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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的“扶贫经济学”：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
&&&& 21:14&&&&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陈慧慧&&&&
　　原标题：兰考的&扶贫经济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韩永赵敏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744期)
　　1月10日上午9时许，位于兰考县城东南8公里处的乔庄村，依然笼罩在一片浓雾中。
　　村民梁付生的家里，凉意袭人。院子里生起一堆火，热气驱赶着雾气。堂屋里的羊群醒了，蹦来跳去，给这座老旧的房子增添了一些生机。
　　2015年4月，梁付生从市场上买了7只羊，半年后卖掉了4只，卖了2400元；2016年年初，两只母羊又生了4只小羊，羊群的数量没变，梁付生&净赚&了2400元。
　　对梁付生来说，这是一笔&无本&的买卖&&他买羊所花的钱，村上都给他&报销&了。村里的这笔钱，来自于兰考县的产业扶持资金。从2015年开始，这笔钱的分配权从县乡交给了村里，每个贫困村每年10万元。
　　&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
　　刚接手这10万元钱时，代焱和他的同事感觉这是&烫手的山芋&。
　　代焱是兰考县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2015年初，她被派到惠安街道乔庄村，任该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兰考县的扶贫工作队成立于2014年5月。当月，该县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年扶贫攻坚规划》，向该县115个贫困村各派出一个扶贫工作队。工作队通常有3名队员，其中两名来自于县直部门，一名来自于所属的乡镇。
　　为了让这些干部下沉到农村，兰考县委组织部出台了驻村工作队的派驻、管理和考核办法，规定工作队实行科级干部当队长、科级后备干部当队员；后备干部不愿驻村的，取消其后备资格；驻村考核连续两年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实行提拔一票否决。
　　2014年底，扶贫工作队队员进行了一轮轮换，更多的年轻干部加入进来。开封市委常委、兰考时任县委书记王新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轮队员的遴选中，后备干部储备的功能更为凸显。2016年春节前夕，王新军离开兰考，转任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进到这个圈里的，就是后备干部了，提拔有望；进不到这个圈里的，不是不让你当后备，你要往后排一排。这是个政治激励。&王新军说，&有人说单位离不开，我说那你就别当后备了，那一次弄得很倔。&
　　王新军将扶贫比作打仗：&现在扶贫攻坚是第一位的，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最大的经济问题，最大的民生问题，这就是突击队，像打仗一样，组织需要你下去，这就是第一线。&
　　工作队员去了农村以后，被要求每星期5天4夜盯在那儿，不能轻易回城，单位领导也不能将其抽回。&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王新军说，&县委派你去，就是叫你专门扶贫的，要全身心地扶，立一个军令状，3年不脱贫就不回来。&
　　在2014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兰考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联系点。当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到兰考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指导，兰考县委向习近平总书记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这比兰考县原定的脱贫时间提前了4年，&原来我们是2020年脱贫，那是有把握的。但要说提前四年，压力就大了。因为是总书记的联系点，兰考非得四平八稳到2020年跟全国一道脱贫，这个不行。&
　　王新军说，因为这个事县委开了两三次常委会，才统一了思想。&一是(实现起来)有压力，二是你早点脱贫，不就早点没有政治优惠了嘛。多干点活，又少点实惠，图啥嘞，有人想不通。&
　　但王新军认为，扶贫不能光算小的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他说，扶贫不仅仅是解决兰考几万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脱贫过程中精神气的提高，以及对脱贫路径的探索，让当地的发展再上一个层次，这是兰考的&扶贫经济学&。
　　扶贫资金分配权下放
　　代焱所在的乔庄村，共有350户农民。根据2013年底的数据，该村共有100个贫困户，县里拨下来的10万元产业扶植资金，就是面向这些家庭。
　　2015年产业扶植资金的分配，跟往年有所不同。兰考县主管扶贫和金融的副县长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往年扶贫资金的分配权在县乡两级，农民要申请这笔资金，需要先自己投入资金购买项目，项目完成后，县乡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放款。
　　杨志海说，这种分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放款部门把自己的风险排除得一干二净，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贫困户着想，一是很多人拿不出钱先期投入；二是即便有钱投入项目，基于申请过程的复杂程序，很多人担心能否最终拿到这笔钱。
　　2015年，兰考县将这笔资金的分配权交给了村里，由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共同分配。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中共中央自十八大后把扶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大力推动精准扶贫。相比县乡两级政府，村&两委&显然对村内的贫困情况更为了然，而扶贫工作队员的考核压力，则会促使他们努力使这场分配不出现偏差。
