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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青年年龄的界限,是几岁到几岁,权威点的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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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概念的出现,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产物.我国近二十多年来,随着青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对青年的定义逐步向纵深、全面发展,亦即由生理科学转向心理科学进而转向全方位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方面.但是,学术界对青年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并没有一种权威理论,而是交织并存,青年期的界定即青年的年龄界限更是众说纷纭、各行其是,其标准难以统一.然而,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青年期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界定.　　从逻辑上说,青年期的界定须从青年的定义开始.由于考察角度和研究应用侧重点不同,青年的定义和由此而产生的青年年龄界限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七种：　　从生理发育的角度,把青年看作是生殖能力的成熟阶段,把生理发育和性特征作为年龄划分的标准,青年的年龄界限定为14～22岁；　　从心理发展的角度,认为青年的年龄界限与心理成熟过程一致,始于自我意识的萌发,而以自我意识的形成为终结,将14～25岁界定为青年（也有以13～25岁为青年的）；　　从社会化的角度,认为“青年是从依赖成人的童年到能进行独立的负责的成人活动的过渡”,人生与青年期的告别是以“参加劳动、经济上独立、建立家庭”等对社会的最终适应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稳定作为划分标准,年龄下限与生理学、心理学的划分一致,上限则由于青年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延至35岁,甚至扩大到40岁；　　从文化的角度,认为“青年的过渡性集中在代与代间传递知识、习俗和价值的传习仪式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沟通和学习上”,以青年成为“共享同样文化群体中的一个具有功能的成员”为标志,给青年期的上限带来广阔的延伸,且极具模糊性,很难界定青年年龄；　　从政策法律的角度,以政策或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或义务为标准来界定青年的年龄界限,适用于相应的社会对象或社会组织的成员,如在我国,将18岁作为划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界限,《刑法》规定已满14岁未满18岁的人犯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团章》则规定团员年龄下限为14岁,上限为28岁；　　从人口的角度,认为青年阶段是儿童开始向成人过渡的时期,青年是一个变化着的14～30岁的人类个体组成的社会群体,另以人在青春期生理发育的正态曲线分布为基础,把15～25岁确定为青年,并据此进行人口统计；　　从教育的角度,认为青年期是从接受中等教育开始,到就业、结婚、独立生活为止的这段时期,据此,青年的下限年龄在12～14岁之间,上限则在22～25岁之间.　　上述青年的定义和青年期的界定,是各个不同学科对青年达到不同侧面进行研究的结果,都是对青年不同层次特有属性的认识.相对来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青年定义在内涵和外延上比较稳定,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等其他学科和角度综合吸收的基础,尤其是以生理特征为划分的青年下限年龄,在司法界具有不可动摇的位置,在制定法律时有特别意义.从人口学角度出发进行的青年年龄界限的划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划分,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青年研究的深入,青年的下限年龄指标变化不大,上限却从25岁顺延至28、29岁,甚至34、35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墨西哥圆桌会议上又提出青年应包括14～34岁年龄的人口. 我国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则将15～34岁年龄组定为青年人口.但是,从社会学、文化、教育等的角度出发对青年的定义在内涵和外延上比较模糊,且偏重于强调社会对青年的作用和要求,致使其外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学习、成才过程相对延长,人们的社会活动时间顺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和学术界,青年期的上限已被放宽到40岁左右.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根据全球人的身体素质和平均寿命,将青年上限年龄延至44岁.我国许多地方和组织在评选青年企业家和青年科技人才时,实际上已经执行了上述标准.但最近两则新闻报道,“中青年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曙光计划’使中青年科研人员脱颖而出”均将青年的上限年龄定为35岁.　　从青年的科学内涵来说,青年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和条件下由少年向成年过渡、发展的社会群体,是处在以性的成熟为基本标志、身体继续发育成长、各种器官和机能达到完全成熟,思维、记忆、情感、意志、兴趣、能力、性格迅速发展,积累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社会生活范围日益扩大,开始选择职业并迈进成人生活的特定时期的人群.简而言之,青年不仅意味着生理逐渐发育成熟,更重要的是逐步摆脱依赖性,担负起职业和家庭等社会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立、相对稳定的地位.