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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部分人贫困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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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新零售元年，虚实之争的终结，马云宗庆后的和解新零售元年，虚实之争的终结，马云宗庆后的和解爱的筑巢百家号日，整整一年之前，两会。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又小小怼了一下互联网经济，他说，很多电商搞促销、花钱买流量，把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搞乱了。“花一块钱把你的产品买来，贴八毛钱卖出去，把这个市场全部占领以后再抬价，这就对实体经济就有冲击了。”谁都知道，买流量这种做法已经很少有电商在做，电商搞乱价格体系的说法也早就过时。明眼人看得出来，这是已经70多岁的老人家为了维持“永远的电商反对派”人设的迂回之词。精明的浙商大佬挽回体面之后立即把话锋调转，“但是，互联网对实体经济也是有帮助的，比如管理方面……设备方面……”。两三个月之前，交锋可不是这等和风细雨。在日的央视财经论坛上，宗庆后怒怼马云的“五新理论”——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除了新技术之外，其余都是胡说八道，马云又不从事实体经济，能制造什么东西”、“虚拟经济把实体经济搞得乱七八糟”、“炒概念太多，把实体企业搞晕了”。在台上的宗庆后显得异常激动，与他同台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另外两位大佬，格力董明珠和TCL李东生。这场论坛同时在央视《对话》节目播出。一时间成为舆论纷议。三个月之后两会上，宗庆后的和缓态度预示了剧情的转变。不仅仅是他和马云握手笑谈缓解浙商大佬的私人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位中国快消制造业的代表人物开始迅速拥抱他曾经不屑的新零售。日，娃哈哈加入无人便利店风口，同深兰科技签订“3年10万台，10年百万台”的无人商店协议，总金额近百亿。日，哇哈哈30周年庆典上，娃哈哈宣布与蚂蚁金服达成联合营销合作。真是形势比人强。在我的商业案例观察中，娃哈哈和宗庆后的这种曾经的执拗和激烈以及迅速扭转的商业决策速度令我印象深刻。有趣的是，宗庆后曾经和万象的鲁冠球一起，既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是第一代浙商大佬，在鲁冠球去年去世之后，宗庆后以他的资历和人望成为老一代浙商领袖，而这场碰撞和扭转正是发生在他与新一代浙商第一人之间。一、实体大佬打错了板子、怼错了人在我看来，弥漫在一直到2017的这场虚实之争一开始就是搞错了对象、打错了板子。没搞清楚概念的是宗庆后们，不是马云。有没有虚实之争？当然有。但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别对应的根本就不是“互联网”和制造业。制造业大佬对于互联网经济的误解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董明珠在央视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在家开个网店就可以赚钱，都不愿意到实体经济工作，因为自由啊，去企业要打卡考勤嘛，这代人对我们这个国家，是有隐患的”。董大姐对网店是有多误解。在学院经济学上，从来就没有给实体经济下过明确定义。当我们说经济增长的时候，增长的到底是什么，亚当斯密叫财富，马克思叫价值，现代经济学叫效用，无论哪种，大概可以解释为，某种商品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一个小姑娘在家开网店卖茶叶、衣服、口红或者水果，她实际上就是一个零售商，她需要经历从生产商那里挑货、选货以及开店、包装、文案营销，而在下游环节，她需要跟消费者进行沟通，收银、发货以及售后服务，当茶叶、衣服、口红或者水果送到我的手里的时候，她的商品就是满足了我的某种欲望。在这个过程中，她获得的收入就是服务业GDP，这种价值的产生就是“经济”，如果你非得把它称作实体经济的话，它就是没有一点杂质的实体经济。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小女生。2015年左右，共享经济开始不久，她在广州市中心租赁了10套一房一厅的小户型房子，再把这十套房子进行统一风格的装修，然后再给她的公寓们统一命名，再将这十套房子挂到Airbnb以及国内短租平台上，按天、周、月出租。她的每套房的平均租金在3000块左右，而每个月的收入在1万2左右，所有房间打扫卫生、修理电器工作全部外包，实际只雇佣一个兼职员工，用来跟短租平台的顾客沟通，去掉成本，平均每套房每个月的净利润近5000元，十套就是每月净收入5万元。而她本人还是兼职完成。无论是一个网店的经营者，还是一个共享租房的运营者，他们都要付出劳动，都要付出心思——我的那位做短租的朋友在装修、风格设计以及给每个房间取名和差异化细节上煞费苦心，而最终，他们都获得了回报，无论是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是按照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他们所做的毫无疑问都是“国民财富增长”的一部分。与所谓电商损害实体经济论同时喧嚣的还有一种论调，就是互联网将冲击就业，人工智能将导致制造业工人无处可去，大规模失业不可避免。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宣布，2017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仅只有3.9%，为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还有两个数据也很醒目，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51万人，而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达到558万人，均超预期。（近五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总体趋低）新增就业都去了哪里，更值得细问的是，失业人员再就业都是在哪里就业。我说三个数据。一是物流快递行业数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快递行业业务收入、业务总量分别增长2.7倍和3.6倍，快递业务年均增长53％，快递企业达到2万家，而快递从业人员10年增长13倍，超过两百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中国物流行业从业人员已经超过5000万人。二是网约车就业数据。日，滴滴发布的《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新增网约车行业就业人群中来自去产能行业的职工数量达到393.1万，涉及煤炭、钢铁以及水泥、化工、有色金属等产能过剩行业，同时，有178.8万复员转业军人以及209.3万女性加入网约车司机群体。三是网店数据。阿里巴巴数据显示，开在淘宝、天猫的店铺已经高达1000万，活跃店铺约300万，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显示，仅阿里巴巴电商平台带动的就业超过3300万。当新零售全面铺开之后，直接间接创造的就业已经难以统计。毫无疑问，互联网经济是新经济，评价一种新经济是不是进步的，就看两点，第一，它有没有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价值、满足更多社会福祉，第二，它有没有带动就业，至于是所谓虚拟还是实体，无足轻重。（物流行业对中国就业贡献巨大）二、宗庆后和马云的和解但是，2015年前后，中国确实弥漫着“实体经济焦虑”，在我看来，这种焦虑的问题本源来自真正的虚拟经济——金融业，而不是互联网经济。中国政府的确深谙宏观经济政策时移势易的把握。2015年年中的股灾是中国虚拟经济问题的总爆发，而在年末以及2016年发生险资野蛮人敲门万科和格力的年度大戏，虚拟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吞噬力量显示了可能逾越边界线的巨大风险。在金融界乱象还捂着盖子的时候，中国的实体经济大佬一方面价值凸显，光环笼罩，另一方面也把鞭鞑指向了外界。为什么他们没有指责真正的虚拟经济乱象，而是指责互联网经济，并且以虚拟经济的明目乱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本质上也是相当简单的问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互联网经济已经攻入到他们的卧榻之侧，变成他们的最直接威胁，而虚拟经济的风险更多来自宏观，他们被金融业集体抽血，但却没有成为直接瞄准的猎物，甚至，微观上，虚拟经济还在时刻给他们奉上“蜂蜜和黄油”。我们去看看最近两年被收拾的金融大佬的发展过程就明白了。这种社会和经济演变的微妙之处正是商业史最有趣味的地方。不过反过来，这恰恰证明，互联网经济已经越过虚拟空间，全方位渗透进实体行业了。这种渗透，我以为第一步就是零售行业的大变革，而第二步，就将抵达制造业。零售业的变革已经到了大革命的前夜，因为革命力量已经兵临城下，而保守力量的阵地还没抵抗就已经沦陷。