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美国为什么抵触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何时才能读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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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2日文章 原题: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及其失误: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就是亚洲的一部分,其在亚洲的利益和影响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前些年,美国宣布要“重返亚洲”。从经济角度说,这有其必然性。亚洲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并且这种局面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同时,随着其在亚洲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扩大,美国也越来越像一个亚洲国家。美国要保护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就要更多地关注亚洲,这完全可以理解。但美国所宣布的“重返亚洲”显然并不是这样简单。
  从战略上说,这次“重返亚洲”很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当然,这也不是冷战之后美国要“重返亚洲”的第一次。在小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外交在新保守主义的主导下,也曾经赤裸裸地把中国作为“敌人”,试图通过亚洲“小北约”来围堵中国的崛起。不过,那次“重返亚洲”的努力以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而终结了。中国不仅没有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一定意义上,反而成为了美国“反恐”的伙伴。近年来美国高调的“重返亚洲”是第二次了。不过,从长远来说,“重返亚洲”会成为美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大失误。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美国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自身的衰落。很多美国人不相信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会衰落,国际社会上很多人也不相信;甚至很多中国人不相信也不希望美国衰落,因为无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国际警察,美国的衰落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好处。作为政治制度,近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各国政治自由派所向往、学习的对象;作为国际警察,美国一直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公共服务。
  尽管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相对而言的确衰落了。二战之后,作为战争胜利者的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非常强大。在经济上,美国推出了庞大的马歇尔计划来复兴欧洲经济;在军事上,美国是“北约”的主柱;在政治上,美国的民主制度令人向往。在所有这些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以苏联为首的非西方集团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美国自己出钱出力,在所有方面做得得心应手。但现在不一样了,美国除了仍然是最强大的军事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已今非昔比。
  在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半个世界的警察。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的警察。作为半个世界的警察,美国信心十足,但作为整个世界的警察,美国显得力不从心。原因很简单,当世界警察需要费用。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苏联这样一个明显的“敌人”,美国的所有盟友都很乐意支持美国充当警察,也愿意为美国支付费用。但冷战结束、苏联“敌人”不再存在,美国的盟友就没那么乐意为美国付国际警察的费用了。同时,美国本身的经济也已经不足以支撑世界警察的角色。
  苏联集团解体后,就不再存在任何可以挑战美国的同盟。那时美国应当改变其战略同盟政策,至少改变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同盟。任何战略同盟都是针对“敌人”的,因此首先需要外在“敌人”,没有这样的“敌人”和来自“敌人”的直接威胁,同盟就整合和团结不起来。冷战后美国和西方不仅没有改变同盟政策,反而扩大和强化同盟。在欧洲,美国和西方收编了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把属于苏联地缘政治空间的领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亚洲,美国积极寻找新“敌人”,迅速崛起的中国自然成为最佳候选人。中国是亚洲大国,美国“重返亚洲”非常容易理解。美国强化和其亚洲盟友的关系,针对的是中国。对美国来说,“我的盟友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这解释了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
  这样做,冷战后的美国表面上成为世界唯一霸权,但实际上则不然。美国在欧洲的战略贪婪和对中国的战略误判,都在促成和加快美国本身的衰落。在欧洲,美国和西方的战略贪婪已导致了俄罗斯的反弹。对俄罗斯来说,一旦国家有了实力、机会来临,势必要收复被美国和西方抢走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的乌克兰实际上是美国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地缘政治利益之争的牺牲品。把中国视为是潜在“敌人”,更是美国的战略误判,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美国并没有意识到,中国和其他大国不一样。例如,中国和苏联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选择是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世界体系,通过改变自己和这个体系接轨。尽管中国在加入这体系后并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对美国百依百顺,但总体上履行了一个成员国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也是这样的。邓小平时代强调“韬光养晦”,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强调“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到了现在的习近平时代则强调“新型大国关系”。所有这些概念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永不当头”。“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简直就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但很少有美国人听得懂。即使一些人听得懂,也选择不相信。这个概念意味着中国承认美国是国际社会的“老大”,不会挑战“老大”地位,愿意和“老大”合作来维持国际秩序。当然,中国同时也要求美国这位“老大”要照顾一些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把全球各地都视为其利益,但中国的核心利益非常有限,都是和领土、领海有关,且仅限于和中国周边国家相关的事情。美国人到处都是核心利益,对中国的这些核心利益不是不知道。如果美国愿意在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之间扮演积极的协调角色,美国是有能力这么做的。但美国没想扮演这个角色,而是简单地选择“重返亚洲”,站在其盟友国家(刚好也往往是和中国有主权利益冲突的国家)这一边。
