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部长:中国有一个中高收入阶层正在形成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回答记者提问。商务部网站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介绍2015年商务发展情况时表示,2015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和出口额仍居世界第一,自2013年以来连续三年保持这一位置。在发布会上,高虎城还对外界关注的诸多外贸热点问题进行公开回应。 京华时报记者郝少颖
外贸降幅低于全球
据高虎城介绍,2015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比2014年提高了15.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的重大转型。高虎城认为,2016年消费会延续快速增长趋势。
对于中国的外贸问题,高虎城介绍,2015年全年实际进出口按美元计算是8%的负增长,未达到预期目标,但成绩已经来之不易,在确定2015年外贸目标时,没有估计到2015年地缘政治、部分地区动乱等一系列突变因素,当时预计会有很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但实际情况确实超出了预料。
高虎城进一步指出,从进出口来看,在去年全球贸易出现两位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的降幅远远低于全球的贸易降幅速度。
中高收入阶层正形成
高虎城指出,中国目前有一个中高收入的阶层正在形成,这个阶层的消费不满足于大众化的需求。据高虎城介绍,2015年我国出境人数是1.2亿,境外消费,包括旅费、住宿费、购物费是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有7000亿-8000亿元是用于购物的,这个购物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境外的购物,而且从过去主要购买一些奢侈品牌、高档品牌转向高质量、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
因此,高虎城认为商务工作从供给侧发力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满足中高收入阶层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满足他们对品种更多、质量更好、更为安全、购物环境更为舒适的需求。
>>谈伙伴关系
不认为TPP是针对中国
在谈到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时,高虎城称,不认为TPP针对中国,也不认为TPP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对立,两者恰恰是相行不悖的。
高虎城指出,2014年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的声明中指出,TPP和RCEP都是亚太地区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路径选项。因此,中国对任何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地区自贸协定安排都是开放的。
TPP今年2月4日在奥克兰签署之后,正式文件全文公布。高虎城说,各国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中国对TPP的评估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在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启动了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框架研究,还会继续推动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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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系产品来自雪球&#xe6关注 商务部：中国不会向美贸易霸凌主义低头 环球聚氨酯网讯： 美方近日再次威胁要对中方5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5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种举着关税大棒四处要挟的贸易霸凌主义，是逆时代潮流的。中国既不会在威胁和讹诈面前低头，也不会动摇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的决心。 高峰说，我们注意到，美方不仅对中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也发出了类似威胁。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落后、过时、低效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倒行逆施，致力维护稳定和可预期的全球经贸环境。 美方计划于当地时间7月6日起对中国34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高峰表示，中方决不打第一枪，但如果美方实施加征关税措施，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制。 高峰说，美方挑起了这场贸易战，我们不愿打，但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要时不得不打。 高峰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全面倒退。我们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各国人民对中方的态度是理解和支持的。我们呼吁各国共同采取行动，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6月15日，美国政府依据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于7月6日实施，对其余约16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将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高峰说，如果美方启动征税，实际上是对中国和各国企业，包括美资企业的征税。 高峰表示，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支持者和参与者，很多出口产品都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根据分析，美方公布的所谓340亿美元的征税产品清单中，有约200亿美元，大概占比约59%是在华的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的比例。 “美方措施本质上打击的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简单来说，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高峰说。 针对有媒体提问中美贸易战爆发，在华美资企业是否会成为打击目标，高峰回应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始终是全球外资最受欢迎的市场之一，不仅仅因为中国市场巨大，更是因为中国市场代表着稳定、理性、法治。所有在华企业的合法权益都将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对于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持续评估，并努力帮助企业缓解可能受到的冲击。”他说。登顶之后,路在何方?――中国成为最大贸易国之际访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3月1日电（记者王希、雷敏）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并以4.1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在全球经济波折不断，外贸传统优势逐步弱化的情况下，我国能否坐稳这“头把交椅”？贸易大而不强的问题如何解决？记者就此采访了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问：您怎么看待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答：这是我国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从历史上看，我国对外贸易始于先秦，盛于宋元，衰于晚清，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的快速发展，又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可以说创造了世界贸易发展史上的奇迹。　　30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几乎每4年翻一番，是100多年来首次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横向比较，我国对外贸易从1000亿美元迈上1万亿美元台阶，只用了16年时间，而美国用了20年，德国用了25年，日本、英国分别用了30年；从1万亿美元迈上2万亿美元台阶，我国仅用了3年，美国、德国分别用了8年。　　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的外贸发展并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而是从基本国情出发，在开放和竞争中求进步、谋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外贸发展道路。　　