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ba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帖子主题：慈禧眼见袁世凯的势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不干脆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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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眼见袁世凯的势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不干脆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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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慈禧）当年“辛丑”签成，两宫移驾回京，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在道路两旁立正行礼。醇亲王载沣见了，当场就责问他：“这是你的吗？……见了两宫圣驾缘何不下跪？”段祺瑞认为，不下跪很正常，因为北洋新军是按照德式操典训练的，根据操典规定，军仪就是最高礼节。载沣闻言很是不悦：“难道大清的新军仅有你一家？”载沣不但是亲王，还是当朝皇帝的亲弟弟。可是段祺瑞仍然毫不客气地给顶了回去：“别的新军如何，属下不清楚，但我这是按操典规则行事。”“大胆！”载沣顿时被对方的倔犟态度给激怒了。（德式操典）就在众人都在替段祺瑞担心的时候，有人出来给他解了围――坐在轿子里的传下话来：“新练之洋队参用西法，训练有素，堪为栋梁。”有了这道旨意，载沣才不好再说什么了。说起来，彼时的北洋系确实是过于惹眼，他们所掌握的北洋新军已渐渐超越旧军，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特别是在年之间，国内两次组织秋操（指秋季的），在这两次规模宏阔的秋操中，新军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注意。驻华公使朱尔典看完秋操后，在会见清廷大臣时直言不讳：“我看中国之军事，唯有新建陆军，而中国之军事统帅，也唯有袁总督大人（袁世凯）了。”（《走向共和》，第二排站立者为袁世凯）因秋操而声誉鹊起的不仅有袁世凯，还包括段祺瑞。段祺瑞担任秋操中的北军总统官，他所指挥的北军在与南军的对抗中略占优势，之后其知名度和权力便犹如长了翅膀一样的扶摇直升。面对北洋系势力的急速膨胀，以铁良、载沣、良弼为代表的一批满清贵胄，即所谓“中兴派”，均深感威胁。其实掌控中枢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觉得不安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要编练新军？当然是因为旧军太不足恃，而指挥训练新军又得依靠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如果像“中兴派”所设想的那样，将北洋系扫地以尽，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慈禧不会干这种傻事。作为一个宫廷权力斗争的高手，这个老太婆向以狠鸷多智著称，其心机和魄力决非一般妇女所能及――只要试想一下，连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都曾被她放在手掌中拨拉来拨拉去，又何况袁世凯这些后起之辈。（《走向共和》，若论权术，满汉群臣无一是慈禧的对手）“下跪事件”发生两年后，身为北洋魁首的袁世凯突然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看上去官职是升了，实际却是拿走了他手中最重要的兵权，随之而来，段祺瑞等北洋系将领也都不同程度地坐了冷板凳。在袁世凯调任军机处之前，陆军部已经收回了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但是四镇军官仍出自于北洋系，于是铁良和良弼便酝酿对这四镇中的各级军官进行改组。由于触及自己的底线，招致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将领的剧烈反弹，双方闹得不亦乐乎。慈禧看到后，立即出面调节，让与袁世凯私下关系不错的庆亲王奕琳乒苈骄浚爸行伺伞钡母淖榧苹纱烁榍场驾驭满汉大臣，慈禧的一贯策略就是这样，即恩威并用，权不旁落。她一方面利用“中兴派”乃至一些反袁汉臣的意见，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对袁世凯及其部属进行压制和防范，另一方面也对“中兴派”的过激举措进行适当限制，以免把袁世凯逼得太紧太急。（节选自关河五十州《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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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楼&所谓的中兴派，坦率的说，一群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而已，清谈还行，实际上干不成任何事情――辛亥年间，京师附近旗人子弟几十万，若真成气候，何必畏惧袁世凯呢？！书生意气而已！ 此论真是书生意气，袁世凯养寇自重挟革命党而要上，满清畏惧的是革命党而不是袁世凯。太平天国时期，天王洪秀全“严种族之辩”，命令凡是 太平军占领的地方，所有满族人一律格杀勿论。所以 在太平天国攻占过的地方，所有满人全部遭到灭绝！ 仅有记载的八旗军籍的旗兵，就有超过20多万被杀 。1853年3 月8日，太平军包围南京，仅7日，攻下了南京城。 城内自江甯将军祥厚以下的满人男女老幼大约有4万 多人，统统被杀，一个不剩。日，李秀成自统数万太平军东征苏常地 区。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除上海之外，苏南所有 地区尽为太平军攻克，所有满人，全部被屠。1861 年12月29日，李秀成率领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 ，直下满城，冲进满城的将士将旗兵全部砍光，共杀 死满人驻杭州的1万名旗兵，满人将军瑞昌自杀......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重新调集旗人进驻南方各传统 据点驻军。这些驻防的满人在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大 部分也没逃出被屠杀的噩运！1911年，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的辛亥革命 爆发，旋即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 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 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独立后各省分别发生了 规模不等的革命屠满事件，以示和清廷彻底决裂。辛 亥首义的武昌城是排满屠杀最先开始的地方，一位当 时在武昌的外国传教士描述了当时的屠杀情形：街上 躺着近万具满族男女的尸体，死的很惨，其中800多 具单独放在一扇大门外......。西安、荆州、杭州、广 州、南京等地都发生过大规模民族报复行动，逾十万 满洲人被残杀，所以当时的满人一般都说自己是汉人 ，改了姓氏，换了服装和发饰，缘由藉此。这就是今天南方不见满人分布的原因！