  美国的“重返亚洲”,如果是经济上的,也没有什么可怕。包括中国在内的本区域国家也欢迎美国这样做。但如果是军事和战略上的,只会加剧区域矛盾。美国现在显然过于强调战略和军事,甚至经济上的事情例如TPP也带有了战略同盟性质。
  如果美国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做战略大调整,必然会加速美国的衰落。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会大战一场,或者中国能够打败美国,而是因为美国的自我击败。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战略态度。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历来就持“息事宁人”的做法,除非逼到墙角,否则根本就不想把谁当成敌人。这也就是今天中国所说的“不惹事,也不怕事”的态度。美国数次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或“潜在敌人”,但中国是经典“太极拳”的回应方式,躲开了和美国的正面冲突,甚至仍然把美国视为是朋友。中国如果是苏联,中美之间早就形成另一场冷战。在美国大力强化和其盟友的关系过程中,中国明知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中国,却没有仿效美国去组建自己的盟友。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不会是现在的和平局面了。
  其次,“重返亚洲”表明美国要把大量的军力和战略重心放在亚洲,这也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中国不会那么“傻”去和美国迎面冲突,否则中国也不会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的压力会促成中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国防军事的现代化,从而促成中国军事上的真正崛起。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需要这样“恶劣”的国际条件的,需要“假想敌”。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军事现代化,是两个和美国有关的外部因素促成的,那就是1990年代初的美国海湾战争和1996年的台海危机。海湾战争开始让中国了解了什么是现代形式的战争,而防止“台湾独立”则成为这些年来中国要实现的战略目标。美国的“重返亚洲”使得中国有了更明确的战略“假想敌”,更能促成国防的现代化。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国防现代化,避免和美日进行军事竞赛。
  再次,“重返亚洲”必然迫使美国把战略资源从其他地区调到亚洲,这会促成美国在其他地区的衰落。实际上,中东、非洲和中亚等地区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美国在那里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已远不如前。同时,因为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空间被美国有效挤压,中国必然要把自己的战略延伸到那些美国撤出的地区,这会客观上促成中国的“走出去”。在一些区域,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中国现在所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尽管主轴是经贸,但也是有其“向西看”的战略考量。
  第四,“乌克兰”事件既表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回归,更表明对美国所主导的西方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像俄罗斯那样的和西方美国有类似思维的其他大国。作为文明大国,俄罗斯不会坐等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被西方瓜分。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毫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一旦具备了能力,就会竭尽全力把这些利益夺回来。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和西方美国一样,同样是具有扩张主义的国家。西方和俄罗斯的文化同样是基于具有使命感的宗教之上,中国没有宗教文化,是世俗文化,不仅没有扩张性,反而能够包容其他文化。美国和西方对乌克兰局势的反应表明,它们的能力有限。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会出现错误的战略判断,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美国的战略失误来自于对中国的错误判断。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并不是根据中国历史上的或者当代的国际行为,而是根据美国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美国人相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并且还要把自己的思维强加给他国。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更深化了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看法。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的“大国悲剧”大多发生在欧洲,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基于欧洲的国际关系经验,和非西方的经验并不相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地方性理论。但美国和西方则把这地方知识普世化,视为普世的真理,并且在实践中十分相信。这就解释了目前中美关系的心理格局:与其说是中国要挑战美国,倒不如说是美国恐惧中国崛起。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挑战美国,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则到处可见。
