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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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文学与政治
鲁迅的文学与政治转载
自从看见党国的各种新政，我已经懒得写文章。我一时天真，把中南海里的货色当有爱国心的贵族看待，暗加吹捧，其实只是随地可见的那些村长、乡长、县长、农民企业家之流。他们的祖先本是一群乡下农民，几个馍下肚搂着雌性动物在炕头下种就是最大乐趣。是红色信仰把它们磨炼成纪律严明、信仰虔诚、令人尊敬的人。现在他们既无信仰，连绿林气概都没了，完全倒退回了祖宗那点偷鸡摸狗、沾沾自喜的土农民生活。这种东西不值得理会，更不值得骂。但闲着也是闲着。陪人看党国制造的抗日肥皂剧、选秀节目，听家长里短，哪的花姑娘好，虽然有益身心，久了也烦。偶尔写上几句既帮自己消遣，也帮读者消遣。前一阵心血来潮，想写本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政治，完完整整地辨析五四这份遗产。各路市场文人都在卖思想，咱也不能落后呀。构思了几天，目录编了一半，猛然醒悟：我这不是在跟党国争革命话语解释权吗？这不是文革、极左行为吗？市场文人乱卖是不要紧的，左右不过说些：“老爷，您还文明得不够，和隔壁洋太爷之间还有那么点距离，还要努力啊……”平和点的还夸几句：“老爷，您这些年大有进步了。比起洋太爷，似乎还别有一种特色文明范呢……”激烈点的捏着拳头威胁：“我要投胎去洋太爷家啦……”不这样乱卖怎能显出党国的开明、治下的民主气氛呢？惟有老拿革命威胁文明秩序的文革余孽才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还年轻，还想好好活下去，多看几场肥皂剧，多搂搂花姑娘，可不能去触这种霉头。既然不能写，憋着怪难受的。凑巧看到汪晖在谈鲁迅，还阐释鲁迅《墓碣文》，就借这机会也来谈谈吧。这部分倒不会触霉头，不涉政治，涉及了审查人员也看不懂，但因此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墓碣文》与自我解剖
汪晖的《鲁迅文学的诞生》，我看不下去，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试举两段： “这段话中的前半部分常为人引用，也易于理解，但比较曲折的句子是“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两次提及“我”的功能是将我的意志、感觉与所思、所感的对象区分开来，即寂寞不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是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感觉的独立存在物。” ““寂寞”如同游魂，是脱离了身体和意志控制的力量，它如大毒蛇咬啮自身，而不是咬啮他人，目的是寻回心之“本味”。在这个意义上，“寂寞”是对心之“本味”的忠诚与追究，它宁愿承受咬啮的痛苦而不愿放弃初衷。但“我”不愿再承受毒蛇的纠缠。因此，除了难以最终消除的记忆的丝缕之外，我的消沉或遗忘与由逝去的时光孕育而来的寂寞之游魂暂时地分道扬镳了。” 意思其实很浅显：“游魂”是“寂寞”，“寂寞”咬啮自身。但天花乱坠地闹出“我的意志、感觉与所思”这种毫无必要的哲学词汇，这是在特意炫耀自己懂几句粗浅的哲学？“我的消沉或遗忘与由逝去的时光孕育而来的寂寞之游魂暂时地分道扬镳了”！我想，我学的汉语与由汪晖孕育出来的学术之汉语确实分道扬镳了。二百年前，欧洲哲学家为了严谨表达复杂思想，不得不生造很多术语。一百年前，欧洲哲学家为了和大众的恶俗趣味拉开距离，故意采用古怪表达，造成陌生化效果。可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那点东西浅薄得很，中国文人也根本没有追求陌生化效果的傲气，都是资本堆里搞通俗“启蒙”，妄想当民众领头羊的可怜虫。简单的话能说明白，又是专门写给头脑简单的民众看的，非写成鬼话干什么？《墓碣文》行文古怪晦涩，历来为人胡猜。甚至有从文中的死尸联想到波德莱尔的《腐尸》。鲁迅青年时代在日本苦读欧洲文艺，或许读过波德莱尔的那首诗，但鲁迅的心境、语言都与法国诗人毫无共同之处。我不懂法语，但从译文中也可看出，法国诗人的语言精美细致，大体上是传统的诗歌语言。而《墓碣文》，连同《野草》的大部分，都是特意使用一种古怪生硬的佛经语言写成的。那些远古的词汇回旋往复，读起来好像沉钟撞击，慷慨激烈又深沉。千古传诵的“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故事里，高渐离的“击筑”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能使闻者皆流涕，已无人能知。或许正是《野草》的乐感。在鲁迅小说艺术的巅峰《铸剑》里，黑衣人的几段歌词也是这种语言，并加入了楚辞风格。他自己也颇以在这种语言上的成就自豪，在写给大概是日文译者的信中特意要对方注意那几段歌词。《墓碣文》，简单地说，只是鲁迅对“自我解剖”这一过程的描述。