问：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对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答：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调剂余缺、出口创汇，到新时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对外贸易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力量。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6.4%。近年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20%，直接和间接带动了国内1.8亿人就业，创造了18%的全国税收。　　我国外贸发展根植于经济全球化。目前我国已经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全世界都在享受着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每年大量进口也带动了贸易伙伴的就业和发展。年，我国累计进口商品和服务约10万亿美元，不断发展的对外贸易，让中国发展惠及世界。　　问：有评论说，中国外贸发展方式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和以高资源环境为代价，大而不强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成为最大货物贸易国之后，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更加迫切了，对此您是否认同？　　答：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各国围绕国际市场的争夺更趋激烈。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调整期，科学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要求更加迫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确需要正视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的创新发展基础亟待加强、服务贸易发展比较滞后、贸易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等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具体来说，长期以来我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主要依赖数量和价格优势，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附加价值低；营商环境总体上有了显著改善，但单向鼓励出口的政策手段比较多，有促有限、有出有进的双向调控机制还未完全建立，仍然存在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倾向；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不够，一些行业还存在一哄而上、竞相杀价、无序竞争等问题；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博弈加剧也给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带来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高增值环节逐渐向服务部门集中，贸易增值主要靠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营销服务，组装制造环节利润比例越来越小。去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96.4亿美元，约为美国的一半。我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大国，但也是服务贸易第一逆差大国。服务出口发展滞后，表明服务业总体竞争力不强，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问：最近几年我国出口一直饱受外需不稳之苦，企业经营压力很大，未来贸易增长是否会遭遇拐点？贸易额第一能够保持吗？如何尽快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答：登顶之路，非常不容易。要将世界第一的位置保持下去，更加艰难。从外部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需求很难再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持续高增长阶段。国内方面，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剧，如何在巩固传统优势基础上，尽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是发展对外贸易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　　我们认为，贸易强国是质和量的统一，有量还要质，有大还要强。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要坚持开放引领，继续发展对外贸易不动摇，在保持外贸合理增长的基础上，切实将发展目标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实施创新驱动，促进贸易与科技、产业融合，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形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完善外贸促进政策，创新外贸管理手段，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的贸易促进体系。加快进口促进政策体系建设，清理进口环节的不合理限制，促进进口与出口的协调发展。统筹推进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和涉外经贸法律法规修订，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大国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担当。今后，我们还必须更多走向国际治理前台，发挥世界贸易大国影响力，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贸易强国目标一定能实现，对外贸易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写下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　　作者：王希 雷敏
(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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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回应美“301调查声明”中值得注意的七大细节
来源：中国经济网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7月10日发表的《关于301调查的声明》,中国商务部于12日晚用2000余字的篇幅、分六个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应。实际上,从近几个月中美贸易冲突的相关讨论中可以看出,一些国人对于美国的指责也心存疑虑。商务部此番长篇回应不仅是对美方的驳斥,也在客观上解答了来自国内的困惑。1.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谁之过?商务部:美方称对华存在大量贸易逆差,其数字是被高估的,且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以及美元发挥着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职能,在于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差异,也在于美方出于冷战思维,对自身享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人为限制。解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其最新文章中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有着相当清晰且深入的阐释,摘录如下:第一,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美国说的那么大。特朗普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有5000亿美元,这是信口胡说。按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中美服务贸易则为逆差。为什么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统计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除一般的误差与遗漏外,按传统的解释,原因有二。一、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二、美国在计算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出口不包含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减少出口收入),进口的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全部算作自己的进口支出(增加进口支出)。这种计算方式也人为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第二,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美国贸易逆差始自1980年,中国因素则是2000年以后的事。