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到期后，能否继续承包_百度知道
土地承包到期后，能否继续承包
四年前村里把地卖给别人了，也没通知我们家里承包了一块开荒地09年春到期。今年别人准备种地了，我有没有优先承包权
我有更好的答案
　　1、土地承包到期后，可以和村委协商，重新签订承包协议。　　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　　第十九条 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　　（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　　（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　　（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　　（五）签订承包合同。　　第三节 承包期限和承包合同　　第二十条 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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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新报刘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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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为了给“黑颈鹤腾地方”，他们举村搬迁，来到遥远的普洱市江城县。10年过去了，这批曾经出走的大山包子民，有些悄悄折返，回归高寒；有些则在炎热的江城县落地生根。然而，在命运的驱使下，这些相隔千里的村民又将各自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黑颈鹤保护区的发展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居住在核心区域的村民前途未卜，或许将面临再次搬迁的局面。而在江城县，早已安于此地的人们发现，在没有黑颈鹤的山里，突然来了啃食农作物的野象群，若无有效应对，迁徙在所难免。在一些村民看来，他们和这些野生动物颇为相似。不断迁徙，命运使然。大山包仓促“飞”出去狼狈“飞”回来刘明太没想到，看了半辈子的黑颈鹤，他也会像这美丽的生灵一样，仓促“起飞”，“飞”到遥远的普洱江城县，又狼狈“飞”回来。2001年3月末的一个早晨，在昭通大山包乡中心集合的300多位村民，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大巴，百味杂陈。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黑颈鹤之乡，在当地政府多年的筹划下，这些村民必须为两年后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腾地方”。上午8点，刘明太收拾好被子、衣服，搀扶着70岁的老母亲，带着3个孩子，悄悄加入到候车的队伍中。大巴来了。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包的母亲犹豫再三，跟着儿子上了车。就要离开故乡，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寒山区上，众人的哭声在大风中隐匿。那些迟迟没有上车的村民，向着脚下的大山郑重地磕了几个头。他们将花两天到达安置点，然后落地、开荒、繁衍后代。而事实上，这次对于两地都意义非凡的跨市迁徙，直到2003年才全部完成。随后，由于云南省政府有关移民的政策调整，这些前往江城的大山包的村民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鹤在人走准确来说，2001年至2003年期间的移民，已不是大山包村民的第一次。村民们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法是，大约100年前，村民们才从中原等地迁入大山包。100年前的大山包先民们，第一次在那里见到了原住民——黑颈鹤。食物成人鹤之争焦点黑颈鹤，这些在青藏川区域繁殖的生灵，除少部分飞越喜马拉雅山到不丹国外，大部分会来到云贵高原越冬。