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梵希，这个成就了奥黛丽· 赫本的男人去世了……
我是个幸运的人，
因为我一直在做我热爱的事情。
法新社3月12日消息，法国时尚品牌纪梵希创始人休伯特·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在睡梦中去世，享年91岁。
老爷子此去，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他曾为奥黛丽·赫本、杰奎琳·肯尼迪、格雷斯·凯莉着装，他一手创建的同名品牌纪梵希，不仅是一个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奇，也开创了时尚的经典时代。尤其是他为奥黛丽·赫本设计制作的礼服们，更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时尚风格。
可以说，他和赫本两人互相成就了彼此。不是情侣胜似情侣，在彼此传奇的一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最好是你拥有与生俱来的优雅
——休伯特·德·纪梵希
纪梵希于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的一个艺术世家，身高1米98，蓝眼睛，骨子里透露出的的高贵与优雅，给人一种不容忽视的帅气。
他自幼就展露出其过人的艺术天份，在十岁时参观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服装馆之后，便不顾家人反对，放弃当家人渴望的律师，决定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
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一直是我的梦想，
母亲也支持我的决定。
你就像是一只蝴蝶，
每时每刻都要有很好的感知能力。
在每一瞬间，
你都必须留心，
留意那些细小的事情来保持创意。
——休伯特·德·纪梵希。
1952年2月，纪梵希包括了“贝蒂娜衬衫”的第一场秀便轰动了零售商和媒体。《生活》杂志随后用四页特写向美国观众介绍纪梵希，“纪梵希，巴黎出了位新人”。在他阿尔佛里·德维尼街8号的小陈列室里，这位年轻的设计师酝酿了一个关于现代女性着装的新概念：非配套的分体设计，几个关键的部分可以创造出多套服装——三件上衣加上三件裙子相当于九套服装。
纪梵希超凡的才华和设计感惊艳了所有人，为其后开创优雅高贵的纪梵希风格奠定了基础。
纪梵希创作的起点始终是布。“面料是最非凡的东西，它有生命，你必须尊重面料”。他坚持的美学是古典的，纯粹的，有时又是震撼的。
当我穿上纪梵希设计的衣服，
我就能进入角色。
——奥黛丽·赫本
赫本的美丽，
让我看到了服装的新生命。
——休伯特·德·纪梵希
真正让纪梵希惊艳世界的，是他为奥黛丽·赫本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设计的造型。
片中，美丽优雅又带有一丝天真活泼的赫本，穿着纪梵希设计的小黑裙，在清晨流连于蒂芙尼的门前，那一幕几乎成为整个影史上最经典的片段之一。
时隔多年了，半个世纪里纪梵希小黑裙的魅力依然经久不衰，对赫本和小黑裙的模仿依然还在进行中。
之后多年，赫本参演电影中的很多服装都是由纪梵希设计，两人也成为了心意相通的知己好友。
赫本欣赏纪梵希的简约和优雅，敢于尝试一些新的时尚理念。
而纪梵希也珍视赫本对她的认可和支持。
赫本成为了纪梵希的缪斯，而纪梵希也为赫本打造了戏里戏外，一个个经典流传的造型。
赫本曾说：“以后我的每一部电影，都要由纪梵希为我设计！”
纪梵希则回应：“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从此，俩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合作，而是惺惺相惜。
从1953年初次见面，到1993年赫本去世，40年时光，纪梵希自从进入赫本的生命，就不曾缺席她人生的任何阶段。步入晚年的二人，经常相伴在塞纳河畔散步，后来赫本病重，无法乘坐普通飞机，纪梵希用私人飞机将她送回瑞士。在飞机里，他为她装饰了满满一飞机的鲜花。“只有他，还始终记得我的喜好，把我当成小女孩来宠。”
1993年，赫本离世。陪着她走完最后一程的抬棺人，除了丈夫和儿子，便是纪梵希。多年之后，纪梵希回忆起赫本，依旧会感慨：“在每一场发布会上，我的心，我的笔，我的设计都是跟着她走……”就在2016年，纪梵希还同海牙市立美术馆合作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To Andrey With Love”（给奥黛丽的爱）。
我是个幸运的人，
因为我一直在做我热爱的事情。
——休伯特·德·纪梵希
当然，纪梵希一生中合作过的大明星远不止奥黛丽一个人。
杰奎琳·肯尼迪和肯尼迪家族、伊丽莎白·泰勒等，都是纪梵希设计的簇拥者们。
甚至当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悲伤的肯尼迪家族都身着纪梵希服饰。杰奎琳·肯尼迪还为葬礼专门订购了一套纪梵希礼服，专程从巴黎空运过来。
纪梵希也伴随着那个时代的经典人物们，永远地在历史上留下了其不可取代的身影和地位。
▲1954年奥斯卡颁奖礼现场
以《罗马假日》斩获最佳女主角的赫本，第一次身穿纪梵希礼服亮相。
▲1954年，《龙凤配》片场
《龙凤配》中这条绸缎小黑裙的一字领剪裁（之后多被称为décolleté Sabrina）成为了无数女性争项模仿的潮流。而这条齐膝芭蕾舞裙也成了赫本的标志性象征之一。
▲1957年，《甜姐儿》片场
《甜姐儿》中的另一款“胜利女神”雪纺裙，也在卢浮宫门前的台阶上惊艳了世人。
▲1957年，《黄昏之恋》
▲1961年，《蒂凡尼的早餐》
纪梵希最初提供的款式是侧边开衩的黑裙，但被众人批判说太过暴露，于是改成了全包身的款式。
电影中用过的裙子据称已经被损坏，但最早的两件初版设计，在2006年时拍卖出了将近一百万美金的高价。
1961年，拍摄《蒂凡尼的早餐》时期，赫本身着泡泡纱黑裙搭配纪梵希礼帽探访Sing Sing。
▲1963年，《谜中谜》片场
▲1966年，《偷龙转凤》片场，与Hugh Griffith合影
日，赫本与Andrea Dotti婚礼现场，赫本身着纪梵希长袖粉色针织连衣裙。
▲1979年，《朱门血痕》
如今的品牌纪梵希也已经换过几任艺术总监，虽然经历了一些起伏，设计风格也在不断改变，但是纪梵希先生对高贵优雅的设计理念，也成为了品牌的基因内核，继续影响着这个时尚传奇。
如果有天堂，纪梵希如今应该也能与赫本再次相遇了吧。
愿他在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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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出版。在该书中，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又称河间)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译为丝绸之路。这是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国学者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现在，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国、中亚、西亚之间，以及通过地中海(包括沿岸陆路)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交通线的总称。由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这条交通路线必须途经一段沙漠地带，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称绿洲丝绸之路)。与这一名称相对，后来学术界又陆续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等。那么，这些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一、对各条丝绸之路的基本认识丝绸之路有多条，目前学术界认为主要有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或称南方)丝绸之路。出现多条不同的丝绸之路是因为它的时空特点不相同，历史作用也不一样。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新疆，再向西是南西伯利亚、中亚的北部。它始于四五千年前，也许更早。这条路是因当时的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活动而形成的。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当然这种交流是游牧民族生计活动的副产品。秦汉时期以后，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了，这条路就变成一条辅路，所起的作用不像以前那么大了。现在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沙漠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以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笼统地说，此路自陕西西安经甘肃、新疆，出境后经中亚、西亚至南欧意大利威尼斯，东西直线距离7000公里，在中国境内长达4000公里。沙漠丝绸之路是西汉王朝官方开辟的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就当时而言，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是它的副产品。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要与西域(今新疆)36国及中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西域地区的酋长们也渴望摆脱匈奴的统治，加入到汉王朝统一的国家政体中。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沙漠丝绸之路是因丝绸贸易而形成的，但是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西汉王朝开辟丝绸之路的目的，不是为了贸易。那时，通过这条路线来中国内地从事包括丝绸贸易的是中亚商人。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出土的骆驼俑的牵驼俑均为胡人，还没有发现一例汉人牵驼俑，这说明当年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是单向的。来往于丝绸之路经商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在洛阳出土的唐代胡商俑，及西安、太原、宁夏固原等地考古发现的粟特人墓葬，①再现了这个经商民族的特征。粟特人是进入中华帝国最多的中亚人。②西南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或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是从中国西南的四川成都、云南大理，经保山、腾冲、盈江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从八莫到印度，又从印度至中亚、欧洲。