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上网来·喜迎十九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中青在线
【理上网来·喜迎十九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发布时间： 10:52　来源：中青在线　作者：陈旭
【核心提示】从中国经济的特点和所处的阶段，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松绑动力，转型推动力和创新拉动力三位一体的动力组合。
作者：陈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在中国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随后的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义在于解除束缚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从中国经济的特点和所处的阶段，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松绑动力，转型推动力和创新拉动力三位一体的动力组合。
松绑动力：强化市场作用，界定政府职能，释放经济动能
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小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既归功于市场最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也归功于政府的稳健宏观调控和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领域，减小政府干预，是松绑经济、释放动能的关键。让资源配置归市场，让市场失灵和宏观调控归政府。
在扩大市场决定领域方面，加快要素市场的开放是深化改革的重点。全面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信、电力、交通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都是中央提出的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在减少政府干预方面，关键是界定政府职能和作用。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是定位，宏观调控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是主要职能。在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和界线之后，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另外，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全面规范、公开的预算制度，约束政府，从而释放市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转型推动力：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推动国企改革，提高经济效率
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国有企业在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贡献卓著，但国企的经济效率相对低下一定程度桎梏了经济增长。稳步推进国企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产出，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非公有制经济更具有活力，对风险有更强识别能力，市场化运作程度更高。公有制经济参与国企改革，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加速国有企业改革。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和军工等重要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加速，民营企业已经更多参与到国企改革中来。以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为例，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三家民间资本争相入股，为国企改革注入活力。
创新拉动力：创新支撑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经济增长持久动能
鼓励技术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经典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指出技术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本累积导致的边际收益率递减，以技术创新为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必选方案。
全面深化改革的许多具体方案都是围绕技术创新设计的。在制度层面，强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为创新提供保障。在微观机制方面，建立产学研创新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等，不断完善创新激励机制。【责任编辑：邓江秀】李克强“三大动力”传递哪些信号?
jrxs今日说话
日14:54&&&来源：
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大会上，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的主旨演讲时表示，中国将从三个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即向改革要动力，向调结构要动力，向改善民生要动力。这意味着，“三大动力结构论”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支撑点。
向改革要动力。新一届中央政府执政一年多以来，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多项改革紧锣密鼓地部署落实。以行政审批为例，截至今年2月，国务院共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并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通过改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释放市场活力，激发社会创造力，拉动经济增长。
向调结构要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全面、均衡发展。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进，政府精准拿捏着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既把握总量平衡，又着眼结构优化。加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大规模改造各类棚户区；加强中西部地区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沿海向内地梯度发展；用税收等杠杆来培育壮大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运用社会资本，增加养老、健康、旅游、文体等服务供给，弥补服务业这块“短板”。同时，绿色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开发正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向改善民生要动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2014被视为中国的“改革元年”，简政放权、营改增、工商登记制度、棚户区改造等一系列举措落地有声。而中国13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积极完备就业创业政策，加大对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就业、创业的财税金融扶持和服务力度，推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消除群众后顾之忧。当前，中国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物价总水平保持总体稳定。随着民生的改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断增强。
作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与亚洲息息相关。新形势下，三大稳增长“动力结构”正在形成新的支撑点。市场中蕴藏着巨大的活力，人民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所言，“基础实才会行得稳，动力足方能走得远。中国经济稳增长是有基础的，今后一个时期不但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良好条件，而且具备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学习微平台”
(责编：实习生、谢磊)
