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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前，北京一家小吃店的开张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这家小店位于北京市高校密集的五道口，小店的面积不大只有十平米，经营的是一种普通的西安小吃肉夹馍，这家小店引人关注的是它的四个创业者。这四个年轻人毕业于西安交大，学的专业不是计算机就是自动化，和肉夹馍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关键是这四位毕业以后都在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供职，在一般人的眼中是标准的IT精英，为了这家小店四个人都辞职下海，这个举动让许多人看不明白，2015年《经济半小时》对这家小店进行了报道，一年过去了他们现在的生意又做得怎么样了呢？
　　从互联网工程师到售卖肉夹馍，一个月卖出30万个，&西少爷&孟兵要做国际化品牌
　　孟兵，26岁，西少爷创始人兼CEO。从北京望京soho的办公室里，他可以看到自己最漂亮的一家店。
　　西少爷最漂亮的一家店，占据了望京SOHO最好的位置。
　　西少爷创始人兼CEO孟兵：望京SOHO是世界O2O中心，而我们呢，是占据了SOHO最好的位置，最中心的，SOHO的心脏，然后旁边是微软中国和奔驰的 中国的总部。
　　占据着如此好的地理位置，甚至比肩世界名企，这是一家什么店呢？
　　顾客：西少爷肉夹馍，好吃。
　　顾客：还行，挺好吃的。
　　顾客：还不错。
　　肉夹馍，陕西传统小吃。在全国各地，卖肉夹馍的小吃店数不胜数，在北京更是随处可见。但能把卖肉夹馍的店开到如此好的位置，西少爷可以算第一个。
　　孟兵：五道口最大的LOGO，最大的招牌就是西少爷，整个有27米长的大玻璃，都是西少爷，然后下午去看了一家店，那个店又是一个拐角，十字路口的拐角，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两层，我们做了两层高的大玻璃。那个玻璃墙就花了20万（元）。
　　三年前，孟兵和其他几位西少爷创始人都在一流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这四个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平均年龄不足25岁。2013年底的一次偶然机会，让这些只摸过键盘、鼠标的互联网人，决定放弃高薪的工作，转而和面粉打起交道，他们要卖肉夹馍。
　　孟兵：我们是在西安读书，对这个东西本身很有感情，我们会经常（在北京）找一些地方去吃一次，然后有一天就发现，有一家他们家口味怎么变了，不好吃了，我就提出来，我说那我们自己做一家吧，我们自己做一个品牌。
　　那时的他们，远没有现在西少爷这样高大上。他们只租得起五道口一间10平米的小木屋。拮据的他们，每一分钱都要算计。
　　孟兵：我们西少爷那个老店，那个小木屋，招牌上写着西少爷三个字，我们最初希望是西少爷肉夹馍，六个字，后来你知道做一个字要二百多块钱，太贵了，做不起，就叫西少爷。
　　网络产品的研发和卖肉夹馍，在外人看来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在四个年轻人看来，却没什么不同。怀揣着热情，他们把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卖肉夹馍这件事情里来。
　　网络产品的研发和卖肉夹馍，在四个年轻人看来，却没什么不同。
　　孟兵：互联网跟传统行业的结合，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大，在这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进入到这个领域。
　　对于几位年轻的合伙人来说，西少爷肉夹馍的本质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这不仅仅是因为几个合伙人都有丰富的互联网从业经验，而且早在创业初期他们就明确了公司的定位。
　　孟兵：对于我们来讲，不管是肉夹馍或者说煎饼，或者其它任何东西，或者体感设备，可穿戴设备，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产品而已。
　　如何才能把肉夹馍当互联网产品来经营呢？日小店开张前两天，微信朋友圈里开始疯狂转载一篇名为《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的文章。
　　&伴随着最后一班火车的通过，我站在五道口刚刚装修好的西少爷肉夹馍店外，看着夜色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想起自己北漂这三年没日没夜地和&JAVA C++ Python（编程软件）加班到深夜，和100万人挤13号线地铁的毫无存在感，想起五道口成为宇宙中心那天，我却为了省钱被迫搬到昌平租房的酸楚。面对现实沉重的压力，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我北漂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真的要当一辈子码农吗？我写了上百万行的代码，为什么一点点成就感都没有？我想，那都是我逝去的青春。&
　　通过微信的转载和传播，这篇《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的文章在48个小时内，转发超过45万次，一时间很多人都知道这四名互联网工程师辞职，在高校云集、上班族众多的五道口，开了一家西少爷肉夹馍店。
　　顾客：实际上我们经过很多次的，就考虑了很多次要不要进来，然后每次都看到很长的队伍。
　　顾客：开始没当回事，后来排队越来越多，我们也试试吧。
　　顾客：特别感兴趣，直接就坐火车过来了。
　　顾客：一早起从唐山过来的。
　　顾客：他也是我老乡，我也是西安的 ，过来看一下，支持一下。
　　顾客：上礼拜排了两个半钟头没买上。
　　工作人员：您好，请问您要几个？
　　顾客：我要5个。
　　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们这每个人最多只能买两个。
　　日开业当天，准备好了的1200个馍没到中午就售卖一空，接下来每天都是如此火爆的场面，日均销售2000个。
　　日开业，1200个馍没到中午就售卖一空，接下来每天都很火爆，日均销售2000个。
　　孟兵：爽啊，就感觉这个别看这地方小，就感觉跟印钞机一样，就是从早到晚，一直在收钱，一直在收钱，而且就是排了很多顾客，顾客一直抱怨，你收钱怎么这么慢，能不能快点。然后我们出去吃饭都是拎着一书包然后结账的时候书包往桌上一放，拎出来一个大纸袋，里面全是钱，感觉特别土豪。
　　从五道口这个小木屋开始，孟兵和伙伴们一路前行。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高速发展。
　　孟兵：号开了这家，号开了这家，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卖肉夹馍是一个小生意，但是是存在这个一年可以卖一千万（元）的肉夹馍店的，这就是一家一年收入达到一千万（元）的肉夹馍店。这个店只有10平（方）米，然后这个店有200平（方）米。
　　到2016年1月底，在不到22个月的时间里，西少爷已经在北京开了9家店，年后还有四家即将开业。
　　孟兵：（2015年卖了）不到三百万个，上个月是30万个（肉夹馍），12月份。
　　一个月卖出30万个肉夹馍，西少爷的发展速度让自信满满的孟兵都意想不到。
　　孟兵：我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从小就自信，我相信西少爷会发展得特别快，会在五年就能实现这个目标。
　　现在，孟兵已经从最早每天守在店里的收银员，转变成 &指点江山&的CEO。
　　孟兵：那我们来看一下筷子，上次说了筷子的问题，你看，你看我们掰开这个筷子之后，对，有没有比如说你看这个后面比较容易掉一些木刺之类的，对吧，你看这个里面，内侧对吧，没有外面打磨得好，里面有时候会有一点，可以再找一找，嗯，对。
　　当西少爷肉夹馍的连锁店越来越多之后，每周一，孟兵都要带着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随机去不同的店巡店，从产品、包装到员工的状态都要一一观察，再小的细节也不放过。现在西少爷肉夹馍已经和当初的小木屋大大不同，除了肉夹馍，产品的种类也增加了不少。但孟兵并不追求产品种类的数量，他更关心产品的质量。
　　孟兵并不追求产品种类的数量，他更关心产品的质量。
　　孟兵：豆花这款产品上线了一年，在上线过程中，经过很多很多次优化。然后我曾经这个多次跟我们团队讲，因为我们团队很多人都有小孩，三五岁。我说我们做的产品，一定要保证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吃。
　　孟兵告诉我们，让自己的产品受到孩子的欢迎，是他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孩子会用行动来证明，食物到底好不好吃。
　　孟兵：这店旁边有一家麦当劳。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她爸跟我说，说这个他们家小朋友，女孩，几岁，然后把他从麦当劳拽出来，说我要吃西少爷。
　　虽然西少爷肉夹馍已经小有规模，做得风生水起，但距离最初两年开50家店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开店，开更多店，去更多地方开店，是孟兵当前的头等大事。
