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基金小微企融资的“好帮手”
本报记者 蒋明本报通讯员 周来　　“作为一家专业生产航空用品的生产型小微企业，公司没有有效的资产抵押贷款，没想到这次能利用互助基金贷款100万，在年前支付了前几月积压的采购原材料资金，解了燃眉之急。”日前，铜陵新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长胜对互助基金贷款赞不绝口。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特别是贷款难的问题，在铜陵市委、市政府及该市工商联、人社局、经信委、财政局等部门的支持下，2014年，小微企业互助协会、小微企业创业互助基金相继创立并运行。截至目前，已有122家企业成为基金会员，被列为创业互助基金担保对象，共交纳保证金2050万元，发放贷款总额1.02亿元，极大地缓解了部分小微企业资金压力。　　创新融资模式创业互助基金优势突显　　为引导小微企业抱团取暖、共谋发展，铜陵市在全省率先探索实行了“互助贷”融资模式。该市工商联负责人曹年新在介绍小微企业创业互助基金情况时说：“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需要政银企多方联动，创新理念，促进融资模式的多样性。 ”　　“铜陵市小微企业创业互助基金，主要采取政府引导资金、会员自愿认缴、协会托管运营、银行放大贷款、风险共同承担、利益共同分享的模式，充分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铜陵市小微企业互助协会会长邢胜吉介绍，政府财政支持是创业互助基金得以成功创立的助推剂，2014年度政府从创业就业专项资金中划拨300万元作为引导资金，2015年又追加200万元。这一创新做法，使创业互助基金明显区别现有的其他互助基金，突显政府力挺优势，导向明确，对于创业互助基金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激发了小微企业的创业热情和参与积极性，坚定了小微企业发展信心。　　合作银行铜陵农商行有关负责人认为，政府资金的支持，也成为银行对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部保障，让合作银行可以放心地与互助协会开展战略合作，保证了创业互助资金担保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与互助基金的会员企业按铜陵农商行的授信额度20%缴存互助保证金，并按每年授信额度的1%一次性缴存互助风险准备金。初始阶段，基金会员人数不少于50人，建立不少于1000万元的互助保证金，合作银行按1：5的比例配置贷款额度，首次配置不低于5000万元。随着基金会员数和保证金总额的不断增加，贷款授信额度将逐步增加到3亿元，按每户贷款额度不超过100万元计算，可以为50~300户小微企业提供无抵押融资支持。　　“由于自身发展的客观限制，我们这些小微企业如果单个向银行申请贷款，难度大。在加入小微企业互助协会后，交纳保证金，成立抱团取暖、互助发展的基金平台。 ”铜陵市精美电脑刺绣厂总经理李美兰告诉记者，以基金作担保取得合作银行贷款，这是给小微企业发展送来的“及时雨”。有了钱，刺绣厂开始拓展互联网营销业务。　　强化风险防控确保基金安全并突出公益“创业互助基金在设立时充分考虑到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用观念差、发展不规范等因素，制定了一套适合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开展的工作流程和评审标准，坚持和强调授信额度的适度及金融限制，强化风险防控，严格代偿机制。 ”邢胜吉介绍，在企业资信调查方面从严把关，对企业和企业主有信用不良记录、企业不能正常生产经营、存在逾期贷款、欠息不付、涉及地下高息融资、涉及经济民事纠纷等具有潜在风险的，都不能作为基金会员，目的是维护基金安全，维护其他会员的利益。　　据了解，铜陵小微企业互助协会作为创业互助基金管理人，不以盈利为目的，不收取担保费，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会员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小微企业互助协会与农商行达成的合作协议，基金的初始规模不低于1000万元，合作银行按5倍杠杆放大，给予企业贷款，并随着互助基金的增加，授信额度将逐步达到2亿元。在很短的时间里，已有近200家会员单位申请加入互助基金。经过严格审查，有60余家企业被列入创业互助基金首批担保贷款对象，其中，已经缴纳互助保证金1200多万元，59家企业获得贷款。　　铜陵农商行负责人表示，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金额小、频率高、时间急等特点，农商行进一步优化了小微企业贷款业务流程，减少办事环节和手续，采用 “一次授信、自助办理、随用随贷、循环使用”的“易贷卡”等方式，为贷款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创业互助基金运行一年多来，由于严控评审和授信额度，强化风险分析和监控，使基金运行风险降低到最小，一直保持平稳安全，没有出现较大风险。受2015年经济下行影响，有几家企业经营困难加重，贷款人出现暂时还款困难。互助基金迅速启动了风险防范应急机制，通过协会及时为这几家企业提供了200多万元免费过桥资金，避免了贷款逾期，使企业得到喘息之机，保障了企业发展，也化解了基金风险。　　