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挂锁头的门_中国作家网
悬挂锁头的门
作者：武歆
　　那天早上六点钟，一个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的六点钟。那会儿大街上的人和车都有些迷懵，并且很拘谨，仿佛街道上依旧弥漫着瞌睡，似乎还飘浮着许多淡灰色的雾气，轻轻嗅一下鼻孔，就会感觉到这座城市弥漫着顽固的潮湿气味。这个时辰，一般情况下路边卖早点的比较活跃，可那天最亢奋的是卖报的。街头报贩特别兴奋，满大街地吆喝着。他们拿着报纸的号外，喊着“美国人又动武了，塔利班要倒霉了”。大街上有许多骑自行车的人停下来，一条腿支在地上，一支手扶着车把，另一支手从口袋里往外掏钱买报。　　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候，卖报的人又骤然多起来。原来晨报上又有一条重要新闻，刚刚带人在郊县的一个大水库发现辽代墓葬，并有重大考古发现的市考古队的队长被人谋杀了，而且只有考古队长掌握的一张很有价值的资料软盘也同时失踪。站在第二医院拐角处的穿着桔黄色背心、上面印着报纸广告的报贩一头大汗，带着一脸幸福的笑，他喜悦地说要是天天都有战争、谋杀就好了。　　这时，天已完全亮了。与第二医院一街之隔的马路上，矗立着巨大的防治艾滋病广告牌。一枚鲜红色的感叹号缀在标语后面，像颗随时会怦然做响的炸弹。古珊梅每次骑到那儿，都会加快速度，她极担心那鲜红色的感叹号会掉下来。正要进医院的大门，听到有人喊“古大夫”，她就停住了。回头一看是报贩。　　买份报吧，这里面可有谋杀的消息。古大夫，我特意给您留了一份。　　古珊梅不情愿的停了下来，皱了皱眉，用食指揉了一下明显带着失眠痕迹的眼睛，表情漠然地摇了摇头。这时她突然发现，刚才下车时，忘了拉裙子，长裙的裙摆勾在了自行车车梯的弹簧勾上。她皱着眉头，拉了一下裙子，一下子勾出了一个一寸长的破口，那破口极像一只眼，嘲讽地讥笑着她。古珊梅突然提起裙摆，双手用力，只是一下，就将那只“眼”撕烂了。一旁的报贩看傻了，茸派碜油氐埂　　古珊梅一年四季都穿相同样式、相近颜色的长裙，只会因季节的不同，裙子的布料、厚度才会有些变化。她的个子挺高，长得说不上漂亮，也说不上丑，是那种一句话说不清、好多话也道不明的女人。她还长着很高的颧骨，眼圈总是乌黑，像是在她的生活里没有夜晚一样。古珊梅昨夜的确没有睡好，做了一整夜的梦，炮火连天，许多人被炸得像烟灰儿一样飞扬，梦境里她都好像闻到了呛鼻的火药味儿，后来竟呛醒了。吸了吸鼻子，愣怔了一会儿，才翻了个身，又接着睡去。而那梦竟没有断，“剧情”联接得不差分毫。后半夜，她还梦见了他。他是那样矮小，在她手掌里跳来跳去，不时大喊着，怪极了。每次他出现在她的梦里，他都是那样矮小，但五官、表情却格外清晰。　　古大夫，早上好。您好，古大夫。不断地有护士、医生向她打招呼，同时怪怪的看她，人们的目光极虚飘，不敢与她直视。楼道里两个正在拖地的勤杂工在低声说话。　　听说了吗，看太平间的那个老根死了。　　咋晚上警察都来了。老根的尸体也被警察运走了。　　站在两个勤杂工背后的古珊梅下意识地身体抖颤起来，接着双腿就麻花似的拧住，身体往后一仰，直挺挺的晕倒了。她晕倒之前好像喊了什么，不但背对着她的两个勤杂工听见了，还有一米以外的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以及四个病人都听到了。两个勤杂工对视了一下，目光似乎都在跟对方说，古大夫是听了老根死了的消息才晕倒的。　　太平间看门人老根四十多岁，他不是城市人，至于到底他是哪个省哪个县哪个村儿的，医院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也没人想知道。他看守太平间有二十多年了，注意过或没注意过他的人几乎都没听过他说话。留在人们印像里的，只有他那一米九的身高及所有巨大突出像是打了箍的关节。　　太平间在这家医院的后院，很僻静，到了后院，还要穿过两个月亮形小门才能到。两道月亮门之间是一条长约七、八十米长的小路，小路上满是疯长的杂草，路两旁零星栽着几棵香椿树。小路没有灯，平时就靠医院大楼灯光的影照。春夏这里是虫的天下，鸣叫的、飞舞的、爬行的，都很自在；秋冬，风吹着枯黄的草、秃秃的香椿树枝，悉悉索索，总像是有人在悄悄地说话。　　老根连看门带睡觉的屋子紧挨着太平间。其实太平间很小，死人睡觉的地方就是八个陷在墙里、拚接在一起的大抽屉，如果不打开，就像是两个四斗橱。老根几乎很少走出他的小屋，护士送“客人”来时，总会喊好几嗓子，他才摸索着探出头。　　将公安局的人引到老根小屋的，是医院保卫科的副科长。副科长那几天正闹眼，眼皮红红的，像两粒泡过酒的醉枣儿。勘查完现场，站在屋外的小路上，李警察望着只剩几片叶子的香椿树，问副科长，医院里哪些人和老根来往多？副科长撇了一下嘴，凑到李警察的耳边说了什么，李警察听着听着就皱起了眉头，直到他离开医院时，眉头也没有展开。　　事后，副科长对医院里的人描绘说，老根斜倚在墙上，全身赤裸，死样很怪。老根的小屋也有许多让人无法解释的事，一是找遍了老根的小屋，却没有发现一条被子；二是秋天了，小屋里却满是浓浓的香椿味儿。　　　　给古珊梅治疗后，医院派人把她送回了家。古珊梅古大夫晕倒的消息，副科长在第一时间就通报给了李警察。李警察正为老根的案子找不着头绪心急，听到消息后马上就赶到了医院。经与院领导商量后，决定先召集几个与古珊梅经常接触的同事秘密调查一下，副科长推荐了三个人，一个小护士，一个大夫，还有一个是药房药剂师。恰巧的是，小护士与大夫正是目睹古珊梅晕倒在楼道里的人。　　小护士年轻清亮，说话声音就像丝竹乐一样好听。她是这样介绍的：古大夫不爱说话，有些冷冰冰的，倒不是说她人冷，关键是她衣服的颜色冷，总是一身的深色……（副科长截断小护士的话，提示她要说有价值的。李警察打手势制止了副科长的干涉，并示意小护士继续讲）。假如她穿得靓丽一点，人就不会显得“冷”。没有病人时，她有时还经常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谁也听不懂。有一次我大着胆子问她，她却反问我她说些什么了？真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大家都说古大夫跟太平间的老根好，还说她经常去找老根，我不信，我也没看见过。可是只要在她面前提到太平间和老根，她就会特别慌乱。不知为什么。但我想，老根那是什么人，卡西摩多，别说进他屋子，就是看他一眼都害怕，古大夫平时怪是怪了点，但怎么也不会和老根牵连上。至于古大夫为什么突然晕倒，我认为不会与老根的死有什么联系。还有她晕倒之前像是喊了句什么，但到底喊的是什么，当时我只顾着去扶人，没有听清。　　女医生四十多岁，方脸，有轻微的咽炎。她是这样对李警察说的：古大夫晕倒的那会儿，我离她很近。但她喊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但肯定古大夫倒下的那一刻是喊了。我和古大夫在一个科，她业务水平很高，我一点不夸张地说，她应该评主任医师，起码也得是副主任医师。可哪次她都不参评，大家都说古大夫很格色，有点持才恃傲。她和老根好的事，全院的人传了好多年了，但谁也没看见他俩呆在一起过。我想这么多年了，只要有一次他们呆在一起，就总会有人看见，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事儿是挺让人纳闷的。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玩笑，说太平间应该建好一点，说不定哪天我们也会躺到那里去。当时大家一笑，可古大夫的表情却极不自然，在场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我心里还挺奇怪的，心想要不大家都说她与老根有问题呢，也可能是真的，要不怎么只是提了一下太平间，她就慌了，而且是下意识的、根本无法遮掩的慌。从我来医院起，老根就在太平间看门了，在医院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没有家，也没听说有亲人到医院看过他。