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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的相关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一文/徐奇渊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发表于《市场研究》第9期从外在形式来看，扶贫贷款是的实现方式之一。但在现实中，国家向低收入农户提供的扶贫贷款，在某些情况下，却转化成农信社向地方政府平台提供的融资。在现有约束条件下，这种机制是微观个体的谨慎、理性选择。然而这种套利的可持续性，却以中央财政的输血为前提，并且积累了更多潜在风险。对此，需要从市场约束条件的扭曲、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互动机制的阻滞来进行反思。01、普惠金融的变形扶贫贷款是一项政策性，由政府依相关金融机构进行操作，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政策工具，属于普惠金融范畴。其中，发放到户的小额扶贫贷款，是扶贫贷款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实际上，在扶贫贷款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在某些场景中，出现了变形和扭曲。2016年笔者在某县调研，该地得到一笔国家扶贫（比如1亿元）。扶贫贷款政策的初衷，是想将这笔贷款提供给低收入农户。在实际落实过程中，由于农户并没有好的经营项目，如果勉强放款，农户也未必具有偿还的能力，甚至反而导致低收入者的债务负担加重。基层官员颇具金融意识，他们观察到，一方面低收入农户缺乏有效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又极度缺乏资金、高企。在此背景下，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创造了以下通道机制：首先，按国家扶贫（比如3%），给每户农民提供5万元的扶贫贷款。然后，农户再将这些资金提供给当地农信社，用于购买并获得较高（比如6%）。最后，农信社使用这笔资金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融资，从而获取更高的收益率（比如9%）。如此，相关各方均获得了收益，形成了“”局面。低收入农户获得了额外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上面的例子中是每年1500元的净收入。农信社也获得了额外的利润，在上述例子中是每年300万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获得了额外的资金，缓解了紧绷的偿债压力。这种局面似乎皆大欢喜，但是其背后却隐含了不少问题。甚至其中一些矛盾，相当具有代表性，值得反思。02、变形之后，还是？普惠金融之变“形”，是否导致了变“性”？扶贫贷款本身确实属于普惠金融的典型形式，甚至是传统形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就开始为低收入群体提供补贴性的。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国际组织也在全球范围推广微型贷款。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的银行家穆罕穆德·尤努斯，通过其银行成功地向当地农村贫困妇女提供了小额、较低的贷款。而前述的扶贫贷款，显然也具有小额、低利率、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等特点，这完全符合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扶贫贷款就是普惠金融，似乎毋庸置疑。但是在前述事例中，扶贫贷款还是普惠金融吗？我们观察普惠金融，不仅要看其形式，还要从其本质来观察。普惠金融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贫困，而且是以可持续的方式来消除贫困，以这样的目标来配置金融资源，这才是普惠金融。而在前述事例中，扶贫贷款变形之后的实质，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其效果相当于：（1）直接给予低收入农户每年每户1500元的财政转移支付；（2）直接给予当地农信社每年300万的转移支付；（3）间接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了1亿元的融资。上述变形导致扶贫贷款的发生了变异：一方面，财政转移支付的变异形式，与扶贫贷款旨在形成造血功能的初衷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上述套利游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也取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本身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上述变形的事例，并不符合可持续、消除贫困的初衷，甚至演变成了制度套利，导致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扭曲。如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违约，则低收入农户不仅收入无法保障，而且债务负担还将加重。所以在此情形中，扶贫贷款在形式上仍然满足，但实际上这种变形已经导致变性。03、普惠金融变形的反思国家向低收入农户提供的扶贫贷款，为什么会转化成农信社向地方政府平台提供的融资？从上述事例来看：第一，对低收入农户而言，其缺乏劳动技能、缺少好的经营项目，拿到钱了只能消费、不知道能干什么。这也是普惠金融所面临的典型问题，需要扶持的低收入群体，通常缺乏好的经营项目；需要帮助的实体经济，也往往因为缺少而缺乏融资需求。第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高企，需要通过融资来借新还旧，因此旺盛的资金需求抬高了利率，吸引社会资金流入的同时，抬高了市场收益率，挤出、排斥了其他项目。在上述例子中，即使农户使用扶贫贷款投入一些经营项目，比如养猪，也未必能够获得6%的年收益。在这个例子中，农户使用扶贫贷款的财务成本是3%，但是机会成本却是6%。而机会成本之高，恰恰是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需求高企所致。因此，普惠金融变形的例子，至少揭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头是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缺乏好的经营项目，进而缺乏有效的融资需求。另一头是亢奋依旧的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带来了金融市场收益率的扭曲。扶贫贷款的低利率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利率，两者之间的落差形成了一个诱人的。而这种套利的可持续性，以中央财政的输血为前提。上述事例中，金融机构的通道业务创新，并不是道德败坏。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由于低收入农户缺乏有效的融资需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旺盛的融需求，同时两端的收益率存在显著。因此，从微观角度来看，这种通道业务创新，不仅是多赢的，而且在地方务获得隐性担保的背景下，还不失为一种谨慎和理性的选择。因此，我们要进行反思，并不是从微观主体的道德层面、落实政策的思路来反思，而要从市场上一些约束条件的扭曲、一些传导机制的阻滞来进行反思。04、如何让普惠金融真正服务实体经济？普惠金融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也反映了2017年7月上提出的三方面结构失衡问题：其一，需要扶持的融资对象没有项目，或者项目收益率较低，因而没有融资需求。这反映了实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其二，金融市场上地方政府平台融资需求旺盛，隐藏的、隐性担保，扭曲了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和资金配置。这反映了金融市场上的结构失衡。其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利率高企，挤出了其他收益率相对较低的项目。这反映了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互动、循环中也存在问题。如何让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对于普惠金融而言，不是它是否具有普惠金融的外在形式，而是如何让普惠金融不忘初衷，真正服务于可持续的消除贫困。具体地，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出建议：第一，扶贫贷款要和扶贫项目结合，台湾的工研院模式具有借鉴意义。一般而言，需要扶持的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普遍缺乏技术、创业项目和市场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扶贫如果获得贷款，也只能用于一次性消费，这甚至可能恶化贷款者未来的财务状况。因此，作为普惠金融的扶贫贷款，并不是简单地提供小额、低利率的贷款，而应该与可持续的、包容性的项目进行结合。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的工研院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在这种模式下，除了作为贷款方的金融机构、接受贷款的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之外，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也是极为重要的第三方。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先驱，也是台湾最大的产业技术研发机构。该机构不仅从事高端技术的研发，而且还为台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很多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因地制宜地设计出了很多特色项目。例如，在花莲地区，台湾工研院为当地的深层海水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开发的深层海水用于生产食品、饮料、保健品、化妆品等产品。同时，台湾工研院还在台东市开发了猓子狸咖啡的项目，利用猓子狸身上提取的胃液对咖啡豆进行发酵，其原理类似于猫屎咖啡。工研院的研发团队，还将深层海水的矿泉水与猓子狸咖啡技术相结合，进一步开发出了深层海水猓子狸咖啡及其便携的粉末包。像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包括利用当地一些资源，比如竹林，开发出碳包、精油、工艺品等周边产品。这些例子，如果没有工研院的参与、没有技术项目的支持，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将无从对接。同时，开发的技术完全基于当地的优势资源，避免了各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形成了各地比较均衡发展的良性局面。第二，金融创新要切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解决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痛点。从理论上来看，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的演进，金融创新、金融市场结构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实体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这也是普惠金融要遵循的规律。例如，在经济处于赶超阶段，生产技术处于学习、模仿阶段，这时候的融资需求至少具有两种特点，一是技术和市场较为成熟，研发风险较低，项目收益率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二是该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工业化进程，生产者的融资需求具有足额的资本品作为抵押。在此背景下，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来源比较适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一个国家生产技术逐渐接近全球前沿水平。这时，一方面该国生产技术的创新、研发具有越来越多的技术不确定性、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同时，另一方面，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是在研发成功之前却往往缺乏抵押品；伴随工业化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通常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也同样面临抵押品匮乏的问题。在此阶段，将比银行贷款更适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金融衍生品工具也需要获得适当的发展。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主席关于“新常态”九大特征的论述当中就提到：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大量涌现；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智能化、专业化、小型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上述判断，对于金融市场改革、创新，都具有重要启示。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指出，要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新常态”关于经济结构变化的论述，就为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以及普惠金融的发展创新提供了思考的起点。第三，要对金融市场的一些根本性扭曲进行梳理。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现代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作用，就是要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具体地，现代经济要通过供求关系、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角色，就是通过资金的融通，将资金在各部门进行配置，从而将资金对应的经济资源在横向各部门进行配置。