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适应“7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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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适应“7时代”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2013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7%，略超出预定目标。当年“保10”、“保8”的“G&DP保卫战”已成历史，中国经济增长进入“7时代”。
&&&&中国经济系统经过短期调适，已经显示出对这种次高速增长的适应性。
&&&&经年的高速扩张之后，增长骤然放缓，必然会出现方方面面的问题。对此，上届政府的主要应对思路是进行需求侧管理，通过政府扩张弥补市场需求不足。这样的方法效果立竿见影，成功地让中国率先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但是副作用也不小，埋下了产能过剩和地方债企业债高企的隐患。不过从刚刚公布的2013年数据来看，通过连续5年的磨合，也得益于新一届政府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并重的调控思路，中国经济正在适应7%到8%的“次高增长”这一“新常态”。
&&&&多组宏观数字印证了这种适应的情况。首先是连续多个季度保持平稳的增长速度。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再度恶化，与之相对应，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也再次变成负数；同时，新一届政府的调控思路也将调结构置于稳增长之前，更多地通过简政放权等间接方法让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政府投资手段弱化。然而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带来增长的剧烈波动，从2012年第二季度跌下8%算起，中国G&D&P增速7个季度里分别为7.6%、7.4%、7.9%、7.7%、7.5%、7.8%、7.7%，上下幅度不超过0.5个百分点，2013年更是只有0.3个百分点。
&&&&其次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情况也在逐步好转。累计数据自月由负转正后波动上行，到月，同比增长已经达到13.2%。各月累积的每百元主营业务利润率则是从月的5.18%持续上涨，全年达到5.77%。在PPI连续22个月负增长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改善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013年全部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受企业利润回暖带动，财政收入在下半年也明显好转，中央财政收入甚至从3月的同比下降5.2%跃升到11月的同比增长16.7%。居民收入继续增加且结构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连续第五年下降。
&&&&第三是增长质量提高迹象明显。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62204亿元，在G&DP中所占比例提高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让就业情况得以在经济减速的前提下保持稳定，2013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区域结构进一步改进，中西部地区G&DP占比达44.4%，比2012年提高0.2个百分点。物价保持稳定，全年增长2.6%，远低于3.5%的预定目标。城镇化及节能减排工作继续推进，城镇化率达到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下降3.7%。
&&&&随着中国经济对次高速增长的适应性不断增强，2014年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在7.5%到8%的增长区间。从国际因素看，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有利于中国出口改善；从国内因素看，城镇化进程加快将加速投资扩张，服务业发展加快有利于服务业消费增长。更重要的是，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新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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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北风起，霾渐散，天转晴。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习惯了从拥堵中开始平淡的一天，路永远是稀缺品，以至于“用时间换空间”的戏码在这座城市反复上演。而几天前，同样急于寻路的中国经济，刚刚从纪年上告别了这个异常凛冽的寒冬，继续在冰辙上艰难蛇行。没人能精确断言，下一个春天何时降临。
这一天是1月4日，热衷于新闻的人们发现，惜字如金的《人民日报》头版、二版上，再次出现了冠以“权威人士”的解读文章，而上次人们见到这些字眼，还是在去年春天。那时第一季度刚刚过完，中国经济正在回落到一个让人“不难受”的速度上——7%，创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同期最低，但并未滑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合理区间。权威人士及时现身，并五问中国经济，在他看来，7%是个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增长数字。
而在数字之外，微观中国的经济图景炎凉不均。