青年概念的内涵规定了青年的质,青年的年龄界限则要由青年概念的外延来界定.青年的外延则是指青年是以年龄为划分特征的特殊群体,青年期既是一个过渡时期,又是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说青年期的属概念是时间,那么青年的属概念则是人,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群.　　不同学科由于自身研究角度的差异,导致对青年年龄界限的不同规定,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对于青年年龄界限问题上也有差别.原因在于青年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受其所处背景影响,其身心发展和社会定位起迄期各有差异,且现代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对其亦有促进或延缓作用；加之青年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很容易导致青年年龄界限的前伸后延.　　尽管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对青年年龄界限的规定各有差异,但在规定青年的下限年龄和上限年龄的标准方面却相当一致.青年的下限年龄从来都是始于性的成熟,上限年龄则止于社会成熟,并且青年的年龄界限变化呈两极辐射状况,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笔者认为,由于性的成熟存在年龄和性别的差异,如一般女性性成熟都比男性早两年左右,即使同性别的个体,性发育和性成熟的时间也可能相差4～5岁；另外,还存在历史、地区、城乡、种族、民族的差异.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女子初潮和男子首次遗精的年龄比上一世纪大大提前,并有继续发展的趋势.这就不得不影响到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迫使学术界降低青年的年龄下限.我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少女初潮平均年龄在近35年间,从15.01±1.79岁提前到13.50±1.515岁, 且大大超过国外标准.因此,将性的成熟作为“硬性指标”来界定青年年龄下限过于笼统,也不全面,宜改为平均性成熟年龄,综合其它相关因素来界定.　　青年的上限年龄止于社会成熟.国际学术界把结束学习和获得职业（经济独立）、结婚（心理上的成人感）、成立家庭（有单独住所,脱离对父母的依赖）列为社会成熟的三个指标,并依此标准确定青年期的结束.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模糊标准”.一方面,社会发展对青年的作用和要求不断变化；另一方面,青年对社会的认同和适应也存在偏差,由世界观、人生观等的变化而产生的诸如独身、丁克家庭等社会现象使社会产生的所谓“硬指标”变得机械化而失去实际意义.因此,笔者认为,社会成熟的指标欠妥,青年的上限年龄应止于社会定位的完成.所谓社会定位,是指青年在迈向成人生活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群体特征,包括生理成熟、社会生活地位独立、人生观渐趋稳定等,而这些是通过生理发育、获取知识选择职业达到经济独立、心理上的成人感（婚姻观）、家庭观等显现出来.这些指标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可能结婚也可能没有,甚至还可能选择独身；有单独的住所,或者与父母同住,等等.重要的是观念和意识的形成与实际存在,并通过相应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具体形式反映出来,其发展趋势是否与延续的成人生活一致,而不仅仅是呆板的形式!　　此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受人口老龄化、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平均教育年限延长、就业起点年龄的普遍提高等因素的影响,青年及其年龄界限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青年期有前伸后延的两极辐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年龄界限可以无限延伸.青年上限年龄同样也不可能无限突破.比如以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0岁计,如果将青年的年龄上限延至40岁甚至45岁,那么青年期的年龄跨度就占整个人生历程的1／3～2／5,显然有违其实,不符合青年是“社会公认为年轻的那些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2年墨西哥圆桌会议）这一准则.因此,青年年龄上限的确定宜从整体出发,从发展的角度去考察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青年的年龄界限始于平均性成熟年龄,结束于青年定位的完成,并以此标准来划分青年的起迄年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应过于拘泥和笼统,可以采用分层划段的办法.比如,二十世纪青年的划分,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青年生理、社会等群体特征、整个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的显著不同,可以1949年、1978 年为界分为三层,1949年以前可采用15～25岁的标准来划分,1949年至1977年以15～29岁的标准来划分,1978年至现在则以14～35岁的标准来划分,充分反映社会发展诸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再比如,对14～35岁为标准的年龄划分,可将青年期的22个年龄,分为青年前期、青年中期、青年后期.青年前期约在14～22岁,大致相当于青春发育期和完成中高等教育；青年中期约在23～28岁,主要为就业选择和接受生活经验时期；青年后期约在29～35岁,此时身心及社会生活经验方面均趋于成熟,并逐渐进入成年期.显然,青年这一过渡阶段,下与少年后期、上与成年前期,在身心发展和社会成熟方面互有交叉,但这并不妨碍青年年龄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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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一般是几岁到几岁?需要中国最新的年龄划分,要中国.
