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善因论”的两篇文章
对司马迁“善因论”经济思想的理解
转自价值中国网，作者张凤梅。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4260.html
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以它丰富的内容和各具形式的手法，记载了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约三千年的社会
变革、学术文化、宗教活动、天文地理等情况，反映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活动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还充分体
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观点，尤其是《货殖列传》中的“善因论”，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本文就此谈
一些粗浅的看法。
1、“善因论”的含义
这句话是司马迁主张经济自由的集中表现。“善者因之”就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经济发展之自然，听任私人进行生产、贸易等活动，不加干预
和抑制。“利导之”就是在顺应、听任私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前提下，由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引导，以鼓励人们从事这方面的经济活动。“教诲之”是指封建国
家用教化的办法诱导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或劝诫人们勿从事某方面的经济活动。“整齐之”是指由封建国家采取行政手段、法治手段来干预人们的经济活
动，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与之争”是指封建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并借以获利，这是最坏的政策。司马迁积极提倡“善者因之”而坚决反对“与之
争”。“利道之”、“教诲之”和“整齐之”依次居于中间，可以视条件而使用。司马迁对上述各种经济政策的等次排列和优劣区分的标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
度。干预越少越好,干预越多越差。这是他吸收“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并运用于经济分析的结果。因为，无论是“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或“与之
争”，都是属于一种“有为”的行为，都是从外部向内在主体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从而也就意味着是对人的自然人性的一种逆违，这将或多或少限制人的主观能
动性的发挥，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欲发展经济，首先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就必须充分肯定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自然追求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司马迁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各任其能”，会自然地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来从事经济活动，
政府根本用不着去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
2、对司马迁“善因论”的评价
司马迁的自由经济主张与西汉经济政策的前后变化有密切的联系。汉武帝以前西汉统治者实行的是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理论依据是黄老道家
的清静无为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汉统治者简政省刑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使百姓有较安定的环境、较充裕的时间和一定
的财力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休养生息政策实行短短几十年就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历史上罕见的繁盛景象。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并持肯定和
赞扬的态度。但到汉武帝时期,经济相对空前繁荣,国家富强,非遇水旱之灾“人给家足”,这时,黄老之言的“清静无为”主张与统治者力谋扩展势力和建立统一
巩固的封建王朝的意图已不相适应,甚至相违背,因而,这时候是落后的,保守的;实际上这在阶级社会也是行不通的。如果现在还一定要按此办法做事,就是堵塞
百姓的耳目,社会上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了。司马迁认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诗》、《书》所述的虞、夏以来,人们都是在追求“声色之好”,追求功名利
禄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实际情况,那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恰恰正是这些追求促进了物质的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前进的真
正原动力。这时司马迁自然而然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政策的观点:“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种观点对繁荣经
济,特别是对和秦作对比时西汉初期落后的经济情况,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西汉时期落后凋弊的经济状况的。所以,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正确的。　　　
