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底是怎样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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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东泰传媒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微信号Dongtai8970350功能介绍东泰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二00九年,是一家专注于同行业加工的制作公司集设计、制作、安装、售后维护一站式一条龙服务的加工车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以及不断的更新设备和技术完善成为客户坚强后盾。&&欢迎点击上方蓝字免费订阅点击上面的蓝色字体“巴彦淖尔市东泰传媒有限公司”再点击“关注”。企业家是什么样的群体这个题目中的主语是企业家,所以首先我先说一说企业家。在中国,企业家是一个有争议的群体,社会上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家对若干负面影响负有责任。我先想讲讲第一种观点,也是我自己的观点。首先,今天的中国,相较近代历史来看,是空前的富强,在世界上具有空前的地位。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等等方面,但这一切的坚实基础就是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这点我想无需赘言。&第二,中国的企业家对“战略机遇期”这个词理解最深刻。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个词,我们这些企业家为什么会特别有体会呢?因为我想不管目前把企业做得多好的、多么了不起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他都可以想一想,如果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你有没有本事把你的企业做成这样?恐怕没有一个人能说他有这个本事。因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这个大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只有对这一点深刻理解以后,才能够懂得感恩。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跟没挨过饿的人吃红烧肉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此这样的人才更懂得珍惜世界和平的这个阶段,懂得珍惜稳定的中国,懂得在这个阶段应该怎么去发展,这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中国企业家是怎样一群人呢?我想应该是有追求、识大体的一个群体。不论在哪儿,我想人可以基本分两类:一类是属于“过日子的人”,过日子的人那就是把生活能够过得更舒适一些,家里能够更安稳一些等等作为生活目标,这非常正常;但也有一些人是所谓“奔日子的人”,“奔”就是要不断的挑高他的目标,达到了之后再往前走再去“奔”。“奔日子”和“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是有的人愿意奔日子。其实奔日子风险要比过日子大得多,因为不光要有勇气、有追求,还要有能力,甚至还要有运气等等,甚至可能奔着奔着就摔下来了,或者结果远远不如人家过日子人的生活,但是整个社会实际是靠这些有追求的、“奔日子”的人在推动着进步的。中国的企业家、创业家应该说正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识大体,首先企业家不会是愤青,他希望社会稳定,在稳定中求得发展,而不是会看见任何一点不合适就发牢骚,那不会是企业家的做法。&因为以上三点,所以我觉得企业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家主要有三条负面影响。&第一,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企业家负有主要责任,认为你们的财富是剥削来的,所以才造成了两极分化。第二,认为企业家腐蚀了官员,侵吞了国有资产并造成了政治腐败。第三,认为当前假货充斥,部分企业造假售假唯利是图,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丧失诚信,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是属于企业家的责任。对上述的这三种说法,作为企业家的一员,我觉得我应该表明态度,以正视听。&首先就是针对刚才说的第一种看法。企业家把企业做好,按章纳税,增加就业机会,就是企业家的基本责任,企业家实际上是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们国家,如果要消除两极分化,当然有不同的做法。一种就是干脆全拉平,像40年前一样,大家吃大锅饭,一起受穷,这倒是没有分化,也算是一条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让所有的人,富裕的人更富裕,但是富裕的稍微慢点,后富的人能够富裕得更快点,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面政府有责任,就是怎么样把税收用得更好,企业家也应该尽自己的努力。&第二是关于勾结官府、腐蚀官员的问题。其实正是由于部分人不能够完全、真正地依法办事,使得企业家公平竞争的环境被破坏。贪腐、官商勾结其实是大多数正派的企业家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这使得我们工作、生活都不安全,我想企业家都会有这种体会,因此坚决打击贪腐其实是企业家强烈的要求。第三就是关于依法打假、诚信经商。诚信经商是中国企业家应该遵守的一个基本道德底线。&综上,我的结论就是,中国企业家中的少数害群之马不能代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国企业家群体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讲完了我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看法,下面我想讲的就是新常态下企业家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责任。