最显著的是尚未感受到资本寒意的新经济。互联网交易正以每秒数亿笔的比特量级，不停撞击实体商业破旧的城墙，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这只是整个经济版图“二维化”的开始。新能源则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连接用户的新入口——汽车，见证过光伏泡沫后，它们不再幻想独自挑战强大的垄断对手；机器人率先落地并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企业界和政府的宠儿，全然忘了早年富士康的郭台铭对“机器替代人”的冰冷预言……这是现实的A面。
现实的B面——围城之内，被称为旧动能的传统势力正在喘息。产能过剩如幽灵般挥之不去，钢铁、煤炭、有色、石化无一幸免，几乎全行业挣扎在亏损边缘。房地产库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线城市的市长们开始为遍布郊区的空房子发愁，并默默承受土地无法继续变现的后果。看似风光的银行业被互联网撬开了一个口子，已然身体虚弱的它们正在快速逼近风险警戒线；而资本市场即将享受短暂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欢。
2015年，中国经济的焦点在新旧之间反复切换，躁动不安。
“五问中国经济”的8个月后，已是新的一年。观察者发现，再度现身时，权威人士的视线已然收窄聚焦。在这篇名为“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读文章中，权威人士直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则“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
而细心的人们留意到，在众多近乎口语化的表述中，一个似乎早已为人忘却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确切地说，是1998年。
权威人士说，（那一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相比上世纪90年代，现在我国的实力相当雄厚，经济发展基本面好，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前景是光明的，经济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
历史无从假设。否则，若干年后回望现在，是否正如我们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国两代决策者们的思考和行动已然殊途同归？
1998年是另一个躁动不安的年份。
经济数据的异样首先出现在统计局官员的视野。刚刚过去的1997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突然下滑，不仅致使全年增长8.8%，明显低于上一年的9.7%，最显著的是，通货膨胀率从8.3%骤降至0.8%。“软着陆”不到一年，中国经济刚从两位数的高通胀中走出，眼看要转入平稳轨道，却又要面对通缩“脱轨”的风险。
决策者很快找到了问题的来源。中国的外贸管理部门没有预见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糟糕程度，乐观情绪在出口外贸领域过度蔓延，他们甚至把1998年的外需增长预期定为10%。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负增长成为常态，这份乐观明显彻底地失败了。
日，已旅居海外的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对经济观察报说，这是当年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经济从高热变成了平稳后，马上进入了急剧的下滑。从外部因素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很大，外贸由高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而且资本外流，这个情况和中国近些年一样，或许比现在厉害得多。
外贸乏力，内需的启动同样生不逢时。尽管那些年，决策者一直在推动住房货币化、社会保障市场化和教育有偿化政策，企业家和商场也忙于价格战，期望从消费者手中掏出哪怕一丁点的真金白银。然而，对于当时人均收入不过700多美元的中国国民来说，即便按照世行标准，也仅仅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国的城市化率当时只达到30%，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1/3，居民储蓄率连续数年在30％上下浮动，且呈逐年递减趋势。鼓励消费、启动内需的政策落至民间时，似乎已有心而无力。
经济则随时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根据当时的宏观监测预警系统，到1997年底，经济运行已处在“正常”与“偏冷”区间的交界处，客观上存在继续减缓的惯性。
经济学家们纷纷开出药方。以吴敬琏、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继续从紧，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因《交锋》一书名噪一时的财经作家凌志军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当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时，经济学界的分歧开始明显。”
这是中国成功实现“软着陆”的第三年。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但在决策者看来，比气候更难把握的是中国经济的体温。究竟应该防过冷还是防过热？经济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继续前行的路经何在？一系列选择摆在了刚刚履新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面前。
“保8”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正是在那种特殊境况下被提出来的。尽管如此，决策层仍对1993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心有余悸。