但是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使封建经济脱离了汉初与民休养生息的自由经济道路,使封建经济走上了一种完全由超经济强制起支配作用的道
路;离开了司马迁“善者因之”的道路,走上了“最下者与之争”的道路。司马迁对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批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他对封建经济干预的一般批评。
中国封建社会官营经济排斥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空间,自身又存在诸多不能克服的问题,加上封建大一统国家自身缺陷,终于使社会经济失去了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司马迁说“百姓不安其生,骚动”是这种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令人遗憾的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经济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缓慢前进,直到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能有以上丰富敏锐的经济思想和理论阐述,实是可贵。这些经济思想和观点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司马迁的消费思想及其启示
转帖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作者SWORD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2688
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著有《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在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司马迁这种自由的消费主张，与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司马迁的自由消费思想
于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古代的众多思想家、文学家与史学家大都提出了自己的消费思想。由于诸家所处时代、经济观点与哲学基础不同等原因，这些
消费思想各不相同。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即“崇奢论”与“崇俭论”。受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在两类消费思想的竞争中，“崇俭论”处于主导地位。
“黜奢崇俭”与“贵义贱利”、“重农抑商”一起，成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
与其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相一致，司马迁提出了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这种消费思想大致属于“崇奢论”的一派，虽然在古代消费思想史上不属于主流，但由于司马迁的历史地位，其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实有着重要的影响。
人们普遍追求高消费和争荣斗富的心理出发，司马迁认为，追求高消费是“人之情”，提倡“因之”，即提倡自由放任，并予以引导。司马迁承认，人们的消费心理
在神农氏之前，他不清楚；但神农氏之后，大家则普遍追求“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的享受。“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虞、夏以
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
。”对于这种“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一般人也会认为是“人之情”，但总是会予以教化，通过限制消费，提倡节俭来予以改变。但司马迁却认为，这
是消费规律，认为想要予以改变肯定是徒劳无功，即“虽户说以助论，终不能化
。”人的这种希望获得更好的物质满足的要求是不能改变的，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
欲。”既然追求高消费和争荣斗富是消费规律，人力是肯定不可扭转的。那么，能做的只能是顺其自然，崇尚这种高消费，并予以引导。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
但“善者”如何“因之”呢？司马迁认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雕人体安驾
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
。”司马迁描述了那种奢侈和攀比的消费心理，但是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这种奢侈的消费，具有这种消费力的，只能是统治阶级
和富有的工商阶层，例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所称的“素封”之家。但由于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对工商阶层的日常起居出行等都做了明确的限
制，因此工商阶层虽有消费能力却不被统治阶层所允许进行高消费，可以享受高消费的只有统治阶层。可见，司马迁这种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代表了当时工商阶层的
经济利益。
司马迁这种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有其积极的意义。司马迁认为玉石、声色、犀、技巧、珠玑等，“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 奉生送死之具也
”。司马迁将消费的基础由农业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认为农虞工商都是消费资料的源泉，消费越发达，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越大，生产发展了，又能进一步促进消
费；而消费得不到发展，生产亦将受到影响。
二、司马迁消费思想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经济观点与哲学基础的影响，司马迁的消费思想也不例外。司马迁消费思想的形成，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其本身自由放任的经济观点，与崇尚道家的哲学基础有重要关系。