新常态对企业家是历史机遇什么是新常态?我想,新常态就是未来的世界不确定性大为增强,这个不确定性变化幅度会非常大,变化会来得非常突然。这不确定性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大概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比如各国政府的政策,或者比如说特朗普上台,你知道他想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再好的数学家也没法统计。另一个就是科技创新,也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突然会让各个行业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有的行业甚至被消灭掉,同时会产生新的行业,这种变化在近几年特别大,不确定性也特别大。大到对一个国家,小到对家庭、个人的影响,对行业、对企业的影响。这个大家都亲眼看到了,比如说像过去照相机用的胶卷这些东西,基本就没有了,邮局写信也几乎没有了,消失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十几年来,尤其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以后,大大加剧了整个不确定性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风云变幻就特别的厉害,因此国家向何处去,每个企业向何处去,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中国是不是能往好了走,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富强,能坐在世界上头排金交椅上,人民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幸福,在国际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就在这个不确定性中,真的适应得不好的话,一塌糊涂也是有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这可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我在这儿能讲的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我们每个企业家应该做些什么。&前两天我在看脱口秀节目的时候,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政府干什么去?”,政府自然有政府的责任,但是我确确实实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尤其作为企业家这个群体是有自己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机遇的。我想先谈谈关于历史机遇。这个机遇之中最根本的还是先要做大做强自己的企业,给国家增加财富。但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阶段下,有特殊的要求。虽然不确定性是广泛存在的,但是其中必然也有确定的东西,就是科技创新将会起到的引领性作用。这个图的纵坐标是技术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横坐标是时间轴,这是我的一个感性认识。1800年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非常缓慢,科技、技术变革等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是很少的,冷兵器,刀耕火种,或者是顶多发明了犁这些东西,航海就是木头船……到了蒸汽机出现的时候开始往上走了,到什么时候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呢?应该讲是计算机的发明,前两个拐点开始往上走,到计算机的出现发明,特别是个人电脑的发明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起来以后,智能互联网的出现就会使这个曲线陡直的上去。在这儿我得多少给我们自己做点广告,就是当社会的发展陡直上升的时候,希望中国人还能记得个人电脑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联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说这句话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憋不住,还是想说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国家目前还是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一个什么有利的地形呢?首先先不说企业,咱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对这种创新、对这种新事物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比如说以前中国最早的争论是中国到底是阶级斗争还是发展经济的争论,跟着就是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争论……实际上现在不是争论而是行动,比如坚决打击贪腐的这种做法等等。第二,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三,我们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企业家群体。那么有了这个成熟的企业家群体到底优势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么几件事。企业家群体有什么优势第一是未来科技创新的优势。刚才讲到了发展是靠创新引领的,那么这里面现在有几条路。首先是智能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连接、生物工程和互联网的连接肯定是重要的一条;另外能源的变革,可能也是一条路,这个方面我都没有参与其中,我能够感觉得到的,智能互联网的发展必定是重要的一条路。