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包，成为世界闻名的黑颈鹤越冬地。从数据统计上来看，2012年11月进入大山包越冬的黑颈鹤达到1310只。而目前统计的全球黑颈鹤数量，也仅有5500多只，大山包的黑颈鹤占到了四分之一。如今已调任某国企的王昭荣，曾经在大山包工作多年，做过乡长助理。2003年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王昭荣又来到保护区管理局任副局长。作为在黑颈鹤保护方面浸淫多年的专家，王昭荣认为当年的移民势在必行。自大山包的先民们迁徙此地，体态优雅、叫声悦耳的黑颈鹤一直被村民们视为神鸟。但随着大山包村民人口的不断增长，曾经同处一山一水的人鸟间，逐渐出现了利益之争。食物，成为人鹤之争的焦点。在以燕麦、洋芋种植为主的大山包，每年3月，村民们在地里撒上种子，希望收成能养活一家人。而这些农作物的种子，也恰好是黑颈鹤极其喜欢的食物。村民们曾谈起过黑颈鹤大军觅食的“盛况”：“排头兵”找到一片刚刚播完种子的土地后，一大群黑颈鹤在叫声的召唤下蜂拥而至，大肆翻找地里的庄稼种子。为应对接下来的长途跋涉，在3月黑颈鹤返回繁殖地前夕，若非补种，被黑颈鹤光顾过的田地往往颗粒无收。为应对抢食，村民们也曾想过用稻草人来吓唬黑颈鹤，但收效甚微。刚开始，黑颈鹤对稻草人还有所忌惮，但很快它们便识破了人类的伎俩。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因为争食而被猎杀的黑颈鹤自上世纪90年代后便很少了，但人鹤之争却从未停止。当地政府也曾以拨款的方式，对农户损失的田地进行补助，但每年几块钱对于村民来说，“有与没有区别不大。”1300余人“为黑颈鹤搬家”而从黑颈鹤的角度出发，扩张的人口也让它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作为年平均气温只有6度左右的大山包，寒冷成为人类生存的大敌，低温迫使这里的人们四处寻找燃料，但因被破坏，大山包上的植被又屈指可数。两难之下，村民们只能另寻他物。海垡成了人们的生活燃料，而作为“湿地保水层”，海垡的存留又间接决定了黑颈鹤的生存质量。人鹤矛盾迫在眉睫。就在村民们搬走的前一年，政府也曾以货币的形式，补助村民们的生活燃料。“但大山包的煤炭都是从外地运来，运输成本高，政府的补助没有起到实质效果。”王昭荣说，取暖对于大山包的人来说需求极大，每年每户消耗的煤达到了2500多公斤。而这些燃料，需要从昭通盐津县送来。于人于鸟，尴尬的境地，或许成为当地政府迁走此地部分村民的初衷。而当年为了扩大黑颈鹤觅食范围，为它们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栖息地，保护黑颈鹤及大山包湿地，2001年，全乡8个社332户共1337人，浩浩荡荡迁至江城。而这些迁出村民所遗留的耕地，全部恢复成了草场。昭通市政府扶贫办曾是大山包移民组织管理的重要参与部门。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年大山包的贫困问题刻不容缓，已经到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境地，而在当地投资扶贫项目，成本极大。当地政府权衡后，恰逢云南省政府异地搬迁扶贫项目，大山包居民迁往外地不仅名正言顺，且是解决贫困问题相对便利的方式。而在这1000多人移民前，昭通市各级政府和大山包各个村委会，曾抽调多人奔赴普洱考察。大山包合兴村村官孔令学曾是考察人员之一。在他看来，江城普洱人少地广，和大山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动物和人争食物，也不需要人为野生动物留口粮。”虽然水土不服也在当年考察组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显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方面对村民的影响有多大。当年，昭通市的决定是，将居住在黑颈鹤宿地周边的759户3245人全部迁往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大山包1300多人成为首批迁出村民。但后来的情形是，这些首批移民也成了事实上的最后一批。跨市搬迁因为返迁率高，至今仍然处于“暂停”状态。水土不服是返迁率高居不下的最主要因素。大山包居民举村搬迁时，曾有一家媒体以“为黑颈鹤搬家”为题做过专题报道。但事实上，在搬家之前，村民们了解到的移民原因是：大山包这块土地上，已丧失了人类生存条件。