加大扶持力度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　　“以互助基金作担保方式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融资方式的创新之举。但和当地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相比，也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企业的需求，还有更多的融资创新值得期待。 ”曹年新认为，面对小微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创业互助基金目前的规模和实力明显不足，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要在更大范围撬动民间资本，促进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整合，才能在破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大力推动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背景下，创业互助基金对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由于成效明显，现在每天都有小微企业前去咨询和申请入会，现申请登记的会员有300多家企业。　　“目前，创业互助基金处于初创阶段，没有任何收益可以补充，而后续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增加运营成本。 ”邢胜吉希望能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吸引力、壮大实力、提升融资服务能力。　　如何积极争取政府盘活一部分财政 “沉睡资金”，追加小微企业创业互助基金的引导资金额度，有计划地重点扶持其上水平、上规模？据了解，当地工商联正在积极争取将创业互助基金建设纳入政府性融资平台建设范围，与非银行融资性担保机构同等对待，参照相关规定能享受同样的奖励补助政策。　　邢胜吉给记者描绘了创业互助基金发展蓝图：近期，以目前为基础组建具备较强实力、较大规模、覆盖全市的创业型互助基金担保机构，1至2年内使引导资金达到1000万元以上，通过国有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的投入，使基金规模达到1亿元以上，满足小微企业创业发展面临的巨大融资需求；远期，推动创业互助担保基金的转型升级，组建混合所有制金融机构，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全面提升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水平。上海：楼组互助基金居民自用自管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栾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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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栾吟之)“节假日搞什么楼组活动？”“重阳节给老人送什么慰问品？”这几天，石泉路街道的居委干部正在和居民们一同商议这些“开心事”。与以往不同的是，居委干部不再顶在一线“大包大揽”，而是由居民自己当主角，活动费也来自于居民募集资金。如今，这种“楼组互助基金”已经由石泉路街道推广到普陀区各街道镇，而设立基金的好处，远远不仅是多一笔帮困或活动经费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化解人际淡漠
“楼组互助基金”源自党员“一日捐”活动。上世纪90年代，石泉路街道太浜巷居民区像许多老城区一样，接纳了一批因企业效益不好下岗的“社会人”，这批居民中有一些患重大病无处报销医药费。当时，居民区党总支在楼组里发动党员“一日捐”活动。一些热心的楼组长们还在楼道里常设“爱心捐款箱”和“废旧物资回收箱”，把日常募集以及卖旧报纸和瓶瓶罐罐的费用，积攒成基金。日复一日，自筹资金的做法从党员间推广到全楼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楼组互助基金”由此诞生，街道还1∶1匹配资金支持邻里互助。
“建立基金的最大益处，除了钱之外，更重要的是化解人际淡漠。”拥有“互助基金”的楼组居民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住在岚皋路某弄的一名女士患上血液病，夫妇俩微薄的薪水既要支付医药费、又要供儿子读书。她家成为“互助基金”多年重点帮扶对象，好不容易熬到患者病情稳定、儿子大学毕业，如今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儿子成了小区志愿者。居民小潘不到20岁就父母生病双亡，楼里叔叔阿姨纷纷到小潘家里关怀，离休干部赖才根与他结对，每年出资2000元资助小潘完成学业，一直到他走上工作岗位。
小区的事如今推起来很顺畅