不仅如此，金融部门决定的市场收益率还将决定资金的，从而决定经济资源在纵向的跨期配置。但是，当前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扭曲。这些问题导致我们的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出现了问题，并且导致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消除贫困功能也出现了问题。例如，扶贫贷款变形的事例当中，由于道德风险和隐性担保，亢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挤出了一部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包括普惠金融的贷款需求。此外，部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的大而不倒，这些扭曲环节也对金融体系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金融市场的正常资金流向被打乱，结果资金配置不但无法顾及效率，甚至也无法顾及机会的公平。而后者则正是普惠金融所强调的目标。因此，我们要下决心对金融市场的一些根本性扭曲进行梳理。《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二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7月20日，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普惠金融高峰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型商业的使命与路径”等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表示，应加快，为中小微企业和广大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破解贵融资难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审批难、用工难、用地难，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其中反映最突出的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然而，小微企业、农业人口等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恰恰又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群体。这些“金融弱势群体”跨不过信用审查的门槛，无力承担金融服务的成本。在解决小微企业和农业人口的融资难问题上，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指出，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人人可得、惠及百姓。刘克崮表示，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马绍刚表示，在过去几年通过采取新型新式的办法开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2016年国务院印发《（年）》，将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打通“最后100米”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小微企业、“”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充分运用金融工具，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农村草根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多位专家指出，应探索建设适宜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活跃中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具体到实践上，要为农村市场量身打造保险、汇兑、等多方位的金融服务产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多层次组织体系是加强的基础，其中涵盖了大型国有银行，中小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以及与“三农”“小微”关系密切的。尤其是扎根基层、服务灵活、业务便利，与大型商业银行优势互补，是普惠金融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在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是许多机构的目标所在。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表示，从过去的扶贫经验来看，给贫困人口、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时，贷款的金融模式，往往是见效快但不可持续。要在农村地区为贫困人口建立长期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该培育能够实现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务模式。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是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传统金融机构将“金融弱势群体”拒之门外，原因之一是银行和贷款者之间的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银行拒贷也是在审慎原则下不得已而为之。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综合业务局局长梅世文表示，发展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必不可少，所以这些方面需要在下一步方面下大功夫。完善体系、健全信用管理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善用科技手段发展普惠金融当前，金融扶贫领域不断，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插上了技术的翅膀。专家认为，依托技术，可以精准确定、动态调整，交易成本随规模增长而分摊，单笔交易的边际成本近乎零，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此外，可以迅速扩大营业规模、不受实体网点限制，适宜作为普惠金融在全国广泛铺开的先行军。因此，应善用科技手段，大力。更多相关精彩图片请进入『国家摄影』浏览[上一页] 第[1][2]页 [下一页]《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三在金融助力脱贫的浪潮中，新金融的力量正在大力渗透。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扶贫经验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以数字金融、驱动下的金融减贫经验及动向。在我国，以互联网企业为驱动，金融机构迅速加入的数字金融扶贫发展很快。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以技术为引领，平台为驱动，产业生态共建的新金融扶贫变“输血”为“造血”，愈发成为当下金融精准扶贫不可忽视的力量。新技术迅速渗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在会上表示，当下金融扶贫的模式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明显，金融扶贫贵在精准、综合。国家层面强调各种形式的扶贫让贫困户获益，其中，数字金融扶贫是金融精准扶贫很好的理念。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网民规模持续增长，农村网民在互联网消费领域的潜力仍有待挖掘。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占比为27.4%，规模为2.01亿，较2015年底增加526万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曲强在会上表示，当下互联网金融支持“三农”的主要模式为线下+线上的P2P模式、电子商务伴生模式和农业众筹模式。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技术与农村金融相结合，可有效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的短板，给广大的农村贫困人群、个体工商户提供更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和灵活多样的金融场景解决方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教授费方域表示，以农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金融通过给贫困地区带来便捷实惠的商品和服务，帮助农村建立起电商基础设施，实现节支增收，充分享受信息社会带来的福利。阿里巴巴、等国内电商巨头都在农村金融领域有所深耕布局。“从精准减贫的角度来讲，当下互联网金融发挥的效用会更大。” 曲强进一步指出，互联网金融、电商等技术平台的成本低，可以在线上集成很大的资金包。以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为例，都在农村发放了小额的、无需抵押的，当电商平台收集到一定量的贷款之后，可以将其变成，再放到金融市场进行，进而形成一种互利伴生的共赢模式。产业扶贫相辅相成杜晓山指出，金融扶贫包括农户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类扶贫三个层面。在当下，产业扶贫可有效结合新金融的渗透方式，变“输血”为“造血”，加速普惠金融落地。数字技术结合供应链，是很好的产业扶贫模式。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指出，产业扶贫直接带来了金融扶贫，将产业链进行延伸。费方域介绍说，、在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联合开展的，为科尔沁的大型养殖户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便是新金融结合产业金融进行帮扶农户的案例。据了解，通过淘宝等电商平台的生态支持，养殖户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渠道支持，新金融的加入进一步为农牧产业链上的现代养殖合作社解决了最棘手的资金问题，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户生产和服务的效率，有助于改善农民的处境和农村风貌，助力于“三农”的发展。在产业扶贫中，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建设非常重要。互联网金融技术向广袤农村地区的渗透，与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相辅相成。杜晓山表示，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和法规的政策支持力度，有助于更好开展金融扶贫工作。仍需防范数字鸿沟杜晓山坦言，当下开展金融扶贫，很多贫困户仍然是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但实际上，主动、积极、创造性地参与是脱贫的根本。新金融在向广袤农村地区渗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事实上，贫困人群有生产意愿，也有金融需求，但缺乏贷款的渠道与途径。有专家指出，由于农村人群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难免有数字鸿沟的存在，贫困人群常常限于自我排斥、评估排斥、工具排斥等金融排斥境地，因而降低了扶贫的效果。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加强贫困人群的数字金融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蚂蚁金服CEO表示，普惠金融要实现“惠”，关键是要降低金融产品的交付成本，同时做好对消费者的和金融教育。社会媒体信息国际专家Thomas Hart在研讨会上指出，数字金融可以让更多的人用上金融服务，还可以重新计算信用，弥补了传统银行的短板，也创造出更多的贷款，但在数字保护方面仍需进一步发力。政府可进一步教育人们提升数字能力，从而让贫困人群更方便利用数字经济，实现脱贫。曲强表示，当前我国新金融扶贫进程中，在给更多农村老百姓进行金融教育的同时，也要培育，改进法律体系，建立统一的系统和消费者保护机制。《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四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7月20日，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普惠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金融支持”“大型商业银行部的使命与路径”等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表示，应加快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和广大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审批难、用工难、用地难，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其中反映最突出的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然而，小微企业、农业人口等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恰恰又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群体。这些“金融弱势群体”跨不过信用审查的门槛，无力承担金融服务的成本。在解决小微企业和农业人口的融资难问题上，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指出，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人人可得、惠及百姓。