直到移民全部完成、家乡建立国家级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后，他们才明白，当初这群人的出走，“有那么大的历史担当”。人回家无搬迁后，最先提出回家想法的，是刘明太的老母亲。经过长途跋涉，两天后，老刘一家5口人来到江城。因为走得仓促，妻子没有一起过来，呆在老家处理事情。临行前夫妻俩曾商量，“若那边好，我处理完家里的事便过来。”但没有等到妻子来江城团聚，他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为移民50块卖了家中房子在来到江城之前，老刘对这里的认识仅限于迁徙前来自官方的描述。事实上，早在1998年左右，有关移民的消息已在村子里悄悄传开。到了2000年，大山包当地政府正式确认移民方案，开始登门做工作。“他们说江城很不错，地多、气候也好。”但真正到了目的地，村民们才发现实际情况与想象的情景相去甚远。和大山包贫瘠的土地面积相比，江城县确实人少地多。但留给大山包移民者的，并非现种待收的成熟田地，而是长满树木与野草的山地。移民者需要按照移民政策中的田地配备标准，自己动手开荒。一些劳动力匮乏的移民家庭，开荒重担无法承受。而按照刘明太的说法，“呆在江城县的那段时间，是真正的刀耕火种。”一年辛苦下来，老刘家开荒的几亩苞谷地，收入还比不上老家。再加上老母亲始终念叨着要回去，老刘考虑再三后终于下定决心，带着母亲、弟弟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辗转回到了大山包。妻子在家，房子还在，回到故乡后，老刘一家生活似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些年来保护区观鸟的人越来越多，木匠出身的刘明太索性在乡上开了个家具店，“每个月能挣4000多块钱。”和刘明太一家相比，张开发一家的遭遇则要沉重心酸得多。张开发所在的合兴村尖嘴屋基社，地处黑颈鹤保护区核心区域跳墩河水库附近。当年移民的时候，尖嘴屋基社只剩下3家。用老张的话说“走的那一天，整个村子都空了。”“除了锅、被子和衣服，其他东西一律不准带。”早在两年前，老张已得知了移民的消息。和其他村民一样，从那时起，老张便陆续卖掉了家里的东西。“整村都在卖东西，根本没法定价，有人买就不错了。”老张先以200元和500元的价格分别卖掉了马和牛，又以柴火的价格卖掉了家具。现在只剩下房子了。和刘明太家中的情况不同，张开发举家搬迁，无人留守。眼见着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老张咬咬牙，以50元的价格，将家中100多平方米土木结构的房子卖了，就算是当时，这个价格也极其低廉。“这就是柴火的价格，别人把房子买下来，不是为了住，而是为了把梁子卸了当柴烧。”2001年正月十八，张开发带着一家5口人，随着100多户的大军，奔赴江城。出发前的那一晚，张开发跑到乡上买了瓶好酒，去兄弟家吃了一顿离别饭，饭桌上一家人默默无言。没有分家的两个兄弟带着老母亲在故乡观望，这一家也是尖嘴屋基社没有搬迁的3家之一。如果老张一家在江城生活得好，他们将在江城团聚。“如果生活不适应，我们回来还有地方容身。”临出发时，老张这两年卖掉东西的钱已所剩无几，一家人几乎“净身出户”。水土不服村民毅然回家在老张之前，已经有了两批人先前出发。直到上车前，老张还高兴地寻思着，前面走的人都没有动静，或许那边确实要比这里好。但和刘明太一样，到达目的地后，老张也大失所望。经过一路锅、瓢作响的路程，按照当年两地的移民协议，移民到达了江城县整董镇滑石板村。在这个原本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政府已经为他们通上了路、电和水，还为他们修建好了空心砖房。日夜兼程两天后，在整董镇曼滩村，下车后的移民者完成了第一件落地生根的大事：抓阄分房。因为没有带够干粮，来到滑石板村的1000多位村民，当天没有吃上饭。夜晚，疲惫的村民们才发现，空荡荡的新家里没有床。“幸好带了被子，铺在还没有修整的土地上，一家5口人就这么凑合睡了。”土地仍然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按照出发前政府的承诺，移民后，村民们每人有4亩左右的开荒土地。“但真正到了分田地的时候才知道，土地根本不够分。”老张说，最后到手里的，一人算下来只有一亩4分9。真正让移民者难以适应的，是江城亚热带气候与大山包高寒地区的巨大反差。过惯了寒冷大风生活的他们，首先要克服如何与成群的蚂蚁“搏斗”。“当时在地上睡，最怕的就是蚂蚁。”老张回忆，在夜里，数不清的蚂蚁往身上爬，孩子哭得整宿睡不着觉。