　　孟兵：我的梦想比较大，我希望能开一万家店，那即便一年开一百家，我也得开到一百岁，126岁，所以我可能速度要更快。
　　但开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开一家新的店，都是一次新的创业。选址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商圈的选择关系着餐饮店消费客层的范围、轮廓、开店的大小、投资成本的多寡、回收的效益及分店的数量等层面的问题，而且地址一旦选定，很难再做改变。只有互联网行业工作经验的孟兵，为了选址交了不少学费。
　　孟兵：可能过于自信，或者说对自己的判断，不是那么慎重，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经营太好了，反正到哪开都能赚钱，结果直接就有一店，让我们损失了两百多万（元），开错了。我们其实很善于把一些大家认为很差的位置做好，做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有一个位置实在是太差了，我们也救不活。
　　选址不当导致关店，造成了两百多万元的损失，这对刚刚走上正轨的西少爷而言，无疑是沉痛的打击。单靠自己原有团队选址，不仅容易出现纰漏，更重要的是，无法跟上孟兵对快速开店的渴望。可以错一次，但是不能被同一个石头绊倒两次。如何快速充实自己的开发团队成了摆在孟兵面前的一道难题。
　　孟兵：你靠自己或者靠一个小团队是不足以快速发展的，我们需要投入更多。所以第二天早晨9点，因为第一天晚上开年会，第二天早晨9点，我就招了一开发总监。特急迫。然后又隔了一天我又招了一个规划经理，也是做开发的。第三天又找了一个副总监，所以特别着急。
　　2016年，孟兵的目标是每个月都要新开2-3家店，到年底，西少爷将成为有着超过30家连锁店的餐饮品牌。有了专业开发团队的加盟，孟兵也给西少爷定下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夸张的销售目标。
　　有了专业开发团队的加盟，孟兵也给西少爷定下了一个听起来有点夸张的销售目标。
　　孟兵：我们的目标是卖出一千万个肉夹馍。就只是这个靠肉夹馍一款产品，我们的收入就会超过1亿（元），它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数字，但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伟大的开始吧。
　　对一个只有两年不到的品牌，孟兵和团队在用近似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前跑，如此快速的扩张，孟兵又意欲何为呢？
　　孟兵：我希望西少爷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全球化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就特别有意义，如果说只是去卖一些馍，赚一些钱，我觉得意思不大。
　　把店开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是孟兵笃定要做的事情。从互联网行业的高级工程师，到售卖肉夹馍，再到努力要把西少爷肉夹馍做成国际品牌，一路走来，不忘初心。小小的肉夹馍散发着梦想的光芒。
　　孟兵：我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我特别清楚的是，每一天都更近，这也是让我特别激动的，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正在越来越快速地，越来越接近它。
　　孟兵希望把他的西少爷开到全世界，这个梦想确实很大，所以他希望开店的速度快一点、再快一点。另一位北大法学硕士毕业的张天一虽然与孟兵一样，也选择了餐饮业作为自己创业的梦想，可是他对于开店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想的是，慢，一定要慢下来。
　　北大硕士18个月卖50万碗米粉、计划销售3000万盒装粉，踏实前进欲做米粉界的小野二郎。
　　伏牛堂创始人兼CEO张天一：怎么样最近？
　　工作人员：还可以，就是中午还是跟之前一样。
　　张天一：还是有点忙是吧？
　　工作人员：对，从11点半左右开始排队，然后持续到1点半左右。
　　这家位于北京新中关购物广场的伏牛堂刚开业不到一个月，每到中午时分就异常火爆。26岁的张天一，作为伏牛堂的创始人和CEO，对这家新店的营业状况并不意外。
　　新店开业20来天已经卖了1万碗粉左右，张天一觉得挺满意。
　　张天一：挺满意的，挺好的，基本上已经爆了。元旦开业到现在20来天，大概应该卖了1万碗粉左右。
　　新中关这家店是伏牛堂的第七家连锁店。凭借一碗地道的湖南常德牛肉米粉，每一家伏牛堂几乎都是这样火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张天一和他的伏牛堂顺风顺水，飞速发展。
　　张天一：应该是超过50万碗粉了。一碗粉大概它的长度是0.9米，所以50万碗粉基本上就是450公里或45万米，。从北京到长沙，到湖南长沙是1500公里，我们这个粉铺下去，铺了三分之一的路，我们预计今年到年底，我们卖的粉的长度就足够我们从北京到长沙跑一圈了。
　　18个月卖了50万碗米粉，长度加起来有北京到长沙的三分之一，对张天一而言，这样的成绩并不令他吃惊。从伏牛堂的第一家店开始，火爆，就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张天一：六位那个是吧。
　　顾客：不止六位怎么办呢没地。
　　张天一：您见着空座就坐。
　　顾客：行。
　　张天一：行嘛。好，您先看吃什么。
　　工作人员：扁牛，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间不足四十平米的小店是伏牛堂的第一家店，自开业以来食客就应接不暇。
　　张天一：第一天开业的时候&，那时候，好几宿没怎么睡过，其实说话都感觉200米之外在跟我说话，非常飘忽，然后各种事情着急上火。
　　熬汤，烧水，煮米粉，招呼客人。84天之后，因为太火爆，伏牛堂的第二家店紧急在建外soho开业。
　　张天一：我们有下一个目标，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的时候用朝外soho这家店，卖掉10万碗粉，用掉七头牛，所以这是伏牛堂，我们觉得把再大的事情化成一碗粉这样的小事情，踏实去干，最后总能够做得踏实，做得好。今天我们开业感谢大家支持，一会儿敞开吃，敞开喝，好，谢谢，谢谢大家。
　　张天一：欢迎光临，就位。
　　开第二家店的时候，90后的张天一甚至还没有领到北大法学院的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一二三，加油。
　　两年前，北大硕士毕业来卖牛肉米粉，这不同寻常的选择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包括父母在内，张天一曾经承受不小的压力。
　　张天一：觉得人家都是拿着offer（录用通知），很高大上的，这个部，那个部，这个总行那个什么的，因为人总是社会动物，还是有一点肯定是有思想斗争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这个不知道让多少人都无比仰慕的身份，似乎也注定了他同样会有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去向，但在张天一看来，这样的路走起来并不那么轻松。
　　张天一：我有个生活感触非常深刻，就是东三环那个路，国贸桥那儿永远堵车，我就想国贸是一个好地方，是不是，人人都想去，但是你看人人都想去个好地方，结果可能并不是大家都到得了好地方，实际上都堵在通往好地方的路上了。我是急性子的人，堵车会让我非常着急，这会体现在我做人生选择上，我会选一些看上去不那么主流的路，可能别人会认为绕，但是我知道它这个路不堵车。
　　这条在旁人看来绕远，但在张天一看来却不会堵车的路，就是自己创业、卖米粉。而让他能坚持己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一次偶然看到的日本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小野二郎的故事。50多年来小野二郎一直在研究如何做好寿司。他的寿司被誉为值得花一辈子排队等待的美味，小野二郎也因此被称为寿司之神。
　　张天一：就是一件小事情，人做了一辈子，然后做到80多岁的时候被人称为神，这样的一种感觉，至少让我非常神往，觉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一件看似简单的事，只要用心对待，把它做到极致，就可能会产生巨大魅力，成为一生的事业，这是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给张天一最大的启发，如何才能将卖牛肉粉这件事做到极致，正是张天一过去一年多一直努力的事情。伏牛堂的店都在北京，但粉丝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
　　张天一：你这样的老就会问我，说我们家楼下什么时候开店，上海什么时候开店，深圳什么时候开店。
　　怎么才能让千里之外的粉丝也吃到伏牛堂的牛肉粉呢？2015年，互联网让张天一想到了一个很棒的办法，做盒装的牛肉粉。通过电商的形式，伏牛堂的牛肉粉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张天一给盒装的牛肉粉起名叫包袱粉。
　　通过电商的形式，伏牛堂的盒装牛肉粉&包袱粉&可以卖到全国各地。
