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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挡箭牌 中国经济真正要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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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浩 来源：共识网& 人们似乎并不太在意近年来增长率破七是它自己掉下来的还是我们主动调下来的。似乎也不大能看出来目前的宏观调控是在保增长率还是压增长率。似乎口头上说要告别高增长实际上却又很恐惧掉下来。其实应该问自己：新常态究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还是我们正想要的？ 增长模式反转是迭出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现在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高增长早该结束了。在临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没有一个国家增长率不会下降甚至停滞。这种观点很容易获得现实经济状况的印证而被广泛认可。但这只是一个浮于表面缺乏中国特色的解读。仅就如去掉农民工城市化率其实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言，增长动力还丰厚得很呢。 西方社会虽然一贯对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持批评态度，但并不否认若政府垄断了资源要素将之集中投入某些生产领域照样可以创造较高的经济增长。这虽然不可持续但也可能保持相当长的阶段。我们可以称此为集权式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增长大致是这么个格局。 集权式的增长是国家的增长。增长的要素资源由国家调度，增长的承担者是国企，增长的结果也由国家掌控。人和物一样只是投入增长过程的要素，只能得到最低的收入并维持最低的消费。由于国家只关注若干重要产业的发展，所以整体产业结构是畸形的、缺短的。人民仍然是贫困的。 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却又创造了持续三十多年的更高的经济增长。我们一直是用发展了市场经济来解读其奥秘的。而改开年代的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的放权让利和随后更多的个体户、私营经济。和先前的集权式增长相比，这是一个增长诱因、增长动力、增长主体发生了根本改变的经济制度的转换。 其最根本的特征是人民群众成为了增长的主体。他们可以创业并享受发展的成果，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致富。这样一种增长使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因而有高度的投入激情。我们可以把这种增长称为普惠型增长。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是原先作为计划经济主体的国企也不断探寻自身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 虽然蜿蜒曲折，但总体上民众自身的经济在不断扩大，国有经济在缩小(不足的是没有在这过程中将国企的定位搞清楚，留下了制度反转的隐患)。这是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一国的经济能摆脱固有状态进入高增长其首要原因一定是制度变革。 但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对这种增长格局的转换一直存在争议。2003年国资委成立(一个全民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设立一个只为某一经济成分服务的公权机构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这可视为制度反转的标志。 那位退休时声称只要被认为是忠臣就很满足的首任掌门人将做大做强当作国企的首要目标，明令央企如做不到本前三就要被兼并。此令一出，国企纷纷强势介入在高增长时期景气很好的竞争性领域。他们挟道义制高点以及由此派生的政策支持和要素供给，以行业整顿为名，进行实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兼并。民企成了明日黄花，国企成为了行业主体，并进一步占据市场和资本市场。只要有公有身分，就容易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圈钱。 作为市场化改革成果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大为弱化，变成了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性配置。国企不关心价格信号，不在意供求关系，不研究行业趋势，唯尽全力扩大产能以求做大做强。由此可见，产能过剩是国企做大做强的直接后果。国进民退是这个方针的伴生结果。前者直接导致集权式经济增长虽加了杠杆依然难逃面临极限而失速。后者使普惠型经济增长丧失诱因。尽管最近国务院派出多支部级首长领队的调查组下去调查民资投资下降，带回来的结论却并不触及这一要害。增长的制度反转是我国经济增长跌出高速区的基本原因。只不过跌出之后睁眼一看恰恰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于是就拿这个来说事代替了制度分析。 增长制度反转更突出的表现是政府偏离公共服务的本职而成为了市场逐利者。这也许始于八十年代价格改革的双轨制，其后就愈演愈烈。虽然近年来在不断的简政放权，但政府垄断资源主导资源配置的局面并无根本改变。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最中国特色。其他领域也是只要得到政府支持就能占领市场。这就使得权贵利益集团挤占市场，民企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而本来由政府主导惠及民生的各项公营事业也背离公共服务的宗旨变成了逐利的垄断行业。而动用强权来处理经济关系日渐成为政府的偏好。城管执法驱离小商小贩、强拆、强行兼并、动不动停业整顿、查扣执照、吊销、没收财产等虽饱受诟病仍时发生。这些造就了民众不断被榨取、营商成本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所以不断被市场驱离的异已的经济增长。有本事的逃离，逃不掉只好苟活。 也有一些民企把握住了机遇趁势而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注入了红色基因与体制成功对接。成功的民企权贵化，其示范性是非市场指向的。近几年的互联网+似乎掀起一波创新热潮，但已经丧失了八十年代改革发展最宝贵的草根基因。