“房子旁边就是蚂蚁窝，有的窝有高压锅这么大。”不仅是昆虫的“袭击”，水土不服也让村民们吃尽了苦头。老张一家来到滑石板村后，5口人的皮肤上都开始生疮，甚至“水沾到哪里，哪里就开始长疙瘩。”直到10年后的今天，老张刚刚结婚的儿子身上还保留着当年的“印记”。儿子曾去过昭通市和昆明的几家医院，医生的说法是“皮肤感染”，但始终没有根治。移民的老人有先见之明，出发前，老人从故乡的山上，取走了一袋泥土。老张说，村子里大部分人都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皮肤病，村民们恐慌不断。老人们就拿出故乡的泥土，用透气的袋子扎好，放进盛水的桶里。老人们说，用这种方法把水过滤一遍，喝了就不生病。土法似乎收效甚微，皮肤病在村中游荡不走。事实上，离开的那些村民，绝大部分是被水土不服所逼走。来到江城一年后，老张也开始动摇了。最终，他作出了和刘明太一样的决定：回家。回家之路何其难。来到江城的这一年，和其他村民一样靠着每人每月40元的移民补助款维生，从江城到大山包遥遥数千里，老张根本凑不齐一家人回家的路费。最后，他和老婆、孩子商量，搁置了家中的土地，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村子打工。在锄了20天地后，张开发揣着600元钱，带着一家人悄悄地往故乡赶去。到了大山包乡集镇，老张用剩下的39元钱买了一大包面条。600元变成了7块钱。回到家乡的那一天，正逢下雨。老张和妻子背着锅碗瓢盆，孩子们背着衣服和被子。雨越下越大，被子越来越重，孩子的哭声也越来越大。一年前，5个人怀着希望背井离乡；一年后，走在小心避开熟人的故乡路上，一家人百感交集。故乡还是那个故乡，但家已经没有了。在他看来，当年卖完家具、房子后，兄弟们没有同去江城，而是在老家观望，留的这一手着实救了他们5个人的命。在兄弟家中住了一年多，老张一家才靠老母亲借的700多元买了一间房，重新在故乡安身立命。黑颈鹤为他们带来未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刘明太、张开发一样“留了一手”。据张开发的说法，许多一样悄悄返迁又失去房子的村民，有的在山洞里居住多年，还有的在已被拆掉的原址上搭棚生活。在曾经人去村空的尖嘴屋基社，40多户移民，回来了28户，除去老张等3家人，其他人都靠山洞和棚子艰难过渡。如今，随着大山包黑颈鹤保护区的发展，回到家乡10年的老张也有了自己的小日子。保护区内的鸡公山景点开发后，老张家中喂养的马派上了用场。“每个月骑马的游客给租金，也有1000多元。”而作为退伍老兵，老张还在景区内当上了保安，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回望过去，听说留在江城的人种上了咖啡、橡胶等高价值经济作物，张开发并不羡慕。“就算一年有一百万的收入，吃不好睡不好又生病，有钱做啥子用呢？”在张开发等村民看来，黑颈鹤保护区的发展将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未来。曾经与之争食的黑颈鹤，现在却带来了商机。“旅游局的朋友说，在将来，跳墩河附近的区域会可能变成无人区。”现在，张开发的儿子和其他村民担忧的是，随着保护区和景区的发展，他们的未来是否会再次面临迁徙。合兴村村官孔令学对此也表示疑虑。保护区需要人力投入，跳墩河水库、大海子等核心区域附近的村民都可以参与进来。“我担心的是若同步发展风景区，有可能会影响村民。”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大山包的配套旅游资源会逐步完善。而那些突兀出现的村民屋舍，多少对景区的整体协调性产生影响。这些情形，在专业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瑞尔中国”看来，是利好消息。该机构工作人员陈雪认为，通过保护区居民共管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到保护活动中来，相比较单纯迁出居民来说，不失为更好的方式。”不久前，“瑞尔中国”湿地保护区自豪领导力培训第二期顺利结束。“培养保护区内的居民，对湿地和该地标志性野生动物的自豪感，从这几年我们对比的数据来看，效果非常明显。”但大山包的“候鸟”居民未来是否会按照“共管”方向良性发展，谁也不敢下定论。江城刚离开黑颈鹤又遭遇野象群宋世祥最爱的电视剧是《闯关东》。在他看来，如今已在江城定居多年的自己，也曾经有过“巍峨大山又如何”的豪气。11年前，刚刚结婚两个月的宋世祥，跟着老婆一家人来到江城，用双手和一把斧头打下“刀耕火种”的一片栖身之地。