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不宜夸大或妖魔化国企审计问题|国企|市场经济|审计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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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不宜夸大或妖魔化国企审计问题
　　也有专家认为，对于国企在审计中暴露的一些问题，也要客观看待，理性分析，不宜夸大与妖魔化。
　　中美嘉伦国际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潘朝金表示，国企违规现象之所以高发，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与“规”本身有关。国企一方面要在市场中拼杀，另一方面还要受计划色彩的那些条条框框限制。
　　其实有些条条框框已不适应企业的实际和市场经济的要求，需要改革。而简单的一刀切的做法使得有关规定严肃有余、公平不足。此外，国企是公众企业，发生在企业身上的类似问题，往往会被“放大”。
　　对于滥发奖金与过度福利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国企在工资总额管理的框框下一些国企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以市场价值发放薪酬已是通行做法。比如，国企中有一些设计院，设计人员水平非常高，进入市场，待遇会翻几番。然而，受限于工资总额的计划调节，国企却不得不经常面对因工资低、待遇差而导致的高端人才流失。计划与市场的冲突，使得一些国企开始“想法突破”，以各种名目提高待遇，违规也就随之而来。
　　对于不按规定招标、未批先建的问题，涉事国企也可能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流程长、环节多、决策效率低、要抢时间抓机会，不按程序办事肯定不允许。但要注意的是，程序公正才有可能保证实体公正。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国企不按流程办事和其管理过于死板不无关系。
　　对于利润不实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某些国企领导为了个人的政绩考虑，想法设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通过调节利润实现升迁等目标；二是存在技术难度。国企规模大、层级多、资产分散，隐藏一点利润很容易，如实反映利润不容易；三是一些国企为应对国资委考核，通过调节利润实现每年增长的目标。
　　对于不合规的决策问题，在潘朝金看来，也存在多种情况，一是某些企业高管不职业甚至对相关业务不熟悉，盲目决策；二是一些企业高管过于自信，未经充分论证，就急于出手；三是不排除某些高管个人利益在作祟。
　　不合规的决策必然没有公正性和公平性，更容易出问题。在决策中搞一言堂，把有关会议变为实现领导个人意志的工具，这就等于把企业的发展系于一个身上，风险极大。决策不当、违规投资、未进行充分可行性项目论证导致的投资损失等问题需要引发关注。重大损失的背后其实源于三方面问题。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任浩宁也认为，“权力导致腐败”是市场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必然现象。尤其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阶段，出现腐败问题、违法违规问题在所难免。国企在规模、影响力、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都可以称为“庞然大物”，偶尔出现问题更是在所难免。由于国企现代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国企管理者个人素质尚不足以适应发展需要，加之“官本位”思想浓厚，来自企业内部、外部的不良因素极有可能导致相关企业或人士犯下错误。
　　潘朝金认为，就经营规范、管理水平而言，国企在国内总体上仍处于领先水平。为此，有关部门现在需要做的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违规者严惩不贷；另一方面，对那些不适应甚至限制国企发展的“规”进行调整，体现“规”的权威性、指导性和公平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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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八大猜想：国有经济战略分布图出台（全文）
15:26:50　来源:
在新一轮国企改革序幕即将开启之际，《国企》杂志派出多名记者，寻访各界国企改革权威研究者，听取多方建议，综合形成本期封面文章。我们以此抛砖引玉，与各方人士共同寻找未来国企改革的成功路径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纪鹏（微博）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北京求是咨询管理公司董事长
周放生（微博）
知名国企改革专家
上海天强咨询管理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中美嘉伦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总裁
64页的十八大报告中，“改革”一词被86次提及。以至在外媒眼里，这是一份“执政党发出的改革攻坚令”。
新一届领导人频频放出信号，表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改革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仿佛一下子从30多年前的场景中穿越而来。有关国企改革的趋向与路径，更是凝聚了国内外无数热切目光。
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式改革，是对百余年中国大变局的超越。其中，从1978年至1992年间国企改革放权让利的初步探索，到1993年至2003年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再到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不断纵深推进，被称作“最难啃的骨头”的国企改革，已经试验了多种经济学理论提供的路径，至今仍然“在路上”。
十八大明确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但对于“下一轮国企改革应该怎么走”，各界争议多多。正如一位专家所说，国企改革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最为艰难、颠覆性最大的部分，始终伴随着思想的争论与多方利益的羁绊博弈。
回望35年的国企改革史，争论的波峰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1981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争论焦点是计划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次是1989－1992年党的十四大前，争论焦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2004年，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点燃了第三次改革争论的火焰，争论焦点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如今，第四次争论高潮已然汹涌而至。