从个人电脑开始以后,到今天移动互联网的硬软件的能力,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在世界前端的位置,这个对我们后边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后边怎么变成智能互联网方面,再比如像工业系统的控制,像部件级技术,比如像传感器技术等等,可能还有跟国外差得很远的地方,但是相信我们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成果,再变成生产力,是能够做到的。&为什么能做到呢?这就是第二点,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已经懂得怎么把科技成果变成产品,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咱们国家,以前是科研院所归科研院所,工厂归工厂,是分开的。经过了三十多年,我们认识到,科技成果变成产品,变成生产力,变成钱必须是在企业里面实现的,在学校,在科研单位是实现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从科研成果转化为最终产品的过程中,科研本身只是诸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你得有钱有资金吧?你得懂得采购吧?实验室成果变成大面积生产,要形成供应链吧?你要能够有销售能力吧?你还要知道客户在哪儿,你还要有服务能力,而且还要有反馈能力,这些东西的火候掌握其实是要靠企业家去掌握的。如果企业家掌握不好这些东西,科技成果就变不成生产力。联想为什么要搞一个“联想之星”呢?就是因为我是从中国科学院出来的,我知道在科学院有很多好的科技成果,就是不知道怎么产业化、怎么推广,拖来拖去就过时了,就被别人超过去了。而在美国的机制就比较成熟,科学家本身非常愿意通过和企业的人合作去发展,他就能够推出产品。有些中国科学家又想当院士,还又想把产品推出去,两边都挂着,还想当CEO,这事他就不好做了。所以这个环节其实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可能更强调的是科研成果转移,转移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行业里,一个企业要只等大学、科学院的成果转移出来,再去应付市场,华为能行吗?联想能行吗?根本都不可能,自己必须同时有一支坚实的研发队伍,这个研发队伍甚至要分成几个梯队,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在企业里边实现,我觉得中国企业家是能懂得这个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另外一个问题是科技成果,也就是科技创新怎么实现?一个小企业,或者说几个有科学成果的科学家或者有能力的人,他们怎么能拿到钱,怎么能有创业的氛围,怎么能够把他和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关口。中关村最近这些年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就是因为钱来了,这个氛围形成了,这个氛围确实是政府的大力引领之下形成的氛围。但是这些小企业,他有很多选择,有的是小企业最后做成了大企业,像今天BAT三家基本都是这样,靠自己的研发成果,最后自己变成了大企业,像联想曾经投资的科大讯飞,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群体,但是本身又是个很好的企业管理者,最后把它变成了世界一流的一个企业,是自己做大的。还有一种就是科技成果形成以后,一个小企业创业到一定程度,并入到大企业里边去,运用大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更为全方位的能力,把这个科研成果推出去。&第三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今天中国优秀的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能够跨行业、跨地区、跨时空的眼光和经济实力,也就是他的战略布局能力。跨行业、跨地域这就不用说了,所谓跨时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过去我在做企业的时候,因为钱少,所以非常注意火候到不到,就是市场成熟到什么程度,决定了我往外推不推这个成果。如果市场还没到这个程度,那就要有个预热教育市场的过程,你不能大批的出产品,要不然的话钱就压在那儿了。而现在呢,由于企业家成熟了,资金丰厚了,所以可以提前布点。也许现在看有的东西有用,有的东西可能根本没用,没用我也做了,在那儿等着呢,到了那个火候,它可能就会连起来,这就是眼光吧。你说我们眼光有没有不足的时候?早年BAT三家,百度、腾讯、阿里都曾经和我们的谈过投资,但我们一家都没看,一个是当时经济实力还不足够,一个确确实实当时的眼光也不够。那谁投了呢?你看钱都被孙正义挣去了,被日本人挣去了,被美国人挣去了,那是为什么?是咱们的眼光不够。但是时代走到了今天,情况已经不会那样了。我觉得现在中国大企业的领军人物已经有了这种跨时空的战略布局能力,现在看这些互联网企业确实当资金实力雄厚的时候,前瞻性的布点等等非常重要,说明我们的企业家们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个历史机遇的。国家要支持企业家走出去借助这个机遇,国家还是要支持企业家要走出去,要国际化,要用好国际资源。用好国际资源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优势互补,这儿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联想集团(Lenovo),在并购IBM PC以前,营业额是30亿美元,今天的营业额是430亿美元,这就是国际市场跟中国优势结合的结果。第二,我想着重想讲的,就是我们应该利用国际资源来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联想控股战略投资的领域之一是现代农业与食品,在这方面确实给了我一些启发。我们的企业在中国种植水果的时候,对土地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中国的土地的平均有机质含量大概占多少呢?0.2%。褚时健老先生种褚橙,好好的把土地保养了七八年,大概提高到了6%,而我们在智利合作的几个农场,最差的一块土地大概有机质质也能到12%,有的甚至高到20%。这样一对比,才知道我们这几十年来,不断的向土地要产量,拼命的施加化肥,再加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土地已经贫瘠到了这个程度。那么,现在我们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国外又在这方面有富余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用国外的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环境,比如说像某些我们稀缺的资源我们进口,土地让它去轮休轮种,让土地休息,配上有关的菌种,让土地的腐殖质能增加。