这场革命看上去更像光荣革命——说真的，像“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声再见都不会说”这种话真是矫情，所有的商业交易都是在自愿规则前提之下，而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就是，交易不仅是你情我愿，更是对双方都有好处。，中国经济最让人兴奋的，不好意思，不是区块链，而是互联网经济全面渗透进零售行业。阿里巴巴和腾讯掀起了总额数千亿元以上的买买买，传统线下零售类别的巨头几乎一一收入囊中。在这场新零售战争中，我不太喜欢那些只是停留于“站队”以及合纵连横的庸俗化解读。实际上，新零售战局成败根本上无关阿里和腾讯的竞争，一旦新零售实验成功，阿里腾讯都会受益，一旦失败，双方都没有胜利者。（无论阿里腾讯怎么争夺，理论是灰色的，实践见分晓）这场买买买当然不是财务投资，不是买完就扔那里，而是，互联网企业要真正对传统零售业进行实质性渗透和改造了。互联网企业的野心和战略就摆在那里：以零售为中间环节，深度参与上游生产环节和下游服务环节，从消费端出发，控制上游、影响下游，建立一条制造、流通、销售的全产业链条。这样的宏观路径说起来容易，重点在谁能做到。在我看来，有着更深商业积累，更多运营经验和更强执行力的组织更容易胜出。但不管阿里腾讯如何推进，在这样的宏大框架之下，说真的，区区一个娃哈哈又如何对抗这么大的潮水？宗庆后在二十多年前创造了娃哈哈的“联销体”，这种营销做法把生产商和所有经销商绑定在一起，创造了娃哈哈的奇迹，甚至进了商学院的经典零售营销教材。但如今，娃哈哈的这种零售方式遭到了巨大冲击。宗庆后和马云是一定要和解的。毕竟娃哈哈每年700亿的饮料还是要进阿里的新零售卖场的。（老骥伏枥的宗庆后）三、新零售想象力的未来就是制造业中国经济迎来了几年来的最好时候。虽然整体仍然处在L型曲线中，但6.9%的增长率已经是近几年最好。上文说到，失业率创下15年最低。此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数据，说明中国经济的乐观情况。第一是制造业回暖，2017年全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4.8%，高于2016年的4.2%，尤其年末几个月PMI指数持续走高。第二是零售业繁荣。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同比增长10.2%，除了电商销售之外，商务部报告显示，实体零售五年来首次回暖，中国零售业进入繁荣期。某种意义上，制造业代表生产和供给，而零售业代表消费和需求。消费不振，尤其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过去几年，更有指责认为网购让实体零售萧条。但数据反驳了这一结论。实践不到两年的新零售带动了实体零售已是业界共识。中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宏观层面上实现了两大政策，一是供给侧改革，一是消费升级。这二者一个针对供给，一个针对内需。实际上，供给和需求也从来不是割裂的关系，更好的供给侧改革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提供更好的消费品，而内需的刺激能够提供更好的消费力，配套供给侧，最终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经济水平和民众福祉增长。互联网厉害在于，它不只着重一端，而是打通了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同时推动二者达到更深的契合和均衡。互联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握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那就是连接、数据和计算力。经济学经典教科书告诉我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是基本的生产要素。换句话说，一个人想创业，想生产，必须要拥有这些生产要素。但是，在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是，确实存在几乎不需要生产要素的创业。一个大学生自己鼓捣出来一个APP，就可以融资创业了，他自己一个人做的，不需要太多资本，不需要土地，劳动力就他一个，凭什么，凭的就是他掌握了这个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他懂数据，会算法，懂得互联网技术，他就拥有了相当可观的生产要素。然而，互联网经济没有颠覆经济学原理，恰恰相反，它如此巨大的能量恰恰是它充分发挥了经济学原理。阿里巴巴通过合并收购将国内线下零售巨头一一收下，这种并购将会强化新零售的内部分工，分工就可以降低成本，更何况这种分工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精密计算之后的分工。现在都在说线上赋能线下，所谓赋能就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减少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最终让消费者、中间商和生产者都获得好处。我对新零售带动消费升级以及驱动供给侧的变革是乐观的。现在更令人好奇的是，新零售有没有可能溢出零售的边界，促进制造业的实质性变革。2月11日，阿里巴巴入股居然之家时曾经让我脑子一闪念。在我看来，宜家相比居然之家这样的家居卖场是要更近一步的，但是在匠人、制造和消费者之间，宜家尚且不够让我满意。假如家居行业从装修设计、材料购买到施工管理实现云化，是否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而反过来，这是不是会彻底改造家具制造业？新零售想象力的未来其实就在制造业。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爱的筑巢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当你穷的时候，要少在家里，多在外面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威廉·配第的理论观点_百度知道
威廉·配第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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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社会财富。“如果一个国家迫使那些还没有得到完全就业的人民从事生产那些一向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或者通过对这些人征税的办法迫使这些人从事这些商品的生产，我认为，这种赋税同样会使公共财富增加” ，分别论述了关税.hiphotos.baidu.com/zhidao/pic/item/32fa828ba61ea8d0a304e241f58d4，政府可以运用税收指导人们去创办新的生产事业、国内消费税等主要税种。他认为，人头税是一种课于人身的税制，越穷的人.com/zhidao/wh%3D600%2C800/sign=b19a64d54cfbfbeddc0c3ee/32fa828ba61ea8d0a304e241f58d4.jpg" esrc="http://d.hiphotos。不仅如此，这些赋税的征收手续既不简便、费用也不节省，税负越重，危害性最大。<img class="ikqb_img" src="http://d.hiphotos。他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劳动的产物，从而也是赋税的最终源泉。税收的经济影响威廉·配第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深刻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baidu，它是包给捐税承包人征收的、而捐税承包人又不确切知道怎样做才算合理，就把收税的权力层层转包下去，以致到了最后、什一税、税收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减是赋税经济效果的主要标志赋税的来源配第的经济思想就是所谓的“劳动是财富之父。他说，如果对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给社会增加物质财富的人征税，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相反。他指出。配第认为，包税制违背了公平和确实原则；人头税不能按能力纳税，只准用货币形式缴纳税款是不便利的，还会带来消费://d，而是听凭某些政党或是派系的一时掌权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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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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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定义：《博弈圣经》中讲到：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
“（原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采纳率：44%