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结构的基础是自然经济，生产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直接需要，消费对生产的作用并不明显。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越来越重要，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出消费对生产的重要作用，认识到限制消费将影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而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工商阶层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统治阶级对工商阶层的压制，使这一阶层虽具备
足够的消费能力，却不能尽情享受，所以他们希望统治者能放宽要求，使他们能放纵消费。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低下，崇尚消费不但无助于农业发展，还
有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倒退，也将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工商阶层非但不能实行高消费，还倍受歧视打击，他们的消费标准也被明确予以限定、不可逾越。司马
迁作为有远见的思想家，正确认识到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强调工商阶层对生产的积极作用，为顺应工商阶层的消费要求，提出了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但不幸
的是，司马迁的这种崇尚自由的消费思想并没有被统治者采纳。我国古代生产力没有进一步发展，与这种不重视消费的观点有重要关系。当然在生产力还没有得到一
定发展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消费也只能适得其反。但如果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仍然不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那么生产力的发展肯定会受到重大的影
响。不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恐怕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后中国和西方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马迁的消费思想与其经济观点有重要
联系。司马迁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也就是“善因论”。所谓“善因论”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是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过多干预和控制的经济学说。“善因论”
将经济的发展看作是私人的事情，认为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要义在乎“因”，即自由放任。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善是最好的意思，所谓“因”，即顺应、听之任之之意，而“善因”，就是说听之任之是最好的，故将司马迁的理论称为“善因
论”。其核心，即是“善者因之”。至于“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等均不及“因”。“善者因之”是一典型的放任主义口号，“因之”是顺应、听任，
并不是为封建国家谋一时之利，而是听任私人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为他们自身谋利，从而实现经济繁荣、民殷国富这种国家长远利益的最终目的。既然司马迁提
倡农虞工商为自身谋利，以实现经济繁荣、民殷国富，既然消费能为生产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提倡自由的消费肯定是应有之义了。司马迁强调自由竞争，既然
每个人都要求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益，在“利”面前谁也“不余力而让财”，各人当然都要根据各自的聪明才智和条件去争取获得最大的一份，那就不能允许在求富的
前进道路上设置人为或自然的障碍，而只能“因之”，使每人都有充分的竞争自由，那么贫富差别和分化自然也是合情合理的。他说：“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贫富差别只在于巧拙不同而已。司马迁接受了《管子》中的经济思想，指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只有当社会消费
水平普遍提高，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既然有贫富，且贫的消费不起，那么富的进行高消费，也是自然趋势，不能干涉。当然，司马迁亦非主张绝对的放
任，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适当干预，还是必要的。他说：“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即对于“倍本多巧，奸轨弄法”之徒，教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严削”以齐之。但这并不妨碍司马迁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经济自由放任，消费自也提倡
司马迁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哲学基础。司马迁以儒家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为出发点，重点借鉴吸收道家思想和
黄老学说，扬弃诸子百家，终成提倡自由消费的思想。首先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师董仲舒为一代大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儒家思想已占统
治地位，司马迁的思想自然深深打上了儒家学说的烙印。司马迁深受儒家“无为”论的影响。儒家的“无为”不同于道家的“无为”，儒家的“无为而治”体现了