这个东西需要顶层设计,比如城镇化,让农民大规模的集中以后,少量的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其他的农民去做别的工作。这个当然是国家层面考虑的东西,通过这种做法我相信,慢慢地通过我们的资金实力,通过我们其他的能力来用国外的资源改善我们的环境。不能我们把事做好了,就说破坏了资源,今天当有能力改善资源的时候,又不让钱出去,大幅提高关税不让人家的东西进来,这就是两头都做得都不合适了。所以我觉得,希望政府层面在顶层设计上有更多考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在社会发展层面,企业家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先富帮后富,这是应尽的社会责任。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先生讲的这句话,就是可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后边还有一句话,其实是“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除了交税,提供就业机会,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中国毕竟太大,而且政府的改革也有困难,所以企业家本身应该多做些事情。所谓先富帮后富的方式,我觉得一个是扶贫,一个是脱贫。扶贫的事情,这是马云说的话,我听了觉得挺有道理,他说扶贫的这个事应该由政府来做,也就是把税收用来扶贫,扶贫是什么?扶贫是输血,哪个地方最缺血,哪个人最缺血,就给他输血。脱贫是什么?脱贫实际上是帮助你改善造血的功能,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多做这种事情,就是除了提供钱以外,要提供能力,提供资源,比如帮助某个地区人才的培养,帮助某个地区就业,帮助某个地区形成有特色的经济增长能力,这些东西其实是企业家应该考虑的。我想光一个企业也不够,应该希望企业家群体共同有这个认识,特别是民营企业,我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希望我们能这么做的。先富帮后富的这个社会责任做好以后,对企业家本身来说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只有那样国家才能稳定,企业才能更好的发展,只有人人都富裕以后,社会空气湿润,互相关心,整个风气才能有所改变,人人都会感到愉快和幸福,企业家实际上也是获得了一种回报,是一种对社会的感恩,也是一种愉快。希望国家依法严惩制假售假最后还想讲一点,就是企业家希望国家依法严惩制假售假。打击制假售假,包括盗窃别人的知识产权,应该是咱们国家改善社会风气的一个重点。因为制假售假不仅直接影响了人的生活,比如食物有带有毒性的东西,直接危害了健康,也是对社会风气本身一个极大的冲击。在街上一个老年人躺在那儿,你一扶他,他竟然可能会讹诈你,如果整个社会毫无诚信可言的话,你就是再富裕有什么用?中国社会就没有了希望。但是社会风气这个东西都是有连贯的,所以打击假货,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重点。好在这虽然是重点问题,但并不是难点,我并不觉得打击假冒伪劣有特别大的难处。当然一定有一些小的难点,比如在执行的时候,肯定有很多具体的细则,执行起来有困难,但是绝对不是大难点,只要政府不懒政,能够坚决、认真地去抓,立法合适,执法中一视同仁,这个就像醉驾一样,确实是能做得了。最后,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段话作为结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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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和未来命运
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和未来命运
<FONT face=楷体_GB日消息,由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第一财经联合主办的“2008首届全球管理论坛”今天在上海召开,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博士等参加论坛,腾讯财经作为独家门户网站对论坛进行全程直播。以下为著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演讲文字实录。
主持人赵欣舸:感谢卫哲先生,我不知道大家的心目中的问号都拉成了感叹号。我们下一位演讲嘉宾是吴晓波先生。吴晓波先生是著名的财经作家,是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他的主要代表做包括《大带局》还有《新中国成长三十年》,他的题目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及未来命运。有请。
吴晓波:非常感谢。我今天的题目报告是中国企业家的群体成长和未来命运。这个题目是在两个时空点上,一个是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会讲三十而立,另外的时间点此时此刻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最寒冷的点,很可能更大的一个倒闭潮还没有来临,未来六个月里面中国的经济怎么走还是一个很大的时刻。我们讲三十而立,78年到今天我们由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变成世界第三个经济体。中国还有一句话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此时此刻是不是正站在一个桥上。如果我们走的不好的话是不是一个前途叵测的三十年。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这个企业家的成长和未来的命运,我们今天找不到任何的答案。