由于《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纪略》、《勐回头 》、《警世钟》等引发民族仇恨和民族色彩强烈的读 物是革命党人必看的书，所以辛亥革命中革命军报复 旗人的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此时的满人早已丧失 了血性，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辛亥革命中屠杀满人 规模最大的要数10月22日发生在陕西省西安的排满 流血事件，当时清廷驻防在西安的两万多名满洲人及 其家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屠杀。在太原，满洲人居 住的防地城门洞开，蜂拥而至的革命人士把来不及逃 跑的旗人全部屠杀殆尽。在福州、杭州、南京、苏 州、江阴、广州、宁波、成都、洛阳还有其他一些城 市，都有满洲人被大规模屠杀的记载。“当时杭州、 河南等地，革命人士把砍下的旗人人头扔进井筒子里 ，一个一个的井筒子，填得满满的……”（《李提摩太 在华回忆录》）。湖北荆州一直以来都是规模较大的 旗兵驻防兵营，是满清控制中国的重兵所在地之一。日晚，唐牺支宣布起义并光复宜昌。 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巩固长江上游地区，唐于 日兵分四路直逼荆州，战至25日，革 命军先后夺取八岭山、万城堤、秘师桥、梅槐桥等周 边阵地，进逼荆州城，对清军形成包围之势，并切断 清匪军物资弹药供应。革命军对荆州百姓的布告中说 ：“尚望我父老释此疑团，处以镇定，坐看我部指日 破城。破城之日，誓当扫尽腥秽，与我父老共登望江 亭痛饮一觞，以泄我黄帝子孙二百余年之积愤，我父 老其拭目俟之。”7日，湖南西路安抚王正雅、安襄郧 荆招讨使季雨霖来援，革命军军威更盛。一举发动总 攻将满城攻破，10日，清军八旗左副都统恒龄自尽 ，13日，清八旗将军连魁被迫投降，因为其曾杀害 革命党人和无辜汉民，革命军立即将其斩首，弃尸于 马河.日，革命军唐牺支所部占领荆州城， 将驻防荆州满城2万5千名满人杀得只剩三四千人。 广州旗人迫于革命军武力，主动向革命军投降，并宣 布和清政府脱离，后人叫“和平易帜”。他们放下武器 、脱掉军装、走出八旗军营。但是这些旗人依旧没有 逃脱被屠杀的命运，由于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实施的民 族压迫政策在民间积怨太深，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 里，虽然政府一再制止屠杀无辜满人，但这部分投降 的满人仍有大部分被杀害。所剩的纷纷逃离营地，到 广东的乡下隐名埋姓、改称汉族。由于丧失了朝廷供给的生存来源，这部分满人最后又 不得不沦为乞丐或娼妓以度日，当时广州近郊的城镇 ，盛行的“旗人妓女”即源自于此。当时被国人称为满 洲第一才子的端午桥也在四川资洲被革命军处死。清 光绪年间广州八旗有3万多人，到辛亥革命时期已经 只剩1500人了...... 这就是如今这些过去曾驻过两百多 年八旗兵的地方已经见不到几个满洲人的原因――全 被杀光了！辛亥革命时期，由于革命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 政令和指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政令统一前的这 段权力真空阶段，各地革命军和民间反清组织在“驱 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中，全国性的排满屠 杀一直在持续，后来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强力制止。 良弼是宗社党的首领，而袁世凯却握北洋重兵窥视观望，欲乘机篡夺革命政权，故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彭家珍等分析了形势之后，认为北方革命之所以不能很快发展，主要是敌人力量太强大，擒贼先擒王，只有去其首恶以杀其势，先诛杀阻碍革命的死敌才行。京津同盟会专设北方暗杀部， 由彭家珍等领导，作出先诛除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军谘使良弼、宗社党骨干载泽三人的行刺计划，并迅速与上海方面取得了联系，谋刺所需的各种武器先后从上海运到了北京。彭家珍将军事部的工作委托给他人，与参与暗杀小组的同志每天到京西门头沟、十三陵等处荒山演习。然而刺杀行动并不顺利，几次行动均未成功。日炸袁世凯未成，袁世凯大惊，遂派出大批清军警在北京城内搜捕革命党人，先后被逮捕的党人达百余人，直接参与暗杀袁世凯的勇士全部被捕牺牲。袁从此闭门不出，警卫森严，不便再刺。 暗杀团失利后，彭家珍认为街头狙击的办法并不好，那样投弹准确性差，且敌人易逃脱和反击。因此，最好采取堵上门或直接将敌人暗杀在室内的方法。彭家珍觉得形势危迫， 而同盟会内部又组织松散，此成败之机，他作为京津同盟会暗杀部长，自告奋勇决定舍身前往刺杀良弼。1月25日，即刺杀行动付诸实施的前一天，彭家珍在“绝命书”中写道：入同盟会以来“未见大效”，“良弼不除，共和必难成，则后生灵涂炭，何堪设想乎。今除良弼之心已决”，“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不如死得荣”。“不杀此人，共和绝望也。良弼虽力，我独当之”。但刺良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彭家珍不认识良弼， 炸错了怎么办？于是他辗转于良弼的朋友之间，和这些人一起赌博，一起玩耍，在客厅偷取了良弼的相片，知道了良弼的样子。知道了样子，接近良弼又成了问题。彭家珍也用了心，他发现，良弼的亲信弟子、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自己外表相似，可以假扮他去见良弼，于是在津沽印了一匣崇恭的名片，又购清军上等官服全套。暗杀原本要找助手的，但彭家珍想找的同盟会员王崇义、段子均均不能相助。王崇义膂力很好 ，可惜练习投弹时被炸伤 右眼和右手，在医院躺着。段子均又密往他处，他只有孤身前往。行刺前的一天，彭家珍与资产阶级女革命家郑毓秀进行晤谈，郑的大姐与彭正在热恋之中，生离死别，郑姐当场晕厥。郑毓秀也是泪如雨下，欲语无声。但彭家珍却视死如归，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英雄气概。日，正值农历腊八。清廷有在该日为贵胄馈赠腊八粥的习俗。宗社党魁良弼想趁此机会与贵胄们商讨进击南方革命军的事宜。为此，彭家珍计划在这一天行动。刺良前，彭家珍曾打算趁资政院各王公开会时，用炸弹把他们一锅端了！可找到资政院的入场券时，资政院已散会，没炸成。彭家珍的口袋里有一张崇恭的名片。崇恭几天前就应良弼的要求到北京与其商议事情，彭家珍所要做的就是赶在崇恭之前到达，冒充他才有机会进入良弼的府邸行刺。彭家珍先到军咨府和良弼旧宅看了一遍，未见良弼的马车和随从，随后便命车夫驾车驶往西城红罗厂良弼新宅。他下马车敲开良宅大门，递上崇恭名片，对守门人说有要事面见良大人。“崇监督，我家老爷到摄政王府去了，还没有回来，您稍坐。”良府的仆人给彭家珍上了杯茶，让他等候。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正是冬天最冷的时节。呼呼的北风咆哮着，北京西四的那个牌楼僵硬在肃杀的天气中。牌楼四周的街道没有了平常日子的繁华热闹，显得格外冷清。清 廷禁卫军头领良弼乘坐四头骏马拉的大车穿过牌楼回到府邸， 刚从马车上迈下一只脚，就看见一个身着清军官服的英武青年迎上前来，递来一张名片却不开口说话。良弼并不认识眼前这个精目炯炯的小伙子，诧异之间欲转身快步回府。突然，青年从怀里扔出一枚炸弹！一声巨响，良弼应声倒地，左腿当即被炸断。一块弹片击中了青年的头部，他当场壮烈牺牲。这个青年就是彭家珍，时年23岁。两天以后，良弼死去。同时殒命者有良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据传，良弼临死前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原来彭家珍在客厅里等候了一个多时辰，心急如火，决定外出去找良弼，谁知出门就遇到良弼归来，遂发生了开头一幕。从炸弹掷出到爆炸，瞬间历史就定格了，这就是载入史册的“红罗厂事件”。彭家珍穿着高级军官服，自称是清军标统，到北京前门附近的金台旅馆定下房间。次日先到前门军咨府清廷贵胄聚会的地方，但未见良弼。他又驱车直奔西四红罗厂良弼的官邸，良府仆人说，良弼去摄政王府未归。