改革仍在“摸着石头过河”，百家争鸣原在情理之中。在新的改革序幕即将开启之际，《国企》杂志派出多名记者，寻访各界国企改革权威研究者，听取多方建议，综合形成本期封面文章。因时间仓促，这份“国企版国企改革猜想”必有很多理论与实践上的瑕疵。我们以此抛砖引玉，愿与各方人士共同寻找未来国企改革的成功路径。
国企改革八大猜想
国企改革任重道远，国企发展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只有前进，没有倒退。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
经过多年多轮改革，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很好的激发。应该承认，中国近些年创造出来的发展奇迹离不开国有经济的壮大，更离不开国有企业的改革成就。
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处在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破解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一现象不仅困扰着国有企业发展，也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无视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对国家的巨大意义，屡屡质疑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甚至建议将国有资产卖掉或者分给民众。
对此，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明确指出：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拿出一份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成为当务之急。全国两会，国企改革再度成为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焦点之一。为此，《国企》杂志针对国有经济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多方采访，整理出一份国企改革总体方案的猜想版，与各界读者共享（未注明建议人者，均为《国企》杂志综合多方意见之结果）。鹏
国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继续向关键领域和优势行业集中，竞争性领域实现与其他所有制经济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国企改革目标：各层级、各类别的国有企业产权明晰、流转顺畅，建立起出资人到位、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在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排头兵作用，让全体出资人更好地享受到国有企业发展带来的实惠。
国企改革理念：过去几轮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教训。在制定顶层设计方案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历史。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和一些国企在国企改革方面已经进行了大胆探索，应注意形成上下互动的良好交流机制。
猜想一：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
十七大之前，党中央的报告几乎每次都会提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企改革。十八大报告中，这一说法则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事实上，从现阶段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来看，关键就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当国企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存在于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时候，它是个民事主体不应该过多地享有公权。同样，作为公权的行政主体也不应该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私权领域。”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认为，任何给国企或民企“吃小灶”的做法，都与市场化改革方向相背离的。
《光明日报》刊发文章称，应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纳入同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具体包括建立统一的产权行使方式；统一的市场运行规则；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统一的争议处理机制。
存在的问题：
进行市场化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是国企改革的初衷。目前，从经营形势来看，这一任务已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但是，制度层面上的市场改革还远没实现。比如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还存在着权力边界划分不清晰的问题：国企一方面承担着相当一部分政府、社会职能，对企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另一方面国企也有意无意地享受着政府用公权为自己带来的优势。
再比如，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核心——政企分开的任务尚未完成，国企的行政级别至今尚未取消。这就造成了国企负重跳高与享受特殊起跑线的双重畸形现状。
解决路径：
1.“取消所有带有歧视性的法律法规，逐步改变那些看不见的门槛，让国企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建议人：周放生
2.“除一些幼稚性产业如稀土产业需要强化国企全产业链外，许多成熟型产业如石化、粮食、煤炭等，都不宜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而应当向上发展，放开下游，形成一个初级产品相对集中垄断、最终产品充分竞争格局。留在下游的国企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行事。国企与民企在一个产业链中形成利益共同体，比较符合中国国情。”
——建议人：刘瑞
3.加快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等国企发展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彻底将国企的社会职能移交当地政府。