刘克崮表示，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马绍刚表示，在过去几年通过采取新型新式的办法开展普惠金融试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年）》，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充分运用金融工具，让低收入人群获得小额，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农村草根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多位专家指出，应探索建设适宜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活跃中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具体到实践上，要为农村市场量身打造保险、汇兑、理财等多方位的金融服务产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多层次组织体系是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其中涵盖了大型国有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以及与“三农”“小微”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微金融机构扎根基层、服务灵活、业务便利，与大型商业银行优势互补，是普惠金融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在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是许多小微金融机构的目标所在。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表示，从过去的扶贫经验来看，给贫困人口、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时，贷款的金融模式，往往是见效快但不可持续。要在农村地区为贫困人口建立长期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该培育能够实现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是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传统金融机构将“金融弱势群体”拒之门外，原因之一是银行和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银行拒贷也是在审慎原则下不得已而为之。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综合业务局局长梅世文表示，发展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必不可少，所以这些方面需要在下一步普惠金融建设方面下大功夫。完善征信体系、健全信用管理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善用科技手段发展普惠金融当前，金融扶贫领域利好政策不断，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普惠金融发展插上了技术的翅膀。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大数据技术，授信额度可以精准确定、动态调整，交易成本随规模增长而分摊，单笔交易的边际成本近乎零，借贷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此外，互联网银行可以迅速扩大营业规模、不受实体网点限制，适宜作为普惠金融在全国广泛铺开的先行军。因此，应善用科技手段，大力发展。马绍刚介绍，人民银行注重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规范推动数字支付方法，正在研究制定数字普惠金融的新兴政策与方法，在推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随着互联网应用普及和推广，需要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良好的服务，加强保护和教育。”马绍刚说。不过，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业态或业务模式，其风险程度尚待实践检验，加强必不可少。日，《》出台，旨在促进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引导其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三农”、创新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实现互联网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升互联网金融效率。“下一步应加强对政府各部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整合、协调，采取与时俱进的监管方法和，明确监管预期，优先推出可靠的数字身份识别机制，建立开放的数字金融技术平台。”马绍刚表示。在风险防范上，技术也能发挥有效作用。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金晓龙表示，蚂蚁金服致力于帮助小贷公司在为小微企业和农户办理贷款的时候，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客户的信用，通过互联网帮助小贷公司对客户开展评估。专家表示，科技将有助于规避欺诈和商业经营风险，使得金融真正普惠大众，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支撑和动力。（经济日报记者 周明阳）《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五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7月20日，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普惠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金融支持”“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的使命与路径”等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表示，应加快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和广大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审批难、用工难、用地难，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其中反映最突出的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然而，小微企业、农业人口等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恰恰又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群体。这些“金融弱势群体”跨不过信用审查的门槛，无力承担金融服务的成本。在解决小微企业和农业人口的融资难问题上，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指出，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人人可得、惠及百姓。刘克崮表示，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马绍刚表示，在过去几年通过采取新型新式的办法开展普惠金融试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年）》，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充分运用金融工具，让低收入人群获得小额信用贷款，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农村草根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多位专家指出，应探索建设适宜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活跃中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具体到实践上，要为农村市场量身打造保险、汇兑、理财等多方位的金融服务产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多层次组织体系是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其中涵盖了大型国有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以及与“三农”“小微”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微金融机构扎根基层、服务灵活、业务便利，与大型商业银行优势互补，是普惠金融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在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是许多小微金融机构的目标所在。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表示，从过去的扶贫经验来看，给贫困人口、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时，贷款的金融模式，往往是见效快但不可持续。要在农村地区为贫困人口建立长期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该培育能够实现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是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传统金融机构将“金融弱势群体”拒之门外，原因之一是银行和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银行拒贷也是在审慎原则下不得已而为之。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综合业务局局长梅世文表示，发展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必不可少，所以这些方面需要在下一步普惠金融建设方面下大功夫。完善征信体系、健全信用管理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善用科技手段发展普惠金融当前，金融扶贫领域利好政策不断，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普惠金融发展插上了技术的翅膀。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大数据技术，授信额度可以精准确定、动态调整，交易成本随规模增长而分摊，单笔交易的边际成本近乎零，借贷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此外，互联网银行可以迅速扩大营业规模、不受实体网点限制，适宜作为普惠金融在全国广泛铺开的先行军。因此，应善用科技手段，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马绍刚介绍，人民银行注重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规范推动数字支付方法，正在研究制定数字普惠金融的新兴政策与方法，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随着互联网应用普及和推广，需要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良好的服务，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马绍刚说。不过，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业态或业务模式，其风险程度尚待实践检验，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必不可少。日，《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旨在促进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引导其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三农”、创新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实现互联网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升互联网金融效率。“下一步应加强对政府各部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整合、协调，采取与时俱进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科技，明确监管预期，优先推出可靠的数字身份识别机制，建立开放的数字金融技术平台。”马绍刚表示。在风险防范上，技术也能发挥有效作用。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金晓龙表示，蚂蚁金服致力于帮助小贷公司在为小微企业和农户办理贷款的时候，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客户的信用，通过互联网帮助小贷公司对客户开展评估。专家表示，科技将有助于规避欺诈和商业经营风险，使得金融真正普惠大众，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支撑和动力。来源：经济日报《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六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7月20日，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普惠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金融支持”“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的使命与路径”等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表示，应加快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和广大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审批难、用工难、用地难，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其中反映最突出的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然而，小微企业、农业人口等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恰恰又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群体。