彭家珍乘车行走不远，见良弼乘驷马大车回来，于是急忙回车，追至良府大门口。良弼刚从车中迈下一条腿，彭即赶上前去递名片。良弼正在诧异之间，彭已将炸弹掷出。良弼被炸断左腿，倒在地上，两天后死去。彭家珍因头部被炸，当即牺牲，年仅二十三岁。由于彭家珍刺杀良弼的地点在红罗厂，史称红罗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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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中兴派，坦率的说，一群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而已，清谈还行，实际上干不成任何事情――辛亥年间，京师附近旗人子弟几十万，若真成气候，何必畏惧袁世凯呢？！书生意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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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的首要任务是造船习水战，并引进西洋轮船掌握远程火力控制制江权，先立于不败之地，为巩固和发展赢得时间。曾国藩之辈不过习明末卢象N之法，腐儒加刘整而成事。太平天国诸权贵以社会最低层攀附拜上帝教起家，类若朱元璋初投明教（摩尼教）而显贵，膨胀至极端狂妄不可一世之态，致使西人一经接触便断定其必败，亦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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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败亡相当于朱元璋遭到元朝、方国珍、张士诚和陈友谅的联合夹击围攻。其关键在于丧失制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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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编练湘军水师是仿照明代戚继光练兵方式先设官，再由官召兵，所以以各级将领为中心的对曾国藩负责的体制，具有很浓厚的私属性。此外，湘军水师和陆师和独立体制，作为两种独立兵种，而不是陆军的附属，所以作战时很灵活。加之训练有素，装备先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却超强。湘军正是依靠水师最终击败太平军水营，夺得长江制水权，使湘军能迅速崛起。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为了巩固政权，扩大革命范围。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和六月间先后发动了北伐和西征。其中，西征的目的是夺取武汉，安庆和九江，控制长江中下游各省，拱卫天京外围安全。西征军出发后，溯江而上，迅速功克安庆，九江，又攻下汉阳和汉口，直逼武昌。湘军水师练成后，连同陆军共17000余人准备东征，并进入湖北，这给太平军造成潜在威胁，为此，太平军于咸丰四年二月进入湖南，很快击溃湖南境内的绿营兵，四月初，太平军水陆两路压境长沙，水营占领长沙外围的靖港、湘潭水面，长沙被围。此时，在长沙的曾国藩决定同样以水陆两路迎战太平军，由塔布齐率领陆师，汝航率杨载福等水师一部进攻湘潭，曾国藩亲率水师一部驰援靖港。四月二十五日，塔布齐率领陆师赶到湘潭，第二天即对太平军发动猛烈进攻，太平军由于立足不稳吃了败战。二十七日，汝航率领水师五营和太平军林绍章率领的水营在湘潭水面展开激战，再次击败太平军水营。在二十八和三十日的激战中，太平军再次战败，林绍章撤至靖港。此役，湘军水师击毁太平军水营船只一千余只，人员伤亡达一千余人。在塔布齐等人发动进攻后，曾国藩也进攻靖港，结果大败而回，所率领水师战船损失三分之一，他自己也差点跳水自尽。不过，尽管靖港水战吃了败战，但是湘潭之战却使湘军水师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太平军水营将领[ii]林绍章被迫退守靖港，再与石贞祥退守岳州待援，林绍章因此被夺去职务，在长时[iii]间内都没有得到任用，湘军的信心得到很大的鼓舞。重要的是湘军水师开始也得到清王朝的认可，骆秉章奏称“汝航熟悉水战情形，才优胆壮，调度有方，夏銮督勇力战，胆识俱壮，杨载福以……管带水师，裹创血战，奋不顾身，彭玉麟以书从戎，胆气过于宿将，均请旨加以升赏”。[6]（13.637）后来，四人都被清王朝封赏。湘潭水战，湘军得到在湖南的战略优势，不但使自己在水战中免于覆亡，而且打了太平军一个措手不及，迫使太平军西征由进攻转变为防守，湘军领了湘潭后便可以从长沙向北沿江反击太平军，仅仅三个月便夺回太平军占领的靖港和岳州，迫使太平军撤出湖南。李秀成后来把湘潭水战列为“天国十误”之一，可见它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有多大。刚编练成军的湘军水师初露锋芒。靖港水战结束后，曾国藩通过短暂整修使水师恢复了原先水平。咸丰四年六月，曾国藩以水师和陆师两万余人，从长沙沿湘江而上进攻太平军，七月末湘军水师在洞庭湖君山和雷公山一带伏击太平军，迫使太平军退守岳州。七月三十日，太平军水营反攻遭到湘军水师火攻，太平军水营损失船100余只，伤亡1000余人。八月九日，湘军水师和太平军曾天养率领的水营在城陵矶相遇，双方展开恶战，结果湘军水师大败，湘军水师总统汝航，同知夏銮，邓州镇总兵陈辉龙，广东游击沙镇邦战死，水师三营丧失战斗力，战船被击毁20余只。第二天，曾天养准备登陆湘军塔布齐率军赶到，两军再次展开大战，在战斗中，曾天养战死，太平军无心再战，撤至武昌。城陵矶水战，湘军水师损失不小，但杨载福和彭玉麟水师所部仍在，主力尚存。而更重要的是，湘军水师从湘江和洞庭湖进入长江，开始和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制水权，使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眼皮下，十月中旬，湘军水师顺江而下攻占武汉三镇，太平军退向田家镇。湘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咸丰帝非常高兴，命令湘军迅速顺江而下进攻九江。太平军从武昌败退后，退守田家镇，由燕王秦日刚亲自防守，田家镇是湘、赣之间战略要地，关系九江和九江下游长江的控制权，双方都极为重视，太平军在田家镇和半壁山之间横架两根大铁索，防守之众号称十万，打算坚守田家镇。湘军顺江而下，兵分三路。十一月二十日，湘军将领罗泽南和塔布齐率军抵达田家镇前沿关隘半壁山，和太平军在其展开了三天激战，太平军败退田家镇。十二月二日湘军水陆两路进攻田家镇，水师分四队参展，开战后，一队冲向铁索前“以洪火大斧，且溶且椎须叟索断”，[8]（301）其他三队冲向太平军水营，湘军采用火攻，太平军再次大败，秦日刚退守黄梅。湘军乘胜追击，追至黄梅，秦日刚退至九江。[ 转自铁血社区
