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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可能加剧冰岛火山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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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９日电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冰岛冰川覆盖面积较大时期，当地火山活动较少；现如今，随着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冰岛火山活动可能加剧。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地质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保存在泥炭和湖泊沉积物中的冰岛火山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距今５５００年前至４５００年前这一时期，冰岛的火山活动明显较少。在此之前，全球气温曾大幅下降，导致冰岛冰川覆盖面积增加。研究人员推测，当时火山活动较少可能与大量冰川覆盖有关。进一步分析发现，从气温降低导致冰川覆盖增加进而火山活动减少，这中间会有几百年的时间延迟。自１８５０年上一个“小冰期”结束之后，冰岛冰川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导致的全球变暖环境下一直在融化，因此研究人员判断，冰岛火山活动也将更加活跃起来。“尽管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使得我们很难预测从气候变暖到火山活动加剧之间的时间延迟会有多少年，但历史趋势告诉我们，冰岛未来将迎来更多火山喷发活动”。冰岛的火山活动是大陆裂谷作用、地下气体与岩浆造成的压力、冰川对火山表面的压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人员分析，当冰川减少时，对地球表面产生的压力变小，这可能导致地幔岩石熔化，影响岩浆流动，进而导致火山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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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领导同志与网友面对面，谈民生、论发展、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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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航班上共有239人，其中中国人154名。
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公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亚太区主管合伙人马修?纳尔逊２４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不能只是被动执行碳排放政策相关规定，而应主动迎接碳排放交易机制。
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４日电（记者何瑛）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公司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服务亚太区主管合伙人马修?纳尔逊２４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不能只是被动执行碳排放政策相关规定，而应主动迎接碳排放交易机制。这将成为企业竞争和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纳尔逊说，从国家政策层面看，中国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在亚太市场处于领先地位。他介绍说，碳排放交易机制在全球来看年头都不算太长，欧洲实行了８年；美国也只实行了几年，而且仅是地区性的机制；澳大利亚和日本则没有这一交易机制。从全球看，中国在碳排放交易机制方面跟进很快，目前交易试点已经实行了近一年。
纳尔逊同时表示，在碳排放交易问题上，中国企业要改变目前被动适应和执行相关碳排放政策规定的局面。他说，碳排放交易将会为企业带来发展机遇。那些主动迎接碳排放交易的企业将成为赢家。
他解释说，目前一些企业认为碳排放交易不是核心业务而不予以重视，但那些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以及采取行动参与碳排放交易的企业将会有力减少运营成本，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据介绍，碳排放交易试点是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这项措施，相关各企业必须获得量化的碳排放许可，并将碳排放纳入运营成本。这样可以鼓励绿色环保企业发展，增加污染企业的经济成本，从而实现总体上的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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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咨询顾问的你，为公司创造了多少收入？