Kyoya六A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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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的年龄分段：44岁以下为青年人,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60岁至74岁为年轻老年人,75岁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这5个年龄段的划分,把人的衰老期推迟了10年,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抗衰老意志将产生积极影响.1994年以前,国际上对年龄段的划分一般认同的是：14岁以前为少儿,15岁至64岁为青壮年和逐渐进入的劳动年龄段（中国是到60岁）；64岁以上为老年人.中国的有据可查的,关于青年的年龄目前至少有7种不同的界定：1．共青团在团章中规定,“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可以申请加入共青团；团员年满28周岁,如果没有担任团内职务,应该办理离团手续.2．我国的人口统计,关于青年人口有两种计算法：一种为15—24岁；一种为15—29岁.人口统计是以5岁为一个年龄组,前一种计算法为两个年龄组,后一种计算法为3个年龄组.3．机关、学校、企事业等单位,多将30周岁以下员工归于青年,列为青年工作的对象,并按此人数给本单位团委划拨活动经费.4．全国各级各类杰出青年的评选,年龄上限一般都划到39周岁.评选“十大杰出青年”、“优秀（杰出）青年企业家”、“十佳进京创业青年”以及“五四奖章”获得者,几无例外.有的评选甚至超过40周岁,如第六届、第七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的年龄上限都为40周岁,北京市2002年评选“十大杰出青年”的30位候选人中,40周岁以上的就有4名.5．全国青年联合会,入选委员的年龄上限为40周岁,入选常务委员的年龄上限为45周岁.6．企业界、科技界、文学界和艺术界等不少界别,对冠名为青年企业家、青年科学家、青年作家、青年艺术家的年龄上限,一般都到了45周岁,有的甚至高达49周岁.7．公安部门的统计标准,青少年的年龄界限定在13周岁至25周岁.它既包括一部分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法学界关于青少年犯罪是界定于此年龄段）；也包括一部分19—25周岁的已成年人（统计青少年犯罪率即界定于13—25周岁）.对青年年龄的这些不同界定,表现在下限年龄的差异有3个：13、14和15.表现在上限年龄的差异多达10个：24、25、28、29、30、39、40、44、45和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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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减少对经济的伤害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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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有限，我就讲我们的分析框架，这是我们几乎八年的经济增长下行，对此原因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做了一些解释。我看到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刘士景的观点，中国迎来了自己的低速度发展阶段，是该阶段的常态，应当努力提高效率。他说中国的基数已经非常大，在年的时候人均GDP已经到了11000美元，到了这个阶段增速都会下降；二是林毅夫的外因论，他认为这是外部波动所致，他认为我们的城市化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还可以维持高增长，即8%以上的速度15-20年，他主张积极的刺激政策。
　　对第一种观点进行数据分析
　　韩国是在2002年从8%的速度下滑，从1960年或者1961年起实现高增长，时间大概维持了43年；台湾从8%的速度掉下来是在1997年，如果从1951年开始算起，高增长维持了48年。我们是从1978年算起，参考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年人均GDP是150多美元，城市化水平是18%，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所以如果从1979年算起，我们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到2011年我们从8%的速度开始下滑，高增长维持了33年。
　　韩国增长速度开始下滑的当年，汇率是12000美元，台湾的汇率是14000美元。如果按当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不超过20000多，购买力平价一般要乘2%左右多一些，我们2011年就是5447，即使乘以购买力平价，也要比韩国、台湾低，只是后两者的40%左右。
　　但是人口生育率我们最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我们高于韩国，低于台湾，65岁以上人口，我们比韩国和台湾都要高。常态论解释不了的现象是维持8%的高增长速度年份，比韩台短了10-15年；二是中国的人均GDP基数比当时的韩台要低得多；三是韩台是先富后老，我们是未富先老，我觉得这个是常态论解释不了的经济现象。
　　针对林毅夫教授观点的质疑
　　相当多的农民工只是在城市里打工，并没有真正的市民化，这和日本、韩国、台湾这些国家、地区的城市化并不一样，并没有定居在城市，甚至有一部分是终身在城市漂泊。我觉得中国这种城市化过程和韩台日等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是根本不一样的。