我们医院规模不大，比较穷，一个月才发给他一百八，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现在没处找了。据我所知，这些年来，他在工作上倒从来没出过错。所以，我想像他这样的人，如果他自己不提出辞工的话，医院是不会让他走人的。还有，我记得以前他的骨节好像不那么大，只是这些年来像是用化肥催了似的，大得有点邪乎。古大夫家庭生活挺幸福的，她从没有说过她丈夫一句不是，她丈夫也是个大夫，俩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要非说她有什么烦心的事，那可能就是她那个两米高的儿子了，他儿子刚二十，个子却比他爸爸陶克齐高出了一头半。方脸大夫最后耐人寻味地补充了一句，人矮了麻烦，太高也麻烦。李警察让她把话说透，她却怎么也不肯讲明。　　药剂师是个男的，厚嘴唇，眼睛老爱看着一个地方，眼珠好半天才转转。他说的非常简单：古大夫绝不会跟老根那样的人好，太离谱了。她就是性格特别点，散淡一点，心肠却是极好的，有时熟人找她看病，她经常帮人拿药。还有，她的医术太棒了，论业务谁也比不上她。就是她本人与世无争，又不会走关系……药剂师的语调越来越低。方脸医生看了药剂师一眼。　　后来，小护士、方脸医生和药剂师就走了。李警察点燃一只烟，吸到只剩半根时说了一句，我看这个女大夫和药剂师有矛盾，女大夫和古珊梅肯定也有嫌隙。副科长抽空刚点完眼药水，会意地笑了笑。一笑，眼药水就像眼泪一样滚落了下来。　　医院大概有一百多名职工，李警察又随便查访了一些职工，实在找不出什么新的线索了，就准备走。副科长送李警察出院门时，李警察叹着气说，现在的案子跟以前真是不一样了，你多么想不到的事都会发生。法律系的大学生被不识字的农妇给卖了，最后把她解救出来，她还说那农妇是好人，也是受骗的，这案子你信吗？副科长摇着头，连说想不到，接着又以很严肃的姿态，询问李警察下一步还该做什么，李警察给副科长布置了一下，就上了车。　　那天，李警察没有查问到那两个勤杂工。两个勤杂工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古大夫是因为听了她俩的议论而晕倒的。她们都是下岗后，七托八绕才找到的这份工作，据她们所知，古大夫是这所医院里比较出名的大夫，她们怕多嘴惹上麻烦，丢了这份差使。她俩不说，别人当然也就无从知道这一细节了。　　　　古珊梅说是在家休息，可她根本没有躺在床上，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屋里四处乱飞的小黑虫子上，她张着两只胳膊，不停地扑打着。她觉得小虫子们肆无忌惮地飞舞是对她的蔑视，她绝不能容忍任何东西轻视她，既便是没有思维的虫子。老根死讯的刺激，像蒸气一样，不到十分钟就被太阳给蒸掉了。也说不上什么理由。反正她忽然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伤心，老根的死既然没有亲眼看见，她就完全可以彻底地否认，老根依然还在太平间，今天跟昨天、明天跟今天，日子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她的灵魂依然可以触摸到老根。　　小飞虫似乎越打越多，隔着门听，屋里的拍打声“啪啪”不断，像是有许多人在鼓掌。她越打越气，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怪异的事？比如厨房里的东西会突然地掉落；静下来时，就会听到“嘎吱”的响声，但却怎么也辩不清响声来自哪里；再比如这四处乱飞的小黑虫子，像是从阴沟里飞出来的一样，虫子虽小，却带着一股死人的味道。　　长时间的追打搞得古珊梅异常地疲惫，她终于放弃了对小虫子的“追杀”，在写字桌前坐了下来。喝着水，头却依然跟随着飞舞的虫子上下左右地转动着。大概是转得头晕了，她颓然地趴在铺满报纸的桌子上，然后顺手抓起一支笔，在报纸上写了起来，她写得很快，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写了许多字：多罗那他，他化自在天、施肩吾、转依、阿马尔?达斯、伊本?阿拉比、迦叶波、表业，然后她把这些字的第一个字挑出来，又找出了一张白纸，将其重新组成一句话写下来。她看着白纸上的字，好半天好半天，突然站起来小心地关上房门，跪到佛龛前，点燃一柱香，虔诚地磕起了头，嘴里还不停地喃喃自语。袅袅的香烟渐渐地扩散开来，空荡荡的没有佛像的佛龛前不一会儿就聚满了烟香。　　――你应该把这药吃下去。什么？难受？难受也要吃。我实再是想不出来，为什么要到你这来。是呀，我是又来了，有几天要是不闻到这里香椿的气味，我就难受。只有在这里我才是清醒的。你问陶古？他现在几乎不回家，他像明星一样忙。你何必要关心他，他非常好。他那一表堂堂的外表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什么也不需要做，只要出席一些公众场合，就能拿到钱。快吃吧，我看着你把药吃下去。真的，我喜欢看你吃药的样子。让我再摸一摸，又大了，真好。你不是一直在问我这到底是什么药吗？这是几种药混制而成的，是我自己配制的。外面？外面没什么意思，总在打仗。我相信有一天，战争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有这种预感。这里面很安全，不会有人陷害你，你千万不要走出去，这世界太危险，充满着险恶。我已经闻到了火药味儿。刚才我又测卜了一下，形势不好，世界性的战争迫在眉睫。不是局部的，是世界性的。就聊到这儿吧，我感觉有风，有人回来了。　　带有酒精味和来苏水味的风飘进来，古珊梅的丈夫、外科医生陶克齐回来了。　　你在和谁说话？丈夫的声音随着他的气味一起逼了过来。　　没和谁说话。　　我听到你在说话，是谁？　　没人就是没人，你不要神经过敏好不好？　　……　　古珊梅僵着身子用耳朵听了一会儿，屋外，没了声音，酒精味和来苏水味渐渐地在屋里淡了下来。她继续在没有佛像的佛龛前跪着，没有出屋。　　陶克齐只在古珊梅的屋外站了几秒，就回到了客厅。他发现了桌子上那张写有一串字的白纸。他拿起来，拧眉看着。近五十岁了，陶克齐的手却依然光洁，指甲修剪得既整齐又美观，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白金戒指，细细的，与他干净的手浑然天成，使那只手显得十分地秀气。他悄悄地将纸条收了起来，然后走进自己的屋，随手将门上了锁。不大一会儿功夫，整个单元房里便充满了铁器与木头的凿击声。这声音响起不久，古珊梅就冲到陶克齐的屋子前，剧烈地拍打起房门来。　　门外的拍打声，陶克齐根本没有听见，与其说他没有听见，不如说他根本就不想听见。他仍然专心地制造着他的大鸟儿。陶克齐的身体很结实，粗壮有力，这是外科医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他的皮肤很白，脸上光洁得没有一丝汗毛。尽管他手里拿着锤子和凿子，像木工的造型，可怎么看还是医生的气质。　　那只木制大鸟儿，翅膀张开有一米多宽，半米多高，他已经制造好长时间了，但完期依旧遥远。屋子里堆满了木料，横七竖八。站在飞扬着木屑味儿的屋子中间，陶克齐用凿子细细地修理着木鸟儿翅膀上羽毛的纹路，间或他抬起头，望着屋门前的横梁愣愣的出神。　　夜是幽灵，因为夜是看不见的，而幽灵也是看不见的。王尔德的《坎特镇的幽灵》，就是写幽灵的。它比描绘地狱的《神曲》要恐怖几百倍。所以说幽灵要比地狱可怕。　　古珊梅没有读过《坎特镇的幽灵》，但她就是夜的幽灵。当人们都已沉沉地睡去的时候，她穿着一身黑色丝绸睡衣，手拿着电筒，又开始寻找屋中的“嘎吱”声。这种声音折磨着她根本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那“嘎吱”声也会在梦中化成大炮机枪手榴弹在她耳边炸响着，所以必须要找到“嘎吱”。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因为前面有一座刚刚峻工的二十多层高楼的阻挡，即使白天，屋里的光线都有些阴暗。