货币措施，国际收支等等比较大的方面，因为经济学很难做实验，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弗里德曼那帮人靠想象奠基出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就是稳定就业，稳定经济增长。 经济学的最终目标就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宏观经济学，利率等。但是至少到现在。由于微观经济学的趋于完美，所以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都是宏观的。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是一项需要天赋的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是政府措施，微观经济学经济学有两个分支，控制通货膨胀，稳定汇率，所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凯恩斯，微观经济学则是研究一个企业的运行，产品定价什么的，是小方面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
“（原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国富论》之后的100年，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理解经济学含义可以从以下三点考虑：
1.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所谓资源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们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的。
2.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带约束条件的选择行为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3.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分析的中心目标。这里的有效是有效率，不是有效果，比如皮洛斯的胜利——接近失败的胜利。经济学考核是否有效的标准是看收益是否大于机会成本。历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少思想家对当时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经济思想，但是没有形成系统，并常与他们的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因此，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称为经济学前史。
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古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从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个社会分工学说，纵然旨在为他设想的奴隶主理想国提供理论根据，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轲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指出了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但是他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从公正原则出发持否定态度。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瓦罗（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们论述奴隶制农庄的管理和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的首位，赞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市民法（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万民法（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古罗马法学家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这些思想对于中世纪的“公平价格”概念和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一切经济行为都基于私有财产权的经济思想，而有重大的影响。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从11世纪开始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如13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原则上反对贷款取息，但认为在贷者因出贷蒙受损失，或借主逾期未还，或以入伙方式贷款等情况下，可以收取利息。关于公平价格的概念，在古罗马法学家著作中提出过。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约），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托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这个看法，但加上了许多主观因素。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经济学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1890年A.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经济学这一名称就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既被用于理论经济学，也被用于应用经济学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得到阐发。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 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就是说，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尽管当时（如法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门有若（公元前 518～？）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管仲相齐时，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坏差别征以不同的税额，体现了使纳税者负担公平的原则。儒家在赋税问题上主张“薄税敛”，即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但荀况不是象孔丘、孟轲那样主张恢复“藉田以力”的“公田”制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追随管仲的思想，认为“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张“等赋”，即按田地优劣制定赋税的等差。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周礼》一书很注意对市场、物价进行管理的问题，提到当时官职中有司市、贾师掌握“平市”、“均市”、“成价”、“恒价”等事。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管子》的《轻重》篇，则从货币流通量影响物价的角度，提出国家可利用收缩或投放货币的政策来平抑物价和积蓄重要物资，同时也可用来作为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活动的手段。汉武帝时，桑弘羊实行的平准、均输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价。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其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对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989～ 1052）和明代陆楫都有所阐发。陆楫明确反对禁奢，认为扩大消费是增加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这种学说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出现和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但是重商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流通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这时，封建制度还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W.配第和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租地农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重农学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并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扣除。但由于斯密受到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的局限，他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认为通过人类的利己之心和“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并且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表现出许多矛盾和混乱的观点。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既有科学的见解，也有庸俗的成份。
