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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称为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此称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亦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元、明、清时，贡士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且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进士-历史发展
钟进士嫁妹
于605年首次开的进士科，被视为科举的开始。隋、唐时，“”只是科举各科中的其一，考的是诗赋。因为进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难，故此最为尊贵，地位亦成为各科之首。 宋代以前，进士只需要通过在尚书省举行的“”。自宋以后，进士一律要经过由主持的“”一关覆核和决定名次。时，曾发生一名通过省试，但在殿试被黜落的考生愤而投奔。自此以后殿试都只定名次，而不会黜落考生。 在和，殿试封录取考生为三等称。一甲三人依次为、、，称“”。二甲若干（清朝时一般为七人），称“”。三甲称“”。世人统称录取者为“”。 进士是功名的尽头，就算是对名次不满意亦不可以重考。 在明朝和清朝，封录取考生为三等称三甲。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清朝时一般为七人），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世人统称录取者为“进士”。
从唐朝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算起，到1905年废除科举，近1300年的时间里，进士都是中国政治的主角。仅仅靠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文人学士们，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有效运转，这个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可以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现在许多人误以为科举制出现以后，中国就从社会过渡到了社会。其实大谬不然。
科举制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贵族社会的终结，恰恰相反，对贵族社会的维系来说，它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科举制的出现，改变了的不是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事实，而是改变了贵族的生产机制，也就是由原来根据血缘世袭变成了后来通过考试来不断地量化生产。比之前的世袭贵族制稍微公平些的地方在于，科举考试至少提供了一种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如果撇开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少上的差异不论，那么这种机制至少在名义上保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官僚系统，成为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由于长期以来戏曲等下层社会流行的传统艺术形式的，让现在的很多人还有一个误会，以为只要一考上进士，就算是衣食无忧，可以做官了。其实这也是很大的误解。对于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来说，主角始终是士阶层。只有士才有资格做官，这是一个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的规则。国家是通过征辟来任命官员的，只有具有士的资格的人才有被征辟的机会。进士之所以叫进士，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名称的最初字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通过了国家的统一考试，获得了士的地位，有机会被国家任命为官员了。
隋炀帝杨广像
这里还需要顺带指出的是另一个观念误会，即官与吏的区别。在天子制下，主权只有天子拥有，其他人都是没有的。但是天子的主权的行使和实现，需要通过分配到各层官员，通过他们的具体执行来完成。比如在分封制时代的诸侯，诸侯就是天子的主权的分享者。到了废除，改行郡县制，郡县的长官，比如太守、县令，就都是主权的分享者。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天子，也服务于天子。而吏是没有主权的，他们的任务只是执行主权拥有者的命令，完成他们的职责规定的任务。比如说在一个郡的范围内，郡太守就是主权的拥有者，其他人与太守的关系就是主仆关系，对于每个太守的下属来说，太守都是他们的“主公”。主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决断的权力。官有决断的权力，而吏没有。回过头来再继续说进士。
进士获得士的资格之后，并不意味着就能马上得到一个满意的职位，能够做官，而是需要等待朝廷的任命，而朝廷选任官员往往是通过大臣的举荐才能进行的。所谓的大臣，主要指的是三四品以上的官员们，而且很多情况下朝廷规定有权举荐的都必须是京官，即所谓的侍从官。在唐朝，考中进士之后，等待被举荐并任用的过程叫释褐。所以，每个考中进士的人并不是象戏曲里表现的那样，马上高高兴兴的回家向乡亲们夸耀去了，而是要赶紧在京城进行大量的社交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将自己的见识与才干展示给有资格举荐的大官们。这个过程在唐朝的制度下至关重要，考中进士却做不上官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著名的诗人杜甫、李商隐，就都考中进士了，但是因为囊中羞涩，没有足够的钱来在长安交际，所以一直仕途不顺。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新的贵族生产机制，但是整个制度仍然不够成熟，各个环节衔接上的问题比较多。另一个原因就是从南北朝时期形成的门阀制度当时仍然影响很大，比如唐朝中前期的宰相，姓氏就非常固定，一直是那么几个，而且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亲戚关系，简直类似于春秋时晋国的六卿制。到中晚唐，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和藩镇割据战争的冲击，门阀势力大大削弱了，在政治上势力也开始下降，而进士出身的庶族则逐步上升。贵族与进士出身的士人在政治上的反映最明显的是牛李党争。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对这个过程表现得很矛盾，一方面他知道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又在感情上比较认同贵族的价值观，所以，在他笔下，李党都是君子，而牛党都是小人。
这个过程在宋朝的时候才正式完成，进士的地位得到了绝对的巩固。虽然在宋朝庞大的行政官员系统里，只有三分之一是进士出身，但是宋朝的文官地位之高空前绝后，恰恰是进士在政治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的结果。最能反映出这种变化的是，虽然进士们仍然需要被人推荐才能担任朝廷官员，但是他们得到推荐的机会远远大于唐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考中进士之后马上得到一份能够维持相当高水平生活的收入。到明朝以后，进士对政治场就处于完全垄断的地位了，进士的地位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不仅一考中进士就可以马上做官，而且在明朝中前期都是起步相当高的，一般都可以从五品以上直接开始进入仕途。不仅如此，在明朝的历史上，状元宰相也是最多的。现在很多人经常会提起来明太祖曾经一度废除科举制，但是却没有搞清楚，当时明太祖的理由不是说科举制不好，而是他认为国家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人才，而科举制的人才生产速度对他来说太慢了，需要用单位时间产量更高的学校制度来替代。