如今，通过购买返迁大山包村民手中的土地，宋世祥坐拥20亩苞谷地、10来亩甘蔗地以及50亩橡胶地蓄势待发。8年进入盛产期后，这些橡胶地将给宋世祥带来不菲的收入。回望10年，宋世祥和滑石板村村民一样百感交集。曾经，他们背井离乡，开始茫然未知的新生活。如今苦难已远，富裕的曙光慢慢降临。十年一梦，苦尽甘来。然而，令宋世祥想不到的是，在富裕到来之前，一群野象却将曙光和现实撕裂了。“我们是新江城人”11月，作为“千里走边关”的最后一站江城县，我们曾赴整董镇，探访那里的傣族居民。在整董镇中心广场上，三棵大榕树相互照应，一木成林。而在整董镇7公里外的滑石板村，11年前从大山包迁徙到此地的村民们也像榕树一样，屹立此地，默默劳作。11年的时光，慢慢淡化了他们曾经有关高寒山区的记忆。12月的一天下午，当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宋世祥正陪着妻子在村卫生所输液。大好的阳光洒在村公所宽敞的篮球场上，卫生所医生的哈尼族老母亲正在场地上翻晒咖啡豆。对面不远的山上，11年前的开荒地在阳光下依次排列。这个村公所的历史并不长。4年前，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毁掉了滑石板村民小组大部分农户的房子，老村公所也被掩埋在泥土之下。灾难过后，在邻近公路的村口，政府出了一部分资金，为老滑石板组的村民修了新住所。“没有人住，都搁置在那里。”宋世祥说。老滑石板村距离村口8公里，村民大部分的田地都在老住所附近。“不方便，干活的时候，来回走路要花上个把小时。”现在，滑石板村民小组的农户都还在曾经发生过泥石流的地方居住。为了吉利，新修建的村民小组改名“新康”。村公所修在新居附近。村官们到达深山中的其他村子路途更远，摩托车成为崎岖山路上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和那些返迁大山包居民的说法一样，宋世祥也经历了开荒、睡地铺的日子。到江城定居半年后，宋世祥才从镇上赊回来两张床。从此，宋世祥和年轻的妻子、岳丈、岳母、小舅子才算有了栖身之所。头三年，对于他们来说是永生难忘的困难。按照移民政策，宋世祥等人分到了开荒的土地。面对拥有众多植被的森林，他们用斧头、锄头这些原始工具，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的山田。靠着当初政府给每家分发的2公斤苞谷种子，村民们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回忆那几年，宋世祥觉得“真是老天在照顾自己”，开荒一年后，播撒的种子就有了600多斤的收成。而青黄不接的头一年，除了每月每人40元的政府补助外，村民们的生活难以为继。“钱拿去买了粮食，吃完就没有了。”每到月底，眼见着一家人饿得肚子叫，宋世祥只能硬着头皮找寨子里的其他村民借粮。可谁家会有多余的粮食呢？宋世祥咬咬牙，忍着饿，走了个把小时的路来到镇中心，找粮店赊粮。第二天，再到远处的商店赊粮，还给第一家店，如此反复。宋世祥的成功让寨子的其他人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靠着赊粮赊油盐，大家总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期间，村民代表曾找过当地政府请求解决实际困难，也曾联系过昭通政府。“两边都有说法，但实际困难还得靠自己解决。”宋世祥说。除了粮食和油盐，也有生病、小孩读书等急需要钱的时候。实在熬不住了，有些人便给大山包的亲人们打电话借钱，有些人则办理了贷款，还有些人则选择在农闲的时候外出打工。过了头三年，寨子里大部分村民的借债才慢慢还完。少部分生活困难的村民至今还没有还完当年的那些“救命账”。一些人仅仅半年便悄悄回家，还有些人在落户前夕放弃了新生活。滑石板村副主任李德金回忆说，当年过来的1500多人，返迁回去的大约有500人。留在滑石板村的不少村民，至今还受着水土不服的苦。大山包乡合兴村村官孔令学的弟弟、现任滑石板村村支书孔令华，其2岁的孙子刚出生2个月便被查出尿结石和肾结石，辗转多地治疗，至今未愈。孔令华认为，这和水质问题有关。而在整个滑石板村，根据村官们的说法，自移民之后，得重病的人比以前多了，“两个地方气候差异太大了，还是水土不服的原因”。“刚来那几年，连我都想走了。”李德金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开发一样，有勇气回到一无所有的家乡。“尤其是这几年，看到邻村种植咖啡、橡胶发了财，村民都不想走了。”