]田家镇一战，由于战绩出色，使湘军闻名天下，咸丰帝甚至要其他军队向湘军学习。田家镇水战，对太平军水营打击是致命的，“太平军自西征以来，水师船只不下万只,湘潭、岳州、武汉几次大战皆被焚毁不少 ，而田家镇之战损失尤为惨重。经此一战，太平军九江以上 船只淡然无存，水师也基本瓦解了。”[9（100）太平军水营开始在长江中游散失优势，由于水路战场接连失利，西征军陆路战场受到很大影响，最后不得不开始全线东撤。田家镇水战后，湘军水师继续东下，准备进攻九江。太平军也因为水战的连续失利，使西征胜利蒙上巨大阴影，最严重的是使天京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和太平军西征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太平军领导层也极为震惊，东王杨秀清立刻派石达开、罗大纲等将领率援军前往西线以阻止正顺江而下欲进攻九江的湘军。双方交战后，太平军接连失利，湘军占领九江外围孔垅驿、小池口等战略要，迫使太平军退向九江，湘军继续追击，合围九江，这一次，由于太平军骁将林启升防守极为稳定，湘军久攻不下，给了太平军水营极大准备空间。石达开经过多方布置将湘军水师诱入鄱阳湖，，在湖口将湘军水师截为两段，外江和内湖。咸丰五年二月十一日，太平军水营从小池口发动袭击，湘军水师猝不及防，导致大败，曾国藩座船也被太平军俘获，曾国藩本人险些跳水自杀，后被罗泽男救起，退至南昌。太平军重新攻克武汉三镇，暂时稳定西征局面。第一次湖口争夺战 ，湘军水师大败而归，一路胜利积累而起的士气也受到影响，水师被截断为内湖和外江两部分，不能整体作战，实力大为下降，湘军步入最为艰难时期。湘军水师的失利是由于咸丰帝仓皇下令东征，孤军深入，犯了和太平军相同的错误。曾国藩也很快认识到这个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水师的力量，而不是东征，以当前的水师力量虽然对太平军水营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尚不能消灭太平军水营，更不要说和太平军对抗，现在就东征，为时过早。于是曾国藩开始扩大水师规模，退至南昌后将内湖水师独立成军，七月即把内湖水师扩编为八营四千人，同时加大外江水师的规模，至咸丰七年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内 ，湘军水师一直忙于扩建中，双方小战不断，但几乎没有爆发大的水战，基本维持咸丰五年的局面。太平军水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不过却没有乘胜全歼湘军内湖水师，也没有向湘军一样加紧建设，失去一个发展大好时机，第一次湖口之战才一年，太平天国即陷入天京变乱中，元气大伤。湘军利用这样一个绝佳机会，水师迅速崛起，而太平军水营并没多大起色，湘军水师实力已经大大超过太平军水营。[ 转自铁血社区
]经过近两年的建设，到咸丰七年初，湘军水师的规模已大大超过咸丰四年的规模，曾国藩在回籍奔丧时奏称“....水师初建时，仅有船一百六十号，合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之力。现在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合计船五百余号，炮二千余尊......湖北月筹三万两，江西月筹二万两供给之。”[6](19.227)湘军水师已经成型。咸丰七年初，曾国藩因遭排挤而回籍奔丧，但湘军并没有继续休养，经过精心准备的湘军水路进发，准备攻占九江。九月，湘军水师在长江中游对太平军发动进攻，迅速占领小池口，十月占领湖口。内湖水师在被太平军围困近三年后合外江水师会合，再度进入长江。十一月，湘军水师击败江西和安徽境内的长江流域太平军水营，和定海总兵李德林率领的红单船会师。二次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完全控制长江中游制水权，湘军水师合李德林红单船会合后，太平军水营逐渐失去对长江下游的控制权，从此，太平军水营便失去了战略主动。天京也因此陷入粮路被断，交通联络中断，互相支援困难的局面。二次湖口之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湘军的士气，同时也使因被排挤而回籍奔丧的曾国藩又迎来真正崛起的时机，“胡林翼奏称水师已拥有战舰辎重八九百号，众万余人，杨载福、彭玉麟经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严厉刚烈。落落寡合，非他人所能调遣，请启用曾国藩同杨载福等直攻金陵。”[6](19.659)在战略上，曾国藩和太平军水营争夺长江制水权也已经基本达到，战略主动权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南京外围的最重要的据点九江和安庆也暴露在下水师的眼皮下。水路攻取九江、安庆湘军水师攻占湖口后，双方实力大为改变，湘军水师在长江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攻取九江、安庆的机会已经成熟。咸丰八年四月，杨载福，彭玉麟和李续宾水陆两路进攻九江，太平军林启升等一万七千余人全部阵亡。九月，杨载福配合陆师进攻天京最后一个屏障城市安庆，在安庆外围的三河镇战役中，陆师将领李续宾战死，湘军损失六千余人。李续宾部是湘军陆师的精锐，湘军陆师实力受到重大打击，湘军水师由于保存较为完整，继续围困安庆。[ 转自铁血社区
]咸丰十年正月，太平军将领李玉成、陈玉成合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二次解围，此时，清王朝围困天京的八旗和绿营主力损失殆尽，湘军成为围困天京绝对主力。湘军水师继续发挥其强大战斗力作用，天京解围后不久，杨载福攻取安庆外围的东流、建德、彭泽、浮梁等地，三月，攻陷孝感，安庆逐渐成为一座孤城。八月，曾国荃攻破安庆。至此，南京外围屏障九江和安庆被湘军攻下，湘军直逼南京。6.攻取南京―完成使命--完成使命攻取安庆后，湘军水师顺江而下，合陆师一道，围困南京。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四月），彭玉麟和曾国荃攻破芜湖，十一月另一个将领黄翼升攻占无锡，南京外围已被扫清。同治三年（1864年）水陆两师攻陷常州，六月，破南京城破。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在长江下游，陈友谅的势力范围在长江上游，两军对垒开战的局面无法避免，但朱元璋就是耗着不打，因为朱元璋的上千条战船都是些破旧的渔船，不利于水军的发挥，如果在水上开战，面对陈友谅的坚固战舰和凶猛海军，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世事难料，由于一个突发之事，朱元璋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朱元璋的部下常遇春俘虏了陈友谅三千人，并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这激怒了陈友谅，于是，他率领着自己的无敌舰队，浩浩荡荡地兵临朱元璋的城下。形势紧急，朱元璋赶紧召集谋士们开会，“诸将或议降，或议奔据钟山”，谋士们的建议是要么投降，要么逃跑。只有刘基一言不发，朱元璋看他满脸严肃，将他请入内室。刘基对朱元璋说：“主降及奔者，可斩也。”朱元璋问刘基该怎么办，刘基分析说，陈友谅为人焦躁，不能正面冲突硬碰硬，只能采取伏击战术，诱敌深入，然后一举拿下。但是，陈友谅毕竟拥有强大的水军，怎么才能诱敌深入呢?在哪里伏击呢?不得不佩服朱元璋的军事才华：既然不能在水上作战，那就逼迫陈友谅上岸，在岸上就是朱元璋说了算了。伟人就是伟人，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冷静判定局势，并作出正确决策。朱元璋的部下康茂才原来是陈友谅的人，派他去诈降是最好的人选了，聪明一世的陈友谅还真着了道，他按照康茂才给出的行军路线发起了进攻，没想到关键时刻康茂才掉了链子，他只能率兵退回了一个叫“龙湾”的地方。陈友谅的大军刚一登陆，就进入了伏击圈。朱元璋立即发起了进攻命令，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发起连续攻击，陈友谅的军队惶恐之下无法抵挡，只能向战船跑去，不料几乎所有的战船都搁浅了，没办法行驶，就这样，陈友谅的无敌水军活生生被朱元璋拖上了岸，狠狠的打了一通。这一战，陈友谅损失两万余人，败走江州。朱元璋大胜，缴获不少战船，充实了水军。刘基对陈友谅的评价很对：焦躁。不经思考就盲目开战;不能仔细辨识康茂才的身份;仗着兵力优势过度自信。这是导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过陈友谅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大约三年，他就重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陈友谅将战舰用铁锁连起来，想要给朱元璋造成重大压迫，但这却让朱元璋想起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历史重演了，鄱阳湖火光一片，双方激战之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正在船上指挥作战的陈友谅，突然被一支射来的流箭击穿了头部，一代枭雄，就这样死了。