他就是那个“游魂”， 日日夜夜地咬啮自己，所以说“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于殒颠……”他拷问自己的灵魂，好比“抉心自食”，所以有这两句凄惨的自嘲：“……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这种描述虽然在普通读者看来古怪，然而真正的艺术家对这一过程都不会陌生。艺术正是灵魂斗争的产物。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天都会问自己：他写下的这一切究竟有何意义？他为什么要写？在这个过程中他究竟感觉到了什么？他是想要爬到别人头上去吗？他是在伪装谦卑吗？他当真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别人吗？他是在自我欺骗吗？他是连自我欺骗都感觉不到了吗？……正是在日日夜夜对自己的严苛逼问中，他仿佛被放在熔炉里熔炼，内心的各种杂质被去除了，剩下的纯净成分结晶在作品里。火焰越高，经受的折磨越深，熔炼出来的东西就越纯净。艺术家的一生因此永远处于犹疑、彷徨、自我折磨中。艺术的道路就是抉心自食的道路。艺术就是苦役、自我放逐。一旦由于年老或精神垮了，无法经受这种抉心自食的折磨，艺术生命也就死亡了。他表面上或许还能凭着熟练的技巧模仿自己从前的作品，可是它们没有灵魂，就算能暂时欺骗不那么敏锐的读者，被另一个时代的潮水一冲就会像空气一样消散。所以尼采写道：“使诗人歌唱，使母鸡咯咯的，是痛苦，不是快乐。”所以鲁迅见到陈源说他小说写得不错人格却有问题的议论，感到极度可笑。文艺的美不是别的，只是作者灵魂的美。正是这种抉心自食和由此产生的内心的孤独、自我放逐，使鲁迅与同时代的人们拉开了距离，成为唯一经得起考验、可与各个时代的文学天才比肩的人物。在关于《死魂灵》的书信中，果戈理谈到，人们以为那些滑稽肖像来自真实的俄罗斯乡村地主，其实只是他自己灵魂中的某个侧面，他以自己为材料捏出了他们；如果那是讽刺，他在讽刺的只是自己。这并非说果戈理有过那些乡村地主的行为，或潜意识里有和他们一样的喜好。果戈理在谈的是更深更远的东西：他和他的同胞是一体的。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看待他们，也不是在边上带着善心老爷的宽厚笑容对他们指指点点，或者曲意讨好假装平等。他们就是他，他就是他们。他对他们的一切议论，都只是在议论自己。理解这位鲁迅死前还在翻译他作品的作者的话，就能理解鲁迅。他在精神上从来不曾离开过他描写的那些中国人。不曾高居于他们之上，也不曾居他们之下。他不曾批判，不曾讽刺，不曾同情。他就是阿Q，是祥林嫂，是单四嫂子，同时他也是赵太爷、鲁四爷，他是捧着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老栓，他也是拿着屠刀的康大叔、红眼睛阿义，他甚至也是伸长脖子围观的人群。但他同时又全不是他们。他不是他们中的某个人，他是他们的全体。他和他的俄罗斯前辈一样，下降到了他们民族阴森心灵的最低谷，因此使自己获得了新生，同时也使他们所描写的那片阴森所在获得了新生。最后，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灵魂已和民族的灵魂融为一体，他们的声音已不再是个人的声音，而是整个民族的声音。我们从中看到的再也不是个人的爱憎，而是整个民族在借他们之口表达自己。这就是他们的艺术震撼人心之处！阅读鲁迅的作品与阅读古希腊悲剧、荆轲刺秦故事的感觉是很接近的。然而同样的中国社会，读叶圣陶、钱钟书等人的描写却没有悲剧感，只有喜剧感。为何如此？鲁迅自己分析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在叶圣陶、钱钟书等人笔下，那些中国人只是些在他们边上生活的滑稽可笑的人物，叶圣陶们对他们深表同情，钱钟书们觉得这群人千古皆然尔，虽然心态小有差别，结果都一样：他们撕毁的乃是无价值的东西，所以是喜剧。而鲁迅撕毁的是他自己，所以是悲剧。所有伟大的艺术都是悲剧。幽默讽刺之类永远只是二三流的艺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只能逗观众一乐，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却能激励希腊人去做出英雄壮举。中国的喜剧作品也只能博观众嬉笑，鲁迅的悲剧却能激励那些青年去做出英雄壮举。
文学与政治
鲁迅的杂文是不是文学？这是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历代文学中确实没有这种杂谈文字。有些回忆录、书信、随笔词句精美，也是文学史上的名篇。但鲁迅的杂文又明显不同于这类“散文”。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我年轻时曾读过一些新中国前几十年的杂文名家，他们和这个时代行文粗糙、胡喊乱吼的野鸡写手不同，知识渊博，词句也流利。我问自己，这是文学吗？它们是一些娓娓动听、饶有趣味的文字，可是不是文学，因为我没有在里边感受到任何内心的斗争，更遑提苦役、自我放逐。他们站在安全的地点，发了一通聪明的议论，这议论不会使读者掉入悬崖，也不会使自己掉入悬崖。没有斗争与折磨痕迹的文字就绝不能称为文学。所以杂文在鲁迅手里是文学，在后来的人手里却不是。是不是文学与体裁无关。被称为“当代文学”的那些东西虽然是小说，仍然不是文学。这些话在当代语境中很容易被热衷钻政治屁眼的愚蠢国人理解为那些杂文家不去“批判”政府。