几年运转，基金账户里的钱如滚雪球般源源不断，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老房子里租客越来越多，人员结构的改变一度令基金难以为继；新商品房小区居民之间互不相识，楼组长连敲开房门都很难，“互助基金”眼看很难推行……这些新问题该如何解决？
“租客也是楼组大家庭一员。”镇坪居民区首先打破户籍限制，居委会在每半年收取一次保洁费时多收20元钱纳入互助基金，这种“半强制做法”曾让少数租客颇有微词，但他们也很快尝到甜头——逢元宵、端午、重阳节庆日，楼组长总会用互助资金买些粽子、汤圆等点心送到每家每户，老人过生日时还能吃到大家送的蛋糕。
在商品房住宅小区秋月枫舍的两幢楼里，“楼组互助基金”的试点也很成功。“小区里知识分子很多，居民们很注重事情的规范。”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杨宪鹏告诉记者，镇坪路177弄13号楼、176弄8号楼里，“基金管理小组”成员定期把资金使用和募集情况张贴在楼道里，除了隐去受助人姓名外，其他信息分毫不差。每年年底“捐款季”，楼道里一贴出“朋友们请注意”的红榜，大家总在两三天里主动响应。
“许多工作，如今推起来特别顺畅。”这是居委会干部从居民自治过程中感受到的“减负效应”。石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郑晓军很有感慨：“鼓励居民自我管理，让各种矛盾在楼组里自行&消化&，基层才能腾出更多精力有所聚焦，关注重点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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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热文排行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出信号启动新一轮土改后，农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各路目光，但巨大分歧亦由此而生。土地流转，谁来主导？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地作何用？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各界争论不休。　　本文记录了这一领域里的两个主要派别—分别主张由村社农民互助和主张资本下乡—各自持续了四年的土地流转试验。　　“土地流转”的两种模式　　一场关于土地的大争论正在中国徐徐展开，最新的争议是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姜大明公开说，“决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所谓"逆城镇化"行为。”　　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出信号启动新一轮土改之后，农村土地改革前所未有地牵动着决策官员、研究者和各路资本的目光。但是，争论也前所未有的激烈。　　这种分歧，从2013年11月底清华大学组织的一场关于土地流转的研讨会上可窥一斑。两位演讲者—李昌平和王世渝，发表了近乎针锋相对的演讲。某种意义上，这恰是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上两个不同派别的对话，因为两位演讲者，均为多年亲身参与土地试验的“实践派人士”。　　这两人都有或长或短的农村任职经历—李昌平出身体制内，曾经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王世渝曾在重庆巫山县官阳区当了三年副区长，当时就在大巴山“搞实验”，用机械化、工业化的手段帮助农民生产加工魔芋提高收入，其后十几年他更多地投身于资本市场，先后参与设计海南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并运作新希望、德隆系下农业企业等公司上市，自称“农业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参与过”。　　两人对农村、农业与农民都极为关切，都认为自己站在农民的利益上，希望能拯救日益凋敝、空心化的中国村庄，增加农民财富，并重建新的农村秩序。　　两人同样都反对土地私有，反对土地向单一、垄断的大资本集中，都反对以各种变通方式触犯农业用地，坚持“要守住农业用地的底线”。　　但在解决“流转给谁、怎么流转、钱从哪来”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莫大的分歧—李昌平主张效仿台湾农会制度，主要通过“内置金融”在村庄内部解决；而王世渝则认为，遍观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托流转是中国今天的环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资本下乡推动农业产业化，辅之以外部金融。　　王世渝认为对方的方案过于封闭和缓慢，而李昌平则认为“不怀好意”的城市资本觊觎的是工业制造衰落之后廉价的农村土地，以及最终可以转化为能源的农业资源。他认为农民和农村集体应该在土地流转中享有更大比例的收益和更强势的主导权，而“村社共同体”是农业产业化无法替代的农村秩序的内生机制。　　有意思的是，四年前，两人几乎同时站在土地流转金融试验的原点，只不过其后四年，一个向左，一个往右。尽管他们都认同两种模式可以共存，但都坚信自己主张的方案才是“最有出路”的出路。　　记者走进了他们的每一块“试验田”。　　