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北京房价走势：北京房价真的要跌了吗？_网易新闻
2017年北京房价走势：北京房价真的要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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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17年北京房价走势最新消息：北京房价真的要跌了吗？）
04月17日讯，2017年北京房价走势最新消息：北京房价真的要跌了吗？如果前年就加大供地对冲，年可能不会出现那么疯狂的房价井喷。现在北京市政府终于醒悟，供给侧改革是大好事：政府卖地有了天量城市开发资金，购房者有了买房机会，开发商有了巨大的行业空间，供需两旺，三全其美。2017年北京房价走势最新消息：北京房价真的要跌了吗？北京房价上涨势头被遏制，但暴跌不太可能，就算跌回2015年的价格估计也没大希望。房价将长期盘整，四环内已无地，二手房被冰冻，缩量稳价;五环外六环一带新盘放量，恐怕这是政府给的最后上车机会了。影响房价未来走势的“王炸”4月6日，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共同签发《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合理安排住宅用地供应，对住房供求矛盾突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特别是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规模，去库存任务重的城市要减少以至暂停住宅用地供应。《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库存消化周期，适时调整住宅用地供应规模、结构和时序，对消化周期在36个月以上的，应停止供地;36-18个月的，要减少供地;12-6个月的，要增加供地;6个月以下的，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4月7日，北京市就在房地产市场扔下了一颗颇具震撼力的“王炸”：根据北京市政府7日批准的《北京市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计划今后五年北京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其中国有建设用地5000公顷，集体建设用地10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其中，2017年北京计划供应住宅用地1200公顷，保障3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包括产权类住房25万套，租赁住房5万套。这个数字，比今年2月份公布的2017年的住宅供地计划610公顷真正翻了一番。为什么说这是“王炸”?因为土地供应短缺是北京房价2016年暴涨，2017年一季度罔顾严厉调控持续高烧不退的根本原因。在土地供应，特别是住宅土地供应上，北京过去几年欠账太多。以商品房住宅用地为例，过去五年，不仅计划供应数不断调减，计划的完成更是不尽如人意。除了2014年完成计划外，其他年份计划完成率维持在50%左右，2016年更是只完成了103公顷，不到计划的15%。据北京市国土局的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土地市场共实现44宗地块成交，同比减少66宗地，并创造了2004年北京土地市场全面实施“招拍挂”以来的最低点;44宗土地建设用地面积合计464.88万平方米，跌至10年来的低谷;此外，44宗土地出让金合计852.51亿元，刷新了4年来的新低。其中住宅类用地2016年仅实现成交15宗，远远低于历年平均出让56宗住宅用地的水平。同时，北京市2月份公布的2017年用地计划，计划数又比2016年的计划数少了一半，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持续的恐慌。北京其实很大北京地区卫星地图。即使除去山区，北京仍然有7000平方公里平原。北京和廊坊之间大量的农地。这在东京、洛杉矶这样的超级城区基本是看不到的。北京辖区面积1.6万平方公里，而实际建成区面积2000平方公里左右，土地开发率仅仅12.5%，比以土地开发吝啬著称的香港的25%还低。其实北京太大了，人人住别墅都不是问题。我们计算下，北京按2500万人计算，如果人人住小洋楼需要2500万*30/0.5% =1500平方公里。这个住宅区也只是1/10不到的北京辖区面积。完全可以像日本东京一样让多数家庭住house，但是实际上北京现在绝大部分土地还是处于农村状态，哪怕市区已经挤破了头(如果北京完全按1万人每平方公里的中国规划标准，全部建成可容纳1.6亿人)。有人说北京城好大了!都五环六环了!超级城市了，不能再大了。但实际上，日本东京建成市区大约是北京的4~5倍。基本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建成区直接拼接起来那么大。不仅是东京，北京的城区面积跟韩国首尔、美国洛杉矶、日本名古屋，甚至大阪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此外，一线城市不应该机械地受限于耕地保护政策，至少应该学习重庆的地票耕地置换制度。北京版“八万五”计划?北京增加供地消息一出，被很多人解读为类似于香港的“八万五建屋计划”，甚至喊出“崩盘论”。1997年之前香港房价连续上涨，首任特首董建华在1997年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宣布，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当年香港建成的住宅单位是64400个。