4.“彻底取消国企行政级别。从社会主义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长远方向来看，民事主体间的契约关系显然更符合体制完善和企业发展要求。
——建议人：谢鲁江
改革时间表：
1.一年之内，清理出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并予以取消。
2.两年内，各部委针对新36条所制定条款应基本落实。
3.2013年厂办大集体改革已全面启动，应该尽早确定出国企社会职能剥离的完成时间表。发达地区2015年，中西部地区2017年应基本完成。
4.可以想象，取消国企行政级别需要较为漫长的过程，期之2015年。
猜想二：国有经济战略分布图出台
近30年来，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落点。在此理念的指导下，国企在多数领域收缩战线，新组建的国企主要集中于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
存在的问题：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的说法，国企存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型产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低。一些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
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地方对P的迷恋有关，也与国家对国有企业战略布局的模糊化处理有关。无论是“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后来的“重点行业、关键领域”，都缺乏具体指向性。
此外，对于国企该不该进入竞争性领域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论。
解决路径：
1.顶层设计方案中，应对未来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做出明确规定。在此原则指导下进行增量国有资产布局。
2.针对竞争性领域国企的存量部分，应完全由市场规则决定其未来。
“国企改革重组过程中，要真正面向整个社会进行资源配置，既允许社会资本参与某些方面的资产与业务重组，也允许国企对于一些合适的社会资源，乃至是国际上的合适企业进行有效地介入，真正推进国有资本在有关领域里的有进有退，做到进退有据。”
——建议人：祝波善
“既然说国有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就要遵守市场规则。如果企业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只能选择退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它能够做得好，却要强行其退出，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建议人：李保民
改革时间表：
猜想三：构建大国资统一监管格局
广义上说，中国共有超过5000家中央企业。除116家由国资委履行出资人和监管职责外，其他分布在财政部等近80个中央部委旗下。近来，包括金融、文化、教育领域均有成立类“国资委”监管机构的构想乃至举动。
事实上，推进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领域优化配置国有资源的客观需要。因此，地方政府层面近来已开始着力探索国资统一监管模式。目前，过半省市国资委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覆盖面超过90%，四大直辖市国资委已实现了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全覆盖；广西、内蒙将金融企业纳入监管范围；湖北和深圳将文化、科技企业纳入监管范围。
周放生（微博）认为，针对资产数量庞大的金融类国企，应组建金融国资委代为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所有经营性资产都可纳入国资委监管范围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微博）和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则认为，应该把包括金融国企在内的所有国企纳入国资委监管范围。
存在的问题：
当前的分部门出资人监管格局，不利于各级政府对相关国有资本总量、结构、变动的掌握，更重要的是无法对国有资本进行统一战略规划布局、实施有进有退的结构调整。
解决路径：
1.立法保证。2009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主要指向对象为国资委监管企业，其他部门所属经营类、资源类、行政事业类、金融类资产并未涵盖。条文中同时提到，“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这成为如今多部门争抢监管职责的法律源头。
“应完善国资监管立法，对各类国资监管主体加以具体规定。”
——建议人：文宗瑜
2.直接划转。无论是中央企业工委时期，还是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都是实施的直接划转。直到2012年，国务院还划转了一家原来由粮食局所属的央企——华粮物流。近日，又传了将铁道部拆分，运营部分划转国资委的说法。
可见，只要高层有改革决心，形成一个或者是两个监管范围更为广泛的出资人在操作层面并无问题。
改革时间表：
1.立即开始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国资法》的制定工作。
2.2015年之前完成国资监管格局重建工作，所有国有资产由一个或者两个监管机构管理。
猜想四：对国企实施分类监管
作为企业，国企具有逐利属性，不然不能称其为企业。同时，作为全民所有的经济体，国企又肩负着光荣而沉重的社会责任，不然则不能冠名以国有。
由于行业属性不同，国企的社会责任负担也不一致。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说法：“目前国企大体上可以分为功能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两种类型。”所谓功能性国企包括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公交地铁等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从事重要资源开发的企业，以及军工、大飞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也有盈利需求，但是更重要的是社会职责和战略任务。竞争型国企则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应该在法律框架内追逐利润为先。
存在的问题：
在现行考核机制下，这两类企业往往混为一谈，虽然具体考核指标有区别，但考核办法基本一样。毫无疑问，这会影响考核的公平性，更会削弱功能性企业履行社会职能的积极性。
解决路径：
顶层设计中予以明确，哪些企业属于功能型企业范畴。
“对这一部分企业，不应以营利作为目标，不应该考核EVI，而应考核其对国家的战略贡献、对国家某个方面的实力提升。他应该有特殊的考核维度，而不是大一统的考核标准。”
——建议人：潘朝金
改革时间表：
猜想五：国资委监、管职能分离
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构，国资委承担着专门履行出资人职责、专司国有资产监管的独特使命。