几年财经记者下来，好稿没写几篇，但却养成一个习（mao）惯（bing）。那就是在看行业或公司的时候，先要把最基本的几个东西搞清楚。有两样最基本的东西，一个叫规模，一个叫效率。此前说过，咨询公司中最重要的资产是人，收入的增长基本是线性的。意思是，如果想扩大业务收入规模，则基本需要等比例扩大员工的数量。营业收入和员工数量是衡量咨询企业规模的主要指标。营业收入除以员工数量=每个员工创造的收入，可以用来衡量咨询公司的运营效率。大多数咨询公司非上市企业，无公开财务数据的义务。但公开信息中，会或多或少地披露一些咨询公司的规模信息。顶级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波士顿、贝恩（MBB）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和贝恩公司是全球顶级管理咨询公司，在多个排名上长期保持前三的位次。无论是员工收入还是项目收费，大致都代表行业顶尖水平。根据福布斯2016美国非上市公司排行榜（America's Largest Private Companies），麦肯锡以84亿美元的收入位列39，波士顿咨询以50亿美元的收入排名80，而贝恩以23亿美元的收入排名203。三家员工数量分别约为1.1万，1.2万和5700。计算后得出，麦肯锡平均每个雇员为公司贡献约76.4万美元的营业收入，波士顿咨询为41.7万美元，贝恩人均创收40.4万美元。运营效率的差异或由于三家在业务细分上的差异。麦肯锡战略咨询（比较贵的项目）占比可能会较高。“四大”——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德勤、安永和毕马威已经不再仅仅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近年来，它们通过频繁的横向并购，咨询业务发展极快，规模扩张迅速。在不少咨询企业的收入下滑的大背景下，“四大”的咨询收入增长确实亮眼。引入数据之前，有必要先对“四大”咨询业务的披露方式进行说明。首先，“四大”仅在全球层面和一些主要经济体披露财务数据，其次，“四大”的咨询业务统计方式有所不同，普华永道年报中将咨询类业务统称为Advisory，不再进行细分；德勤将管理咨询（Consulting）和财务咨询（Financial Advisory）单独进行计算；安永与德勤做法类似，将Advisory（咨询）和Transaction Advisory（财务交易）单独统计；毕马威和普华永道类似，统称为Advisory（咨询）。本文中“四大”的咨询业务指的是整体的咨询类服务，对于单独披露咨询和交易服务收入的德勤和安永，对其两项数据进行加总，统称为咨询收入。根据其全球年报，2015财年，德勤咨询收入高达153亿美元，占整体收入比重为43%，规模和权重均居“四大”之首；普华永道咨询收入达112亿美元，占整体收入32%；安永咨询收入为98亿美元，占整体收入比重为34%；毕马威咨询收入为91亿美元，占整体收入比重为37%。在体量上，“四大”咨询中最小的毕马威，也比MBB中最大的麦肯锡，要大一些。在“四大”咨询收入在整体收入中的份额上，普华永道最低。“四大”在年报中都披露了整体的员工数量，就其全球整体的运营效率而言，普华永道2015财年平均贡献约17万美元的营业收入，德勤约为16万美元。安永和毕马威均14万美元左右。仅有安永披露了具体业务线的员工数量。2015财年，安永咨询业务收入98.2亿美元，从业人员5.2万余人，人均创收18.8万美元，远低于MBB。差距可能由如下几个因素导致。其一，“四大”的咨询类服务收费整体低于MBB；其二，“四大”的咨询类业务中，战略咨询等高费率服务占比较低，而运营和技术实施类服务需要投入的员工数量较大。鉴于“四大”整体运营效率接近，基本可以推断“四大”咨询每个员工年创造营收应维持在20万美元上下。这不代表“四大”一些采取独立品牌运作战略咨询，如德勤的摩立特（Monitor）和普华永道的思略特（Strategy&），这两家或与MBB的效率更为接近。埃森哲、IBM埃森哲和IBM的体量庞大，业务复杂。2016财年，埃森哲全球营收达329亿美元，雇员总数为38.4万。如将其整体视作咨询公司，人均创造收入仅8.46万美元。在披露的10K文件中，埃森哲的业务按照类型（Type of work）可以被分为咨询业务（Consulting）和外包业务（Outsourcing）。按照此维度，其营收中有179亿美元来自咨询业务，其余为外包业务。但埃森哲并未公布细分的雇员数量，但常理判断咨询类业务的运营效率会更高，人均创造收入会更多，或略低于“四大”的水平。2016财年，IBM录得799亿美元营收，雇员总数约为38万，人均创造营收21万美元。整体业务被分为Cognitive Solutions，Global Business Services，Technology Services & Cloud Platforms，Systems和Global Financing五大板块。IBM的咨询（Consulting）业务属于GBS板块，2016财年营收达73亿美元。IBM并未披露细分的雇员信息。国内咨询公司——北大纵横国内咨询公司数量繁多，体量相对较小，信息公开很少。北大纵横或可以作为国内一线咨询公司的代表。“企查查”中的工商数据显示，2015年，北大纵横营业总收入为1.71亿元人民币（2400万美元），从业人数642人。计算得出人均创造业务收入约为26.6万元人民币（3.8万美元）。总结简而言之，平均每个麦肯锡员工给公司带来的业务收入，约为波士顿和贝恩的2倍，约为“四大”的4倍，约为北大纵横的20倍。写在最后的是，虽然都被叫做“咨询”，但每家公司的业务结构差别仍然较大，通过公开信息的比对只能看到整体，并无法探知不同业务群组的表现。