“德治”主张，而道家的“无为”重符合自然规律，“治”是次要问题，而儒家“无为”是以“治”为主要目的。司马迁也正是在深信天地万物的运行存在其内在规
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倡自由消费的思想。其次，司马迁还重点借鉴和吸收了道家思想和黄老之学。《老子》认为天道无为，治理国家必须“法自然”，实行无为而
治，才能“无为而无不为”。汉初黄老之学，将无为应用于经济，由消极的、否定的，改造为积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黄老之学，以道家为主，兼采儒、墨、
名、法、阴阳家的一些积极成分融铸而成。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思想，体现到经济方面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要“烦”和“扰”，国家不要去干预私人生产和流
通方面的经济活动。私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趋利避害，一切经济活动就会取得较好效果。落实到消费方面，就是要提倡自由，不能予以干预。
马迁的提倡自由消费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赞同，例如班固就对司马迁提出了批评。班固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将其视
之为异端，并称之为“一家之言
”。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十分低下，统治者为发展生产，除“重农抑商”外，一般还限制消费的扩张。因此，司马迁的自由消费思想在古代并没有得到提倡，既没有为
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也没有被以后的统治者采纳。如果说司马迁这种消费思想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有所超前的话，那么在生产力获得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就应
该予以重视与实施。假如在明代中后期，中国就实施这种提倡自由的消费思想的话，那么因消费扩张所要求的工商业的发展将会加快，明末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的萌芽可能会因此而开花结果，如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遗憾的是，司马迁的消费思想从未得到实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
思想在社会中仍然占据主要的位置，并一直影响到今天。这种传统的节俭思想，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副作用也不容忽视。在国家采取种种措施消费仍难以启动的情
况下，重温司马迁的消费思想，可能会有其特殊的意义。自由的消费需要自由的市场，这难道不是我们当前改革的着力点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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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大帝吧】从
* * 28 卷第 4 期 * 第 Vol. 28 No. 4绥化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uihuａ University2008 年 8 月 Aug . 2008从 《史记》 看司马迁的先进思想杨 简 李清文525000 ）（茂名学院中文系 广东茂名司马迁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和史传文学家。他一生都心系着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的人生 摘 要： ― 《史记》《史记》 。 中表现了司马迁具有先进的历史观、 民族观和 追求， 花费了一生的精力， 终于在有生之年写成了一部巨著―― 经济观， 他的这些先进思想， 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司马迁； 历史观； 民族观； 经济观； 当代意义 1206.2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3-03 ）一、 司马迁的先进历史观（一） 司马迁 “不虚美， 不隐恶” 的写史态度。作为历史学 家， 记载历史应当遵循实录精神， 而遵循实录精神就会触犯权诸家又自成一家的先进史识、 大一统的历史观， 《史记》 这是 之 所以成为后世史著楷模的最本质的原因。 汉武帝前期， 中国社会就流传着百家思想， 百家学说。在 对待百家方面， 司马迁是持着各有优点， 相互补充的学术观点他喜欢百家学说， 更喜欢儒学， 但又不独尊。 司马迁曾经受 贵， 言别人不敢言之言， 做别人不敢做之事， 而要做到这一步， 的。 必须具有大无畏的精神。 司马迁就做到了这两点， 《史记》 学于董仲舒，问故于孔安国，同时也受到他父亲司马谈的教 他在 中直言不讳，如实记录了那些别人不敢记录的历史事实。他 导。但在对待儒学态度方面，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又有所不 敢在 《史记》 中写汉代酷吏的狰狞面目， 就连开国皇帝刘邦， 在 《佞幸列传》 中也敢直言 “高祖至暴抗也！” 司马迁在回答壶遂 “昔孔子何为而作 《春秋》 的问题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 ” “ ‘ 废， 孔子为鲁司寇， 诸侯害之， 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 道 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以为天下仪表， 贬天子， 退 诸侯， 涛大夫， 以达王事而已矣。’[1] ” 司马迁借 《春秋》 “贬天子” 来抒发自己反暴政的情绪， 把 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高度评价伟大思 中首创性地给孔子以 “至 想家孔子的第一人， 《孔子世家》 他在 圣” 的总评价。 在对先秦各学派评价中， 司马迁赞同儒、 道二家 的言论较多， 但又能认识到其各自的不足， 敢于提出尖锐的批 评。 《太史公自序》 如在 中引其父语， 批评儒学 “博而寡要， 劳而[1] 他用自己的新认识去清理古今纷纭复杂的历史， 去对 少功”；历史人物作评价， 千载之后仍令人信服震慑， 其信服力与震慑 主要源于其思想的敏锐与认识的精深。 