一种新技术或新的商业模式，如果不能大规模地持续烧钱，罕有成功可能。 在新常态中延续的旧格局 以上简略的分析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经济至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发生了增长制度的反转。西方人称为经济民主的这种普惠型增长被扼制。政府直接进入市场，垄断发展要素，以国企为平台，将公共产品变为赢利产品，国民财富向上流动和集中的集权式增长比重越来越大，日益削弱来自民间的增长诱因和动力。这是增长率下降最根本的内源性制度因素。至于很多其它原因都只是第二位的。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一要害认识不清或不愿面对而大大延误了时机。 上个十年的中后期，国际金融危机传递了增长率下降的压力，但当时却没有认为是&新常态&来临，仍力图维持高增长。但采取的办法是继续沿袭并大大强化集权式增长。这样做虽然有很多当时的理由，其是非功过已成春秋。但很难否认这是构成三期迭加的直接原因。更严重的是集权式增长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权贵利益集团，要搬走他们已难如移山。以致新常态了，决策思维却难以更新： 不敢突出国企的主要职能是公益性的，依然坚持要做大做强。一些新的提法如政府对国企要从管企业为主转为管资本，并要放大公资作用等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和进步。只要这点不作调整，增长格局就别指望能转换。 不敢明确去产能的主体是国企。、、水泥等是过剩产能最集中的行业，其制度原因就是早些年通过兼并成为了国企呈威的江山。如果是民企，产品积压设备闲置债台高筑亏损累累了决不会硬撑，早就接受市场讯号自觉调整了。或者银行等债权主体早就把它干掉了。如今这些行业中的大国企若看其债务结构不少早已破产，但却靠着政府的庇护如同特护病房中的特殊人物占用过度医疗做僵尸硬挺。从借新还旧到借新还息到干脆债转股，拖死自己不算还要拖死吸收了全民存款的银行。莫非下一步银行再玩一次不良资产剥离重新注资充实资本金？前些年我倒是说过若不改革这些事过七八年就要来一次。 不敢抛弃政府有违正义的垄断性土地市场收入，企图维持房地产固有的增长格局。所以新常态了依然地王连连为高房价背书。这还如何指望人们去搞实业搞创新呢？没有这些又何来新常态呢？现在各地不断爆出多少人蜂涌购房顷刻售磬的新闻，似乎房地产及整体经济回暖向好。但这却很象民国末期大批饥民手提成捆的金元券挤在米铺前砸门求米。中国的房地产当前面临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去库存，而是应当借鉴新加坡等国，作城市居民住房供给体系的根本调整。如果偏意识形态一点，这可以说是居民住房的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不要以为社会主义就只在我们这里)。 不敢痛下决心在住宅、医疗、教育这些最基本的民生领域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主管部门搞了那么多年的所谓改革，舍不得放弃既得利益，开创不了新局面。实际上中国改革成功经验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开放促改革。医疗、教育等领域只要敢于对外开放，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虽然政府为了适应新常态，出台了很多经济政策，但并未触动集权式增长制度格局。所以大多很难落实，难见成效。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动，政策调控不起来。 应着力于普惠型增长制度的再造 政府现在很累。虽然增长率降下来了，但新的经济动态平衡却迟迟难以建立，时见左支右绌。 必须警觉就经济抓经济抓不出新常态。不在制度层面除弊，对我们而言将可能跌入的不是其他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可能是失败国家陷阱。东三省就是经济增长失败的片状塌方，全国各地也已出现不少点状塌方。谁也不能说这种经济增长失败的点状、片状塌方不会蔓延。还算繁荣的一线城市和部分省份因正面临高成本的洗劫而很难肯定还能持续增长。经济失败使得民生不保，政府的公共服务亦将不保，社会就会变为丛林。这正是失败国家的图象。 因此，新常态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建设和打造创新型国家只有重塑经济增长诱因和动力才由可能成功，为此唯有坚决地在制度层出手。以下几个方面是绕不过去的： 第一，坚决落实全面深改决议中对国有企业布局的安排，把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职能作为国企的首要和主要定位。 第二，明确竞争性领域中的国企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主体。不要再不切实际地固守什么&保值增值&的反市场教条，因为已经是负资产了。应坚决取缔行政保护，以市场评价和市场机制来完成三去。对可能发生的职工下岗等问题，政府要勇于承担，与企业、社会力量一起来化解。 第三，在住宅、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贯彻社会主义原则(这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特别要保证弱势群体在这些方面的权益。 第四，切实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产权，坚决取缔侵犯公民财产的各种违法行为。认真吸取造国家牛市消解居民财富的深刻教训。特别要重视创新过程的知识产权保护。重新点燃民众创业创新的热情。 第五，当前应特别突出强调人大要真正发挥作用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核管理并加压缩。在新常态的入口其实就是要过几年紧日子。政府和公务员如果不带头，同时将预算更多的用于民生，何来亿众一心。 以上这些举措的实质，是消解集权式经济增长的制度格局，重新从经济上解放民众，重塑上世纪八十年代普惠型经济增长的诱因和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摆脱困境，进入以创新为动力的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如果没有胆略和决心去触碰旧有利益格局，单靠什么放宽投资领域，减少行政审批，甚至减点税放点贷，都不过是表面文章。新常态将近在眼前却永不可及。