  中国学术界的“美国化”也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恐惧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到处充斥着美国式的国际关系话语,这使得美国人感觉到中国和美国没有两样,大家都是同样的思维模式。尽管美国化的话语没能解释得了中国外交的实际行为,却使得中国学术界的国际关系话语更具有欺骗性。在学术界的国际政治话语和中国政府所提供的政策话语之间,美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对南中国海和东海局势的判断失误。在这两个所谓的热点区域,中国实际上只想保持现状。自从邓小平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后,中国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立场。在大多数问题上,中国总是回应性的。在中国看来,中国并没有主动挑起这些事端,但别的国家挑起来了,中国不得不回应。但美国人并不这样看,似乎是中国在欺负周边小国家。
  一个大国的衰落与其说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崛起,倒不如说是自身的衰落。大清王朝的衰落是这样,苏联帝国的衰落也是这样。美国如果不能纠正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不能节制其无限的战略贪婪,看来也不可避免地会落入这个逻辑,更快地走上衰落之路。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网站编辑:深度分析:美国为什么抵触中国崛起
做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自然对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会持欢迎的态度,必然会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诸如上世纪美国对前苏联,对日本,以及本世纪对欧盟。。。都是如此。当然中国也不例外,同样无数次遭到美国的黑手。
但是美国不会不知道,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国家有盛必有衰,美国不可能永远把持世界霸权,早晚会有一个国家取代他。那么这个国家应该是哪一个呢?美国自然会仔细思量拿捏的。关键在于两条:首先是这个崛起的国家不会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其次是有利于美国的重新崛起。
那么中国属于哪一类呢?从第一点来说,中国崛起不会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这从中国的历史和现行政策上不难得出结论。那么第二点呢,中国崛起是否有利于美国的重新崛起呢?说实话,很不利。为什么呢?首先,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美国及西方大不同。中国不称霸,不强人所难,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中国治理下的世界必将是一个持久的和谐、繁荣的世界,美国找不到机会,重登霸权宝座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其次,如果是日本或者俄罗斯呢?必将引发更多的战争和冲突,于是美国的机会就来了,就像一战和二战之前那样,美国向冲突的双方大量出售军火,赚得钵满盆满,待双方精疲力竭时再出手收拾残局,世界又将是美国的了。
中国与美国的基本理念不同,因此美国很难理解中国的玩法,总是心存狐疑与猜忌,抵触就再自然不过了。这次美日两国修改同盟防卫指针,就是美国面对自己实力不济时所采取的一项应变策略。美日同床异梦,所谓同盟,只不过都是企图把对方推入火海,而自己去摘桃子罢了。具体说就是美国希望放出日本这条疯狗跟中国打,两败俱伤后美国再站出来;而日本呢,同样想借助日美同盟的强化把美国推到与中国对抗的前沿,战火一起,日本就可以重温世界强国之梦了。
当今世界上,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英法德。。。信奉的都是丛林法则,这种惯性思维似乎永远也无法改变。只有中国是个例外,中国有理想、有能力把狼驯化成狗,把熊驯化成熊猫,把野牛驯化成耕田的牛。。。换句话说,中国是高等智慧生命的人,而美日等西方列强都是野兽。
已投稿到:深度: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中国资产崛起时代开启?
来源:第一白银网
11-09 18:14
人民币贬值?贸易战开启?特朗普胜选引发了种种担忧,但略过表面,从中长期而言,特朗普胜选究竟会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11月9日讯 贬值?贸易战开启?胜选引发了种种担忧,但略过表面,从中长期而言,特朗普胜选究竟会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国资产崛起时代开启?
分析认为,特朗普胜选,短期恐慌情绪将引发资本流出美国,同时其主张的积极财政、贸易保护显然支持美元走弱。中期而言,特朗普当选可能会引发与中国的贸易战,并恶化中国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从而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将导致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下降,而中国的话语权将上升,因此中国资产短期可能受损,但将长期而言相对全球其他风险资产或受益最大。
特朗普胜选:美元短期走弱 但贸易战或加大汇率压力
金融市场部万钊称,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会引发资本流出美国,但是考虑到美元是国际货币在全球通用,因此美元流出美国后并不需要卖出美元的换汇操作,另外考虑到12月加息预期仍存,叠加全球经济形势不佳,资本流出并不意味着美元大跌,但是会终结美元的本轮升势。
证券分析师邓海清也认为,对于汇率政策,若特朗普并非真心支持利率紧缩,则其积极财政、贸易保护显然支持美元走弱;即使特朗普确实支持利率紧缩,但可能效仿小布什采用“加息+贬值”的货币政策组合,以实现其贸易方面的主张。总体而言,尽管特朗普没有明确表示要“弱势美元”,但美元走弱概率较大。
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比较激进,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恶化我国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从而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
特朗普此前提出,为保护传统产业,他一直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协议如NAFTA和TPP。
对于中国,特朗普认为,由于中国加入了WTO导致了美国国内超过50000家工厂倒闭和1000多万工人的失业,他建议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并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
局部贸易战可能让中国的贸易盈余受损,经常账户的盈余可能下降。另外,局部贸易战也使得企业在中国生产组装的成本上升,从而使得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减少。
另外,特朗普的以下主张可能会吸引美国海外资金更多地回归国内:一是削减企业所得税,将企业所得税由35%降为15%,降低美国国内企业税负;二是对迁回海外利润的美国企业仅一次性课征低至10%的税收,吸引美国海外资金回流;三是声称将强迫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将亚洲的生产线搬回美国,否则将要向这些企业征收35%的重税。
从近年数据来看,短期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有着较高的关联度,中国资本外流加剧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将再次加大。
中国资产崛起时代开启?