大概是历史上进士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一个人考中了进士，虽然也能象明朝那样，可以直接进入供职，领一份工资。但是就整体而言，清朝虽然号称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但事实上做了相当大的改变，尤其是大量的是世袭的，不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体系，这不管是在宋朝还是明朝，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宋明的宗室们也可以从一出生就获得一份相当高的收入来保证基本生活，但是按照规定，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进入体系的。而清朝改变的恰恰是这里，大量的满洲贵族通过继承获得进入官僚体系的资格，等于挤占了原由进士们垄断的官僚体系，实际上进士们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到了清朝中期以后，在翰林院供职的进士们收入无法保证基本生活的事情越来越多，到了晚期，他们甚至到了只能依靠才能过活的地步，进士的意义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也就是说，即使朝廷不取消科举制，也必须开创其它的制度来对进士们进行二次淘汰，来选任合适的官员。
进士-进士科考试的情况
隋、唐、宋
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另一称进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代考试的填充，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于墨义则是一些关于经文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的难度。
另外，在时代开始，亦设立了武举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大部份时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王安石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苏轼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是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是，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四书，则以朱熹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的基础。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四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
求，极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务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并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卷的书法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明朝的进士范進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苏轼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進答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了。”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算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于是不少考生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而设，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鸦片”、“缠足”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不相乎的典型例子。
十二岁便入学成为，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认“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见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为师。相反，康有为书香世家，家中有萬卷書樓，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南海，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却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三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与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能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超过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俯首甘为，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奴化，与科举考试内容的朿有著相负相承的关系。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作弊及其防御
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 (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带考试经文 (带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 入内作弊、三是请人。
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节”。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束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清代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案（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数百名举人在满兵夹带下重考，之后数十人被判死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是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一般认为这是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傳卷或传话。但是夹带经文这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经文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明清的科举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例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以至毛笔、篮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科场舞弊始终未曾彻底有效地受到打击。有传说指一次会试中有举人把夹带的书本掉在地上，奉旨检查的却为他掩饰，说：“何以携帐簿入场！”
代考在唐朝时颇为常见。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
