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还是为了更好的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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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地狱。”――这是一首改编了的诗篇，贴切地写出了年轻人对于北上广的复杂心态。诚然，北上广作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但也是很多人梦想破灭的地方。近年来，随着房价的飙升，年轻人想要在北上广安家乐业变得越来越难，加上生活成本高、生存压力大、户口障碍等因素，当理想照进现实，不少年轻人加入了“返乡潮”。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逃离“北上广”，是否是幸福上上策?
　　我不知道在多年后，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个年代曾经出现的两个现象：一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的区域一度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逃离北上广”现象。前者以农民工为主体，后者则以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为主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但是为什么，他们为了寻梦而涌向城市，最终却不得不黯然地选择逃离?能够读懂这一点，也就读懂了这个时代的真实与悲情。
　　据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报道指出，一方面，“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加严峻，“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另一方面，则是二、三线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强。一些专家开始积极疏导这股逃离者的情绪，如正视大城市的“挤出效应”，二、三线城市更有广阔空间。还有人力专家无比乐观地看到了这些人才向下流动给二、三线城市带来的机遇。
　　如果“逃离”是一种正常流动现象或良性淘汰机制，那么为什么被挤出的总是外地人?如果这些“逃离北上广”者真的是二、三线城市的福音，那么为什么不是源于这些城市的真诚召唤与优厚待遇，而是一种被动的收受?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资源、机会、公共服务完全不能与大城市同日而语的二、三线城市，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逃向幸福与美好吗?恰恰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
　　假如那些逃离者真的是出于一种自主的理性选择，那么我将认同那些专家们的欣悦。但是对这样一个族群而言，“逃离”已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有54.7%的80后选择“逃离北上广”，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
　　第一：高房价赶走了一线城市真正的知识精英。北上广深四城市是大量资本积淀而成的科技、文化、经济中心，顶尖知识精英只有在这些城市的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和社会组织中方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他们的被迫离去会形成高级人才的断层，如果他们工作了多年都无法安居，怎么可能让刚毕业的优秀人才生存下来呢?久而久之，就像在货币流通领域发生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样，在人力资本市场会产生中低端人才“驱逐”优秀人才的故事。优秀人才因为不愿意屈服于高房价和放弃自己的尊严愤怒离去，低中端人才则委屈求全地留下来。没有高端人才，这些一线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将会失去，必将导致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竞争力的下降!我们并不反对高端人才到二、三线城市工作，但我们希望这是在有丰富高端人才并通过竞争的情况下的一种分流，而不是因为高房价所致。
　　第二，高房价摧毁了优秀青年的道德与理想。我非常同情和理解六成以上名校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的选择，她们不打算嫁“富一代”已经很不错了。不找“富二代”以缩短她们奋斗的时间，去找与自己一样有理想有抱负但永远买不起房的精英，就保证她们虽然清苦但精神会很愉快吗?其实，她们本来是可以不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嫁“富二代”之上的。她们多年寒窗苦读也想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自己最好的贡献。可问题是，只有在一线城市她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能力的平台，而要留在一线城市，她们面对高房价就只好把自己的理想放一放，先找“富二代”生存下来，她们有错吗?如果你一定追究这个事情的对错，那么错在高房价!错在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信赖于房地产!