在担任总理后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明确表态，初步估计，8%经过努力可以达到，但是有两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第一是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那等于“自杀”，再一个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
那么，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邱晓华对1998年这段经济史记忆犹新。
从1993年就开始担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后来又赴安徽省挂职省长助理的经历，让他深刻体察到了中国经济的沉重病体和微观痛处。
他在当年组织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范围内有96%左右的工业消费品处于供过于求或供需平衡状态；六成以上的企业反映生产资料供过于求；加工工业中生产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业在三分之一以上。38万户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成品资金占用超过6000亿，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亿。
1993年以来的“大干快上”和投资风潮，在经济“踩刹车”后病灶尽显，产能过剩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问题是：药方在哪里？
邱晓华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回忆到，对带动今后经济增长的新成长点问题，各方面曾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来看，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继续扩大贷款规模、增加投资，以总量扩张求得经济发展；二是以开拓市场为中心，以市场启动带动经济增长；三是进行资产重组，以结构调整获得经济增长。
在他看来，第一种思路，虽然在具体政策操作上相对比较容易，短期内也可以刺激经济较快发展，但长期必然导致金融体系难以承受、财政状况入不敷出，由此，通胀风险势必卷土重来。第二种思路则受制于居民购买力和外贸环境的变化，短期内难有明显进展。而第三种思路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可取之路。
因此，在公开场合发言时，邱晓华不遗余力地推崇后两者，特别是第三条道路。事后他对经济观察报说，时过境迁，但当时讲的都是真话、实话。
巧合的是，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颇为流行。
日，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在当地会见朱镕基时，就曾谈到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他说，中国的信誉现在很好，即使发展速度只有5％～6%，也不会对你们有多大影响，关键是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是你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改革路线”。
鲁宾所说的“改革”，中国的决策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
这项名为“国企改革”的浩大工程，实际上从1978年开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袁东明所说，“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只有当不改革的风险大于改革风险的时候，改革才会成为必然的选择。”
当中国的决策者不去主动选择时，市场就会代替决策者们去选择。
显然，随之而来的惩罚也是残酷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之后，有12个省（区、市）为净亏损。从行业状况细分看，多个行业部门亏损严重，其中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为全行业亏损。
以煤炭行业为例，1997年这个行业有国有大中型企业170户，总计实现利润不过4亿元。其中，盈利企业108户，亏损企业62户，亏损面为36.5%。
亲历者的观察更为触目惊心。原国资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在《国有企业改革实录》一书中写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有企业已在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831亿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亏相抵后实现的利润只有428亿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亏损的源头不仅来自市场。据国务院减负办1997年的调查，国有工业企业各种不合理负担在500-600亿元左右，占实现利税的20%，超过调查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额。政企不分的遗祸昭然若揭。
邵宁认为，按当时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国有企业将是一个全面瓦解和溃败的形势。
多米诺骨牌的下一站将是银行。当时国企的亏损已经通过贷款，逐渐蔓延到刚刚建立企业制度的商业银行群体，风险开始渗透进整个金融体系。官方认可的数据称，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3%，已接近破产边缘；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骤然上升到31.38％。
世界银行甚至在当年就宣称，中国银行业从技术层面看，实际上早已破产。
退途已绝，剩下的只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报》记载了一件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的工人们把机器上凡是能拆的机配件、锭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个生铁的主机架，然后开始敲。机架很结实、很厚，他们得用力地砸，还得轮流干，直至机器成为一堆废铁。紧接着，一位工人跟着装废铁的车去了上海钢铁三厂，看着吸铁盘把废铁吸起来，放进熔炉。