　　张天一：都是打起了包袱离开家乡，像现在上学在北京，包袱越背越多，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甩下包袱的，所以吃粉我们第一个设置就是说你要卸下包袱或者说解开包袱。然后这个食物呢，又是童年的一个回忆，或者家乡的味道，象征的是你内心最深处的那个自己，所以你看，叫卸下包袱，面对自己。
　　曾经卸下北大硕士的包袱出来卖米粉的张天一，将自己的情怀带进这一盒小小的包袱粉。他也对此寄予厚望。
　　张天一对盒装包袱牛肉粉寄予厚望，今年单独做了这个食品的电商部门。
　　张天一：我们在去年应该说还是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出了我们这个盒装的包袱牛肉粉，所以我们今年单独做了这个食品的电商部门，今天把大家开会召集起来，第一呢讨论一下咱们这个架构，第二呢就是架构呢我们需要哪些人。
　　工作人员：需要招人，需要招一个经理级的人。
　　张天一：经理，他负责什么呢？
　　工作人员：他主要负责整个的。
　　张天一：采购供应链。
　　工作人员：供应成本。
　　张天一：明白，明白。
　　从11月份上线以来，仅依靠一年多来伏牛堂积累的粉丝，这款包袱粉就做出了200万的销售额，这让张天一信心满满，不仅单独成立了事业部，还定出了一个非常高的年目标。
　　张天一：我们全年的目标是你这个事业部能赚公司总营收盘子的30%，那就是3000（万），各季度的销售目标你现在出来了没有？
　　跟团队定下了一年3000万元的销售额，张天一心里却并不如他表面那么镇定。从校门走出来不过两年的他，对企业该如何运作仍在摸索之中。加上伏牛堂的快速发展，张天一自己也要跟上企业的成长。因此在他的书桌上，总是高高地摞着各种名目的管理书籍。
　　为跟上企业的成长，张天一的书桌上，总是高高地摞着各种名目的管理书籍。
　　张天一：我们年底得做今年的计划，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做年计划。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只做周计划。今年做计划你肯定要和别人说，今年我要招多少人，我的营收是多少，我要开几家店，分别在什么时间点，都要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对于一个学文科的我而言，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看着伏牛堂一步步走上正轨，张天一暗暗欣喜，但毫无管理和财务经验，也着实让他头疼。
　　张天一：很难，没有任何参考数据，所以这两天头疼，我数学又差，我们做预算，太难了，关键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做过预算，随便说个数，比如今年花50万（元），为什么花50万（元），说不上来。&&&&&
　　除了年度计划需要抓紧落实，年后还有三家新店准备开张。春节前的北京几乎没什么地方动工了，但张天一还是会去工地看一看。
　　年后还有三家新店准备开张，张天一会去工地看一看。
　　张天一：厨房都在这边。
　　工作人员：这边是厨房，然后外边这一块，现在是我们的就餐区。
　　张天一：大概这个店的餐位是？
　　工作人员：这个店餐位目前来说应该在25个左右。
　　对于开店的速度，张天一其实并不希望太快。虽然伏牛堂有很多粉丝，希望张天一开更多店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他似乎不为所动。
　　张天一：今年的话，我们预计能够做到15到20家店之间，我觉得就可以了，我们原来不是没想过，因为我们也刚做完融资，所以当时这个像企业有了油以后，第一反应肯定是踩油门，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得慢下来做，因为就是企业像人一样的，你还是得先做强和做稳，你才能快，快了最后才能大。
　　虽然不急于开店，但张天一对每一家店都要盈利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在现在这个阶段，他希望每一家店都能像第一家店一样火爆，踏踏实实地站稳脚跟。
　　张天一：因为盈利代表你企业强不强，如果在小规模的时候你都没法做强的话，那么大规模成体系的复制可能就会比较难，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年的重点目标就叫我们不搞城市暴动，我们要搞根据地建设。
　　现阶段，张天一希望每一家店都能像第一家店一样火爆，踏踏实实地站稳脚跟。
　　如果说刚毕业的时候创业是满怀激情充满勇气的举动，现在的张天一内心淡定了许多。这个90后的年轻人，正带着他年轻的梦想，一路走下去。
　　张天一：我觉得牛肉粉这个事情，如果它能够比我的生命更长，哪怕它是一个再小的生意，它都能让我的生命会释放出很大很大的价值和升华。
　　半小时观察：少些说道，多些味道。
　　西少爷、伏牛堂的风生水起概括起来有两条经验，一是选择一种接地气的传统小吃，适当改造，加入时尚元素然后速成出师。二是通过网络营销聚集人气，赚取眼球。而在这两家餐厅的创业者看来，互联网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优势，他们甚至宣称自己的餐厅本质上是互联网企业。但是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应该意识到，一家餐厅，互联网营销可以给你带来人们的眼球，但最终决定成败的是人们的舌头。网络营销能引起一时的热度，却不能决定你一世的命运。不要小看一块烧饼、一碗米粉中的技术含量，如果你想长久地留住消费者，最需要做的还是需要提升食物的品质。少一些说道，多一些味道吧，这样，才能在创业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来源：央视网
更新时间：日 00:27
视频简介：一年多前，北京一家小吃店的开张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这家小店位于北京市高校密集的五道口，小店的面积不大只有十平米，经营的是一种普通的西安小吃肉夹馍，这家小店引人关注的是它的四个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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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一部两万字的演化史：信贷泡沫与互联网泡沫，经济是如何被玩坏的？ : 经理人分享
一部两万字的演化史：信贷泡沫与互联网泡沫，经济是如何被玩坏的？
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从2012年起，到今天已经变得非常严重。怎么出来的？有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前面说的开发性金融模式逐渐蜕化变质，最后就变成了纯金融空转。第二条主线，是美国风投模式在中国的复制。这两条主线在年出现了反复的缠绕、互相呼应。
我们先谈谈中国风投模式的兴起过程。
&&&美国风投模式是怎么被中国人发现进而吸收的？
美国在1996年开始炒作互联网，然后到1998年间互联网泡沫兴起，到2000年3月份开始破灭，纳斯达克股价就开始往下降，到年底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人过问互联网。这是美国第一波互联网泡沫的过程。
第二波互联网泡沫萌芽于2010年，在公开市场上开始起飞是始于2012年，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互联网热，到2015年9月之后开始逐渐步入低潮，破灭的比上一轮要慢得多。这一轮互联网泡沫是移动互联网泡沫，也可以成为奥巴马互联网泡沫。
美国在1996年出现雅虎等公司的互联网财富神话的时候，就已经有尼葛洛庞帝和凯文·凯利到中国来布道了，当时的中国人完全不明白这些美国人在说什么，但是很好奇。中国了解他们的是通过体制内的一些报纸，尤其是当时的邮电系统、电子系统下属传媒、都市报、商业报、副刊的记者。他们这些人，后来的身份常常都变成都是成功的互联网公司老总或者是互联网传媒圈的负责人，创始人什么之类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风气就是这么来的——和媒体有天然的渊源，很大一部分开创者就不是技术出身而是媒体记者出身。
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准确的说是1998年底到1999年的时候，中国开始酝酿泡沫，到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延续到2001年年初，中国也经历了一波互联网泡沫。当时股票市场正在经历对应国企改革的一个三年牛市，很多庄家借助这个牛市，利用互联网概念炒作制造了不少“牛股”，搞得风生水起。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是纯粹的炒作概念，真正搞互联网创业的那一批人没有等到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融资的机会。
那个时候互联网泡沫，看历史记载，程度也很严重。比如说那个叫做互联网72小时生存，就是说你住到一个玻璃房子里头去，然后只靠网上下单看能生存72个小时啊，等等。今天看起来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当时其实条件是很不是很成熟的。那时候的电子商务就是线上接到订单后去楼下小卖部买些面包牛奶再花大价钱投送到下单者家里去。没有规模，连全国性的快递网络和支付平台都没有。最后证明确实是一个炒作。