[责任编辑：张博 PF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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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什么是计划经济,它和市场经济有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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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planned [command] economy●planning economy)是指以国家指令性计划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market-oriented economy)是承认并维护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鼓励自由竞争、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调节供求和资源分配的经济运行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关系和区别计划经济作为革命战争时期经济体制的一种延续,在我国建国40多年的历史里长期起主导作用．这种长期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之初被封锁,被隔绝,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误解——认为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解决短缺和公平问题.今天,计划经济体制已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即将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但在新旧交替之际,弄清两者的区别,颇具意义,特别是对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而言,尤其如此.概括起来,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基本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指导思想不一样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本身有力量使供求本身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趋向平衡,能够使资源配置达到优化的水平.但是,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不充分和竞争不完全等缺点和其他局限牲,经济生活也需要政府的调节.关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关系,有经济学家称之为"双覆盖理论'.也就是说,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对经济运行而言,是第一次覆盖,政府调节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无法调节的经济现象,政府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政府调节可说是对经济运行的第二次覆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同,它采用的是板块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有支配经济运行的力量,可以直接操纵资源的配置.只不过政府也不能达到至善至美,因此要在经济生活中让出一些地盘,让市场加以调节.于是整个经济生活被划为两块,一大块归政府,一大块归市场,政府起主导作用,市场起拾遗补缺的作用.理论指导上的这一差别,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最要的差别；其他的差别大多数都因此而生.第二,微观经济基础有差别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是企业．但字面上的一致并不能掩盖它们本质上的差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企不分,不自主经营、不自负盈 {是企业的特点.企业往往成为行政管理部门的附属物.企业没有活力,对价格机制的反应甚为淡漠,甚至无任何反应.于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普遍存在,经济运行处于第二种非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将成方企业的特点,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有自我约束自我生长的机制.企业的动力,来自对利润和社会效益的追求：注意价格机制的作用,对信息变化有足够的敏感性.此种情况之下,资源配置比较合理,经济运行处于第一种非均衡状态或者趋向于均衡状态.第三,经济运行方式有差别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行政命令和资源配额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方式.生产根据上级命令进行,由此引起的资源需求,按配额供应.此种经济运行方式,必然是死板和僵化的,它引起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短缺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因此短 缺非常严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下,本来就不高的生产力,很容易用于产生无效的供给.这种无效的供给不但不能解决短缺问题,而且会由于资源的浪费而使短缺加剧.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竞争将取代命令,选择将取代配额.生产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企业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供求双方进行双向的选择.所谓双向选择,主要是针对生产要素而言.企业挑选职工,职工也挑选企业,人员的流动按价格机制的调整合理地进行.这种流动不仅使效率得到促进,而且也体现了比较真实的 社会公平.第四,经济边界有差别经济边界是指经济生活活动不能超越的界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计划配额作为边界,任何活动不能超越计划配额的界限.生产有配额,指定生产什么就必须生产什么,指定生产多少就要生产多少,不能稍越配额半步.事实上,计划配额由行政部门制定,长官意志左右一切,交易者、生产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市场经济的边界是制度化的法律.任何单位(个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任何长官意志都不受欢迎.