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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不容忽视 天津负债率超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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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不容忽视 天津负债率超600%】穆迪最新统计报告显示，天津市地方国企总负债和当地财政收入之比已经超过600%，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和山西，负债率分别超过了500%和400%。不仅如此，穆迪在报告中言辞确凿地声明，统计来源于中央及各地方财政机构的公开数据，同时穆迪指出，地方国有企业的总负债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比，反映的其实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程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锐　　最新统计报告显示，天津市地方国企总负债和当地之比已经超过600%，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和山西，负债率分别超过了500%和400%。不仅如此，穆迪在报告中言辞确凿地声明，统计来源于中央及各地方财政机构的公开数据，同时穆迪指出，地方国有企业的总负债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比，反映的其实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程度。　　所谓或有债务就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义务，包括将来清偿的潜在义务以及当下需清偿的现时义务。表面上看来，作为法人主体的地方国企自己举债，与地方政府毫无关系，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目前高达18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形成路径与当地国企有着太多的交集，换言之，地方国企的负债某种程度上由政府借债而成，只是反映在企业资产负债上表现为企业部分直接负债，而实际对应着的是政府间接负债。二者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紧密的捆绑式负债关系。　　在“43号文”(即《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颁布之前，作为非法人性质的地方政府并不能直接发债或者从贷款，而是通过城投公司这一重要的国有平台实现借款与融资。资料显示，“43号文”之前的10年中，地方政府通过旗下融资平台共发行3.3万多亿元城投债，但根据《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平台债券融资不到10%，90%以上是通过非政府债券方式即平台银行信贷以及平台信托的方式举借。不过，虽债务形式不同，但都会记于国有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之中，即表现为国有企业负债。如果再加上政府可能从其他非平台公司的国有企业手中所能获得的转融资，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可能要大大超过目前的18万亿元。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38万亿元。这其中肯定有与政府负债重叠的部分，只不过这种债务更加隐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虽然“43号文”已剥离了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但按规定，对于转型后融资平台所承担的公益性项目，地方政府依然可以通过发行一般债券或专项债券为其融资，这等于说是后者为前者背债；同时只要融资平台的国有性质不变，地方政府就可以永远为其提供信用背书，平台公司据此就可以畅快发债。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非公益性项目，平台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分拆方式转变为公益项目，以取得政府的融资支持，进而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　　资料显示，“43号文”后地方平台融资余额净增2.3万亿元，相当于一年半的时间发行了之前10年70%的债券；另外，今年1-8月，地方政府发债进入快道，规模达到4.43万亿元。虽然平台债务总体是为了满足自身商业投资要求，政府新增债务也有部分用于债务置换，但二者之间显然存在互相抓痒与互为暗合之嫌。这就意味着，地方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捆绑式的负债关系还在持续，而且这种越来越紧密的债务勾连所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　　首先，捆绑式负债直接扭曲市场公平竞争，导致逆淘汰与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基于与旗下国企之间十分紧密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在作出商业项目尤其是盈利性项目供给决策时，义无反顾地会首先考虑国有企业，以使“肥水不流外人田”，从而对民间资本形成显性与隐性“挤出效应”。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国有企业占大头的辽宁省今年以来在全国垫底，就是因为同期民间资本投资急剧下滑60%，而从今年前七月全国民营投资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服务业四大领域的全线收缩就更能看出强大的制度与体制排挤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于地方“僵尸国企”，部分地市政府会动用资源为其站台撑腰，以维持其苟延残喘，进而导致今年以来钢煤行业“去产能”分别仅完成全年任务的47%和38%。据统计，去年有100家上市的“僵尸企业”获得政府补助，且最近3年地方政府对的财政输血呈逐年增长之势，100家上市企业从政府手中领取的红包从3年前的63.6亿元增加到去年的140亿元，递增120%。这种做法不仅抢占了本已稀缺的上市资源，同时导致A股退市制度的推进举步维艰。　　其次，捆绑式负债直接形成了地方土地财政，诱发了产业空心化和削弱了实体经济竞争力。一方面，平台公司代行政府土地储备的角色，并以土地为抵押为政府从事直接或间接融资，政府从中取得土地出让金、税等收入，直至形成在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贡献占比超一半的土地财政。