2000年“八万五”住宅面市，结果时移世易，香港赶上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房地产泡沫破灭，加大供给是雪上加霜，房价一路低迷，直到2003年“非典”，砸下一个百年大坑。按说房价下跌，应该万民欢喜吧，其实不然，香港市民恨死这个“八万五”计划了，导致了老董民望大跌，提前退休到政协养老。李嘉诚说过，房价再怎么涨，也没人跳楼;但房价一跌，肯定有人跳楼的。信哉斯言!因为一个城市，平常发声大的是买不起房的年轻人，而沉默的大多数是有房供房的业主们。香港房价深度腰斩，导致大批购房的中产阶级业主沦为“负翁”，负资产一族，因为房屋总价跌破了首付，而房贷必须按时偿还，这意味着，一套房屋，债务已经超过了市值。房价涨，政府挨骂;房价跌，政府更被骂成筛子。后来，香港政府逐步淡出“八万五”计划，大幅降低了住宅供应数量，现在香港房价超越1997年的高点，创出新高。北京房价崩盘几无可能但是，现如今把北京房地产市场置于“崩盘论”之中也是危言耸听。如果认真解读数据的话，北京市加大供地是对2016年紧缩地根的一个调整，但远远谈不上大雨倾盆，不解渴，想要复制香港“八万五”的威力恐怕很难。因为香港房价大跌与其说是“八万五”，不如说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加大供地只是加剧了下跌的趋势，而非RainMaker。从历史的五年供地计划总量来对比一下：2012年政府公布的年的国有住宅建设用地供地计划是9300公顷;2017年政府公布的年国有住宅建设用地供地计划是是6000公顷。现今的5年住宅供地计划，比起2012年时制定的的5年住宅供地计划，其实总量是缩减的，减少约1/3。声明：本站原创文章所有权归携景财富网所有，转载务必注明来源；转载文章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有侵权、违规，请联系我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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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万套房子，按北京市价500万一套，需要7.5万万亿人民币接盘，看来房价下降，消灭泡沫是国家的选择了，令人颤抖。
据《北京电视台》消息，今日市政府批准《北京市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本市计划今后五年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其中国有建设用地5000公顷，集体建设用地10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
2017年全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1200公顷，保障3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包括产权类住房25万套，租赁住房5万套。
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土地市场供应商品住宅用地将达到161公顷，这一数字是2016年全年，北京商品住宅用地实际供应量的1.5倍。
本市土地供应和住房结构将实现进一步优化。今后五年全市住房建设安排的150万套住房，包括产权类住房100万套，租赁住房50万套。新建住房中产权类约占70%，租赁类约占30%。产权类住房中，商品住房约占70%，其中，自住型商品住房、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约占70%。同时，研究扩大租赁住房赋权，进一步扩大向非京籍家庭提供公共租赁住房。
《北京市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推动住房用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完善购租并举的住房体系；有助于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有助于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实现住有所居，促进产业和人口、居住和交通有效对接，进一步增强城市活力和竞争力。
市政府要求，要建立工作机制，明确任务目标和职责分工，确保供地均衡有序；要将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工作情况纳入市政府重点督查和年终绩效考核；要完善土地储备开发、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调整等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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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者一剑点评：很多粉丝这几年先后请教过我，不管是我以前的老博客还是现在的新博客都有，就是房子脱手之后怎么安置财产和现金的问题，我认为，你换的美刀放在银行还是党妈的。取出来就是自己的，而且货币存量就得销毁你取出美元对应的软妹币。什么是根本？有很多人甚至砖家都说房地产是天朝亲儿子，画者一剑恰恰认为是美元，现在什么高精端商品不靠进口？所以中央这次看来是下了决心，况且时间也近了。
房地产与中国社会命运&!
