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中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关键字: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由世界银行发明的词汇，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微，但却早已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恫吓中国经济的常用术语。经济学家华生曾在他的著作《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专门用长文论证过中等收入陷阱一说的不可靠。但时至今日，这一术语仍然大肆流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近日特别赐稿观察者网，提出了他对&中等收入陷阱说&的质疑。】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犹如感冒病毒一样突然在中国流行开来。这个听上去颇具宿命意味的概念似乎触动了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的神经。
顾名思义，中等收入陷阱是说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很容易停滞下来，难以逾越中等收入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个概念是世界银行两个经济学家Indermit Gill 和HomiKharas在2007年一份报告里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在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夹缝中，经济增长既慢于穷国也慢于富国，它们在劳动力成本上失去了优势，不能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同时又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竞争。根据他们的说法，很多拉美和中东国家的经济长期陷于中等收入的水平而不能自拔，而东亚四小龙则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在中国不断升温，但在国际学术界却影响甚微，几乎没有什么文献。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如华生和徐康宁教授等质疑过这个概念，但势单力薄，曲高和寡，没有激起多少涟漪。那么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呢？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掉入这个&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犹如感冒病毒一样在中国流行。图片来自网络
世行收入分类标准：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叫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从1988年开始将所有成员国和地区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包括中下等与中上等）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又统称为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是根据2012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来确定的：1035美元或以下的是低收入国家，1036美元和4085美元之间的是中下等收入国家，4086美元与12615美元之间的是中上等收入国家，12616美元或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
根据这样的分类，世界上约35%的国家（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25%属于中上等收入，22%属于中下等收入，17%属于低收入（加起来不到100%是因为四舍五入的关系）。中国2012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5720美元，说起来属于中上等收入，但其实只是略高于世界中位数的水平。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最低标准12616美元其实并不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52340美元的24%。
由于世界银行设定的中等收入的区间是美元，一个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必须增长10倍以上才能达到高收入水平。世界上收入最低的国家是民主刚果（前扎伊尔），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30美元，需要增长4-5倍就能达到中等收入的起点水平1036美元。也就是说，在增长速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需的时间比最低收入的国家达到中等收入的时间要长。所以，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难过跨越低收入阶段应该不足为奇。
世界银行每年会根据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对收入组别的划分标准进行调整（见表1）。例如，1988年第一次确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1987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000美元或以上，约为当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28%; 到2012年，高收入标准调到12616美元，但只是美国收入的24%的水平。因此，世界银行划分收入水平的标准是个绝对收入标准而不是一个相对收入标准。如果这样的标准一直用下去，只要一个国家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零，早晚都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1988年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有41个，而2013年则达到76个，也就是说有35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跨过&中等收入&水平成了高收入国家。所以按世界银行的绝对收入标准来看，显然说不上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应该是个相对概念
因此，只有用相对收入的标准来划分高中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才可能（但不必然）有意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国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的。下面我用美国作为高收入国家的标杆，用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来衡量其相对收入水平。
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快过发达国家。以美国为标杆，发展中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必须保持正的增长才可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由于学术界在做跨国比较研究时，通常并不是简单地采用世界银行或联合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而是用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简称PWT）的数据。下面我根据PWT的数据姑且将人均GDP不到美国10%的国家（地区）划为低收入经济体，达到美国40%或以上的国家（地区）划为高收入经济体，介于10-40%之间的就叫中等收入经济体。
以中国为例，1978年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2.4%，几乎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穷，2002年达到美国的10%，进入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最新的2011年数据显示，中国的相对收入达到美国的22.5%。
在PWT数据涵盖的167个国家（地区）中，有56个属于我们定义的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是非洲国家，也包括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有46个达到我们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其中刚刚&达标&的国家是波兰，其2011年的人均GDP是17560美元，高出中国85%。大多数拉美、中东和前苏联国家属于我们定义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共65个。
增长停滞与收入水平关系不大
自1960年以来的50多年里，有多少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最终进入了高收入的行列呢？图1显示了1960年时相对收入达到美国10-40%之间的所有42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年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出，只有12个国家（地区）在2011之前成了高收入经济体：亚洲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其中西班牙、希腊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三个国家1960年的相对收入已经达到美国35%的水平。
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还有倒退。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比美国更快，相当一些国家还慢于美国。在这个意义上，好像是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些国家相对收入增长的停滞难道真的与它们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有关吗？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1960年时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50多年里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收入水平也没有进步。图2显示了1960年时相对收入不到美国10%的所有有数据的42个低收入经济体在年间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可以看出，只有8个国家在2011之前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它们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博茨瓦纳（一个是因为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另一个是有丰富的钻石资源），亚洲的中国、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还有中东的埃及和突尼斯。