历。进场前考官会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分。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没有被完全杜绝。例如民国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考“枪手”，曾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获得。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并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进士-孔庙进士碑
孔庙进士碑
内先师门两侧，是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共198块，刻有51624名进士姓名、籍贯和名次，是研究我国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
历史上元碑共有9块，现有3块，其余六块被明代磨去字迹刻上当朝进士姓名，明朝初年的进士题名碑在南京，自永乐十四年（1416年）起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止共77块在本庙内。清代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光绪三十（1901年）止，共存118块。
科举制度形成于，比以前的用人制度是一大进步，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即省试)，中试者称为举人；再把全国的举人集中到京城里举行“会试”，中试者在宫殿举行“殿试”，根据成绩高低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第—名叫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其次为三甲，同进士出身。科举考试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每次有六千多举人参加，取三百名进士。
清代科举制度大体仿明，略有变更，更加繁密周详。清代还举行了三次制科（特别科）考试。即康乾时三科博学宏词，光绪三十九年经济特科。此外，乾隆年间共举行六次翻译科考试，可谓创举。清朝会考特重书法，如著名学者龚自珍就因“卒以楷法不中程、不列轨等”。著名进士有禁烟大臣林则徐、介绍西方思想的学者魏源，军机大臣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等。
进士-明代进士故事
明代“三元”独一人
科举考试共分三个等级，即院试、乡试、会试和，三级的第一名分别为解元、会元和状元，如在三级考试中都得第一，称“连中三元”，明以后共有三元十人，在明朝共开89科，只出了一个三元，可谓孤独一枝，他就是明正统十年乙丑科状元浙江淳安人，商辂。
难得的幸运者
明成化十一年已未科状元谢迁，是乡试解元，又中状元。由修撰累迁待讲学士。弘治八年入内阁参政，不久加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目光敏锐，长于论辨，与刘健、李东阳共理国政。当时流传“季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等语。
武宗继位，擅权，他因上书请诛刘，遭人诬陷，愤而辞官。刘谨被诛后他得以平反复职，嘉庆六年他已79岁，世宗以手令起用为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重新入阁。
他的弟弟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布政 使，儿子乡试解元，殿试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兄弟进士高官，已属盛事，父子解元兼鼎甲则更为罕见。象谢迁这样状元出身，位至高官，又享高寿，子弟亦有出息，其人生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可称为幸运者，谢迁就是一个难得的幸运者。
据说明成化五年乙丑科状元还是举人时，乘船北上应考，当他在船头读书时，有位道士问他：你为什么总是看一本书呢？张答：必须反复温习才能熟悉。道士听后拿过书，只翻看一遍，就随口背出，张升明白自己遇到了异人，于是急忙叩问自己今后的事，道士说：你有三件大事，即中状元、买宅子、在滕王阁喝三天酒。说罢飘然而去。
张升果然中了状元，还做了几年官。后因弹劾奸邪，被贬南京，赴任途中路过南昌，当地官员因佩服他敢于弹劾权贵，在滕王阁摆酒三日款待。以后他又买了一处宅院，真是应了道士之言。
明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状元，浙江余姚人，六岁时，一次在水塘边嬉戏。见一醉汉洗完脚后，丢失一个提兜。小王华拾起，打开一看里边装有几十两银子，他估计那人酒醒后一定会来找，于是坐在水边守候，不一会，那人哭着找来，王华逐将提兜还给了他。那人见银子失而复得非常感激，拿出一锭银子表示谢意，王华说：“那么多银子我都不要要这一锭干嘛”。此事传开，乡人无不赞称。
王华官至礼部侍郎，为官二十余年，虽无突出建树，但颇有节操。为人醉厚，坦荡自信，利害得失不系于心。后因不附宦官刘谨，被勒令辞职。
明朝最年轻的状元
，江西人，16岁中举，20岁便独占鳌头，成了明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状元。正德年间任礼部左侍郎，后官至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正德七年晋升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时遇宁王图谋不轨，因费宏拒其贿赂，宁王使人弹劾，被解职。宁王谋反失败后，朝臣纷纷请求起用费宏，世宗（嘉靖）即位，令特使迎费宏还朝。他力劝世宗革除前朝弊政，嘉靖四年升为首辅，他为政宽和，受到朝野拥戴。
费宏历事四朝，其兄弟、儿子均为进士，并与他同朝为官，这在明代是不多见的。
大太监刘瑾舞弊
明朝中期，是当道的罪恶世界，太监权力极度膨胀，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科考也为其所左右。正统时大太监刘瑾更是骄纵不法，利用科考网罗亲信。
明正德三年戊辰科会试，他公开拿着五十人的名单去找主考，勒逼考官强行录用，因名额所限，主考不敢作主，他又去皇帝下旨，扩大五十个名额，这样本科进士竟达349人之多。可见刘谨飞扬跋扈到了何等境地。
进士-清代进士故事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
是清乾隆十六年辛未科二甲第二名，是极具传奇的人物，关于他与乾隆皇帝之间的故事可谓路人皆知。是科，本拟刘墉为状元，乾隆皇帝见其名为"墉"说：状元怎能用"墉"碌之人，我要当面看看。殿试时一看刘墉，便 有几分不喜，想当面难他下，让刘以自身为题，吟诗一首，刘看出圣意，随口呤道：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
以貌取才者，岂是贤德人。
四库全书总缉官
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99700万字，先后有360人参加缉修。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四十六年（1782年）编成。这部巨著保存了我国古代大量的文化遗产。主持缉修的总缉官就是清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进士（二甲四名）纪昀，字晓岚，著名学者和文学家。曾任左都御史、礼部、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其性坦率，好藏书，学识渊博，着有《阅微草堂笔记》等。
画家、诗人、法官
清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状元钱维城（），字幼安，号茶山，江苏武进人，出身诗书世家，其投身科举时，很少有人知道他书画均佳，直到状元及第后，一次随乾隆去承德木兰围场狩猎，乾隆击毙一虎，钱领命作"射虎图"，乾隆看后连称：好笔法！逐将此此画刻石，并详记猎虎过程，留于。从此名声大振。他书法师承苏轼，苍劲深厚，流畅含蓄，笔端横溢着才气，其诗 正如《茶山集》的命名。不乏清香诱人的品味。
在仕途上钱也深得乾隆器重，官累进至刑部侍郎，经常参加六部九卿的要案会审，断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从不冤杀无辜，错判罪孽，是法官席上的真正法官，是非场上的决断老手。
有人说钱作为诗人太浪漫，作为画家很豪放，作为法官又冷酷无情，是充满各种矛盾的争议人物。