重要的是，作为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凭借着政府宠儿的身份到处轻松拿地，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必然对地方国企形成示范效应。资料显示，今年截至8月底，全国共出现单宗土地超过10亿元的地块300宗，其中溢价率超过100%的“地王”占一半，而包括地方国企在内的“国家队”所投入的资金占比就近2/3。地方国企高杠杆拿地除了增加自身债务风险外，还强化了资金脱虚向实的势力，开工厂不如买地炒房的“挣快钱”理念被反复放大与固化，实践中企业从事实体经济的热情锐减，地方产业空心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第三，捆绑式负债潜藏着地方国企与政府违约的重大风险。捆绑式负债意味着只要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好转，就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或补贴的途径帮助企业清偿债务。但数据表明，从2011年同比增长29.1%到2012年增长16.2%，再到2013年增长12.9%，及至前年和去年分别增长9.9%和9.4%，最近5年来地方财政收入呈现出的是逐年递减趋势，而到今年1-7月，增长率跌落至只有5.4%。在已经进入低速增长的常态下，企图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化解负债风险似乎并不现实。地方国企的清债能力也并不乐观。这里除了城投公司按照规定不能再插手土地储备和利用土地向银行贷款外，地方国企目前的资产回报率整体也只有可怜的3%-5%，受到影响，最近5年地方国企利润增长也呈总体下滑态势，从11年同比增长15.6%，到次年下降15.8%，虽然其后两年小幅回升，但去年又同比下降9.1%，而在1-7月份，包括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再度同比下降6.1%。公共财政与企业利润两个债务清偿管道双双收窄，未来的违约风险不排除转移到国有银行身上。　　现在看来，推动地方国企“去杠杆”，除了通过债转股、资产重组等途径外，必须加大地方国企尤其是城投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通过混改，吸收民间资本与地方国企优良资产相互对接与匹配，从而增强后者的债务支付能力；通过混改，彻底关闭地方政府运用平台公司融资的渠道，切断捆绑式负债的脐带。当然，鉴于地方国企债务与政府行为运作的密切关系，在目前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以及“营改增”切走了地方部分税源的情形下，还是要重点开辟地方政府新的财源渠道，包括建立和完善与事权相匹配的地方财政体制，扩展消费税、房产税等稳定、持续的地方主体税等，以强化地方政府针对企业清偿债务的协助能力。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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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不容忽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锐穆迪最新统计报告显示，天津市地方国企总负债和当地财政收入之比已经超过600%，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和山西，负债率分别超过了500%和400%。不仅如此，穆迪在报告中言辞确凿地声明，统计来源于中央及各地方财政机构的公开数据，同时穆迪指出，地方国有企业的总负债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比，反映的其实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程度。所谓或有债务就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义务，包括将来清偿的潜在义务以及当下需清偿的现时义务。表面上看来，作为法人主体的地方国企自己举债，与地方政府毫无关系，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目前高达18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形成路径与当地国企有着太多的交集，换言之，地方国企的负债某种程度上由政府借债而成，只是反映在企业资产负债上表现为企业部分直接负债，而实际对应着的是政府间接负债。二者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紧密的捆绑式负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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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点击排行榜三年前的地方负债率与三年后对比发现的可怕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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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的地方负债率与三年后对比发现的可怕秘密
某些资料是不会全部公开的，但就已公开资料的对比，还是可以发现部分秘密的。以下就是三年前后的地方负责对比。无论是本体要表达的意思，还是通过对比发现的内容，都相当吓人。前一段资料是最近的。
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党组书记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
其中，针对18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显示，一些地方变相融资现象突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其中，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
截至2012年底，18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5万亿元，两年来增长13%，其中2011年以后举借的占46%。
刘家义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变相融资现象突出。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建设-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融资2180.87亿元，其中违规集资30.59亿元，融资成本普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如BT融资年利率最高达20%。