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在过去50多年里的相对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下降了！所以，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存在，那么，也可以说存在一个低等收入陷阱。
现在讲起中等收入陷阱，给人的印象就好象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比较容易，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比较难。现在我们知道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增长的陷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不比发达国家明显更快，导致相对收入水平增长很慢或者没有增长、甚至还下降，那么上面的数据说明，这个陷阱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都长期处在这样的陷阱里，与它们是否处于低收入还是中等收入阶段无关。既然如此，又何必将增长的陷阱与中等收入绑在一起呢？既然中国是过去三十多年里少数几个没有掉在增长陷阱里的发展中国家，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会突然掉入这个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在中国尤其不适用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尤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大国。
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拉美和非洲各洲全部国家的人口，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不一定比拉美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小。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多数属于中上收入水平，还有少数属于中下收入水平；除了沿海地区一些省市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多数省份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可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
图3中从左至右由高到低不断下降的那条曲线，显示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2013年以美元计的人均GDP水平（左轴），另一条曲线显示这三年间各省（市、自治区）GDP的年均增长率（右轴）。可以看出，京津沪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
其实，除了这三个直辖市，中国还有30多个地级市（包括一些省会城市）的人均GDP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对于这些地区而言，显然没有什么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上等收入经济体，其中江苏、浙江、内蒙古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沿海省份五年内都会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其他省份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还快过沿海地区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只有云南、甘肃和贵州三个省还没有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但也很接近，而且近三年的增长速度明显高过全国平均水平。
即使考虑到地方GDP增长率可能被高估了2-3个百分点，中国各中等收入省份过去三年的发展速度还是非常之快，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完全沾不上边。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容易导致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尽管如此，纠缠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定义和价值已经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会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最终像东亚四小龙一样在不远的将来（例如2030年）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呢？毕竟五十多年来只有少数国家（地区）跨过了中等收入阶段。
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五十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未能跨越中等收入的水平，而少数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东亚四小龙）却能成功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呢？国际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书籍和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形成共识，争论仍在继续，不是我们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
中国经济不同于拉美国家，更像东亚四小龙
简单说来，从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看，中国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水平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而与增长缓慢的拉美国家差别很大。
在它们快速增长的时期，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虽各具特点，但也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它们都是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对外开放的经济体，与当时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它们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但同时政府又比较强势有效，而且日本、韩国和台湾政府会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去。香港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但是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优越的法治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及基本的福利保障制度。
在一个制度质量已经很高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许不十分必要，但是对于大多数制度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直接参与到经济发展中可能是必须的。
另外，东亚国家（地区）的投资率很高，但由于储蓄率同样很高，因此不需要依靠大量外债来发展经济。与同等收入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都非常重视教育。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这些特征也都是中国目前所拥有的。
拉美国家的情况则很不同。大多数拉美国家在发展战略上一开始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多被保护的企业效率很低。八十年代后开始市场化改革，但直到最近十年好像才在一些国家显出一点成效。
很多拉美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很差，经济大起大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们总体上储蓄率偏低，贸易赤字相对偏高，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相比相对偏多，容易出现债务危机、货币大幅贬值和高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所拥有的特征恰恰是拉美国家所没有的：中国储蓄率高，出口多年来保持顺差，外汇储备高，外债很少，通货膨胀也相对控制得较好。
不过，上面所说的最多只是造成东亚和拉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直接的、表层的原因，并不能回答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
例如，为什么东亚国家（地区）采取了出口促进而不是进口替代为主要导向的工业化政策？为什么拉美国家80年代开始放弃进口替代政策后增长速度并没有得到提升？为什么东亚国家的储蓄率很高而拉美国家储蓄不足？为什么东亚国家比拉美国家更重视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相对更高？同样是干预经济，为什么东亚国家的政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为什么拉美很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大、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差？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将在后续的文章里加以探讨。