附加阅读：《话题 | 咨询行业正面临的巨变》最近看了几篇谈及咨询业未来的文章。包括《澳洲金融评论》的“淘宝模式挑战麦肯锡”、《哈佛商业评论》的“颠覆中的咨询业”、“把产品融入服务”和Forrester的报告“咨询业2020-数字化如何改变业务模式、服务以及咨询公司的战略”。这几篇文章中都提及了许多咨询业发展趋势的内容，结合这个时代的特点，有几点颇为值得关注。1. 平台型咨询公司——咨询公司还是交易平台滴滴的出现匹配了出行的需求和车辆的供给。现在一些平台型咨询公司也纷纷出现，匹配企业的需求和能够提供咨询服务的个体。澳洲的InternalConsulting Group（ICG）就是其中之一。ICG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是博思艾伦（BoozAllan Hamilton）前合伙人David Moloney。David此前还担任过奥纬咨询（OliverWyman）的主管合伙人。ICG为咨询师和业务需求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独立的咨询顾问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组建自己的“战队”来响应客户的需求，或通过ICG的交易平台销售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产品”。许多ICG的会员将其当做自己直销渠道的补充。目前，ICG对达成的交易收取10%的佣金。另外一家平台型公司叫做Expert360。这个公司更偏重采用“算法”来匹配客户的需求和咨询师。与ICG组建战队和人工匹配不同的是，Exerpt360的匹配主要依靠数据和计算机自动完成。Expert360收取15%的佣金。这些平台型公司是否对麦肯锡、波士顿、贝恩或“四大”构成挑战？在采访中，波士顿咨询澳洲和新西兰老板Andrew Clark否认这是对传统咨询模式的挑战，他认为这些平台公司仅仅是“一群独立顾问的聚合”。麦肯锡澳洲老板John Lydon虽然没有直接评价，但提及了自己McKinsey Solutions。毕马威全球战略负责人MargaretCowle也认为这些平台公司“不过是一种人员派遣，而不是解决方案”。德勤首席战略官John Meacock也称，客户会使用这些平台公司解决一些持续性、简单的问题。“要是有大而复杂的难题，客户还是会来找我们”。在零售和运输等传统行业，技术变革成就了京东、阿里和滴滴这样的大平台，将供需用一种更优化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在知识密集型的咨询领域，平台的一方是具有专业能力的人，一方是对专业服务有需求的企业，人的能力千差万别，而专业服务的类型也纷繁多样，匹配不难，但对于平台而言，进入的门槛并不高，做强做优做大并不容易。2. 从战略到执行，还是专注于某个环节——听听小公司怎么说近年来，“四大”这种全业务专业服务公司都在宣传其“从战略到执行”的综合服务能力，尤其是经过一系列并购之后，其战略咨询羽翼渐丰。这话我一直感觉是针对MBB这样曾经“只会战略”的咨询公司来说的，虽然现在战略咨询公司也开始提供“执行”服务，但中小公司怎么看待这个事？两家成立已久的独立咨询公司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Partners in Performance(PiP)公司坚持为客户提供从战略到执行全方位服务，而Port JacksonPartners(PjP)则坚持只提供战略建议。PjP由SkippWilliamson（麦肯锡前顾问）创立于1996年，目前在全球拥有30名合伙人和500个顾问，年收入数亿美元。Skipp认为传统的咨询公司正如其名“consult”-给客户一个报告或者一个想法。但她不认为这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实际上“在顾问到达之前，很多公司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二十年前，我们就发现，对战略或者想法的需求仅仅是客户需求的一小部分，我也不能仅仅帮助客户来执行方案，还要帮助他们建立易于管理的业务，同时将管理的技能教给他们”。同样由麦肯锡前员工创立的PjP则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公司领导Byron Pirola称。“产生一个伟大的战略需要同时具备两种日益稀缺的能力，一是经验丰富，思维缜密并基于事实的思想者，二是严格的独立性”。“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层仍需要独立的、具有洞察的建议，但这已经变得日益难寻，越来越多的‘咨询’成为了流程服务，而不是真正基于洞察的独立建议”。当然，Byron说这个话，也可能与其自身的情况有关。PjP只有25个专业顾问和9名支持人员，可能只能做一些停留在纸面的“战略”咨询。“四大”，埃森哲和IBM这些年通过激进的并购纷纷将一些“小而精品”的专业咨询公司纳入麾下，极大地拓展了自己服务能力的边界，逐渐成为了“没有菜做不出”的大饭店和“吃喝玩乐一条龙”的夜总会，横向一体化可谓是玩到了极致，堪比如日中天的网络公司BAT。如果哪天你有能力创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可能毕生的愿望就是被BAT收购，那么咨询领域可能也是如此罢。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整合能否真正带来协同效应，提升运营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仍然是一个值得去长期关注的问题。合而不并，整而不合的例子也是太多了，而且过度多元化，一直都被认为是失败的策略。3. 