有学者提出，西南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东路、中路与西路。东路是由成都、贵州西北、广西、广东至南海;中路是由成都、云南、步头道、桑道至越南;西路有身毒道和五尺道两条，二者均经云南、缅甸至印度。西南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交流是其副产品。它的商贸活动主要在民间，比沙漠丝绸之路还要早。《汉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阿富汗就见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蜀布，这些东西是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然后又北上转运到阿富汗。③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等遗物可能来自印度，推测相对于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南亚次大陆有了来往与交流，也就是说，西南丝绸之路的产生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由于西南地区铜鼓多，有人又将西南丝绸之路称作铜鼓之路。中古时代以后，因这条道路多运送茶叶，也有茶马古道之称。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航线最远可达印度南部东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④汉代中国境内的番禺、徐闻、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为重要。后来考古发现证实，春秋战国时代，从东亚经过南亚至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进行商贸活动，也有个别政府主导的朝贡外交和文化交流。这条丝绸之路主要不是贩运丝绸，从发现的沉船之内的货物来看，中古以后主要是外销中国的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国多是与西亚、中亚地区往来;南朝后期与波斯来往增多;唐宋元时期则以阿拉伯地区为多。中国唐宋元明时代的瓷器，在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多有发现，这应该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遗存。那时，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角，因此这条路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二、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文献上没有丝绸之路的详细描述，确认主要依据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因此可以说，近代以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源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这条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古代有这条线路呢?线是由千千万万个点组成的，考古学正是通过对丝绸之路上若干点的发现，连接了已经淹没于地下、水下的路。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在人类史前时代，东亚、地中海、中南美、南亚次大陆等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上述不同文化发展出了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中南美文明等，它们之间早在远古时期已经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与先秦时代的农作物小麦、家畜的牛羊与马(这种马是古代印欧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交通工具的马车、金属冶铸、金器、玻璃器(钙钠玻璃)等，可能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东亚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在史前时代已经西渐。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仰韶中晚期文化进入河湟地区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传入到黄河上游、川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纪末，西进至新疆哈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与从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种，在哈密发生碰撞并出现融合。西传过去的也包括农业。⑤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古玉，有些玉石的矿物成分与和田玉相似，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于阗(今和田)就可能与中原发生往来。先秦时代以于阗玉石制作的玉器在内地考古发现很多。1974年，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土了500多件玉器，经过鉴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田玉⑥。也就是说，在3000年前和田玉料就到了东方。它传过来的线路是，从和田到吐鲁番，然后北上通过新疆北部，到了现在的甘肃、内蒙古，再南至宁夏，然后再向东，经山西、河北南部至安阳，然后再往东到了山东，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传播路线⑦。与此同时，具有先秦时代特点的内地文物，也在西域遗存中屡次被考古发现，如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国秦代漆器残片、战国时代四山纹铜镜等⑧。考古资料还显示，从甘肃进入新疆东部的古代先民并未停止西进的脚步，他们以哈密绿洲为基地，沿天山余脉南北两路继续西行，一路向北进入巴里坤草原、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另一路向西进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盆地。在沙漠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草原丝绸之路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在欧亚文化交流中仍然在发挥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以平城(今大同)为首都，建立了北魏王朝，并在平城开凿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石窟寺即云冈石窟。后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通到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辽宁等地，近年在上述地区的贵族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波斯萨珊朝银币、拜占庭金币、伊斯兰玻璃器等文物⑨。公元411世纪，草原丝绸之路成为东北亚的国际交通路线，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国往东发展，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通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九州，日本考古发现的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不少就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去的。沙漠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沙漠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政治之路、外交之路。鉴于西域三十六国与西汉王朝的友好关系与主动愿望，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汉王朝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设立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张掖郡四郡，尔后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搞屯田，使西域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西域各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通过多年来在新疆地区开展的考古工作，发现了沙漠丝绸之路上的汉唐王朝军政、经济设施的遗存，主要有作为社会政治平台的城址，军事与经济双重功能的屯田，军政功能的烽燧、亭障等等。这些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行为的重要物化载体，反映了当时西域地区的国家主导文化。城址是国家的政治平台。据文献记载，古代国家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中国古代史上的城是政治平台，都城是国家的缩影，皇宫是国家的政治中枢。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体的反映。以楼兰地区为例，楼兰早期的城就其平面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圆形的，一种是方形的。在汉代经营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布局主要是受中亚影响，城的平面为圆形;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城址发生变化，出现了内地特色的方城。方形城出土的遗物大多和内地基本一样，如文书和官印，它们是汉王朝在这一地区行驶国家权力的物化载体。西域汉代城址是汉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载体，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汉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轮台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罗布泊和若羌地区的汉代城址较多、较重要。