科举考试的末一碑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是年正逢慈禧七旬万寿，本是正科为庆贺太后寿诞改为恩科。此科也是自隋大业年间开科举试以来的最后一科。在“戊戌变法”的影响下，光绪帝颁诏"废科举兴学校"从而结束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
原来立碑均由国家拨银，而此时清王朝已近衰亡，无钱支付，中第进士只好自筹银两建碑。这科进士有著名学者（1甲3名），著有《清代科举考试叙录》，解放后曾在南京博物馆任职。还有（王揖唐，2甲5名）,民国时任参、众院议议长。谭延*（2甲34名）国民政府主席。（2甲106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也是本科进士（2甲75名）。
进士-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科举已成历史，但科举又不仅仅是历史。科举对中国文化教育、社会习俗和心理思维的深刻烙印在现代社会还经常若隐若现。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举制的来龙去脉。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最终于1905年9月被正式废止，但在三年一循环的科举考试周期中，该年未有乡试或会试，因而此前一年举行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科会试，随后于该年7月举行的殿试中录取的进士就成为1300年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因此也有学者以为中国科举制结束于1904年。在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对末科会试和殿试情况及其进士的特殊命运作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科举革废的前序
通常我们所说的科举制，是指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的进士科以来的考试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试选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贡举科目，真正被后世称之为“科举”的则是从隋代才兴起的进士科。发展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定型为具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的国家“抡才大典”。[1](P3149)第一级为考秀才的童生试，第二级为考举人的乡试。第三级为会试，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贡土，第一名称会元。第四级为殿试，殿试在会试发榜后的次月就举行，名义上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者是贡士，殿试没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从唐代至清末，科举制对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学风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进士在中国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一文开头指出：“文学才能在中国享有最高的声誉，政府官员都选拔自受过教育的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读书人信奉的信条，在许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图理想的哲学原则的注释。”[2](P372-375)确实，在古代社会，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科举制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推广，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集权统治，并且在相当范围内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是适应当时社会的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因此，当时一些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3](P69)但是，经历过鸦片战争的冲击和甲午战争的震动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的生存环境也起了重大的变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科举制不得不进行变革。虽然在戊戌变法中改革科举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却为后来科举制的革废发出了先声。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化愈加明显。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数月以来，凡百举措，无论属于自动力者，属于他动力者，殆无一而非过渡时代也。”[4](P287-289)经历过庚子事变的刺激之后，慈禧太后等统治者痛定思痛，下决心将戊戌变法时提出来的多项改革措施加以实施。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5](P1)废止八股文、采用与社会实际有关的问题为考试题目，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随后有的西方人士便认为这“毫无疑问是科举考试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非常完全的”。[6](P67-72)这些规定在清末最后两科考试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会试与殿试中也体现出考试内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学堂与科举的矛盾互动中，当时的执政者多认为科举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兴起，于是考虑采梁启超早先提出的“合科举于学校”的办法，逐渐以学堂来取代科举，各级学堂毕业生获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联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认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因此提出“俟万寿恩科后举行后，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的办法。[7](P7-9)也就是将科场递减之科第名额，移作学堂取中之名额，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之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如此一来，学堂才可以兴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现。这虽是一个渐进的计划，但已将废科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战争正酣，辽东大地不断有战事传来。另一方面，设立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专门机构“学部”或“文部”的呼声越来越大，废科举的声浪也日甚一日。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所奏《重定学堂章程折》连同《奏定学堂章程》一起公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的学制。与此同时公布的奏折还有他们三人所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在此奏折中，他们再次提出并拟定了递减科举的具体办法。而光绪皇帝的上谕也明确批准了他们的奏请：“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侯旨遵行。”[8](P1-6)也就是说，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决定渐废科举。