D·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继承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并作出了重大发展。他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二元观点。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李嘉图的理论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斯密一样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的制度，从而造成了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决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以及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等问题。但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出现，但还处于潜伏状态，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
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初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开始着它的庸俗化过程。这反映了西欧产业革命初期阶级矛盾的特点。法国的J.-B.萨伊和英国的T.R.马尔萨斯是把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创始者。萨伊阉割劳动价值论，发展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交换价值的庸俗观点；他还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转到生产费用论，进而建立“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他还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场法则，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存在供求脱节和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马尔萨斯在将斯密学说庸俗化的同时，同李嘉图进行激烈论争，他抓住李嘉图在价值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进行抨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J.密尔和J.R.麦克库洛赫则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面目出现，采用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
1830年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据了完全统治的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幕后走上前台。从此，古典经济学日益被庸俗化。在19世纪中叶，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在英国有N.W.西尼尔（）和J.S.密尔;在法国有F.巴师夏等。他们仍然自称是斯密、李嘉图的继承者，但实际已抛弃注释、曲解的手法而进一步采取补充、折衷的形式，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根本性的修正。J.S.密尔虽然受到社会思潮的一定影响，但他的理论体系却是19世纪上半叶各派庸俗经济学的大调和大综合。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一书，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间西方最流行、最有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告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时代的终结。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工人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抛弃古典经济学的外衣或以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建立新的庸俗学派了。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W.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随着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G.von施穆勒、A.瓦格纳（）、L.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
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或称奥地利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国的C.门格尔、F.von维塞尔和E.von柏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L.瓦尔拉斯和V.帕累托。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J.B.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个学派的主旨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J.S.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他用渐进的观点分析经济现象；用力学的均衡概念和数学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等。他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质是在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他许多矛盾。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伦、J.R.康蒙斯、W.C.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K·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
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一门学科。这既是经济学的定义，也表明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年发表之后，经济学可始被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集中于研究构成整个经济制度的各个单位的行为---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它研究单个的单元如何做出决策以及影响这些决策的因素。
宏观经济学集中于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尤其是那些总体数字的变化，如总的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贸易差额。这些总体数字告诉我们的不是任何单个厂商或家庭的情况，而是总体的和平均说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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