　　为了避免可能的偏差，兰考县又规定了两项公开：一是在村内公示，二是在县里&上网&。&村内上墙，老百姓知道；县内上网，全世界知道，就是要把信息披露制度用好。&杨志海说。另外，国务院扶贫办的电话12317，也通过短信和网络报给农民，不满意可以举报。
　　代焱和她的同事决定先让贫困户申报项目。最终有35户申报了项目，申报率35%，其中29户养羊，其他的还有蔬菜大棚、小超市等。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有65%的贫困户没有申报项目。没有一技之长是一个主要原因，也有人担心项目的风险，还有人建议把这笔钱平分给各户，而不要费心费力地培养项目。一位村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让农村真正脱贫，还需要克服很多的观念障碍。
　　申报项目的人要想拿到产业扶持资金，还需要经过两道程序：一、要自己出钱把项目做起来；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确定这个项目真实有效，钱才能划拨给农户。这个考察期通常要几个月。
　　资金的拨付数额也有讲究。由于农村的交易大多没有票据，农民有时候会往高了说，分配的时候要把水分挤出来。比如有一家说买羊花了5000元，但代焱了解了市场行情后感觉没那么多，就和同事根据集市的价格重新评估了一个数额，最终付了3100元。
　　这10万元的最终分配情况，会汇总成表，一方面在村内公示，同时汇报给县里上网。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产业扶持资金的使用，就是要通过两个公开，把所有的村民都变成监督者。
　　在去乔庄之前，代焱一直生长在县城，对农村了解不多，对农产品的价格也没有概念。在乔庄待了1年后，现在她能流利地说出每种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在新的扶贫方式的作用下，乔庄村脱贫的进程明显加快：年，该村分别有40户和59户脱贫，如今，乔庄村只剩下一个贫困户。
　　而兰考全县2014年脱贫了2.5万人，2015年脱贫了4.7万人，两年累计脱贫7.2万人，已完成脱贫总目标的91%，贫困人口还剩下7400多人。
　　当村里只剩下一个贫困户时，代焱和她的同事就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这10万块钱都给这一户，还是另选他途？
　　他们不打算选择前者。除了此举可能引发其他村民的不满外，他们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农民脱贫任务基本完成后，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如何能让农村的脱贫可持续？
　　这也是副县长杨志海在想的问题。作为中国证监会派来的挂职干部，他想到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金融创新，扶持产业发展。他在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汇报时说：&今天的兰考，没有风沙，没有盐碱地，兰考穷在哪儿？穷在产业上，再看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
　　杨志海所说的观念问题，主要指的是发展产业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这是困扰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兰考并不缺钱。他给《中国新闻周刊》说了几个数字，他2013年6月份刚到兰考的时候，该县存款额为125亿元，贷款额为49亿元，存贷比还不到40%，&也就是说，我有100块钱，自己只花40元，另外60元是别人花的。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
　　杨志海说，要可持续地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要发展能解决农民就业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匮乏，而银行基于资金安全的考量，又不愿意向这些资金实力不强、发展前景不甚明朗的企业放贷。
　　这是个老问题了，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政府提供担保，很多地方也有为此成立担保公司的做法，但这需要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而习近平在兰考考察时，明确说过该县的公务人员已经超编。
　　杨志海想出了一种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贷款的办法。具体的做法是政府将部分扶贫资金放在银行里，撬动银行放出数倍于这一金额的贷款。若企业到期无法还款，银行就从政府的这笔资金中扣取。杨志海说，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的这笔资金的规模为1000万，银行则以1:10的比例放贷，最多可以放贷1亿元。
　　兰考县政府这一模式的合作者、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行原来对政府提供担保的最大放贷比例是8倍，基于这种担保方式的高信赖度，最近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倍。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成了放贷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为了降低其中的风险，兰考县政府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非常谨慎，要求各乡镇在对各自管辖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充分调查后予以推荐，并充分发挥扶贫工作队在其中的作用。
　　兰考县政府2016年的第1号文件，对扶贫工作队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在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上做出了具体规定，决定由扶贫工作队组建成立金融扶贫工作小组，下面包括政策宣传、项目推荐、资金发放协调、监督问责和贷款审核等五个小组。杨志海说，这些小组所做的有些工作，事实上相当于银行的信贷员。