台湾的李敖批判政府非常起劲，但任凭他如何自吹自擂，依然与文学毫无关系。没哪个正常读者会拿他当文学家看待。文学家关注的是人类的内心世界。在一切伟大的文学中都是同样的东西：作者个人的不屈服于任何流俗、永远追寻自由的心灵，这种心灵对生活、生命本质的精确揭示，在这种揭示过程中展示的光明的精神世界，我们平庸短暂的世俗生活因这种精神世界而得到救赎，成为永恒的生命。在那些不批判政府的中国杂文家和批判政府的台湾李敖身上，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见不到，它们如何能是文学呢？文学家通常看起来都像激烈批判政府的人。当代这些三不像的市场文人们便常这样攀附前人：批评政府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不知道他们算哪路知识分子。文学家真正批判的只是自己。他每天都像《墓碣文》中描述的一样抉心自食，每天都在批判他自己。而野鸡文人却每天都在批判别人。文学家以孤独的个人身份出现，每天都和庸众斗争，和自己头脑中的庸众斗争。有人来应和他就觉得很危险，有人来拥戴更危险。他害怕别人把他当真理，他不相信自己有什么真理，只能更残酷地解剖自己，以对得起追随者的信任。野鸡文人却以群众领头羊的姿势出现，专事批判政府，受到群众拥护就以为更证明了他确实代表真理。野鸡文人的真理是非常简单的。推翻某种让他不得志的“专制”，当然推不推翻都一样，反正他都是一样代表群众代表真理，和台上那群代表群众代表真理的人互相推来打去。他感到向群众表演这种推打是他的神圣责任。知识分子不就得这么“为民做主”吗？文学家的真理却在远离这群小丑十万八千里的高空中。他年轻时必然感觉到一种生命的火焰，这种火焰使得周围的凡俗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他的生命只有与这种火焰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因此他才走上文学道路。这世界阻碍了他的火焰，想要使他向凡俗低头，他因此出言批判。但这世界始终不是他真正关注的，他在和这个世界的一切交往中寻求的都是火焰中的自己。永难企及的火焰才是他的真理。他追逐它就像夸父逐日。这就是鲁迅在《过客》中描述的。由于他的杂文，鲁迅在后人评论中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但鲁迅其实从没参加过政治活动，没写过任何为某种政治主张、政治活动呐喊助威的文字。革命的时候他没喊过革命，抗日的时候他也没喊过抗日。国民党对他这“堕落文人”发出威胁，他告诉家人，若来抓，便可这样相告：他的文章是批评中国社会的，并非针对政府。事实确实如此，他并没特意跟党国过不去。党国杀他的朋友、学生，他写几句纪念，使他们的血不至于白流，私心却希望那些人不必去撞党国的枪口。党国治下的中国民不聊生，一副蒙元、明末情形，却专以杀赤匪为务，他写几句讥刺，却也没提出某种反党国的政治主张。他讥刺的是组成党国的这批中国人，并非针对党国政权。他讥刺的是这批无论闹出什么名堂，往自己身上贴什么招牌，骨子里仍是同一种的行尸走肉。
鲁迅是五四的代表人物，懂得他才能真正懂得五四。本文辨析的是他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他心里的东西离那些投机政治的菜市场文人的东西十万八千里。想要理解鲁迅就要首先懂得这一点。辨析这些，是为了真正继承这位伟大的先哲留给我们的遗产。尼采说，歌德是被他的时代廉价利用了。我也有同感，鲁迅是被他的时代廉价利用了。他生前非常孤独，因为中国人里他委实找不到同伴，只有欧洲知识分子的心胸能理解他。创造社把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弄丢，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死后他也一样孤独。虽然新中国把他封为民族魂入庙供奉，虽然人们依然在读他赞颂他，但他何以为民族魂并没几个人说得清楚，中国人并不真正理解他。需要辨析的问题很多，但那都无关当前的政治，我也懒得写。为写这篇文章，翻出了年轻时为写《鲁迅论》准备的笔记。那时刚结束求学时代，意气风发，满以为能为中国创造一种新的文学。我一生的智力始终没有超出二十三四岁时。这几年自以为语言上有长进，恐怕也仍未超出那时。这是笔记里的一段： “现在我将为这篇长长的关于鲁迅的议论划上一个尾声，我们还有什么要再加进这篇长长的议论里呢？我们隔了漫长的时代，站在这里议论他，颂扬他的功绩，同这最相似的情景是我们正围坐一堂，悼念我们共同的父亲，我们因他而生。而这悼念的仪式也是出发的仪式，我们正走在他过去的路上，我们将去承受他所承受的一切。他爱我们，因此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也将有爱去给别人。或许我们只是在一块路碑旁稍歇，摩挲着路碑那松软的石质，沉思着我们的过去。难道我们不只是他的精神的延伸，我们的回忆他只是回忆我们的过往、我们那处于另一个时空的自己？抑或我们正站在断壁残垣边，观看那些黑色的焦土，那里的某处埋着我们过去的残骸，我们的身体连同我们过往生活的痕迹。