房地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命运，是进步还是退步，稳定还是不稳定，是改革还是革命，是幸福还是悲惨。
在今天的中国，把房地产与中国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可能很多人已经不会感觉到过于夸张了。也就是说，房地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命运，是进步还是退步，稳定还是不稳定，是改革还是革命，是幸福还是悲惨。
实际上，很多年来，房地产的变化是最能牵动中国社会的神经，而今天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峻了。在政府调控接连失效之后，人们已经对房地产失去了信心，自私的人们都在疯狂，希望在泡沫破灭之前进行最后的一搏。
前英格兰银行行长牟维·肯（Mervyn King）最近出版了一本题为《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金融和全球经济的未来》（The End
of Alchemy: Money, Bank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的书。在总结了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后，作者说，他从危机中学习到了两点。第一，泡沫持续的程度远较我们预估的要长。以前的危机是这样，这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一样，都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最后破灭。第二，泡沫破灭的速度也远较我们预估的要快。&
作者把金融经济称之为“炼金术”，终究会破灭。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就面临着这种情形，人们都知道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只不过不清楚哪一天；而在破灭之前，人们不仅还会继续处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并且对此推波助澜。
实际上也如此。近年来，中央高层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但现实刚好相反，房子被用来炒，而不是用来住的。这个趋势越来越严峻，在住房大量空置的同时，房价继续快速上涨。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中国经济的几个不平衡，其中一个就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房地产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然的，不需要多说。
炒一套房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实体经济公司数十年的努力。“上市公司买房救公司”、“两个有房产的人结婚相当于两个上市公司的合并”、“为了买房，一个老太太结婚数次”等等新闻报道，一直充斥着新闻媒体。
确切地说，住房在中国已经远远超出其“居住”的自然属性，而涉及到个人、家庭、集体、道德伦理等等方面。历史地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住房，能够像中国那样牵动着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
中国房地产领域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是几个方面全面失效的结果。
其一、经济学的失效。经济学家从简单的供需出发，把重点放在土地供应和人口自由流动。如果住房有充足的供应，那么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不过，很显然，房地产并非供需市场决定的。一线城市供应不足，而二三线城市住房大量过剩。经济学也假定，如果户口制度改革容许人口自由流动，那么情况就可以改变。不过，即使在没有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政府怎么做也无法控制人们涌向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多万了，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其二、政府经济政策的失效。多年来，政府千方百计采取各种限购政策，但效果不仅不佳，反而恶化局势。限购只是暂时现象，一旦放松，泡沫变得更大，不仅没有消耗掉泡沫，反而使得泡沫扩展得更快。
其三、市场的失效。因为中国本来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或者说概念中的市场根本不存在），市场的失效非常容易理解。因此，不管一线城市的房价多么离谱，人们还是拼命离开二三线城市，拥挤到一线城市。这里，价格因素不起任何作用，大城市的房价越高，人们越疯狂；而二三线城市的低价住房则吸引不了人们的兴趣。
其四、社会压力的失败。中国社会一直对房地产的现状感到不满，也用各种途径表达着不满，但社会的压力显然没有反映到政府的政策上面，或者市场波动上面。一个现实的矛盾是，尽管人们普遍感到不满，但人人都想成为房地产的“利益相关者”，从中得到一份利益。对没有住房的人来说，不满是真正的；但对很多已经有住房的人来说，不满针对的只是利益分配不公，或者希望再多得一些利益。
避免房地产泡沫破灭需要大变化