　　&比如贷款审核组，银行没人干(对项目审核)，我们帮他们干，还有监督问责小组，是监督工作队员廉洁奉公，不能乱推荐。这个事银行都想象不到，说我们破解了他们多年来没有破解的难题。&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些贷款企业与扶贫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要交一笔扶贫基金，&不交政府就不帮他申请贷款&。另外还要解决贫困户的就业。杨志海说，这里面也有一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这些企业真正带动了扶贫，到他们明年付息的时候，我很可能给他贴息。&
　　如果贷出去的钱届时不能收回，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里的1000万扶贫资金就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负责推荐贷款企业的乡镇和扶贫工作队，也要分三种情况承担责任：若无法还款是因为市场因素，则风险由兰考县政府承担，那1000万就负责兜底；若因对企业不了解导致推荐了劣质企业，则乡镇就要负责把钱追回来；若是乡镇与企业勾结骗贷，则&该上纪委上纪委，该上检察院上检察院&。
　　1月9日下午，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赶往固阳镇范场村，考察该村的乐器项目，并打算与该村村支书、乐器项目的带头人徐顺海签下一单贷款合同，贷款金额100万元左右。徐顺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打算将这笔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扩产完成后，他的企业能解决的就业人数，将从目前的30多个，至少增加一倍，并且贫困户优先就业。兰考的“扶贫经济学”：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_凤凰资讯
兰考的“扶贫经济学”：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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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副县长杨志海在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汇报时说：“今天的兰考，没有风沙，没有盐碱地。兰考穷在哪儿？穷在产业上，再看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原标题：兰考的&扶贫经济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韩永赵敏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744期） 1月10日上午9时许，位于兰考县城东南8公里处的乔庄村，依然笼罩在一片浓雾中。 村民梁付生的家里，凉意袭人。院子里生起一堆火，热气驱赶着雾气。堂屋里的羊群醒了，蹦来跳去，给这座老旧的房子增添了一些生机。 2015年4月，梁付生从市场上买了7只羊，半年后卖掉了4只，卖了2400元；2016年年初，两只母羊又生了4只小羊，羊群的数量没变，梁付生&净赚&了2400元。 对梁付生来说，这是一笔&无本&的买卖&&他买羊所花的钱，村上都给他&报销&了。村里的这笔钱，来自于兰考县的产业扶持资金。从2015年开始，这笔钱的分配权从县乡交给了村里，每个贫困村每年10万元。 &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 刚接手这10万元钱时，代焱和他的同事感觉这是&烫手的山芋&。 代焱是兰考县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2015年初，她被派到惠安街道乔庄村，任该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兰考县的扶贫工作队成立于2014年5月。当月，该县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年扶贫攻坚规划》，向该县115个贫困村各派出一个扶贫工作队。工作队通常有3名队员，其中两名来自于县直部门，一名来自于所属的乡镇。 为了让这些干部下沉到农村，兰考县委组织部出台了驻村工作队的派驻、管理和考核办法，规定工作队实行科级干部当队长、科级后备干部当队员；后备干部不愿驻村的，取消其后备资格；驻村考核连续两年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实行提拔一票否决。 2014年底，扶贫工作队队员进行了一轮轮换，更多的年轻干部加入进来。开封市委常委、兰考时任县委书记王新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轮队员的遴选中，后备干部储备的功能更为凸显。2016年春节前夕，王新军离开兰考，转任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进到这个圈里的，就是后备干部了，提拔有望；进不到这个圈里的，不是不让你当后备，你要往后排一排。这是个政治激励。&王新军说，&有人说单位离不开，我说那你就别当后备了，那一次弄得很倔。& 王新军将扶贫比作打仗：&现在扶贫攻坚是第一位的，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最大的经济问题，最大的民生问题，这就是突击队，像打仗一样，组织需要你下去，这就是第一线。& 工作队员去了农村以后，被要求每星期5天4夜盯在那儿，不能轻易回城，单位领导也不能将其抽回。&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王新军说，&县委派你去，就是叫你专门扶贫的，要全身心地扶，立一个军令状，3年不脱贫就不回来。& 在2014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兰考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联系点。