我们回顾中国的三十年的成长我们都是亲历者,我们完成了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完成了中国企业的一次崛起,这个崛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体制内企业的一个整体的失败,第二个是体制外企业一个以外的崛起。中国的公司变革在某种意义上像一次胎外孕。我们知道78年的时候中国只有一种企业叫国有企业,刚才王志乐先生讲了跨国公司部分就是78年以后这些慢慢的公司进来的。在78年改革的时候当时小平最早的思路是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从美国引进600亿美金完成中国的项目,当时第一的就是上海的宝钢项目,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流产了,因为当时的法制环境等等都非常的不行。要改的就是要改体制内的30万家的大大小小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在过去三十年里面基本上一刀可以分两段。78到98年是一段,98年以后是另外一段。79到98年主要的改革思路是放权让利,就是把产权悬治起来的情况下放权。当时首钢也是第一批搞改革的,首钢的老板说在改革之前首钢20多万人的国有企业,他们需要建一个厕所都要北京建委来批,把很多的权利让给你,都是用放权让利的方式让国有企业搞好。
但是这个改革其实我们知道在座的今天我们商学院来讲这样的改革违背了第一个管理,企业搞好首先产权要清晰,我们绕开产权说改革的话是失败的。中国企业的的改革动力在哪里,在于体制外的一大批企业家崛起。在1984年这些企业家出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我们看到这些照片,像年光就是一个文盲,一辈子就会写五个字就是年光九同意。这边是一个赶出城里面的农民叫鲁冠球 ,是从一个修拖拉机,修自行车开始一个大公司。下面两个是中国北方南方的两个村长,左边那个叫禹作敏,后来自杀了,后面一个叫吴仁宝。这些农民在城市以外他们没有办法进城,因为中国1962年以后户籍制度强化了,他们在城里面没有工作,没有办法读书没有办法看病,没有办法吃饭,所以他们在城市以外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一个体制叫乡镇企业到1987年的时候邓小平在借鉴罗马尼亚的时候讲改革开放十周年最例外的就是乡镇企业。
所以体制以外的农民大量的崛起。84年的时候开始搞城市改革。城市里面的人有的被赶到海里面了,有的是毛遂自荐自己下海,我们看到左边的破房子就是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联想最早的办公室,是科学院的被们一个传达室。我们旁边再看到的这个人是张瑞敏,当时砸冰箱的镜头,中国企业家有质量意识是总这里开始的,过去企业的次品是可以拿到马路上卖的。包括下面的企业家,柳传志、王石,李东升所有这些人,一个是不得志的工程师,一个是退役军人,再旁边是一个县里面公交办主任,再旁边是一个倒闭的一个企业的厂长,再旁边一个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现在他们成为了民营企业。
&&&&&&& 第二个我们完成的任务是完成了一个消费品产业的崛起。中国打开过门的时候最早了进来的是一大批的食品和家电生产线,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们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方式。我们要得做各种各样的食品、服装,洗衣机、冰箱、彩电、空调等等。我们来看中国三十年发展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图标,八十年代最好的企业家有两个,一个是在食品和饮料行业,第二个他是能力大量生产的企业家,因为那时候九十年之前,中国是一个短缺经济,就是你东西是买不到的,买一台彩电需要凭票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家电行业开始崛起。家电业的一些企业家成为了九十年代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的英雄,到98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快速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两大行业的崛起。一方面有非常大的生产能力,第二个通过价格战和民族品牌运动的方式把这个行业里面的日本公司,美国公司我们不能说全部打掉了,能够把他们原来占有绝对垄断地位的情况分到天下这是我们完成的一个任务。
第三个任务是我们半个世纪以后一个独立的阶层叫企业家阶层出现了。中国1949年建国,56年中国开始提出叫快步跨入社会主义,56年的时候背面是同仁堂的老总把企业捐给了国家,南面是上海市的副市长荣毅仁把公司给了国家,最后同仁堂的老总自杀,荣毅仁扫了好几年的厕所。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就是资产阶级在这个国家绝种了。1987年又出现了企业家。在过去三十年我们一个国家进步来看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出现了两个新的阶层,一个是企业家阶层,一个是中产阶级阶层。这是我们国家纯粹的无产阶级的一个状态变成了有阶级阶层的分配。同时我们资本上看到出现了三种资本格局的竞争,一个是国有资本,一种跨国资本,一种是民营资本。我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在想这三十年中国变革的逻辑在哪里,我想清楚了,这三十年你可以把中国很多的所有的经济表象可以成是这三种资本互相博弈、竞争妥协的结构,一直到2008年的今天,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成长仍然是这种资本博弈妥协的结果。这是我们看到的三个大的变化。
第二我们看出现了四个大的变数。所谓中国特色出现了四个大的变数,第一个是中国的大公司的培育模式,其实在十年前出现了一次大的变异。我前面讲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78年开始改放权让利让利,一直让到91年的时候出现了14项自主权的落实,当时我在新华社做记者,跑了100多家大的企业,其中有一条叫拒绝摊派权。到了92年的时候以后感到到国有企业有很多是没有办法管住的。所以后来提出抓大放小,但是抓大放小我们知道后来出来一个新的名词叫国退民进。但是你认真研究一下会发觉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名词,在抓大放小的时候我们抓什么样的大放怎么样的小,我们1996年的时候国家经贸委的一个宣布说陪培植6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我们今天看有几家进入了500强,只有一家宝钢进入了500强。当时的战略是被放弃的一些战略,当时的逻辑是我们要培育哪些中国大公司?