二是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在被审计地区中，债务增长率超过20%的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65%；负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的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最高达189%。
而从偿债情况看，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和举借新债偿还的比例较大。4个省和17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55%承诺以土地收入偿还，但这些地方2012年需还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1.25倍。此外，公路等行业债务大量靠借新还旧， 6个省和1个省会城市本级二级公路债务借新还旧率平均67%。
三是一些地方债务管理不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清理不到位。2011年至2012年，地方有关部门违规为817.67亿元债务提供担保，部分单位以虚假或不合规抵押融资262.38亿元；有378.16亿元债务资金被挪作他用，还有271.71亿元闲置2年以上。
刘家义表示，对审计指出的问题，有关地方正在研究完善债务管理制度，已归还挪用资金和违规集资等4.74亿元。
此外，针对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案件，刘家义称，审计署发现并移送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和经济犯罪案件线索175起，涉及630多人，有关部门正在依法立案查处。这些案件涉众性强、利益链条长，多为“窝案”、“串案”。
其中，21起案件是利用权力设租寻租，主要是在行政审批、工程建设、财政补贴、贷款发放、业务经营等过程中，有的公职人员通过违规插手招投标、协助“公关”甚至直接参与造假等方式，向特定关系企业或亲友输送利益，其中一些企业甚至随公职人员异地调动而长途迁移。
就在不久前，审计署曾公布了一批移送至有关部门并已办结的38起违法违纪案件和事项处理情况，根据公告，“董事长”、“总经理”、“局长”、“行长”、“书记”等字眼频频出现，“一把手”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问题突出。
刘家义表示，审计署将不断强化揭示和反映重大违法犯罪问题和经济案件线索，促进违法必究，充分发挥审计监督在反腐倡廉、整顿干部队伍的作用。
再来一段三年前的。
4万亿，5万亿……一直到了7万亿，地方债的数字几个月来迅速攀升。为了使中国经济尽快走出低谷，大规模的投资自然也带来了地方政府居高不下的举债。
高达7万亿甚至更多的地方债务有可能会拖垮中国经济刚刚复苏的脚步。这一警示红灯也引起了决策层的注意。
前不久，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强调，严守风险底线，有效管控银行业突出风险，尤其把整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市场等作为关注重点。据悉，目前，银监会“四步走”的方针已经确立，对地方债的彻查活动已经开始，7月就会有结果。
但是，在专业人士看来，彻查只能在短期内抑制地方政府融资，要想解决长期问题，更需要体制上的深层改革。
沉重的地方债究竟有多少
目前，记者所能掌握的最权威的数据应该来自于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4月20日银监会召开的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的表述。
刘明康介绍说，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全年新增贷款3.05万亿元，占全部新增一般贷款的34.5%。
“地方债务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当被问及地方债务究竟有多少时，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财政系主任、教授曾康华如此表述。
此前，有消息称，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已超过8万亿元，其中7万亿元来自银行贷款。甚至有传闻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万亿元。
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到去年6月末，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合计设立8221家平台公司，其中县级平台高达4907家。而从地方平台公司贷款债务与地方政府财力对比看，债务率为97.8%，部分城市平台公司贷款债务率超过200%。
据调查，某地市级平台2008年末贷款余额仅有12亿元，2009年迅猛上升到60亿元，为上一年的5倍。尤其是许多县级平台公司的融资来源中，银行贷款占90%以上。
如此之多的投资资金，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地方政府对债务的依赖程度。
“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长远看地方债务偿还很成问题。原来曾搞过用一般预算的结余去偿还债务，现在估计地方总债务在10万亿元以上，而地方预算大概有7万～8万亿元，怎么可能还得上？”在谈到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时，全国政协经济委委员、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分析说。
去年地方财政中，土地收入1.6万亿，地方融资总量7.2万亿。按照6%的利率计算，地方政府今年需要支付5280亿元的利息，也意味着从土地获得的近1/3资金都付了利息。而随着地方政府今年土地收入的大幅减少，地方财政将面临着空前压力。
地方债为何不断攀升
“中国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实际上也是给地方政府开了一个口子。”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内将以1.18万亿元的财政资金拉动社会资金配套形成4万亿左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凡是能增加投资的渠道都增加投资，凡是能上马的项目都上马。”在他看来，刺激性的政策也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债务。
但是，更多的因素来自于制度性的因素。“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就想到借债了。”曾康华告诉记者。
他解释说，1994年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客观上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力，而转移支付制度又不完善，这就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务支出。