如果要避免房地产的破灭，就必须有伤筋动骨的变化。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那么伤筋动骨的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本身了，而很可能是整个中国社会。一些观察家已经指出，越来越高的房价已经使得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群体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失去信心。人人需要住房，当人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房地产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房地产本身的问题，而是城市体制问题，是城市化模式问题。本栏多次论述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弊端，这里不再重复。但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房地产病只是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个反映而已。
由于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的特殊性（例如城市所具有的行政级别），优质资源高度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在优质资源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所有意在促进社会进步的改革显得“违反”人性，从而变得无效，甚至失败。
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因为一线城市太大了，人太多了，需要减少人口，因此很多城市都在出台驱赶没有城市居住权的人（往往是农民工和穷人）的政策，但问题在于穷人最需要交通便利、能够找得到工作的城市。例如，城市的医院太拥挤了，但问题在于只有在城市才能找到好医院、好医生，老百姓为了一条命而到城市找医院和医生是人性所趋。
例如，城市里的学区房尽管已经太贵了，但房价还是拼命往上涨，这只是因为城市的学校太好了，人们只有把自己的小孩送入这些学校，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所具有的优质资源，使得城市聚集的既得利益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势力也越来越强，这更使得改革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讨论多年的房地产税迟迟不能成为现实，只是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是多么有效这样一个现实。更多的既得利益者需要更多的优质资源，也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因为既得利益者是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群体。
事实上也如此。这些年来，国家的优质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城市，而很多二三线城市则得不到应当有的资源，更不用说是乡镇了。大城市越来越富，中小城市越来越穷，城市间的差异，便是利益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的反映。
如果这个逻辑不改变，那么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的发展会变成几个大城市的发展，即围绕着北、上、广、深几个大城市。实际上，这也正是有关部门、专家学者所设计的发展模式，即大城市群模式。
如前面所说，大城市尽管已经过大，仍然继续在扩张。城市的扩张已经变得不可控制，而扩张的最后结果便会是“大爆炸”。
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小城市包围大城市的局面，并且越往城市中心越富裕，越往城市边缘越贫穷。随着经济的下行，人们的工资（尤其是高校毕业生）不见增长，但房价越来越贵。
即使有一天，年轻人们会因为城市高昂的成本，而被迫移向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转移，但因为二三线城市优质资源的缺乏、就业的不足等因素，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便会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毕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已经实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也产生了权利的概念；一旦在现实中，这些群体实现不了自己基本的权利，他们便会转向政治。这个趋势在香港、台湾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的非西方国家。
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
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房地产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现在在努力改变这个失衡。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那样，房地产问题并非房地产本身所引起，而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所致。