这些“金融弱势群体”跨不过信用审查的门槛，无力承担金融服务的成本。在解决小微企业和农业人口的融资难问题上，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指出，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人人可得、惠及百姓。刘克崮表示，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马绍刚表示，在过去几年通过采取新型新式的办法开展普惠金融试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年）》，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充分运用金融工具，让低收入人群获得小额信用贷款，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农村草根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多位专家指出，应探索建设适宜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活跃中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具体到实践上，要为农村市场量身打造保险、汇兑、理财等多方位的金融服务产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多层次组织体系是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其中涵盖了大型国有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以及与“三农”“小微”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微金融机构扎根基层、服务灵活、业务便利，与大型商业银行优势互补，是普惠金融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在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是许多小微金融机构的目标所在。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表示，从过去的扶贫经验来看，给贫困人口、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时，贷款的金融模式，往往是见效快但不可持续。要在农村地区为贫困人口建立长期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该培育能够实现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是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传统金融机构将“金融弱势群体”拒之门外，原因之一是银行和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银行拒贷也是在审慎原则下不得已而为之。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综合业务局局长梅世文表示，发展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必不可少，所以这些方面需要在下一步普惠金融建设方面下大功夫。完善征信体系、健全信用管理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善用科技手段发展普惠金融当前，金融扶贫领域利好政策不断，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普惠金融发展插上了技术的翅膀。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大数据技术，授信额度可以精准确定、动态调整，交易成本随规模增长而分摊，单笔交易的边际成本近乎零，借贷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此外，互联网银行可以迅速扩大营业规模、不受实体网点限制，适宜作为普惠金融在全国广泛铺开的先行军。因此，应善用科技手段，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马绍刚介绍，人民银行注重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规范推动数字支付方法，正在研究制定数字普惠金融的新兴政策与方法，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随着互联网应用普及和推广，需要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良好的服务，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马绍刚说。不过，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业态或业务模式，其风险程度尚待实践检验，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必不可少。日，《网络借贷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旨在促进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引导其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三农”、创新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实现互联网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升互联网金融效率。“下一步应加强对政府各部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整合、协调，采取与时俱进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科技，明确监管预期，优先推出可靠的数字身份识别机制，建立开放的数字金融技术平台。”马绍刚表示。在风险防范上，技术也能发挥有效作用。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金晓龙表示，蚂蚁金服致力于帮助小贷公司在为小微企业和农户办理贷款的时候，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客户的信用，通过互联网帮助小贷公司对客户开展评估。专家表示，科技将有助于规避欺诈和商业经营风险，使得金融真正普惠大众，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支撑和动力。来源：经济日报《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七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7月20日，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普惠金融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金融支持”“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的使命与路径”等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专家们表示，应加快建设普惠金融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和广大农户提供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破解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市场需求不足，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审批难、用工难、用地难，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问题，其中反映最突出的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然而，小微企业、农业人口等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客户恰恰又是最需要资金支持的群体。这些“金融弱势群体”跨不过信用审查的门槛，无力承担金融服务的成本。在解决小微企业和农业人口的融资难问题上，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指出，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人人可得、惠及百姓。刘克崮表示，普惠金融的提出是基于一批城市和农村的小经济体，在成长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这部分群体是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金融要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把这部分群体纳入进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马绍刚表示，在过去几年通过采取新型新式的办法开展普惠金融试点，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尤其是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年）》，将发展普惠金融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建设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充分运用金融工具，让低收入人群获得小额信用贷款，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发展农村草根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内容。多位专家指出，应探索建设适宜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活跃中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具体到实践上，要为农村市场量身打造保险、汇兑、理财等多方位的金融服务产品，以市场经济的手段帮助农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多层次组织体系是加强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其中涵盖了大型国有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中小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以及与“三农”“小微”关系密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小微金融机构扎根基层、服务灵活、业务便利，与大型商业银行优势互补，是普惠金融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在提升金融可获得性、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打通“农村金融最后100米”，是许多小微金融机构的目标所在。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冬文表示，从过去的扶贫经验来看，给贫困人口、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时，贷款的金融模式，往往是见效快但不可持续。要在农村地区为贫困人口建立长期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该培育能够实现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是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传统金融机构将“金融弱势群体”拒之门外，原因之一是银行和贷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银行拒贷也是在审慎原则下不得已而为之。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综合业务局局长梅世文表示，发展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必不可少，所以这些方面需要在下一步普惠金融建设方面下大功夫。完善征信体系、健全信用管理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善用科技手段发展普惠金融当前，金融扶贫领域利好政策不断，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是为普惠金融发展插上了技术的翅膀。专家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大数据技术，授信额度可以精准确定、动态调整，交易成本随规模增长而分摊，单笔交易的边际成本近乎零，借贷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此外，互联网银行可以迅速扩大营业规模、不受实体网点限制，适宜作为普惠金融在全国广泛铺开的先行军。因此，应善用科技手段，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马绍刚介绍，人民银行注重用数字技术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规范推动数字支付方法，正在研究制定数字普惠金融的新兴政策与方法，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发展普惠金融离不开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随着互联网应用普及和推广，需要鼓励互联网企业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为社会各阶层提供良好的服务，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和教育。”马绍刚说。不过，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业态或业务模式，其风险程度尚待实践检验，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必不可少。