夜晚，那座还没人居住的高楼就像一座黑山一样，扑天盖地的压过来，堵在窗口。于是屋中愈发的黑暗。　　古珊梅一个角落都不放过，细细地搜寻着。她大睁着两眼，极像一只正在寻找毒品的特警猎犬。然而“嘎吱”声是跳动的，越是静心地找，就越摸不着那东西的根脉。她跌坐在沙发上，琢磨起来。　　这套房子是他们刚买下的，是在丈夫陶克齐的力主下买的，不是新房。过去这套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哀婉的少妇，是那种总有一股愁云在心头缭绕的女人。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从看房到搬家，古珊梅只见过她一次。古珊梅有个直觉，要想破解房屋里的怪异，必须要找到这屋原来的主人。古珊梅拧亮台灯，找来一张白纸，又开始在上面写起来：鲁伊斯布鲁克、阿摩拉、净土宗、拾得、破邪显正、敖教勤。然后从每个名字中挑出第一个字，反复组合排列，像是在玩填字游戏。　　夜里一点多钟时，陶克齐从他的房间走出来，也不出声，静静地坐到古珊梅的旁边，眼紧盯着桌上那张画满了字的白纸。他已经收集了她写的几十张这样的白纸了，他想要通过这些“纸”来破译他的妻子。　　我一定要找到“嘎吱”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古珊梅忽然收住笔，样子像刘胡兰面对铡刀一样坚定。陶克齐半扬着头，张着耳朵细听了一会儿，试探着问，我怎么听不到？古珊梅双手按住眉骨，样子很痛苦，愤愤地喊道，我都快要被“嘎吱”声折磨死了，你怎么会听不到呢？　　大概是你睡眠不足导致大脑缺氧，视神经和听觉神经失常了吧，陶克齐紧紧盯着古珊梅，语气不容置疑，我想你的晕倒与睡眠有着直接的关系，多吃几粒安定，最好用牛奶送药，去好好睡一觉吧。什么也别想，好好地睡一觉。　　不找出“嘎吱”，吃一瓶安定，又有什么用。古珊梅这样说着，目光依旧在搜寻。　　陶克齐霍地站起来，你这样，是没事找事。　　……我想找那个女人问一问。古珊梅说。　　哪个女人？　　我要问一问，她以前住在这里时，有没有也听到过“嘎吱”声。我得明白咱们买的这房子的底细。　　神经病，房子都买下了，再去找人家，你不觉得没趣？陶克齐的目光狠了起来，我不会让你那么做的。　　你不同意，我自己去找。我一定要找她。古珊梅的声调高了起来，她扭身回了自己的屋。陶克齐快速掖好桌上的那张白纸，紧跟着也跨进了古珊梅的屋子。很快屋里就传出两个人时高时低、断断续续的吵骂声。　　小黑虫子继续在夜的屋里飞舞，飞得更加自由。“嘎吱”声也在继续作响，而且响得更加放肆。沉重的黑色包裹着所有的一切，充斥在“每一个”时间的间隙里，特别饱满。　　　　古珊梅歇了两天后，去上班了。像她这样的业务骨干，医院是不可能让她歇太长的时间，在这两天里，院方已派了三拨人来看她。她清楚，这是催她上班。如今实行了“医保”，看病的人越来越少，而且病人也开始对医生挑剔起来，也像国外一样懂得“择优而医”了。所以医院的服务水平、医疗水准直接影响着医院的效益。尽管她不是主任、副主任，但还是有好多病人奔着她来，指名要古大夫看病。　　虽说古珊梅昨夜又找了大半宿的“嘎吱”，可早上挂着两个黑黑的眼圈还是准时来到医院。仅两天的工夫，医院对面的大广告牌前已经搭起了脚手架，许多工人正用白漆在遮盖艾滋病的宣传画。据说，广告牌上将改画节水的公益广告。这是一座严重缺水的城市，近来连市民的生活用水都开始施行定时供水了。　　在医院大门口，那个穿桔黄色广告背心的报贩又拦住了她。买份报吧。现在美国在天上打，“反塔联盟”在地上打，塔利班正在节节败退。估计拉登小命悬乎。美国在逼着奥马尔交人。您应该买份报。现在整个阿拉伯都向着拉登，美国不好办呀。杀考古队长的凶手还没有找到，这个案子太离奇了。您买一份吧。……现在人口流动性多大，杀完人，一跑，跑新疆跑内蒙跑宁夏，往哪去找人……报贩望着步伐丝毫没有减小的古珊梅，终于止住了步子，摇了摇头，扭身折回医院大门外的拐角处。　　甩开报贩后，古珊梅停住了，她回过脸对着报贩的背影，觑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掉转头大步地走进了门诊大楼。换好工作服，只要在门诊室一坐，立刻就会有病人找她。她看病非常耐心，绝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把病人打发走。通常她会一边用专业语言，一边用民间话语向病人解释，而且还将患者的发病原因及发病先期、中期、后期的症状细细地道出，她一般会一直讲到患者没有了疑问，才微笑着用目光与患者“说”再见。这样的好大夫如今不多了，除非你花十二块钱挂专家号，但专家也未必给讲得这样明白。所以找古珊梅看病的人特别多，有时到了中午还有病人在等待。为了不让患者失望，她通常都是放弃午饭时间，继续看病，超时应诊，她一点都不报怨，古珊梅是自觉自愿地用“劳模”的态度工作的，但她却从没有想过要用“劳模”的态度为自己赚取点什么，她不需要。在这一点上，同事们极不理解她，认为她怪，她也没理解过她的那些同事们，在她眼里，他们也很怪。她认为医生的工作就如同上帝的工作，都是为大众解除苦难的，只不过，上帝解除的是人灵魂的疾患，而大夫负责的是人的躯体。和上帝一起工作的人，是不能带有私欲的，她认为同事们太过追求私利，而放弃了同上帝一起工作的灵魂愉悦，这是极蠢的行为。在她认为，她的同事们蠢笨如猪。　　忙碌了一天，傍晚快下班的时候，陶克齐打来了电话，告诉她晚上有个手术，回家要晚些。她放下电话，愣怔了一下，从书包里找出了昨晚上翻到的那张纸片，看着纸片上的号码，拨了电话。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一问还真的是房屋原来的主人――那个哀怨的少妇。她想要和少妇见面。大概少妇那边像是挺为难。古珊梅说了好半天，她才勉强答应下来。放下电话，古珊梅一脸的倦意。　　在古珊梅低头忙碌看病的这一天里，被李警察和副科长找去谈话的女护士、方脸女医生和男药剂师，也在秘密地注视着她。下班时，三个人向副科长汇报都是一样的，古大夫特别正常，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随后，副科长又给李警察打电话做汇报。李警察不动声色地听着。在副科长结束汇报时，李警察告诉副科长，经法医初步检验，老根是死于冠心病，属于正常死亡，眼下还没有任何迹像表明是被谋杀而死。副科长嘴张开好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失了底气地问，那古珊梅怎么办？副科长忽然感到眼疼得厉害，他举着电话，闭上了眼睛。还跟以前一样。说完，李警察大概手底正有忙的事，就撂了电话。副科长放下电话好半天，还在品咂着李警察的话，“以前”？是指古珊梅晕倒之前呢，还是指她晕倒之后呢？也就是说晕倒之前是不监视的，而晕倒之后是监视的，那到底是监视还是不监视呢？　　　　哀怨的少妇是在晚上十一点到的古珊梅家。那天晚上有风，是那种不张扬的风，很低调，但非常固执，匍訇潜进。在这种风的夜晚，响起“杀人了”的喊声，一点都不奇怪，特别吻合。　　少妇脸色苍白，很瘦弱，像是刚从倒塌的房子里跑出来，头发和脸上蒙着一层灰尘。她坐在沙发的边沿上，环顾着屋里，整个人带股暮气。从一开始两个女人间的对话就异常地艰涩。　　以前这屋里有“嘎吱”的声响吗？怎么这屋里总是有黑的小虫在飞？　　哀怨的少妇没有回答古珊梅的问话，而是缓缓地站起来，一边抚摸着墙壁，一边细细查看着，她的步履很轻，没有一点声响，少妇走到陶克齐的屋门前就停住了。女人间的静谧，往往会令人周身发紧，甚至于感到恐怖。古珊梅与哀怨少妇相互静默着，化成了两股不动的风。　　古珊梅坚持不住了，以不太坚定的口气继续追问，少妇仰着头，在陶克齐的房门前看了好半天好半天，忽然就扑簌簌地流下了泪。　　这屋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你要如实地告诉我！古珊梅完全没了给人看病时的沉稳。　　少妇终于低下头，双手绞在一起，那模样像是给大老爷做填房的小丫环见了大太太。　　我对不起你，古大夫，真的对不起你。