天山南麓的轮台地区最受瞩目的工作是寻找西汉在西域的早期政治中心西域都护府遗址，⑩一般认为今轮台县策大雅镇的乌垒城遗址即西汉时代的西域都护府遗址。(11)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轮台地区还勘察了阿格拉克古城、奎玉克协尔古城(柯尤克沁古城)炮台古城、黑太沁古城、昭果特沁古城、卡克勃列克古城等城址，其中一些城址发现有汉代遗物。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具体城址。(12)罗布泊和若羌地区是汉王朝在西域经营最多的地方，汉代的楼兰、鄯善古国都在这一地区。这里主要的汉代城址有布淖尔土垠遗址、LE古城、LA古城、LK古城、LL古城、且尔乞都克古城等。关于这些古城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汉代城址关系，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根据出土汉简等认为，古代楼兰道上的布淖尔土垠遗址，可能是西域都护府左部左曲候或后曲候的治所;(13)LE古城早期是楼兰国都，后期是西域长史治所;(14)元凤四年(前77)，楼兰王从LE古城迁至若羌县城附近车尔臣流域的抒泥城，即且尔乞都克古城，作为鄯善国都城;(15)LA古城可能是西域长史治所或楼兰之屯的遗址;(16)LK古城可能是西汉伊循城故址、LL古城则可能是西汉伊循都尉府所在地。(17)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这是焉耆盆地最大的汉代城址。关于此城址，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焉耆国都城员渠城、尉犁国都、焉耆镇城等多种说法。(18)北疆地区奇台县石城子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址内出土过大量汉代文物。该城址有可能是曾设有汉朝官署的疏勒古城。(19)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争夺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巴里坤发现的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纪功碑、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纪功碑等，反映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这里进行国家管控的历史。(20)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亦称护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古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还有工艺水平很高的铜狮、石狮、葡萄纹铜镜龟、开元通宝、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北庭故城遗址已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库车县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亦为古龟兹国的伊罗卢城)皮朗古城亦称哈拉墩;高昌故城，汉称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屯驻于此，此后曾为前凉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长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一种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形式。屯田始于西汉时代的西域，汉代在西域屯田的屯军具有双重身份。(21)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与屯田相关的遗物、遗迹很多，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说明东汉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罗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岸，发现的古代大堤用柳条覆土筑成，应为水利工程。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轮台县西南拉伊苏附近的轮台戍楼为唐代屯田遗址的一部分。新疆东部至今保存的坎儿井是内地农业与农业技术同时进入东疆地区的物证。坎儿井实际上就是《史记》所载陕西渭北地区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22)井渠产生于西汉时代的关中地区，西传至新疆。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燧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军政管理的物化载体。籍此可以说明，新疆早在两千年前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尔汉代烽燧遗址见证历史重要性，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两年前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河西走廊上的汉代玉门关遗址、悬泉置及汉唐锁阳城遗址，也都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西域考古发现的汉文化遗存非常多。文字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地区清理出土了汉文简牍文书63件;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三期文化遗存(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尼雅遗址发现8件王室木札，以汉隶写成。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这套制度传入西域应与屯守边疆的戍卒有关。汉叶迩牟欢戏⑾指俏饔蚴褂煤何牡闹匾ぞ荨Ｐ陆厍脊呕狗⑾趾芏嗬跎系暮鹤帧Ｈ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有文字的丝绸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西域地方首领对汉王朝的服饰十分重视与羡慕，(23)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这些馈赠丝绸一般都出自当地高等级墓葬中。新疆发现的高等级墓葬的棺椁也反映出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1998年在若羌县楼兰古城以北出土的贵族墓葬的木棺，木棺头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金乌，足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蟾蜍，分别代表日、月。用金乌和蟾蜍象征日、月天象，是华夏文化的传统。中原帝王与贵族的墓葬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24)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星象图、(25)秦始皇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6)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天象图、(27)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28)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29)洛阳西汉墓中的星象图、(30)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31)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32)等等。在新疆发现的这件两千多年前的棺椁，上面的彩绘图案显然是移植了华夏文化。印鉴更具汉官文化特色。新疆出土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印正方形，卧羊钮，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该印是古羌族人归属汉朝后，汉朝中央政府颁发给首领的官印。西域羌族散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帕米尔西河谷中，主要从事畜牧和狩猎，亦兼农业。在新疆地区的汉唐遗址与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汉文典籍。如：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篇简，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的东汉末年的《战国策》残卷和算术《九九术》残简，1993年尼雅遗址发现的《苍颉篇》残文等。此外还出土有《毛诗》《郑玄注论语》《伪孔传尚书》《孝经》《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晋史》《唐律疏义》《针经》和《佛经》等古籍抄本。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域是佛教汉化的第一站，然后进入甘肃、宁夏、晋北，尔后到达内地。在内地进一步整合，最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北部地区。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确认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佛教基本上从两条路线传入中国：一是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从南亚、中亚传至东亚;另一条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四川等地，然后沿长江流域向东至长江流域下游。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来往。(33)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四川、云南的考古发现指出，西南丝绸之路可能早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其证据是云南大理、晋宁、曲靖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地发现的齿贝、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34)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刻在龟板上，经过验证，这些龟板来自马来西亚来的亚洲大陆龟。