正是在这样一种彻底改革甚至废除科举的时代背景中，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迎来了甲辰恩科会试。
二、末科会试与殿试
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逢七旬万寿，为庆贺太后寿诞，将本是正科的会试和殿试改为恩科。虽然此科会试与殿试是在科举制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举行的，但当时人并不知道这将是1300年科举史上的末科会试。
由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烧毁的顺天贡院还未修复，此科会试与1903年的会试一样，仍在开封举行。甲辰会试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户部右侍郎戴鸿慈。经历过戊戌变法的改革努力和庚子事变的触动，1902年以后的乡会试都已不再用八股文体，开始采用中外政治史论和具有现代性的考试题目。[9]与1903年的会试类似，1904年会试第一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五篇，题目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10](P1002)此科会试的试题内容灵活多样，体现出命题官员注重现实、着眼改革的思想。[11]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如其中之一为有关设立近代学堂的策问：“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12](P161)这道策问题典型地反映了当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的时代背景。从当时考中者的试卷来看，都对教育问题相当熟悉，有的甚至能够借题发挥，在答卷中对中国教育状况提出批评和改进之建议。
又如以下二题：“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13](P183-186)
还有二题是关于振兴农业和保护侨民的策问：“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中式试卷往往能联系中国，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傅增浚的答卷便对当时中国的交通铁路受制于他国，侨民不受保护等状况忧心如焚，痛陈建议。[14](P257-267)考官评卷也与过去不同，注重考察应试者对新学的了解和运用。如对舒元璋墨卷，会试考官本房原推荐此卷的批语有：“西哲尝据重学以研究政治，盖天下大势，趋注于权，权所偏倚，即势所积重。……驰观域外，旁通别录，于教育关系、国际关系，言之切切，而一种磅礴之气，尤觉飞动纸上。”[15](P434)对章梫的推荐批语有：“第二场首篇，于国民教育之宜急，与大学专科实业学校不得不从缓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论推广国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课程学制，万缕千经，了如指掌，知作者热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于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观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实可行，非刺取浮词支撑门面者可比。”[15](P222)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出题范围虽然与过去一样，但因为不用八股文程式，所以各人的答卷较放得开。如舒元璋在第三题的答卷，一开头就说“间尝览五大洲之典籍，披环瀛之舆图”，力图出奇制胜。考官的批语则称赞说该卷“淹母古今，博通中外”。[16]考察末科会试的实际考试情况，确实说明科举制已从古代选士考试制度向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
会试于四月初十日（5月24日）放榜，共取中276名，会元为湖南茶陵人谭延闿。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后，科举考试时间固定为，三月会试，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因1904年会试地点在开封，恐中式贡士无法按时赶到北京，于是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该科殿试策题四道，也明显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其中第一道策问中有这样的内容：“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第二道问汉唐以来兵制，并要求回答“能以今日情势证之欤？”第三道策题为中国古代理财问题，也问说“此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第四道则直接问教育、科举与名节问题：“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著，其道何之从？”[17]这些殿试策问题目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出谋划策。从流传下来的殿试卷看，多数答卷能符合要求，可见末科会试和殿试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文官考试性质。
殿试当天恰逢大雨，诸进士备尝辛苦。由于内光线不足，影响靠殿廷里侧的考生答策，幸午后放晴，所有人始得任意挥毫。商衍鎏回忆自己的殿试策“工楷圆满，无脱漏一字”。二十二日读卷大臣在文华殿公同阅卷，评阅完毕定好初步名次之后，依例前十名试卷进呈，由皇帝最后钦定名次。各科殿试进呈试卷，有依原先次序发下者，也有移动次序而发下的。甲辰科主考官最初进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后第三、商衍鎏第四，光绪看了进呈殿试卷，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于是将一、二卷名次对调，三、四卷对调，结果钦定名次变为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张启后。
关于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是慈禧太后当时对广东人恨之入骨（因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是广东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见广东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厌恶，而当时正要为她做七十大寿，天又大旱，而刘春霖不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贯是直隶肃宁，渴望“肃靖安宁”是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的慈禧的心愿，因此将刘春霖点为状元，将朱汝珍贬为第二。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18]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试卷姓名且那么讨厌朱汝珍的话，完全可能将其置于第10名而不会让其得个榜眼。因此所谓慈禧太后将状元刘春霖与榜眼朱汝珍名次对调的流行说法是以讹传讹。