为什么？我……我也不知道。少妇嗫嚅着。又哭起来，随后任古珊梅怎样问，她倦缩在沙发上，就是不说话。　　屋里响着少妇嘤嘤地哭声，古珊梅无奈地闭上眼。后来哭声没有了，少妇走了。也不知少妇走了多长时间，陶克齐回来了，她向他讲了刚才的事情。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根本就没有在本市。陶克齐冷笑着。　　她刚离开我们家还不到一个小时呢，茶几上还有她擦过眼泪的纸巾呢！古珊梅忽然反问道，再说，你是怎么知道她没在本市呢？　　陶克齐猛然回过头，情绪激动地说，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好，我就告诉你，这个人已经死了！你说你怎么跟一个死人见面？！你撞鬼了吧！　　古珊梅惊愕之余，坚持地指着沙发上少妇刚刚坐过的地方说，她就坐在这，她一直在哭，难道死人还会流泪吗？你去摸摸，那擦过眼泪的纸巾还湿着呢。你不会又玩什么花样吧？　　陶克齐目光冷冷地上下看着古珊梅，随后用手指着她，一字一顿地说，她不是鬼，你就是鬼。　　陶克齐冲进了自己屋里，屋门随后“嘭”地关了，接着就听到了“咯噔”的锁门声。那扇沉沉的木门被关得紧紧的，严紧得像是正蕴藏着一个阴谋。　　　　古珊梅这几天有些恍惚。丈夫与她又进入了不说话的冷战期。二十二年前那个冬夜里发生的事，她竟又梦见了，并且是那样逼真，每一个细节都分毫不差，她又梦见了她与老根在一起，以致于醒来后，她以为又回到了二十二年前。是梦？不是梦？年头越是长久，古珊梅就越是拿不准，与老根在一起是真实的生活还是梦境。要不然儿子陶古怎么会跟他长得那么像？古珊梅不断地思索着，思绪就像屋中的小黑虫一样旋舞着挥之不去。　　这晚，古珊梅值夜班。一般晚上来看急诊的病人极少，今晚的病人就更少，两个钟头了，竟没有一个病人。那个漂亮的小护士和古珊梅值一个班，她倚在门框上说笑着，怎么看病也跟相声里讲的一样，“一拨一拨的”。的确，有时一个晚上病人会一个跟着一个，有时会一个没有。　　古珊梅忽然头有点晕，她跟小护士说出去散散风，便走了出去。　　也就在古珊梅出去不到五分钟，就来了一个犯哮喘病的老年患者，他喘得就像一个巨大的风箱，让人听着就揪心。小护士立刻跑出去喊古大夫，喊了好几遍，没人应声，她又往前跑了十来米，喊岔了音，空空的楼道里仍没有回应。小护士急忙赶回诊室，对病人家属小心地解释说，大夫上卫生间了，一会儿就回来。　　十分钟、十五分钟，还是不见古珊梅的影子。病人家属是个剃着平头的高个汉子，他是正跟一帮开出租车的朋友搓麻时，被他媳妇叫走的。本来他要“一条龙”了，被他媳妇十万火急地召了去，再加上他老父亲又风箱一般地喘，站在病房里，那汉子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像是正在“辍弊飨斓幕鹨┠矶Ｋ仁锹睿馐鞘裁匆皆海∪艘懒耍拐也坏酱蠓颍ゲ匏磕苷饷闯な奔洌∫缴辉诟诰褪遣葺讶嗣褪遣桓涸鹑危『罄此筒倨鹨话雅蚯缴显胰ィ⑹奔闭锸依锶人慕Γ康ǖ乃槠谔谔诘娜绕校磷盘粜频匮酃狻Ｐ』な肯呕盗耍辖舾撼ぶ蛋嗍液捅Ｎ揽拼虻缁埃蛋喔痹撼ず捅Ｎ揽聘笨瞥ざ几侠戳恕８痹撼ひ槐吒∪丝床。槐甙哺酵泛鹤印Ｆ酵泛鹤痈舐孔右谎桨哺Щ鹌酱螅恢窍胨细盖椎牟。故窃谙肽恰耙惶趿钡呐凭帧８笨瞥な芰烁腥荆谖堇镒鹆巳Χ植幻靼祝派好坊崛ツ哪兀吭谥蛋喔痹撼さ闹噶钕拢派献孕谐德鹤诱移鹄础　　前院没有找到，他就找到了后院。后院格外幽静，月光下，显得很虚幻，小路、香椿树、月亮门在夜里泛着白光，勾引出人的不可遏制的想像的欲望。副科长骑到第一个月亮门时，他吓得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看见在第二个月亮门那里，站着一个白衣人。　　副科长大喊了一声。白衣人没有动。他沉了一下，一边喊着一边壮着胆往前走。这时那白衣人才慢慢地转过身。　　　　古珊梅半夜前去太平间偷着凭吊老根的事，第二天早上，已经无人不晓了。人们对她和老根亲密的传闻，二十二年来，终于从暗到明了，人们在惊愕中开始有些相信了。不过又都觉得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于是互相间问着对方，像出了考场的小学生在核对试题。　　对于古珊梅和老根的事，院领导无法过问，男女关系这种事一旦真的拿到桌面上，又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毕竟古大夫只是在值班的晚上去了一趟太平间，尽管行为有些怪异，尽管传说她和老根有什么关系，尽管整个事件看起来疑点重重，可如今老根的突然死去，使一切疑问都跟着老根一起作古了。所以任底下议论纷纷，甚至于领导也会和自己的家人说起古大夫和老根的事，但表面上对此事还是保持了沉默。　　副科长私下里则拨通了李警察的电话，讲了昨晚上的事。他建议李警察找古珊梅谈一次，既然二人有关系，一人突然死亡，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有讯问另一个人的理由。随后副科长又强调了一点，虽说验尸报告初步断定为正常死亡，但仅是初步，也就是说还没有百分之百地排除他杀的可能。副科长的分析有条有理，一个搞保卫的人能如此地分析案情，李警察顿觉欣喜，他情不自禁地在电话里对副科长说，你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保卫人员，医院应该让你做保卫科长，我一定要把这个建议向你们院领导提出来。副科长谦虚地嗯啊着，更加热心地动员着李警察。其实李警察一听说古珊梅去了太平间，就已决定与古珊梅正面接触一下了。在他正和副科长商订见面的时间时，就听副科长那边像是被烫着了一样喊起来，你快过来吧，古珊梅主动找来了。原来，古珊梅已经站在副科长面前，很平稳地说，我有话要说。　　副科长忙扔下电话，非常激动地让古珊梅坐下，同时努力地营造出平和的气氛。他有一种预感，一场大案就要由他来侦破了，是的，他是第一个把这种怀疑讲给公安的人。这几天他真是太累了，正科长调走已经两个多月了，但院里迟迟没有把他扶正，如果此时他能有所作为的话，领导不想扶正他都不行了。　　古珊梅端坐在副科长面前，眉眼低垂，一副投案自首的姿态。她双手叠放在一起，似乎在暗示副科长，请你给我戴上手铐吧。副科长小心地应付着古珊梅，他不想在李警察他们到来之前，自己先行动。万一问错了路线，让古珊梅反悔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　　李警察带着他的一个助手很快赶来了，还没等他们坐稳，古珊梅就说，老根是我杀的。还有我的儿子陶古，是我和老根生的。我不是被周围的目光逼着来自首的，我觉得是该讲出真相的时候了，我不愿意自己像耶稣一样永远背负着十字架。　　副科长差点没从椅子上溜到地下，他觉得这比恐怖分子用飞机撞大楼还让他惊讶。李警察示意助手作笔录，三个人一齐将目光投向古珊梅，死死地盯着她的高颧骨和缺少睡眠所带来的乌黑地眼圈。　　外面下雨了，刚下的，今天晚上有点凉是吧。古珊梅低低地说，声音听上去特别远。　　有着十几年刑警生涯的李警察，还是第一次听到犯罪嫌疑人这样的开场白。他没言语。以静制动，这是老警察的手腕。　　你一定在想，我是怎么知道外面下雨的吧，而且还知道刚下没有几分钟。好吧，我告诉你，你进屋的时候，身子没湿，可皮鞋上有亮晶晶的水点儿。古珊梅依旧垂着眼睑。她的模样和声调，让人想起了希区柯克黑白片里的女人。　　副科长看了看李警察，他有些茫然地站起来，把脸贴到玻璃窗上仔细地朝外看，远处的沥青地，在路灯的影照下，闪着亮点，跳跃着，像有许多眼睛挤着向他笑。常常的，初冬夜晚的小雨比夏夜的暴雨更可怕，冰冷冷的，就像一把刀子紧贴着肚皮。副科长爱看好莱坞拍摄的凶杀电影，有好多杀人抛尸的场景都是在雨夜里。前两天他就刚看完由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惊险片《致命距离》，这片子一开始就是下小雨，然后一辆汽车嘎然而止，有人从车上下来，只能看见一双脚，然后就是拖着一个女人尸体的男人的背影，接着男人把尸体扔下河里。副科长后脖梗子冒寒气，手脚冰凉。他赶紧坐下来，把椅子朝李警察身边拉了拉，小声说，是不是把她带到队上去审？