热点关键词【原创】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原创】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电竞入疯百家号黄泰岩辽宁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内容提要：本文提出，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就要随之更换。经济转型最本质、最根本的要求和任务就是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运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先后完成的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进行经验检验，揭示了经济周期、改革周期和动力转型的内在机制。论证了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不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而是需要更换新引擎，实施第三次动力转型，并提出了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思路和措施。关键词：第三次动力转型理论假说经验验证JEL编号：O40 E61实现经济转型，必须首先完成动力系统的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显示，我国先后完成的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保证了我国经济30多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种种困难表明，之前驱动我国经济的动力已经衰竭，必须实施第三次动力转型。一、第三次动力转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概括起来可以表述为两大系统，即需求拉动系统和供给推动系统。在这两大系统中，可以再细分为六个具体的动力。从需求拉动系统来看，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拉动、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从供给推动系统来看，包括要素供给推动、结构供给推动和制度供给推动。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不同，突破约束瓶颈的动力源就会有所不同。当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扩张需求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当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时，增加或改善供给就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随着经济增长约束条件的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就要随之更换。否则，经济增长一旦动力不足或者失去动力，就会降速或者发生衰退和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转型最本质、最根本的要求和任务就是更换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依据经济转型的这一本质要求，我们就可以对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性质做出如下基本判断：1．需求拉动系统的动力已明显不足，并呈不断衰减之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净出口需求拉动来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一方面，我国如果走这条道路对世界市场的冲击是不可想象的，近些年来我国外贸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世界各国对我国的反倾销案连年居世界最高，外贸磨擦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我国也不可能长期依靠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不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短期内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被动选择，更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从投资需求来看，在目前我国消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投资的扩大就会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抑制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通行标准，产能利用率小于75%就是过剩。我国工业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已出现严重过剩。产能严重过剩实际上宣布了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同时，我国的投资效率也在下降，据伍晓鹰估计，从年，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能增加0.13个单位产出，单位产出量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点时的0.24。三是从消费需求来看，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和措施，但消费的扩大总是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在投资需求拉动减弱、进而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情况下，消费增长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2012年的20.6%下降到今年1-10月的20.1%，仅下降0.5个百分点，但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却从2012年的14.3%下降到今年1-10月的13%，下降了1.3个百分点。显然，在消费框架中扩大消费之路已经越走越窄。四是从近些年来扩张需求拉动的政策效果来看，效应趋于递减，而且累积了新的经济风险。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信贷规模大幅扩张和债务率不断上升，累积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在产能严重过剩、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张需求拉动，极有可能导致经济滞涨。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以扩张需求拉动为特征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需求拉动已经走到尽头。2.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一系列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再是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这突出表现在：一是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迫在眉睫，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创新技术的供给；二是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我国经济的低成本要素供给已不可持续；三是随着产能过剩的不断加剧，我国低端产品供给的扩张空间已极其有限，且在国际市场上受到越南等国家的强力挤出；四是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不断趋紧，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供给方式已难以为继；五是随着居民消费对产品品牌、安全、高质要求的不断强化，我国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越来越不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出现了严重的市场供求错位，消费能力大量外流，如我国居民到海外大量抢购奶粉、电饭煲等日常用品；六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调节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完善，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和生态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度供给的红利已经丧失。以上种种经济运行约束条件的改变，标志着我国经济运行发生困难的原因表面上看好像是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因此，我国经济运行从需求约束向供给约束的根本性转变。3.我国经济运行的动力系统从需求拉动向供给推动的转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决定的。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可是真正成为发达国家的只是少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只有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其他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等。通过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1）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结果截然相反的原因不在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重。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在需求结构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从消费所占的比重来看，1990年韩国都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但韩国1995年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这意味着以消费需求拉动为主的国家并不一定保证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过度依靠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特征。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一是表现为扩大货币发行，增加信贷供给，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二是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因自身财力有限不得不大规模举债，负债率不断提高。