智谋加上运气，成就了朱元璋的成功。 陈友谅号称大军六十万，声势浩荡，战船均高数丈，用丹漆粉饰，每艘船都有三层，设有走马棚，船上船下人说话都听不到声音，橹箱都用铁裹住，无坚不摧。而朱元璋只有二十万大军，当时肯定有很多人以为朱元璋是疯子，以卵击石，然而这场战争却同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一样成为了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当朱元璋看到陈友谅的军队的时候却没有被他们的气势吓倒，心里反而暗自窃喜：陈友谅的战船太过庞大，而且首尾相连，十分不利于行动。于是命令诸位将士分成二十队，靠近敌船时，先用火器，再用弓箭，最后近身搏斗。双方越战越勇，僵持不下，各有损失。战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危险的一幕发生了，朱元璋的船搁浅了，陈友谅的猛将张定边奋力向前攻击朱元璋，这时有人穿着朱元璋的衣服假扮他跳进水中，张定边信以为真分散了攻击，而常遇春和俞通海的增援已经赶到，张定边错过了扑杀朱元璋的良机。战争相持不下，朱元璋这边有人建议火攻，烧了陈友谅的战船，历史是不是惊人的相似？！所以没事多看看历史还是有好处的，这位建议用火攻的仁兄叫郭兴（不是郭子兴，但都是朱元璋的福人），他一定了解三国的历史，孙权和刘备联军也是用火攻击败了曹操。朱元璋下令，派七队敢死队，船上弄些稻草人，披上盔甲，拿着兵器，让敌人误以为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又是东风，当时陈友谅在长江上游，朱元璋需要的自然是东风了。果然下午刮起了东北风，敢死队乘风点火，风急火烈，片刻火船就靠近了敌船，火势借风蔓延了陈友谅的战船数百艘。当时火焰充天，湖水都被印成红色，陈友谅军队死伤将近一半，士气受到极大的打击。后来陈友谅准备撤退，又遭到埋伏好的军队拦截，陈友谅有点一蹶不振，有将士鼓舞士气：我们还有实力做最后的殊死一搏，胜负还不一定。陈友谅犹豫不战。这时朱元璋给犹豫的陈友谅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大致内容是：“你平时专横强暴，现在正是决一死战的时候，却躲得远远的，真不是大丈夫。”陈友谅看到信后气氛难平，杀了信使。而朱元璋知道消息后，却立马释放陈友谅军俘虏，还为伤病医治赐药。这招聪明，陷陈友谅于不仁不义，离间军心，一石二鸟。第二封内容大致是：“我派信使给你送信，你却杀了我的信使，你的度量真是小啊。现在你的土地都尽归我所有了，就算你的残兵败将再来跟我死战，也是没有用的。你即便侥幸生还，但也应当取消帝号，坐待真正的主人（指朱元璋），不然将会丧家灭姓，到那时就悔之晚矣。”陈友谅收到信后怒不可遏，不予回信。时间一久，陈友谅军中粮食快要吃完了，便从南昌掠夺粮食，朱文正又烧掉他的船，陈友谅的实力越来越弱。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得冒死突围冲出湖口，朱元璋的将领们从上游加以拦截，双方大战于泾江口，陈友谅军且战且走，但日落之时仍未能摆脱。陈友谅当时从船中伸出头来，指挥作战，却被飞箭射中，贯穿头颅，陈友谅当即死去（友谅在别舸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陈友谅军群龙无首，顿时土崩瓦解！张定边趁夜挟持陈友谅的次子陈理，带上陈友谅的尸体逃回武昌。陈友谅的军队三倍于朱元璋，为何朱元璋敢于挑战，而且还以少胜多战胜了陈友谅？首先，朱元璋有强有力的臂膀，善于采纳谋士的建议，而陈友谅有一个赵普胜还猜忌怀疑他把他给杀了。其次，战前准备充分，鄱阳湖大战前，朱元璋的军队便把陈友谅的退路给堵死，关起门来打，陈友谅兵多将广，每个士兵都得吃饭，有没有后方的粮食补给，饿也能把他饿得半死，而朱元璋的后方有南昌。再者，陈友谅刚愎自用，造大船壮声势，显实力，却不知成为了敌人的鱼肉。专横跋扈（劫主胁下），关键时刻不冷静，杀信使，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失道寡助啊。使军心上下不一，而朱元璋正好相反，抓住了陈友谅气度小，性格暴躁的缺点，写了两封信激他，这边又安抚俘虏，一是离间将士一心，二是使两个人在道义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朱元璋能赢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第一，这要归功于陈友谅的战略失误，在朱元璋攻打安丰的时候，陈友谅没有攻打朱元璋的老巢、兵力空虚的应天（今江苏南京），却围攻了南昌三个月，如果陈友谅趁着朱元璋攻打安丰的时候直捣应天，朱元璋恐怕后悔莫及，这也就是刘基为什么当时权朱元璋不要攻打安丰的原因，战胜陈友谅后朱元璋自己也心有余悸（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第二，归功于张士诚的安分保守，假如当时张士诚派兵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夹击朱元璋，朱元璋再有少年头六臂也无济于事，恐怕历史会被重新改写。可是刘基却偏偏猜中了张士诚不会和陈友谅夹击（士诚自守虏，不足虑）。第三，陈友谅和朱元璋在两军交战的时候，都遇到过险情，朱元璋相安无事，顺利度过，可陈友谅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直接被流箭射死了，这也直接导致了陈友谅军队的溃败。如果陈友谅没有被射死，虽然已经大伤元气，但是军队数量上也胜过朱元璋的军队，胜负也许还是未知数呢（今虽不利，而我师犹多，戮力一战，胜负未可知）？第四，陈友谅军上下不一，而朱元璋军上下一心。军心涣散，易于击破，上下一心，数量虽寡，亦可以少胜多。最强大的敌人已经倒下了，解决元朝和张士诚只是时间问题（此贼亡，天下不足定矣）。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动平江战役，第二年，活捉张士诚，并将他乱棍打死。明洪武元年（1368），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出逃蒙古草原，蒙古在中原98年的统治结束。天下尽归朱氏所有了。湘军水师惨败时的曾国藩，乃45岁盛壮，官场老经验，而予他致命打击的对手石达开，时年24，风华正茂，恰似周瑜重生。山重水复疑无路――石达开的转败为胜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时，石达开指挥的湖口战役和九江战役，大胜克捷，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取得湘潭和田家镇两次大胜，曾国藩大受鼓舞，萌发出一股“灭此朝食”的精神头，立刻率水陆湘军杀向九江。湘军为南路，北路方面，还有清朝湖广总督杨霖率一支军队，率先入屯广济。屡战屡败之际，杨秀清派出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前来接应。经过一番分析，石达开深知湘军厉害，特别是湘军水师，乃当前大敌。敌人乘胜之下，和湘军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于是，他派林启容死守九江，罗大纲带人守卫湖口西岸的梅字镇，他本人率军固守江水东岸的湖口县城。石达开严肃军纪，命令士兵深壕高垒，切勿轻易出营与湘军争锋。同时，太平军白天扰敌之外，天天夜间也不闲着，在江面散置三五成群的小船，上面堆满柴草，实以硝药膏油，点燃后顺江而放。接着，士兵在岸边鼓噪惊呼，大量发射火箭，使得船上湘军彻夜无眠。一天没事，两天没事，三天没事，到第四天湘军头领和士兵就有些熬不住。人不睡觉，肯定没胃口；没胃口，肯定身体要垮；身体一垮，精神烦躁，日久成疲，战斗力急剧下降。如此一个月的相持，石达开的“疲敌计”取得重大成效。深知湘军有急切求战之心，石达开故意命令湖口太平军佯装全线撤退。湘军见状，立刻派出水上致胜的“法宝”――一种轻捷性类似舢板的快船，几百艘轻舸齐发，狂追太平军。见引蛇出洞计成，湘军主力军外出不及归，石达开下令埋伏的太平军乘小划子满携引火之物，突入湘军水营，向那些笨重的大船上扔火把和引爆物。同时，岸上太平军狂射火箭，呼声震天，烧毁大船九艘及其他运兵船三十多艘，两千多湘军葬身鄱阳内河。仓惶之下，曾国藩退守九江。