早在殷商时代，犀牛形象就进入中国青铜器艺术。战国秦汉时代流行铜犀牛，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错金银青铜独角犀，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出土了真的犀牛骨架，汉武帝茂陵陵区出土的错金银铜犀牛，还有汉代江都王陵出土的铜犀牛，唐高祖献陵的石犀牛等，其中大多犀牛来自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犀牛有不同品种，印度犀牛个体较大，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犀牛个体较小。中国古代的犀牛及其作为模型的犀牛，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山东半岛战国古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汉唐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其他域外遗物，还有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发现的列瓣纹银豆;山东青州西辛村发现的列瓣纹银盒;广州南越王墓及南越国遗址出土的非洲象牙及象牙印章、象牙器，西亚或中亚的银盒、金花泡饰，南亚的乳香;广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肉t髓石珠和多面金珠、波斯银币和银器等。江苏、福建等地古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多面金珠、罗马玻璃、波斯孔雀?{釉陶瓶、波斯釉陶壶等。由此可以复原一条从埃及亚历山大港，经印度、东南亚到山东半岛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线。至于汉代与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交流更为频繁，那里出土的众多汉代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物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中古时代及其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最为繁盛时代。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三、丝绸之路与盛世中国丝绸之路最兴盛之际，也是中国最昌盛之时;那条丝绸之路最兴盛，就说明中国那个地区最兴盛。比如，草原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候，也是中国北部地区最兴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体文化在那里。汉唐时期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主，沙漠丝绸之路兴盛了。唐宋及其以后，隋炀帝大运河的开凿，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北移，首都从长安、洛阳的两京地区东移到开封，宋代以后北移到北京，经济重心移到了东部沿海，丝绸之路也就由沙漠丝绸之路为主，变成以海洋丝绸之路为主。因此，丝绸之路与盛世相连。沙漠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汉唐也是中国最繁盛的时期。两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都在汉唐丝绸之路时期。丝绸之路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草原丝绸之路与最早中国同步出现;沙漠丝绸之路为最初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所开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中国在秦朝进入帝国时代，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以后，由于秦始皇的急政、暴政，秦帝国很快就被推翻了。西汉王朝的建立，使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汉王朝为了开通丝绸之路，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干扰，保障从长安通往西域、中亚的交通，为此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带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使国家西部疆界从甘肃中部(秦代国家西界在兰州)扩展至西域(新疆)，在这一社会发展中，沙漠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方南匈奴的内附与东北地区乐浪四郡的设置，使汉王朝完成了北方与东北地区的国家建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秦汉时代南海九郡的建设，使华南与东南沿海成为中华民族与古代中国的大后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的国家保障与支撑。西南丝绸之路促进了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不难看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有着十分密切关系。丝绸之路从开始就是一种朝贡文化，反映古代中国有容乃大、和合至上、与邻为友的传统，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真正走出中国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过去只是说通过丝绸之路，国外的文化、艺术、宗教、自然物产如何影响传播到中国。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当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强调的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也就是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国。近代考古学问世以来，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如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今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发现了汉唐时代的丝绸与中国文物;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等;东北亚与东南亚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出土了青铜器、五铢钱、铜镜、印章、瓦当、丝绸、瓷器等中国古代文物。这些遗存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带出去的，或外国人来华带回去的历史见证。(35)这充分说明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世界。丝绸之路与古代欧亚走近中国丝绸之路使外部世界走近中国。草原丝绸之路使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亚建立了与汉王朝及其以后历代王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或叫儒家文化圈。以往有一种偏见：丝绸之路被描绘成中国被丝绸之路了，如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被认为主要是佛教寺院与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遗存。而从世界史角度来说，中国之外的世界是被丝绸之路的。汉唐王朝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区被绸丝之路影响：天山廊道的古代农业经济与史前时代后期内地农业的东渐密切相关;西域古代城址中方形的城址、屯田的遗迹与遗存、众多汉唐烽燧遗址以及现存的坎儿井等等，都是丝绸之路影响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汉字成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汉字为主的文献典籍、汉字印章、高级服装上的汉字、石碑上的汉字、货币上的汉字，这些发现说明汉文化的西传。佛教虽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传入中国后的佛教被汉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连同道教、儒学，发展为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从南亚转到东亚、中国。此外，汉唐与中古时代以后，随着沙漠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四周东西南北的域外文化大量传入有着和合文化基因的广袤中国。如东北亚的遣唐使、北宋开封城的犹太商人、宋元时代泉州的伊斯兰商人、京杭大运河上的东南亚国家来华元首与使者、北京的古代景教寺院、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他们来到中国，认识与了解中国，促进了中外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也启迪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兴趣。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注释：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杨军凯：《北周史君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②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③《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④《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还。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巳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⑤李水城：《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考古》1982年第2期。