通货膨胀、债务高企就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冲击，造成经济波动，甚至经济危机，如阿根廷在1963年至2008年45年间出现了16年的负增长。从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负债率较低，经济增长持续稳定，如韩国从1963年到1991年近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新加坡从1965年到1994年的3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2%。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债务率很高，特别是外债的债务率过高，如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1990年马来西亚高达5.3%，阿根廷为1.3%，韩国仅为0.3%。（3）两类国家和地区发展结果截然相反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推动的差异。这突出表现在：一是技术创新的差异。日本1956年—1961年间从美国、西欧等国大规模引进技术，并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迅速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到1970年代初，日本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这期间恰恰是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代。韩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0.25%提高到1990年的1.87%。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1996年如阿根廷仅为0.4%，墨西哥为0.3%，马来西亚为0.2%，而且从年的10多年间，阿根廷徘徊在0.4%-0.6%之间，墨西哥徘徊在0.3%-0.4%之间，马来西亚徘徊在0.2%-0.7%之间。二是劳动者素质的差异。韩国一直重视国民教育，通过长期的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大幅提升， 1994年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25%,在OECD国家中，仅次于美国(37%)、挪威(31%)、加拿大和荷兰，位居第五位。相反，马来西亚2007年才达到20.3%。马来西亚还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有20%的受高等教育者流失到国外。三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韩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19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1970年代的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1980年代的机械工业深化和高级化、1990年代的研究开发和知识产业发展并推行以技术开发和提高效率为核心的“产业合理化”。相反，马来西亚长期过度依赖低劳动成本优势，发展中低端产品的出口加工业、天然资源贸易等产业，忽略发展高科技工业、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四是制度供给的差异。以收入分配制度为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较低，如韩国的基尼系数在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超过0.4；日本长期稳定在0.30-0.37之间；我国台湾地区1960年代以来保持在0.35以下。相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尼系数较高，如马来西亚为0.492（1997），墨西哥为0.531（1998），智利为0.571（2000），巴西为0.553（2001）。在马来西亚，有60%的移居国外者将“社会不公”列为他们离开的关键原因。以上分析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质的变化和约束条件的改变，就需要适时地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转换，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新引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可能是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综合反映。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周期的转化和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的更换，我国必然会迎来新一轮8%以上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高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它们都是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前后结束高速增长的。我国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因而我国还应有10-20年的快速增长具有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二、两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检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完成的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成功经验证明：适时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型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奥秘。因此，总结这两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既是对第三次动力转型理论假说的验证，也将对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思路设计具有启示作用。1.第一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检验(年)。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运行的典型形态是短缺经济，市场需求是无限的，供给短缺是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因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就是供给推动。这时我国适时地把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扩张要素供给数量，以及强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要素供给效率增加供给，突出表现在：（1）通过廉价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实现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是廉价的劳动力。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11年我国的农民工总量已高达2.5亿人，形成了长达30多年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而且到2004年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二是廉价的土地。1997年以前，我国的建设用地基本是无偿划拨的，而且可以说是无限供给的。即使1997年之后，直到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经常会以“零地价”甚至“负地价”出让工业用地，用以招商引资。在过去的13年里，平均地价商业用途增长了2.7倍，居住用途增长了4.2倍，工业用途只增长了54%。三是廉价的能源资源。我国一直对水、电、煤、气、油等能源资源实行低价政策，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虽然提出多年，但至今仍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四是廉价的金融资本。2009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1.4%，比1978年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44个百分点，而且从年，有13年的实际利率为负。五是廉价的环境。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在政策上放松了环境管制。（2）通过生产要素的结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一是强力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分别增长4.6%、11.3%和10.8%，第二产业的快速增长显示了我国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调整为2012年的10.1:45.3:44.6，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20.7个百分点，表明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二是鼓励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升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如生产要素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的集聚，使其对全国GDP总量的贡献达到近40%。