仅隔12天，即日，在石达开指挥下，太平军自九江城内偷偷划出几十只轻舟，月黑风高之夜，偷入散泊于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营内，忽然放火，四处投掷浸油燃烧的柴捆。湘军各哨惊乱，齐齐扬帆遁逃。由于摸清了曾国藩座船，一支太平军突击队很快就攀援而上，尽杀船上之人，缴获了大批重要文件。太平军清点首级，却不见有曾国藩。原来，火攻猝发之时，卫兵立刻扶持曾国藩登上条小船逃命。否则，他性命难免。湖口、九江两次大胜，太平军西征转败为胜，基本消灭了曾国藩辛辛苦苦建立的“王牌”水师。狼狈之余，曾爷逃到南昌喘息。当时的曾国藩，乃45岁盛壮，官场老经验，而予他致命打击的对手石达开，时年24，风华正茂，恰似周瑜重生。乘胜之下，秦日纲、陈玉成、韦志俊等人率太平军从宿松、太湖等地跃击，直扑湖北，并于1855年（咸丰五年）4月3日第三次攻克武昌。如此一来，南京上游的三大战略城市安庆、九江、武昌，全归太平军掌握，确保了“天京”的安然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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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水师和太平天国水师的决战： 太平军的水师多是民船，之前之所能以在千里长江中纵横驰骋，源于清贼无水师之便，西征后在湖南湖北连续遭到清贼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湘贼水师的进攻，湘潭、武汉、田家镇三战，上万船只被毁，几乎全没。而军中最注重水师建设的无疑是石达开，在他第一次（第几次？）节制西征的时候，就在安庆开船设厂，建造水师，以与在未来的战争中与清贼争夺长江，新水师的建设多仿制湘贼战船， 具咸丰五年曾逆致澄温沅季四弟书中提到太平军的新水师云“该ni水战之法，尽仿我军之所为，船之大小长短，浆之疏密，炮之远近，皆与我军相等，其不如我军处在群子不能及远，故我军仅伤数人，而该ni伤亡三百余人，其更胜于我处，在每浆以两人摧送， 故船行更快”。太平军的水师在战法、舰式与湘贼已处于对等，唯一要命的是炮火不敌，湘贼装备的是洋炮，威力巨大，太平军用的是传统的土炮 ，对敌的伤害值远不及洋炮；还有太平军的新水师速度更快于敌人， 这是个有利的改进。 对此，逆贼李孟群曾对曾逆的禀文中说：“自ni匪乘虚上窜，而zei之情形又一变，整理战船，与我接战于江，较之去年民船，已有相敌之势”，太平军的水师正在逐渐蜕变为一支能与贼接战的有战斗力的部队。而自石达开不被逼走后，太平军的水师基本中止了发展势头 。历史上，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一定性质的工程保障，进而也就有了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但在我国几千年的战争实践中，担当这一任务的部队，一直是由步兵临时替代的，晚清以前历代都没有在建制上成立任何性质的工程兵部队。太平天国之所以能首次组建正规的工程兵部队――“土营”和“水营”，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发达，国家军队体制的改革．是太平军建立工程兵部队的内在导因。恩格斯曾经指出：“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1](P206)太平天国起义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P630)在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之中，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武器的输入，不时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火器的创制和使用，经过长期蹒跚演进与吸收外来技术，在种类、数量和性能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据统计，此时期清军中使用热武器的人数已超过60%[3](P198)。军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促进了整个作战方式、方法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刺激着城防技术的提高，使建筑材料和筑城技术得到了较大发展，城墙相继加高巩固，各种类型近似永备工事的筑垒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军事技术上的长足进步，使我国陆军由传统的单一步兵向多兵种“分化”的趋势发展，并达到了“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4](P215)的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军队，在不断改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军兵种的“分化”、“独立”相继开始或基本完成。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就已经使用了工兵。在这种前“拉”后“推”的情况下，中国工程兵的诞生也势在必行，不可阻挡。作战任务的要求、武器优劣的悬殊以及地理环境的变迁是太平军萌发建立作战工程保障兵种的直接原因。太平军起义时，仅有陆营（即步兵），编为10军。当时，由于清政府害怕人民反抗，对火器的制造、使用，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致使太平军初期使用的主要是些冷武器和低劣的火器。因此，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前的一年多战斗中，虽然靠机智勇敢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攻城问题上，也屡遭挫折。如在起义之初的江口战斗中，太平军在挫败清军进攻后，清军被迫转入防御，杨秀清等原计划一举突破清军营垒，东出平南，但由于清军坚守营垒，兼有大炮，太平军始终未能攻破敌营。1852年5月，太平军在攻桂林时，因“石城坚厚”又两面环水，围攻月余，水陆24战，终未破城。[5](P21)这种“矛”与“盾”发展的不平衡，不能不引起太平军高度重视而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日攻克湖南道州后，太平天国领袖们一边扩充队伍、铸造土铁炮与其他军器；一边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进行了商讨。最后一致同意了东王杨秀清提出的“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6](P291)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的关键是“循江而东、专意金陵。”战略计划的确立，使太平军的作战情形面临两点变化：一是作战地区将由湖南等地转到鄂、赣、皖、苏等省的长江沿岸，长江的战略地位将明显提高。同时，如何“循江而东”将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二是攻城问题也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金陵当时为我国第二大都城，龙蟠虎踞，城廓巍然。此外，欲“循江而东”，则沿江之武汉、九江、安庆等重镇，亦为必攻之地。所以，攻陷城池、克服水障以及利用江河使军队作战更为机动已上升到战略问题上来。这两方面，都直接影响到太平军战略计划的实现。总结前一段作战得与失，筹划未来作战方式都使得土营与水营的建立，由潜在需要变为现实的必须。士兵成份的变化，是太平军组建工程兵的“催化剂”。恩格斯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4](P214)太平军起义之初，士兵身份多为耕山、烧炭及制造木具为主的贫苦农民及手工业者。除此之外，还有秦日纲、石达开率领参加起义的矿工。