我们在垂悼自己过往的残骸，在隔了长长的时代后，站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雾雪迷茫，回头望时，来时的路已不可见，我们不知该往何处去，或许我们竟不知我们为何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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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教科书上，，连同整个只是几段轻描淡写的话，列出了一些、兵力、战果，仿佛解放战争早已注定要胜利，我军只是按部就班往既定的胜利上走。真实情形是：解放战争并无必胜之理；淮海战役往轻说，使革命胜利提前了两三年，往重说，几乎是一个奇迹，完全逆转了国共双方的情形。46年6月，打响。到47年五六月，各个解放区虽然都打退了第一波进攻，和国军形成对峙局面，其实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解放区面积小，人民生活贫困。战事又都在解放区进行，破坏严重。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实已接近极限。而统治区人口众多，又有美援，稳扎稳打，迟早能获得第二次“剿共”胜利。对此，毛早有构想，把战火烧到去，把的后方打烂，不能老让蒋舒舒服服地把我们的后方打烂。47年8月，“千里挺进大别山”，即为实现这一构想。刘邓作战失利，到48年2月，无法坚持，撤回北方。出征时12万8千人，回来时只剩5万8，所有重武器全丢，士气低落。中原战局仍是未知之数，谁先熬不下去很难说。国民党虽然胜少败多，解放区的困难也一天比一天大。蒋介石若能再撑一年半载，恐怕共产党只能放弃全部中原根据地，与在东北会合，就像从前江西红军长征去。（当然蒋想再撑一年也很难。持久战比的是意志，反动统治下的国统区毫无作战意志。解放区困难加大到七八分还能苦苦坚持，国统区有三分困难就垮了。）而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过后，蒋手里已无可用之兵，只剩与彭德怀在西北对峙的和与林彪对峙的两支军队，还有一批在等他出丑下台的国民党旁系军队。共产党突然从处境艰难变成已经胜了，只剩下何时渡过长江天险的问题。
可是为新中国成立立下如此大功的总指挥，在58年突然被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从此默默无闻，84年去世，94年才获平反。过错无非功高震主。这个“主”就是彭德怀、、总设计师。彭是，粟裕是他属下的总参部总参谋长。很多事上粟以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必拘泥繁文缛节，该管就管，该做决定就做决定。在彭眼里却都是挑战他权威、“阴谋夺权”的行为。粟自辩自己从无争权之心，当初就一直坚让华野司令给陈毅。却不知这更犯了彭大忌。在心胸狭隘的粗人眼中，你越谦虚越表明你这人虚伪、阴险。彭就是这样骂粟裕。彭碍于脸面，没敢直接骂出口的是：“你他娘的立功了不起？都说你的功劳比我还大，你该做元帅，那你就开口要元帅啊！你这孙子真阴险，明着装谦恭，暗地里却大模大样，装得好像你是国防部长老子是你下级。想当国防部长直接说啊！不操死你个娘的不行！”陈毅是粟裕的老领导，华野一直是他挂名当司令，但实际的战功都是粟裕打出的。毛还特意发指示，军事方面听粟裕的。虽说当时没表现出意见，但陈心中能无心病吗？所以才会在批粟活动中非常卖力，并恨恨地说出：“粟裕这个人，就一个字，阴。”总设计师在大别山丢盔弃甲，毫无建树，辜负了毛的厚望。粟裕在华东却越战越勇，为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胜利。淮海战役中总设计师的队伍围歼黄维军团，很想证明自己有几把刷子，愣是打不下，还是要靠粟裕的军队来帮忙。总设计师夺权后，无耻地吹捧自己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可见这心病也很大。粟裕迟迟不能平反，因为给彭帮腔的聂荣臻没死，更因为总设计师是批粟的那个会议的主持，总设计师“指挥”了淮海战役的伟大功劳不能让人否定。
说到底，当年南昌起义时，只是个小班长，而彭德怀、、总设计师这些人都是党内高层。小班长军功竟如此大，来和他们平起平坐，还摆出一种貌似恭谨实则“屈尊”的姿态，他们觉得是奇耻大辱，找个机会就想搞死他。而党内与这些事无关的山头，譬如、贺龙、毛、周恩来，只能在边上看。他们不知道粟裕为何得罪彭德怀等人，如此整人肯定不对，但他们不能乱插嘴，不然党内纠纷就会越来越大，彭等人会觉得他们联合粟裕跟自己为难，再下去就彻底分裂了……他们只能在边上当和事佬，说几句大家要团结的话。毛仗着领袖地位，可以比别人多说几句话，但也不敢过度忤逆彭们的意思，只能保粟裕不死。想想看，是彭这些人重要还是粟裕重要？大家的背后都是军队，难道要闹成的军阀混战不成？跟王实味事件一样，你们整上来的材料我也不知道真假，你们说他有问题那就有问题吧，但别弄成阶级敌人打死。团结一致建设国家重要，内部这点事只好随你们。