我国城市数量在年近20年间中迅速由193个增加至666个，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1995年的29%，地级以上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到1995年达到67.78%，显示了人口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三是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的短缺，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2761亿美元，年以年均18.0%的高速度增长。（3）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从%的低点迅速上升到1984年的15.2%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最高点。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第二轮大发展，经济增长从%的最低点上升到1992年的14.2%，快速增长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997年。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或者说改革居于统揽全局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为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有经济学家测算，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60%是源于改革创造的新制度供给或称制度红利。2.第二次动力转型的经验检验（年）。从1998年开始，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的经济发展新时期新阶段，特别是通货紧缩的出现，使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受制于需求不足，或者说扩张需求上升为市场运行的主要矛盾。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及时转换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即从供给推动转向主要依靠需求拉动。在1999年3月朱镕基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年初就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对策”。1999年将继续扩大内需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形成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从此，扩张需求拉动增长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之为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1）扩张投资需求。在我国，扩张需求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扩张投资需求。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处在中期阶段，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和投资需求；二是我国不仅蕴藏着强大的民间投资能力，而且还有政府投资的强有力杠杆作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1998年，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30%和66%，2003年就逆转为55%和45%，这种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现在。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特别是为了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更是大规模启动投资稳增长，而且我国的这一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甚至比印度还高13个百分点。（2）扩张出口需求。2001年的入世，使我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外贸实现了大飞跃。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004年就从1997年的3000多亿美元迅速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2012年达到38671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86倍，年均增长16.6%；货物出口总额20487亿美元，增长209倍，年均增长17.0%，居世界第一位。外贸的快速发展，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而且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也远高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像日本、韩国等出口导向型国家。（3）扩张消费需求。在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得到了快速发展，年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可是，由于扩大投资既有空间和能力，又简单易行，消费虽然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投资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致使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年间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且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是偏低的。在扩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始终占据主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称之为是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总结我国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经济的周期波动既有周期原因也有动力衰竭的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波动：从1981年的谷底到1984年的顶峰，再到1990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一个周期；从1992年的顶峰又到1999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二个周期；从2003年的高速增长，持续到2007年的顶峰，然后又掉入2009年的谷底，形成了第三个周期。这三个周期经历的时间基本上是9-10年，符合经济周期的变动规律。当我们把这三个经济周期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如下两个特征：一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繁荣期都是5年，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在经历了5年持续的繁荣后都要进行或大或小的周期调整，当然这还需要未来的经验加以验证；二是它们进入谷底前后的调整期长短存在较大差异，第一个谷底如从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开始经历了4年，第二个谷底为3年，第三个谷底持续了5年的通货紧缩。我们从三个经济周期的差异可以看出，第一个谷底和第三个谷底持续的时间较长，而这两个谷底恰恰是两次动力转型的时间；第二个谷底持续的时间较短，则没有发生增长动力的转型。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既要用周期理论解释，也要分析是否需要动力系统的转型。依据这一判断，我国经济自2009年进入谷底，虽然经过大规模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但很快又回到谷底的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周期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还需要考虑动力系统的转型，没有动力系统的转型，这个调整期很难真正走出来。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30多年的改革历程来看，中共中央先后推出了三次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审视这三次改革浪潮，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如下基本运动规律：（1）改革存在着周期运动。当改革启动时，经济增长迅速进入快车道，但每一次改革浪潮在带来大约5年左右的快速增长后，新体制的活力和动力逐渐衰减，经济增长进入调整直至跌入谷底，新的改革诉求又开始酝酿形成，这一变动周期大约为9-10年。（2）改革周期和经济周期高度吻合。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历的3个经济周期和改革的周期变动来看，每次改革都是发生在经济进入调整和谷底阶段，然后通过改革带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改革并非主动的，而是被逼的，是发展和民生倒逼的。因为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改革。但当不改革就无法发展，不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凸显，甚至激化时，改革就容易达成共识，并向前推进。所以，经济周期孕育了改革周期，改革周期促成了经济周期，二者互为因果。2013年，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第四个改革决定距离2003年的改革决定正好十年，改革的周期性再次被验证。