随后，上海申新九厂3000多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
这就是当年闻名全国的压产改革第一锤。
就在这一锤敲响的两个月前，朱镕基把上海多个棉纺厂的厂长、纺织集团的副总，一一请到他所住的宾馆，目的是听对方算账：如果关掉1万纱锭，要减掉多少人，这些人如果回到社会上去再就业，要用掉多少钱；1万纱锭上面借了多少银行的钱，如果要还掉银行的钱，又要如何操作……
这是人们对于1998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留存下来的最初印象。温故而知新。对于当年那些事，周放生是格外留心的一群人中的一员。
尽管早已从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任上退休，他对自己曾亲身参与的改革历程仍记忆犹新。日，周放生对经济观察报说，“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1998年中国经济经历的，正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供给侧改革。”当时周的身份，是原国家经贸委企业脱困办公室（下称“脱困办”）副主任。
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提出的目标。周放生至今还记得，总理当年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说，“三年脱困中央下决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脱困的目标要求，我辞职以谢天下”。
“作为一个总理，他把自己的后路断了。这个话说出来，如果到时候真的不行，他必须辞职。因为我在一线工作，不知道三年以后能不能大体上解决问题，说到底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周放生说。
军令状已立，不容不进。那一年，朱镕基宣布费改税，砍掉财源的同时启动政府机构改革，15个部委被精兵简政，这项冒险之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下子闯进了两个“地雷阵”。不仅如此，决策者们又一次性把本溪、抚顺的煤矿全关了，辽宁的全部有色金属矿，除了一个铜矿外，也全部关闭。
三年时间，煤炭行业总计压产4亿吨，钢铁、有色、军工也相继成为压产改革的重点行业，这一长串名单里还包括建材、制糖、石化、电力……
就在决策者为略显沉重的国有企业甩掉包袱的同时，“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资源，却呈现出了别样的活泼色彩，以至于改变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格局。
从数据上来看，改革让当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大幅度缩小，三年后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则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从最初的机电制造迅速切入到装备制造，再进军重工业制造，乃至后来的基础设施领域，最终为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动图景。
邵宁在书里统计，全国6659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三年时间共计下岗分流2600万人。由于再就业工程谋划在先，财政补偿和社保体系建设成事于后，以服务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承纳了一部分就业人口，整个社会经历的动荡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但中国经济承受的压力，并不轻松。启动改革的当年上半年，经济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仅比上年同期增长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应该是9%以上。
财政开始加足马力保驾护航。1998年，项怀诚接替刘仲藜担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被任命为副部长。随即，在发行特别国债以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六个月后，财政部再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分两年列入国家预算，此后追加到2000多亿，加上配套资金高达6000亿，以支持基础建设投资。
然而，当年经济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诺失之交臂。于是，到了第二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顺势将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调减为7%，为此后数年的“七上八下”开启了先河。
2000年11月，国家经贸委宣布，中国三年脱困目标顺利完成。三年后的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此后的十年间，平均经济增速在10%以上。
本文来自：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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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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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和平
来源：国兴资本（ID：guoxingzb）
l基建和房地产：中国经济的两个轮子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成一驾跑车，而且是靠前轮驱动的跑车，那跑车的前面两个轮子就是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后面两个轮子就是消费和进出口。