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出台，旨在促进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引导其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三农”、创新企业和个人投融资需求，实现互联网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升互联网金融效率。“下一步应加强对政府各部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整合、协调，采取与时俱进的监管方法和监管科技，明确监管预期，优先推出可靠的数字身份识别机制，建立开放的数字金融技术平台。”马绍刚表示。在风险防范上，技术也能发挥有效作用。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金晓龙表示，蚂蚁金服致力于帮助小贷公司在为小微企业和农户办理贷款的时候，能够通过数据分析客户的信用，通过互联网帮助小贷公司对客户开展评估。专家表示，科技将有助于规避欺诈和商业经营风险，使得金融真正普惠大众，为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支撑和动力。（周明阳）[责任编辑:杨莹]《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八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远超过了美欧等发达市场。尽管互联网金融对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绝对影响还不算大，但边际影响已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和业务模式，正在对金融理论发展产生渐强的驱动力。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传统金融理论中信息不对称、货币属性、支付体系等重要范畴的理解，也在不断扩展传统金融理论的边界，甚至可能催生新的金融理论。深化并拓展金融功能理论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o莫顿在1995年就提出了著名的“金融功能理论”，其核心观点是金融体系拥有六大基本功能：一是为商品、服务和资产交易提供支付和结算系统;二是分割股份和筹集大规模资金;三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配置经济资源;四是管理不确定性和控制风险;五是提供价格信息和促进不同部门的分散决策;六是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相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更加稳定。莫顿关于金融功能的概括，在过去20年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相当经典和全面的，但正日益凸显金融的其他功能，例如近年来的社会功能。从的发展演进看，其在创造机会、改善公平、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传统金融体系难以替代的作用。P2P缓解了小微企业的信贷约束，众筹(股权型)为个人创业和企业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本质上都是在为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创造机会，激发社会创造力。类产品对没有限制，为小额和投资者的小额资金提供了增值渠道，降低了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事实上提高了金融投资的公平性。互联网金融的交易成本低、服务效率高、覆盖范围广，更好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改善了金融竞争，有助于低收入群体更好地积累资金、平滑消费、管理风险和改进生产技术，从而降低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如果把创造机会、改善公平、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等命名为金融的“社会功能”，很自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功能究竟是金融的一种越来越凸显的新功能，亦或只是以上六种功能的延伸?罗伯特o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金融到底能在社会良性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论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还是一种创新的经济来源，金融如何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金融如何能为保障自由、促进繁荣、促成平等以及取得经济保障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如何才能使得金融民主化，从而使得金融能更好地为所有人服务?”很多人认为，社会功能不是金融体系的一项新功能，可以由其他功能推演而来，是传统金融功能正外部性的极大体现。例如，学生贷款、都是很好地帮助贫困阶层或创业者实现上学或创业理想的工具，只是金融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客观上达到了社会效果而已;近来发展迅速的微型金融在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其中金融的基本功能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金融服务的边界范围。同时，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担心，扶贫、消除不平等本应是政府财政的主要职责，金融体系的经济功能是其本职职能，而社会功能是其辅助职能，金融体系的社会功能要以商业可持续为前提。一旦把这些功能加到金融体系，会导致金融的异化和金融风险的集聚，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当警惕。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将改善低收入群体居住条件的“居者有其屋”计划，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等转嫁给了金融体系;中国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长加快，也是政府财政职能金融化的另一种表现。需要指出的是，担忧财政职能金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干预导致了金融资源错配。但如果技术进步、管理革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风险函数和收益函数，风险和收益组合的无差异曲线发生了变化，金融体系因此将业务经营的可行性边界或有效边界(efficient frontier)扩展到了“社会功能”或者“财政职能”范畴，政府干预和资源错配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开始强调金融的社会功能，甚至有学者倾向于认为社会功能应成为一种新的金融功能。例如罗伯特o希勒等认为，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社会目标而存在的，金融应当促进社会公平，不应是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学作为一门功能性学科，应在这些方面有所造诣。经济学家拉古拉迈o拉詹的研究以及“穷人银行家”穆罕默德o尤努斯的实践等也表明，金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促进公平竞争，缓解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穷的社会“”，让财富服务于技术、思想和努力工作的人，而不仅是为了积累财富。近年来在微型金融领域颇有建树的贝琪兹o阿芒达利兹、乔纳森o默多克等认为，致力于为穷人服务的微型金融既是一种经济理念，也是一种社会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贫困。世界银行在评价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时，也明确把金融可获得性作为四维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维。其实，互联网金融的社会功能是否为金融体系的新功能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其与经济功能之间的关系。基本功能与新功能之间的界限并不好划定，即使在罗伯特o莫顿界定的金融体系六大基本功能中，最基本的功能可能是支付结算和配置资源，而其他四项功能则是在这两项功能上衍生出来的“新功能”;金融体系的社会功能则是在其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见下图)。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核心问题是，金融体系的社会功能与其经济功能是否矛盾，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还是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金融体系的社会职能是否影响金融体系的盈利性和可持续发展?丰富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践路径其一，互联网金融丰富了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深化的实践路径。金融深化理论是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罗纳德o麦金农和爱德华o肖的研究指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管制，影响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整个经济发展;负利率加剧了，带来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相应地，他们建立的“金融深化理论”指出，政府应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放开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机构充分竞争;放开利率管制，使金融资源能够根据利率水平的高低更多地配置到高效率部门。由此可看出，按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市场化改革需要政府主动作为，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推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事实上在加快推进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余额宝本质上在推动中国的改革，P2P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提供信贷居间服务给信贷机构带来了竞争。这表明，市场自发力量从现有金融体系之外突破，也是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深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在践行金融深化理论的实践中，既可以在现有金融体系之中推行，也可以从现有金融体系之外突破;既可以是政府主动为之，也可以是市场自发而行，且市场不会长期坐等政府的推动。其二，互联网金融丰富了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在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是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以及资金的配置效率。而实践表明，激发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活力也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在激发创业方面，支付宝等第三方网络支付的“交易模式”有助于解决交易支付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净化电子商务环境，推动了电子商业领域的创业潮;P2P、众筹、等缓解了小微企业和的信贷约束，有助于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相关研究测算表明，受益于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小企业增加的资金支持，可能在中国经济领域内创造500万-1100万个就业岗位。在降低成本方面，互联网金融所具有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可以大大降低经营成本，通过“薄利多销”扭转了传统金融服务在收益上的边际递减规律，或者提高金融服务收益从边际递增向边际递减的阈值。以互联网支付和为例，有研究测算表明，2013年由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节约的支付成本约为500亿元，照此发展，截至2020年其累计节约的成本将达到1万亿元左右。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这无疑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其三，互联网金融有助于更好地推进金融创新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当前，金融市场中的很多创新都是一种非生产性的零和博弈。这些创新虽然丰富了金融产品、提高了市场、有助于更好实现价格发现，但对实体经济的直接贡献并不明显，有些创新甚至是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自我循环、自我膨胀。对此，保罗o沃尔克曾略带批判性地指出，这几十年来惟一有益的金融创新是发明了ATM机。互联网金融则不同，它们依托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实实在在地放松了金融体系优化资源配置的条件，将低收入群体、边远地区客户、小微企业等纳入服务范围，缓解了贫困群体、小微企业等的金融约束，提高了服务效率，改善了服务体验。因此，传统的金融创新主要是对现有金融服务对象、金融交易产品上进行“排列组合”，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大多是间接的;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则是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增加了金融服务对象，丰富了金融交易产品，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大多是直接的。