存在的问题：
国资委同时具有监督、管理两种职能，“就好比一个人同时身兼裁判员、教练员，而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潘朝金表示，“监督和管理放在一起，国资委的职责太重。指望这一二百人去管理116家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管多了下面就死了，管少了问题就出现。”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北京求是咨询公司董事长安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等。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未来要改革现有国资管理体制，实施监、管职能分离。
解决路径：
1.构建国资三级监管体制。
“国资委作为终极出资人，下面设置若干个国有资本经营公司，由这些公司直接出资管理实业公司。这一制度能有效地分离国资委的监督、管理职能，提升管理水平，还能保证与现行体制的连贯性。”
——建议人：刘纪鹏
2.由监管企业转为监管资本。
“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国务院国资委其实并不需对于国有企业是否做强做优负责，其责任只是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若是企业无法实现投入资产的保值增值，首先可以通过召开股东大会更换企业领导团队，其次可以撤资。”
——建议人：谢鲁江
改革时间表：
猜想六：大批国企整体上市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过了多轮改革，实现了从国营工厂到国营企业再到国有企业再到国家出资企业的变化。时至今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共识。对此，李保民说：“改到深处是产权，体制沟壑变通途。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
周放生（微博）则表示，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已经30年改革实践证明。“产权改革是这一轮国企的当务之急和突破口。”文宗瑜也认为，要解决国企长期累积的多重问题，必须与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才能使国企管理有根本性的转变。
存在的问题：
资本是市场的重要元素，而流动性是资本的重要特点。数据显示，国企证券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多位专家均认为，目前国有资产流动性不足。一方面，整体上市比例较低，央企中整体上市企业仅有数家。另一方面，股权的多元化水平较低。周放生称：“不能搞封闭式重组，不能总是国有企业重组别人，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重组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亏损严重企业。这样才能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改革。”
“可以说，现在国有资产在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配置状况没有达到我们预期，也没有有效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谢鲁江表示。
解决路径：
“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的体制模式将是干干净净的公众公司，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和规则运作。做到了这一点，国有企业就彻底实现了多元化，变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公司;国有资产也实现了资本化，流动性会非常好;国有企业也就实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融合。
——建议人：邵宁
改革时间表：
国企将整体上市的方案已在国资委内部达成共识，但是进程缓慢，应该加快推进。2020年能否完成？
猜想七：董事会任命国企管理团队
国企改革方向中，政企分开是重要方向。国资委的职责范畴中，则是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
存在的问题：
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应有权决定企业管理团队人选。但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权限并未得到完全实现。以国务院国资委为例，目前仅掌握了非53家央企的人事任免权，53家重点央企的管理团队任免权至今掌握在非出资人代表手中，政府部门和国企领导之间对调频繁。
这一模式引发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对企业一把手监管失控，企业管理无意谋划长期发展目标，任命的企业领导不熟悉企业管理等。
此外，这样的人事制度安排与国企残存的行政级别结合后，使得国企管理者身份不明确。究竟是官还是企业高管？也使得国企管理者薪酬制度设计出现了矛盾：究竟是比照同行政级别干部，还是比照市场规则？执行前者则不能调动当事人积极性，比照后者则引发社会不满，事实上也不公平。
解决路径：
国企母公司层面的股权多元化
“股权多元化的重点是国企母公司改革。所谓股权多元化就是放开一部分国有企业（主要是竞争性领域国企）的产权，让民营资本进入，让这部分国有企业真正实现完全市场化，成为彻底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企边界模糊后，国资委成为普通的出资人，将与其他股东一样派驻董事、领取分红，通过董事决定企业高管人选，按照市场惯例决定高管薪酬。”
——建议人：周放生
改革时间表：
与整体上市同步。
猜想八：国企利润分配更加公平、透明
近10年来，国有企业发展迅猛，创造了堪称巨大的经济效益。国企发展带来的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税收，直接用于公共财政支出，一部分留在企业保证后续发展，发放职工工资。近几年新增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作为对股东的分红。
存在的问题：
国企利润分配中，无论是上缴红利比例及去向，还是内部薪酬分配，都存在不小争议。“过去的国企改革在打破铁饭碗和解决平均主义有了显著成效，但是新的问题是:国企内部员工的分配有差距拉大的趋势，国企职工收入与非国企职工收入的差距有拉大趋势，各个行业的国企员工收入之间有差距拉大的趋势。”刘瑞表示。
此外，国企上缴红利比例过低，体制内循环现象突出，透明度不够等，也是专家和公众时常讨论的话题。
解决路径：
“提高国企上交利润的比例和对留成利润使用情况的申报公示制度，让社会公众了解国企的利润使用情况并给予监督。逐步提高上市国企公司的股权收益比例和分红比例。”