　　第三，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不研究解决好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问题，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将难以稳步推进。 有记者在河南、广东、宁夏等省区调研时了解到，其实户口改革的难点不在户口本身，而是户口背后附带的社会利益。说简单点，公安部门可以迅速将户口变更，但由于配套改革成本很高，致使社会各部门的配套政策一时难以到位。 户口迁移的限制减少，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速度可能加快，随之给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优抚安置、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造成压力。广东省预测，2006年至2010年，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落户约为480万人，优抚安置费用每年将以10%的速度递增。
　　梦想总是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不容否认，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仍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巨大优势。在起初，人们正是因此而蜂拥而至。然而，这些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的一线城市，显然远没有建立起一种公平的、一视同仁的人才竞争机制与制度安排。比如房价畸高的现实性不公，户籍以及附着于其之上的种种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平等。在今天，人们正因此而逃离。
　　这只能是一次悲情的逃离，很难称得上理性地回归。对幸福生活的拥有与追求，从来不可能以“逃离”的方式抵达。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增强，这有利于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对于外来移民，城市不应设置排斥性规则，对于有迁出意愿的人，也不应设置迁出障碍。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奔向北上广”、“坚守北上广”，都有助于推动城市间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
　　文/柏建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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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浦江财富”小字，一键订阅靠谱易读的金融资讯。经过一个夏天肆无忌惮地生长，中国楼市又一次像童话里的魔豆一样，长成参天大树高耸入云。2016年第四季度刚一开始，各地住建委和人民银行纷纷举起“限购”大旗，目的是抑制楼市这棵大树过快生长。可是，各地成交量下降了，但居民的“住房难”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每天，针对买房、房价、刚需等等问题，专家在发表意见，网友在发布牢骚。观点太多，其实也是噪声太多。我们不想当所谓的“专家”，而是试图通过最真实的数据与采访，揭开楼市的一点点真相。为此，融360房贷（fangdai123）制作了40多套题的问卷，展开了大规模的住房调查，试图搞清楚这些问题：不同城市的中国人，他们的住房条件有多大差异、他们对居住地房价怎么看、住房与房价如何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其实，相比中国人来说，中国的房子并不少。截至2016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1416万平方米。今年国务院倡导各地以“去库存”为重要任务。但就像读者朋友们都知道的，2016，深圳、上海以及所谓“新四小龙”的房市有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窜出地表。在这些吸睛的一二线城市，有人为买不到房发愁；而在无人问津的三四线城市，还有那么多开发商为卖不出去房而发愁。楼市分化现象正表明，要想实现“居者有其屋”，最大的阻力是：人和房分布不均衡。中国人的住房不均衡，具体临床表现有三。1.可售面积与人口数量不均衡&人房分布不均，最大的体现就在可售面积和人口数量。&看全国库存量你可能还无法直观感受到这种不均衡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再看融360房贷在各地统计局搜集的人口与住宅数据：为了解释中国各城市的住房到底是怎么个不均衡的样子，我找了几个普普通通的四线城市，来跟北京作对比。