当有人声称拉美国家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并以此来警示中国时，其言外之意就好象这些国家曾经也和中国一样由低收入水平快速增长到中上等收入水平，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停滞下来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在1960年时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阿根廷还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但多数国家的相对收入（即占美国收入之比）在过去50多年里没有明显增加，甚至还有下降。拉美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有过中国、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这样持续20-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从任何一个连续30年时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拉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智利，在年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3.8%，这也让智利成为拉美国家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但这个速度远低于新加坡的6.9%（年间）、韩国的6.7%（年间）和中国的9.1%（年间）。
从连续20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巴西曾经是拉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年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4.6%，这个速度同样远低于新加坡的7.7%（年间）、韩国的6.7%（年间）和中国的9.6%（）。即使看增长率最快的十年，东亚国家的增长速度仍然显著高过拉美增长最快的两个国家。
中国2030年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吗？
1960年以来，只有中国、新加坡、韩国、台湾、博茨瓦纳和安曼出现过人均GDP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5%的发展速度。其中博茨瓦纳和安曼属于资源型经济体，博茨瓦纳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但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钻石，过去20年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而安曼则依赖于石油，经济增长受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所以可以说，能够保持20-30年快速增长的非资源型国家最终都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有什么理由中国会是个例外呢？
如果非要做个预测，中国到2030年几乎可以肯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即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当年东亚&四小龙&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0％后，还保持了将近20年6％以上的增长速度。现在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来算）也已达到美国的20％，未来15-20年间中国经济肯定不会像过去30年增长那么快，但完全可能实现年均6％的增长。以美国年均2％的人均GDP增长率计算，1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会达到美国40％的水平。
这个预测很乐观吗？要知道，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先后在、和1992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我们无非在说相对于最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20年后的中国将会像20年前的韩国、25年前的台湾和40年前的香港。这听上去不像是个过于乐观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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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网讯：　　中国的人均GDP在2013年突破7000美元，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作为三十年快速增长的结果，中国的人均GDP在2013年突破7000美元，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过去的高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的高增长。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经济体都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只有很少的经济体能够由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剩下大多数国家在过去五六十年里一直停留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至1万美元区间里，这些国家被称之为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例如，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被认为遭遇了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一个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久的国家，中国无疑将在未来十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对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总结，相关文献已经很多，笔者并不打算在本文中面面俱到。因此，笔者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面临的挑战。　　2012年，管清友、程实、傅勇合作了一本小书《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之所以采用“刀锋”这个比喻，是因为我们感觉，中国经济未来就像一只蚂蚁，在一柄被竖起来的刀的刀刃上爬行，爬过去就是欧美国家，爬不过去就是拉美国家（引用最近一个非常流行的比喻）。成功的路径尚在，只是道路非常狭窄，而刀锋两边则是两个深渊，这恰好对应了笔者想提出的中国经济未来十年面临的两大陷阱：日本陷阱与拉美陷阱。
相关研究报告
　　所谓日本陷阱，是指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期遭遇泡沫经济破灭，迄今为止仍未摆脱经济增长低迷状态的经验教训。日本陷阱的两大特征，一是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一是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众所周知，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升值。由于害怕日元大幅升值会通过拖累出口影响经济增长，日本央行实施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股票市场与市场在1980年代后半期形成巨大泡沫。随着这两个市场在1990年左右先后崩盘，日本居民、非企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遭遇严重损失，从而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　　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政策。它本该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与金融机构倒闭，然而，为了保证就业与社会稳定，日本政府动用财政资源来救助这些僵尸企业与僵尸金融机构，导致日本政府最终花了20年时间才真正修复完毕上述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而且代价是政府债务占GDP的显著上升。目前日本政府债务与GDP比率接近250%，位于全球最高水平。　　更致命的问题，是当日本政府最终完成了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后，人口老龄化却不期而至。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导致日本储蓄率降低，从而使得高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降低了社会的创新与活力，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泡沫经济破灭与人口老龄化的轮番冲击，使得日本经济从欣欣向荣的高增长阶段陷入长达20余年的低增长阶段。　　所谓拉美陷阱，是指拉美经济在二战后集体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拉美陷阱的两大特征，一是社会阶层流动性很低，二是民粹主义下的民主制度。　　“美国梦”的实质，是指一个草根阶层出身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身乃至家庭的社会阶层的跃迁（从草根阶层到精英阶层），也即“努力改变命运”。然而，在拉美国家，草根阶层的年轻人仅凭自身的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问题的根源在于，由于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结盟，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板结化”，也即人群从草根阶层上升到精英阶层的梯子似乎被抽掉了。毫无疑问，一个社会阶层流动性很低的国家，来自草根阶层的年轻人注定会非常焦虑，对社会非常不满，暴力倾向更强，爆发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拉美国家普遍实施民主制度，但遗憾的是，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民粹主义的背景下实施的。例如，两党竞选要上台，领导人必须向民众做出很多改善其生活的承诺。在这一制度下，做出更诱人承诺的领导人往往会上台。但没有人关心，当一国经济竞争力疲弱时，政府怎样才能履行上述承诺。因此，一个新的政党领导人上台之后，通常会先靠政府举债来提高选民生活水平。但谁都知道，债务不可能无限借下去，一旦债务与GDP比率达到一个门槛值后，就可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随后政府既可能通过债务重组赖账，也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来降低真实债务负担。事实上，纵观拉美国家二战之后的历史，不少国家似乎总是在债务危机与恶性通胀之间振荡，由此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越发不能自拔。