证券分析师邓海清称,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将导致美国的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下降,美国资产长期将受损;而中国资产短期可能受损,但将长期而言相对全球其他风险资产将受益最大。
他分析到:回顾,导致英国资产受损、中国资产受益,因为中国可以同时与英国和欧盟加强合作。对于此次美国大选,由于特朗普政策为“新孤立主义”,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主导权将下降,美国资产将长期受损。
就美国大选而言,中国股市的唯一长期风险在于,特朗普过于激进的政策导致国际冲突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从而抑制全球风险资产估值水平,中国风险资产尽管相对其他国家最优,但也存在下跌的可能,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
排除上述极端情况,对于中国股市,我们认为由于特朗普对中国非常不友好,因此中国资产可能短期受损;但长期来看,中国在全球的话语权将上升,同时中国政治、经济的确定性在全球范围相对较高,中国风险资产在全球风险资产中将成为最优资产,叠加美元弱势概率较高,人民币贬值趋势将得到逆转。
分析师王汉锋也认为,对中国未必全是坏事。特朗普上台,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会减低,美国国际拓展将收缩,有利于中国拓展一带一路等国际市场。
王汉锋分析道:如果特朗普上台,货币政策及美联储主席人选面临不确定性,但美元短线走弱可能性较大,降低了人民币贬值的外部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虽然对中国不利,但TPP等进展会受挫,也会降低中国压力;美国在国际范围内收缩阵线而更加注重国内,中国自身的一带一路面临的压力就会有所减轻;美国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提振内需,对中国也不算利空。当然,最终影响还要看其当选之后多大多大程度按照他声称的政策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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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政部网站,自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现行保税、减免税政策不变。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回应大豆和贸易战相关问题时称,中方希望美方决策者也认真聆听美国消费者和有关产业界的广泛呼声,仔细权衡单边主义举措对美方的利害得失,没必要非撞上南墙再回头。
特朗普在周四发推特指责亚马逊,称亚马逊税缴得不够多、占美国邮政系统的便宜,而且害小型零售商倒闭。但特朗普并未暗示他可能会采取甚么具体的行动。
据韩国统一部官员称,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4月27日举行峰会!