&北京的人口是德州的3.78倍，但是，北京的住宅销售面积仅是德州的1.99倍；北京的人口是荆门的7.49倍，但北京的住宅销售面积仅是荆门的2.97倍。北京与常德的住宅销售面积比也小于人口比。最吓人的是蚌埠：北京与蚌埠的人口比为6.6，而住宅销量竟然只有1.29。一句话总结：北京在售的房子太少了！&从在建设中的住宅，也就是施工面积来看：北京是德州的3.51倍，小于人口比3.78；北京是荆门的4.79倍，同样低于人口比7.49。两地新开工面积的比例，同样都是小于人口比例。建成的房子那么少，北京却还不着急，建设中的住宅也不多。&各地供给差距直接体现在了房价上。2015年7月到2016年7月，四个城市二手房价格变化：北京：上涨30.31%，德州：下降3.3%，荆门：上涨1.24%，常德：下降0.94%，蚌埠：下降3.77%。（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价行情平台）&如果大城市的住房建设继续像蜗牛一般，那么“北上广深不会降”可能永远都是真命题。2.刚需族与投资客不均衡&从买房时间上看，似乎一半人在刚工作不久后就能买房，但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买房难度远比想象得大。&不管外地人来自哪里，只要来到这座城市，就要先完成“买房”这个小目标。融360房贷调查显示，比例最多的外地人，在来到居住地第二年到第五年的时候，买下了第一套房子，占45.92%。第六年到第十年、十年以上才买房的，各自占了21%多一点。剩下10.73%的就是富豪了——来一座城市的第一年，就能买房。&投资房产，对有钱人来说，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跑马圈地的游戏，并不一定要在居住地，也不必需在老家。在全部调查者中，除了居住地和老家外，还拥有住房的一共占26.5%。这个比例要比外地人在居住地拥有非自住房的比例高。在第三城有房的人，62.33%是为了投资。这证明了：看重房产投资功能的有钱人，投资范围可以是全国各地，哪里房价升值潜力大，就去哪里。这可真是一场说走就走、说买就买的投资！从长期看，刚需族一直是买房主力。但在短期内，投资客的资产腾挪更能影响房价。融360房贷（fangdai123）的调查显示：2年内有购房计划的，投资客比例更高。我们发现，不管是刚需还是投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买房目的地并无太大差别：都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省会城市、沿海及旅游城市。因此，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这些城市的房价高于其他城市，楼市供不应求，房价上涨快。融360房贷调查发现，在一线城市的外地打工族里，有4成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0平方米。注意，这还是包括厕所、走廊、厨房在内的全部面积，日常起居使用面积大大小于20平方米。满打满算，20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食堂用的不锈钢餐盘，一个大概占0.1平方米。200个餐盘铺成的一块地，就是这3成居民全部的生活面积了。&相比外地人，一线城市本地人的居住条件则好很多了。一线城市的本地人，占比最高的是人均居住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上，占35.29%。3.居民房产与居住城市不均衡住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这还不是工薪族最大的苦恼。最大的苦恼是：房价月月都在涨，收入却每月不变。这还不是最让人着急的，最让人着急的是：身边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不少人已经买了房，享受房价上涨的收益，而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只有信用卡账单。融360房贷也想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买得起房？&因为买房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所以我们把房子落在“自家人”即父母、配偶、子女或自己名下的，都看作是自己拥有了房产。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外地打工族，居住在自己的房产里。也就是说，在外打工的，竟然有一半人不需要租房！这好像有违我们的常识。因为不管是通过媒体报道，还是和朋友同事聊天，我们获取的信息基本上是：因为房价太高、买房太难，大部分人在租房。&去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拖了全国人民的买房后腿&别急，我们仔细来看在不同城市自己有房的人占了多少比例。&&看红色部分，一线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只有15.09%的人住在自己房子里；重点城市只有33.33%；其他省会城市只有34.62%。