破解的潜在悖论普惠金融的实质在于全方位、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关键是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农户、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等)提供平等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就金融体系发展而言，发展普惠金融对应的是提高金融体系的深度、广度和可获得性。然而，保障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并非没有矛盾。普惠金融要求改善贫苦地区、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但这些金融需求者的收入波动大、价格承受能力低、可供抵押的资产少。但对于作为金融供给者的金融机构而言，这些领域的金融服务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风险也相对较大，有悖于商业可持续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因此，理论界将此称为普惠金融发展“悖论”——需求方希望低成本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与供给方希望高收益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矛盾。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此“悖论”：从开户比例、储蓄比例、贷款比例、ATM和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分布密度来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要落后于发达国家，高收入群体获得的金融服务远高于贫困人群;并且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可能发生“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即迫于盈利压力和可持续性发展而改变服务宗旨和经营策略，转以盈利为导向，偏离扶贫和普惠使命。这一“悖论”拖延了世界各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步伐，也最终制约了金融体系在改善公平、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的效力。在没有新的金融服务技术和运营模式出现前，世界各国只能寄望于财税补贴或者政策性金融来缓解此矛盾。但由于低收入国家和贫困地区的政府财政实力本来就比较薄弱，财政补贴方式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困局。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发展本质上需要金融体系的包容性发展(financial inclusiveness)，互联网金融发展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悖论”。前文借助马科维茨有效理论中的可行性边界或有效边界已经阐释，互联网金融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贡献，是由于技术进步使然，是基于成本、风险和收益考量之后的主动为之。一方面，在经营技术层面，互联网金融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新渠道可以弥补传统金融物理网点和基础设施的不足，有助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深度、广度和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在经营模式层面，互联网金融具有分散性、开放性以及独特的网络效应(规模越大、参与者越多，成本越低、效率越高、收益更大)，有助于缓解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金融服务的高成本支出和规模不经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降低了服务成本，扩大了服务边界，特有的网络效应保障了服务收益，两方面的结合使得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上具有了商业可持续性，也将传统金融机构的“财政使命”转化为了自身的“商业业务”。从中国实践来看，互联网金融发展在更多地惠及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偏远地区群体，在发展普惠金融上表现出了不俗效果。当前，中国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的手机支付在电子支付中的占比远高于一线城市;西藏的拉萨和林芝是手机支付占比最高的城市，按照手机支付活跃度，前十大城市中西部城市有七个，另外三个是广东云浮、茂名和海南三亚。相关研究的测算表明，在P2P、电商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驱动下，中国覆盖率有望从2013年的11%提升至2020年的30%-40%。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不只体现在服务技术上，还有经营模式的转变。互联网金融发展对金融理论的影响并不局限在金融功能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和普惠金融理论三个方面，其在推动金融中介理论、货币理论、风险管理理论、货币政策调控理论、等发展上，是否具有“这次不一样”的表现，还有待于继续观察和研究。《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九地方政府层面的违约风险并没有被定价，而中国经济的整体违约风险则被正确地定价了，这反映了金融市场将地方债视为国家债的共识。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地方债市场，地方债存在普遍的和严重的软预算约束王永钦 陈映辉 杜巨澜/文债务市场的违约是近年来各类的根源，因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近来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识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政策意义。在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往往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比如，为经济体提供，从而可以实现对不同风险程度的金融合约进行差别性的定价；如果没有正确定价的，则很难想象一个经济体中最重要的价格——利率——能够有合理的范围和结构，从而不可避免会造成资源的严重误配。对于中国这种金融体系不健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运行良好的政府尤其重要。近年来，债务违约往往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不论是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2008年－2009年的美国体系的危机，抑或是后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债务违约风险都是问题的核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其政府债券市场（包括市场，简称地方债市场）的规模扩张迅猛，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已成为国内外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地方债风险隐忧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主要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才逐渐凸显出来。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分税制改革时把税基厚、税源广、易征收的税种划归中央政府，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即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这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失衡。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虽然收入降低了，却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来发展当地经济。很多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很快发现，通过城市化将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靠卖地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办法最简便，也最有效。在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当然必须承担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职责，因而举债融资的需求旺盛。但是在现行投融资体制下，金融资源的控制权集中于中央。1995年版的《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同时，《贷款通则》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作为；《担保法》还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为任何社会机构的借贷行为提供担保。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有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却无法直接向公众或者银行融资，也无法通过提供担保来间接获取资金。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地方政府创新出了很多融资模式，如BOT模式、TOT模式、PPP模式、PFI模式、模式等。其中最为主要的创新融资模式就是组建融资平台，以公司的形式，为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大力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对于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央政府提供一定的中央财政支持外，地方政府还必须安排配套资金作配合。在巨大的融资压力下，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即各种城投公司）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并且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筹集发展资金的主要力量。城投债的发行主体即为城投公司，而城投公司的经营和人事安排都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因此城投公司可以被看作地方政府债券的代理发行机构或授权机构，其中绝大多数是地方政府或其部门机构为筹集市政建设资金而设立的融资平台。城投公司的是地方政府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投公司通过发行城投债来融资就是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服务，城投债的最终偿债资金也与地方政府债务相关联。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城投债能够很好地与地方政府相关联。而且，类比国外的，城投债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准市政债券”。这些都说明对城投债的违约风险的研究可以用来充分度量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在2008年末中央政府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出台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地兴起的地方性建设项目和融资载体——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不少地方政府的众多投资项目都在千亿元以上，有的地方政府的甚至达到了万亿元的规模，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数倍甚至几十倍不等。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较短的时间内有近24个地方城市启动了超百亿元的投资项目，初步估计总投资规模达到5000亿元。从2007年末至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体量从不足5万亿元上升到18万亿元。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急速膨胀，加剧了人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的忧虑。不少悲观者认为，地方政府债务体量庞大，很多债务对应的资产的收益率低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面临着违约风险。相反，有些乐观者则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虽然余额较大，但审计署根据2013年底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最后确定全国需要财政资金买单的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重仅为39.4％，因此地方政府的还比较健康。