李昌平：“内置金融”试验　　四年前，李昌平开启了乡村试验的第一步。　　日，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夕阳红资金互助社挂牌成立。和中国的大多数村庄一样，这时候的郝堂村荒芜凋敝，全村两千多人，一半劳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　　这个资金互助社被李昌平称为“内置金融”，资金取之于村民，亦用之于村民。　　成立之初，互助社共募集34万资本金—15个老人每人自愿缴纳2000元股金，区里的支持资金10万，李昌平出资5万，外加7个发起的村民各2万。　　村子里的年轻人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从互助社贷款创业。按照社员们“两天两夜吵出来”的章程，利息收入40%用于养老金发放，30%公积金，15%管理费，15%风险金。　　最早一批入社的老人拿到的养老金，已经超过了当初掏出的2000元本金：2009年底，15名老人每人拿到300块钱。其后三年，分别为570元、720元和800元。　　到2013年，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了资金互助社，互助社资本金超过两百多万。　　这只是第一步。接着村里专门成立了一家绿园生态旅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绿园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村支书。　　郝堂村地处山区，村子面积很大，占地20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900亩，人均0.9亩。这个城郊山区的村子，对山林和土地一直都看得很重，过去郝堂村的土地宁可荒着，也很少转包。在村里，记者随机询问村民，得到的答复大多是说，“祖宗留的，谁的林子耕地都不转包。”　　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中央美院油画师孙君来到这里，帮助郝堂村重新调整村庄水系，改造旧房，重现白墙黛瓦、炊烟袅袅的农村样貌。这使得郝堂村与邻近正忙着像城里人一样盖楼房的村子相比，显得很特别。　　但问题是，村庄建设需要的钱从哪来，地从哪来？　　绿园公司成为一个关键角色。这个新成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土地开发，村里所有土地流转都必须经由公司之手，外来资本若想租用土地，也必须经过绿园公司。　　绿园公司先后以每亩1.8万、2.4万元的价格，从村民手中征用300多亩耕地（市里帮郝堂村要了30公顷约450亩耕地转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村公共设施建设—新建了学校、养老中心、茶馆和文学馆等。而后绿园公司又从村民手中直接流转了200多亩耕地，在村口开凿了荷花池，租期60年，租金是每年400斤稻谷的市价。　　新农村建设开销不菲：光是村里的征地补偿，就花去六七百万；养老中心民政局补贴60万，缺口还有60万；茶馆财政局补贴60万，缺口70万。村小学倒是几乎没花钱，因为一个老板捐了50万。　　资金从何而来？最初的资金撬动就来自夕阳红资金互助社。绿园公司从互助社贷款160万，用于最初的征地补偿。“这160万，可能撬动了5000万的建设。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超过这个数。”村委会主任胡静说。　　绿园公司一度背负600万的负债，不过据村委会主任说，这笔负债已于2013年还清，来源是：绿园公司将征转来的建设用地中的80多亩，以每亩最低6万、最高9万的价格租给5个信阳市的老板盖“会所”，租期60年。　　村民之所以愿意拿出土地来，跟由此获得的新机会有关。到现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农村建设基本完工，成为城里人的休闲之处，每个周末都有数百游客，最多的一天超过3000人。　　村里有了新的机会，一百多年轻人陆续回来了，村民说，靠农家乐和农副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转金融试验里，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资金互助社以及土地开发公司的运作，建立“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四年时间，互助社资本金从34万增加到230万，而村集体拥有的固定资产从不足100万增加至五六百万，包括学校、养老中心、大礼堂、广场等。　　“村集体有了产权、财权，才有可能对村庄的一堆子事有事权。”郝堂村所在的信阳市平桥区一位官员对此非常认同，他觉得跟其他很多到过信阳讲学的“三农”学者不同，李昌平的方案接地气：“只等着国家项目拨款，没有经济基础，怎么做民主自治？”　　在李昌平看来，农村制度的研究，“今天都走进了死胡同”。他认为，传统社会里有家族共同体，家族为主，乡村为辅。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成村社共同体。但到今天两者都没有了，农民彻底原子化。“没有经济和产权制度支持，没有共同体，选举出来也没人干活。”　　“中国大多数村庄，还是小农经济，不适合大资本。资本下乡，就是个剧烈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定是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进城，退出城，进城，退出城。”