所以说，平均值51.3%与我们的主观认识相违背也就可以解释了：为买房发愁的大部分人居住在一二线城市，全部调查对象的平均值并不能代表我们。或者说，去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拖了全国人民的买房后腿！&北京的90后祝女士老家在江苏镇江。虽然已经结婚，但祝女士和先生依然在租房，两人的人均居住面积在20平到40平之间。她说，“还很年轻，买不起房就不买啊，租房没什么不好的，关键看房东。这个房东人不错，平常也没什么事，挺省心的。”问她从家到公司要多久，她回答，“走路，十几分钟。”我想，觉得租房生活并不差的，大多是通勤时间短的。“你近期准备买房吗？”我问。祝女士说，“嗯，在镇江买，我会一直在北京奋斗，没有回老家的计划，但在老家买房可以给父母住，也是刚需，房子不会空着。”我想到她填写的资料，问，“你在老家是已经有2套房子可以继承对吧，怎么还要买呢？”“对，父母有两套房，但比较旧了，小区也不理想，有点积蓄，还是想买一套更舒适的给父母养老。剩下的有合适机会就租出去，但不着急，没人租也没关系，不差那些租金。”祝女士还告诉我，“北京的同事很多都已经买房了，但都是为了自住，是刚需。虽然房价涨了，但他们也不可能把房子卖掉，所以我也没什么好羡慕嫉妒的。我要是奋斗好了，有钱了我也要买。”&之所以强调“外来务工人员”拖了后腿，是因为数据表明，在老家工作的，在各个城市都至少有80%的人有自己的房子。这些人可能是住在父母的房子里，也可能是家里早就出钱买了房子，总之，他们是不需要租房的。如何医治住房不均衡之症？虽然老家有房，但我们不想被赶回老家。我们来到外地打工，并非为了享受福利，而是创造价值。大城市人多，房子少；小城市人少，房子多。要想让天平平衡，两个办法：1、把人从大城市转移到小城市；2、把房子从小城市转移到大城市。&以北京和上海为首的大城市相继提出“限制人口规模”的计划，这等于是选择了第一种办法。“疏解人口”这个名词，它似乎表达了一种城市对人口的嫌弃。实际上，从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考虑、从实现每个人的最大价值考虑，这种办法是错误的！你可别以为这是打工族对大城市的“单相思”。其实，大城市像鲜花一样，艳丽漂亮地绽放，也是努力吸引蜜蜂和蝴蝶。&大城市人口增加，是人类文明发展在中国现阶段的必然产物。人口聚集是文明发展的副产品，也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就是说，中国发展到现阶段，一定会产生人口聚集的现象。而如果要人为地将此抹杀掉，那生产力就会被遏制。这是有违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政府“疏解人口”的一个理由是：资源承载力有限。但承载力是政策制定者根据现状规划、设想出来的。而马列主义告诉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1999年上海规划预计，2020年上海人口不超过1600万人。而我们都知道，现在上海人口已经超过了2400万人。如果我们活在规划中，那生活就太糟糕了。1986年，上海的规划者预计，在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将达到8平方米、郊区居民可以适当增加到9到10平方米。从历史上看，规划对经济发展的预见性总是不够的。&人是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大城市资源丰富，但这些资源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人与人的联结、学习、磋商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低技能者却与高技能者有互补性，所以大城市不仅应把高材生留下来，更应该把低技能工作者留下来。数据表明，人口越多，就业率越高；城市大学生越多，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就更容易就业！&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 2002 年的城市居民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总人口每增加100 万人，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66 个百分点。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 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 至6.61 个百分点。但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 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 万人，其就业概率会提高8.58 个百分点。人口增长是因为社会经济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当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社会经济将发生危机。