殿试之后，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为小传胪的日子，即所有进士在乾清门外阶下听候唱榜的时间。二十五日（7月8日）在出版的刊出殿试策题，并于“时事要闻”栏中刊出“鼎甲姓名探登”消息：“由内廷传出鼎甲姓名，亟录如下，但刻尚未出榜，俟榜发再为详登。状元刘春霖，直隶人；榜眼□□□，广东人；探花商衍鎏，广州驻防；传胪，张启后，安徽人。”[19]当时还未明确榜眼朱汝珍的名字，为了将此重要新闻及时发表，只好将其姓名空缺。次日（日），《大公报》才刊出完整的《甲辰恩科殿试题名全录》。此榜共有273名进士，当时不仅他们自己，而且谁都没有想到这竟是1 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
三、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
“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雷。”这是科举时代经常用来形容进士及第后命运骤然改变的一联诗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甲辰科大传胪典礼，一如既往，韶乐齐奏和鸣，鸣鞭响彻云霄。唱名之后，自大学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进士向光绪皇帝行三跪九叩礼。礼毕，由礼部尚书将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云盘内，导以黄伞，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门送至东长安门外彩棚张挂。状元、榜眼、探花随榜亭至东长安门内，顺天府尹于此处相迎，为他们进酒、簪花、披红，亲自送三人上马。由午门中道而出，用鼓乐、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导，出午门后转向东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顺天府尹衙门宴饮后，经地安门外，由西城出正阳门至南门，这便是骑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进士又参加礼部举行的恩荣宴。[20](P14-16)
尽管科举制已走到穷途末路，但清廷对科举礼仪仍非常重视。在殿试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还刊载了《礼部示谕》：“现奉到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嗣后新进士前三名于传胪前一日引见后，即赴该部演礼，鸿胪寺鸣赞官一并前往，带同演礼。钦此。为此出示晓渝，一甲三名进士，是日引见后，即赴本部演礼，勿得迟误。”[21]事前彩排是为了保证鼎甲游街能够按部就班，因此礼部才会出此晓谕。结果，该科殿试发榜后的各种庆祝典礼确实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热烈。发榜数日以后，所有新科进士还要再参加选拔翰林的朝考。考试结果，又是谭延闿排名第一，王庆麟、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2]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内殿试发榜和游金街的喧天鼓乐却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绝响。在经历同样风光无限的金榜题名之后，接下来，最后一榜进士的命运与过去各科进士却不大相同了，有的进士可以说是命途多舛，电有不少进士的发展则可说是时势造英雄。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他们背负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伴随着清末社会的转型，末科进士也面临着自身知识结构的转型。而促进他们转型的是培训进士的专门机构——进士馆。
在设立进士馆之前，为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清政府有意将新科进士送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肄业。张之洞曾说到设立进士馆的目的为：“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23](P28)从制度上设立进士馆是在1904年1月，在中便专门列有《进士馆章程》，该章程说明进士馆的立学总义为：“设进士馆，令新进士用翰林部属中书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实用为宗旨，以明彻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每日讲堂功课四点钟，三年毕业。”[24](P44-45)由于清政府视“新进士为从政之初阶”，将他们当作未来政府的栋梁之材，因此着意加以培养造就。
进士馆实际上于日开馆，开馆之始将所有仕学馆学生迁入。虽然进士馆招收的第一批学员是以往数科的进士，但甲辰科进士是进士馆设立后发榜的唯一一科进士。日，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8条，对于1904年1月之进士馆章程作了补充修改，将新进士入学时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内外班学员考试毕业均一律办理。由于当翰林和中书职司的进士较清暇，故作为内班学员，而分在六部任职的进士则作为外班到馆听讲。然而，进士馆设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举制便被废止了，以后不可能有后续学员，因此及早考虑进士馆的结束事宜和学员的出路。到日，清朝学部奏请所有甲辰科进士在内班的学员，均送入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补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学员有志留学者则分别选择送该大学速成科。学满毕业回京时一律考试，按照定章分别奖励。结果后来不少进士都曾赴游历，回国后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所习法政学科及经义、史论等。[25]与朝考类似，从考试成绩来看，原先殿试名列前茅者往往在游学毕业考试中分数也较高，如1907年12月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试，朱汝珍的成绩为80分，名列最优等第6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优等第1名。[26]考试完毕之后，根据成绩分派各类政府职务。
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在政界尤为突出者，如沈钧儒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王庚在民国时曾任参、众院议议长，汤化龙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等。
甲辰科进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较多。状元刘春霖是所谓“第一人中最后人”，随许多同年先人进士馆，后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监督等职。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建立了伪政权，日伪企图借重刘春霖的高名，派人动员他出任北平市市长，被他严词拒绝。身处铁蹄之下，刘春霖坚贞不屈，始终不愿出来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保持了晚节，于1942年卒于北平。[27]刘春霖最出名的是他的书法，尤其是小楷在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留下精美的小楷字帖和大量的墨宝。