美国的长期逆差肯定不能用中国因素解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国内储蓄不足造成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在1980年后连续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国居民储蓄率也是在198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降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国居民的降杠杆——实际也是提高储蓄率,美国的贸易逆差明显减少。如果美国不增加储蓄,即便减少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不会减少。此外,按照特里芬悖论,美元要保持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就必须通过贸易逆差向其他国家输送美元,美国必然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CF40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贸易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产业竞争力,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不足。美国高新科技行业有竞争力,但在这个领域,美国是限制出口的,尤其是限制对中国出口。“美国要想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一条捷径:解除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禁令。“余永定强调,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国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不需要的性价比并不高的美国产品。2.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了吗?商务部:中国政府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并不断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推进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专门审判机构。2017年,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达到286亿美元,比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增长了15倍之多。解读: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了法律修订、机构改革和增进透明度等努力。例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14年启动了专利法的第四次修订;同年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人民法院需要于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以增强透明度。中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无论是对中外企业而言。在2015年,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外方提诉中国企业的专利案件中有81%的原告赢得了诉讼,这与中国本土企业的胜率相当。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递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5.1万件,跃升全球第二位。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最近几年,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所支付的专利费和版权费飞速增长,去年达到差不多300亿美元,比上个十年增长了几乎4倍。”他指出,为使用外国技术而支付专的利费,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就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给出了更为确切的数字:2017年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中,支付给美国的费用同比增长了14%。另有统计显示,中国在收购外国技术的金额上排名全球第四,落后于爱尔兰、荷兰和美国,但领先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爱尔兰和荷兰的许可证费用主要由外国控股公司支付,这些公司把注册地设在爱尔兰和荷兰主要是为了避税,因此这部分费用与中国支付的许可费还不能划等号,这意味着中国在这方面支出的实际排名或许还要往前提。3.中国强制外资技术转让了吗?商务部:中国政府没有对外资企业提出过此类要求,中外企业的技术合作和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多年来双方企业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解读:余永定指出,在301调查报告中,USTR就所谓“强制技术转让”所给出的证据充分暴露了它的不专业。USTR自称对许多美国在华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但是所有宣称受到过技术转移压力的企业全部是匿名的。除一些语焉不详的所谓证词外,USTR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在对一项调查结果的解释中,USTR称:“在回答问卷的公司中,有19%认为曾受到过技术转让压力”。USTR的草率程度令人吃惊:其一,19%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其二,USTR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它到底发放了多少问卷。这种调查有什么意义呢?需要明确的是,“强制技术转让”和“企业基于自愿的技术交流”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政府行为,后者是企业行为,依据的是契约,强调市场作用,是平等自愿的商业行为,是市场主体自愿交易的结果。为配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我国的外商投资法律和世贸组织协定以及政府做出的承诺相一致,2000年10月,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作了修改,第三条“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被修改为“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这就意味着技术转让由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成鼓励性意见或双方协议行为,中国没有设置对外资企业必须以技术转让为前提条件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律门槛。如果被要求以转让技术作为审批的前提,当事企业可以提请行政申诉或者行政诉讼。余永定认为,中国政府承诺在对投资进行审批或者备案的时候,不以外资转让技术为前提。但是,对于中国企业在与外国贸易商或者投资商谈判中提出的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政府也应予以支持。对中方企业的这种议价谈判权利应该保护。如果外方认为中方企业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的行为,那么应该通过反垄断申诉和诉讼途径加以解决。实际上,中国企业之所以希望同外国企业合资,其主要动机一般都是获得外国技术,这一点无需掩饰。市场准入的放宽,造就了良好的竞争环境,跨国公司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和保持竞争力,会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从而形成有利于我国技术发展的博弈局面。4.“中国制造2025”违反国际惯例吗?商务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实施这些政策主要是指导性、引领性的,并且对所有外资企业都是开放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在制造业和农业等领域倒是存在大量的政府补贴。解读:首先,“中国制造2025”在出台过程中,中国根据入世承诺和履行合规的职责,进行了严格的合规审查。“中国制造2025”符合在世贸框架下的义务。其次,从发布时间和文件标题看。《中国制造2025》属于国务院建议的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并非外界误解的国家强制型的、国家资源注入型的、政府主导超越了市场理论的“国家战略”。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指出,实际上,并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在机构和人员配备、财政预算安排和政企资源动员方面,中国政府为《中国制造2025》做出具体安排。再次,西方国家制定先进制造业类似规划的时间更早,在战略装备内容方面,大国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比如,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这比被贴上“工业4.0”始作俑者标签的德国更早。该战略规划用于指导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先进制造研发的各项计划和行动,提出了促进中小企业投资,增强劳动力技能,建立创造性的合作关系,协调联邦投资以及政府采购落实早期收获等五个战略目标,并给出了支持该战略规划的具体财政预算,以及接受和列支预算的政府部门,在2013年美国联邦财政为该战略规划安排的预算超过22亿美元。