而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看来，“只要政府间财政关系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地方政府要生存下去，总是需要想办法融资的。”
而在很多人士看来，地方举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李冬妍说，根据我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是不允许赤字和发债的。
他解释说，地方政府一旦举债，就处于一种非法、隐形地位，难以公开去评估；其次，各类不同项目由不同部委或同一部委的不同司、处分别审批，审批部门掌握的信息是分散的、不完全的，难以获得整合信息，因而无法将地方各类项目总负债水平作为审核指标。
但是，贾康却告诉本报记者，他不同意这种说法。“现实生活中有如此强烈的需求，以至于逼着各种当事人以潜规则替代明规则。一味地强调监管，以为只要监管到位，问题就会解决，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地方政府负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机制转换和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加上地方可用财力不足的压力。”财政部财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解释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不仅使预算法禁止地方财政负债的“明规则”被事实上的普遍负债这一“潜规则”强制替代，也催生了许多地方领导干部扭曲的负债观，即借债不怕还钱、自己借别人还、不还钱还能借到钱的错误逻辑，进一步助长了地方政府的盲目举债。
风险是否一触即发
据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举债已接近极限，地方政府性债务率已高达94%，个别县市债务率甚至已经超过400%。
“目前以各种变相形式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式发行的地方债没有纳入到地方预算，举债资金使用的预算约束不到位，透明度和规范性都不足，都容易酿成风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综合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军民说。
更有甚者，“如果地方债务风险爆发，许多项目难免会半途而废，地方政府融资链条面临断裂，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也可能停顿。”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也警示说。
记者了解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系统性风险，很大程度上以未来经济增长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土地升值、招商引资等效益的显现。
专家表示，这种风险并非哪家银行所能掌控。加之，此类贷款期限普遍较长，中长期贷款居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延后性。一旦资金供应有变化，不良债务问题将会在几年后浮出水面。
今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同月，央行行长周小川警告，相关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无法偿还债务，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并造成其他问题。
贾康告诉记者，其实，地方融资平台是过渡性产物，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但是迄今为止，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他认为，目前即使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为7万—8万亿，相当于GDP的20%多，加上名义指标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超过20%），即政府债务占GDP的40%，尚不会出多大事。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更多专家表示，不应过于悲观地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率高就会出现债务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债务和经济的增长能否保持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财政经济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存量的债务风险是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削减、释放的。
记者了解到，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系统性风险，很大程度上以未来经济增长带动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土地升值、招商引资等效益的显现。
专家表示，这种风险并非哪家银行所能掌控。加之，此类贷款期限普遍较长，中长期贷款居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延后性。一旦资金供应有变化，不良债务问题将会在几年后浮出水面。
今年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同月，央行行长周小川警告，相关问题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无法偿还债务，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并造成其他问题。