　　城市化没有真正深化，农村没有真正配合，和别的国家、地区非常不一样，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非常高，比同时期的日本、韩国、台湾、德国要高得多，但是农民工参保率非常低，特别是年岁越大的农民工参保率越低，但是城镇住宅实际上已经过剩。还有一个疑问，既然经济下行是源自外部原因，为什么欧美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是在上行，而欧美经济复苏上行我们的经济却在下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从人口角度分析经济下行
　　2014年初的时候，我们开始从中国人口的角度分析经济下行的原因。这是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如果没有对人口增长进行干预，即不搞指导性计划生育也不搞强制性计划生育，是这样的曲线，人口从低增长一直到工业化初期突然爆发，然后下降，增长的这一块就是人口，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后来我们发现人口的增长存在跨期平衡问题，工业化初期人口爆炸部分在工业化中期的时候无论是德国、美国都是下降的，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也是下降的，而如果在此干预得越多，则跨期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就越少。在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人口增长的调节方式：第一种是社会经济自动调节，主要有妇女受教育水平、城市化、人口流动、农村经济货币等等因素影响；第二种是抚养孩子的成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结果是人口规模会自动下降；还有一种是社会经济自觉调节外加指导性划生育，这样的政策主要在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曾经实施过；第四是社会经济自动调节加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在中国，1978年以前，经济是计划经济，但是人口是自主生育，相反到了1978年以后，经济是市场调节，但人口是计划调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计划生育的硬缺陷&&只能计划新增人口，不能计划已经出生、生育并且登记了的人口，也就是只能对数量进行替换，不能对结构进行替换。
　　上图包括了印度的人口变化曲线，中国的人口变化曲线，还有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变化曲线。这是人口增长在不被干预情况下的自然增长曲线，还有指导性计划生育的曲线，比如说韩国、泰国的曲线就是这样的。中国的曲线，是在增长后最低的人口增长曲线。
　　我们把208个国家的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的相关性非常高，人口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就低。我们按照这个推出了前面的那两张图，人口自然增长线越高，经济高增长时间越长。如果人口增长是指导性的计划生育干预，就会缩短，如果强制性干预，进一步缩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比韩国和台湾短了10-15年的理论上的推导。
　　这是我们用208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的模拟曲线，就是自然增长率曲线算的，别干预，就是中国人口增长率的曲线，这个曲线这一部分人口为什么突然下来？这是70年代，我们分析：一部分原因是城里人到农村上山下乡延迟结婚年龄；第二部分原因是自留地受到约束，只要小农经济一受到约束，生育率就下降，再加上计划生育器具，则下降速度非常快。反而在1980年左右这个阶段，大概在10年左右，联产承包，知识青年返城结婚，再加上人口没有流动，导致了人口一轮新的高增长，但是从这以后就开始一直是下降，一直维持了低生育率、低增长率。[page]我们把两个数值进行微积分计算，大概结果为2亿多人，并没有计生委计算的4-5亿人那么多，因为计生委计算方法是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大概人口的增长曲线。但是缺少的2亿多人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第一、这一部分减少了主力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包括从事就业、创业、创新、消费、投资的人群；第二、跨期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大规模减少，而且0-14岁将继续萎缩。如果我们不实行计划生育，大概还能维持20-25年的高增长，如果像韩国、台湾那样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则我们还能高增长10-15年，但是我们并没有。重工业全面过剩，第一次工业化提前结束，未富先老。经济提前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形成中国特有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人口陷阱。
　　住宅需求快速下降
　　年竣工的房子，全部折算，包括小产权房、拆掉的2000万套，则城镇住宅存量大约在3。2-3。5亿之间。2015年施工面积还有51亿平米，新开工面积10亿平米，两者相加，还有6180万套，如果中间没有新变量，按照三口人住用一套房子计算，还能容纳1。8亿人口。如果全部竣工，按照统计城镇每户大概3。05人，则能容纳12。69-13。6亿人，基本可以容纳全部农民。假如取存量的中间数，城镇住宅有3。4亿套，扣掉400万套左右库存，据推算大概农民在务工所在地买了100万套房子左右，在自己的家乡附近购买了4500万套，最后城镇居民大概1。38亿户，减去库存余下的每一户有2。1套。但是现在城镇居民的13%是租房子住，66%是自有一套房子，21%有多套房子。多套房2898万家庭平均有6。8套房子，租房子住的比例相加一套房子人口比例，剩余的房子就是多套房居民的房子。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农民工买房子方面计算入数字偏大，如果按1600万套数字计算的话，则结果就是7。8套。
　　再然后是汽车。受经济大势影响，车市消费潮明显降温，虽然维持了增长，但是全年增长率不足10%，为数年来首次跌出两位数增长。人口的主要消费品就是车和房子，并以此推动国家经济增长、支撑重化工业阶段，但是现在可能出问题了，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消费增长率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逐年下降