这个时候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批风险投资公司，也就是风投。90年代末中国本土的风投还基本不存在，到年才有一些部委、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在一片热浪中仓促上阵。美国第一波泡沫在中国带动的成果主要是三大门户（新浪、网易、搜狐，还有一个中华网，现在已经没了）。成功获利的机构基本都是外资，新浪的机构投资者是新加坡的华登国际，这是家亚洲的老牌风投；搜狐是美国的风投家罗伯逊。中国本土还有以IDG在中国的办公室为源头的几家外资机构。本土的风投多为部委事业单位人员加海归的组合，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这里值得提一下那时风投的退出机制。创业板这个概念，是1999年就提了。那时候上创业板是经济学家学美国纳斯达克模式提出来的，在刚刚兴起的风投界很热衷。当时A股想搞创业板。但是因为同期A股主要是和当时正在关键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合，而那时候互联网的代表企业又没有什么盈利，A股市场炒互联网概念就已经成了那样，一旦放开可能出乱子。所以负责证券市场的领导人做了判断：在中国国有企业完成系统性改革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产业体系整体形成之前，中国搞创业板的条件不成熟。这一拖就拖到了2009年。我认为这个逻辑和今天对曾经炒的很热的新兴战略版的态度是一致的。
从2000年到2009年，由于中国没有创业板，投互联网公司也没有国内的出口，大部分投资互联网公司的风投基本都破产了。一大批风投就“回归本位”，去投资实体经济。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经济高速成长。中国的风投，不管是洋血统的还是本土血统的，都把主要精力放到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上来。
年左右，中国这些风投投资的对象，总体以非互联网企业为主。包括出口型加工制造企业，包括一度很热门的新能源包括风电、光伏的制造企业，包括消费型领域的食品制造企业，甚至在2006年中国实体经济非常热的时候，还有很多风投去投资水泥厂。投资对象往往是原乡镇企业或地方国有企业转型的民营企业。
这时候一些知名的风险投资就起来了，比如早期的鼎晖投资。这一时期的退出渠道，主要是到美国和香港上市甚至到英国的二板市场（AIM市场）上市。把这种公司包装一下，安一个高大上的英文名字叫中国XX，比如中国食品、中国玻璃、中国汽车转向、中国高速转动……拿去给美国上市。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也不熟悉，你拿一个二三线城市郊区的制造汽车零件的企业去上市，非要叫“中国轴承”，人家也就稀里糊涂买了。一般定价都不便宜，30倍PE发行价，狠狠的坑了老美一把。
2008年之后，因为金融危机影响，风投才开始逐渐转向互联网。中国2003年左右到2011年，有几波互联网到美上市的小热潮，越来越大。不过到2011年底到2012年初，被前面这批传统民营企业在美上市被揭穿作假的“中概股退市”所打破。
概括年这次传统行业的民营企业被风投包装上市，可以认为是国外风格的风投，到中国找了一批并不是特别主流的地方性企业，到美国上市。美国人也不懂，就投资了。
而本土风投方面，兴起稍晚于这些以国外退出渠道的洋风投。他们本来实力弱，年，过得相当艰难。2004年中国推出中小板，第一个成功的风投案例是2006年上市的同洲电子，是在深圳做广播电视行业设备的。
年可以说是本土风投在收获上的萌芽期。从2009年开始，受创业板推出的刺激，本土的PE、VC大规模出现，经过一两年就到了“PE遍地走”的地步。这股VC-PE虚热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汹涌。大约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投资界暴露了他们比美国更加虚张声势的特色：大量PE其实是三无PE——无资金、无项目、无业绩。真正的股权投资生意其实并不好做，年IRR能达到20%以上的凤毛菱角。这股VC-PE热大约在2011年后一度趋于平静，在这一波胜出的，是九鼎、中科招商等本土扫街型PE。经历这一轮，中国“传统”行业里面具有上市可能性的中小企业大致都被“翻过”一遍了。
那么中国的风投-PE行业什么时候开始系统性转向互联网的呢？主要是2009年以后，急剧转向是2012年尤其是2013年以后。年，在当时的本土VC-PE热中，已经有一些社交互联网公司开始成为宠儿。在2010年前后，也有一个短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赴美集中上市现象。可以说，从2010年这一波开始，赴美上市的大部分中国公司都变成互联网或文化娱乐行业了。
在经历2011年底-2012年的“（传统行业）中概股丑闻”冲击后，从2013年开始，美股牛市下的 “互联网中概股牛市+新股上市热”、本土各类VC、新出现的“天使投资人”开始共振。
&&&中国最新一轮互联网热
这次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热开始爆发。
这一波前所未有的互联网热和两个事情有关，一是智能手机在中国的普及。智能手机在中国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起飞，小米在这时出现。随后在2012年-2013年初对一些餐饮类项目以互联网的名义进行营销，到2013年出现了“互联网思维”这个词汇。二是美股的财富效应。Facebook是2012年上市的，当时，美股在美联储量化宽松下已经走牛了3年多，一度停顿，Facebook上市后也一度下跌。
但从2013年起，美股一路走高，互联网公司遭到热捧，而且开启了中美互联网公司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两年密集期，其中第一家是2013年上市的58同城，一致持续到2014年9月阿里集团在美国上市。这样，财富效应和很好的增长载体（不一定是盈利增长载体，但作为用户增长载体是没有问题的）出现了。美国的风投也纷纷给中国的天使投资人提供资金。而一些财经-互联网媒体重视的大V们开始大规模的出镜。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疯狂在所难免了。
这个热潮的巅峰是2014年-2015年上半年。标志是出现了非常夸张的对互联网非上市公司、非盈利公司的投资。大量的80后、90后创业者，主要是90后，只要有一个什么想法，就能有天使投资给多达数百万，到所谓A轮投资时，出让5%股权得到1000万投资的故事屡见不鲜。
在此前，中国的风投遵循的准则，是投资对象首先是盈利的企业，一般估值倍数按照年净利润的6-10倍计算，然后投资人认购投资前20%-33%左右的估值，给企业注资，同时获得大约16%-25%投资后的股份，同时往往还有对赌协议，如果在三年无法上市还需要按照利息复利计算回购股份（相当于借了高利贷）。这种模式，需要企业家对自己的企业增长非常有把握，所以愿意用这种潜在代价非常高的模式实现增长。这种模式还是理性的。
但到年，对那些新创立互联网企业投资时，风投完全不考虑一旦无法上市或无法被并购时回购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些企业既没有盈利，甚至没有成型的产品。而大量的企业在按万人民币换5%股份的价格交易，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刚建立不久就被“尾巴摇狗”式的“估值”2-4亿。B、C轮融资的，总估值达到几十亿人民币的不在少数。按照PE行业上市前估值和上市后市值一般有若干倍的差异的估算，意味着一旦“上市”这些公司的市值都定在百亿级别。而就在这场泡沫起来的前一两年——2012年，当时的中国A股创业板上的中小公司大部分在几十亿市值。
更夸张的是，A股上市公司还是盈利的（不盈利不可以上市），而这些估值几十亿的公司几乎没有盈利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这股群众运动热到2015年下半年就坍塌了。年上半年热的概念，包括P2P、O2O，纷纷在年快速“灭绝”，其中P2P或以P2P名义包装的原“财富管理公司”（大量是原民间高利贷行业）纷纷爆发跑路风波。其中，2015年年底的“e租宝”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带来了官方监管政策的全面转向。
2015年下半年以后，这股“互联网”群众热一边退潮、一边表现出寡头化的特征。关门的首先是小公司。然后是明星人物的快速“过场”，比如2015年-2016年初的“新媒体内容创业”。到2016年，一些知名的巨头型（巨头支持的）未上市公司，从陆金所到滴滴、到众安保险、到蚂蚁金服，正在全力在账面上实现盈利，从而希望今早启动上市——包括过去未曾作为备选项的到香港上市——传统上香港市场估值低，而且不接受非盈利公司上市，直到2016年美图开了个先例。
但是，其中一些在年取了巨额资金的劳动密集型互联网O2O公司，比如外卖领域的公司，都出现了继续巨额亏损而难以吸引投资者的情况，其亏损的数额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人民币。可以说，整个2012年-2015年的创业热，真正留下来的大型成功公司并不多，整个O2O领域产生的是滴滴，整个新型内容平台领域剩下来的是今日头条。