⑦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⑧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L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70.⑨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省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王克林：《北齐库狄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⑩《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西汉神爵三年(前59)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1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12)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70页。(13)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6083页。(14)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9289页。(15)林梅村：《敦煌写本钢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页。(16)孟凡人：《楼兰新史》，第3659页;林梅村：《丝绸之路散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90页。(17)孟凡人：《楼兰新史》，第101114页。(18)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7页;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19)薛宗正：《务涂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20)戴良佐：《东疆古碑巡礼》，《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21)《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记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者。《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又载：西汉神爵三年(前59)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日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於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22)《史记》卷二十九。(23)《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西水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25)湖北省博物馆编：《随县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2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28)洛阳博物馆黄明兰：《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2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31)洛阳博物馆徐治亚：《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32)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33)《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34)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中西交通》，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三星堆文明&巴蜀文业研究动态》，2014年第1期。(35)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安海仁寿村村民朱永平收藏了上万本古代书籍。他二十岁左右，大专毕业就开始接触收藏。当时还谈不上是收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玩伴那儿去玩，他向我展示了好多他收藏的外国钱币。我感觉很稀奇，心里就产生了收藏的念头。后来，我慢慢留意这东西，一有机会就到福州、上海、厦门等地邮币市场逛，接触到邮…
安海仁寿村村民朱永平收藏了上万本古代书籍。他二十岁左右，大专毕业就开始接触收藏。当时还谈不上是收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玩伴那儿去玩，他向我展示了好多他收藏的外国钱币。我感觉很稀奇，心里就产生了收藏的念头。后来，我慢慢留意这东西，一有机会就到福州、上海、厦门等地邮币市场逛，接触到邮票、字画等时，一有闲钱就买下中意的收藏品。朱永平告诉记者。投资百万建仿闽南红砖厝当今，别墅、洋式楼房等新式建筑正流行，而在农村里竟有一位安海人用上百万资金去投建一座仿闽南传统风格的大厝：他追求的是传统气势，恢宏合理的格局和精工打造的部件，他在怀旧中追寻着历史文化的灵魂。为建此厝他花了不少心血，不仅布局自己设计，而且建筑物件都是从省内外订购，就连施工都亲力亲为。今年48岁的安海仁寿村村民朱永平正是这座古厝的主人。闽南古建筑红砖厝承载着我小时候的记忆，忘不了孩提时，总喜欢在下雨的时候，蹲在古厝的角落边，听听雨声，用手去感觉雨水滴答的声音，想想就觉得特别温馨。记者一踏进这座古香古色的当代古厝，就被一个小天井吸引住了：小天井四周种满了兰花、铜钱草、铁皮石斛、空气凤梨等多种花草，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氧吧。这座古厝内部不仅有小天井，还有两间边房、一个古韵十足的大厅，大厅两侧各有大房一间，为主人的起居卧室。整座大厝的材料几乎由砖、石、木料组成。厝脊双挑的燕尾凌空，更是寄托着一种出外人的思乡恋巢之意。朱永平说，虽然现在的物质条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大多数人会选择建新式建筑，但他还是觉得古建筑比较有韵味和禅意，这是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闽南风格的三开间仿古厝也比较适合本地，梅雨季节不会太潮、打滑，而且自然通风。朱永平还说，建这座古厝做好防虫防蚁很重要，而且还可以传承古建筑的建筑工艺。十余年收藏古书上万本朱永平不仅对闽南的古厝有种特殊的感情，而且收藏了上万本古书。他告诉记者，他收藏的古书主要都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其中还有一本是明末的，加起来大概有上万本。原安海收藏协会秘书长汪先生告诉记者，朱永平收藏的古书涵盖了医学、佛经、养生、文物书、地理等，品相还不错，且精心管理，这就是收藏人的专注和执著。收藏古书已经有10多年了，我觉得古书一来可以研究，二来还可以当作史料，而且有些手抄本的古书字写得又小又漂亮，看了心情就非常好。朱永平还特别喜欢收藏朱子文化的古书，如《朱子文集》《治家格言》《朱子家训》之类。收藏的古书里，时间最早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目前还没有进行分类，有的放在书柜里，有的放在樟木箱里，有的放在书桌上。每一本古书，我都会用一个透明塑料袋包装起来。有时候，还会拿出来翻翻看，如有破旧了，再进行修补，又放回原处。朱永平说。谈及收藏古书的初衷，他说，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一种爱好吧，兴趣所在。这些古书大多是从广东、北京、宁德、福州等全国各地淘回来的。我收藏的这些书籍，拍卖行把它称为古籍善本，我更习惯称之为古籍线装书。朱永平坦言，但收藏是个水很深的行当，要有深厚的知识和充足的资金，当然，他在玩的过程中，也交了不少学费，后来改收藏较直观的书籍。记者还了解到，朱永平对藏书管理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用樟木箱和防虫药喷剂进行防潮和防蟑螂方面的工作。将扫描古书供爱好者阅读接下来，有时间的话，我打算将这些古书都扫描起来，放在网上，供爱好古书的朋友或者学生免费阅读，这样就可以让大家多了解一些关于古代的知识。朱永平表示。再次踏进这座富有韵味的屋子里，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像见到它的另一个面孔，再一次惊艳了我。屋子的主人还是那么谦和，看他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个樟木箱和玩古柜中拿出珍藏的书心喜地翻看着，时间仿佛就此停住了。家住安海的琼子说出了对这座古厝的感觉。在安海最西隅静谧的小山村中，朱永平不为宣扬自己，不抢社会眼球，默默与时空相互守望，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执著，感动着许多安海人。。
　存10送38金沙看到一句业内颇为经典的15字长箴言，曰：碰得到，看得懂，买得起，藏得住，卖得出。感触较深，结合旧书业发展环境和自身经验，很有卖弄几句的冲动，遂拉杂成篇，以飨同好。一得：碰得到碰得到是书友梦寐以求的事。多少满腹经籍，满嘴宋元旧椠…
看到一句业内颇为经典的15字长箴言，曰：碰得到，看得懂，买得起，藏得住，卖得出。感触较深，结合旧书业发展环境和自身经验，很有卖弄几句的冲动，遂拉杂成篇，以飨同好。一得：碰得到碰得到是书友梦寐以求的事。多少满腹经籍，满嘴宋元旧椠顾批黄跋的藏书大贾以不遇为大恨;多少埋头书案、皓首穷经的学究以不见原本而抱憾终生。可见碰得到对于藏者之重要。时下交通发达，物流兴旺，专业旧书市场遍布各大中城市，旧书业的发展繁荣还是具备一定基础的。当然访求几套三性九条的善本或孤本、珍本，仅仅靠这些条件还是轻易碰不到的。以衡水市为例，专门经营古旧图书的书店目前发展到四五家，淘书队伍也自成立书报刊收藏委员会时的十来个人发展到今天的上百人，从周六古玩城旧书市场上熙攘的人群可见一斑。如果外出访书，登车直赴京津，三四个钟头即可到达，可以说碰得到的机会还是增加了，剩下的就看看得懂看不懂了，就怕好书支着眼皮，还是盲然放过。二得：买得起买得起需看个人的实际情况。俗语吃饭穿衣看家当，购书更应该量力而行，切不可跟风逐潮，不然的话，即使实力再雄厚，终不免落个淹没于书海的下场。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只要留心清点一下消失于市场上的几个熟悉身影，便再明白不过了。如何让自己买得起，我看剑走偏锋、人弃我取这条路子似乎走得通。别人注重其经济价值时，我们可从其学术性、资料性、艺术性等方面考虑买进;别人恶其品相时，我们可以购回后自己动手托裱修补，使其完整如新。好书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这是黄裳先生的经验。当年先生以一笔现款外加两部三轮车不少是明刻和清刻初本的线装书为代价，收进一部崇祯刻初印《吴骚合编》的豪举，直令多少后学小子咋舌不已。可见买得起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令人心痛的!