哦，哦，还是先听听，好吧。　　犯罪嫌疑人古珊梅开始栩栩如生地讲起来，副科长从来不知道古大夫这么能讲，而且曲折、神秘，还有梦幻的味道，写小说的人会感觉有点像博尔赫斯的小说。　　二十二年前，我记得是夏天，我们医院给所有职工体检，当然也包括老根。那段日子一直阴天，天天下雨，总感到衣服是湿的，背阴的墙角处都泛起了青苔。那几天我正来例假，经血特别多，深红色的，心里挺烦躁的，而且嗜睡不醒。闭上眼就能睡着。当时我刚分来不到半年，体检时，我和另一个大夫负责做B超。命运让我在那天走近了老根。当时老根也刚来医院不久，他不像现在这么丑，挺英俊的。大概他刚到城市，人显得傻乎乎的，样子呆呆的。他穿个大背心，一条大裤衩子，木讷讷地站在旁边，我让他躺下，他躺了。我让他把背心撩起来，他一下子就撩到脖子上。他的大裤衩系得老高，我让他把裤衩往下扒，他竟一下子扒了下来。我毫无准备。学医的，早把人的器官不当回事，看得太多了，死人的还有活人的。可老根的器官是我看到的最大最漂亮的，在我的注视下，它一下子就勃然而起，我想，要是在灯下看，它一定会是透明的。　　副科长刚要张嘴打断她，被李警察在底下碰了一下胳膊。李警察用鹰一样的目光紧盯着古珊梅的眼睛，那目光极具穿透力。　　古珊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她说从那以后就迷恋上了老根。只要晚上值班，就去太平间找他，那条小路真美，像是去月球的路，春天香椿树的清香能把人香醉了。那会儿我刚结婚不久，我讨厌死了我丈夫，他的器官又小又细，我对他没兴趣。后来我就怀孕了，是老根的孩子。我告诉过我丈夫，可他偏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问我到底是怎么害死老根的？是这样的，我拿了好多药让他吃，有甲基睾丸素，有丙酸睾丸素、本乙酸睾丸素，还有绒膜激素，你们不太懂，这些都是激素类药，我并不是存心要害他，只是想让他的器官长得再大一点。所以竟忽略了药物带给他的副作用。他吃了好多年了，他是吃药死的。如今他走了，这些事情我必须讲出来，否则我对不起他。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他不在了，我还怕什么？你们带我走吧，为什么？你们以为我是在说梦吗？不是，这都是真的。　　副科长低声问李警察怎么办。李警察正在沉吟着，手机响了，他拿起电话听着，眉头皱起来，接着他就走出屋子。　　小雨有些稠密了，打在没有绿色的院子里，多少有点凄然。队长告诉他，尸检报告正式出来了，彻底排除了老根被他杀的可能。李警察又讲了古珊梅刚才的供述，队长想了想说，这样吧让她先回去，然后找她丈夫了解一下情况。　　回到屋，李警察的情绪把持得很好，他平静地劝走了古珊梅，让她回家安心休息。　　古珊梅极不情愿地走了。副科长对李警察的做法很不理解，待了解到了尸检的情况后，他一拍大腿怪叫着说，古珊梅脑子有毛病，这不是神经病吗！哪有自己揽罪的，再说，这种事一个女人怎么会讲得那么泰然自若。怎么，您说她不是精神病？那好吧，不管怎么样，我得向院长汇报，别忘了她可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她可别“治病死人”吧，我是医院保卫科的负责人，这个情况，我必须向院领导汇报。　　李警察摸着好几天没刮的下巴，憋了好半天嘣出一句，明天找古珊梅的丈夫谈谈，看他怎么说！　　李警察的助手合上本子，眨巴着眼睛，大夫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说起性，就跟喝水一样，我看她不像有病的样子，思路多清晰呀。我以为要继续尸检，说不定还就是她害的。老李，你忘了，那年我们破的那个案子，那个女人给她丈夫下毒，下了三十年。要不是反复尸检，从尸体上根本发现不了被毒的痕迹。副科长问李警察的助手，最后怎么判的。助手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那女的无罪释放。为什么？她是精神病患者。古珊梅是不是？我不知道，这得去做鉴定。　　副科长把目光转向李警察。　　　　医院里像被捅了马蜂窝一样，展开了对古珊梅的议论。古珊梅听不到，因为院长非常委婉地让她休息几天，在没搞清楚她复杂的做案情况前，从职业上的考虑，院里决定暂停她的工作。　　古珊梅在家休息，比上班还累，精神的累比身体的累更让人疲惫。她不相信陶克齐告诉她的这套房屋的前主人――那个哀婉的少妇――已经去逝的消息。她怀疑那天晚上陶克齐是故意对她那么说的，她一直在怀疑，陶克齐在暗暗地想尽办法逼她发疯。那天，那个少妇说了那么多的话！擦眼泪的纸巾也是湿湿的！她怎么可能是死人呢？陶克齐一定是在骗她。即便那个少妇真的是死了，他陶克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她忍不住又拨通了纸片上写的号码。电话一拨就通，古珊梅的心里一动，怎么什么时候拨电话，她都正好守在电话机旁呢？　　什么，你不认识我？×天×晚×点你来的我家，你穿的黑色裤子黑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黑丝巾。什么，是我记错了？不可能！你别放下电话，我问你，是不是你在我们家哭了，你还跟我说对不起，你怎么能不承认呢？我只想问你一句话，这屋子过去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你告诉我，喂喂，喂……古珊梅举着话筒，里面传来遥远的“嘟嘟嘟”的声音，像夏天里她去找老根时，在两个月亮门之间的小路上听到的蛐蛐声。　　黑色的小虫子依旧在屋里飞，飞得好像阿富汗上空的美军飞机一样，肆无忌惮；“嘎吱”声也是越来越响，像一阵紧似一阵的喀布尔郊外的炮声。她跪在空的佛龛前，闭着眼睛，嘴里喃喃着，似诵经又像祷告。随后她又开始像以往一样，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下了许多的字：以赛亚、白四羯磨、伽玉玛特、阿陀那识、典座、契嵩、浮图、能破。　　这时晚间新闻开始了，从客厅的电视机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原来“反塔联盟”部队在美军空中火力的掩护下，已经逼近喀布尔郊外。　　古珊梅从居室走到客厅，看着炮火连天的电视荧屏，她却在想，不知杀害考古队长的凶手抓到没有，不知遗失的考古软盘找到没有。这样认真地想着，不久就有些疲惫。她站到了窗前，将目光像石子一样扔向了窗外，但立刻疑惑着定住目光，她发现在她家窗前的那条小路上，她的丈夫陶克齐正和一个女人站在路灯下说着话。这是一个说远还能看见、说近却极模糊的距离。她趴在窗口以线穿针的定力拚命地看去，从那女人的装束上，她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正当她准备下楼去看个仔细的时候，只是扭个身的功夫，屋里的灯突然全灭了。她摸索着找手电筒，没找着，便摸索着找打火机，她记得打火机是放在茶几上的，可这会儿却怎么也摸不着。就在这时，门开了，一股来苏水气味随着风拥了进来，旋即，一个黑影站在门口。古珊梅与黑影僵持着。半秒钟后，黑影“啪”地打开了打火机，火苗突突地向上窜着，映红了那黑影人。古珊梅怔了，黑影人正是她丈夫陶克齐。此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快速地跑向了窗口，放远了目光，在窗前的那条小路上搜寻。小路上已空无一人。　　警察今天找我去了。陶克齐一字一句地说，声音随着打火机的火苗一窜一窜的。　　　　李警察等人找到陶克齐时，用非常隐含的话来引出古珊梅与老根的关系，还有陶古是否真是他的亲儿子。陶克齐非常明朗地告诉李警察，你们不用绕弯子，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首先我要对你们说，我非常爱……确切地说是欣赏……不光是欣赏，是爱我的妻子，她很有责任心，是个好医生。尽管在家她不是个好妻子，但她善良，坚强，有进取心，这就足够了，正是我所需要的女人。