法治的经济中,政府被有关法律授予管理市场的作用,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再调节,其功能是上文所说的第二次覆盖.法治经济的必然结 果,是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构.也就是说,"小政府"必须是精干的；高效率的政府,大市场则指完善的市场和良好的价格机制.以上所述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差别,大部分属于理论上的东西,在我国尚不成为现实.但这是我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求,作为微观基础经济单位的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要求作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成功之后,有能力去适应新体制,促使整个经济在新经济体制之下获得更好的增长与发展.对企业的这两个要求,就形成了新的企业模式：以效益为目标,参加市场竞争,接受市场选择.要达成此一模式,则直接导出了一个结论：必须建立起现代企业体制.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可说是新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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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毛泽东时代搞的不是真正的计划经济
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我国仿照苏联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但实际上，这种观点过于单一。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实行的到底是什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毛泽东总喜欢发动群众运动干扰实行计划经济1、毛泽东向来不喜欢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曾多次将企业管理权等下放地方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照搬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这其实是误解。在当时，毛泽东一直批评中央集权，倾向于将经济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极力推行权力下放。年，在他推动下，中央大规模下放了财权、计划管理权、企业管理权。然而权力下放后，经济便出现紊乱，“大跃进”期间经济严重衰退，1961年后，刘少奇、陈云收回了前几年下放的权力，试图恢复经济。然而,毛泽东对分权依然念念不忘，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批评中央收权收得过了头，试图打破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中央还是虚君共和，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际，或少管点实。中央部门手上来的厂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去，连人带马都出去。”不过，文化大革命在几个月后就开始，毛的分权计划再次推迟。七十年代初，政治形势刚稳定下来，毛泽东再一次发起了分权运动。这次，他要求所有“适合”地方管理的企业统统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连鞍钢、大庆油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滦煤矿这些巨型企业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也再次下放。向地方分权的这种局面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经济实权应分散到各地方去。2、毛泽东认为官僚技术阶层和他们制定规划、规章管理经济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为何不喜欢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央集权限制了民众的积极性。1956年谈《论十大关系》时，他就强调：“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反教条主义”，对苏联发展经济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其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那么毛泽东要实行的什么经济模式？那就是群众运动和政治挂帅。建国初期，毛泽东尝到了几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甜头，认为群众运动这法宝同样也可以搞经济。他多次说过，不要怕教授，不要怕权威。他曾在成都会议上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我也有点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人堆学问，自己好像很少，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义者恐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源于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还反复讲，“学问少的人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归结起来是要人们“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某此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 …[详细]3、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革，“二五”“三五”计划难以进行，企业的苏式标准几被取消长期以来，每个五年计划是我国经济领域的重要计划，但是“二五”（）开始执行不久就被“大跃进”打乱，“三五”（）刚开局，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期间，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政权基本上都处于瘫痪状态。 