最后一榜进士还有不少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痕迹，如在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组织孔教会的陈焕章，民国初年“画坛领袖”、在诗文词曲方面颇有建树的姚华，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末科进士还对科举制本身作过研究与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游学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曾任国史馆编修、实录馆纂修，时期所编由中央刻经院印行，该书对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号、籍贯、简历、著作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而末科探花商衍鎏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受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于1956年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一书，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商衍鎏作为清末探花，该书的写作和出版受到特别的关注，该书也是此类著作中最详尽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商衍鎏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该书虽然影响较小，但颇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国科举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外，末科进士贾景德根据自己参加科举的亲身体验，写出《秀才·举人·进士》一书，1946年在香港出版。废科举后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写的科举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几部，而末科进士就占了4部，这也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试是中国科举史的尾声，而朱汝珍、商衍鎏、贾景德等末科进士撰写科举研究著作，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后的乐章，也为科举制发出了隔世遗响，成为中国科举学史上特殊的插曲。
进士-科举进士的荣耀
一门多进士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通过考试的方式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它奠基于隋，形成于唐”[1]，“到了明代，随着科举制度的极度兴盛，读书、科举、做官的一条龙体系更加完备”[2]。清朝政府基本上继承明朝选官制度，主要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样既可以赢得民心稳定政权，又可以吸收汉族优秀人才扩大统治队伍巩固政权基础。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清朝总共通过科举录取进士26362人，平均每年100人左右。尤其是清朝上层公职人员多为科举出身，“像翰林院编修、检讨，汉内阁学士，各省学政，汉詹事府赞善以上官，国子监祭酒、司业，奉天府丞，汉吏部礼部郎中、员外员、主事，宗人府主事，规定只能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礼部尚书、侍郎，顺天府丞，内阁侍读、典籍、中书，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政学录，起居注主事，则限于科甲出身”[3]。清朝政府和社会民众多崇尚科举，公职人员也以科举出身为荣，“金殿唱名，；琼林大宴，显贵非凡；立碑题名，耀祖光宗；授爵封官，一步登天”[4]。因此科举成为荣誉激励的重要手段。
清朝公职人员大多通过科举考试选拔而来，科举考试主要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等级，越往后级别越高，殿试最为重要。会试在京城举行，国家在学子们赴考的时候就给予他们的一系列优厚待遇和荣耀，如从家乡到京城，沿途国家都提供免费的公家车船。举人参加会试被称为上公车，公车源自汉朝，《后汉书武帝纪》记载有“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遗旨公车”，按汉朝的制度，以公家之车，递送应征之人，这就是清朝所谓公车的来源。举子赴京城参加会试可以乘公家车船，车船上还张一面黄旗，醒目耀眼，荣耀非常。不仅平民百姓争相围观刮目相看，就连沿路的官员也要对其提供方便格外优待。
会试在京师举行，通过后参加，殿试是国家最高等级的考试，举国瞩目，由皇帝亲自出题和主持，王公大臣等监试。殿试完毕后，由皇帝钦派读卷大臣评阅，由于殿试由皇帝亲自作为主考官，所以能担任读卷大臣也是极其荣耀的事。综合诸位读卷大臣的意见规定前后名次，获得前十名的考卷，上呈皇帝亲自过目，按名次高低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只授三人。第一名者称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其中一甲尤其是状元最为荣耀，状元是科名中荣誉最高的，称“大魁天下”。由于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中者被呼为“天子门生”，“做了，不仅考生自己感到荣耀，而且因为选到高才，皇帝也常引以为荣”[5]。
清代学子一旦考中进士，许多荣耀会接踵而至，殿试之后，皇帝会召见新考中的进士，举行传胪大典，仪式非常隆重。“传胪日，设卤簿，陈乐悬，王公百官列侍”[6]。考取的进士们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立于天安门外，听候传呼他们进太和殿朝拜皇帝的礼仪，然后按名次与文武百官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的姓名、名次。礼部鸿胪寺鸣赞官宣制：“某年月日，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7]。而后唱名，一甲一名姓名某某，鸿胪寺官引状元出班前跪，唱一甲第二名姓名某某，引榜眼出班前跪，唱一甲第三名姓名，引探花出班前跪。然后又唱第二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唱第三甲第一名某人等若干名。名赞官赞叩兴，丹陛大乐作，奏庆平之章，这就是所谓的“金殿传胪”。作为国家“抡才大典”[8]，金殿传胪仪制等级和大朝礼相同，设卤薄大架，奏丹陛大乐，在午门鸣钟鼓，仪式极其隆重，是清朝最重要的典礼。皇帝亲临现场监视发榜，“身临其境，如至梦境，求取功名科第之人，能到这个地方也就达到了人生的理想境界”[9]。清代进士出身的名士袁枚有一首七绝《胪唱》诗为证：“一声胪唱九天闻，最是三株树出群。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随太史看祥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0]的荣耀感常使科甲出身的官员终生难忘。
大传胪后第三天，皇帝在礼部赐新进士恩荣宴。因宋代赐进士宴于琼琳苑，所以又叫“琼琳宴”。如宋真宗二年“夏四月，赐进士李迪等琼林宴”[11]。元代时改称恩荣宴，《·仁宗纪二》记载“辛巳，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另《元史·选举志·科目条》记载有科举放榜后“择日赐恩荣宴于翰林国史院，押宴以中书省官，凡预试官并与宴”。明代延用，清又延明制。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制度述录》第三章第三节这样记载：“清制传胪翌日于礼部赐新进士晏曰恩荣宴。是制仿于唐之曲江会。宋曰闻喜宴，元乃有‘恩荣’之名，赐于翰林院，明宣传德八年赐诸进士宴于礼部，始著为令。清代因之。恩荣宴之日，读卷大臣、銮仪卫使、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受卷、弥封、收掌、监试、护军、参领、填榜、印卷、供给、鸣赞各官咸与宴”。宴后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并择日赴孔庙行礼易顶服。礼部题请工部给建碑银100两，立一石碑[12]，刻上全体进士的名姓，立于国子监中，得以永远留名，是人生极其荣耀的事情。一甲三名进士即刻授以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授编修。其他进士还要经过“朝考”，按各人前后几次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予庶吉士、主事、中县官等职。殿试是科举的终点、仕途的起点，无论以后政绩如何，进士出身的人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极其荣耀。