技术的力量——将服务产品化传统咨询公司的运作模式100多年来都未曾改变，即向企业派遣咨询顾问进行问题诊断并给出建议和解决方案。虽然咨询行业的利润丰厚，但却面临着一个发展的瓶颈。也就是，如果一家咨询公司想要收入翻番，则也需要员工人数翻番，因为每个员工能给公司带来的收入基本是有一个上限的。“四大”也面临同样的困局，往往每个员工能创造的收入很多年固定不变，公司的业务收入增长也必须基于人员的扩张。打破此种线性增长的方法之一就是采用科技手段，将专业服务的某一个环节“产品化”。如果某个服务的环节可以被自动化，就具备被产品化的潜力。以德勤为例，德勤的Argus工具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分析审计过程中的电子档案，由于具有自我学习的能力，Argus可以更好地识别出主要的会计信息。德勤除了在审计中应用Argus外，还在其咨询平台上应用Argus的技术。此外，麦肯锡的McKinseySolutions也可以被归为产品，因为其提供的是相对标准化的解决方案。而传统管理咨询的服务方式则高度定制化。通过此举，咨询公司可以在传统的“按工时收费”模式之外，推行“按结果收费”的定价模式。专业服务公司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内部沉淀了大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知识。目前，“四大”，埃森哲和IBM等公司都热衷于开发出新的产品或工具，来逐渐改变其商业模式，或开发新的服务，或提升现有服务的交付速度和质量。这些专业服务公司也对新技术的应用有着不懈的追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都是时下它们关注的焦点。这些新产品的开发或由自建的技术团队来实施，或者是通过收购中小型软件企业或与大型软件公司进行战略联盟的方式来实现。德勤和苹果，普华和谷歌，毕马威和微软，安永和Adobe的战略联盟即有此意。四大中的企业也和一些商学院或慕课平台合作推出一些会计和数据课程。4. 咨询行业的几大变革——Forrester调查报告的启示2016年2月，Forrester采访了大中小三十家咨询公司（“四大”位列其中，还包括IBM，惠普和戴尔等公司），得出了一些结论。部分结论如“通过技术打造产品”和“从战略到执行”上面基本阐述过。咨询业曾经风光无限，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和本世纪的前10年，大型咨询机构凭借着“值得信赖的业务顾问”形象，一直保持稳定的业务增长并持续赢得新客户。虽然在可预计的几年内，咨询行业仍预计维持稳定增长，但“颠覆咨询行业的时机已经成熟”已经基本成为业界共识。未来，咨询业务模式可能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数字化。5. 从客户需求看驱动咨询业变革的因素客户希望更快速的项目交付。客户期望项目期更短，价值更大并可重复利用。对于咨询顾问而言，需要更快速响应客户需求，而且交付给客户能带来确切的结果的咨询建议。客户希望咨询顾问了解其客户。这对咨询顾问的知识储备带来较大的挑战。日益增多的复杂全球变革。这些全球变革往往要求客户具有全球一致的系统、组织和流程，对于咨询顾问的要求更高，在执行此类变革项目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监管变化的影响更大。对于全球性的企业而言，客户在不同的业务所在地需要更加本土化的建议，而且大型客户的不同业务活动也需要不同类型的咨询建议。6.Forrester提出2020年咨询行业的几大趋势技术咨询领域，纯技术实施服务将进一步萎缩。设计、整合和一些特殊的领域（如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移动服务、人工智能）将增长，这将对咨询师提出新的全新的要求。工具、软件和数据将自动化一些咨询活动。咨询公司已经开始构架自己的技术团队，开发相关软件。一些大机构已经通过并购或自建技术团队来加速先进技术开发。这将导致项目周期更短，而小型咨询公司由于缺乏“技术加速”，与大机构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咨询公司将提供更多的自助服务包。项目交付的变化。由于效果难以度量或需要长期监测才能获知，客户对价格昂贵和多层次的业务转型项目失去耐心。此外，软件套包、云端技术也为小型和可重复迭代的项目创造了环境。因此，咨询业将出现更多小型化跨领域的项目，但却要求专业度更强和经验更加丰富的顾问；交付形式也将更加多元化，与客户面对面、通过自建的数字工作室或者其他协作工具进行交付都将成为常态。但项目短期化的风险就在于客户过于重视短期利益，可能会忘掉其长远的发展目标。战略和执行将深度融合。纯粹的战略咨询项目和战略咨询公司将进一步萎缩。此前有太多的失败案例——战略由A公司来做，而执行则由B公司来负责。而技术的革命将弱化战略和执行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的战略咨询公司就是绝路一条。未来，即使是战略咨询项目也需要具有具有交付经验的顾问，这样可以为高层次的战略计划和路线图提供一些执行上的建议。对于咨询业而言，这样的变革意味着：1）战略咨询公司将收购拥有执行和交付能力的资产；2）中小型的技术咨询公司有机会将价值链拓展至顶端的战略咨询。组织变革管理（OCM）将成为一门科学。组织变革管理咨询此前经历过大的波折，一些大的项目失败给行业发展蒙上阴影。当下，其重要性又被企业所重视，因此咨询公司都大力投资，通过数据和工具来完善咨询方法论。在数字化及其他一些因素的驱动下，全业务咨询公司将进一步提升OCM咨询能力，而工作的中心也将从“解决问题”变为“防控问题”，咨询公司也会将“定义变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不是仅仅“管理变革”。