在当时，毛泽东个人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指导经济活动的能力几乎等于零。1967年的计划订出但无法传达到基层；68年年干脆就没有计划，而1969年，除原油产量外，几乎完全没有实现计划指标。 国家财政收入从66年的559元降到67年的419亿元，68年更跌至361亿元，比十年前的水平还低。而中国的经济也在大跃进和文革时间出现剧烈波动。4、大跃进和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宏观经济层面的混乱局面，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亦出现。毛泽东批评苏联的经济模式后，在华苏联专家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学者沈志华引用苏联政府的报告说，1958年下半年，中国业企业撤销了所有按苏联技术方案和技术规程设立的技术部门，取消了必要的技术规格和标准。如1959年4月在武汉冶金公司工作的12位苏联工程师抱怨说，他们已有3个多月被禁止工作了。在企业里，苏联的所有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章都被取消。沈志华在地方档案还发现了一系列的报告或材料，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专家在“大跃进”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处境。在吉林省，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认为专家思想保守、陈规旧律没有破除，对专家的建议或设计，不进行认真的研究，不征求专家意见，过分地强调中国条件与苏联不同，就任意否定或修”。有的工厂把听取专家建议的工作制度也作为“妨碍跃进的规章制度而废除了。”二、群众运动搞经济只是领袖实现“政治计划”的手段1、以群众运动形式搞经济实际上“不讲科学”“蛮干乱干”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群众搞经济，调动积极性，但现实中，往往是“不讲科学”“胡干乱干”。曾任鞍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马宾在30年后对历史学者罗时叙讲过一段回忆：1958年，他在北戴河亲耳听了毛主席关于钢产量由535万吨翻番达到1 070万吨的讲话，会上群情激昂，有人当场作诗曰：“坐八百看一千，土办法不花钱，大家一起努力干，年底一定会实现。”马宾对这个目标很是怀疑，可是却不敢公开质疑，回到工厂后，“苏联专家规定的章程不要了，高炉拼命装料，眼见就是胡来，不合格的钢也出炉了。炼钢车间把规章都烧了，对产品质量也不进行检查了”。后来的结果是，鞍钢生产出来的一级钢轨的产量由过去的93%降低到了42%。发生在鞍钢的荒唐事并非独例。“广西有了新建的炼铁厂要请苏联专家去指导，可是专家们从报上看到那个厂炼铁是用木柴烧的，就死活也不肯去。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厂是完全由苏联人援助建成的，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好的特种钢厂，在生产汽轮机的大型锻钉时，中方为了创造纪录，违反既定的工艺规程，热火朝天地一阵猛干，结果炼出大量的废品。一些苏联专家对钢铁领域发生的盲目过热很担心，他们向苏联使馆作了反映，再由使馆向中方上级提意见，结果当然引来很大的反感。”…[详细]2、发动群众运动搞经济也只是领袖实现“政治计划”的手段，“政治”替代了“经济计算”毛泽东一直将“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可以说，“大跃进”运动表面上是赶超英国、美国，而实际上是在赶超苏联。在发动“大跃进”前夕，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说：“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实际上，无论市场经济也好，计划经济也好，企业的生产管理都需要指导性指标，但是毛泽东时代企业的指标设定并非依据客观的生产能力和运营情况，而是基于领袖的喜欢。尽管当时毛泽东将企业管理下放都地方，发动群众搞经济，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几乎围绕着他的目标运行的。所谓群众运动搞经济只是领袖实现“政治计划”的手段，“政治”替代“经济计算”。所以，企业根本无“计划”和“经济核算”可言，所谓订计划只是“凑产值”“凑目标”，而工厂的统计也都是“用假的编出来，从质量、计划、成本都是浮夸”。学者贾文娟描述了当时的状况：“有些人的月历是有40天的！下个月10号以前能完成的产品都计入本月。把没有完成的产量报完成，这样工作就推到了下个月，每个月都这样往后推，到了年底任务就堆积得很多。年度任务完不成怎么办？就弄虚作假了！实际上年计划没有完成就报做完成！……生产总值更糟糕了！生产总值怎么算出来？商品产值加上在制品，在制品就是还没有装配成商品的。在制品是靠估算的，黑幕很多了！一算，完不成计划了，那就给在制品估计多一些，以前只完成50％，那就加到60％、70％，那个产值不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从来都是完成计划的。你（在档案上）看到那时候的生产总值全都是估算的，很少有是真正算出来的！…[详细]3、所以即便将企业管理权限下放，企业（工人们）也无法自由决定生产正如上述所指出，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搞经济依然是一种“计划”，只不过计划的制定者是毛泽东，而不是中央。即便毛泽东将企业管理权限下放到基层，试图让基层获得更多积极性和自由，但是实际上，毛泽东的赶超目标通过政治层级由上向下传达后，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自上而下的权力任命模式，使得官员为了仕途给企业下达各种目标，企业被作为升官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各色命令下毫无讨价还价能力，根本无法自由决定生产。而工人们在政治强压下，对生产只好应付了事。贾文娟引述当时一企业生产科副科长的话说：“不是工人品质不好，你硬逼着他没办法的，不能说不行！很多工人都不表态——他们看不惯，但又不能说话。省长亲自下来下指标了，有什么办法？机械工人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你的。工人觉得你这样命令我，我就这样耍你。……。”工人的应付了事，造成了该企业在“大跃进”期间价值超过18万两黄金的损失。…[详细]结语苏联搞的计划经济虽然不过是一种政治管控经济的手段，但还真老老实实核算过。而毛泽东动员群众运动搞经济，以政治直接指导生产，连核算都省了，更多的是领导拍脑袋胡乱蛮干，因此我国的经济表现比苏联更差。 今日话题历史版118期 出品：腾讯历史频道 责编：黄家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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