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当朝的汉武帝。 没有对暴政的无比仇恨， 力， 2.大一统的历史观。 每一个时代， 都需要有使其社会人群 没有视死如归的精神，谁敢写出这样的文字！司马迁以史著 为武器， 高举反暴政的旗帜， 向暴政宣战， 其思想不仅高于同 时代的人， 在他以后 2000 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史家中也没有能 超过他的人。 （二 司马迁先进历史观的具体表现。 ） 1.兼容诸家又自成一家。 《史记》 是我国正史之首， 不论从 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它开辟了中国史学的 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司马迁具有兼容 新纪元， 开创了科学、 聚合的意识，而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中聚合的意识就是大一 统观念。司马迁从中华民族起源说起， 来论证国家、 民族大一 他的 上限起于黄帝， 说明三代帝 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史记》 王， 列国世家， 追祖溯源， 皆本于黄帝， 整个中华民族皆是黄帝 子孙， 就连匈奴、 西域、 西南夷等部族都属黄帝支系。 他的这种 历史想法， 创造了华夏各族同宗的历史， 天下是一家的历史。 司马迁对一些推进大一统事业的人物的个人品质以及行*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杨简 * （1954- ， 广东茂名人， ） 男， 茂名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53政措施有个人看法， 如他对秦始皇的暴政十分厌恶， 但对其统[1] “秦取天下多暴， 然世异变， 成功大。”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 史作用和社会效果， 因称帝时间短， 在其当政时并不显著， 而烂文治”国库充实， ， 国力日益强盛。可是， 边关人民仍处于水 “和 产， 严重威胁汉朝的京都长安。虽然自汉高祖以来就实行 亲政策”但每次 ， “和亲” 换来的和平无非是三五年； 而且每次 到了汉武帝时期， 已经有六七十年了。 一直保 再让， 一忍再忍。 持这种逆来顺受的 “和亲” 关系， 长此以往， 以至国威沦丧， 人 民谈 “匈” 色变。 汉武帝是个奋发向上， 好大喜功的帝王。 他怎 么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呢！而且此时汉朝的国力可以说是国库 充实， 经济繁荣， 完全有能力打大仗， 持久战的本钱了。 汉武帝 自执政日起， 就实行大量的改革， 集中权力， 准备顷全国之力 打击匈奴， 他要改变一切， 扭转汉匈关系。 所以， 这个时期的民中赞道： 深火热之中， 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却给予充分的肯定， 《六国年表》 在 少数民族不断侵扰汉朝边境， 杀掠百姓， 掳掠财匈奴人提出的要求有增无减， 贪得无厌， 逼得汉朝一让 到了汉代时才充分显示出来。汉朝当时社会思潮，不是因为 “和亲” 秦短促而否认其历史地位，就是一味责骂其严刑酷律以显示 汉朝的宽容仁厚，这种认识甚至严重影响到后世。司马迁既 反对秦朝的暴政， 同时又肯定秦朝统一天下之功甚伟， 这种远 见卓识的主导思想便是大一统的历史观。 3.人主宰历史发展变化的历史观。 司马迁不相信天意， 他 在 《项羽本纪》 中批判项羽将失败归于天意是 “岂不谬哉” [1] 。 在 《蒙恬列传》 中批判蒙恬 “不以此时强谏， 振百姓之急， 养老汉朝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 存孤， 务修众庶之和， 而阿意兴功， 此其兄弟遭诛， 不亦宜乎？ 族关系更加突出， 更加激烈。[1] 尤其是汉匈关系非常的紧张。 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也不相信天人感应， 《伯夷列传》 是当时的主要矛盾， 他在 司马迁正处 中对天能报应的无根据妄说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以现实中善 于蒸蒸日上的汉武帝时期， 作为史学家， 如此大的民族问题，遭恶报、 恶有善待的事例， 批驳了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的空 谈， 对神秘的 “天人感应” 进行了大胆的否定。[2]如果真有什么 “天道” 的话， 在司马迁眼里只是客观自然：夫春生夏长， “ 秋收 冬藏， 此天道之大经也， 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 ‘四时之 故曰 ” 大顺， 不可失也。’[1] 4.坚持实录与创新相结合。创新是事物发展和强大的保 证， 只有在原有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 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发 展壮大。 《史记》 的完稿， 实现了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1]在 这部 当然时刻留意， 时刻关心民族关系的细微变化。 《史记》 不朽的巨著中，集中体现了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进步民族思 想。 （二 先进民族思想的具体表现。 ） 1. “四海之内皆兄弟” 的大一统思想。他在 《史记》 中所表 达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 “大一统” 令陛下……平定天 。 “ 下， 海内为郡县， 法令由一统， 自上古以来未尝有， 五帝所不[1] 及。”这里的 “一统” 即指全国统一的意思。而 《史记》 创新了变， 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想， 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在史学上追 “大一统” 思想， 认为中华是大一统的国家与民族， 华夷共为黄 求创新和尊重历史事实的实录精神。实录是历史学家必须遵 帝子孙； 中华各民族是平等的， 应该和平相处。司马迁的这种 循的标准， 没有实录就无所谓历史， 历史事实是不能任意更改 民族思想，在当时可以说超越时代的局限，具有很大的进步 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 对历史记述应全面占有材料， 承认客 观事实的存在， 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 不应做任何曲笔。