再比如,2013年4月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战略》,并在随后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其目的是为德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5.谈判破裂怪中国?商务部:美方声称“一直耐心地”对中方做工作,而中方置之不理。事实上,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双方存在的经贸分歧,从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出发,从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出发,一直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仅今年2月至6月,中方就与美方进行了四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并于5月19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就加强双方经贸合作、不打贸易战达成重要共识,但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坚持与中方打一场贸易战。中方为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尽了最大的努力,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责任完全在美方。解读:“特金会”、“贸易战”、“中兴制裁”、“北美自贸协定”、“巴黎协定”、“教科文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上台一年半以来,反复上演“我要退群”“我真的退群了”“要不重新加群吧”“算了我不加了”“哎呀还是重新加群吧”这种反复摇摆的“套路”。实际上,早在日,特朗普竞选期间第一次向共和党精英阶层系统阐释自己的外交理念时就表示,要让美国的行为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更加不可预测,我们现在完全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将所有事情都公之与众。”梳理当前美国白宫经贸团队阵容,我们则更容易理解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会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反复无常。整体来看,美方经贸高层的对华立场偏鹰派,其中尤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甚——前者是对中国“301调查”的发起者,后者则一贯鼓吹中国威胁论。谈判应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双方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漫天要价、强买强卖。要谈判,美方就应该拿出应有的诚意。对于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从自身找原因,继续将责任归咎于他人,不停地拿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等所谓的理由说事,一味高举“制裁”大棒,最终不仅会破坏磋商,而且无益于问题的解决。6.中国反制没有国际法律依据?商务部:恰恰是美方单方面发起贸易战没有任何国际法律依据。美国301调查既在国内法项下违反其总统向国会作出的行政声明,又在国际法项下违反其在1998年欧盟诉美世贸争端案中作出的承诺。美国的征税措施公然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基本原则和约束关税义务,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是对国际法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公然践踏。解读:301条款在狭义上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节,又被称为“一般301条款”;广义上是指除了包括“一般 301 条款”之外,还包括“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和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超级301条款 ”及配套措施。但无论核心内容是什么,301条款都属于单边贸易体制下的美国国内法。说白了,301就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我觉得谁的贸易行为不合理不公正,我就可以对谁发起调查。WTO一方面判决美国的301条款不违背WTO原则,另一方面则认定,如果不事先取得WTO的批准就对WTO成员国采取行动违反WTO协议。中国常驻WTO代表张向晨指出,根据世贸组织裁定和美国承诺,美方不能通过301调查单边认定其他成员做法是否违反世贸规则。美国根据国内法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蛮横行为。而在美方率先打响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被迫采取了对等反制措施。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捍卫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捍卫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捍卫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已经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单边做法所造成的紧急情况,被迫采取相应的双边和多边应对措施,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7.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执意发动贸易战?解读:事实上,商务部在此次回应声明的开头就回答了这一问题: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和打压中国发展的目的,编造了一整套歪曲中美经贸关系真相的政策逻辑。如何理解这句话?CF40研究部此前曾撰写文章认为,美国现在对中国产业政策表示复杂态度,是源于两点:其一,美国刚刚开始意识到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与实力超乎想象,尤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关乎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领域。第二,如同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提出的,美国开始认为中国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发展、赶超并最终取代美国。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津上俊哉认为,随着中国在新经济领域强化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准入,受益于创新和竞争激励,中国的新经济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更严重的赶超压力会令美国的反感情绪恶化。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政府,华盛顿政策制定层的主流观点都是对华接触政策会促使中国的转型,但事实上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了自身的发展道路,从而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整体转向。事实上,华盛顿政策制定层的整体对华方针的转向才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正如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所指出的,美国的国家利益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第二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第三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在美国看来,中国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余永定认为,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让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足够大的距离,至少领先中国二十年。如果美国自己发展的不够快,那就让中国的发展慢下去。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美国过去认为“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把中国从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中赶出去显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现实的做法大概只能是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领域防止中国从全球化、一体化和自由化中得到好处,从而缩小同美国的差距。
责编：陈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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