能沉得住气。”上述在场人士称。
如此“温和”的聂书记,在吕梁并不好过,尽管在吕梁主政多年,但其一直受到以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为首的当地官员排挤甚至架空。张中生此前也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
张中生为人嚣张,从其在下属面前所说话语可见一斑。“我当副县长的时候干的是县长的活,县长时干的是书记的活,书记时干的是市长的活,市长时干的是书记的活。”类似话语不胜枚举。
但张中生也有服软的时候。此前被带走调查的杜善学任吕梁市委书记后,张中生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新来的市委书记可是厉害了,比我还厉害,你们要好好干,小心吃家伙。”
主政时,要面对如此强势的当地官员,即便是离开吕梁后,聂春玉仍要为以前的好朋友奔波。
当地煤老板邢利斌在经历“7000万嫁女”和联盛重整风波后,原本与其熟识的当地官员纷纷敬而远之。为了请当地一位刚刚履新的重要领导吃饭,邢利斌动用各种关系均未能请动,最后在聂春玉打电话邀约后才成行。
聂春玉升迁争议
2003年,聂春玉履新吕梁,彼时的吕梁仍有“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这样的评价,各项经济指标全省落后。
主政吕梁8年,聂春玉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凭借自己较高的理论水平,以及吕梁当地得天独厚的,再加上一路猛涨的资源价格,待其于2011年升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之时,吕梁已成山西经济重镇。2010年,吕梁经济总量持续攀升,首次突破800亿元大关,达到了845.5亿元,同比增长21.0%,总量全省排名第四,增速全省排名第一。
带着这样的成绩单走马上任常委,聂春玉似乎有着足够的砝码,但在与竞争者的考核评比中,他的各项排名均靠后,排在他前面的,还有杜善学。
即便如此,聂春玉仍如愿以偿升任统战部部长。据当地知情人士称,此前已被带走的邢利斌,就曾为聂春玉的上位提供了资金和关系。还有消息显示,邢利斌同时也是杜善学背后的金主。
艰难获得提拔的聂春玉,很快引来非议,他本人一度成为惊弓之鸟,尤其是对涉及其吕梁时期的媒体报道更是表现得高度紧张。
2011年3月,山西某媒体刊登了一篇关于吕梁进行环境卫生、街道装饰和交通秩序三项整治的报道,文中提及吕梁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建设严重滞后这一现状,并将其时的大力整治与聂春玉主政时期的吕梁做了比较。对此,聂春玉本人大为恼火,安排秘书连夜联系该报社,责令写稿记者第二天上午去见他。
面谈过程中,聂春玉拿着打印好放大了字体的该篇报道,大声问记者:“涉及一个省委常委的稿件,你在提到领导名字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为什么?”对文中几处未署真名的政府人士,聂春玉一一询问了真名实姓。
聂春玉烟瘾极大,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烟不离手。说到激动处,他双手颤抖,要么是烟无法放入口中,要么是连烟都无法点燃。只能由秘书上前,一手轻按住拿烟的左手,一手将烟点着。
谈话结束前,聂春玉直白地问记者,写这篇报道的初衷是什么,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在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后,他的语气才缓和下来,叮嘱随行的报社领导,以后此类报道一定要注意,随后转身去了一旁的会议室继续开会。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吕梁在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增长神话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贪腐重灾区。
目前,除了后来升任省委常委的杜善学和聂春玉外,被带走调查的还有前市长丁雪峰、曾分管煤炭工业的副市长张中生。
据本报记者了解,当地还有一名高官此前也已被带走调查,但有关部门尚未披露。
上述几人中,丁雪峰曾被媒体报道称因借款买官被调查。而据当地官员的说法,竞选时找老板借款或由老板资助上位,在当地官场已是公开的秘密,具体价位则视官位不同而定。
比如网上有说法称,在吕梁市,一顶县委书记或县长的“乌纱帽”已经价值千万元。记者实地调查得知,“千万买官”在当地并非虚谈。另据知情人士称,当地还有一名副县长在争取上位时花费七八百万元,最终也未能成功。
买官之说仅仅反映出政商黑金关系的冰山一角。随着丁雪峰案发,以及聂春玉、杜善学等官员的落马,这背后隐藏的山西政商朋友圈逐步浮出水面。
去年,邢利斌曾因债务问题滞港数月,刚一回来,不是先去应对如潮涌般进入联厦的债权人,而是先去会见了当地市县两级的主要领导,在听取领导的意见后,才回到柳林当地和债权人见面。同样是在那时,邢利斌将汇总了地市领导意见和企业实际情况的材料打印出来,前往省城向更高级别的领导汇报。
“每一个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迁出一大批官员,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这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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