——建议人：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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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总应邀为中山大学房地产总裁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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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中美嘉伦总裁潘朝金应邀为中山大学房地产总裁班讲授《房地产企业资本运作》课程。两天的培训课程潘总围绕“理念：三维理论；风控：应对之道；融资：多管齐下”三个方面向学员进行了讲解。潘总首先向学员们分享了结合中美嘉伦多年咨询经验总结出来的“价值成长的三维理论”，即：在资本为王的时代，我们应该学会从资本的视角来看问题。资本的视角，就是价值的视角：价值发现、价值生长、价值转化、价值扩张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成长过程。在理论的基础上，潘总同学员们一起分析了万科等众多知名房企的战略历程。在风控和融资部分潘总向学员们系统介绍了相关知识和一系列实际操作方法。潘总此次两天的培训课程受到了学员们的广泛好评，潘总受邀参加了中山大学房地产EMBA2014新春团拜会。中山大学房地产EMBA2014新春团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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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朝金：国资国企改革基金隐患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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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两会的召开，期待已久的国资顶层设计方案将公之于众，国资国企改革有望全面铺开。其中，以成立国企改革基金的方式，通过市场化、资本化的手段引入社会资本，解决困扰国企发展的若干问题，并进一步实现对国有资本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有望成为本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路径之一。自2014年10月到2015年1月短短三个月，广东、安徽、云南、北京、上海等地纷纷成立国资改革基金，速度如雨后春笋。&在本轮改革中，国资改革处于核心地位。如何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过渡到管资本，设立国企改革基金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从目前北上广和安徽等地成立的国企改革基金来看，国企改革基金的主要作用被描述为解决国企历史包袱和资金不足等问题，这不由得让人忧心忡忡。如果不能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不能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仍然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中，从基金筹措上就无法吸引市场化的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出现国资买国资的自拉自唱局面，基金运作上就无法与市场真正接轨，其结果是国资名下又多一个国有单位，国企又多一个国有婆婆。所以，国企改革基金定位不能模糊，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导向，按照资本的逻辑实施规范运作。&在专家眼里，改革基金实际操作中需注意两大问题。&2015年,是被寄予厚望的国资国企改革的实施年、落地年,市场普遍预期，随着两会的召开，期待已久的国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将公之于众，国资国企改革有望全面铺开。其中，以成立国企改革基金的方式，通过市场化、资本化的手段引入社会资本，解决困扰国企发展的若干问题，并进一步实现对国有资本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有望成为本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路径之一。国企改革基金的作用&2014年10月，广东省国资委宣布成立“广东国资改革发展基金”，由恒健控股公司、七家省属企业、金融机构及其他社会机构以“母基金+子基金”的形式设立，首期规模暂定50亿元。2014年11月，合肥市国资提出在掌控增量投向上，设立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及若干子基金。&2014年12月30日，由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牵头发起设立的“云南国资壹号产业基金”在昆明启动，该基金总规模50.1亿元。同时，北京成立了“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资金募集规模为400亿元。&2015年1月22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携手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沪发起成立“信达国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上海)促进基金”，该基金的总规模达200亿元。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不仅能够为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而且能够实现国企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并为国有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和经营理念。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利于解决国企改革中资金不足的问题。&资金不足是目前国企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我国现有国有企业15万多家，据估算，实现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大约需要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然而，从我国债券、股票、信贷三大主要资金渠道来看，都存在一定问题。因此，依靠传统渠道筹集国企改革的巨额资金显然是不现实的，况且，真正参与国企混改的也不仅仅是资金问题。成立国企改革基金显然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设立基金的方式，可以充分利用资本的杠杆作用，最大限度地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为国企改革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第二，有利于解决国有资本的流动问题。&引入完全市场化国企改革基金和合资性质的国企改革基金参与国企改革，有利于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和流动性差的问题。国有资本从竞争领域不断退出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国企改革基金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受让国有股，为国有资本按照市场机制要求退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而且，在国企改革基金的存续期满后，还将面临新的一轮流转，由此加速了国有企业的股权流转。