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有独立编成作战工程保障兵种的先例，因此，太平军初期仅编有陆营。起义后，这些编在陆营的矿工们利用其一技之长，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852年6月，太平军进入湖南，在道州、郴州、桂阳等处又有大批“挖煤夫”参加队伍；12月，在益阳、岳州等地，又有大量“船户”投奔太平军。这些“挖煤夫”和“船民”的加入，不仅增加了太平军的数量，而且使太平军的组成成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们给太平军带来了熟练的掘地爆破攻击技术和行船技能，这些技能在作战中以其独特的功能，为太平军在攻城与机动作战方面开辟了新途径，解决了太平军作战的迫切需要，因此，建立新兵种“土营”和“水营”的条件已经成熟。 任何一种军事上的变革，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太平军之工程兵――土营和水营的建立，也是在实践中，随着工程保障任务的加重而逐步建立的。金田起义时，就有广西贵县两支矿工队伍参加。一支是秦日纲率领的贵县北山银矿工人与桂平县白沙铁矿工人共约二千余人；另一支是石达开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工人一千余人。”[7](P55)这两支矿工队伍是起义的重要力量，他们为起义赶制硝药并铸造了铁炮。[7](P55)在起义后的第一仗大湟江口战斗中，他们在江口以东的碧石村，埋设地雷，大败清军。9月在攻打永安县城时，又成功地使用了火药技术。攻克永安后，为破数万清兵对永安的轮番进攻与围困，秦日纲受命率矿工队伍在城外险要据点处，筑寨挖壕，建立了牢固的防御工事，使清军“始终无由破之”[7](P56)。这对保卫永安起了巨大作用，也奠定了后来建立“土营”的基础。同时我们还可看出，矿工运用火药与清军作战，已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手段，“土营”虽尚未编成，但已处于自发运用阶段。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北上直扑省城桂林，在围攻战斗中，太平军初次使用了“穴地攻城法”（即掘地道爆破城垣战术），由于桂林城东、南两面有漓江逼近城墙，北、西两面又多山，“城根多坚石”，“掘之屡旬不能入”[8](P601)，所以这次“穴地多道”未能攻克桂林。可在攻打全州战役中，“穴地攻城法”一举成功。当时矿工士兵们在城外一民房处暗挖地道，通至城下，将大量火药置于城墙下，火药爆炸“崩塌城垣二丈余”[7](P57)，太平军由缺口突入城内。“穴地攻城法”的初次胜利，更增添了太平军向湖南挺进的斗志。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实践与锻炼，已取得了运用地雷、火药的作战经验，建立“土营”的时机更趋成熟。而就在此时，太平军从全州撤离，向北进发到蓑衣渡口时，遭到了凶悍的江忠源楚勇的伏击，太平军几乎陷于崩溃。因此，失去了建立“土营”的机会。1852年6月，太平军在困苦中进入湖南，12日一举攻下道州，在此“得掘煤夫二千余人”[8](P364)。不久，攻占桂阳，17日攻克重镇郴州，在这两地又“得采煤山夫千余人”[7](P58)。为适应战争需要，太平军领袖们迅速将这些“专以挖地道为得计”的“挖煤山人数千，另立土营”[6](P138)。如果以太平军8月17日攻占郴州，9月11日抵长沙，并在长沙攻坚战中首次使用土营来推算，“土营”的建立，当在1852年8月下旬。初期，土营仅设“指挥一人，将军分一二正副四人”，规定其任务是“专充穴地之役，鲜使打仗”。定都金陵后，扩建为两军，“封指挥至三十余人，将军六百余人，其总制、监军、军帅至两司马俱备”[6](P285)。编制与陆营基本相同。土营在太平天国的长期对敌斗争中，凡需攻坚，都屡建殊勋，受到全军优待与尊重。当时清方记载说：“凡土营之众，贼中呼为‘开垄兄弟’，贼目优视之。”[6](P138)对土营发挥的特殊作用，清方无不哀叹：“贼到处俱用湖南煤夫揠掘地道，恃为长技，无坚不破”[8](P365)水营的诞生过程同土营一样，是太平军进入湘、鄂之后逐步建立的。1852年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3月不下，被迫于11月3日用“民船”夜搭浮桥，迅速渡过湘江北上。12月3日攻下益阳，在湘阴临资口征用民船千只，渡过洞庭湖，13日，又攻下岳州，又有5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加了太平军。这些船户大多是从事水上运输的劳动群众，有沿江的纤户、码头脚夫、铁工匠作等。他们“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6](P294)。参加起义后，与太平军水乳相融，迅速成为太平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在岳州，为充分发挥这批船民的专长，洪秀全、杨秀清将船户按诸匠营制度予以编组，任船户首领唐正财为“典水匠”[6](P69)，职同将军，统辖船队。为抢在清军向荣部之前攻下长江中游重镇武汉，太平军自岳州水陆东下，强大船队顺流挺进湖北，于12月23日一举攻占汉阳。为保障大队人马快速机动地攻克长江对岸的武昌，唐正财充分发挥自己“在漕运中学得一手搭浮桥的好技术”[9](P1963)，率船队在汉水江面搭造浮桥，渡大军进攻武昌。日，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一次攻占了省城武昌。对唐正财率领船队发挥的重要作用，东王杨秀清“嘉其能，始立水营，以唐正财为指挥，总统水营船务”[6](P141)。可见，太平军水营成立的时间应在日攻占汉阳后，搭浮桥于汉江到日占领武昌之间。进军途中，水营分前、后、左、右、中五军。定都金陵后，水营已有征用、“俘获”来的民船“不下万艘”，东王杨秀清又升唐正财为殿前丞相，水营增至九军，编制如同陆营。为使水营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并能控制长江水道，唐正财在天京设立了造船厂，因受条件限制（长江下游不产造船用材），造不出新船，主要是对大量民船进行“修补”[6](P141-142)和改造。在湘军水师没有出战之前，清方记载说：水营“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所恃者船多，载贼登陆，以人众惊我，既陷一处，悉载粮米下行……专以人众船多胜我。”[6](P141)水营一度控制了长江水道。从1854年2月，曾国藩率刚编成的湘军水师出现在江湖后，水营与对手在多年争夺长江控制权的较量中，虽有不少胜利的记录，并于1855年下半年开始在安徽、江西等地仿造湘军水师战船，然而接仗终究不是湘军水师的对手。到1857年10月，水营在第二次湖口水战中被湘军彻底打垮。从此长江数千里几乎全归湘军水师掌握。这种可悲局面的形成，成了太平天国走向失败的致命伤。太平天国具有如此庞大声势的水营，为何不敌一介书生曾国藩在整整迟到两年后才编练的湘军水师呢？关于太平军土营与水营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土营“其性质相当于现代的工兵部队”[7](P58)，或认为“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10](P12)。对水营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如同今天的“海军”[11](P21)，也有的论者认为是一支“如同湘军水师一样的江湖水军”（即水上战斗队）[12](P174)，也有学者认为“只是一群群运输船舶队”[9](P1966)，还有的论者认为是一支“舟桥兵部队”[14](P11)。对土营性质，自无疑问。而把水营性质列入“海军”之列实未敢苟同。而把分别承担“水战”、“运输”、“架设舟桥”等等任务的水营视为不同性质的水上兵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笔者近期重新检阅相关资料与有关新资料，发现至1857年10月水营在湖口彻底失败为止，无论从其创建的动因，实行的编制和担负的主要任务，还是从作战方式上看，水营都是一支以担负江河作战工程保障任务为主的水上机动兵种，主要属性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系列兵种。