贾康告诉记者，其实，地方融资平台是过渡性产物，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效应，但是迄今为止，其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他认为，目前即使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为7万—8万亿，相当于GDP的20%多，加上名义指标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超过20%)，即政府债务占GDP的40%，尚不会出多大事。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更多专家表示，不应过于悲观地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率高就会出现债务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债务和经济的增长能否保持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财政经济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存量的债务风险是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削减、释放的。
如何消化地方债
【政府开始行动】
“现在对地方债风险的认识已经传递到最高决策层。”高培勇表示:经济形势变好给了我们空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平台债激增的势头可能会抑制，不会再持续增长，另外，只要新的流量不像过去那样被创造出来，风险就是可控的。
从监管层近期披露的时间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决策层解决问题的决心。综合多家商业银行信息显示，从2009年底监管层要求商业银行针对政府平台公司“项目包”逐笔打开、解包还原开始，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清查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
按照计划，4月底之前，商业银行要提交一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阶段性自查报告；5月份，银监会融资平台整顿向国务院做阶段性报告；6月底之前，各金融机构要完成“解包还原”和重新立据等整改工作；7月银行上报结果；9月底之前必须完成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五级分类工作；年底之前完成贷款核销。
4月22日至23日，监管部门组织各大银行召开内部会议，讨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新操作准则，以控制贷款风险。在这次会议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问题被列为首要任务，与此前的要求各银行将此类贷款“解包还原、逐个排查”相比，新的一揽子强化措施更为具体。
记者了解到，这些措施除保证“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在建和续建项目外，还包括: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严格限制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下的新项目发放贷款；在二季度末前做好有关贷款的重组和保全；在三季度末前必须做到对平台贷款的准确五级分类；对发生资金挪用、抵押率或本金不足、管理混乱的平台贷款，至少下调一个等级，相应提足拨备；年内完成坏账核销，并且账销案存，不影响继续追讨。
2月25日，财政部也曾召集各省区负责人参加有关地方融资平台监管座谈会，以征求对《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及其融资平台公司的举债和担保承诺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反馈意见。
据了解，该《通知》征求意见稿由财政部牵头起草，已进入第二稿征求意见阶段，拟于近期上报，内容涉及已对平台举债进行新老划断，并分类清理和管理。
【专家建议】
地方债务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如果刹车太急，就会把财政风险向银行风险转移，如果不刹，或者刹车的力度不足以大，财政负担不了。
有专业人士表示，地方政府融资如无制度、纪律的有效约束，必然会在分散状态和不透明状态下积累公共风险，一旦积累到被触发的局面，就会是危机的局面。“救火”的代价损失将是巨大的，唯一的正确方向，应是走向透明化、法纪化的“阳光融资”。
贾康也分析说，对融资平台的监管，财政部门主要有两点意见:一是明确规定既然是法人运作，地方政府的所有担保都无效，一旦资金链断裂，需自行消化；二是既然名义上是公司(法人)债和公司(法人)贷款，应该由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各司其职去监管。
“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可控风险和可持续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贾康总结说。
贾康告诉记者，在当前基本明确地方政府是化解地方债务责任主体的前提下，中央政府的发力，应当立足于预警防范财政风险和合理落实地方政府的一级财权、逐步培育一级债权。他建议，可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作地方公债发行试点。
除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曾康华还指出，防范地方政府“乱借钱”要赋予省级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权力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指导。
“发行公债的权力不要分散，即不要把发行公债的权力扩大到省以下地方政府。”曾康华建议，还要建立和完善省以下政府地方债务分配机制，使省以下政府地方既能享受到债务融资的利益，又承担还款的责任，真正做到责、权、利的结合和统一。
是指地方政府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通过地方政府所划拨的土地等资产，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
从两段资料中可以看到，三年前全国地方负债率平均几乎100%，三年后只公布18省，但有九省已是全部并超额靠债支持的了。无法从全面对比，只能知道已经无法全部公布了。至于三年前公布的最高200%和三年后公布的最高189%，从消减的角度来看是无意义的，因为还是近两倍的还不起，且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新式办法作数，次贷的虚帐理念大家是有的，三年后这样的状况继续完善发债管债理念非常的虚。
三年前已知实际欠债无法计算，但可能超统计数据一倍，这从已公布情况来看也无改变。而地方应对所有增长支出与负债的资源就是变着花样弄地产。终极地产经济是终结经济的标志，这是学经济有一定成就的人都知道的。所谓的55%承诺以土地收入支付只是承诺，实在不行还是要从土地上作文章的。从县乡的欠弄到省会的欠已有九个，可知至少有九块大区是无法再通过下级欠款混下去了，因为已无法由下级再发债。而该大举发债状况始自2011，就是说，从当年起就开始只靠借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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