三得：看得懂看得懂在这五条中最为重要。藏书之要，首在识鉴。可以碰不到、碰到买不起，绝对不能碰得到买得起而看不懂。这里说的看得懂，不是懂其外表皮相，而是其内容。这需要读书既博又杂，触类旁通，由此及彼。不论读书藏书，太专业、圈子太小，总是不相宜的。去年夏在古玩城旧书市场看到一沓民国铅印和晚清坊间木版刻印的小册子，足有二三十本，都是诸如《三教重新》《十字醒俗》《黄氏女卷》等一些解放前会道门书籍。其时天近正午，市场摊位大都散去。略一问价，卖主口称，散集了，这些清版佛经可让利出售。身旁一位书友劝我，佛经不太上价，慎重出手。结果没经多大周折，这笔交易就以极低的价格成交，我笑着告诉他们：这不是什么佛经，而是建国初取缔的反革命封建会道门的一些重要典籍，不知是哪一位虔诚的道友保存下来的。四得：藏得住藏得住只是一部分人。藏书的目的多种多样，清代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一书中把藏书家分为五等，依序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推本求原，是正缺失的考订家和辨其板片，注其错伪的校雠家藏书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而搜采异本，补石室金匮遗亡，备通人博士浏览的收藏家和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旨意未尽窥，刻书年月最所深悉的鉴赏家大多是自娱自乐。还有一些达官大贾只是为附庸风雅。流风所及的今日一些手不翻片纸、笔不能一言的收藏家则纯粹是一种投资行为，低买高卖，藏得住无从谈起。而那些贱售旧家中落所藏，要求善价于富门嗜书者的掠贩家，以拙见，他们觅残补缺，抢救出不少孤本秘本，为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藏得住固然值得嘉许，资力所限，不克久守而转让给更需要的人也是一种善举。成立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之初，有一位书友大呼：什么藏书协会，我看是卖书协会。结果不久条件成熟后，他也开始在网上售书，终于藏不住了，据说生意还是不错的。五得：卖得出卖得出一般藏书人对此是说不出口的。其实这根本没什么，只有卖得出，才能买得起藏得住，积累更多经验而看得懂。清中期藏书大家黄荛圃觉得买书、刻书不过瘾，干脆开了滂喜园书店公开售书，他在经手的每本书题跋中直白记下书价，为的就是转手时计算方便。但作为一位真正爱书的人，在卖得出的同时，最好能留下点什么，这方面编辑《邺中片羽》的尊古斋主黄百川和《贩书偶记》的作者通古斋主孙殿起均是值得学习的典范。清代版本学家孙从添认为藏书是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同时他又在《藏书纪要》中列举了买书的6种难事。其实，能够做到藏家五等之下下等掠贩家眼别真赝，心知古今的，时下又有几人?。
　一、《三剑楼随笔》的出版背景和研究状况五十年代初期，新派武侠小说崛起香港。作者的才华、作品的风格均大异于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武侠小说。自这段始创时期至金庸和梁羽生(陈文统，1926-)于1972年及1984年先后分别封刀，香港风起云涌的武侠小说文坛长期由金、梁二人任盟主。他们的作品紧接地…
一、《三剑楼随笔》的出版背景和研究状况五十年代初期，新派武侠小说崛起香港。作者的才华、作品的风格均大异于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武侠小说。自这段始创时期至金庸和梁羽生(陈文统，1926-)于1972年及1984年先后分别封刀，香港风起云涌的武侠小说文坛长期由金、梁二人任盟主。他们的作品紧接地连续出版，写作期间现身说法的解释则很有限。其中金庸对自己和时人作品的解释比梁羽生还是少得多。其实，要理解他们开始写武侠小说时的读书和著作旨趣，倒是有一份相当现成的资料，那就是本文要析述的《三剑楼随笔》。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版登了一段预告：《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隔了一日，金庸就首先为这系列写第一篇随笔。随后在间有跳期，和三人不按次序登文(未尝一人连写两日)的情形下，刊至日，便无疾而终，得文84篇(每篇之后，均有作者手书签名)。其中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各写28篇(最后一篇是百剑堂主拉杂的结语，或不能算是正常的一篇)。以《三剑楼随笔》为名的单行本很快便由香港的文宗出版社在1957年5月刊印出来。书籍和报刊性质不同，单行本和见于副刊者确有小别：篇目次序有小异、百剑堂主删去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若干读者来函收为附录、标题偶有改动、各篇之末易手书签名为(百)、(羽)、(庸)字样。既然这些改动都是作者在原文脱稿后迅即作出的决定，我们就不必拘泥刊于报章者的纯真了。这八十多篇文章对理解金庸等三人在启创香港武侠小说文坛时的旨趣十分重要。这点虽够明显，但一般研究者因难有检阅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报》的机会，而出版已四十多年的单行本又同样罕见。2 故此，迄今很可能仅得一篇专题讨论《三剑楼随笔》(且是直接根据副刊版本)的研究文字。3 这篇作者署名为陈永康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但虽仅发表了一年，却因刊登在香港的报纸副版，找来一看(即使在香港)并非易事。这些都是在讨论《三剑楼随笔》前，得先弄清楚的。二、百剑堂主究为何人?正如《大公报》发表《三剑楼随笔》前的预告所说的，在香港撰写武侠小说的风气始自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三人。《大公报》开始刊登《三剑楼随笔》时，梁羽生已刊完《龙虎斗京华》(《新晚报》〈天方夜谭〉版，日-日)、《塞外奇侠传》(《周末报》，1954年5月-?)，4 和《草莽龙蛇传》(《新晚报》〈天方夜谭〉版，日-日)，以及正在《大公报》〈小说林〉版发表《七剑下天山》(日-1957年 3月31日);金庸已刊完《书剑恩仇录》(《新晚报》〈天方夜谭〉版，日-日)，和正在《香港商报》〈说月〉版发表《碧血剑》(日-日);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则仅开始发表了几天(《新晚报》〈天方夜谭〉版，日- 日)。这样说来，百剑堂主动笔最晚，出版量也最少。按常理(且不说日后知名度之别)，三人中居领导地位者应不是他。实情却相反。《三剑楼随笔》初刊报章时，因分日不按次序地刊登，作者并无名次之别。刊印单行本时，则排名总应有先后之分。按现今的观念，金、梁、百的排次当是众无异论的。书的排名却是百、梁、金。连刊登副刊时和出单行本时的《三剑楼随笔》五字标题也出自百剑堂主之手(对照签名即知)。最后的结语(内含报刊和单行本两版本分别的解释)，和在单行本书首加的〈正传之前的闲话〉介绍文字悉由百剑堂主一人执笔。从这些角度去看，说三人同意以百剑堂主为首，应不是臆度之言。这情形有一可能的解释，就是百剑堂主年长于金、梁二人(金长梁二岁，分别不算大)。解决之法，还是得先弄清楚百剑堂主是谁。究竟百剑堂主是谁，不要说一般读者不知道，连研究者亦多不晓得。潘亚暾、汪义生的《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指百剑堂主为左派报人陈凡()。6 可靠与否，不易判断。但陈凡有自传，见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传中列出年月日齐全的诞生日期。(按陈凡的知名度，o有他本人才说得出来)，7 内全不提百剑堂主这笔名和用此笔名写的《风虎云龙传》。在这情形之下，要指百剑堂主为陈凡，确很难教人信服。证据还是有的。陈凡在前年(日逝世后几天，梁羽生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版刊一诗追悼，编者亦附加说明：按：《三剑楼随笔》系当年由陈凡、梁羽生、金庸三人轮流执笔撰写的杂文专栏，脍炙人口，极受欢迎。至此，百剑堂主之为陈凡始不复再有疑问。百剑堂主的身份虽确定了，但他和他写的《风虎云龙传》在武侠小说史上几乎无纪录可言。在近年为数不少，往往颇厚的武侠小说辞典当中，尚未见有任何一种提及百剑堂主或其武侠小说。8 完全不理百剑堂主及其《风虎云龙传》，当然是编撰这些辞典者之失。9 摆在眼前的事实还是很简单。陈凡写完那本说不上有什么影响力的《风虎云龙传》后，意兴阑珊，再不沾手武侠小说了。他以后的成绩，除了替香港的左派报纸写政论外，其他就没有给读者留下明显的印象。《三剑楼随笔》不是一本值得独立研究的书。仅从帮助我们理解武侠小说在香港创始时主要作家的兴趣所在这角度去看，此本闲书才有探研的价值。说明了这一点，以下的讨论不多讲百剑堂主就不用再解释了。三、棋话连篇《三剑楼随笔》话题很杂，分析起来，不能每样都讲。况且书中不少新闻意味很重的篇章，过了四十多年，早成明日黄花，自可不论。虽则如此，o要仅以金、梁二人为谈论中心，篇章按类归纳，这本书还是不难处理的。按讲的次数而言，书中最突出的话题是棋艺(围棋和象棋)──梁羽生七篇、金庸三篇(百剑堂主不谈棋艺，下遇这种情形，不再注明)。金庸写的虽仅为介绍性文字，他已特别指出他在《碧血剑》中如何利用奕棋布置情节。其实《书剑恩仇录》早有对棋的描写了。金庸后续发挥以棋局入稗的手法，在《倚天屠龙记》(1961年)、《天龙八部》(年)，和《笑傲江湖》(1967年)几臻化境，虽是后话，串连起来看，该有助于明了金庸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成长过程。梁羽生的情形则不同。他之于博奕，着迷入痴之程度尤过金庸。虽然他亦以棋局入小说，如《萍踪侠影录》(1959年)，但他在《三剑楼随笔》讲的棋话却不易和他写的小说连起来看。理由很简单。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写的七题棋话，讲的仅是当日棋坛(围棋和象棋)高手如杨官U、朱剑秋、吴清源(1914-)、何颂安、王嘉良和他们当时的战绩。金庸棋话三题中，亦有一篇是讲吴清源的。13 江山代有才人出，四十余年过去了，这些名字所代表的自然大大不同。随笔应一时兴致与价值观念而写，久存性难免受局限。占了《三剑楼随笔》几乎八分之一篇目的棋艺话题，除了有助说明金、梁二人因何以奕入稗外，对分析有关小说书中涉及棋的情节，并不能说有很大的关联。与棋并称的琴、书、画又如何?这些在金、梁小说中层出不穷，而读者也百看不厌的技艺，《三剑楼随笔》全欠奉。有的仅是金庸谈香港女水彩画家李克玲的作品，不必与武侠小说强拉上关系的一篇。四、数理精微金庸和梁羽生均以才高八斗，纵横杂学见称。他们虽然不在这系列谈琴、书和画，奇招还是有的。其中最教一般治文史者摸不著头脑的是数学。《三剑楼随笔》中，梁羽生和金庸各有一篇发表日期很接近的数学文章。16 梁羽生的一篇还算是一般性的介绍之作，金庸谈圆周率则综引古今，深入浅出，很见功力。早晚会有人在谈金、梁小说的技艺时，扩展范围及于数学的。这两篇随笔该有参考价值。谈完圆周率，金庸还在该篇提供一项写作《书剑恩仇录》过程的资料。他写《书剑恩仇录》时追查过海宁陈家的史事，众所周知。但一般读者并没有他于参考史家孟森()那篇著名遗作〈海宁陈家〉之余， 还做过不少独立探究的印象。在这篇讲圆周率的随笔末段，金庸说他追查到与陈家洛父陈世倌同辈的陈世仁()不仅为康熙翰林，更是一个所学有成的数学家，并指出所著《少广补遗》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金学研究固早精细入微，知见所及似尚无人通过这项资料去证明金庸撰写《书剑恩仇录》的艰辛。五、西方电影和小说的影响金庸曾从事电影事业，且以电影手法入小说。这虽早是金学领域里的老生常谈，18 读《三剑楼随笔》者还是希望在书中能看到有关电影的讨论。金庸不教读者失望。