同时，2016年以后，在风投这一段，出现了急躁化、加速争抢热点的趋势。因为在2015年年末的打击后，热点不多。数得上的热点只有2016年上半年的直播和2016年下半年的共享单车。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风投行业的“晚期”特征，即诸轮融资的时间间隔急速缩短。在2012年以前，中国互联网投资的轮与轮融资的间距可以长达一两年，后来缩短到一年甚至半年。
而到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这个案例，每一轮融资之间的时间间隔甚至压缩到不到一个月。这体现了一种“恐慌”，用轮与轮之间急速升高的估值带来账面财富得以安慰。直播和共享单车，都不属于高科技行业——这从从业人员的学历、素质可以看得很清楚。尽管他们可以拉动个别上下游的技术进步，比如通信传输、地理信息定位等，但不是很系统。属于技术停滞型（如共享单车）或踩着别人铺好的技术条件（如直播）下的热点。
&&&互联网投资热的潜在危险
这里要提一下怎么看待中国的互联网的现状。确实中国互联网这些年发展很快，在很多方面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这一点谁都不否认。包括共享单车，确实解决了特大城市的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但是我们要看深一些，要看到可持续性，要预估到可接受的社会均衡状态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互联网发展那么快？本质是因为中国人口多+中国人这几年训练的脑筋转的快！再加上中国90年代在电信、交通上投资的多，基建好（电子商务才快）以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还没有过老，还有年轻的农村居民乐意进城承担中国式“货运小单车”互联网的底层劳动力！但不意味着中国技术就很雄厚（尤其是在基础层面的技术！）。
印度2014年-2016年，互联网也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下子冒出来不少本土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是因为它技术很雄厚吗？不是，还是人口多。当然由于它基建差的太远，热了2年后到2016年就明显出现了瓶颈，估值被迫下调。中、美、印三国具有所有碎片化小国、中型国家不具有的巨量人口优势，未来互联网世界不用看，肯定是这三个国家的互联网公司支配，有其他国家出生的公司也会被收购。
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即便在财务角度，这个领域是很有问题的。某知名外卖类互联网公司被行业里传言一年亏155亿；某创业板领军上市公司造电动车一年号称花掉百亿元（也许有夸大或其他目的的成分，但花了几十亿是很有可能的），我们要仔细问问：把动辄百亿计的资金消耗在既无客户忠诚度积累，也无内容积累，更无技术积累的网络补贴等行为上，是否得当？
如果这些钱给踏实的公司，这150个亿能做出多少东西出来?比亚迪研发出新能源云轨，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的东西，也就五年投入了50亿。个别盈利的公司如今日头条，也绝对没有一些国际VC最近找它估计的价值那么大（俄国风投DST找今日头条投资按估值100亿美元出钱）。
除了财务上的问题，我们还要看到这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非正式就业——所有互联网行业，因为技术含量不高，主要靠商业模式，因为大多试图调用非正式就业或临时就业劳动力，这样的行业发展到最后，一定是两极分化：上层即创始人、风投和部分高级管理层通过股权成为巨富，普通公司中层薪酬一般，而大量临时就业包括内容创造型领域都充斥了非正式就业，和公司无劳动关系，但互联网公司可近乎免费或低代价占有劳动成果；
第二、过度消费文化问题，互联网中的电子商务板块，本质是刺激“买买买”，刺激了过度消费的文化，这从阿里天猫、京东不断人造“购物节”能看出来。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在21世纪初金融系统业务转型过程中，均出现过过度鼓励银行发展信用卡业务，导致年轻人大量成为“卡奴”的现象，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第三、技术危险。表面上BAT是很风光，但是这种风光和国际上的奉承会掩盖技术上的短板。BAT三家，阿里建立公司之初不是靠技术路线，而是走营销路线，它的技术是到启动阿里云后才逐渐重视并赶上的，到现在仍然是前台营销部门提需求开发应用型技术。B、T技术相对浓厚一些，但和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技术底子仍然差距较远，而且大部分服务于广告、游戏投放等；整个信息技术领域，中国仍然有很多功课要补。
2016年的中兴通讯因伊朗生意被美国查处一事，暴露了我们的短板——集成电路芯片的核心技术还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一旦进行封锁，中兴就只能向美国人低头——而这还是比互联网公司的技术深度要深得多的通信技术公司。
第四是要看到金融上的危险。电子商务板块的这个互联网大群落，一般都有做金融业务的冲动。这是因为互联网电子商务一般是以“低价+方便”作为吸引顾客的杀手锏的，这样中间的成本势必由互联网企业自身负担，而这导致贸易这一块“起家本业”往往无法赚钱或亏损。这在京东等企业看得很清楚，淘宝这种平台型企业也面临创收相对间接、较难的问题（2011年以前更是如此），所以再走一步，迈向金融是天性。
寡头型互联网金融企业一般从支付做起，再在贸易相关链条上做贷款性业务：如消费者贷款（阿里花呗、京东白条等）、供应链金融等，而消费者贷款是绝对主力。这会带来两个可能风险：一是支付平台本身变成银行——即货币载体，人们的货币支付直接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实现数字转账，如果是这样，那么互联网支付平台在技术上是可以再进一步变成货币创造者（贷款、虚发，均可）。
由于互联网巨型金融支付平台渗透的深度，这种权力使得货币创造权进一步失控（本来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各种资本要求限制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要求更加模糊，更松）；
二是其贷款性业务风险往往很高，2016年几个巨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出事案例说明，互联网企业进入贷款性金融业务，不仅带上了互联网行业求快心切的特点，对风控的理解好不到位，而且天然的具有分销出去的冲动，利用种种法律灰色地带，进行法律风险极高的分销活动，事实上一步完成了美国蜕变多年方才实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效果——但由于其原材料资质很差，实际上是把贷款违约风险快速扩散到小散户手中；而且还通过暗示、鼓励用户进行网络借贷等模式“放杠杆”，事实上造成互联网金融产品认购者与认购者之间的互联债权债务关系，一团乱麻，风险巨大。
第五要看到货币权力与传媒权力结合带来的政治风险。2015年前后，某互联网巨头大量投资传统传媒，逐渐获得传媒界的影响力，同时它又有强大的互联网金融支付平台。当代世界最具有网络性威力的两个支点就是货币权和传媒权。如果任其发展，一旦动用传媒权力进行股东，同时在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货币载体上做手脚——比如以发网络红包名义创造货币并进行社会“施舍”，其后果是什么，令人不敢往下深想。
综上所述，如果对近几年形成的这些互联网大鳄，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标准上“网开一面”，任其上市，很快会形成“寡头通吃”的“资本-财富-权力”链条，既在互联网行业的创造端，以极快速度形成只有寡头才有能力“争抢投资”，同时只有寡头投资、支持的公司（虽然亏损）优先上市的局面。
这会加速形成裹挟财富（虚值）创造的两级分化局面，寡头将借此制度掌握经济权力进而渗透社会、政治权力。而由于当前互联网公司文化的天性，这种体制对于加速技术进步、富国强兵又没有兴趣，更热衷于即时行乐，弱化社会道德。事实上这种局面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美国这20年硅谷与华尔街相结合催生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也是美国出现“特朗普反击”的原因。这样的局面，当然是我们国家不能接受的。
&&&互联网热潮下的两条路线之争
说到这里，可以顺带说一下美国特朗普新政权对互联网行业的态度。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是和“科技”界对立的——这是因为在美国科技已经被互联网给代言了。特朗普显然认为互联网公司不值那么多钱。他对互联网一直是一个“实用主义”加以利用的态度。他频繁使用推特，以Facebook为阵营直接接触广大草根，但推特和Facebook的高层却和他是政治上不共戴天的死敌。“使用它但不认为它值那么多钱”是特朗普对互联网的原则。他的互联网宣传主管，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网站，总支出不过10万美元，这可以代表特朗普对互联网的估值。