的悲剧只是建国后各种党内斗争的一幕。这批民族革命家都是绿林枭雄，与当年的陈其美、王金发、陶成章们，还有内的那些军阀并无不同。他们自恃军功嚣张跋扈，为个人恩怨乱斗，把党内搞得乌烟瘴气，让毛厌恶至极，才有文革。几十年后夺权的总设计师却把这段历史改写成毛独裁在“迫害”他们。毛为了谁把高岗打下去？粟裕是谁整的？庐山会议上是谁一定要整死彭德怀？这群整人专家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受迫害”对象，哭诉毛主席整人。毛自己发动的斗争只有两次，批判刘少奇，文革，但那都是涉及国家的根本路线原则，为信仰不变色必须发动的斗争，和总设计师那群人为了个人权位整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写这些我本不愿意。这些民族革命家，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毕竟都是为革命事业献身的人。陈其美、王金发掌权后固然很不像话，仍是应得到我们尊敬的革命先驱。他们不久就都死于袁世凯枪下。孙中山先生缺陷很多，但一生为民族革命奔走，不曾谋过私利，死在革命中途，应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不是学苍蝇去叮他的小脓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穿针绣花，不可能那么文雅。见不得血，不习惯粗野肮脏，却想要民主自由的人只能去狗笼子里意淫自由。但是今天，共产党的这批革命家和他们的后人已经蜕变，叛变革命，把中国变成了新党国，还把自己包装成一生清白、总是为国家人民勤恳服务的忠臣，把他们过去亲手干的那档子丑事都推到唯一想要继续革命的毛头上。还有什么必要为他们遮丑呢？
七： 如果鲁迅活到毛时代？
毛和鲁迅虽然在革命信仰上是一体的，但身为不同领域的革命者，起冲突也是必然的。但这种冲突又绝不会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冲突。
日，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
……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至少我个人的意见如此的。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讲讲苏格拉底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就是吃饭也是有弊的，它能滋养我们这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一方面使我们消化器官疲乏，那就不好而有弊了。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
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动物界有很显的例；猴子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
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
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是老样子，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
还有一层，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
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终于没有成功而死了。危险的临头虽然可怕，但别的运命说不定，“人生必死”的运命却无法逃避，所以危险也仿佛用不着害怕似的。但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
至于有一班从外国回来，也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了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这些意思他在很多文章和私人信件中都表露过，这篇演说里是最完整的。上海劳动大学的青年请他去演讲，当然是仰慕他的“思想领袖”、“青年导师”的名望，要请他来指点下思想。都喊“和旧社会做斗争”，那么怎么才算“和旧社会做斗争”，怎么才算有希望的新青年？可是鲁迅并非领袖和导师，所以针对这些把他当领袖和导师看待的青年，说了这些非常诚恳，也“语无伦次”的话。
思想和行动是两种互相矛盾的东西，一种多了另一种就要少。所以若为国家生存起见，思想越少越好，酋长一人独裁是存活下来的民族的不二法门。等到国家壮大了，众人思想不统一，力量分散，倒常被思想统一的野蛮民族消灭了。所以知识分子青年务必不要抱有幻想，以为他们的思想对国家很重要，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民众会请他们吃糖果。打倒军阀靠的是枪炮的行动，不是思想。思想多了虽然可以表示一国的丰裕，人民闲暇很多头脑活跃，对救国却没有用处。这也是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说里的意思：革命军人何必理会文学，他们想听他来谈文学，他却更想听他们的大炮声。
所以为救国起见，青年实在无需思想，有简单的革命信仰就行。思想只是空谈，谈得再美也无用处，多了更妨碍行动。但既然大家想救国，不幸又学了那么多思想，成了知识分子，那该怎么办呢？知识分子究竟有何用处呢？他的用途不在对政治、革命的实际功用上。他是一个不满的种族，过去不满，现在不满，到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仍是不满。他不满的是生命本身的不完美，所以他永远在自身中照见人类的缺陷，永远在愚人的幸福中看见弊端，永远在否定过去，永远在追寻着那不可企及的生命的太阳。因此也永远吃苦，到了任何社会都要被打杀的。