系列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谈美国小说家该隐(James M. Cain, )《相思曲》(Serenade, 1937)，小说原书和电影改编版的异同。金庸毫不留情地抨击荷里活电影界的庸俗市场倾向如何向一本文字优美、故事感人的小说作出各种粗暴的任意改动。这是金庸初撰武侠小说时不满市场主导文学创作和作品改编的明确表示。这里带出一个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而早晚该有人试图回答的问题──金庸撰写小说与市场需求的关系，特别是由原本改写为今本时(以及现在再进行别一次修改时)的关系。讨论小说《相思曲》时，金庸一并谈及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 )、费兹路(Francis Scott Fitzerald,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几个他倾心佩服的美国小说家。这样一来，读者不难会以为金庸对盛名的美国小说家有偏好，因而教人联想到此等作家的小说对金庸究竟有何影响的问题。《三剑楼随笔》能帮得上忙的例子确有一个，就是点出《倚天屠龙记》的金毛狮谢逊出自梅尔维(Herman Melville, )笔下大白鲸无比敌(书名一样，Moby Dick, 1851)。原来在《明报》开始发表《倚天屠龙记》(日)前四年半，金庸的脑海中已印上谢逊的形象。金庸在《三剑楼随笔》一连用无比敌为题写过两次。20 西方文评家对无比敌的诠释五花八门，理论挂帅，乱套主义。金庸依从英国小说家毛姆(W. Somerset Maugham, )的看法，不相信那些解梦式的玩意儿。他相信的是书中表达出来的愤世嫉俗的强烈呼声，和接近疯狂的憎恨感与复仇欲，以及模棱两可的善恶观念。单说谢逊是无比敌的化身是不够的，说他是大白鲸和亚海勃船长(Captain Ahab)的混合化身固然较切实情，还不如说金庸在移植的基因上做了一次中国化和真实化的成功实验。梁羽生的情形有几分近似。梁羽生第一次为《三剑楼随笔》系列写稿时，就坦然讲出一件他乐于承认之事。他说有个中学生读者看出《七剑下天山》的重要人物凌未风就是英国女作家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处女作《牛虻》(TheGodfly, 1897)中的十九世纪初意大利革命份子牛虻，并骄傲地承认不单事实确如此，还指出牛虻的化身是一析为二的，由凌未风和易兰珠(天山七剑客中二人)来分任。梁羽生点明《牛虻》和《七剑下天山》的关系也不止这一次。差不多十年后，他在那篇故弄玄虚，托名自褒，暗贬金庸，在武侠小说研究史上成为异品的文章里仍乐书不倦。国内研究武侠小说史者亦有附和的，把梁羽生的袭用牛虻说成是传奇性的文坛盛事。这种美誉，不管是自夸的，还是人封的，确有说明究竟的必要。《七剑下天山》和《牛虻》的关联连一个买不起书，要在书店把书读完的中学生(没有低估其能耐之意)也看得出来，袭用者之消化不良本不必代辩。可是我们要管的并不是消化程度的问题，而是梁羽生怎会选中一本虽原以英文书写，在西方文坛却给人遗忘得几乎一干二净的小说作为模仿的对象?首先我们应明白，伏尼契及其赖以存名的小说《牛虻》的声誉绝不如一般中国读者印象中崇高。其实她是一个《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微知卷〉(Micropedia)部分不管，连专纪录世界女作家的辞典如Katharina M. Wilson, et al., Women Writers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Publishing Inc., 1997)也不理的爱尔兰女作家(她的姓不是爱尔兰姓氏，因她从夫之波兰姓)。即使是仅以爱尔兰作家为记述范围的辞典也有不少撇开她不提。25 她的书不o《牛虻》一本，但其它的仅能算是在出版史上查考得到纪录之物而已。这本遭西方文坛摒弃的小说为何不单会变成梁羽生心爱之书，中国的研究者还可以抄录若干段落来和《七剑下天山》作比较， 甚至连靠在书店揩油的香港中学生也熟悉?无他，这本小说在西方虽不受欢迎，它之讲革命和歌颂爱国情操却使其成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的畅销书。五十年代的中国唯苏是从，还以为《牛虻》是普及世界的作品，遂于1953年由李Z民译成中文，印行一百多万册，使之顿成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名著。文革以后，此书各种新版本的相继出现更使其在中国的流通历久不衰。这虽是后来之事，也足以说明当日梁羽生受假象影响的程度。就算没有给假象误导，梁羽生喜欢政治挂帅的作品也是事实。在《三剑楼随笔》里，他有一篇介绍苏联小说(读的应是中译本)的文章。原来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类歌颂共产主义支配的国家万样好的作品，他也读得津津有味!讲完这些，就不难看出五十年代中期的金庸和梁羽生虽同在赤报工作，后者的思想要比前者左得多。至于二人同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有一很明显的分别。金庸直接读原书，选择是自己决定的。梁羽生依靠译本，选择是别人圈定的。选择性质之异是否会影响到接纳、消化、运用等方面，续谈下去，涉连很广，就不必在此讨论了。六、《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性德和傅山武侠小说讲过去的故事，让历史人物穿插其间，不管他们是要角还是闲角，对增加小说的真实感总有补益。如果金庸和梁羽生在《三剑楼随笔》解释一下他们选用的历史人物，该多理想。话虽如此，局限性仍难免。《三剑楼随笔》出炉的时候，金庸和梁羽生已写和正在发表的武侠小说合共仅六本，涉及的历史人物不算多。幸而在这本随笔集内，还是能够找到两个配合说明的例子──《七剑下天山》中的纳兰性德()和傅山()。后者在书中的份量比前者重，但在《三剑楼随笔》中梁羽生仅提供他对纳兰性德的看法。梁羽生为这系列写了三篇讲纳兰性德的随笔。28 首两篇讲纳兰性德的生平和推崇他的词在词史上的古今独步，还没有超越一般文学史事讨论的范围。第三篇就奇了。他解释《七剑下天山》如何用暗示的手法点明纳兰性德懂武，且武艺不算差，但距离高手的程度甚远，更无法和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相较。这岂非正是梁羽生的读者梦寐以求的说明!看见梁羽生谈得高兴，金庸也加入讨论，并开辟一新话题，讲纳兰性德好友吴兆骞()因科场事件而充军新疆的冤狱，以及纳兰和另一挚友顾贞观(号梁汾，)经历十年设法营救之事。 香港和上海的读者对这一连串的讨论反应热烈，甚至有爬疏钩玄，参加探索者。30 这显然是整本《三剑楼随笔》谈得最起劲，所讲最历久如新的话题。梁羽生没有谈在《七剑下天山》书中较纳兰性德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傅山。倒是百剑堂主越俎代庖，写了一篇简介傅山的文字。该文仅说明傅山是明末清初志崇节高的隐士而已，完全没有交代梁羽生如何配套此历史人物入《七剑下天山》的情节内。要明了金、梁二人创作武侠小说之初怎样利用和处理历史人物，以求达到虚实相配和平衡，《三剑楼随笔》帮得上点忙。它有梁羽生的例子，但没有金庸的例子。利用《三剑楼随笔》的园地，说明当时已发表的作品，梁羽生比金庸积极。除了解说如何表达出纳兰性德懂武艺外，他还诠释《七剑下天山》中一段冒浣莲替桂仲明解梦(两人均列名天山七剑客)，因而助其恢复记忆的故事，是根据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释梦学说而写成的。33 这种消息虽属一鳞半爪，对赏析他的作品还是有夫子自道的作用的。认为《三剑楼随笔》有助理解梁羽生早期作品的话，还得留意梁羽生和金庸之间有一分别。梁羽生绝大多数作品成于写作《三剑楼随笔》之后(后期和前期作品数量的比例为31对4)，比例较金庸大多了(金庸的后期前期数量比例为12对2，仅算长篇作品)。《三剑楼随笔》以后，金庸没有出版过随笔集。 梁羽生其后最少有四本个人随笔集。 若要整体讨论梁羽生的小说，这些随笔集自然不可或缺。这些题外话是有说明的必要的。七、其他历史人物的讨论除纳兰性德外，梁羽生还谈到玄奘(602-664)。 那是很难以要角形式写入武侠小说的人物，可以不论。金庸写小说，对历史忠诚交代的执著，和梁羽生一样强烈。小说初在报纸或期刊发表时，受时空之限，史观的诠释和复杂史事的陈述都很难和谐地安插入文内。金庸在七十年代修改原本为今本时，没有了这些限制，历史方面的补充话不少就用附录的方式向读者交代。这些附录也给金庸提供了讲明他对某些史事有特别观感的机会。金庸虽然这样究心历史真相，却没有在《三剑楼随笔》里讲及《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两书中的历史人物。那么他有没有谈到以后续写各书中的历史人物?这显然是喜读金庸小说者关心的问题。按人物的先后年代，金庸在《三剑楼随笔》谈到两组历史人物：(一)马援(前14-后49)、汉光武帝刘秀，和在交趾起义而被马援剿杀的二征王(征侧、征贰两姊妹)。(二)郭子仪(697-781)、唐代宗李m、沈后、升平公主(打金枝故事的女主角)。两者都可以构思为曲折离奇的故事。但金庸从未采用汉唐为武侠小说的时代背景，已封之刀也不会启封，难道他对这两题材的喜爱就真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这事涉及一个金庸和梁羽生共同的情况。他们都想在再执笔创作时写历史小说。梁羽生的计划似较易实现。梁羽生在未入岭南大学念经济前(1949年毕业)已师事太平天国史家简又文()。 他以太平天国为题写历史小说是理所当然之事。外界报导说他迁居澳洲后，已于1990年开始潜心写太平天国历史小说。 消息如属真，这本小说或者已快脱稿了。金庸的情形没有这样明显。金庸社交繁忙，且又开始再修改全部作品，刊为线装本的繁重工作， 能否分暇撰写从未尝试过的历史小说，不能不说是疑问。假如确动笔写历史小说，会否自马援和郭子仪两题选一?读过《三剑楼随笔》的大多会提出此问题。这问题别人是不能代金庸回答的。八、结语写《三剑楼随笔》的时候，金庸和梁羽生仅发表了以后全部武侠小说作品的一小部分。况且这些选题随意，长度受制，还要照顾话题的多元性、可读性和时事性的短文，基本上不是为诠释已刊的武侠小说而写的。虽然书中确有为提供这种诠释而写的文章，数目毕竟不多。那几个刻意为自己的武侠小说加注的例子也全是梁羽生的，金庸没有这样直接的说明。从这角度去看，《三剑楼随笔》的史料价值是有限的，零碎的。从另一角度去看，金庸、梁羽生二人写作武侠小说的时期不算短，期间发表的现身说法之言却量少质稀(最具实质的还是梁羽生那篇别有用心的托名之作)。《三剑楼随笔》直接讲武侠小说的地方虽不多，但对理解金、梁二人在五十年代中期读书和写作的旨趣，帮助不少。这本随笔集的价值不该仅是羽片吉光而已。注释1 虽然新派武侠小说是五十年代港台文坛新兴的宠儿，作品既均与旧派武侠小说有别，且有共通特征，但两地早期的发展鲜有影响性的关连。发展过程当中，最广为人误解的一点是新派武侠小说始自香港。其实按发展次序而言，是台先港后，故不论推举那一位香港作家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指工作发轫期，不是指影响力)，都是错误的说法;见曹正文，《中国侠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页129(此书另有繁体字1997年台湾重排本)。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的出现虽较台湾稍迟，但因为两地基本上是独立发展，故当其发轫，仍可说崛起香港。2 此书虽有1988年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影印本，但流通极有限。1997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亦曾以简体字重新排版刊行，流通情形似已有改进。