当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到兰考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指导，兰考县委向习近平总书记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这比兰考县原定的脱贫时间提前了4年，&原来我们是2020年脱贫，那是有把握的。但要说提前四年，压力就大了。因为是总书记的联系点，兰考非得四平八稳到2020年跟全国一道脱贫，这个不行。& 王新军说，因为这个事县委开了两三次常委会，才统一了思想。&一是（实现起来）有压力，二是你早点脱贫，不就早点没有政治优惠了嘛。多干点活，又少点实惠，图啥嘞，有人想不通。& 但王新军认为，扶贫不能光算小的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他说，扶贫不仅仅是解决兰考几万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脱贫过程中精神气的提高，以及对脱贫路径的探索，让当地的发展再上一个层次，这是兰考的&扶贫经济学&。 扶贫资金分配权下放 代焱所在的乔庄村，共有350户农民。根据2013年底的数据，该村共有100个贫困户，县里拨下来的10万元产业扶植资金，就是面向这些家庭。 2015年产业扶植资金的分配，跟往年有所不同。兰考县主管扶贫和的副县长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往年扶贫资金的分配权在县乡两级，农民要申请这笔资金，需要先自己投入资金购买项目，项目完成后，县乡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放款。 杨志海说，这种分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放款部门把自己的风险排除得一干二净，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贫困户着想，一是很多人拿不出钱先期投入；二是即便有钱投入项目，基于申请过程的复杂程序，很多人担心能否最终拿到这笔钱。 2015年，兰考县将这笔资金的分配权交给了村里，由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共同分配。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中共中央自十八大后把扶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大力推动精准扶贫。相比县乡两级政府，村&两委&显然对村内的贫困情况更为了然，而扶贫工作队员的考核压力，则会促使他们努力使这场分配不出现偏差。 为了避免可能的偏差，兰考县又规定了两项公开：一是在村内公示，二是在县里&上网&。&村内上墙，老百姓知道；县内上网，全世界知道，就是要把信息披露制度用好。&杨志海说。另外，国务院扶贫办的电话12317，也通过短信和网络报给农民，不满意可以举报。 代焱和她的同事决定先让贫困户申报项目。最终有35户申报了项目，申报率35％，其中29户养羊，其他的还有蔬菜大棚、小超市等。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有65％的贫困户没有申报项目。没有一技之长是一个主要原因，也有人担心项目的风险，还有人建议把这笔钱平分给各户，而不要费心费力地培养项目。一位村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让农村真正脱贫，还需要克服很多的观念障碍。 申报项目的人要想拿到产业扶持资金，还需要经过两道程序：一、要自己出钱把项目做起来；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确定这个项目真实有效，钱才能划拨给农户。这个考察期通常要几个月。 资金的拨付数额也有讲究。由于农村的交易大多没有票据，农民有时候会往高了说，分配的时候要把水分挤出来。比如有一家说买羊花了5000元，但代焱了解了市场行情后感觉没那么多，就和同事根据集市的价格重新评估了一个数额，最终付了3100元。 这10万元的最终分配情况，会汇总成表，一方面在村内公示，同时汇报给县里上网。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产业扶持资金的使用，就是要通过两个公开，把所有的村民都变成监督者。 在去乔庄之前，代焱一直生长在县城，对农村了解不多，对农产品的价格也没有概念。在乔庄待了1年后，现在她能流利地说出每种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在新的扶贫方式的作用下，乔庄村脱贫的进程明显加快：年，该村分别有40户和59户脱贫，如今，乔庄村只剩下一个贫困户。 而兰考全县2014年脱贫了2.5万人，2015年脱贫了4.7万人，两年累计脱贫7.2万人，已完成脱贫总目标的91％，贫困人口还剩下7400多人。 当村里只剩下一个贫困户时，代焱和她的同事就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这10万块钱都给这一户，还是另选他途？ 他们不打算选择前者。除了此举可能引发其他村民的不满外，他们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农民脱贫任务基本完成后，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如何能让农村的脱贫可持续？ 这也是副县长杨志海在想的问题。作为中国证监会派来的挂职干部，他想到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金融创新，扶持产业发展。他在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汇报时说：&今天的兰考，没有风沙，没有盐碱地，兰考穷在哪儿？穷在产业上，再看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 杨志海所说的观念问题，主要指的是发展产业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这是困扰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兰考并不缺钱。他给《中国新闻周刊》说了几个数字，他2013年6月份刚到兰考的时候，该县存款额为125亿元，贷款额为49亿元，存贷比还不到40％，&也就是说，我有100块钱，自己只花40元，另外60元是别人花的。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 杨志海说，要可持续地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要发展能解决农民就业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匮乏，而银行基于资金安全的考量，又不愿意向这些资金实力不强、发展前景不甚明朗的企业放贷。 