收费模式的多元化。虽然传统的基于工时或效果的收费模型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但一些业务中可能出现软件使用费、订阅费、股权交易等多种收费模式。最新热文：转载来源：上官周冬 原富财经版权说明：感谢每一位作者的辛苦付出与创作，《智选堂》均在文章结尾备注了原标题和来源。如转载涉及版权等问题，请发送消息至公号后台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非常感谢！并提供最新洞察和服务信息。提供高端专业服务行业跨行交流平台，如金融、咨询、审计等的新媒体机构，是国内唯一定位于高端专业服务行业我们智选堂微信号：confinaud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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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气候变化拟入会计准则 145家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或受影响&&& 本报记者 李梅影&&& 实习记者 方 艳 北京报道&&& 8月初成立的国际组织――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由英国查尔斯王子的可持续性会计项目（A4S）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共同宣布成立），发起改革金融危机后国际企业报告制度的倡议，将更多地聚焦于气候变化等问题对公司财务可能造成的影响。&&&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认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伴随而来的气候变化灾难风险，很有可能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尽管越来越多的公司也正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但是由于没有衡量环境、社会问题的全球标准，这些报告千差万别。&&&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倡议还得到了制定财务报告规则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支持。&&& 安永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部门经理张有为对本报记者表示，现阶段，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对于公司的盈利和投资者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而财务报告规则确与上市公司财报直接相关。&&& “如果IASB和FASB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对财务报告规则做出修改，那么在欧洲、美国、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财报或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在能源、电力、航空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张有为说。&&& 据统计，从事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行业，在欧洲、美国、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有145家。&&& 碳资产的估值&&& 在财务报告规则中加入气候变化因素，说白了，最重要的是对碳资产的估值问题。&&& 但这个估值有难度，需要量化到具体的数据。张有为指出，比如说，一家上市公司开发了CDM项目，具体到财务层面，就会有CDM收益，但是，很难用现在的会计准则去对应这类收益。&&& 因为CDM收益其实是一个远期的收益，并不是说公司今年就能拿到这个收益。一般来说，CDM业主从与买家签合同到拿到钱，一般都要经过两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而这个收益也有一定的风险，估计有百分之十到三十的可能性能拿到这笔钱。&&& 不过，由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然存在，在该框架下的欧洲企业手中拥有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指标），一些欧洲公司已经在细化的范畴尝试把碳资产列入资产负债表。&&&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和会计学系主任丁远告诉本报记者，芬兰造纸巨头斯道拉?恩索集团（STORA ENSO）的报表里就有一个碳排放指标的资产项目，列入长期无形资产。&&& 丁远解释说，如果企业有碳排放指标的话，这个碳排放指标在交易所里可以交易，有市场价值，对企业来说就是一个资产，这个估值相对比较容易，即使价格每天在波动，但是可以设定截止日。现在很多的欧洲公司在资产负债表里已经有所体现。&&& 碳资产估值除了收益方面，还有支出方面，张有为表示，航空业的排放将受到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管束，航空公司可能要支付一部分的资金，去购买额外的排放配额才能满足欧盟的要求。