这些复本都不加出版说明，也不交代百剑堂主是谁。3 陈永康，〈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东方日报》〈G版〉， 日-11日。4 《塞外奇侠传》的详细撰期，待找到《周末报》原物始能确实。此书复杂的撰期问题，现在还是可以解决若干的。梁羽生，〈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收入刘绍铭、陈永明编，《武侠小说论卷》下册(香港：明河社，1998)，页676-702，内所含附录〈梁羽生作品初次发表日期〉，页696，说此书初见《周末报》之日期为1954年5月-?。作者自记，纪录应够准确才对(这张作品初刊日期表声明是按刘文良所提供的资料而编成的，且表中复有别的作品说不出原刊日期，可见连梁羽生本人都没有保留足够的原刊资料)。这本小说的撰期尚有一说。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梁羽生小说艺术谈》(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页192，说是约之交刊于《周末报》的。罗书另有书名易导人误以为别为一书之繁体字台湾重排本：《梁羽生小说艺术世界》(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7)。按此说，《塞外奇侠传》撰写时，《三剑楼随笔》系列早已结束了。另外，《大公报》〈大公园〉版的编辑在推介《三剑楼随笔》时也没有提《塞外奇侠传》。这和罗说合起来看，就似证明《塞外奇侠传》是后出之作。事实却不然。《塞外奇侠传》和《七剑下天山》的故事是前后相连的。怎会先写后集，然后才补撰前集?因此，梁羽生在写《三剑楼随笔》前所撰小说应包括《塞外奇侠传》。这样说来，难道罗立群根本没有看过《塞外奇侠传》?糊涂之例，还有一个。韩云波，《侠林玄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167-168，说《草莽龙蛇传》和《塞外奇侠传》之间，还有一本《白发魔女传》。把梁羽生的第六本小说(《新晚报》〈天方夜谭〉版，日-日)算是他的第三本小说，还把《塞外奇侠传》和《草莽龙蛇传》的次序颠倒过来，掌握信息差劲的程度可以想见。5 出版得重重复复的金庸传记，不时提及金庸参加撰写《三剑楼随笔》之事。但检及到的都说不出百剑堂主是谁。冷夏(郑祖贵)，《金庸传》(香港：明报出版有限公司，1994)，虽为与金庸有关系的机构之刊物，不无官书的意味，在页62-64屡次讲次百剑堂主，却始终点不出他的本名，便是一例。至于此书之官书程度，见列孚，〈《金庸传》引发争议〉，《联合报》〈读书人〉，日。另一例就是唯一撰写《三剑楼随笔》专题研究的陈文康。他承认不知道百剑堂主是谁，还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追查的必要;见其〈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恪担抖饺毡ā贰G版〉，日。6 潘亚暾、汪义生，《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页276、282。7 参见刘以鬯主编的《香港文学作家传略》(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 1996)，页601。8 查检过的辞典，包括胡文彬主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宁宗一主编，《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2);刘新风、陈墨等，《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北京：中国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温子健主编，《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4)。9 《风虎云龙传》在《新晚报》刊完后，还有香港三育图书公司的四册单行本()。辞典求全务准，不以褒贬定取舍。就算那些辞典编者以资讯不足为自辩之辞，但香港左派文人刊书而不为大陆学界所留意，始终是具反讽意味之事。10金庸，〈围棋杂说〉(日)，页33-35(前者为原见《大公报》的日期，后者为单行本的页数。为省篇幅，倘收入单行本时，题目有别，亦不注明。下同)。11无端，〈围棋与金庸的武侠小说〉，收入余子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6)，页33-44;温瑞安，《天龙八部欣赏举隅》(台北：远景出版公司，1986)，页79-88;陈墨，《技艺金庸》(台北：云龙出版社，1997)，页67-83。12梁羽生，〈闲话杨朱一局棋〉(日)，页20-22;〈谈杨官U的残棋〉(日)，页48-50;〈围棋圣手吴清源〉(日)，页82-85;〈棋坛历史开新页：写在全国象棋大比赛之前〉(日)〔增附录〕)，页111-113;〈纵谈南北棋坛〉(日)，页132-134;〈永留佳话在棋坛：谈何颂安历史性的一局棋〉(日)，页145-147;〈谈棋手的实力〉(日，页149-152)。13金庸，〈历史性的一局棋〉(日)，页101-104。14金庸，〈看李克玲的画〉(日)，页10-12。15陈墨在《技艺金庸》书中，谈论金庸小说中的医、诗、琴、棋等十项技艺，方志远，《弹指惊雷侠客行：港派新武侠小说面面观》(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311-355，综论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琴、棋、书、酒、花五趣，均不提数学，可以为例。16梁羽生，〈数学与逻辑〉(日)，页180-181;金庸，〈圆周率的推算〉(日)，页191-194。17孟森此作虽实为一般长度的论文，但1948年以遗著形式首次发表时，北京大学出版部是印为单行本刊售的，并列之为《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内文学院第一种。其后此文收入好几种合刊，如孟森，《清代史》(台北：正中书局，1960)，页511-53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318-348。18最近一例为严家炎，〈金庸谈读书及小说、电影写作〉，《明报月刊》，33：12(1998年12月)，页34-35。19金庸，〈《相思曲》与小说〉(日)，页2-5。20金庸，〈无比敌有什么意义?〉(日)，页88-93;〈无比敌有什么好处?〉(日)，页93-96。21这点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香港：明窗出版社，1989)，页82-88，有很漂亮的分析。22梁羽生，〈凌未风、易兰珠、牛虻〉(日)，页5-8。此文近收入梁羽生，《笔花六照》(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9)，页 50-52。23佟硕之，〈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名家：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1月号(创刊号)，页4-6。此文在《海光文艺》连刊三期，其措辞显欲令读者以为是最先约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新晚报》发表武侠小说的罗孚所写，实则文出梁羽生之手。此文虽屡经转载，但遇到这种情形，为了锁定原作日期和保证文字无误，还是应参据原版。24最明显之例为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书中有一章标明以〈天山剑客有牛虻〉为题，页96-108。但不知罗立群看过《三剑楼随笔》没有?梁羽生说牛虻化身为凌未风和易兰珠，他却说除凌未风外，书中还有刘郁芳和韩志邦二人是牛虻的化身。如果梁羽生和罗立群所说都对，牛虻在《七剑下天山》岂非一化为四了!25提及她的爱尔兰作家辞典当然有，不提她的还是不少，例如Alexander G. Gonzalez, Modern Irish Writers: A Bio-Critical Source Book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67);Anne M. Brady and Brian Cleev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Irish Wri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都不觉得有为她存纪录的必要。至于西方文评家对她的研究，值得一提者恐怕仅得一篇四十多年前发表的短文：Arnold Kettle, E. L. Voynich:AForgotten English Novelist, Essays in Criticism, 7:2 (April 1957), pp.163-174.26如罗立群，《开创新派的宗师》，页102-106，所抄录者。27梁羽生，〈读苏联的小说〉(日)，页196-199。28梁羽生，〈才华绝代的纳兰词〉(日)，页13-15;〈翩翩浊世佳公子、富贵功名总等闻：再谈容若的词〉(日)，页28-30;〈纳兰容若的武艺〉(日)，页35-37。29金庸，〈顾梁汾赋赎命词〉(日)，页41-43。30《三剑楼随笔》，页43-47，所收的两篇读者来函均很有份量。31百剑堂主，〈傅青主不武而侠〉(日)，页194-196。32陈永康评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所写诸文为o知搜集资料，左抄右凑，而无个人观点，并非虚言;见其〈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二)，《东方日报》〈G版〉，日。33梁羽生，〈梦的化装〉(日)，页72-74。34金庸有一本社论集，《香港的前途》(香港：明报有限公司，1984)，那是另一回事。35梁羽生的四本随笔集为《笔、剑、书》(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5);《笔不花杂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笔不花》(香港：三联书店，1989);以及本文注22所列的新刊随笔集《笔花六照》。36梁羽生，〈辩才无碍说玄奘〉(日)，页96-98。37〈康熙朝的机密奏折〉，收入《鹿鼎记》;〈袁崇焕评传〉，收入《碧血剑》;〈卅三剑侠图〉，收入《侠客行》;〈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收入《射雕英雄传》。其中也有早已发表，并非为修订本而写的，如〈卅三剑侠图〉原刊于月的《明报晚报》。38金庸，〈马援见汉光武〉(日)，页75-77;〈马援与二征王〉(日)，页79-81。39金庸，〈郭子仪的故事〉(日)，页61-64;〈代宗、沈后、升平公主〉(日)，页69-72。40金庸在封刀以后，经常讲及倘再写小说，当写历史小说。其中一例为林翠芬纪录，〈金庸谈武侠小说〉，《明报月刊》，30：1(1995.1)，页51-53。41费勇、钟晓毅，《梁羽生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6-8。42潘亚暾、汪义生，《金庸梁羽生通俗小说欣赏》，页286。43金庸，〈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明报月刊》，33：8(1998.8)，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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