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读者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体现出日本陷阱或拉美陷阱的一些特征。　　一方面，中国目前房地产行业已经出现一些泡沫迹象，一线城市房价远远超过合理的房价收入比与房价房租比所能解释的程度，部分二三线城市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状况。正如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章所指出的，中国(行情,问诊)体系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最近几年似乎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也将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而且日本是“先富后老”，中国却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　　令人担忧的是，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与1980年代、1990年代相比，已经显著下降。在年代，来自农村或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年轻人通过上大学改变家庭命运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现在的普遍情况是，第一，来自农村与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能上好大学的概率已经越来越低；第二，中国大学的情况是，质量越差的大学，收费却越贵；第三，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堪忧。因此，过去是大学能够帮助年轻人改变命运，而现在大学教育很可能使得一个低收入家庭变得负债累累甚至破产。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近年来已经显著下降。　　因此，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避免在未来十年内陷入日本陷阱与拉美陷阱，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与挑战。而努力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一旦危机爆发，如何通过良好的危机来利用危机推动改革，则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前提条件。笔者将在下一篇专栏文章中详细提供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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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表明，中国应按比较优势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
&&&&二战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7%或更高，且持续了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改革开放32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速是9.9%，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这段时间的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年均增长17%，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不断恶化，已经超过基尼系数0.45的安全警戒线。环境也在不断恶化，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尤其是最近一年半以来，从去年年初到现在，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断下滑，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跌破了8%，只有7.9%。很多人担心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中低速增长时期，过去的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不能持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上存在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集中爆发。&&&&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宿命&&&&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中国做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变成现在的中等收入。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明显的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初时有不少高收入国家，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绝大多数还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大概只占美国收入的20%~30%。&&&&在欧洲，像爱尔兰、西班牙，二战后已经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在东亚地区，像韩国、新加坡，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还可以继续向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发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并不是命运。&&&&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怎样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说明几件事情：一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仅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二是，中国从1979年开始转型，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可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却失败了。中国改革以后，经济发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必须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解释清楚。&&&&判断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工业革命以前，即使是现在欧洲的现代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西欧这些国家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每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只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原因是什么？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地创新、产业不断地升级，在原有产业上的基础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同时，产业的升级代表各种生产要素可以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向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现代服务业部门转移。这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可以持续快速发展，并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拉开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而世界其他地区，由于不能进入现代的经济增长，就陷入到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是达到中等收入以后，不能持续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升级、进入新的产业结构，这是他们经济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中等和低收入陷阱是不能进行持续的结构变迁造成的。&&&&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二战后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根据研究，从二战以后，全世界总共有13个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7%或更高，而且持续了2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要按比较优势发展&&&&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这13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是开放经济，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进行产业和技术创新；第二，他们都达到了宏观的稳定；第三，这些经济体都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体；第五，都有一个高效并积极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说“这是一个国家成功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是，他认为要取得成功并没有大家可以跟随的秘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有秘方的。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如果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快速发展，必须改变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可用资本的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和剩余的积累。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具有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剩余，可以积累的资源就越多。