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问题的焦点是，一旦违约，地方财政将难以填补窟窿，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必将陷入危机，从而促使中央政府救援，其结果无非是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向统注入资本金；成立新的以帮助银行，甚至帮助地方政府还款），将地方政府债务与，转变为地方政府的当期财政赤字与中央政府的累积政府债务，这会为地方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实质是债务从地方向中央的转嫁，会造成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和银行体系中的软预算约束。事实上，中央政府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10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清理核实和妥善处理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并且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以财政性收入和为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担保。在认识到由于地方财政失衡的压力，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实际上难以禁止的客观情况后，中央政府“以疏代堵”，改变1994年《预算法》禁止地方债存在的规定，于2014年3月修订《预算法》， 允许地方政府依法适度发债，同时对发债的主体、用途、规模、程序、监督和问责等方面作了严格规定。基于“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新《预算法》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还债责任，要求“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同时，提出“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和预警机制、 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高度重视风险防控。作为新《预算法》的配套文件，国务院于2014 年8月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着重强调了应建立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求硬化预算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并明确地指出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地方政府出现偿债困难时，要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处置存量资产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偿还债务。但是，中央政府并非一概不予救助。“地方政府难以自行偿还债务时，要及时上报，本级和上级政府要启动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责任追究机制，切实化解债务风险，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说明了中央政府希冀通过加强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政治问责来强化预算约束，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情况的发生。在理论上，这是符合我国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举措。从城投债切入度量风险从人大和中央政府的立法及行政监管条例的演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预期中央政府会救助地方政府以免其债务违约这一软预算约束所造成的道德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核心问题。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通过考察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的决定因素来探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是否存在无限责任，债券市场中是否普遍抱有中央政府救助违约的地方政府的预期，从而加深我们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本质认识。在中国独特的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格局下，想要直接估算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不管从理论还是从实证入手，其机制都很复杂，而且地方债的数据低，不同的口径得出来的数据差别甚大，从而难免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本文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问题。具体来说，由于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交易城投债的金融市场，因而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金融市场对城投债的风险是否正确定价了来估算地方政府债务的违约风险，并检验地方债是否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在识别策略方面，我们则利用货币政策变动、汇率变动和金融危机这些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外生的冲击，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来解决实证中的内生性问题，确立因果关系。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和与之相匹配的国债相比，平均赚取了大约25个基点的风险溢价，而中位数价差约为10.5个基点。城投债的平均票面利率为6.8％，平均久期为4.3年。此外，绝大部分城投债发行主体的信用落在AA档，其中AA级评级的比例为61.86％。如果将AA-、AA+及AA级加总，那么其比例为93.85％。造成这种信用评级分布的可能原因有二：一种可能是城投债信用质量非常高，以至于大部分都很高；另一种可能是存在较为普遍的城投债评级膨胀的现象。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解释，这也可由下面关于城投债定价的实证结果得到侧面佐证。估算地方债违约风险的一个关键是将城投债的风险分解成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的收益率价差是对缺乏流动性的补偿，违约收益率价差则是对违约风险的补偿。因此，我们首先应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流动性因素是否被定价。回归结果清楚地表明，不管我们用哪种流动性指标，流动性风险都显著地反映在收益率价差中。我们还同时考察了城投债的评级是否也被反映在收益率价差中，结果表明，城投债的评级信息没有被反映在价差中，这从侧面说明城投债评级可能存在较为普遍的膨胀现象，从而导致市场对城投债信用评级没有显著地反映。不同的地方债没有被区别定价为了缓解和消除内生性问题、更好地识别违约风险，我们需要考察（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外生的冲击是如何影响城投债的违约风险的。内生性问题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中央政府或者和有很强的政治关系，而作为研究者却观察不到这些关系，这样就会造成结果的偏误，等等。在实证估计中，我们使用对中国经济整体层面的冲击和对地方经济的冲击来识别中国国家层面的风险和地方层面的风险是否被定价。在中国经济整体的风险方面，我们利用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冲击、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汇率冲击；我们还控制了市场预期（用预警指数来度量）、经济增长趋势。地方的风险方面，我们控制了财政收支情况、土地价格和产业结构等信息。理论上来说，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有竞争力的实际汇率，会促进经济发展，并降低违约风险，而金融危机则会增大违约风险，外生于地方政府行为的金融危机、汇率和利率的变动这种外部冲击将对经济基本面强弱程度不同的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影响，这种识别方法是一种广义的双重差分法。双重差分法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察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吸收同时期对经济主体的宏观影响，因此可以比较有效地识别出有意义的因果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外生冲击稳健地被定价了，并反映在了收益率价差中，市场预期也是如此。为了考察地方债用途和去向（即投向不同的行业）是否也被定价，我们进一步引入了“Public”这个虚拟变量来表示该地方债是否被用于公共事业，回归结果表明，行业特征并没有被定价。综上，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性的信息，如地方经济的增长、财政状况、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状态、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并没有被定价和反映在收益率价差中。这也初步表明，中国的地方债存在较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金融市场并没有将不同的地方债区别对待。为了更好地识别违约风险的异质性和软预算约束，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地理区域特征，及其与外生冲击的交互项。由于这些冲击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外生的，交互项的估计等价于双重差分的估计，可以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地理区域特征在地方债的定价中并不重要，没有被反映在价差中，这也进一步表明中国的地方债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外生冲击与地方信息的交互项系数进一步表明，其他地方层面的信息包括经济发展程度、财政状况、房地产部门和土地市场的状况等都没有在地方债的定价中得到反映，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存在比较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城投债信用评级价值不大诚如前文所述，实证证据表明城投债的信用评级普遍较高，且城投债市场参与人对的反应并不敏感；换句话说，信用评级并没有在中得到反映。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我国的给出的债券评级是否有效地反映了债券所含风险？为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债券评级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国家层面及地方层面风险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有序回归，回归结果清楚地表明，城投债信用评级的确反映了国家整体经济风险及一些地方的经济风险因素。国家总体经济风险越小，地方经济增长率越高、地方人均GDP越高，土地出让收入越高，地方发行的城投债信用评级越高。由此我们发现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并非严重缺乏评级能力，它们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样从反映经济基本面的一系列指标，特别是地方经济的差异性表现入手，测算违约风险，并给予相应的评级。造成信用评级未被定价的主要原因当为市场对城投债的评级不敏感。这里可能有几种原因。其一，城投债市场投资参与人可能认为城投债信用评级存在普遍膨胀的现象，难以为其提供较为精确的定价信息，因而对其不甚在意。其二，投资者认识到城投债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债，有中央政府兜底，因此并不关心基于国家整体和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指标做出的信用评级水平。我们认为后一种原因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城投债评级普遍高估虽是事实，但是不同仍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地方的城投债的违约风险的异质性，如果投资者真的担心城投债违约风险，市场仍然应该将评级以及地方经济指差异纳入定价中。城投债的信用评级和市场违约中对于地方异质性经济风险因素的处理过程中的重大差异为我们理解地方债市场软预算约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信用评级机构按照经济学原理和行业常规，不仅考虑总体经济风险，而且考虑了地方经济风险的差异性，从而区分了不债的违约风险。但是不信这种从本本主义出发的风险评估，对中央政府兜底怀有强烈的预期，从而只考虑总体经济风险，忽略了地方经济风险的差异性。毋庸置疑，投资者行为和市场定价提供的信息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市场的软预算约束预期。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在信用评级普遍高估这方面可能部分反映了软预算约束预期，但是难以真正全面反映软预算约束，这是由其行业特性决定的。如果信用评级机构从中央政府兜底的预期出发，消弭了不同差异，信用评级机构还有价值吗？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还通过考察反映中国经济整体风险水平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考察了反映中国的变量的影响、中国GDP的增长率和其他经济景气变量，来看中国的经济风险是否被定价。回归结果表明，中国的整体经济风险被反映在收益率价差中。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对中国经济恐慌程度的中国波动率指数是否被定价，回归结果表明，对中国经济整体风险的担心被反映在收益率价差中。