另外，特朗普的科技行业顾问是Peter Thiel，这个人是互联网行业的受益者（Paypal早期创始人），这个人并不是技术出身，是文科出身。他在近几年美国舆论界很有影响力，因为他认识到了美国实际上已经长期陷入科技大停滞中，即五十年前美国人忙着登月，现在忙着玩游戏、研发广告，这对长期处于资本估值吹捧泡沫中极为自傲的硅谷是当头棒喝。蒂尔的倾向代表了特朗普的倾向。
我是比较看好特朗普的，可能会重启美国科技进步的历程。当然，特朗普政权基于推崇个人奋斗的哲学，天然具有倾向于用民营企业来推动科技进步。这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在硅谷发展的早期有很多这种案例，比如前国防部长佩里就是这样的典型：数学家出身，在大公司工作一段后在硅谷独立创业，建立信息类军工高技术企业，获得订单（该企业目前成为美国军工企业TRW公司的一部分），这类公司也是德丰杰这样的风投在早期投资的公司——只是这几十年不时髦了。现在页岩气领域在出现类似的事情。我可能会在航天、航空、能源等诸多领域看到美国科技的重新启动。
我国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取向。2014年开始搞世界互联网大会。你可以发现这个大会的中心主题和舆论上的热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特别强调互联网安全——而互联网安全关系到互联网的底层核心技术，这才是要害！才是我国领导人真正关心的问题！这是对的。这才是美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内核。可见，我国领导人和特朗普的倾向是相当一致的，都强调国土安全，都强调军民融合，都强调真正的技术创新！
可以预见，未来互联网等产业的发展，都必然面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走金融化泡沫化的道路，在营销和商业模式上做文章，一条是走加强深层次技术创新的道路，把过去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用到底层技术研发上。前一条路是一条不归路，美国和中国谁走上这条路，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遭遇惨败。
以上说的都是中国近十年风投-互联网这条线的演变。我们之前也提了开发性金融这条以城镇开发，以土地-房地产经济为核心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到2012年以后出现了交集。为什么中国的泡沫化到2013年开始加剧？这是有内在原因的。可以说是以开发性金融为代表的信贷密集型经济，开始逐渐越过传统的土地经济模式，与互联网等非实体经济开始“融合”。
美国的风投模式是没有信贷卷入其中的，但中国的风投模式是和信贷逐渐融合的，带来投机性货币创造。这也是中国版脱实向虚的一大特色。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各项指标都比较正常，尤其是企业负债率、银行贷款的增速（或M2的增速）和GDP增速的比值，差异不是很大。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风暴，我们慌里慌张搞了个4万亿财政支出（主要是中央财政加一些地方财政支出），而带动的银行贷款以20万亿计，也就是创造了20万亿的货币。2009年金融系统突然跃升后，后面的贷款、社会融资、货币增速虽然没有2009年那么快，但一直维持着比GDP更高的增速，变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常态。
4万亿也有正面作用，那就是把高速铁路顺利大规模启动了，但是大部分刺激，大部分创造的信贷，流入房地产和过剩产能行业里面去了。这个形成的过程是：2009年在总部的要求下，各级分支行在地方上找企业，突击放贷。银行求着企业贷款。很多企业不想贷款，被忽悠一下，跟着贷款了。跟着这波贷款还形成很多附带的问题，比如连带担保。
贷款的公司，很可能它的财务指标达不到银行的要求，于是就搞了互相担保，乃至连环担保，形成担保链、担保圈、担保网。在信贷的火爆上升期，这种担保增强了银行的信心。2010年形成一个经济高峰，经济非常火爆。撑到2011年上半年，速度就逐渐放慢。到2011年下半年，开始下行。到年，上述实体经济的风险全面爆发。
为什么是这样的节奏？这和实体经济的行业特性有关。2009年放出贷款，开始建设，有两个周期，一个是贷款偿还周期，一个是建设投产周期。在中国，21世纪之后黄金时代形成的贷款规矩一般是3-5年贷款——中国很少有10年或更长的长期贷款。到2012年就要开始滚动，所以从2012年起，资金中介就火爆起来了。而产业的产能释放，大概也是3-5年，2010年动工，一般在年开始产出。于是经历了年的小高潮后，经济很快就出现了实体经济的系统性经济紧张，而且没有出路——因为随着钱紧而来的就是过剩产能的集中释放，根本无法缓解，开工率一路下行，经济增速迅速降低。
再看金融一端的业态变化。年起，以信托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体系就快速成长起来，2011年以后，银行迅速开发出理财产品，这在2009年之前是很少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企业要资金过桥，或者不惜代价去找资金维继。于是2012年以后到2013年，是利率中枢的上行期。2013年6月爆发了钱荒，正是这个经济逻辑推动的结果。
到2013年-2014年，大量贷款到期、过桥又益发艰难且利率高企，产能又在集中释放，就出现了大量的企业贷款违约，进而通过2009年以后形成大量担保链，把一些本来还没有经营问题的企业拉下水，这就是当时在江浙、山东大量出现的“联保危机”。
此时，联保机制从年时的“让人放心”的加分项，变成了让人恐惧的减分项，各家银行争相抽贷就集中在年。后来是地方政府上书中央要求维稳，方才稳住。这段时间，实体经济经历了广泛的淘汰、洗牌，大量企业关门。另外可以看看互联网金融这一端的标志性产品——余额宝。为什么余额宝是在2013年6月火爆起来的？因为它赶上了钱荒时推出，也就是中国近几年来利率的高点。这个高点是前几年贷款滚动的强需求下推上去的。
所以，年就成为中国金融行业泡沫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大量的影子银行系统的金融产品还仍然对口实体经济企业（其中大部分是重资本的过剩产能行业），而在此之后，除了地方政府控制的融资平台外，更多的都去对接股市配资、并购、债市、住房、中概股回归乃至期货等纯金融领域。
从2014年起，出现了与前两年相反的走势。
主要是央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放松。一是从2014年年初开始，人民币发行机制开始逆转。从1994年开始的中国基础货币创造模式是凭借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净流入+资本项目净流入之和）的顺差带来的外汇强制兑换下建立起来的。到2014年，央行开始动用SLF、MLF等新的机制注入新造货币。2014年还出现了降息，年出还有多次降准，这些机制是偏向于“松货币”的。
二是2014年“930”在房地产政策上大松绑。后者的冲击尤为厉害，造成从年上半年总体平稳，小有波澜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渐活跃。可以认为，2014年以后，直到2016年年初，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偏松。这就造成了资产领域的暴涨和各种投机行为，直到2016年下半年“抑制资产泡沫”提上议事日程。
这段时间，在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刺激下，民间各种“加杠杆”创新迅速出现。催生了2014年下半年的股市牛市，并在2014年底到2015年上半年演变成杠杆疯牛。证券公司的各类融资业务和民间配资，使得在纯粹金融市场上游荡的流动性（货币）大为充盈。同时，2014年的放松带来了债券市场长达两年半的大牛市（2014年到2016年9月），相关利益群体赚的盆满钵满。
在资本市场内部，也出现了“货币充盈综合症”。前后的主要演变阶段包括：2012年起，在年“三高”发行，拥有大量超募资金的中小创公司开始出现并购热——每个公司都成了小型“并购基金”，类似美国60年代的“多元化集团公司”（conglomerate）财务花招骗局，用并购（所谓“外延式增长”）及估值倍数差异制造每股盈利的表面增长；之后再出现“公司+基金”的市值管理游戏，通过“买资产+增发股票”的模式创造证券财富——这其中可以通过并购时估值的夸大大做文章，这在文化传媒领域如影视公司尤其夸张。
到2015年下半年疯牛破灭后，仍然继续发展“中概股回归”等种种资本运作，一边消耗外汇储备，一边通过理财产品分销的模式以表面担保高收益率的模式从民间富人融资。中概股这股风气在2016年上半年通过典型案例整顿后逐渐收敛，但今日金融界大量人士仍然言必称并购——真正严肃的并购有没有？有，比如真正深度了解自己产业发展和己方企业需求的产业并购，中方公司和外方并购对象规模保持在4-5:1的规模（蛇吞象的真正产业型并购是极其罕见的），每两年一次，重在消化，但近两三年大量并购显然超越了这种严肃并购的范畴（如果只有这种严肃的产业型并购，恐怕如今众多“并购专家”们都要饿死了），大部分跨境并购都属于估值套利。
2014年，贷款逐渐和实体经济（重资本行业寻找过桥贷款或续命贷款）脱钩后，中国新增贷款性融资“脱实向虚”，就是对接上面形形色色的金融运作，试图从中分享一杯高利息。但是上面这些股权、债券市场还是比较短命的。中国这个习惯于土地经济的模式还是回到房地产上面了。这就有2015年股市破灭后的一线和热门二线城市暴涨，深圳领涨，而后遍及京沪。