国有资本只有真正的流转起来，才能真正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第三，有利于实现产业引导的杠杆放大作用。&政府成立的国企改革基金很多具有政府引导基金的属性，结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进有退”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部署，一方面引导国有资本从不具备竞争优势、产能过剩的行业和领域中退出，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合作发展，鼓励企业改制上市，提高资产证券化水平。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基金还应当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与国有经济密切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共服务业、生态环保和科技进步等领域，形成有利于国有经济发展的企业生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新的一股独大隐患国企改革基金不同于社会中私募股权基金，从成立伊始就应当肩负着国企改革的历史使命。它把基金的资本属性、改革的政策属性和国企的功能属性有机的结合起来，在追求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对完全市场化的基金发挥引导基金的作用，对社会资金发挥集聚和杠杆作用，敢于打破既往的条条框框，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参与改革的经营层及管理技术骨干给与资金支持，对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发挥专业投资人应有的各项作用。从目前北上广和安徽等地成立的国企改革基金来看，国企改革基金的主要作用被描述为解决国企历史包袱和资金不足等问题，这不由得让人忧心忡忡。国企改革固然存在历史包袱重、改革资金不足等问题,但是，如果不能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不能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仍然停留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中，从基金筹措上就无法吸引市场化的资本参与国企改革，出现国资买国资的自拉自唱局面，基金运作上就无法与市场真正接轨，其结果是国资名下又多一个国有单位，国企又多一个国有婆婆。所以，国企改革基金定位不能模糊，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导向，按照资本的逻辑实施规范运作。在改革基金实际操作中还要注意两个问题，即简单的翻牌和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会背离改革基金设立的初衷。在本轮国企改革过程中，如何寻找与企业相匹配的战略投资者，实现混合所有制，进而释放企业的内在动力和市场活力，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工作，但这正是本轮改革需要面对的、需要跨越的一道坎。新设立的国企改革基金要坚持“国有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机制运作、专业机构管理、产业重点突出”的原则，重新进行功能定位，按新机制运作，不能将拟改革的国企借国企改革基金之名行简单翻牌之实，换汤不换药。另一个问题是新的内部人控制。成立国企改革基金确实有助于解决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但是成立国企改革基金后，如果内部没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外部没有有效的监管，基金投资者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只谋求短期利益，甚至侵害小股东利益，这样就由国有股一股独大变成基金投资者一股独大，形成新的内部人控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新的“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要比旧的“一股独大”问题严重得多，造成的危害也将大得多，并且其更具稳蔽性，如何对此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国企改革中成立国企改革基金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改革基金正常运转的保证改革基金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防止偏离正常轨道甚或起到负面作用，要在市场化运作、产业链布局、专业化和金融创新方面给予充分的保证。基金是资本市场的最活跃的分子之一，基金参与国资改革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创新，国企改革基金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回归基金最原始的赚钱本能，充分对接市场寻找未来高成长的行业，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手段进行甄选、估值、并购、重组、上市等一系列运作，通过企业内在价值提升赚取红利。国企改革基金应该不简单的立足于单体企业的改革，而应该建立良好的产业链思维，沿行业、产业链、产业树实施专业化投资，充分发挥基金在区域内的影响力，实现产业链的上下配合，形成引导力、控制力，按照链式思维打造产业生态，帮助国企改善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升级。基金不能仅仅是将钱聚到一起，而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在市场化重组、市场化运营和国际化拓展的专业能力，帮助改革中和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共同面对市场问题、经营问题和管理问题，从而使国有企业在体制转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机制创新和能力提升，从真正意义上打造有市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而专业化能力打造的关键是有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化团队。国企改革基金在目前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单一模式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夹层资本的模式使基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投资过程中实现“可股可债”，做到灵活应用，增加弹性，真正支持那些有能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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