不管是500强大企业，还是小规模民企，如果企业招不到适合岗位的员工，企业发展势必会受挫。而社会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好像食物链一样，一个企业衰落了，其他企业绝不会偷着乐，因为这预示着他们自身也将难保。比如，做手机的倒闭了，那么生产液晶屏幕的要把产品卖给谁呢？政府的规划，不应与企业的需求相背离。一线城市的企业，还远远没有吃饱，何来控制人口呢？&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不是把人赶出大城市，而是要把房子转移到大城市。大城市扩建得还远远不够，土地开发仍然太少。有效的改革是，把大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保有量与小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置换，何必在每个地区固守一个死的耕地指标呢？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成就人口聚集的最大收益，这才应该是政策的出发点。&最后，用主持人孟非讲过的真人真事作结尾。孟非有次去北欧接近北极圈的一个小镇旅行。当地人口稀少，但还是有少数华人定居。小镇有且只有两家中餐馆。每当某家中餐馆大厨推出了一款新菜，小镇上的华人就会奔走相告、“普天同庆”好久好久，简直跟过年一样。当生活乏味寡淡到这种程度，你还会觉得人口少是好事吗？注：文章数据及观点来自融360.如果您觉得本文有用，不妨点击屏幕右上角，关注每个工作日免费推送的浦江财富公众号，或直接扫描以下二维码。
展开全文﹀春节过后，一位在上海打拼了5年，做到一家互联网公司经理职位的小伙，在回到家乡城市乌鲁木齐的机关后，对于&是否该逃离北上广&话题写出长文回应。《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载该文后，又被转发近4万次。一时间，逃离还是死磕北上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观察员□周东飞(《潇湘晨报》评论员)□丁永勋(资深评论员，供职于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刘采萍(本报评论员)□李妍(《重庆日报》评论员)漫画：勾&逃&还是&留&，选哪个？刘采萍：近年来，&逃离北上广&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一批批特大城市的&暂住者&，因为不堪高房价、快节奏、喘不过气来的生活压力，回到家乡或者去了三四线城市寻找新的生活。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已难适应&小城市&，现在又开始掀起一股&逃回北上广&的风潮。两股流动力量，最近甚至展开一场要不要&死磕北上广&的争论。丁永勋：我在北京，就个人所见，身边的人，还没有看到已经在大城市落脚，然后逃回老家或二三线城市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春去春又回&，有多大代表性&&刘采萍：我记得淘宝用规模庞大的用户资料做过一个统计，得出了&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人口目前依旧呈正向流入趋势&的结论。不过，2013年与2012年相比，流入人口的增幅正在收窄，其中以北京为最&&& 2013年北京新增迁移人口比2012年少了三分之二。李妍：我来说个真正的&逃离北上广&，又&回到北上广&的故事。我有个好朋友，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进外企不痛不痒地过了两年，生活也凑合，但总没有扎根的感觉。后来她在北京读书的老公研究生毕业了，两个人商量了半天，选择了回重庆生活&&& 毕竟家在这里，家人朋友在这里，而且房价物价便宜，生活节奏没有北京、上海快。但是，回来待了两年，一是工资太低，买了房、还了贷，所剩无几；二是机会太少，很难找到与专业匹配的工作。后来，男方实在无法忍受，又跑到上海去找了个工作，年薪30万。女方在重庆发展得还行，虽然公司可以安排她去上海，但她很犹豫。于是俩人就这么一直两地分居。这个朋友对我感叹，机会和职位都在上海，可是家和依靠还是在重庆，一直这么纠结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刘采萍：石家庄离北京近，读完书往北京流动的人特别多。在北京&漂&过几年又回来的，有几种情况：一是家里要求独生子女回到父母身边；二是压力大，竞争激烈，带着北京的工作经历回来求职，起点和发展空间可能好一点；三是买房、孩子教育等问题。丁永勋：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家里在地方有背景或关系，能安排个不错的位置，或者继承产业。网友总结说：愿意回流的，往往都是在故乡城市，家里有点&资源&，能拼得起背景、人脉的。周东飞：说得太对了。我是从小城市出来的，所以太了解小城市了。所谓回去的人，一般都是投靠体制的怀抱，吃财政饭。如果真是在企业，那个落差是受不了的。吃财政饭，虽然和大城市比起来算不上显眼，但是公务员待遇要长远看，再加上消费不太高，所以也还是一个值得留恋的窝儿。