这是个老问题了，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政府提供担保，很多地方也有为此成立担保公司的做法，但这需要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而习近平在兰考考察时，明确说过该县的公务人员已经超编。 杨志海想出了一种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贷款的办法。具体的做法是政府将部分扶贫资金放在银行里，撬动银行放出数倍于这一金额的贷款。若企业到期无法还款，银行就从政府的这笔资金中扣取。杨志海说，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的这笔资金的规模为1000万，银行则以1:10的比例放贷，最多可以放贷1亿元。 兰考县政府这一模式的合作者、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行原来对政府提供担保的最大放贷比例是8倍，基于这种担保方式的高信赖度，最近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倍。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成了放贷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为了降低其中的风险，兰考县政府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非常谨慎，要求各乡镇在对各自管辖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充分调查后予以推荐，并充分发挥扶贫工作队在其中的作用。 兰考县政府2016年的第1号文件，对扶贫工作队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在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上做出了具体规定，决定由扶贫工作队组建成立金融扶贫工作小组，下面包括政策宣传、项目推荐、资金发放协调、监督问责和贷款审核等五个小组。杨志海说，这些小组所做的有些工作，事实上相当于银行的信贷员。 &比如贷款审核组，银行没人干（对项目审核），我们帮他们干，还有监督问责小组，是监督工作队员廉洁奉公，不能乱推荐。这个事银行都想象不到，说我们破解了他们多年来没有破解的难题。&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些贷款企业与扶贫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要交一笔扶贫基金，&不交政府就不帮他申请贷款&。另外还要解决贫困户的就业。杨志海说，这里面也有一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这些企业真正带动了扶贫，到他们明年付息的时候，我很可能给他贴息。& 如果贷出去的钱届时不能收回，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里的1000万扶贫资金就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负责推荐贷款企业的乡镇和扶贫工作队，也要分三种情况承担责任：若无法还款是因为市场因素，则风险由兰考县政府承担，那1000万就负责兜底；若因对企业不了解导致推荐了劣质企业，则乡镇就要负责把钱追回来；若是乡镇与企业勾结骗贷，则&该上纪委上纪委，该上检察院上检察院&。 1月9日下午，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赶往固阳镇范场村，考察该村的乐器项目，并打算与该村村支书、乐器项目的带头人徐顺海签下一单贷款合同，贷款金额100万元左右。徐顺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打算将这笔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扩产完成后，他的企业能解决的就业人数，将从目前的30多个，至少增加一倍，并且贫困户优先就业。
[责任编辑：张苗 PN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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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的“扶贫经济学”（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韩永 赵敏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1月10日上午9时许，位于兰考县城东南8公里处的乔庄村，依然笼罩在一片浓雾中。村民梁付生的家里，凉意袭人。院子里生起一堆火，热气驱赶着雾气。堂屋里的羊群醒了，蹦来跳去，给这座老旧的房子增添了一些生机。2015年4月，梁付生从市场上买了7只羊，半年后卖掉了4只，卖了2400元;2016年年初，两只母羊又生了4只小羊，羊群的数量没变，梁付生“净赚”了2400元。对梁付生来说，这是一笔“无本”的买卖——他买羊所花的钱，村上都给他“报销”了。村里的这笔钱，来自于兰考县的产业扶持资金。从2015年开始，这笔钱的分配权从县乡交给了村里，每个贫困村每年10万元。“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刚接手这10万元钱时，代焱和他的同事感觉这是“烫手的山芋”。代焱是兰考县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2015年初，她被派到惠安街道乔庄村，任该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兰考县的扶贫工作队成立于2014年5月。当月，该县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年扶贫攻坚规划》，向该县115个贫困村各派出一个扶贫工作队。工作队通常有3名队员，其中两名来自于县直部门，一名来自于所属的乡镇。为了让这些干部下沉到农村，兰考县委组织部出台了驻村工作队的派驻、管理和考核办法，规定工作队实行科级干部当队长、科级后备干部当队员;后备干部不愿驻村的，取消其后备资格;驻村考核连续两年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实行提拔一票否决。