李昌平觉得，自己始终是在替沉默的小农群体代言。　　然而，在一个封闭的村庄里搞内置金融和土地流转，建立“内生机制”，过程必然是缓慢和小范围的。而且“内生机制”的建立某种程度上仰赖村干部的道德自省和执行能力。　　农村的凋敝让人担忧，许多人都希望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但选择的路径却并不一样。　　两个试验的升级版　　现在，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土地热，李昌平和王世渝的试验都走向了更高的版本。　　日，郝堂村三百多公里之外，湖北梁子湖畔的张远村，李昌平帮助村民建立了一个名为“金地融托经服社”的组织。　　跟大多数村庄一样，这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常年入不敷出。每年收入5万元，主要依靠鱼塘养殖以及集体所有的林地出租，每年支出二十多万元，缺口部分仰赖“对口扶持和项目资金”。　　这个“经服社”是郝堂村夕阳红资金互助社的“升级版”—除了资金，村民还可以把土地、房产都“存”进这个“综合合作社”。　　根据所有社员商议的结果，存款社员年息6%，大致相当于资金紧张时期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存款的村民还可以存款金额的80%为限为贷款户提供担保，如果以存款资金担保贷款并收回的，则可以享受8%的利息。贷款6个月以内，年化利率18%，如果贷款6个月以上，年化利率14.4%。　　相比郝堂村的资金互助社，“更高级的功能”是，村民可以承包地入股，最少10年以上。每年年初获得200斤籼稻的收益（同样按国家最低保护价计算），旱地和林地分别为130斤和70斤。如果年底结算，还可享受租金利息6%。村民如果以入社土地抵押贷款，水田每亩可以贷款4000元，旱地、林地每亩可贷元。　　村民还可以用宅基地上的“闲置房产”入股，每年收益是房屋估值的1%~2%。村民还能以房产估值的50%抵押贷款，也可以估值的50%提供担保。　　经服社成立时，共募集资本金187万元，是郝堂村资金互助社成立之初的约6倍。按照李昌平的说法，成立不足一月，村民的土地流转意向已经接近2000亩，相当于全村水田和旱地面积的一半。　　下一步，进城村民的闲置房产可以在村内流转给有需要的（如家中有新增人口）村民，或者由经服社统一代为经营，比如，用作农家乐的住宿点。经服社也可以因此获得收入。　　李昌平认为，这套方案可以实现宅基地的有偿退出。“假设村子里原来1000人，流出200人。这部分人的宅基地复垦后，村集体可以直接跟国家结账。”　　就在李昌平开始他的“内置金融”升级版　　前后不久，王世渝也计划在丽江文笔海畔打造他的信托流转“升级版”。“这次是从商业的角度来做的，之前（益阳）完全是实验性质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人找到王世渝，想在丽江做一个“文化产业园”，实质是想利用土地流转做房地产。王世渝推翻了这套方案，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通过跟新华信托的合作，流转丽江文笔海畔四个自然村共1.2万亩土地，做一个“中国梦想村”—不改变土地性质，至少一半以上仍然“种地”，但“做高科技的东西”，比如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达到每亩1万元的产出，“几千亩地就是几千万”。其他的地，做分散、自然的产业园，“两层楼，楼上居住，楼下就是办公生产、经营，可以做设计、写剧本，也可以做手机游戏”，以及各种各样的酒店、养老中心、康复中心。而这些都将是这个“梦想村”的收益来源。　　王世渝特地为这个项目拜访了全球首个“零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首席构建师巴亚达。他希望这个“梦想村”也是“零碳”、低碳—不使用化石能源，没有电网、电杆、电线，不再用国家电网的电，而是采用分布式能源，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发电。这里不允许烧柴油和汽油的车进入，这里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有机环保的……　　至于钱，王世渝做了多种金融设计：首先是农民的土地流转信托，保证农民的财产权益。同时可以发行一个信托计划，可能会融资三到四个亿，来保证对农民的支付。第二步，准备发行基金，用基金投资做基础设施。同时由农民权益的受托方信托公司和基金的有限合伙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基建改造完成之后可以“分包出去”，比如，能源外包，然后电费分成，收益则由农民和基金投资人分享。　　“未来有很多利益分配是要花很多脑筋去做的。”王世渝说。　　王认为，前些年很多地方浩浩荡荡的“赶农民上楼”运动，的确会让人对“资本”心怀戒备。有些人主张防止资本下乡，防止资本对农民利益的掠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利用信托制度“能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用基金、信托这种模式，没有单一的、垄断的大资本，资本都是分散的，不会造成贫富分化，也能保证农民分享收益。” 