这辆跑车的速度以前是每小时跑到120公里，后来降到了每小时80公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DP保8，到现在为止，这辆车子的速度降到了60公里左右，也就是这次两会中提到的十三五规划中的GDP维持在6-6.5之间。
车辆的速度慢下来了，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车辆可能出问题，但回来过头来看看旁边的美国队，欧洲队、日本队，他们车队的速度也降下来了。这四个车队被称为世界四大经济体。看到中美欧日这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四大经济体，他们的车队都同时降速了、这时我们立马就联想到不仅仅是车辆出问题了，而且车辆还遇到爬坡了。
这个坡总的来说就是全球经济放缓了，全球经济放缓的原因就是因为全球经济需求放缓了。全球经济需求放缓的原因很多，比如刘易斯拐点，全球经济周期，全球人口的老龄化等等，原因很复杂，在此就不一一展开述说了。
回头来看中国经济这辆跑车，前面的两个轮子：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经过开改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产生的大量的产能过剩。
可能大家说不对呀，前段时间国家出政策，除北上广深和部分热点城市外，一些地区的房子首付降低到了二成，这不是鼓励大家买房吗？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吧，按现在的人均居住面积水平计算，中国的房子的存量足够34亿人口居住，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吗？
另外前段时间网上盛传，卖掉北上深的房子，可以买下半个美国。什么意思？有机构做过统计，北上深的常居人口是六千万，按三人一套房，北上深房子的存量是二千万套。按每平米五万元，每套五百万计算，北上深的房子总市值合计一百万亿人民币。而美联储去年公布的的数据，全美国的房产总市值是三十万亿美金，合二百亿人民币。所以才有很多人所说的卖掉北上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的言论。另外再多说一句，中国A股上市公司有四百多家上市公司、占到上市公司的30%，净利润不到1500万，这个利润还买不起深圳一套改善型住房。上巿公司可是中国最优秀公司中的代表呀，这件事侧面说明中国的房子的确太贵了。就如上个世纪日本的三菱地所花了十五亿美金收购美国地标洛克菲勒中心时，当时全世界都惊呼，卖掉整个东京可以买回整个美国，然后呢，就没有然后，就只剩下然并卵。我们只看到了日本从此迎来了通货紧缩、从此走上没落的二十年。说了这么多、只是想印证一件事情，国家鼓励大家买房，不是重拾当年的房地产政策，而是给中国房地产这个汽车轮胎装上ABS防抱死系统，让房地产泡沫延缓破灭，为中国经济升级转型赢得时间。更准确点说，每套房子后面有70%的资金来之于银行贷款，如果房地产崩盘了，银行就坏帐了，银行破产了，金融系统就全完了。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美国房地产零首付的结果。
中国M2（黄线）与房价（蓝线）
l消费与进出口：另两个轮子
前面两个轮子动力不足，再来看看后面两个轮子。消费这是个轮子总的来说基本正常，中国老百姓总的来说有钱了，有钱就会买买买。总的消费水平最近一直保持平稳增长。但国内消费一直没涨，涨的是国外消费。这得感谢大家，除了把澳洲、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的豪宅一扫而光、而且还把日本的马桶盖、书包、感冒药也买光了。为了消费留在国内，所以前一段时间税务总局出台了政策，以后的海外购物要交税了。跨境电商们的日子又没以前过的滋润了。
最后来看看最后一个轮子：进出口。以前中国经济只要出现滑坡，中国就会加大刺激出口贸易。很可惜，这招已经不灵了。因为全球经济放缓，需求放缓，现在的大西洋、太平洋的海面上，已经没有多少货船了。以前常说的*铁公基*，也就是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已经全面放缓。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原油、铜、铁矿石等等。顺差更谈不上，用一轮船的鞋子去换回一轮汽车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的人工成本在低端制造业领域、中国毫无竞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鞋厂、衣服厂、电子装配厂都去了东南亚和印度。所以进出口这个轮子也漏气了、严重胎压不足。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这辆跑车主要碰上了前轮动能不足，同时遇上爬坡、汽车胎压不足等原因，让车现在的奔跑速度严重受阻。
既然这辆跑车已经高速奔跑三十年了、是不是中国经济就不行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大家忘了汽车的尾箱还放了两个工具包。
l货币政策：汽车尾箱的“工具包”
第一个工具包是货币政策。现在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又一轮央行放水的机会。我们经历过08年的金融危机，一场四万亿的强刺激政策、立马让中国经济满血复活，看得见的效果和看不见的弊端、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广义货币，也就是钞票，从2008年的40万亿到今年的138万亿，人民银行每年印钞票的速度是年增长16%，中国房子价格的年平均增幅也正好是16%，什么意思？不是房子贵了，是钞票印多了。房子以及其他商品的增长更多的是货币现象，与水涨船高是一个道理。但现在出现一个现象、钞票印的再多，钱也到不了实体经济手中。所以大家看到今年一月份信贷规模是二万多亿，二月份是七千多亿。
同时这个工具箱里面还有降息、降准、汇率三个工具。
降息很好理解，利息低了、企业用钱的成本也就低了，企业的利润自然就增长了。所以降息相当于是给车的轮胎打气，增加胎压。
降准也很好理解，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简单点说，就是平时商业银行每收100元存款，就要缴纳21.5元放在央妈那里以做备用。现在降准了，就相当于商业银行把平时存放在央行那里的压岁钱拿出来贷给企业。钱多了、企业自然会想办法发展。这相当于增加汽车轮胎与地面的磨擦力。