因此，通过管控房地产（例如限购）已经不足以实现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平衡，更不足以促成社会均衡的进步。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仍然是房地产本身，而没有把房地产置于城市化模式中来考量，因此所出台的举措远远不够。要改变房地产的严峻形势，必须做一些大的改革举措。有几个改革举措可以考量。
第一，实现“新三线计划”，把优质资源分散到二三线城市。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优质资源，不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且使得改革不可能。政府先行，要把一些政府机构搬到二三线城市。
这方面，中国可以利用“官本位”的传统，政府机构走到那里，优质资源就会跟随到那里。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可以搬离大城市，走向二三线城市。优质的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可以在二三线城市设置分支机构，总部留在城市以减少阻力，但总部定期派优质专业人才去二三线城市工作，就如同政府内部的干部交流制度那样。
第二，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二三线的很多城市面临着严峻的房地产泡沫，而越来越多的大城市年轻人没有居所。为什么不可以实现“居者有其屋”呢？在优质资源逐渐流向二三线城市的同时，通过“居者有其屋”政策鼓励和吸引年轻人到那里进行就业、创业。这样，既可以避免大量的人才留在大城市所造成的浪费，也可以促进二三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二三线城市社会政策的改进。随着优质资源分散到二三线城市，那里的社会政策也可以跟进。例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可以在二三线城市建设更多的医院、养老院等。各类学校、体育设施、文化娱乐设施等也可以跟进建设。
第四，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农村的现代化。要考虑到，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即70%的水平，也仍然会有5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要避免这个庞大的群体“包围”城市，对城市构成不可承受的压力，那么就不可以忽视农村建设。
而且，因为教育的扩张和农民工这个特殊阶层的形成，今天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农民，而是具有和城市居民同样权利观念的新农民。
如果忽视了这个群体的权利观，那么将会是巨大的政治错误。因此，小城镇建设和农村的现代化成为必须，这个过程既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打下基础。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楼市捞金术：炒房者怎么在9个月把房价炒高两三倍
记者手记：如果不是这几天的采访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我无法相信这世界上竟有如此简单而暴利的商业模式。
下个月，我的采访对象魏广华就要离开漳州了，寻找下一个猎物。在他的“团队”进驻福建漳州的9个月里，这里的房价高歌猛进，他带来的2000万现金，也只花出去了1000多万，现在卡里一共躺了接近5000万现金。“炒房要的是够准够快够狠，无异于刀口舔血，狠赚一把就要离场，寻找下一城。”很难想象，作为楼市炒家中的新兵，魏广华的捞金速度竟如此之快。
下面，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再现的三个城市的炒楼故事。在一轮轮的房价上涨中，有的人暴富了，更多人的未来被房子裹挟，艰难前行。
1、漳州“坐庄”风云
漳州地处闽南金三角，东临台湾，南接潮汕，距厦门岛仅40分钟车程。这里月月瓜果应市，四季和风拂面，是休养生息的安逸之所。香飘万里的水仙花，也将漳州的名气播撒到全国各地，而最近半年来，其“如雷贯耳”的方式，却是涨幅位列全国前列的房价。
“9个月时间，均价涨2倍，个别楼盘超过3倍。”在这闽南人极为重视的清明节，泉州人魏广华缺却“舍不得”回家祭拜先人，他“窃”以为自己为漳州房价的巨幅飙升“做了不可推卸的贡献”。
来到漳州前，魏广华是一家鞋厂老板，因近些年“实体难做”，加之2016年初厦门房价节节攀升，他的几个业余炒房的兄弟都收获颇丰，魏广华经过缜密考察后，决定加入这支队伍。于是，每人拿出2000万资金，凑了接近2亿元，杀到厦门岛的后花园——侨乡漳州。
“联手坐庄”这种在股市里操纵市场的方法，也被他们娴熟地“嫁接”到房产领域。虽然魏广华只是个新兵，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从漳州的房地产市场捞金。“我以前做实体经济，成日操心操肺劳神苦思，反而吃力不讨好，但是房地产不同，只要你将局部的东西理解透彻，资金流不要出问题，你就躺在家里赚钱了，这种四五线城市，前期政府不仅不会干预，反而非常欢迎房价上涨。”刚开辟新领域不到一年的魏广华，讲起“秘籍”已经头头是道。