“风气所致，位及人臣的宰相，甚至九重之上的皇帝都对进士爱慕不已”[13]。--------------------------------------------------------------------------------[1]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引言第1页。[2] 同上[3] 郭松义等著：《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4]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引言第2页。[5] 同上，第28页。[6]《清史稿》卷八九 志第六四《礼志八·嘉礼二·策士仪条》。[7] 同上。[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9]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10] 汪洙《神童诗》。[11]《宋史·真宗本纪》。[12] 注：此碑名曰“进士题名碑”，始于唐朝，后世沿之。[13]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进士-进士科与社会风习
进士科在众多科目中最为显贵，所以在社会上围绕着举子应试进士科而产生过许多风俗习称及例行活动，既有及第前的，更有及第后的。久而久之，有些还形成强盛的风气，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大。如当时人所说：“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而为俗亦弊”。举子相互之间称呼就叫“秀才”，考中进士的人自称“前进士”，及第进士之间互相推敬则称为“先辈”，同一榜上的进士称为“同年”，主考官被称作“座主”，则考生为门生。拜访请托权贵的行为称作“关节”，互相吹虚捧场叫做“还往”，考中的人将其姓名题写在慈恩寺塔（大雁塔）墙壁上的活动叫做“题名会”，选试之后在曲江亭子举行宴会叫做“曲江会”，未考中的人痛饮大醉就说是“打毷氉（驱除烦恼）”，认为考官不公而匿名制造舆论者被称为“无名子”，落第者不出京而居一僻静处温习举业叫做“过夏”，新作成的文章叫做“夏课”，私下结伙并凑钱宴请名人以探听题目的行为叫做“私试”。
此外，还有所谓“谢恩”、“期集”、“过堂”等习俗活动：凡榜上有名的进士，先一同前往主考官的府上，以感谢座主的鉴拔之恩；但在皇帝未正式批准前，新科进士连续几天都到主考官的官署门前集合参见；一等正式批准，就由主考官领着到尚书省都堂拜见宰相。
又有一种习俗活动叫“杏园宴”，主要内容是探花，故亦称“探花宴”，最能使新科进士们扬眉吐气，出尽风头。所谓探花，就是在同一榜进士中选出两位年少貌美的，称作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让他俩骑着马遍游长安城内外的名园，摘取名花。如果被他人折得最先开放的牡丹、芍药等花朵而来，则两位探花郎就要受罚。这项活动使新及第进士显得特别风光，而每每赋以歌咏，如前文曾引过的诗就是。此外尚有张籍《喜王起侍郎放牒》诗：“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又有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又有皮日休《登科后寒食杏园有宴因寄录事宋垂文同年》诗云：“雨洗清明万象新，满城车马簇红筵。”当然，最激动的莫过于探花使本人，如翁承赞曾为探花使，作有《擢探花使三首》，其一曰：“洪崖差遣探花来，检点芳丛饮数杯。深紫浓香三百朵，明朝为我一时开。”其三曰：“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纻衣惹得牡丹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在这些习俗活动中，或因座主与门生的特殊关系而易结朋党之私，或因宴游豪华而助长奢侈之风，故朝廷曾下令禁止过。
唐代在进行科举考试时，考生公开在试卷上题写姓名，考官也不将试卷密封起来，谁都可以知道哪一份试卷是谁的。“唐世科举之柄，专忖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可见，主考官在决定考生的“去取高下”时，不仅要阅评试卷的优劣，更重要的，还要参考平日所作诗文及其声望，以及照顾推荐者的意见，说情者的面子，权势者的人情。如此诸多因素的影响，作用于考生身上，便是纷纷将各自的好作品献给达官贵人，名家前辈，以求获得有力推荐。进而由此引发了一般很强的社会风气，即行卷之风，也叫温卷。“唐举子先投所业于之门，谓之行卷”。“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迸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可见，“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行卷的地域和对象都很广泛，并不限于京城，而是遍及天下，十分盛行。
行卷之风也产生了利弊两方面的问题。
通过行卷，曾使一批无权无势的优秀书生或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能脱颖而出，考中了迸士。朱庆余的作品受到名诗人张籍的“推赞”，于是众人“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因此而登进士第。项斯曾向名家杨敬之行卷，“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一时广为传颂，而项斯便在第二年考中进士科，并且名列第二。白居易向前辈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特别欣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句，“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这无疑为白居易后来考中进士、名列前茅起着铺垫作用。程昔范应试进士科落第后，人都为之叫屈。原来，他曾向投献三卷，韩愈一看“大称叹”，于是对主考官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因得到韩愈的赏识，故程昔范的落榜就使人们不服。最终还是因韩愈的揄扬起作用而“登第”了。李翱的文名很大，在任地方官时，有位举子叫卢储向他行卷，李翱以礼相待。而这份行卷又被李翱的女儿看见，很是欣赏，并断言“此人必为状头”。因为李翱的延誉，卢储于“来年果状头及第”。及第进士的第一名为状头，也称状元。随后，这位状元与这位红颜知己喜结良缘时，挥笔写下一首催妆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从而为行卷增添一段佳话韵事。此外，如陈子昂、王维、杜牧、牛僧儒、李固言等诗人、宰相，其当年进士及第与行卷都多少有些关系，只是方式上略有异同。由此看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局面下所产生的行卷风气，对于选拔人才，确实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一些怀才抱器之士，可以寻找机会将其创作成果加以展示，一旦遇着有眼力的前辈，便得到鉴拔。而且，这种风气也促使考生在平日就注意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客观上对促进唐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种行卷的，也有极坏的方面，有的人窃取自己亲戚所作诗文去行卷，竟然考中了进士；有的人抄袭他人的作品去行卷，竟撞上被抄袭者本人；甚至有进士及第者，乃得益于妻子所代写的行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盗窃行骗的勾当，弄虚作假的行为，偷梁换柱的伎俩，在当时还较普遍。“今子弟之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轴，投知于先达，靡不私自炫耀，以为莫我若也。”至于卑躬屈膝以叩拜达官贵人，阿谀奉承以干谒名公前辈，投献行卷，希求知己，则更是常事：“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
行卷风气，由唐一直延至而不衰。只是到了，科举考试实行、誊卷、锁院的制度，行卷之风才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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