在2016年年初进行金融整顿前，还有领军地产中介公司创造的首付贷大行其道。全民疯狂。而2016年上半年已经有一轮疯涨，2016年国庆节限制房地产市场后又一轮暴起的黑色系期货，也是流动性到处乱窜的结果。而且还出现了期货这种高波动、高风险品种也来加杠杆的奇观。赌博欲望已经无可救药！
而2016年的黑色系等商品期货暴涨，还给实体经济的公司——包括很多优秀公司，造成了突发的、极大的成本负担，使得一大批中游企业因此亏损，这个亏损本来是毫无必要的，不属于企业的责任，而是投机资本危害经济的表现。
有一个在中国流传多年的根本性金融谬误必须得以澄清：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发行货币过多”，所以需要房地产作为沉淀池来“吸收过剩货币”。这种说法根本没有搞清楚现代货币的原理！
现代货币本身不是中央银行发行出来的，而是以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来创造为主，现在又加上影子银行体系（更多表现在社会融资总额里面），有贷款就创造了货币。所以，很显然，买房子——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这种广泛涉及贷款的经济交易，当然本身就创造了货币。一个社会发生越多的房地产交易，就会同时创造越多的新货币——这种新货币只有在贷款归还时才会逐渐消亡。所以，房地产的爆炸发展不仅不会“吸收”货币，反而是制造超量货币的大杀器。越买，货币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收紧房贷的原因！
年这一波房地产暴涨，居民杠杆比例极高，因此是极其危险的。开发性金融如果陷到片面城镇化而缺乏配套产业化的一条腿走路的胡同里面，也一定会被这个造币循环所绑定，直到系统崩盘。
2016年，在金融机构之间，还出现了纯粹循环空转的新型“绕圈”。这就是2014年以后鼓励发展的同业金融业务中的业务（同业存单、同业理财）、委外贷款和公司发行的债券或货币基金之间首尾衔接的“空转”。比如【银行表内资金买同业理财，理财资金搞委托投资业务，委托投资的资金加杠杆买企业债券，企业发债又去买理财……】，再比如【大量货币基金投向同业存单，部分同业存单的资金去向是同业理财，同业理财又通过委托投资等模式将资产管理压力转移给非银金融机构，非银金融机构再买货币基金……】。
实际效果是：如果把这不断循环中形成的货币基金份额、同业存款当作货币，那就是不断自己给自己贷款再存款，形成越来越多的货币，无穷无尽。但一旦信心受损，开始反向“提款”（在货币基金上就是赎回基金，在公司债券上就是抛售债券），立刻出现货币基金挤兑（净值低于1）或债券市场“跌停、债灾”。这种空转可以说是脱实向虚到了极致的极端图景，是极为畸形、极为危险的。
这大概就是2009年以来，以四万亿刺激为起步，一点点演变的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道路，可以分三个阶段：
年上半年兴奋期；2011年底-2014年实体经济过剩产能爆发期；2014年以后到现在，向纯粹金融自循环演变期。
其中，2014年到2016年年初是政策上实际的放松，2016年3月起，从证券市场监管开始，整个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政策，是转向严厉和趋紧的，但可以看到现在还在博弈。但我们有信心，正能量——也就是要整顿、偏紧的那一派，将取得胜利，因为中国要延续下去，不能在泡沫中灭亡！
&&&什么样的产业是实体产业，什么是虚拟产业？
因为有的产业是以实体产业为外表，但本质上是虚拟产业，二者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子。比如重庆的房地产，在黄市长的精心经营下，它就大概还属于一个实体产业。重庆人已经习惯地产不怎么上涨，所以购买处于一个平衡状态，不会发生抢购。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企业之间是质量上的竞争，只有把房子做的很好，他的房子才能卖出好价钱，所以重庆的房子质量比较好，重庆的房子面积还是套内面积。这些年降下来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离实际成本并不远，与居民收入相比还没有那么夸张，也大概可以看作实体经济产业。
房地产在什么情况下是虚拟产业呢？就是说这个城市的房子，太好卖了，而且由于不愁卖，所以导致房子的品质其实很恶劣，但就是靠地理位置、或某个城市的身份来卖钱，完全可以不顾及房子的质量。这东西是非常有害的。
这样一种蜕变为虚拟经济的畸形模式势必对全社会其他产业都产生负面的外部性效应。如果有这么一个稳赚钱的产业放在这里，银行的贷款必然就都流向这个行业，其它的行业就都看不上。
土地就是第一抵押品，房地产有这样好的资产担保，其它产业能够提供这么有价值的担保？再先进的机器，人类智慧的结晶，一旦本产业不行，需求不足，就很难转卖。而房地产的土地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无技术含量的土地，居然超越了高技术的装备机器而更为银行所青睐。再加上房地产本身的融资需求很高，一笔房地产关联贷款生意超过很多笔制造业的贷款，而制造业的每笔案子还五花八门，考察下来累的要命，很自然银行就只给房地产贷款：一业兴旺百业枯。
然后是互联网，你可以说它是实体经济，但也可能是虚拟经济。到底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判断的标准就是看：投资者进入这个领域，本质上是为了什么。如果说在投资者没有退出渠道的情况下，你投不投？不上市，你投不投？如果日常经营，每年有几个亿的利润，足够再投资，我不上市也可以。
现在有些互联网企业，它就不可能这样，因为企业是亏损的，而且不是战略性亏损，或者为了积累技术而亏损（比如京东方在进入液晶面板领域早中期的亏损），而是一直亏损，实际上没有扭亏的希望，整天就知道讲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的股份没有退出渠道，那肯定是亏本的，资本是不会干的。凡是投资回报必须靠找下家接盘的东西，就意味着它具有虚拟行业的特征。亏损事业找大众或二级市场机构接盘的价格就是虚拟价格。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互联网业和房地产业（一线城市和热门二线城市）就都属于虚拟行业。
李晓鹏：对，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不管是大宗商品也好，房地产也好，股票也好，总是有一点价值的。最关键的还是看利用金融杠杆的程度。过多杠杆，就会导致虚拟过度，利用波动或虚涨赚钱，那就成了虚拟经济。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王盛中：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地方着手。就像我们古代大禹治水的时候，堵不如疏。最方便的就是釜底抽薪，给它疏导。让它这个链条消失。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是把产生过剩流动性（货币）的机制去掉，这就要在开发性金融完成早中期历史使命后果断撤下来，换回正常的、以产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第二点是对整个风投机制进行把握，消除可能出现的接盘机制。比如，A股要坚持盈利的公司才能上市，要严格退市机制，对于并购行为，要梳理若干典型不能做的领域，比如互联网亏损公司不能通过并购的法子从“旁门”塞到A股市场里面。（虽然不是严格说不能收购亏损的标的，因为有些高科技领域，比如半导体领域，周期性很强，亏损时的确是收购的好时机，还有有些有独到原创性的科技发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前往往亏损，所以要有一定标准，真正高科技的可以，流行的文娱轻资产的不行）。
还有就是查清楚，这里面运作的资金的来源。目前，在中国，所有搞注入虚拟资产变成证券资产来快速变现的人，操作中动用的钱，基本都不是他自己的，大多来自影子银行体系形成的杠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涉及深层次问题，就是金融脱媒。这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出现过。也就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的核心部分不需要银行贷款了，有的直接用利润积累再投资，有的直接发债券了。于是银行不得不转向消费型贷款、住房贷款、并购贷款等业务。美国经验表明，这一类金融业务大发展往往是一个社会大型生产技术停滞的象征，而社会也会受到影响——其中很多影响是不好的。
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都出现过金融机构的“美国化”过程，在21世纪初大力发展消费支持的金融，后来都出了社会问题，主要是年轻人变得轻浮了。前一段时间董明珠说社会大量90后、00后不工作，搞个淘宝店，一个月两三千块也不错，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就跟很多人不上班只炒股差不多，前者是过度消费化，后者是过度金融化，都不利于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生产的持续进行。