最后说说汇率。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汇率也就是货币的价格。简单点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是人民币兑美元的价格。因为人民币是与美元挂勾的。汇率是指钱的成本。汇率提高，钱的成本就高了，产品价格就会提高，企业出口就受限；反之汇率降低，刺激出口。所以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更多的是中美之间的汇率大战。多说一句：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最根本的就是印钞权和钞票的定价权-汇率。
很可惜，因货币超发带来的资产泡沫，以上工具箱里面的工具：降息、降准、量化宽松（QE），汇率管控等等手段，都已经对刺激经济起不了什么作用了，货币空转现像佷明显。就如同一个人长期使用一种药物、已经让中国经济这个肌体产生抗体了。
这时候本届政府只好打开了第二个工具箱。也就是号召大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最近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等等。总理不惜花费时间去北京创业大街，为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站台；甚至总书记访美、连奥巴马总统也表态支持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改革。这些都是新名词、以前没提到过，现在猛然提出来并大力号召、一定是为了解决问题。那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了保障民生，解决就业问题。朱总理时代，除了工资涨，其他什么都不涨。退休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任上年年提GDP要保八，他只回应一句话：保八是为了保就业。
谁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中小微企业。据工商部门的统计，全国在册的企业一共有1300多万家，其中99%的是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解决了中国50%的税收，60%的GDP，70%的进出口业务和80%的就业。但是作出如此多贡献的中小微企业，却只能从银行拿到10%不到的贷款，而且几乎无直接融资。几乎所有中小微企业都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3年12月份，经国务院批准，受证监会监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俗称新三板，行业人士称之为北交所。新三板就是为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应运而生的。而且是改债权融资（间接融资）为股权融资（直接融资）。在欧美、直接融资的比例达到了85%以上，而中国，还只达到17%左右，未来股权投资将逐渐成为主流。
现在符合新三板上市条件的企业大概有三万家左右，这些大部分是创新型、创业型和高科技企业。世界经历过从刀耕火种的农业时代、到瓦特的蒸汽机时代、再到核工业时代和现在的信息化时代。每一次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力量是新科学技术的出现，保不齐现在这些新三板企业中就蕴含着颠覆现有科技、推动社会进入另一个时代的重要力量。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资金来支撑，新三板就是这一支点。正如某人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
经过两年时间的发展，新三板现在拥有挂牌上市公司六千多家，未来将有上万家企业挂牌新三板。一跃成为了全世界上巿公司最多的交易场所。可以想像，尽管现在总市值才二万多亿元，离A股的40多万亿和美国NASDQ的总市值还有一段距离，但可以想像，未来总市值也必将超过以上各交易场所，成为全球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摘要一下，中国跑车四个轮子中的三个轮子破损了、漏气了，动力也不足了，怎么办？换轮胎。换上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创新性、创业性企业这个轮胎，而且为中小微企业准备了新三板这个加油站，打气筒。为中国经济跑车的重新提速做好准备。
回头来说一下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很多人都说，GDP就是个屁，和我们有半毛钱关系吗？还真有关系。如果将GDP6.5看成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平均速度，那么一定会有比6.5高的产业，也有比6.5低的行业。铁钢、水泥、光伏、煤炭、有色金属等等行业，因为产能严重过剩，平均增速就低于6.5。一些新兴行业，比如电影、VR（虚拟现实）、3D打印、无人机等等、平均速速就远远高于6.5。明白了这些，就明白了投资的方向。
光换轮胎还不够，我们还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补短板、稳金融。去产能、去扛杆、去库存就是为了让车子轻装上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出了一带一路、成立了亚投行。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就是为了把多余的产能、库存，通过一带一路消化掉。周边国家和地区没钱没关系，我们牵头成立亚投行，为一带一路解决资金难题。此举又顺水推舟解决了人民币将逐步全球化的问题，打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一举多得，所以大家还记得了，总书记访美前先访问了捷克。如果大家查查地图就明白了。捷克是一带一路连接亚欧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亚欧大陆连接的桥头堡。供给侧改革就是为了补短板，稳金融是为了让车永远有油。
读懂了中国经济，就明白了以后投资的方向。
(以上内容根据国兴资本董事长郑和平先生在深圳新三板高峰论坛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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