&&& “航空公司未来要购买多少排放配额是不确定的。如果企业减排工作做得好，只需要买很少的指标甚至不用买指标，但如果减排工作做得不好，或者申请到的免费配额太少，企业就有可能要花很多钱去买碳排放配额。”张有为说，“传统的财务准则反映不出这个问题，但是新的财务准则可能会明确要求，企业要把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资金支出考虑进来。”&&& 一旦财务报告规则中加入气候变化因素，相关上市公司的市值会相应发生变化，国信证券分析师皮家银对本报记者说，拥有碳资产的上市公司将被投资者给予更高的溢价。&&& 145家中国公司或受影响&&& 制定财务报告规则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之所以会影响到在欧盟、美国上市的公司，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在欧盟、美国上市的公司财务报告具有约束力，而香港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看齐，因此，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也将受到影响。&&& 那些与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上市公司是什么类型的？张有为称，新能源公司，比如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公司，它们的碳资产收益在财务报表上的反应会受到影响。这里面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运营商，即投资并运营新能源项目的业主；还有一类就是设备提供商，比如提供风机和太阳能发电板的企业。但运营商受到的影响会更大，因为碳资产的收益直接落在他们头上。&&& 另外一类企业就是温室气体排放大户，比如说火力发电、钢铁、交通运输、石化等企业，张有为表示，这些企业以后可能要支出部分成本去购买排放配额，对他们财务报表的编写和审计会有一些影响。这样的目的就是用具体的条文来约束上市公司的行为，要求他们把相应信息向投资者披露。&&& 在这145家上市公司中，新能源公司方面，今年1月在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中华水电（NYSE:CHC）是一家典型公司，该公司专注于中国小水电运营，目前在中国全资拥有十几家水电发电厂，投资额超过3亿美元，但这些钱几乎都来自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等，以及华尔街的一些著名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公司等等。其拥有的部分水电站，拥有CDM（清洁发展机制）收益这种碳资产。&&& 本报记者发邮件联络了中华水电投资者关系负责人Scott Powell，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他的回复。&&& 另外，在火力发电，钢铁、交通运输、石化等温室气体排放大的海外上市公司中，有几家对本报记者发表了他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 东方航空（NYSE:CEA；00670.HK）董秘罗祝平称，相信财务报告更多地聚焦于气候变化是一个趋势，在碳排放方面，公司有专门小组在研究对策。&&& 华能国际（NYSE:HNP；00902.HK）财务处一位人士表示，公司方面所做的准备就是跟踪会计准则的变化。&&& 上海石化（NYSE:SHI）董秘张经明则说：“现在还没有强制的规定，发表意见也没什么意思。”&&& 不仅仅是会计问题&&& 虽然财务报告规则修改会影响上市公司财报，但是丁远认为，气候变化对公司财务的影响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会计问题，而是公共政策问题。&&& “现在我们追求财务报表有一种理想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做法，就是什么问题都要求能够在财务最后公布的信息里反映出来。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有太多的不确定的、没法量化的东西，财务没有办法反映。”丁远说。&&& 对于可以“量化”的数据，张有为认为，包括环境保护方面投入是多少、产出是多少、未来的风险要支出多少，等等。&&& 张有为仔细研究了英国石油公司BP的2009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他表示，BP提到了在墨西哥湾地层发现石油，但没有披露海上采油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生态灾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次的原油泄漏引起的赔偿对于BP的投资者来说，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集团投资者都是很大的损失。&&& 丁远指出，因为收益和风险都是不确定的，对于企业来说，只能通过公共政策，给它们一个固定的、可预测的交易方式或是费用确认方式。例如，如果向企业征收特别税，或分配排放权，比如说碳排放权，二氧化硫排放权，这些东西带来的财务后果就会反映在它们的财务报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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