从这6家我们看到我们当时培育的是过去几年里形成了一定的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有市场机制的企业,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所以在像钢铁、电脑、IT、制药等领域里面选择这些企业,为什么后来放弃,是因为1998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亚洲金融风暴。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日本和韩国财团模式的破产,特别是韩国大宇的破产,我们扶持这些企业就要用混业经营的方式。国家经贸委宣布以后就是允许他们用杠杆的方式把实业大。大宇的破产给中央高层有很大的刺激,然后迅速又提出一个国退民进。国有资本从100个行业里面迅速撤出,就包括这些家电业IT业等等,退缩到能源和资源的行业。03年成立国资委的时候,我们当时156个企业里面可以看到这些名单,后来这些企业成为全亚洲最赚钱的银行、保险公司、能源公司,通讯公司等等等等。所以因为在九十年代底中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次大公司模式的变异使我们今天走到了一条尴尬的境地。
第二次是因为98年的金融风暴和增长模式的转型使我们公司的成长路径被扭曲了,我们可以想过去十年里面中国有没有诞生过一家家电企业,有没有诞生过一家服装公司、饮料公司?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名牌基本上都是98年以前完成的,这说明98年以后快速消费品和耐用消费者不成为中国经济增加的一个主干。所以大量的外贸企业从98年以后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崛起,中国制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成本的优势不再是基础创新,不在是品牌,因为你那时候不需要品牌。
第二个是内需,在此之前内需是靠吃的穿的和用的,98年就发现来不及,当时朱镕基选了两个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房子。后来汽车没有发展起来,然后房地产出来了,房地产把笼子里面放了出来。第三个就是延续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大量的固定投资。现在我们的危机在什么地方,三大引擎相继失火。中国制造相对以及来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地产繁荣,一直到今天为止房地产是不是应该成为最大的经济拉动中央有很大的摇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但是各地方政府怎么办,地方政府一定要拉动地产起来,如果明年6月份不起来的话我估计东南沿海40%会破产,因为他们40%和60%是来自土地的。所以在房地产部分一定会产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次巨大的利益博弈。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固定资产投资。无论是4万亿8万亿还是20万亿我是很怀疑这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效。因为你马路建好了钢厂再投资下去如果没有需求怎么办。最大的问题中国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城市,上海,我们固定资产投资不到2%,北京不到1%,东南沿海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是低于全国水平的。因为最具有价值投资的东南沿海地区马路都投资完了。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一定要看国内内需市场是不是拉动的起来。所以这使中国的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个是美国化核心公司的缺陷。你去看一下,最像美国公司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公司。以前我们学的是日本公司,现在学的是美国公司。但是我们可以看上去很像美国公司的中国公司有缺陷,两个缺陷,一个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投机市场或是一个大赌场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资本意义的支撑。第二个因为我们在98年以后三大引擎形成以后我们所有的中国公司面向国内的市场的创新没有冲动。前面我们讲快速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当中找不到一个创新的案例,所以变成非常的危险。
第四所有制,所有制仍然是现在企业长的玻璃门。我们今天面对的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每次是四到五年有一次宏观调控。历次宏观调控当中的景象是关于能源的争夺,围绕能源的争夺你所有制成为了你能不能获得这个机会和获得这个能源评判的标准。所以所有制的歧视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玻璃门。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人,左边这个是江苏铁本。整顿完以后我们国家超过1000万吨钢铁的厂的有八家,今天我们看到日照钢铁又很可能被山东钢铁整顿掉,没有别的理由,理由是钢铁将成为山东的主要经济。如果不给你的话山东所有的银行给你断贷。所以这样的逻辑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很难讲中国经济有什么一个未来。2006年初的时候我们一个老朋友在中国企业家上发表了一个投降书。我们看一下这个心里非常的悲凉。30年里面创造了这么多的就业机会,拉动了这么多的经济增长,最后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附属和补充。他们要做一些小买卖,积善行德铺路造桥。
我们有没有未来,我们一定要有未来,我们未来完成的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创新。外需被切割掉以后09年开始很可能是被断掉的十年内需成长是一个成长的可能性而且是必需的可能性。第二个互联网是中国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是电子商务的元年,我是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第三个我们还是要争取走出胜券化的一个逻辑。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持续2000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我们对中央对国家甚至国家对资本有一种天然的控制力,一种偏好。我们要打断这种偏好其实我们会非常的困难,但是中国经济要有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三十年我们看到我们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变革,但是两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变革没有诞生一家大的公司。第二个,我们怎么没有一个中国式的管理思想,所以我们任重道远。最后一句话如果在座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的话告诉大家,未来非常难,未来6个月非常难,我们愿意朗诵这句话,即便未来很难,没有消灭我们的东西将使我们更坚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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