实话告诉你们，我妻子和老根没有任何关系，陶古就是我的儿子。我可以配合你们做亲子鉴定。你们问我，她为什么那样说，我也不知道。她的脑子？她的脑子没有病。有病的话，她怎么能当医生？陶克齐的回答丝丝入扣，没有给李警察留下一点可以回驳的余地。　　下一步怎么办？陶克齐前脚迈出屋子，副科长马上问道。　　李警察像是回答副科长，又像是对自己说，古珊梅是不是二十年来定期给老根吃激素类药，现在从尸检报告来看，死者生前是曾服过激素类药，但是长期微量服用还是短期服用如今不好界定，而且激素类药是死者主动服的，还是古珊梅诱导他吃的，也无第二个人知道，已是死无对证。单凭古珊梅一人说是她杀的人，不足以定案，现在办案重的是证据，不能光凭当事人口供。所以还不能认定老根就是古珊梅药死的。现在看来，陶古是不是古珊梅与老根的私生子，是突破这个案子的关键，所以必须让陶克齐与陶古做亲子鉴定，从这里找出案子的突破口。　　一周后，陶克齐与陶古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报告单上很明确地认定了二人的父子关系。　　为什么古珊梅要自毁形像？她与老根到底是什么关系？但凡一个正常的女人绝不会自己承认有婚外情行为，况且古珊梅与老根两人从文化到地位又是那么的天壤之别，李警察越想越觉得古珊梅的言行不是十分的正常。于是，在李警察的提议下，经几方研究，决定由李警察和医院领导带着精神病院的医生，以看望古珊梅为由，巧妙地对她进行一次精神鉴定。　　对于这一大群人的突然来访，古珊梅给予了极其热情的迎接。待大家在她家客厅的沙发上坐定后，古珊梅说的第一句话，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她一下子就把目光对准了精神病院的张主任，你是精神病院的大夫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毕竟是同行吗。我知道你们一定是来给我做精神鉴定的，是陶克齐告诉你们我有精神病的？来了，也好。我会好好配合的，有病没病，事实会说明一切。说完，古珊梅就将张主任带到了她的屋子，其他人在客厅里静等。　　张主任是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医龄的老大夫，他戴着白色近视镜，温文尔雅，可镜片后面射出的目光却异常地锐利，他用一种平和地聊天式的形式与古珊梅展开了对话。　　对话仅仅进行了半个钟头就结束了。从古珊梅家出来后，张主任对众人说，她应该住院治疗，她有妄想症和强迫症。这么说吧，一般精神有障碍的人都特别的敏感。患了妄想症与强迫症的病人喜欢把一件事做到底，比如有的人天天洗手、时刻洗手，有的人编花，拆了编编了拆。而她喜欢想像，强迫自己去做想像中的事情。她常在幻想里面生活，也就是说，她说的，极有可能不是她做的。张主任又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要确诊的话，还需要全面的鉴定，这个我回去会安排的。　　张主任顿了一下，不过，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看，她的病症已十分地明显，做好住院治疗的准备。而且最好由家属送她到医院，这样不会有麻烦。　　副科长插嘴问道，为什么不能由单位送治呢？　　张主任笑笑，自嘲地问道，你们知道我们医院现在最忙的是什么吗？打官司。许多由单位或是在街上收治的病人，他们一旦出院，家属反过来跟我们打官司的很多，说病人没有精神病，向我们索要精神赔偿。所以最好由病人家属签字同意住院。　　要是精神病人的家属也有精神病呢？李警察问。　　这样的情况好像不多。张主任摇着头。　　要是有呢？李警察刨根问底。　　张主任偏过头，你是说……　　我是说假如。李警察说。　　张主任乐了，你们警察就爱假如。　　一旁的人都直楞楞地听着他俩的对话，脸上紧绷绷的。　　　　古珊梅有病的事，千捂万盖还是于当天就传了出去。医院里的人都颇感惊讶，由好医生到犯罪嫌疑人再到病人，这极大的跨度，考验着每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陶克齐终于在各方人士的动员下，极不情愿地把古珊梅送进了精神病院。陶克齐是流着泪在古珊梅住院通知书上鉴的字，很快他的这一举动就又在医院掀起了一个高潮。男人流泪那是很感人的场面。全院上下无不夸赞陶克齐，因为陶克齐明知妻子有病，还坚持不送医院，不嫌累赘，他的爱妻之情实属难得。人们纷纷想起了去年在医务界迎新年晚会上的事。陶克齐在那天的晚会上，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抒情诗“献给我亲爱的妻子”，当他眼含热泪地朗诵着“我永远爱你”时，古珊梅却大失常态地冲上台去，令人难以想像的狠狠地抽了陶克齐一个大耳光，响亮的耳光通过话筒震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一想起那件事，再联系平日里她的一些奇怪的行为，大家觉得她确是有病。可细思之下，又都惊奇，这么多年来，她在有病的状态下，给人看病竟没有出现过错？！每个人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说着说着就不相信古珊梅真的有病了，态度就摇摆起来。　　后来老根也就火化了。老根的案子画了一个句号。因为既使查出老根是因服用古珊梅提供的激素类药物而导致内分泌紊乱而死，或即使下药人就是古珊梅的话，一个精神病人也是不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况且一切又都只是猜想，并没有实证。　　火化那天，李警察的助手对李警察说，老李，这是我接触的最奇特的一个案子。　　李警察笑着说，这案子不新奇。我那年破过一个案子，有个被人捅了三十七刀的司机，愣是开了一个半钟头的汽车，一直把车开到公司里。后来法医经过检查，证明一个钟头以前他就已经死亡了，也就是说，后半个小时是一个死人在驾驶一辆汽车。汽车愣没有出事，你说奇怪不奇怪？　　副科长在旁边一反过去的热情，脸上木木的，没有搭茬儿，已经消肿但依然厚厚的眼皮重重地往下垂着，像是无力撩起来一样。他将自己的情绪掩饰得很好，谁也没有看出他正处于刚刚被提升为正科长的无比兴奋之中，他已经被医院任命为保卫科的正科长了，老根的案子，成了他提升“正科”的促进剂。提了级、长了工资，他的目标已达到了，至于古珊梅是不是有精神病，早已与他无关了。　　　　古珊梅被陶克齐送进精神病医院的那天，正是塔利班撒离首都喀布尔的那一天。也是公安机关在报纸、电视台登出悬赏广告，寻找杀害考古队长凶手的那一天。　　那天很温暖。许多人都感到皮肤有些骚痒。　　精神病院院内种着许多高大的白杨树，像精神病人的眼睛，直直的，不打弯。这里还修有花池、假山、草地，初看极像一个花园。　　古珊梅住二病区。第一天来，在诊治室，身穿浅灰色病号服的古珊梅与身穿白大褂的张主任展开了第一次交锋。她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回来，她必须让所有参与送她进到这里来的人对她认错，承认她没有精神病，她要让人们知道她被迫进到这里来是陶克齐的阴谋陷害。　　我从未患过妄想症与强迫症，我精神很正常，没有一点障碍。我没有精神病！古珊梅这样做了开场白。　　张主任对“我没有精神病”这句话太熟悉了，就像喝酒时，真醉了的人从不喊自己醉了，而喊醉了的人肯定是没喝醉一样，这里几乎所有的病人从住院的那天起直到出院，都不承认自己有病，而凡是承认自己精神有病的十有八九是精神没有毛病的人。这条简单的悖反规则，在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　　古珊梅很安详的坐在椅子上，目光没有像院内的白杨树那样直勾勾的。她和平常在医院里给人看病一样，温和地看着张主任。这是一场非常怪异的对话，两个人都把对方当成病人、当成医生。　　我从医二十多年，虽然我搞的是内科，但神经科、心理学的书我也看过一些，还在上学时，我就认真的通读了《行为学》一书，对于自己有病还是没病，我很清楚，我想在这一点上您比我更加清楚。