鲁迅这篇演说虽然杂乱无序，其实是剖析文艺与政治的分歧，为青年指明了三条路。第一条是抛弃只会使人畏首畏尾的过多思想，去用实际行动救国。这是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了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把个人融入集体意志中。这是为民族的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想要鲜花、掌声，怀有娇滴滴的个人感伤，把革命看成可以在舞会上炫耀的刺激冒险故事的就别去。革命是粗俗的，革命就是去和不识字的工农、军人融为一体。革命是粗暴的，革命就是杀人与被杀。能接受这些的可以去，不能接受的就应该离开。第二条是知识分子的道路，用思想鞭笞国人，勉励他们前进。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是革命的朋友，却要明白：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为人不喜。旧约里的先知虽然在死后被奉为先知，活着却都是被民众打杀的。近代欧洲的知识分子也没一个讨自己的人民喜欢，都是被整个社会合力驱赶、打杀。所以切不可以为革命胜利后人民会拿糖果来欢迎他。他倒应该预先做好自杀的准备、扫马路的准备。这是知识分子的永恒命运，不必去怨谁。第三条道路是那些假知识分子的道路。或者投靠强权，天天“进步”，谁得胜他们就“进步”到谁的一方去。或者拿风花雪月、民主宪政糊弄人，俨然一副群众导师的模样。他们不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同胞发言，而是以一个封建士大夫的身份对皇室进言。他们只是在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术，分一杯统治阶级的羹。那自然是无害的，在任何时代都会活得滋润。任何统治者都欢迎这种帮他们来奴化人民的奴才头领。
鲁迅为他们剖析了思想领域的革命者与政治领域的革命者的区别，希望他们能看清道路后做出自己的选择。把鲁迅奉为导师的青年们却显然没有一个能领会这意思，只觉得鲁迅似乎年纪大了，话里老有那么多悲观黑暗的东西。他们想听的只是“打倒军阀、革命胜利、前途一片光明”的鼓劲。如果他们真能明白，就不会像王实味一样拿小知识分子的感伤去对革命嘀嘀咕咕，不会像胡风一样去指点新中国的“黑暗”，不会身为知识分子却以革命的功臣自居。他们伤害的不是毛的情感，而是整个党集体、革命军人集体、工农集体的情感。毛是一个非常豁达大度的人，办事从不凭个人恩怨，所以能成为这些桀骜不驯的革命者的共同领袖。彭德怀辱骂他，他也不计较，若非高层集体要求彭下台，他绝不让彭难堪。可是指责解放区、新中国“黑暗”，等于把几十年的革命事业都否定了，他不能不为这个集体事业辩护，做出反应。
建国初期，毛对知识分子们是不分左右一起打压。这是一种悲剧，也怪高层知识分子们太没有自知之明，老想去指手划脚，以有良心的诤臣谏士自居。他们看不到社会全貌，看不到整个国家的严酷情形，只看到自己周围的一点小得失。在嘴巴功夫上共产党人自然不是他们对手，共产党人又不是靠这吃饭的，素来习惯了用简单的语言和工农打交道。像王实味的文章，军人们非常气愤，但除了骂娘也驳不出来。毛最终对整个旧知识分子群体都失去信任，决心培养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来取代他们。建立新中国并不是旧士族的功劳，是工农的功劳，工农子弟本就该优先上大学。
如果鲁迅活到新中国，肯定要和毛起冲突。他绝不会无原则地赞美新制度，他将写不讨胜利的革命者所喜的文字。但他思想之深，千古中国无人能及，设想他会写些什么是很难的。他绝不会写指手划脚的文字。他从来也没有写过指点国家该如何的文字，北洋军阀时期没写过，国民党时期没写过，到共产党时期也不会写。他也不会拿小知识分子的感伤去哭诉“黑暗”。他的学生都很幼稚，只学了他的皮毛，虽然高谈“解剖自己”、“黑暗”之类，其实并不懂什么是“解剖自己”、“黑暗”。他对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也不会懵然无知，他经历过辛亥革命，知道军人总是粗暴，只要大节未失，就不必求全责备。
他将沉思新时代的一切，他将长久地沉默。他将拒绝新中国给他的一切荣誉。人们给他的荣誉越多，期望越高，他就越是恐惧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有用的事当得起这种荣誉与期待。在长久的沉默后他终将艰难地写点东西，他将写什么我们无法妄测，因为我们谁也没有他的深度，已知的那些知识分子谁也不能跟他相比。而共产党人对待他也绝不会像对待已知的这些头脑简单的知识分子。