但这些职位都十分有限，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回去恐怕难寻这样的职位了。选大还是选小，为什么？刘采萍：离乡又返乡，年轻人到底在折腾啥？当初奔着北上广，到底奔什么？又为了什么，黯然逃离？现在大家都在说奋斗者的两难选择，两难到底难在哪里？丁永勋：作家毛利曾发表观点说，大城市更平等，更能包容多元，有更多机会可以按你的方式活着，不会受到熟人社会的人情和道德压迫。而另一面，比如我，很多时候倒真有逃离的想法。北京房价太高、雾霾太重、上班堵车，我到昆明和南宁出差，差点就不想走了。现在通讯发达，很多城市知识环境上的差距，是可以弥补的。北京资源是丰富，但我们能经常用到、享受到的，有多少呢？周东飞：我觉得&走&和&回&，就是一个围城效应。外面的想进来，里面的想出去。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往往只看到北京的坏处，所以要逃离。但是逃离之后，会想到北京的好。由此说北京是好是坏，肯定不全面。年轻人所厌弃的&大城市病&，不但包括自然性质的，也包括人为性质的。前者好理解，就是堵车、雾霾、房价等。后者，则牵涉到土著人口对外来者的歧视，不仅仅是言语态度，更表现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这些问题都是明显存在的，逃离者一点也不矫情，他们的逃离有过硬的理由。但是，回到家乡就发现，北上广还有值得返回的一面&&& 经济体量大，就业机会多；现代化程度高；法治意识更为普及，萝卜招聘之类的发生率低；文化活动普及&&这也是真实的。李妍：东飞说的围城心理是一方面，客观存在的发展机会、公共资源、人文环境不均衡，也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即便是两难，人也该有个定性，应该有独立判断和抉择的勇气。丁永勋：我觉得大部分人和我差不多，只是这样憧憬，要真正变成行动，还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真到了其他地方，也许有更多不适应。我们只是在围城里，这山望着那山高。可是所谓&逃离&，也有主动、被动之分，有狼狈逃回，也有早已安排妥当的衣锦还乡。刘采萍：逃离北上广这事，说不定还真是一种误导和误解。当初，一些精英厌倦了特大城市的种种毛病，逃到丽江、大理这些地方，结果那些居之不易、苦苦挣扎的北漂们，逃回去才知道饭碗都不好找，只好又灰溜溜回来挣房租。周东飞：我觉得，在这一来一回中，应当澄清一种&对错论&，就是原来人们的逃离，是北上广错了；而现在有人回来，就证明北上广对了。甚至在年轻人喜欢北上广的理由中，也不全是真正的好东西。比方说，北京这些大都市资源丰富。北京的资源为什么会比其他所有地方都丰富？还不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时代，还是一个权力配置资源的时代。权力的中心在哪里，哪里就必然成为资源富集地。如果这种不正常的聚集能分散开来，中小城市也能尝尝资源丰富的好处，或许逃离的孩子就不用急着返回了。&理性还是盲目，该问谁？刘采萍：我国的人口流动与政策调节有很大关系。那么&逆流&是不是和北京等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变得不那么&友好&也有点关系？看上去，是人们在选择城市，可是在另一种角度下，也许是城市给每个人都定了&价&，然后安排上不同的发展列车。李妍：大城市是优质资源的天然占有者。它从社会上取得的多，就理应付出更多，所谓多取多予，这样权利与责任才对等。可现在的大城市并不是这样，不仅权责没法对等，还额外设置了不少排斥外来人口的制度屏障，比如户籍、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依然存在内外有别，这很大程度没法给人带来安定感。周东飞：所以，&定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也是社会格局的问题。如果没有忘记历史的话，应该记得一个词叫&城乡二元化&，还有一个词叫&剪刀差&。农村和边远地区牺牲了自我利益，最终成就了一个个大都市。今天说这些，不是让大都市还账&&& 那也不现实，但是，获得了资源和福利的城市人，往往希望把&土围子&垒得越高越好。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汽车效应&&& 上来的人是不会想起自己上车时的不容易，他更倾向于赶紧关门开车，甚至会把挤在门口的人往外推，目的就是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不能继续让这种不平等现状继续扩大，必须改变权力分配资源的老毛病。不能让权力集中的地方，也成为一切优质资源集中的地方。均衡发展，是时候了。北京烦恼人口太多，可是单单出台一些限制人口的措施管用吗？不可能的。那些有为青年，为什么抛弃家乡围堵、死磕一个地方，因为这里是畸形的权力与资源的场域。刘采萍：其实大家一股劲往城市、大城市钻的劲头，也不见得都是心甘情愿。跟&农村人越来越少，农民都要进城&的逻辑相似，有的老乡就认为，不止挣钱多少有差别，还有个问题是&小地方&已经没法住了。连女人生孩子都很危险，过去的接生婆没有了，没有医院怎么办？孩子没法上学，像样的学校都&集中&了；还有小地方的路啊、天然气啊，什么公共设施都没人管&&大家只好朝公共设施好的地区聚集。