对于这种金融体系的困难，可能解决的出路是要鼓励社会技术的持续升级，使得对于投入生产性循环的资金创造始终有需求。比如比亚迪，最早造电池，那就是对应造电池的中小型电子厂规模的贷款；后来造汽车，那就是对应造汽车的大中型制造企业的贷款；现在又开发云轨出来了，那就对应着城市交通系统开发和运营级别的贷款。类似的道理推理到全社会。就是一个鼓励社会产业往上升级的问题。是判断什么是值得鼓励的方向的问题。
李晓鹏：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金融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分配问题，谁掌握了金融体系，谁就掌握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中国现在这种形式，我觉得比日本美国要好一点，因为金融系统绝大部分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金融掌握在少部分寡头手里，那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基本上就快完蛋了啊。正因为掌握在政府手里边，所以虽然金融业了很多钱，大部分还是回到政府的钱袋子里面去了。政府可以用这个钱来支付公共开支，实在用不掉这个钱，还可以把它消灭掉。这样，金融制造的货币泡沫和资产泡沫，还没有到达一个严重扭曲社会分配的阶段，或者说，就是至少还有救。
尽管如此，问题确实也已经十分严重了。怎样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过度金融化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回答这么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怎么样理解金融的本质？
我们把经济分为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部分，也就意味着我们认为：金融具备某种跟实体经济不同的特质。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性去理解它。我在书里面也讲过了：实体经济如果是拼挣钱，一定拼不过金融。二者完全就不是一个量级。实体经济是你投入越多，利润越低；金融正好相反，是你投入越多，利润越高。
在实体经济中，大家都去投资生产某一个产品，它的供应量必然大幅度加大，价格就会下降，这是基本的市场规律。而金融正好相反，它投资的标的物，不管它值多少钱，就算一分不值，大家都跑去炒，价格一定是越涨越高，投资利润也越来越高。因此，金融和实体完全是不是一个逻辑，如果用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去理解金融和管理金融体制，就是会出现非常可怕的错误。
金融，我觉得它应该类似于一种权力，这样就像政府权力，可以合法的对人实施强制力的权力。金融可以创造货币，创造货币就意味着对其它持有货币的人征税，非常类似于一种征税权。
政府的权力，可以合法的对人实施暴力行为，包括逮捕、监禁甚至处死。我们为什么要允许政府存在？就是为了更好的限制社会上的其它不合法的暴力行为。如果暴力不用政府这种形式来组织起来合法的利用，就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混乱。所以政府掌握的暴力是好东西，是为了遏制坏的暴力而存在的。但政府的暴力也可能被滥用，用来危害人民，这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因此，必须用一定的规则来对这种暴力加以约束。必须是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结构，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才能把政府掌握的暴力控制起来，然后才能让政府通过行使这种暴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
由于暴力行为和商业行为的逻辑差别很多，政府的组织逻辑，也就跟市场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政府的逻辑是要求政府里边的人，做政治决策必须出于公心，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是从私人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政府行为创造出来的好处，也不能归个人。这个用这套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叫做政府。
而企业呢，它就是允许你从个人的利益去思考问题，鼓励个人利益驱动来创造财富，所以企业这种形式用来搞实体经济，比较合适。你为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个人的财富也就越多。
而金融这个玩意儿，它到底算是啥东西呢？它跟政府权力不太一样，跟企业搞实体经济也不一样的，它背后有一套独特的逻辑。
金融代表着某种社会权力，一种强制分配社会资源的力量，类似于征税权。但它跟征税权不一样，理论上金融体系创造出来的货币是需要归还的，征税是不需要归还的。尽管它需要归还，但它在创造货币的时候是强制性的，不需要征求我们普通人的同意。
我举个例子，大量的金融贷款拉高了房价，实际上就降低了我们普通人手里持有的货币的购买力，我们手里的钱缩水，就被征税了。理论上，贷款总有归还的一天，但银行什么时候发贷款、发多少、什么时候还，不需要征求我们普通人的同意。这样，我们就处于被动的、弱势的地位，发出去的钱被用来炒房子，害的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刚需”们也没处说理去。等到房价炒上去，那些“刚需”已经无法等待货币回收的那一天，只能高价买房了，银行体系这才收回贷款，这样它就赚钱了。
所以，金融就是代表着可以强制性的分配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分配给谁，由金融体系说了算。这种力量，接近于征税权。既然是征税权，那么就一定不能通过普通的市场竞争机制来运行。市场竞争的前提是自由交换，金融体系制造货币来削弱普通人的货币购买力，不是自由交换。所以必须由一种新的机制来制约它，既要让它造福社会，优化资源的配置，又要维护社会公平。金融业的运行机制，应该是一种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运行机制。
我在书里面提出一个解决构想，就是出台一个政策：未经实体生产过程不得使用金融杠杆。我认为这是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釜底抽薪的一个办法，因为杠杆是金融业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实体经济的关键。比如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去建房子，这个可以，因为贷款会经过房屋建造过程，生产出来有用的商品——住房。但是，拥有一套自住房的人贷款去买第二套第三套，那就要限制。
中国现在也就是这么做的。在别的行业也是一样，企业贷款搞生产可以，贷款去炒股去收购别的公司的股票，那就不行。至于股指期货这种纯粹对虚拟物品进行炒作的市场，根本就不应该允许金融杠杆存在。
但是这个事呢？只能说理论上正确。真正操作起来很麻烦。因为经济体系的运行太复杂。麻烦之处在于如何判定一次资金循环过程是否经过了有效的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而且某些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衍生品交易，它在促进经济活力方面是有用的。真的一刀切，经济可能就丧失活力了。还有就是对金融杠杆的范围界定也很麻烦，银行贷款算杠杆，那保险公司发理财算不算？宝能收购万科，就是这种方式，看起来它也算是金融杠杆。
前面你也提到了很多方法，特别是加强正能量的监管、限制亏损企业上市或变相上市、为过剩资金寻找实体经济出口等等。这些思路看起来都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咱们谈的一些方法，能够用到金融业的改革中去，应该对遏制中国经济脱实向虚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很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们也还远远没有到位。为了驯服政治权力，人类花了好几千年，来探索怎么来让它为人民服务。大规模的战争和社会革命，就是政治权力构架失败的结果。
现在看来，为了驯服金融权力，我们需要探索的东西还很多，路还很长。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希望这样的谈话能够记录下来，对更多的人有所启发，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人类早日找到一条利用和控制金融权力的道路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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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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