唯一能肯定的是：他永远是革命的支持者，他宁愿与一个千疮百孔的革命为伍，不愿与那些死气沉沉的太平盛世为伍，宁愿与头脑简单的工农、左派知识分子为伍，不愿与聪明伶俐、在边上摆老爷派头的自由派文人为伍。他支持过辛亥革命、北伐革命、中共革命，也将支持一切未来的革命者。他和毛一样永远是革命者。他将给新的革命者以劝告，但也不期待新的革命者会给他糖果。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雨果对七月王朝禁演他的剧本揶揄道：“拿破仑也是一个暴君，但他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绝不采取预防措施，而目前的预防措施却把我们的自由一件接着一件骗诈光了……他只要把手一伸，立刻就把一切都捕攫去。狮子的作风，从来不像是狐狸的……那个时代的派头是伟大的，如今这个时代的派头却很渺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册）这位永远支持革命的法国作家的话也将是鲁迅的意思。毛时代也绝不在言论上搞预防措施，绝不偷偷摸摸给你定什么罪，却把你的所有言论都整理收集向全社会公示，召开群众大会，让群众定你的罪。那个时代的派头也很伟大，如此这个时代的派头却很渺小。
八： 如果鲁迅活到今天？
如果鲁迅活过来，看到今天，会说什么呢？这问题倒很简单，因为像鲁迅一样的人物怎么看待这种资本主义强国有无数例子可证。雨果就是一例。
2003年，有位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陈漱渝，讲了番《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於九泉。”
他似乎不知道，鲁迅和毛一样都厌恶资产者的强国梦。两地书第五八里他就讥笑“北大同人”们对马寅初“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问的热衷。银行当然是可以发财的，但一个国家若汲汲于逐利之道，就是今天“特色社会主义”的下场。闰土的后代被应试教育摧残得奄奄一息，在大学殿堂里忙于打游戏。祥林嫂的伙伴们倒是建设社会主义了，正在下岗，正在富士康跳楼，正在各处罢工。华小拴和宝儿生病了付不起高额医疗费，正在殴打医生。至于爱姑，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怎么？《离婚》描述的是农村的各种人群：凶悍泼辣的农妇、八面玲珑的农民、威风凛凛的豪强、油头粉面的地主公子哥、见惯刁民的城里老爷，结尾出乎意料细想却又是常情：泼妇突然被城里老爷一个简单音调里的威严镇住了，一切纠纷就此圆满解决。论对生活观察之深刻，这一篇是鲁迅小说中第一。这些人物、场景在今日农村里仍是最常见不过，只是再无人有那笔力写出；“特色社会主义”的文人也就能咂巴下偷情的农村风味，意淫下拆迁中的良心。如此深刻的小说，难道是在感叹旧社会离婚结婚手续的复杂？面对这样的社会和你这样的“鲁迅研究专家”，鲁迅怎么能含笑九泉呢？
陈漱渝当然也没全昏，在后边大讲“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阴暗面：贫富分化、官员腐败、权钱交易、教师奸淫女童、商人为谋利投毒、青少年犯罪、吸毒、逼良为娼、色情泛滥、黑煤窑……他把这归结为精神文明建设不够，所以鲁迅改造国民性、“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目标仍未完成。这些话说得很体面。“鲁迅研究专家”似乎没意识到，这腔调并不是鲁迅的，却是胡适、梁实秋的：要看到国家的进步，也看到它的不足，要防止过激思想，要讲道德，道德提高了国家才能改善……
“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丑恶国度，如果它值得夸耀，鲁迅对他时代的欧美就一定大加夸耀了。鲁迅定然想不到他死后竟然有人拿这种国家来让他“含笑九泉”。
就算由于发生了某种奇迹，“特色社会主义”突然物质大大丰富，秩序大大改善，比候补汉奸们垂涎的爸爸国更富更强更民主更像天堂了，鲁迅是否会“含笑九泉”呢？
王尔德有一篇散文诗《行善者》，我全文摘抄下：
这是在夜间，他又是一个人。
他看见远远的有一座圆形城的城墙，便向这城走去。
他走近了时，听见城里有欢乐的脚步声，喜悦的笑声和许多张琵琶嘈杂的弹奏声。他敲门，有一个守门人给他开门。他看见一所大理石的房屋，屋前立着漂亮的大理石柱子。柱上挂满了花环，屋里屋外都燃着杉木火炬。他走进屋内去。
他走过玉髓的厅子，和碧玉的厅子，到了一间宴客的长厅。他看见一个人躺在一张海紫色的榻上，头上戴着红玫瑰的花冠，嘴唇给葡萄酒染得通红。
他走到他背后，拍拍他的肩头问他道：
“你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
年轻人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答道：“我本来害大麻疯的，你把我治好了。我怎么不该过这样的生活？”
他走出这所房屋，又到街上去。
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女人，脸上涂着脂粉，身上穿着彩衣，脚上饰着珍珠。一个穿着两件衣服的青年慢慢地跟在她后面，像一个猎人似的。这女人的脸庞好像一个偶像漂亮的脸，青年的眼睛里燃着色欲的火。
他敏捷地跟着他们，他碰碰那青年的手，对他说：“你为什么望着这个女人，而且带着这种神情望她？”青年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说：“我本是一个瞎子，你使我能看见。我不望她，还要望什么呢？”