2014年底，扶贫工作队队员进行了一轮轮换，更多的年轻干部加入进来。开封市委常委、兰考时任县委书记王新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轮队员的遴选中，后备干部储备的功能更为凸显。2016年春节前夕，王新军离开兰考，转任开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进到这个圈里的，就是后备干部了，提拔有望;进不到这个圈里的，不是不让你当后备，你要往后排一排。这是个政治激励。”王新军说，“有人说单位离不开，我说那你就别当后备了，那一次弄得很倔。”王新军将扶贫比作打仗：“现在扶贫攻坚是第一位的，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最大的经济问题，最大的民生问题，这就是突击队，像打仗一样，组织需要你下去，这就是第一线。”工作队员去了农村以后，被要求每星期5天4夜盯在那儿，不能轻易回城，单位领导也不能将其抽回。“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王新军说，“县委派你去，就是叫你专门扶贫的，要全身心地扶，立一个军令状，3年不脱贫就不回来。”在2014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兰考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联系点。当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到兰考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指导，兰考县委向习近平总书记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这比兰考县原定的脱贫时间提前了4年，“原来我们是2020年脱贫，那是有把握的。但要说提前四年，压力就大了。因为是总书记的联系点，兰考非得四平八稳到2020年跟全国一道脱贫，这个不行。”王新军说，因为这个事县委开了两三次常委会，才统一了思想。“一是(实现起来)有压力，二是你早点脱贫，不就早点没有政治优惠了嘛。多干点活，又少点实惠，图啥嘞，有人想不通。”但王新军认为，扶贫不能光算小的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他说，扶贫不仅仅是解决兰考几万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脱贫过程中精神气的提高，以及对脱贫路径的探索，让当地的发展再上一个层次，这是兰考的“扶贫经济学”。　　扶贫资金分配权下放代焱所在的乔庄村，共有350户农民。根据2013年底的数据，该村共有100个贫困户，县里拨下来的10万元产业扶植资金，就是面向这些家庭。2015年产业扶植资金的分配，跟往年有所不同。兰考县主管扶贫和金融的副县长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往年扶贫资金的分配权在县乡两级，农民要申请这笔资金，需要先自己投入资金购买项目，项目完成后，县乡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放款。杨志海说，这种分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放款部门把自己的风险排除得一干二净，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贫困户着想，一是很多人拿不出钱先期投入;二是即便有钱投入项目，基于申请过程的复杂程序，很多人担心能否最终拿到这笔钱。2015年，兰考县将这笔资金的分配权交给了村里，由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共同分配。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中共中央自十八大后把扶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且大力推动精准扶贫。相比县乡两级政府，村“两委”显然对村内的贫困情况更为了然，而扶贫工作队员的考核压力，则会促使他们努力使这场分配不出现偏差。为了避免可能的偏差，兰考县又规定了两项公开：一是在村内公示，二是在县里“上网”。“村内上墙，老百姓知道;县内上网，全世界知道，就是要把信息披露制度用好。”杨志海说。另外，国务院扶贫办的电话12317，也通过短信和网络报给农民，不满意可以举报。代焱和她的同事决定先让贫困户申报项目。最终有35户申报了项目，申报率35%，其中29户养羊，其他的还有蔬菜大棚、小超市等。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有65%的贫困户没有申报项目。没有一技之长是一个主要原因，也有人担心项目的风险，还有人建议把这笔钱平分给各户，而不要费心费力地培养项目。一位村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让农村真正脱贫，还需要克服很多的观念障碍。申报项目的人要想拿到产业扶持资金，还需要经过两道程序：一、要自己出钱把项目做起来;二、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确定这个项目真实有效，钱才能划拨给农户。这个考察期通常要几个月。资金的拨付数额也有讲究。由于农村的交易大多没有票据，农民有时候会往高了说，分配的时候要把水分挤出来。比如有一家说买羊花了5000元，但代焱了解了市场行情后感觉没那么多，就和同事根据集市的价格重新评估了一个数额，最终付了3100元。这10万元的最终分配情况，会汇总成表，一方面在村内公示，同时汇报给县里上网。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产业扶持资金的使用，就是要通过两个公开，把所有的村民都变成监督者。在去乔庄之前，代焱一直生长在县城，对农村了解不多，对农产品的价格也没有概念。在乔庄待了1年后，现在她能流利地说出每种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在新的扶贫方式的作用下，乔庄村脱贫的进程明显加快：年，该村分别有40户和59户脱贫，如今，乔庄村只剩下一个贫困户。而兰考全县2014年脱贫了2.5万人，2015年脱贫了4.7万人，两年累计脱贫7.2万人，已完成脱贫总目标的91%，贫困人口还剩下7400多人。当村里只剩下一个贫困户时，代焱和她的同事就面临一个选择：是把这10万块钱都给这一户，还是另选他途?他们不打算选择前者。