依据以往改革与发展相互关系的规律，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改革红利”即将到来。三、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思路与措施我国目前推进的第三次动力系统转型，即主要依靠供给推动经济增长，与上一次主要依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在需求拉动下，政府可以发挥直接作用，即发挥政府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迅速起到稳定经济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供给推动下，政府将发挥间接作用，即为微观主体提供服务和创造环境，充分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全面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因此，第三次动力转型的核心就是重新设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规范政府的职能和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实现以上转型目标，第三次动力系统转型就应做到：1.在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前提下推进第三次动力转型。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就需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是经济发展不能滑出的“下限”。因此，第三次动力转型必须要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前提。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转型的难度，但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转型将无从谈起。这是因为，一是我国的经济效益还是速度型效益，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投资、就业、收入、消费等都会随之下降，甚至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民生问题会更加凸显，这显然有悖于转型的初衷；二是我国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速度下降会引起社会不稳，因而要必保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推进转型进程中，是否能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转型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为了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协调平衡，推进转型的可行途径就是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2.在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中依靠新的制度供给推进动力转型。只有建立起一整套促进、引导和保障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体制和机制，经济转型才能从外部强制转变成为强大的内生驱动，成为各个微观市场运行主体的自觉行动。我国第四次改革的核心是构建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关键是改革政府体制和转换政府职能。我国以往三次改革浪潮，就总体而言，都是由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但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走到今天，也积累了尖锐的矛盾：即政府推动的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进与政府自身改革的相对滞后的矛盾，而且后者的滞后已严重制约了前者的深化。可是，政府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将需要巨大的改革勇气和敢于做出巨大的权力和利益牺牲，这也是近些年来我国改革越来越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这就需要寻求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新动力。这个新动力应包括：一是政府的自觉推动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不是取消政府，而是转换政府职能。因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在政府的有效领导下依靠政府的自觉改革才能有效推进。二是民主的推动力。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这就意味着经济的民主体制已经形成。随着各个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形成，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就会自然产生政治参与积极性，就会形成推进改革的民主力量，在与政府推动力的合作博弈中产生巨大的能量。3.在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中创新技术要素供给推进动力转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必须紧紧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自主创新，一方面，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等领域必须自力更生，自我创新，但另一方面，在我国总体技术水平和技术资源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就要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推进技术创新，走开放型、协同型的跨越式创新道路。实现机制是：第一，大胆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1）通过大胆引进、学习、吸收和再创新实现技术赶超。（2）通过干中学培育创新能力和形成创新团队，可以选择与外商的联合开发模式，在我国已具有一定开发基础的领域迅速形成自主创新能力。（3）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进行技术合作。（4）我国在海外有大量的留学人员，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是我国自主创新不可忽略的方式。第二，推进企业的集群式创新。在我国单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可以采取企业集群创新的形式形成分工协作的联合创新力量。一是大企业通过外包方式将某些模块的技术分给中小企业，发挥中小企业在特定产业环节精、专、强的优势实现技术创新。二是中小企业利用自身的集群优势进行技术创新。三是中小企业的集群发展还有利于技术在集群内的外溢和扩散。第三，推进协同式创新。构建一个以企业自主创新为主体，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要素参与其中的协同式创新体系。4.在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攻方向中优化结构供给推进动力转型。这主要包括：（1）产业结构优化。一是大力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支柱产业。二是改造传统产业。目前我国制造业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产业链的高端攀爬，空间巨大。（2）城乡结构优化。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结构改变最明显的证明将是城市的繁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于：一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建设提出了巨大需求，有人估计未来10年这将需要40万亿的投资。二是对居民消费的增长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我国城乡差距在8-10年左右，只要让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目前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就能拉动10年左右的快速健康发展。（3）区域结构的优化。我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巨大，全面小康指标的实现程度西部仅相当于东部的70%，大约晚7年左右。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到目前东部的水平，就将支撑1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5.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中提升企业竞争力推进动力转型。中国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惟一的途径就是竞争，而竞争的前提则是放宽市场准入。从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来看，在一个行业中，即使存在多个单一国有制的企业，它们之间的竞争也是不充分的，通过优胜劣汰筛选出优势企业几乎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加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产业的发展才能突飞猛进。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电竞入疯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明明只删了一个你、却空了一整个列表。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