这种聚集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于是就沿着乡镇-县城-省城-特大城市-北上广的路子，一路走下去了，几乎想不起来思考居住地与自我生命价值的真正联系。丁永勋：人口流动是个人选择，相比之前的户籍禁锢，流动是好事。政府不宜随意干预人口流动。但人口流动的方向，可以反映社会格局和存在的问题。农村想进城，小城市想进大城市，北京郊区的还想进核心城区。这就造成所谓城市病。北京已提出要限制城市规模，不能再六环、七环发展下去，但要实现控制，不能靠设围墙，可以通过规划调整和资源分配，来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比如北京有这么多好大学和医院，能不能搬到河北、河南一些，或者把新增资源多分给这些欠发达地区？纠结还是淡定，看自己刘采萍：在网友评论里，我读到一句特别感性的，&任何带有青春特质的灵魂，都没法不迷恋超级大都市，它所具有的丰富、包容、新奇、魔幻、创造力，至少会有一种构成致命的诱惑。&但是，我想，人不可能始终停留于青春陶醉之中，而必须在生活阅历的增长之上，做出最符合内心需求的选择。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李妍：大城市的好处，很多时候并不是城市制度和公共服务所提供的，而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资源，资源具备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比如，聚集了大量人才，让企业迸发活力，从而形成一种积极、有效、舒适的工作环境。所以现在大城市改革，既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又要充分向那些资源要素学习，用更自由开放的姿态，为人们提供公平、全面的公共服务，改善居住、交通、环境等问题，打破&土围子&。丁永勋：而小城市则应该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生活便利、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一点闲适甚至田园色彩。让类型、规模不同的城市，具备独特的吸引力。现在一些地方豪车遍地却环境糟糕，尘土飞扬，连个路也没有。乡村的沦陷，也是一种城镇化的歧途。农村都在窥探和羡慕城市，进城上楼就是城市化。这导致出身农村的人，也不把故乡当成自己的根，只是逢年过节衣锦还乡的过客。周东飞：不过你们可别忘了，生活和挣钱，目前还是分开的。如果说为了生活，比如养老，把中小城市建设得优美一点，档次提高一点，还是有用的。但问题在于，年轻人扎堆北上广根本就不是为了养老，而是要谋生、挣钱。田园风光就不太具有吸引力吧。李妍：所以对一些二线城市，比如重庆，我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度的提高，机会也会逐渐增加，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好事。毕竟，北上广也就那么三个城市，未来的出路只能在二三线城市展开。为了让更多的人真正回乡安居，我认为还必须充分改善城市的产业结构，让更多高端产业入驻，给高层次人才施展的机会。而对于三四线城市，吸引人才除了引进更多企业，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改善那种拼爹、拼关系的生态。这个问题不解决，没钱、没背景的人才永远没机会。而没有人才，小城市也很难有根本的发展。周东飞：我坚持&核心问题还是谋生&。能谋生的地方才是心安之地，在解决了谋生之后，才是舒适之类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逃离北上广之后又返回，因为他们发现，回到家乡无法吃上饭。当然这里&吃不上饭&是一种广义的说法。改革都是要配套的，不是某一项改革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对于权力格局从宏观到微观进行重新审视和安排，这是必要的。宏观上，要调整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包括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微观上说，地方权力不能一手遮天，那百姓子弟就只好背井离乡了。丁永勋：另外，对于农村和小城市，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基础资源分配更均衡，养老社保水平差不多，然后各地又有各自的特色产业和经济样式。当地人有条件就地就业，能找到安身立命的生计，哪怕挣钱比在大城市少一些，很多人也可能愿意留下。刘采萍：最后想强调一点，也不要太紧张于这种流动的反复。也许，这正是一种多样、灵敏和弹性的恢复呢。当人们追求面包的时候，就到最容易获得面包的地方去；当自觉心灵荒芜的时候，就回到安静的地方休养生息；以前，我们可能信奉&一城一生&，把很多选择看得过于沉重，而现在，正是自由的微风刚刚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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