以上的数据分析表明，通过分离出流动性风险，中国金融市场的城投债收益率价差比较有效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整体的违约风险，而并没有有效地反映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层面的违约风险。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存在较普遍的、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反映了金融市场的一种共识，即使地方债的违约程度千差万别，但金融市场认为最后都会由中央政府来纾困（bail out），因此金融市场将所有的地方债一视同仁；这意味着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地方债，所有地方债均被金融市场视为国家债。那么中国地方债的整体违约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如何的改变呢？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地方债违约风险2007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发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直到2012年，随着中国的四万亿投资等经济刺激项目的出台，中国地方债的整体违约风险实际上下降了；但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地方债的违约风险有了很大的上升。我们猜测，这很可能与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首次跌落8％有关，8％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底线增长率。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首次“破八”以及其后经济增长率的逐年下降所引发的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担忧，已经反映在地方债的收益率价差中。结论和政策含义政府债券市场在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最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核心问题。中国地方债的违约风险也是近年来举世瞩目的问题；由于数据的不透明性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复杂性，对中国的地方债违约风险的估算一直难以取得进展。本文选取了从金融市场这个独特的角度来估算地方债的违约风险，将城投债的收益率价差分解成流动性价差和违约价差两部分，并通过货币政策变动、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和金融危机这些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外生的冲击来进一步识别因果关系。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层面的违约风险并没有被定价，而中国经济的整体违约风险则被正确地定价了，这反映了金融市场将地方债视为国家债的共识；这意味着中国的地方债存在严重的软预算约束。我们的发现具有以下直接的政策含义。第一，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地方债市场。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地方政府层面的信息都会被正确地定价，收益率价差会反映地方债的异质性违约风险，从而可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中国的地方债市场的收益率价差基本上没有反映地方层面的信息，这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定价效率和资源配置必然造成严重的扭曲。在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券作为一种可以保值和充当抵押品的安全资产（safe asset），会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中国的政府债反而降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因此，未来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债券市场。第二，中国的地方债存在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地方债市场缺乏定价效率的根源是地方债面临的软预算约束，金融市场预期到中央政府最后会纾困，就不会将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考虑进去。这种软预算约束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地方债市场，也存在于中国的其他金融市场（如公司债市场和证券化市场）。政府的隐性担保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有效运行造成损害，美国政府的隐性担保导致了近期美国的次贷危机并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当然，中国的地方债违约风险问题未必会引发美国式的金融危机，但还可能会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由于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在发债时并没有将债券对经济体和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考虑在内，在均衡中会有过多的债务，地方债变成了一种公害；2012年中国经济中所有债务的应付利息，首次超过名义GDP的增量，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也首次跌落8％的底线，以后更是逐年下跌，中国经济2012年以来整体风险的上升在我们的实证中也得到了验证。第三，地方债设计中的关键是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城投债为未来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实验”。如果不消除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未来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将如城投债市场一样面临着软预算约束，不仅不会改进地方政府的融资体系和金融体系，反而会增加更多的扭曲和金融风险。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需要中央政府切实的承诺，如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的债务上限和惩罚措施、债务重组的程序和破产机制等，这方面有很多国际经验值得学习。只有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债券的市场才会起到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也只有硬化了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评级体系和地方政府的表和信息披露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这样，地方债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定价效率才会提高。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券市场亟待大力发展和改进，这对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王永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映辉为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助理教授，杜巨澜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编辑：许瑶（本文首刊于日出版的）《来自扶贫贷款变形的反思》 精选十互联网金融互金地方政府今天推出了国内首个打通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互联网数据的中小微企业智能融资撮合平台“贵州金融大脑”，开启了互联网金融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新篇章。仅以此文就金融改革和互金转型说几句。本文共1586字，预计阅读时间31秒2014年1月大蚊子去广东调研，惊喜发现一些地方政府搞出了国资主导的普惠金融服务公司，以此为平台推动包括商业银行、小贷公司、为代表各类贷款（服务）机构对接中小企业。地方政府对于化解本地难问题的决心是有的，毕竟这些是能带来GDP增长、带来税收增长、带来就业增长的，也就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好，带来的将是政绩的卓有成效。然而在中国银行口条线管理的严格当下，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全国性银行大多成功摆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能够调动的贷款机构资源大多为以、农商行（农信社）为代表的本地银行业机构，以、融资性等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此外，这些年各地兴起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地方政府新增以及提高中小企业的需要而批复的。地方政府为了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可谓不遗余力，但为何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但没有本质上的改观，反而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而批复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以及默许发展的民间金融带来了种种乱象，造成区域性金融危机。大蚊子仍然记得2013年上半年去温州调研的感触，以高度发达的民间金融市场著称全国的温州正是因为隔三差五的民间金融危机让中央层面上头疼不已，屡屡成为面上光鲜、实际一肚子苦水的全国性金融改革试验区。非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畸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成为地方政府为救实体经济而不得不饮的一杯毒药，积重难返后迎来的将是无法根治的恶疾。地方政府试图搭建贷款（服务）机构和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对接平台，动静往往不可谓不大，但又实在力不从心。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高效对接的技术手段、支撑对接的平台体系、实现对接后的风险监控手段。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体现在业务高、融资额度小、融资便捷性要求高，传统的线下撮合方式并不适宜这种频率和速度的要求，也无法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贵州金融大脑一方连接了成千上万的中小微企业，另一方是贵州省银行、小贷公司等金融机构，依托百度金融的支撑，系统上线后可以即时、智能匹配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需求。在这个平台上，只需提供企业名称和法人信息，就可通过系统提取多个数据维度的信息，并在的基础上形成企业画像和综合评估报告，精准评估企业信贷风险，为的信贷决策提供有力参考依据。另外，该平台还可以通过采集分析数个日常生活信息指标，进行贷后风险预测和监控，及时发现企业经营异常。这一项目的实践算是掀开互联网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新篇章。以前咱们的互金机构跟地方政府勾兑啥了，无非帮地方政府融资，搞出所谓的平台的门道。大蚊子早在2015年1月份就在新华社旗下杂志撰文批评P2G，惹来一身麻烦。百度金融跟地方政府的合作其价值在于不是给咱们政府融资，不是给政府擦屁股，而是帮咱们政府解决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难题，是在做提升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好事。整体来看，以贵阳项目为切入点，互联网企业辅助地方政府搭建基于“互联网数据+政府数据+地方金融数据”的企业和个人综服务平台，不仅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和贫困农户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等老大难问题，也是互联网企业探索与地方政府大数据合作模式、推动地方金融改革的里程碑式进展，有望成为以百度金融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企业科技能力输出的标杆和范本。此外，传统的地方金融改革，即使成绩显著，外溢性并不强，基本属于各路诸侯各自为战，最多彼此取些也不知道是真经还是假经。而依托线上平台的聚集效应，有望打破区域限制，有力提升了局部区域金融改革成果对于全国的辐射能力。对于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而言，这类实践一方面为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将原先互联网金融推进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初级使命上升到推进整个中国金融改革的更高层次。本文系未央网作者陈文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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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骗的老母真好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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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都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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