李德金说，“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扛过那几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适应这里的气候。”而最终坚持下来的人，都拿到了那张能够证明身份的落户证件。2005年11月，宋世祥拿到了自己的新身份证，心里总算稳妥下来。2001年离开大山包时，昭通市政府有关部门曾表态，3年之内解决户口问题。“虽然晚了两年，但最终还是落下户了。”宋世祥很是满意。回忆当年的情景，孔令华仍激动不已。落户后，孔令华曾去县里开会总结经验。“吃饭的时候，县长过来敬酒，称我们是新江城人。”这个“新江城人”的身份，着实让孔令华高兴了好几天。偶尔，他们还会想起家乡的山水，想起曾经与他们争食的黑颈鹤。“想起雁鹤的叫声，心情很复杂。”李德金笑笑说。村民们也会给在这里出生的孩子们讲老家，讲老一辈有关大山包的传说和故事。在村子里，大家习惯用大山包的方言交谈。而外出读书的孩子们，则很快学会了江城话。滑石板村村主任杨成伟1994年便离开了大山包，来到昆明打工。那一年，杨成伟才13岁。7年后，听闻家人马上要迁到江城，杨成伟辞掉了工作，从昆明赶下来，与家人在滑石板相聚。当年拼了全力开荒的15亩田地，如今已变成了30亩，全部种上了咖啡和橡胶。如今，在当地出生的女儿变成了地道的江城人。今年9岁的小姑娘，周日下午坐上爸爸的摩托车，从老滑石板村民小组出发，赶到15公里外的整董镇中心完小上学，周五再由爸爸接回来。“我喜欢傣族的衣服，好看。”小姑娘能说一口纯正的江城话。事实上，当年跟随移民大部队来到滑石板的，还有曾经在大山包学校执教的七八个老师。2005年以前，老师宿舍便在杨成伟家隔壁。2005年以后，这些老师陆续回到大山包，滑石板村小学便来了整董镇的老师。2006年，村小学停办，孩子们只能在镇上的学校住读。在整董镇，滑石板村几乎不与附近的哈尼族、傣族和瑶族通婚。这群孤独的“新江城人”，若非嫁娶本村的汉族年轻人，便在外地打工的地方找人结婚。“通婚的极少。主要是语言方面的问题。”孔令华说，附近的傣族人主要以本族语言交流，“结婚的话，交流很不方便。”刚到江城县的时候，如果不是决意返迁，很少有村民回大山包探亲。“主要是交通费的问题。”孔令华说，当年从江城转道昆明，再到大山包，单程就需要400多元。如今，遥远的路程同样阻碍着村民回到故乡。如果不是在大山包的亲人婚丧嫁娶，“一般是不回去的”。很多村民自离开大山包以后，便再没有回乡看过。而有些老人则永远也回不去了。今年，孔令华还曾回到大山包，探望了同为村官的哥哥。在他看来，家乡也在日益变化。“都快认不出来了”。这种变化也让孔令华稍稍有些担心。在他看来，陌生的保护区，热闹的旅游景点，对于靠地吃饭的人们来说，“超过了农民对生活的认识”。他和哥哥孔令华同样担忧的是，随着保护区的发展，那边的人会不会再次面临搬迁。“到了那个时候，江城会不会再次接受他们？”他说。徘徊在政策之外的“流民”宋世祥等人拿到了落户证件，但这些人只占到滑石板村总人口的一半。官方的说法是，滑石板村1000多人中，另外一半没有落户的人属于“非政策移民”。当年，按照昭通、江城两地跨市移民举措，只有在江城完全定居的大山包村民，才能落到滑石板村的户口。这些村民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上了移民搬迁名单；二是安居江城，没有返迁回家。因为未满一年便返迁回家，张开发等人的户口始终在大山包，没有迁出。而现在，滑石板村的5个寨子、6个村民小组中，仍有117人共26户，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落到江城的户口。“有些人是这边的记录和那边户口的名字对不上。”孔令华说，也有些人是迁出后，原籍注销，等到这边落户时，注销的户口便查不到了。与张开发等返迁回家的村民相对应的是，一些没有在规划移民名单内的村民，也跟着来到了大山包。这些人，有些是没有报上名的大山包人，有些则是毗邻大山包乡的其他村民。同样在滑石板村住了10年的徐庆安属于后者。作为滑石板村现任村主任的外甥，曾是鲁甸县村民的他，跟随舅舅一家人的脚步来到滑石板村。如今，已在这边购房买地的徐庆安，依然没能落户。“当时走的时候，昭通市政府曾经承诺，不论是名单内的，还是名单外自愿去的，只要在那边有土地、有房子，过几年一定能落户。”徐庆安说。但他的愿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了。按照江城县政府扶贫办目前的说法，“不在移民名单之内的，只能算作流动人口”。按照昭通市政府扶贫办吴俊的说法，大山包乡所属的昭阳区人口有80万以上，而整个江城县只有10万人。论面积，江城县差不多是昭阳区的1.5倍大。贫瘠的大山包周边区域的居民中，想进入土地较多的江城县的并非少数。