2016年6月，魏广华和他的朋友们踏上漳州的土地准备“大干一场”时，市区房价均价每平米约为元，短短9个月过去，新楼盘开盘价鲜有低于每平米1.5万元的，个别湖景、江景、学区房，甚至在2.5—2.8万元之间。
回想起这9个月的光景，魏广华自称“如入无人之境”。“2016年中，厦门岛内的均价已经突破4万元，与其比邻的漳州才六千多块钱，当时我已听闻漳州市区有两片旧城拆迁，以及6个自然村要征迁。这些拆迁户大约1.5万户，平均每户至少握着百来万拆迁补偿款，此刻拉升房价，不愁没有接盘侠。满地是刚需。均价低、流通盘小、有旧城改造的刚需，配合一点学区房和厦漳同城化的概念，是个很适合讲故事的地方。”
到漳州安营扎寨后，魏广华他们早已事先踩好点了，首先相中当地名校漳州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冠城国际，彼时该小区均价约为1万元。这是个典型的“学区房”二手盘，小区内“流通盘”不到50套，介于60—80平米之间，只需不到1000万的资金，便可一把吃下“流通盘”，这就相当于控制住了该盘近乎全部的流通市场。
这一“套路”屡试不爽，魏广华其他9个兄弟在其他楼盘如法炮制，陆陆续续在市区扫掉接近500套小两居，总共花出去不到1亿元。这在当时，几乎扫掉了漳州二手房交易市场的三分之一存量。此刻距离6月他们进驻时，刚过去三个月，而漳州的房价已被在他们的刺激下，每平米涨了近2000块钱。
“十个人要一口气买下这些房子不是易事，难免树大招风。上数量级的投资，得从老家亲朋好友那里借来身份证。但亲朋好友毕竟有限，于是，他们就通过中介公司找农民工买身份证，之后再找七大姑八大姨的公司配合给每张身份证出一份收入证明。银行为了抢客户，对收入证明也不会认真核查。这样做不仅悄无声息，还能拿到贷款优惠。”魏广华说起如此“简单又暴利的赚钱方式，感觉有点上瘾”。
吃下市区三分之一的流通盘，仅是魏广华的第一步骤。
接下来，他们找到在当地有一定规模和垄断地位的房产中介机构合作，开始一天一天地刷新手中房产的挂牌价格。“只要我们手上的房源一起抬价，再散布房价即将大涨的消息，在售的房东也会跟风抬价，甚至撤单观望，这样市面上的流通盘就不会扩大。
我们可以通过对倒交易的方式抬高房价，也可以直接刷新挂牌价。”魏广华表示，联合中介机构后，就开始通过媒体、论坛、公众号等途径，为“厦漳同城化”、学区房、江景房等概念造势。2016年底至2017年初，“厦门地铁将修到漳州市区”的消息已传遍漳州的大街小巷，“同城化”的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为房价疯涨的催化剂。
加之旧城改造和自然村拆迁形成的刚需，以及泉州、厦门等省内土豪纷纷赶赴漳州扫楼，这个偏居福建东南一隅的四线农业城市，在市区人均收入约3000块钱的情况下，市区房价却以近乎“一天一价”的态势，从六七千元起步，向1.5万元、2万元、2.5万元、2.8万元进发。
2017年4月初，魏广华在漳州宾馆见到中国证券报记者时，满面春风得意。在袅袅腾起的雪茄烟气中，他说这辈子从未想过有如此轻松的赚钱方式，他们手上近500套房已基本都转手，当时投出去的1.2亿元，净赚约2亿元，已经开始寻找下一个城市。
“这不到一年的房价涨势，我看在眼里，感到心酸和气愤。在这种风气的感染下，将来没人愿意脚踏实地做实业。炒房团掠夺的是几代人的民脂民膏，透支的是一个青年家庭一生的财务支出。一个炒房团就能轻松卷走2亿元，5个团就是10亿元，这些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来后，拱手送给他们的。”漳州当地一位官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2、基金经理“结伙”赴贵阳
接通胡英杰的电话时，他的语气轻快嘹亮，显得朝气蓬勃，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与希望。因为，他三个月来的调研总算尘埃落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贵阳。
胡英杰，炒家，2015年“股灾”之前，他是一名有十年从业经验的基金经理。自股灾“败光”之后，他的主营业务从炒股变更为炒楼。在深圳挖得“灾后重建”的第一桶金之后，他开始寻觅下一个猎物。
“相对于琢磨不透的股市，楼市风险更小，利润更高，更易于把握。”胡英杰似乎已经打通股市和楼市的任督二脉，“最核心的是运用杠杆原理，以小博大，借助银行贷款把投资放大。股市的杠杆太低，买多少股票，你就要投多少钱，贵阳的样子，我现在投个30万块钱，可能就可以把一个100万的房产买下来。买下来可能过不了多久就翻倍了，这个时候的收益率一下就放大4倍。”
胡英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和他一起“不务正业”的小伙伴还有五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三五千万现金。但是，他们对银行贷款一直情有独钟。即使手上有足够的资金，也不会一次性付清。首付款比例越低，杠杆效应就越大，自有资金的回报率就越高。
“炒楼和炒股差不多，找准有题材、有概念的楼盘，联合坐庄吃下市面上的流通盘，而且要吃小户型，这样成本低，收益率高。”胡英杰是2015年10月份正式“下海”的，他庆幸自己走入了“一片新天地”。
Wind统计数据显示，从日开始，之后的181个交易日，A股市场共发生了17次千股跌停，占比接近10%。也就是说，几乎每10个交易日股民就要经历一次“股灾”。
正当股民们对着A股走势长吁短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时，楼市已连创新高。“在此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有人在2015年1月份时在深圳购入一套价值300万元的房子，该房产现在市值约900万元，收益高达690万元。如果此人在1月4日时将用于购房的首付90万元投资于股市，到如今能保本已算万幸。”胡英杰表示。