除了此举可能引发其他村民的不满外，他们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农民脱贫任务基本完成后，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如何能让农村的脱贫可持续?这也是副县长杨志海在想的问题。作为中国证监会派来的挂职干部，他想到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金融创新，扶持产业发展。他在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汇报时说：“今天的兰考，没有风沙，没有盐碱地，兰考穷在哪儿?穷在产业上，再看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杨志海所说的观念问题，主要指的是发展产业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这是困扰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兰考并不缺钱。他给《中国新闻周刊》说了几个数字，他2013年6月份刚到兰考的时候，该县存款额为125亿元，贷款额为49亿元，存贷比还不到40%，“也就是说，我有100块钱，自己只花40元，另外60元是别人花的。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杨志海说，要可持续地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要发展能解决农民就业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匮乏，而银行基于资金安全的考量，又不愿意向这些资金实力不强、发展前景不甚明朗的企业放贷。这是个老问题了，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政府提供担保，很多地方也有为此成立担保公司的做法，但这需要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而习近平在兰考考察时，明确说过该县的公务人员已经超编。杨志海想出了一种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贷款的办法。具体的做法是政府将部分扶贫资金放在银行里，撬动银行放出数倍于这一金额的贷款。若企业到期无法还款，银行就从政府的这笔资金中扣取。杨志海说，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的这笔资金的规模为1000万，银行则以1:10的比例放贷，最多可以放贷1亿元。兰考县政府这一模式的合作者、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行原来对政府提供担保的最大放贷比例是8倍，基于这种担保方式的高信赖度，最近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倍。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成了放贷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为了降低其中的风险，兰考县政府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非常谨慎，要求各乡镇在对各自管辖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充分调查后予以推荐，并充分发挥扶贫工作队在其中的作用。兰考县政府2016年的第1号文件，对扶贫工作队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在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上做出了具体规定，决定由扶贫工作队组建成立金融扶贫工作小组，下面包括政策宣传、项目推荐、资金发放协调、监督问责和贷款审核等五个小组。杨志海说，这些小组所做的有些工作，事实上相当于银行的信贷员。“比如贷款审核组，银行没人干(对项目审核)，我们帮他们干，还有监督问责小组，是监督工作队员廉洁奉公，不能乱推荐。这个事银行都想象不到，说我们破解了他们多年来没有破解的难题。”杨志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贷款企业与扶贫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要交一笔扶贫基金，“不交政府就不帮他申请贷款”。另外还要解决贫困户的就业。杨志海说，这里面也有一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这些企业真正带动了扶贫，到他们明年付息的时候，我很可能给他贴息。”如果贷出去的钱届时不能收回，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里的1000万扶贫资金就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负责推荐贷款企业的乡镇和扶贫工作队，也要分三种情况承担责任：若无法还款是因为市场因素，则风险由兰考县政府承担，那1000万就负责兜底;若因对企业不了解导致推荐了劣质企业，则乡镇就要负责把钱追回来;若是乡镇与企业勾结骗贷，则“该上纪委上纪委，该上检察院上检察院”。1月9日下午，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赶往固阳镇范场村，考察该村的乐器项目，并打算与该村村支书、乐器项目的带头人徐顺海签下一单贷款合同，贷款金额100万元左右。徐顺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打算将这笔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扩产完成后，他的企业能解决的就业人数，将从目前的30多个，至少增加一倍，并且贫困户优先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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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责任编辑：黄欢_NN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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