你们对我精神病的鉴定结果是错误的，我想这一点您心里很清楚，您是否被陶克齐收买？您不必立刻就回答这个问题，但您要认识到，一个医生要是失去了良心的话，那他就是社会“病人”，一个“病人”诊断出的病情还可信吗？　　张主任暗自高兴，他对身旁一个实习的女学生小声说，你多注意观察她。作为一个精神病学科的医生，他特别希望的就是自己的病人侃侃而谈。这样他就能非常容易地掌握病人病情，以便对症下药，或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见张主任只是静听，没有丝毫申辩的样子，古珊梅叹了口气，您从事精神病学已有二十多年了吧，希望您能保住自己的晚节。关于一个医生的良心问题我就不多谈了，现在我想站在同是医生的角度与你探讨一下医学里的一些问题。平时除了给患者看病还是看病，很少有机会与同行交流，我想今天我是因祸得福吧，古珊梅说着微微笑了笑，随即表情严肃了起来。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两种实体，是非物质的灵魂和物质的身体的结合。一个人神经的每一次变化，总有灵魂中的一个感觉与之相应。人的神经纤维一旦受到外物冲击后，就与过去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了，它就起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经久的。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这种变化的实在情况，以后神经运动就不按照原来的顺序了。我一直在给病人治病中，研究这种顺序的改变。古珊梅打着手势，认真地说起来。　　什么是联想，联想是两个经验的同时接近，或者说是两件相似事物的接近。可我最近经过分析研究发现，反差越大的越容易联想。就像诗人看见大海常会想到高山、看见纯净的泉水会想到美好的心灵……　　张主任专注的神情，令古珊梅很高兴，她微微往前探了探身，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人们认为身体是实体，这绝对是个错误，实体应该是无限的自然界。人的悲哀就在于把自己的身体看成是无限的世界，把自己看作是绝对无限的存在。还有，主宰人的是什么，是情绪。而情绪又分为主动状态和被动状态。你认同我的观点吗？请说一说我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张主任微笑着看着古珊梅，既不表态也不发问，只是用眼神儿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张主任的沉默是古珊梅意料中的，她继续用平缓但却有力的声音接着说，医学上认为意志表现为注意，注意控制观念，观念指导动作。而精神病院的情况就非如此了，你看刚才在大厅里，那个托着一卷纸走来走去的老妇人，她是在观念指导动作吗？不是，刚才我从她身边经过时，我分明在听到她嘴里在说“快吃饭吧，饭里没有毒”。纸和吃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什么？你说我对观念理解得太狭隘了？古珊梅对张主任的打断很生气，她有些激动地站了起来，既然我们对“观念”的理解不一样，我想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我回去再好好看看书，等我把“观念”理解透了，再来同您谈吧。说完，她站起来就往外走，一旁的护士立刻也跟着站了起来，陪着古珊梅回了病房。那个托着一卷手纸的老妇人还在走廊走来走去。　　女实习生问张主任，我看这个病人非常有学问。　　张主任合上病历夹，把玩着钢笔说，以前我收治过一个病人，七十岁，是个没文化的老人，他天天拉着我谈物理学，后来我把这个老头的观点跟一位大学里的物理老师讲，那位物理老师兴奋地问我，这观点非常新、有创意，你是听哪个物理名家讲的。女实习生抿着嘴笑起来。　　还有一次，市长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中年女人与他谈经贸问题，两个人谈了五分钟，市长才发现不对劲，把电话摞了。原来，那是个精神病人。女实习医生好奇心大起，还想听下文，张主任的表情却严肃起来，做了三十年的精神病科医生，我越来越迷惘，为什么人在精神异常时，会产生超乎想像的才智，在我们医院里，就有许多的“疯子天才”，每次与他们交谈我都会觉得心酸。人的非物质的灵魂指挥着物质的身体，精神出了毛病，那人的行为一定会是不正常的。当今社会有心理疾患的人太多了，是到了该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张主任的严肃表情影响了女实习生，屋子里一时沉闷起来。　　过了好一会，女实习生才打破了沉闷，张主任，都说和精神病人打交道时间长了，正常人也都会变得不正常了，是不是这样？　　张主任站起身，面对着女实习生问道，你看我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二病区共有六十多个病人，每个病区都有四个护士看护。一个护士坐在门口，一个护士守着厕所，另外两个护士流动，古珊梅来到的第一天就和看门的女护士非常熟悉了。女护士姓孙，个子不高，身体挺单薄，两只好看的黑眼睛忽闪闪着，特别精神。因为这个女护士和古珊梅以前的一个女患者长得特别像，所以她从心里喜欢小孙。　　这个门为什么从外面一推就开，而从里面却拉不开？古珊梅吃过晚饭，站在有着磨砂玻璃的门前问守在门口的小孙。小孙只是笑，不说话。　　你不告诉我，我早晚也能搞清楚。古珊梅失望地摇摇头，双手抱着肩，在那玻璃门前观察起来。　　从那个有着磨砂玻璃的神秘地门进来，病区呈“凸”字形，宽阔区是病人活动区，狭长处是病房区，干净而整洁，飘着淡淡地清水味。　　每个病房住四个病人，与古珊梅住在一起的分别叫小唐、小红、小月。小唐住进来有二十多年了，已经与家人失去了联系。她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塑料袋拽长了，打结，一个结接一个结，最后再解结。小孙在这里工作四年了，她看着小唐弄坏的塑料袋得有几十筐了；小红喜欢趴在窗口上，外面过去一个男人，她就大声地喊“爸爸”。她是因为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从产院连家都没回，就直接到这来了。小月不停地用肥皂洗手，她的两只手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一样}人。　　古珊梅对小孙说，她们太可怜了，我一定要治好她们，否则我就不配有医生的称号。不治好她们，我绝不离开这里。于是古珊梅开始认真看起了两部版本不同的《精神病学》，看完后，她又拿起一本《临床神经病学》。看书看累了的时候，她就会悄悄走到小孙身边，俯在小孙耳边说，我想看报纸，不知道杀考古队长的凶手抓到没有，还有那个考古软盘到底被藏在哪了，我还想知道世界的战事怎么样了……小孙每次都会和蔼地一遍遍地告诉她，报纸只有办公室有，无法拿到病区来。　　尽管看不到报纸、又拒绝任何人来探视，但古珊梅在精神病院里却一天比一天的快乐，她甚至于认为这里才是她理想的生活时空。能天天与“自己的病人”在一起，远离了整天谋划着要迫害她的丈夫，再听不到了“嘎吱”声，也看不到了飞舞的小黑虫子，晚上她睡得很香，很安稳。每天三次吃药时，她不像有的病人那样，把药片含在嘴里，护士走后再吐出来，也不像有的病人把药片夹在手指缝里，或是趁举起胳膊的时候，顺进袖口里。她吃完之后，还主动张张嘴，让护士查看。每当上厕所，她都会对守在门口的护士说，你放心，我不会出事的，因为我没有病。　　她对身高体壮的护士长说，她们是病人，所以才偷着扔药片，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准备逃跑。我没有病，所以我不怕吃药。正常的人为什么要怕吃药呢，况且我是大夫，我知道你们给我的药是吃不死人的。