司 马迁写历史，全方位的展现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 记， 反映了历史的本质， 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反映。 在 《史记》 司马迁作出了许多的创举。首先， 里， 从意义上 来说， 《史记》 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 给后来的史学发展提供 了范例和广阔的领域， 开创了散文叙事的传记文学。其次， 从 内容和形式上来说， 首创纪传体， 形象地照映了封建社会的等 级序列； 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 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 性。司马迁对西汉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 极为赞赏， 《太史公自序》 在 中说： 汉兴以来， “ 至明天子， 获符 瑞，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 受命于穆清， 泽流罔极， 海外殊俗， 重译款塞， 请来献见者， 不可胜道。[1]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 ” “大一统” 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同时充分体现了司马迁 2.主张民族平等， 反对民族战争。在 《史记》 司马迁记 中， 载了许多汉朝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匈奴等民族发生战争的 情况。他的用意是明显的， 既反对其他民族对汉朝的侵扰， 亦 反对汉朝对这些民族和地区用兵。代学； “太史公曰” 首创 的史论形式， 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 在 《匈奴列传》 中他写道：至孝文帝初立， “ 复修和亲之事。 首创经济史传， 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 意识到经济发展 其三年五月， 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 侵盗上郡葆塞蛮夷， 杀 状况对社会起决定的作用； 首创军事史传， 系统地总结了古代 略人民。 匈奴日以骄， 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 [1]周边少数 ” 的战争理论和叙述了战史内容； 首创学术史传， 提出了民族一 统的思想； 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 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 首创 语译古文， 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 首创历史文学， 把历史 人物的实录塑造成为典型形象； 首创少数民族列传， 载述外国 史事。 总的来说， 司马迁创造了百科全书式的 “纪传通史” 这 。 不仅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创新，而且在文学史和 思想史上也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民族的这种行经给广大的边塞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 难， 司马迁自然是反对的。同样的， 他也反对汉朝对少数民族 发动战争。我们从 《平准书》 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又兴十 “ 余万人筑卫朔方， 转漕甚辽远， 自山东咸被其劳， 费数十百巨 万， 府库益虚。”其后四年， “ 而汉谴大将军， 将六将军,军十余 万， 击右贤王， 获首虏万五千级。 明年， 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 击胡， 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虏 数万人皆得厚赏， 衣食仰给县官； 而汉军知识马死者十余万， [1] 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在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用兵， “ 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 凿山通道千余里， 司马迁写道： 唐蒙、 （一 先进民族思想的历史背景。 ） 虽然汉朝经过文景的 “灿 以广巴蜀， 巴蜀之民罢矣。 于是外攘夷狄， “ ” 内兴功业， 海内之二、 司马迁的先进民族观54[1] 士力耕不足粮饷， 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进行考察其作用， 指出四业兴旺， 国家富强； 四业不齐， 国家贫 弱。 司马迁对 “重农抑商” 这一传统政策作了彻底的否定， 他站 得高， 看得远， 首创经济史传， 这种敢于以社会变化而创新的 精神是值得后人钦佩和学习的。 2.反对国家强制干涉， 主张经济活动自由放任。 司马迁主 张国家不要过多干涉经济活动。 提倡放任为主的经济思想。 司 汉初各朝代实行的抑商政策， 对社会经 马迁认为从战国到秦、 济只会带来消极的影响。汉武帝实行的均输、平准等政策是 “与民争利”他主张对于人们追求财富， 。 通过交换满足个人需 要的经济活动， 最好是依据经济规律因势利导， 任其发展， 不 要横加限制干涉。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主张放任政策， 强调不必 以行政命令干涉经济活动呢？其原因有三： 第一， 他指出各地无论是周边少数民族侵扰汉朝的战争，还是汉朝对周边 地区发动的战争， 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两败俱伤的结果是人民 的流离失所， 民不聊生。司马迁主张民族之间和睦相处， 国家 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让人们致力于生产，致力于发展经 济， 过上好日子。司马迁的反战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三、 司马迁的先进经济观（一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划时代意义。打仗实际打的就是 ） 钱， 没有充实的国库， 即使有万人莫敌的将领， 也难以维持长 和匈人打 久的战争， 取得最终的胜利。