据《南方周末》　　王世渝：“信托是最好的方法”　　就在李昌平开始在郝堂村的乡村试验一年后，2010年7月，王世渝设计的土地流转信托方案终于在湖南省益阳市草尾镇找到了试验场。　　王世渝力挺资本下乡。他认为这样“知识和技术才会去农村，才能带去新的种植、经营和管理模式”。而资本下乡，瓶颈在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相比订单农业、土地租赁、土地入股这类传统模式，“信托是最好的方法”。　　此时，王世渝带着他构想的试验方案已经奔走了三年，“很多地方找我要，我也到处送，但一直都没有下文”。　　直到2008年，“把土地流转当做牛鼻子来抓”的时任益阳市委书记马勇真正对王世渝的方案发生了兴趣。从2003年左右开始，地处洞庭湖冲积平原的农业大市益阳就开始推进土地流转，但大多处于自发流转的状态，流转不成片、租期短、不稳定。　　“去哪里找信托？”马勇问王世渝。益阳市政府的研究人员曾经找到湖南当地一家信托公司，当时的信托公司正痴迷于给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输送资金，对方表示“不做土地流转信托”。　　没有商业信托公司愿意做，于是草尾镇政府“打着政策擦边球”，独资200万成立了一个信托流转平台—沅江市香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这个方案于是成为“益阳模式”的雏形。　　借由信托制度，土地三权分离—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权仍然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属于村民，经营权则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流转到信托公司，由公司代为打理，出租给“大户”—镇上管承租的农业企业叫“大户”。当然信托公司要求，流转时必须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土地必须成片。租期大约为8~10年。　　农民获得的回报是，每年每亩400~500斤稻谷，以国家晚籼稻的收购保护价格计算。2012年，每亩地租金大约为660元。“大户”需要在年初一次性付清500斤稻谷的租金，另外缴纳每亩10块的服务费—这是政府平台在土地流转中的唯一直接收入。　　信托公司作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机构，负责遴选“优质大户”。比如，目前的选择标准倾向于那些在全国各大农贸市场有固定窗口的“大户”。　　大户入驻前，信托公司会先浇盆冷水：“农业不是暴利行业，做好连续亏损三年的准备。”　　“一旦出问题，就会是群体性事件。”草尾镇党委副书记李迎辉说。2012年草尾信托公司发现一家山东“大户”拖欠村民两个月的工资，很快便解除了合约。　　到现在，整个益阳大约一半的耕地发生了流转，其中约1/6通过信托平台。而在最早开始试点的沅江市草尾镇，通过信托形式流转的土地已经占所有流转面积的一半。　　按照王世渝最早预期的那样，农民对外来资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增收，是最直接的红利。　　作为最早开始信托流转试点的村庄，乐园村人均年收入1.5万元，高于沅江市平均水平近一半。　　“大户”同样积极。在益阳，54个大户从政府信托平台处租地面积平均近800亩，大部分种植粮食蔬菜、花卉苗木。其中16个大户来自广西、山东等外省，租地面积基本在1000亩以上。　　这些“外省大户”曾经“到处找过地方”。尽管直接从农户手中租地，租金基本不超过每亩400块，比从信托公司拿地便宜1/3，但很难找到连片的土地，签合同一般只有3年，“不好投入”—即便同样在草尾镇，通过自发流转获得土地的大户，户均租地面积仅为一百多亩，不到信托方式流转的两成。　　在政府平台被引入之前，原子化的农民好像一盘散沙。农民和“大户”之间直接签订的“契约”，脆弱得随时可以被任何一方撕毁。　　2008年，乐园村100多户村民将土地流转给一个外地老板。土地分散，加之赶上天灾，老板跑路时还欠村民6000元工钱。而大地公司董事长李卫兵2003年曾在一个村子跟农民租了200亩地种花卉苗木，收成不错，结果农民看着眼红，租期未到就闹着要涨价，或者收回土地自己干。　　“中部地区不是很发达，在市场机制不是很健全、老百姓观念不是很跟得上的时候，政府还是应该用公信力培育市场。”李迎辉说。　　政府自然乐见其成。土地信托流转一下解决了三个棘手的问题：谁来种地、人往哪去以及钱从哪出。　　大地公司入驻乐园村后的三年里，投入近1000万修建大棚、道路、电力、渠道等设施。李迎辉说，这是乡镇本级财政“无论如何都负担不起的”。草尾镇2013年镇本级收3200万，用于行政人员工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后，仅结余四五十万。　　益阳建立的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流转信托平台，引来无数地方政府争相拜访。后来的另一个著名试点—福建“沙县模式”—亦脱胎于此。　　不过，王世渝认为，益阳模式还处于“试验阶段”，“很多地方还不成熟”。如果要复制推广，必须设计更科学的治理结构，“让农民来参与监督，让农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参与到监事会，避免土地流转通过招商引资"开后门"。同时，要有对经营不善的风险控制，要引进全面的社会保险。另外，也要避免土地向大资本、大财团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