那么，胡英杰这回为什么会盯上贵阳呢？“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贵阳花果园小区，该小区被誉为中国第一神盘，是亚洲最大楼盘，占地1830万平方米，计划入住人口50万人。从今年1月初开始，胡英杰在花果园租下一套房，白天他有时到市内各个中介门面串门，有时在家做功课，对比贵阳与全国其他省会城市的房价差距，并试图寻找原因。但是，晚上9点过后，胡英杰和他的伙伴们都要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一栋栋楼排查入住率。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简单，在楼底下挨家挨户数电灯，并认真做好笔记。
经过三个月的调研，胡英杰基本摸透了，花果园的入住率已经达到80%。这个“神盘”的入住率是炒家评判贵阳是否值得一炒的主要指标。“你知道吗，贵阳竟然还没有地铁房的概念。”胡英杰说，按照他过去两年在深圳积累的经验，两条地铁线交汇处的房价涨得最快最凶。而从纵向时间上来看，贵阳近年的房价基本在6000块钱左右横盘，从横向与其他省会城市的房价对比来看，贵阳与他们还差一截。
“4月中下旬住建部要公布全国70个主要城市的一季度房价走势，贵阳肯定又垫底，这块洼地一定会吸引游资进来。贵阳市内交通比较拥堵，也是国内比较有名的赌城，地铁房概念肯定能火。下一步，我们的计划是在地铁交汇处，选择流通盘较小的小区，一把吃掉所有的小户型，这样成本低，容易转手，也容易抬起价格。”胡英杰说。
3、G县的卖地“生意”
G县地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江西东部，县城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人均月收入2000块钱上下，属于靠山吃山的内陆小县城。当地青壮年多在闽粤两地务工，只有春节时，各地车牌会“云集”县城，之后又冷冷清清。
2011年，江苏“土豪”徐波来到此地经营设厂，县城一条街道可以从头望到尾，晚上9点过后就一片漆黑。这一年，县财政收入5亿元。徐波属于当地招商引资“圈”过来的大款，到此后不久，G县领导与其渐渐熟络起来。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县领导找到徐波，跟他商议“干出一番事业”。
“县领导跟我说，我们这里的住宅用地每亩大约70万元，你回江苏帮忙找几位开发商过来，下一宗土地招拍挂的时候，必须帮我举牌到250万元以上，超出150万元的部分，县财政会择机返还给你们。楼盘开发后，县里会配合你们把房价炒上去。”一世经商的徐波当机立断，这是一个“双赢”的项目，他很快就从江苏老家招来5个铁哥们。
徐波回忆说，“那块地拍卖那天，起拍价是70万元，从早上8点开始，我们6个人坐在最后排。江西本地开发商每次两千、三千地加价，一路拍到10点钟，我们都快睡着了，才刚刚报到95万元。眼看着离目标价还很远，我们第一次举牌，报出150万的价码，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们这边。就这样又拍了半小时后，价格还在160万元附近徘徊。眼看着快11点了，我们加快进度，第二次举牌报价230万元，就这样顺利把这块地拍到了250万元一亩。”
这块地后来被规划成G县第一个人车分离地高端住宅项目，2014年开盘价是5500块钱，在当地是“登峰造极”的高价。徐波解释了其中的奥秘：开盘之前，就有浙江游资团队找上门来，答应可以一次性买下三分之一房产，前提是给予内部优惠，每平米降到4200块钱，但对外必须宣称每平米售价6000块钱。
“这是个双赢的交易，开发一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极其庞大，近些年楼市调控日趋升温，房地产项目融资愈发困难，严格时甚至不能拿土地去银行抵押融资，全靠开发商自己解决资金难题，所以财务成本相当沉重，项目开发完成后，如果销售过慢导致资金回笼不了，资金链断裂，就会形成财务危机，更严重就是破产。”徐波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时候有游资炒房团找上门，就当是薄利多销，解决燃眉之急，先把各种借贷还上，剩下的就可以和当地中介及游资配合，捂盘惜售，统一提价，一唱一和把房价抬起来。如果能再做通当地知名小学的工作，设个分校，那就是暴利的“学区房”项目。
在上述地块拍出一亩250万元的史前高价后，G县又如法炮制出了两个“地王”。这三块地拍出去后，G县县城的房价从3000块钱涨到5000多块钱。财政收入也从2011年的5亿元涨到2012年的8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大概占到4亿元。
“2016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是13亿元，其中预算内收入约6亿元，其余的大部分是土地出让金。”G县财政局负责人4月1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当地的工业园基本处于停业状态，鲜有企业开机生产，财政收支压力很大，土地出让也是不得已。
土地财政不仅解了G县的财政压力，也带富了县城周围的居民，依靠土地征迁补偿款，他们在一夜之间暴富，精神空虚。原先静悄悄的县城，现在夜幕降临后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KTV、酒吧几乎夜夜爆满，当地多位企业老板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如今新开的酒店，房间基本都配了一台麻将桌，这些年吃喝嫖赌吸毒的青少年日见增多，看了实在痛心。”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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