我觉得生活在这里比外面要好，你看，洗澡时，从没人议论过谁的乳房小、谁的屁股大、谁肚子腰上挂的赘肉多，这在外面的女人堆里是从没有过的。还有这里的人都穿一样的衣服，用一样的东西，睡一样的床，吃一样的饭，这里没有争斗，真的很舒服。　　二病区的六十多个病人都被古珊梅“收治”了，她常常坐在桌边给“她的病人”开药方。古珊梅的药方渐渐地成了护士们热衷的游戏。每次药方开完后，她都会冲着护士们喊，快去按方取药，然后把药方丢在桌上，又去观察“病人”去了。古珊梅一离开，当班的护士就会快速地拿起药方来看，她看后，再把那药方转给其他的护士，在看古珊梅的药方时，护士们总要忍不住地笑，但却从不说什么。一次，快嘴小孙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真是好玩，这古大夫开的药方，十次有九次都能跟咱主任开的一样。别的护士听了就忙用手指去捅她，什么“古大夫”，现在可不能叫她“古大夫”，她是病人古珊梅。　　古珊梅在精神病院的心情越来越舒畅，她觉得自己对神经病专科的研究越来越精深。每次古珊梅在看书或思考中又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和领悟，她都要与张主任述说与探讨。在两人唇枪舌战中，张主任总会有那么一瞬间，忘却了古珊梅是他的病人，他是大夫。渐渐地，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古珊梅的雄辩常常压住了张主任，这大大地挫伤了张主任做为一名医生的自尊心。　　　　已经立春了。北方的春天来得格外迅疾，就像早产的孕妇，既兴奋又慌乱。没有一点季节过渡的感觉，天气立刻就躁热起来。在古珊梅工作的医院门口的那个穿桔黄色广告背心的报贩从美国的“9?11”事件之后，心情一直不错，因为报纸上几乎天天有极好的新闻卖点，像动物园里冬眠动物提前交配，一种被称为“G”的病毒四处侵入，市里各大单位的微机“死机”一片，这些在过去能放在头版的新闻，如今只能在报角上出现了。　　就在美军正式宣布塔利班被消灭的那天，公安部门终于抓到了杀害考古队长的犯罪嫌疑人。原来考古队长与采访他的女记者通奸，被女记者的丈夫所杀。报上用极大的标题做了报导，那天的报纸就像被风吹着一样，卖得快极了。　　外面的消息，古珊梅在病房里知道得一清二楚，现在她每天都在看报纸，是护士小孙拿给她的。在温暖地阳光的照耀下，她看完考古队长被杀的报道，禁不住问小孙，报上现在为什么不提那张极有价值的考古软盘了呢？小孙想也没想就说道，准是还没找到呗。古珊梅摇了摇头，以知晓一切的口吻说，这里面一定另有“文章”。小孙没搭腔，只是冲着古珊梅笑了，古珊梅看着小孙也笑了，那情形极怪异。古珊梅从住院那天起就是个好病人，按时吃药，不吵不闹，严守院规。护士们暗地里送了她一个“优秀病人”的称号。　　开春后，古珊梅病情明显地好转，她非常平静，而且也不再“巡诊”了，每天只是安静地坐在窗边，眺望外面的绿草地，或是读书看报，经过系统的检查，张主任建议让她出院。张主任在做出这个决定时，用电话通知了古珊梅的丈夫陶克齐，尽管古珊梅一直拒绝陶克齐的探视，但陶克齐还是经常给张主任打电话询问妻子的病情。　　接到张主任的电话，陶克齐立刻就赶了过去。当他匆匆地迈进张主任的办公室时，他愣住了，一时不知所措起来。办公室里的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张主任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脸色极不好看，古珊梅坐在张主任的对面，温和但却坚定地盯着张主任，像是正等待犯人口供的公安人员。屋里还有一个小护士和一个老护士，她们也都紧盯着张主任，但目光却是十分复杂，除了不解、尴尬、惊慌之外，还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　　陶克齐故意“咳”了一声，大方得体地向张主任问，今天我可以给我的妻子古珊梅办出院手续了？　　这个……张主任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我暂时还不能出院，古珊梅抢着说，因为他们在我的出院单上用了“病愈”二字，我根本就没病，何来“病愈”？住院时我已是迫不得已，所以在出院的问题上我绝不让步。　　我们要尊重科学。陶克齐认真地说。一屋子的人都不知道这话是说给谁的，所以惊愕地看着这对令人不解的夫妻。　　此刻，古珊梅的目光里跳跃出晶亮的光芒，她逼视着张主任，只要我的出院单上有“病愈”二字，我就拒绝出院。说完，她站起身，也没看陶克齐一眼，就大步地走出了张主任的办公室。　　陶克齐握住张主任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不出院也好，出院了可能会有别的麻烦呢。说完，心事重重地也走了出去。　　我看他也有病。小护士指着陶克齐的背影说。　　别瞎说。张主任呵斥道。随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今什么事不能发生呀。　　主任，“古大夫”的病真的好了吗？老护士思索着问，按照我们医院那条多年的定律来看，凡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的，都是有病的人，那古……古珊梅她现在能出院吗？她的病……　　参与古珊梅病症鉴定的大夫不止我一个，至于治疗上，我以我二十年的医术保证，对病人古珊梅的治疗上我没有任何的偏差。张主任的面色越来越差，惨白惨白的，人一下子就苍老了起来。他白着一张脸抬起头来，目光向着屋里的每个人扫了一下，其他人不敢接视，忙低了头。但张主任的目光没有看任何人，只是那么毫无目的地一扫，然后就转向了窗外。　　正是杨树吐絮的时节，风一吹，满院子都是飘飞的小棉花球，就像下雪一样，落到了人们的头上、身上。有一些杨絮从开着的窗子及门缝间挤进屋子里，弄得人的鼻孔总是痒痒的，像是要打喷嚏似的。就在屋子里的人傻楞的时候，一个小个子护士一头跑了进来，一堆小棉花球像是凑热闹似的也跟着跑了进来。　　张……主任，小个子护士脸红红的，喘着大气急急地说，您快跟我去看看吧，古珊梅这回可为咱医院立了大功啦。说着就去拉张主任。张主任像是真的老了一样，在小个子护士的拉拽下，他的脚步磕磕绊绊地。见张主任被拉走了，屋子里的人也都跟了过去。　　他们在小个子护士的带领下，到达住院部的后门，此时那里已围了不少的工作人员。　　这个小门已锁了好几十年了，院里怎么就没人想着检查检查呢？　　这个小门好多年都没人动了。锁上都是锈，谁会想到它一碰就开呢。　　真没想到，门鼻上的螺丝早已被人卸下来了，那锁是虚挂着呀……　　人们正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见张主任来了，人们一下子围了上来，身高体壮的护士长向张主任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古珊梅从张主任的办公室出来后，因为她已是个可以出院的病人，所以快走到病房时，陪着她的护士想起还有一件事没办，就让古珊梅自己先回病房了。护士长见古珊梅是自己回来的，便狠狠地w了那个陪着她的护士。古珊梅在一旁听着就冷笑了，说我要是想跑早就跑了，病房后院的门一碰就开，任何一个病人都可以从那扇门走到大街上去。古珊梅的话，令护士长震惊不已，她马上就跑去检查了那个门，结果真的就像古珊梅说的那样，那门一碰就开，锁头就是个摆设！她立刻抄起电话，向院长做了汇报。院长听后也是暗暗地吃了一惊。后果不堪设想呀。　　护士长讲完经过，向张主任说，刚才院长下令了，各病区的大夫和护士要马上清点病人的人数。　　大家紧张地忙碌起来，后勤人员也赶来了修锁。不一会儿，新的门锁就换好了，崭新的大锁头在正午太阳的照射下泛着青冷的光，显得沉甸甸的。锁修好后，人们陆续离开了，只有张主任还没走，他一个人站在那一片阳光中，目光直勾勾的，就像院内那一排排笔直高大的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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