意大利非欧盟贸易帐(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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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3月季调后ANZ总招聘广告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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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一牛财经分析:美国经济再崛起已成共识原因
中研普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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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需求、内部刺激,都只能带来短暂的增长快感,而不能引致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规模越大、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就越大。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是因为政策调控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多少助力,而是经济借助危机实现了发展模式转型。美国从来不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但在具有可比性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一直具有领先性,未来这种领先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而美国政策的霸权影响还将以另一种形式增强。
门槛门槛,迈不过去才是槛,迈过去就变成了门。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一波三折、先抑后扬的表现充分表明,次贷危机不仅没有给美国经济二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划上终止符,反而打开了一扇机遇之门。穿过这扇门,美国经济正带着过去繁荣的积累和危机涅槃的收获走向一片强势复苏的新天地。确切地说,美国经济自2012年初就显露出周期性领跑的强势,但直到最近,后知后觉的市场才从全球经济多元化的一帘幽梦中惊醒过来,赫然发现美国经济展现出令人熟悉的强大姿态。
当前,美国经济再崛起已成共识,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美国经济的未来会怎样强大,又何以强大?答案在于:增长不求人,模式渐平衡,霸权今犹在,底蕴明更深。美国经济的强大并不是因为政策调控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多少助力,而是经济借助危机实现了发展模式转型。
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依靠的,只有自己。外贸需求、内部刺激,都只能带来短暂的增长快感,而不能引致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对于经济规模越大、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体,内生动力的重要性就越大。美国从来不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但在具有可比性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一直具有领先性,未来这种领先优势还将进一步扩大。利用IMF的预测数据估算,2013年至2018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依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25个百分点,但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0.66个百分点,领先幅度较1980年至2012年间大幅提升了0.53个百分点。据笔者测算,2011年至2012年,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力度就已明显恢复,剔除库存、贸易和政府支出影响后的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力度分别为2.55%和2.37%,2013年三季度则为2.25%,不仅较危机期间2008年、2009年的-1.54%和-4.17%明显改善,甚至已高于新世纪以来1.6%的平均水平,并接近1930年至%的历史平均水平。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发展的模式失衡一直为市场所诟病,由此,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变成美国在危机期间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从危机演化5年多的历程和结果来看,大部分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能有效实现发展方式转变,而美国的模式转型却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储蓄—投资失衡得以缓解。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的缺口占GDP的比重为3.03%,大幅低于危机爆发前%的阶段性高点,并低于新世纪以来平均的3.97%,接近1980年至%的历史平均水平,2013年至2018年该指标预测均值也仅为3.2%。其二,贸易失衡得以缓解。据IMF数据,2012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03%,较危机前2007年的5.06%大幅改善,2013年至2018年该指标预测均值为3.2%,也低于新世纪以来4.3%的均值。其三,财政失衡得以缓解。2012年,美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为8.49%,较危机高峰期的2009年下降了4.85个百分点,在美国财政巩固硬约束不断显现的影响下,年美国赤字率有望渐次降至4%左右。其四,供需失衡得以缓解。根据世界的数据,2011年,美国人均能源消耗量为7069千克油当量,较世纪初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12.26%,美国能源消耗和供给之间的缺口为2.77亿吨油当量,较2005年的阶段性高点下降了40.32%,随着以页岩气革命为代表的新能源战略的践行,美国能源供需失衡有望进一步改善。
次贷危机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极大质疑,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认为,多元化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稳定的组织形式。但事实却是,多元化共识刚刚形成,美国经济就呈现出再崛起的强势,多元化大势尚未稳定下来就被霸权恢复所动摇。纵观五年来的危机演化,美国经济、金融霸权并未受到根本打击,甚至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反而将美元最强劲的对手——欧元置于困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依旧稳固。根据BIS的数据,2008年,国际债务工具发行中以美元标价的比例从2007年的42.5%降至28.4%,但年该比例迅速反弹至49.8%和74.4%,甚至超过了危机前,而2010年欧元标价的比例则从2004年最高的58.3%大幅跌至19.6%。此外,美元在贸易结算和外汇交易也始终扮演着类似的核心地位。美国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影响悄然加大,危机期间美联储连续三轮QE政策操作,在为本国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货币环境的同时,也加大了其他经济体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并最终导致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大部分其他央行都在危机期间出现了先松后紧再松的政策反复,加大了这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波动性。而2013年以来美国QE政策的退出又带来了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虹吸效应,美国政策的霸权影响又以另一种形式加大。最后,借由经济强势复苏带来的底气,一系列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区域性经贸协议的签订很大程度上依旧按美国熟悉并偏好的模式和方向在悄然推进。
短期的经济强大需要把握机遇,长期的经济强大则需要培育底蕴。经济发展的底蕴就在于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经济大周期的,不是房地产行业、库存或宏观政策,而是科技进步和微观崛起。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年,美国潜在劳动力生产率有望实现年均1.67%的增长,增幅不仅高于危机期间的0.95%,还高于1980年至2012年间的1.5%;美国非农商业部门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则有望实现年均1.25%的增长,增幅高于危机期间的1.24%和历史平均的1.11%。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升的动力来源包括:再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实力蓄势提升,信息行业高速发展。
未来,美国经济尽管面临着长期失业率高企、高科技出口比例下降、劳动力市场僵化等一系列风险因素的挑战,短期内甚至还面临着经济增长强弱的压力测试,但凭借底蕴、积累和创新,依旧有望在全球新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实现可持续的强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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