　　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这几年是下降的，但是农民工工资从2002年的600多块钱，涨到去年的3000多块钱，比城镇职工工资增长得要快很多。2012年减少的规模，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规模，但是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几乎是向上的一条非常陡的曲线。而且无论养老资金来自于何处，都意味着养老成本提高，说明商品中的养老成本和劳动力稀缺成本两项成本在一起推动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年出口速度一直下降，煤炭严重过剩，2015年产能总规模57亿吨，原煤产量2015年37亿吨，原因正是重化工业的结束，根源在于人口的减少，最终市场需求的减少。
　　上图是粗钢产量16。2亿吨，但是我们2015年才8亿吨产量，水泥的产能利用率才65%，工业全面过剩，我们年末大概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整体低于75%，有些行业低于65%，各个行业几乎都是过剩。
　　我们万幸的是计划生育没有强制性地从1978年就开始，1978年这些知识青年返城集中结婚生子加上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自然经济就是生孩子的经济，再加上没有出去打工，1988年以前人口没有外出务工，生了很多孩子，否则这十年也将失去。
　　这是中国向下伸缩的凹凸型的人口柱，像一个倒五星。
　　我们把20年前的人口增长率和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了惊人的高相关性。虽然存在2008年的短暂刺激，但随后继续往下走，仍然与人口呈高相关性，20年前的人口增长决定了20年后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第一、进入劳动年龄，第二、结婚生子，第三、要开始买房子买车。我们比较幸运的十年是年这个阶段人口维持了增长，得益于联产承包责任制，青年返城可以有条件生养孩子，人口也还没有外流，计划生育也还没有很强制，20年后加入WTO，可以有剩余劳动力加以利用。
　　可是按照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推算，比如2015年一直到2034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按前面的20年前，&十三五&期间下行压力从7%或者6。9%一直降到3。5%左右，&十四五&期间从3。5%降到2。2%左右，&十五五&期间就进入了1%，所以我们现在也期待各种媒体的学者能推翻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的假说。
　　年间经济增长速度从7%跌到3%左右，年，从3%降到1%左右，就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收缩比日本、韩国、台湾严重。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3%左右，当然现在就看&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会怎样。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阶段以及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的稳定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生生不息，替代率2%左右；合理的人口结构也合理，以及顺畅的人口流动，这三点是经济平稳或者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的三个最关键的因素。美国人口增长率为千分之九，2015年替代率为2%左右，而且它的人口柱合理，人口结构也合理，但是人口结构合理尚且会发生养老金短缺问题，如果是我们的倒五星形状，养老金将更为短缺。
　　宏观调控可能失效
　　宏观调控困难根本是由于人口的收缩，总需求减少。过去超前建设的生产能力全面过剩，可能不久石油石化、煤炭、冶金、有色、钢铁都会过剩，传统的财政货币总需求的调节手段，在人口收缩导致的总需求萎缩问题上基本没有作用。供给侧调控只能对企业高税费、高利率和其他成本，或者居民因GDP分配比例过低形成的一部分低增长因素起改善作用，但是从现在来看，这部分低增长的原因在全部低速增长的压力中权重占比比较小。
　　所以供给侧管理对人口收缩引起的总需求萎缩还是没有办法，提高效率等增加生产能力投资、增加生产，都会使产能更加过剩，职工闲置则消费需求会加剧收缩，但是去产能会减少供给。所以供给侧改革还是需要考察政策搭配，我觉得我们需要先进行总需求刺激，安倍的&三箭齐发&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以超发货币，但是却不可能增加消费人口。
　　更大、更长远的危险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生育率才1。4%左右，远低于2。1%的健康替代率，人口增长率在千分之五左右的超低增长，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死亡率的提高，不久将进入人口零增长、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经济会更加困难。1-14岁人口占16%左右，低于安全水平25%左右，不愿意生二胎的现在占大多数，我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经济下行之谜，整个分析框架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后面又写了一本书叫《走出经济下行》，就是想点办法，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不讲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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