但实际上，作为当年庞大移民计划的接收地，作为贫困县的江城，面临的最大难题并非是分地问题，而是资金问题。移民之中，除开省政府的专项拨款，江城县为来自整个昭通地区的移民者出资不少，仅仅征用附近村民的山地便花费了161.8万元。头三年的生活补助出资100万元，水利建设出资300万元，再加上2007年后的扶贫项目，自2001年移民政策落地后，江城县已累计投入上千万元。“如果为这些非政策移民的人办理落户，江城再多的土地也不够分。”即便了解到滑石板村等地的实际问题，当地扶贫办也只能按照“政策”与“非政策”的规定一刀切。乡村中的“流民”们还在为江城户口苦苦等待着。除了这些人在户不在的村民以外，滑石板村还有户在人不在的情形。据该村村委会统计，全村共有25人不知踪迹，“或许在外地打工，或许回了大山包”。而在其他村民看来，这些人成了不回家的“候鸟”。在江城又遇濒危动物在移民整整10年后，“新江城人”又面临着曾经熟悉的情景。而这一次，他们的对手不是温顺的黑颈鹤，而是凶猛的野生亚洲象。作为体积仅次于非洲象、亚洲大陆现存的第二大动物，亚洲象只存在于云南省版纳州一带和东亚、东南亚地区。和尚存5000余只的黑颈鹤相比，野生亚洲象的处境更为险恶，目前在中国仅有300余头。所以不难理解，当村民再次与濒危物种狭路相逢，多少有了一些戏剧性的尴尬。杨成伟记得，野生大象首次出现在滑石板村境内的时间是日。而根据附近原住民口耳相传，“大象上一次出现，还是100多年前”。而今年，4月离开此地的象群，6月便又返回。科研机构的说法是，“从景洪（版纳州）一带迁徙过来”，在滑石板村境内长期定居的大象有18头。与黑颈鹤偷食地里的种子相比，大象觅食的方式要刚猛得多。同样作为群居动物，大象在田地里觅食的行为，会给农田造成更大的破坏。杨成伟曾在地里看见象群们的“杰作”：它们肆无忌惮地慢慢踏进甘蔗地，随意啃食能找到的每一株作物。而面对大象们的疯狂“收割”，村民们束手无策。大象到访后的生活，被村民们形容为“秋收起义”。李德金说，白天人类在田地里抢救农作物，晚上大象在田地“抢劫”。全村1万多亩田地，有些完好无损，有的则损失殆尽。辛苦10年，近在眼前的幸福生活又一次遭遇了野生动物的争夺。而保险公司的赔付标准根本不能弥补村民们的损失。在江城县林业局，按照一份保险合同规定，农作物赔付标准一栏所示，玉米的赔付是2元一公斤。这一项基本和村民的实际损失相等。而价值较高的橡胶树，嫁接树苗赔付标准仅仅是3元一株，5年以内的只有10元，5年以上的也只有20元。村民估算，保险公司的赔付标准大约只有实际损失的20%。“哪怕我们自己承担20%，他们承担80%也好啊！这样的赔付，我们承担不起。”村民说。作为贫困县，江城县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去年初经大象到访后，当地政府拿出近70万元对整董镇农户进行补偿。而今年，县林业局出资的保险费也只有20万元。“野象来到这里以后，政府曾多次到村里宣传过，让我们不要靠近它们。”杨成伟说，一方面，靠近大象可能带来人身伤害，“另一方面，也怕惊扰了这些濒危动物。”但大象们偶尔还会“登门拜访”。今年10月4日凌晨2点，一头小象突然闯进村民陆持林的家中。起初听见有动静，陆持林还以为遭了贼。拉开灯一看，陆持林和妻子吓坏了，小象在撞倒厨房物件后，悠然地喝着缸里的水。“想叫人又不敢叫。”陆持林顺着灯光往屋外瞧，房子附近全是大象。喝饱水后，象群才带着小象离开陆家。野象进家的事很快就在村中传开，闹得人心惶惶。为此，村委会还颇为难地劝告大家：傍晚6点以后，最好不要在外面活动。作为保存完好的傣族文化群居地，按照江城县政府规划，整董镇将被打造成“精品文化小镇”，其辖区与滑石板村的曼滩村也以独特的民族风情被上报参加全国大赛。按照县林业局的说法，目前野生大象群的生活区域，有可能会与精品小镇的打造结合起来。“但目前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条件还不成熟，象群的活动范围还比较小”。这也是滑石板村移民最为担忧的地方。曾经因为建立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遥远的江城县开始新的生活。10年后，因为野生大象的存在，多年的辛劳再次遭遇命运的考验。如果没有大象的打扰，滑石板村民手中仅是橡胶树便价值不菲。宋世祥以自己手中的50亩橡胶地为例，每亩33棵橡胶树，收割季节每天的毛收入便可达到1000多元。但如果真到了不得不再次迁徙的时候，这笔经济账也只是道简单的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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