汉武帝连年兴兵打仗，“皆中国人民所喜好” 有农、 ， 工、 而这些物产 了几十年的仗， 靠的就是有充实的国库作后盾。在这一时期， 有丰富的物产， 商分工合作， 互通有无， 政府没有必要实行 “发征” 这一强 不但政治问题、 战争问题、 民族问题谈得很火热， 经济问题也 虞、 第二， 他认为每个人只要 “任其能、 竭其力”就可以满 ， 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关心的问题。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不但 制政策。 记述那些政治人物， 还留意那些经济人物。在 《史记 货殖列 ? 传》 中记述了许多有名的经济人物， 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经 济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 历代统治者都奉行 “重农抑 商” 政策。然而，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强化思 想统治的时期， 却能够首创经济观， 第一个系统的考察商品经 足对物质财富的欲望。 因此， 政府也就不必干涉民间的经济活 第三， 他认为不必统一物价， 此处物价低， 商人自然会到 动了。 价格高的地方卖。他还认为， 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 像水一 “ 不求而民出之。 ” 样从高出往低处流， 日夜不停，不召而自来，[1]认为对经济发展的不干涉政策是 “道之所符， 自然之验” 。他[1] 扩大商品交换、 很赞同汉初的 济的发展及其特征， 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 “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 的开放政策， 正是由于 富国富家的经济理论， 不仅使西汉走向繁荣， 而且达到了划时 汉初实行开放政策才出现了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 司马迁能够提出如此 不通， 代的最高水平。[3]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 得其所欲” 的经济繁荣局面。有见地的经济思想， 实在难得。 （二 司马迁先进经济思想的具体表现。 ） 1.反对 “重农抑商”强调四业并重。 ，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集 中体现在 《货殖列传》 《平准书》 《货殖列传》 和 中。 是以文景时 期繁荣的社会经济为背景， 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景象， 肯定 了商人的历史作用， 鼓励发财致富。 《平准书》 则概述了汉武帝 时期经济的滑坡趋势， 讽刺当时的经济政策。两种背景， 相反 相成， 形成鲜明的对照， 生动地描述了汉初至汉武帝时代西汉 经济的形势变化， 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史观。 从战国以来， 我国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 “重农抑商” 政 策。到汉武帝时期，重农抑商”政策得到了全面的推行和发 “ 盐铁官营， 平准均输， 算缗告缗， 中等以上人家大多遭到告 展。[2]3.反对家富国富对立， 主张藏富于民。 在富国与富民的关 系上， 司马迁首先主张藏富于民， 只有人民富足， 国家才能富 强， 富民与富国是相辅相成的， 富民是富国的基础， 富国是富 民的保障。 为此， 司马迁把既使自己富裕， 又使国家富裕的 “太 “ 、 等列为致富之首。 他说： 太公望 “劝其女功， 极技 公望” 管仲” 海 巧， 通鱼盐， 则人物归之， 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一履天下， 岱之间联袂而往朝焉。 其后齐中衰， 管子修之， 设轻重久府， 则 恒公以霸， 九合诸侯， 一筐天下” 管仲自己也 ， “富于列国之 君” 司马迁对管仲这样 。 “上则富国， 下则富家” 的事迹， 给予了[4] 极高的评价。司马迁写这些人的目的， 是希望人们学习他们，把自己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联系起来， 以民富带动国富， 促进 国富。 国家富强， 社会才能安定， 经济才能发展， 人们才能安业“势”他认为， 。 人们奉 认识到商业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 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在各个不同地区，他们不可能每发而破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 司马迁研究了商人的活动， 治富。国家的贫困动荡只能使人民陷于无限的灾难和困苦之 中。 《史记》 是一部百科全书，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里 一个人都去从事所需要产品的直接生产， 因此必须分工协作， 面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 去研究。 [1] “故待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 商而通之。” 相互依存。 参考文献：司马迁还强调指出：此四者， “ 民之衣食之原也。原大而饶， 原 小则鲜。 上则富国， 下则富家。[1]人们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之需， ”[1]司马迁.史记 太史公自序[M].中州古籍出版社， ? 1996.[2]杨树增.试论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J].南方论丛， 2006 国家要富强， 就必须扩大农业、 手工业生产， 还要开发山泽， （2 . 发 ） 展商业。 他引用 《周书》 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 “ 工不出则乏 [3]于云洪.论司马迁的商品经济创新思想[J].潍坊学院学[3] 其事， 商不出则三宝绝， 虞不出则财匮少。”这里司马迁不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且强调了四业并重，缺一不 可。他把商业作为人民的衣食之源放到国民生产总体结构中报， （1 . 2004 ） [4]龚启耀.司马迁重商思想探讨[J].北方经贸， （8 . 2003 ）[ 责任编辑高文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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