他跑上前去，挨了一下那女人的彩衣，对她说：“难道除了罪孽的路以外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女人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笑了，她说：“可是你已经饶恕了我的罪，这条路是快乐的路啊。”　　　　　　　　　　　　　　　　　　　
他便走出城去。
他走到城外，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坐在路旁哭着。他走到他眼前，摸一下他长长的鬈发，问他：“你为什么哭呢？”
年轻人抬起头来，认出了他，便回答道：“我本来已经死了，你使我活转来。我除了哭以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大概十九世纪末的英国资产者也有这种想法：他们是在秉承我主耶稣的旨意给人民谋福利；我主当年只能救几个人，他们的机器却能养活几千万；如果我主活过来，看到他们的机器为民众提供了如此多的便利，社会如此越来越“进步”，人民越来越“幸福”，一定也会含笑九泉。王尔德于是写这一篇回答他们。耶稣使瞎子得见，使聋子能听，使大麻疯者得洁净，难道是为了使他们能睁开眼张开耳沉湎于感官之乐？耶稣赦免了世人的罪，是为了使他们可以快活享乐？耶稣使死人复活，然而复活到这样一个人世又有何意义？
耶稣生于犹太民族的光荣早已过去，被不同的异族轮番奴役了四五个世纪的时代。他的同胞都迫切渴望出现一个先知，像古代的摩西、大卫王一样领导他们独立。耶稣明白地宣称自己就是这个救世主，但他并没有去从事民族独立，他要拯救的是人们的灵魂。他的同胞并不是受罗马人的奴役，也不是受本民族那些暴君的奴役，而是受自己的奴役。他们离弃先知的教导，对弱者不扶，对贫者不救，对同胞无爱，视信仰为买卖，一意沉湎于各种罪行中，必然要被内外的暴君共同奴役。赶走了罗马人和旧王室，也不过将自己送到一些新暴君的统治下。如果他们不能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人民，谁也无法使他们自由。古老民族都有些相似。鲁迅谈“国民性”正是这意思。他为中国人所做的，正是犹太民族的先知为犹太人所做的。拿“特色社会主义”的GDP去请他含笑九泉，是对鲁迅一生事业的亵渎。欧美的资产者就算私底下这么想，公开渎圣是不敢的。希望中国的资产者也能有点智商，给中国留点脸面。
他若活着，或许会讥刺这个国家，但也不会有太大兴趣。这群资产者和他们驯养的民众尽可以按他们的方式“幸福”去，他不至于要对他们来谈思想，就像不至于对当年那些军阀、地主少爷们谈思想。耶稣面对那些祭司、总督、国王也一言不发，不会跟他们解释何谓真理。
当年他不肯离开中国，这一次却恐怕是不大愿留在中国的。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那个祖国、他不肯离开的那个祖国能有何干？这并不是他的祖国，只是这世界上千篇一律的丑恶国度中的一个。或许他将去遥远的地方为别的民族的自由呐喊。
他最大的可能是远离政治，只偶尔写点文艺作品。卷入政治是一种偶然。年轻时他写过《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思想论文，然后便长久沉默，教书、在教育部办事，闲时钞钞古碑。受《新青年》之邀重新动笔，发表《狂人日记》时已三十八岁。他在那个新的运动中仿佛看见了他青年时代的幻影，于是把所有才华都献了进去。他晚年心境非常颓唐，因感觉到了在对着幻影写作。这是动荡时代常发生的误会。知识分子呼喊精神的新生，民众却只想解决肚子问题。民众以为老爷们之所以能当老爷，是因为有文化，因此竭力想去学老爷们的“文化”。 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精神新生的迹象，因此去为民众贡献自己。待到民众发现老爷们之所以那么阔，根本不是有文化，倒是因没文化、擅钻营；而知识分子们也发现民众只对老爷感兴趣时，他们因误解而产生的奇特同盟就解体了。
他对西方文化理解之深，对社会观察之深，语言天赋之高，近代中国无人能望其项背，将来几百年内恐怕也无人。他创造了现代汉语，就像但丁创造了现代意大利语。（当然普通人很难理解，他们以为他们说的话就叫汉语。）脱离开政治，或许他会写出一些不朽的长篇小说、散文诗，让我们知道汉语的更多精美之处。但没什么人会来关注他，他将以某种脾气古怪、文字晦涩的艺术家的形象离去。
（“如果鲁迅活着”的问题我已回答完毕。本想再谈下这些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但持续一个月的写作太疲倦，就此收笔。我想读者从这些历史中也可以自己领悟到我要说的。）
楼下表示替楼主挽尊
我在中学时就这么想，然后就没有长大，似乎就是这样，没有长大。所能看到就是从盘古到我自己的背影纷纷的轰然倒塌，然后从背影中又出来人。却不见得都是地球人。不知我这么看，楼主满意否？
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在有很显的例；的社会是最专制的，猴王说一声走，猴子都走了。在原始时代酋长的命令是不能反对的，无怀疑的，在那时酋长带领着群众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渐渐的大了，团体也大了。一个人就不能支配了。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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