同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的回报率及储蓄和投资的意愿会最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升级的速度也越快。按比较优势发展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的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源泉。&&&&根据上述五个特点，再具体分析：&&&&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当然是开放经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当然是开放的自由的贸易体系。同时，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国际上已经存在的技术和产业的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产生的内部危机比较少。同时，在面临国际危机冲击的时候，由于内部经济素质好，缓周期的能力强，宏观经济会比其他的更稳定。&&&&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有最大的储蓄和积累来源，投资回报率会最高。因此，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最高。&&&&比较优势对企业来讲就是追求的利润。怎样让企业在追求利润时，技术和产业选择会主动根据比较优势进行？一个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价格信号体系，能够很准确地反映要素禀赋当中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这样的价格信号只有在完善竞争的市场体系当中才能够获得。&&&&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当要素禀赋升级时，产业和技术就要升级，就会存在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地发挥积极的作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就不见得会发生。如果发达国家没有专利制度，很多企业就不会进行技术创新。这是国家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一国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中国双轨制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困境&&&&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不成功？因为二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发展道路受到所谓结构主义模式的影响，如拉丁美洲国家、南亚国家。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优先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大型重工业，而他们当时的条件是资本相当短缺，是农业经济。而在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当然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在这种状况下，优先发展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投资靠政府动员，继续生产经营靠政府的保护补贴。保护补贴创造了很多扭曲，创造了很多租金，就会有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资源错配，再加上寻租活动，经济发展绩效当然非常不好。&&&&改革开放前，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追寻这种道路，也就是违反了比较优势，所以是失败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其他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改革。他们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忽视了一点，这些转型中国家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有大量缺乏能力的企业。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把补贴取消，企业就会破产、大量失业、政治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当然不能发展得很好。&&&&同时，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失败，按照市场来经营，也不能让政府发挥因势利导、帮助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活动。因此，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我们知道，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学界不少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就是双轨制的经济。实际上，中国的双轨制曾经比较成功，因为它一方面是给原来优先发展的部门、缺乏实力的企业以必要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并且，各地在推行经济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实行双轨制时保留了不少扭曲，保护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这些扭曲包括，第一是金融行业的大银行，只能给大企业和富人提供服务；第二是资源价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门是垄断的，像电信、交通。这种情况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业和富人集中。有钱人的消费倾向比较低，大企业的消费倾向更低。财务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或投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的局面。&&&&如果投资比较多，国内消费能力又比较低，当中的缺口就变成出口——这也是造成贸易问题的主要原因。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推行了双轨制的改革不到位。&&&&向单轨制过渡，政府要因势利导&&&&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谈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应该怎样做？要从两方面进行思考：&&&&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由双轨制向市场单轨过渡。当初实行双轨制，是因为我们当时是资金非常稀缺的国家，1979年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已达到54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保护补贴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要扭转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包括金融过度集中的问题——应该发展能够给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中小银行或地区中小金融机构。&&&&同时，原来的资源基本是白给的，现在应该将资源的费率提高到国际的合理水平，让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发生。&&&&原来的垄断领域现在都是有竞争力的营利行业，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进行竞争、深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政府还要发挥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发达国家退出了一些产业，我们已经处于或非常接近世界产业前沿。这些产业要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就要靠自己的研发。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第一，建立比较好的专利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创新；第二，必须支持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对商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支撑作用，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第三，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对一些新产品使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这些新产品很快达到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第四，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国为了支持生物能源，规定到2020年美国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我们国内在谈政府作用的时候，有时讲全部靠市场，政府不应该发挥作用。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自废武功，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改革以后，它是“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智利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没有出现新的产业，收入分配也越来越恶化。&&&&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市场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发挥政府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本文根据林毅夫在“中国开放新阶段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未经作者审核。林毅夫在著作《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中讨论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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