从动因上看，太平军建立水营的初衷是保障陆营机动。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战地理环境的需要。太平军起义之初，主要在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作战，其间水系较为发达，大、小河流纵横，而太平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又是机动作战，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实施机动，克服江河障碍和利用江河之便是不可避免的任务。这也关系到太平军的生存与发展。在广西境内，太平军也曾利用水陆机动，如桂林战役撤退时，即是采用水陆两路撤离的。这种水陆机动完全是一种保障性质。二是执行“循江而东，专意金陵”战略方针的产物。在这一战略方针中，核心是“专意金陵”，而“循江而东”只是为实现“专意金陵”之目标所确定的一条进军路线，其基本意图是充分利用长江水陆机动，这时期并非马上要控制长江和实施水上作战。后来，太平军在“循江而东”的过程中，将沿江已夺取的重镇武汉、九江、安庆等地都自动放弃了，这进一步说明了组建水营的初衷是保障机动。这一点与湘军水师组建目的专为“肃清江面”[15](P32)是截然不同的。再从水营实行的编制体制（包括船制）和担负的任务上来看。部队实行的编制与作战中遂行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其性质的主要标志。作为海军或江湖水军，其编制（包括船制）与执行任务时至少有三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一是编制必须要与舰船上的武器装备与施行战术相适应；二是作战任务应以水战为主，船舰是其不可脱离的阵地；三是主要攻击武器应以舰（船）载火炮为主。这三方面是海军、江湖水军与其他兵种包括水上保障系列兵种（如负责水战工程保障系列兵种、水战后勤保障系列兵种、水上治安、水上通讯等等兵种）的根本差异。一种部队的编制体制，反映了战斗力诸要素之间的结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进而决定该系统的作用、性质以及与其他系统的区别。太平军水营编制如前所述，如同陆营。由于天国领袖与水营负责人唐正财都“不明船制，不娴战术”[16](P351)，对所辖的大量船只既不接船形大小、武器装备与战术需要去配置专业人员，也没有按其性能用途作必要的区分，一船多用，各船混用。当用清方多次侦察到水营不讲船制的情况：“不分炮船、战船、坐船、辎重船，所有船只皆载贼军，皆载粮糗，皆载器械炮火，凡有船皆战船，凡接仗皆出队。”[6](P141)船上武器装备主要是些自铸的200斤左右重的前膛生铁炮（射程近，炮膛易炸裂）、铜炮，加上一些缴获清方的旧铁炮，以及旧式抬枪，鸟枪和刀矛供士兵使用。当时向荣向清廷汇报说：“贼船与炮虽多，皆不坚利”[17](P62)，了解内情的地主文人记载说：“贼自始至终，火器皆不及官军”[8](P401)。连曾国藩在写给家人与同僚的信中也讥笑水营对俘获来的先进船炮都不会利用之：“得我之战船洋炮，并不作水战之用，以洋炮搬于岸上扎营，而战船或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或收战船之用。”[18](P307)对于使用大量民船作战船，而专业水手（负责驶船、修船等）的作用在当时甚至超过专业炮手等方面情况，清方也深为了解：“（伪水营）船桅篷索俱全者仅十之三，水手也复寥寥”[17](P62)，就是到1855年下半年，水营增置新战船时，战船上的水手配置也很紧缺：“伪水营中往往难于调拨，非船不足数，即水手无多，每船只能熟谙驶船者一二人在上，其余水手等系外行。”[8](P634)正因为水营不讲船制，武器装备与人员素质较低，当时为曾国藩专门收集情报的张德坚认为：太平军对“水师实非所习……船只大小不一，未经训练，其实不能接仗。”[6](P141-142)这些清方记载，虽有贬低的一面，但基本上反映了水营的实情。与之相反，曾国藩为“肃清江面，直捣金陵，”[15](P101)，针对太平军水营“全凭船只之多”，编制混乱，不讲船制的弱点，首先立下了编练水师“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的方针[19](P21)。他在湖南衡州等地精选良材，仿造广式战船，力奏清廷从广东进口威力大、射程较远的“洋庄”熟铁炮800尊等装备战船，后陆续增置，到1857年3月，新式战船已达500余艘，“洋庄”[15](P275)等已达2000余尊。湘军水师不但船坚炮利，而且在编制上，规定每营不同性能的船只相互配套，水手、炮手、桨工、橹工等分工有序，任务明确。船制规定：每营配快蟹船1只，长龙船10只，舢板船10只，官勇425人。第一次湖口战役中，湘军水师中有作战能力的主要是舢板船，于是决定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8只，舢板船增到22只。一营共有30艘战船，500名官勇，成为定制。[20](P94)总之，各种船只所配火器及配置人员都有明确分工。综上所述，两支水上武装由于编制、武器装备与人员素质诸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这就预示着两者在进行水战中，将以承担不同任务的兵种和采用不同的战术来进行较量，同时预示着双方战斗力水平的发挥也将不同。在争夺长江水域控制权的长年水战中，太平军水营“屡行于武汉、黄州、樊口、田家镇、半壁山诸处：于武汉则搭浮桥，于田家镇、半壁山则横拦铁链，于黄州则坚筑壁垒……”[6](P132)，主要担负的是“搭浮桥”、设置水障、构筑岸防工事等水战工程保障任务。首先，水营承担了水上舟桥工程的搭造任务。如前所述，太平军水营的建立，是杨秀清“嘉其能”而设立的。那么这里的“能”指的是什么呢？显然是指“典水匠”唐正财率船队在汉水江面搭造的“人马往来，履如坦途”[8](P594)的浮桥技能。既然有此特长，那么这一“能”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水营发扬下去，因为有大量的民舟器材可就便利用，所以搭浮桥便成为其主要任务之一。事实上在后来与湘军水师长期争夺战中，水营为太平军实现战略计划与新的军事行动，架设了一座座快速机动的浮桥，并承担了其他水上作战工程保障任务，发挥了多种职能作用。当时，一些清方记载也说水营“见水善搭浮桥”[13](P1157)，连老对手曾国藩在奏稿、书札、家书、日记中也频频记下了水营善搭浮桥、用兵神速、甚至给湘军水师造成“惨败”的情况。例如，1855年1月，翼王石达开命水营在湘口速用民舟联起浮桥两道，上铺木板，加以土石，堵死水卡，将湘军水师切为两段，曾国藩当时哀叹说：“该逆搭浮桥两道，旧卡一道，关锁牢固，势难冲击”。[15](P90)结果，水营用小划分头出击，焚烧敌船，造成湘军水师大败而逃。其次，水营在进行水战之前和之中，还承担了设置水障、建造水上营垒和构筑岸防工事等水战工程保障任务。定都后，为保卫天京，阻挡清方水师战船从长江口而上，水营在江都、瓜州、镇江等地江面上多次设拦江“铁索”、“排舟江中”、“作巨附图”（一种用圆木做的巨型水上防御工事，水营称作“木附图水城”）进行拦截，使得清水师“不能破”也“不能进”[21](P110-114)。在西征战场上，水营经常“沿江增筑土城，安设炮位，江用铁锁横互，阻截舟师”[15](P90)。1855年初，为拦截曾国藩在长江中的大战船与闯入内湖舢板船的汇合，水营在湖口专造“木附图数十丈，横亘江心，附图侧有炮船，附图外有铁锁、篾缆，层层固护。两岸营墙百炮轰击，皆以坚守此附图，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15](P118)。承担水战工程保障任务的多样化，直接反映出水营并不专以战船为阵地，也不专以船载火炮为主要攻击武器。这完全说明水营是以水战为形式，执行江河作战工程保障任务为主的水上工程兵性质的兵种，而湘军则是以遂行水战任务为主的江湖水军，两者兵种性质不可混同。当然水营兵种性质的定评并不代表它不具有多种职能：为保障水战与陆战的共同进行，为保证首都天京与统治区的物资供应，水营在战时还承担了运输军需辎重、粮草供应、巡查河道、递送文报等任务，平时还负责管理船舶关卡，查验往来船货，进行贸易交流等任务。这方面不少论者都有评述，在此不赘。这些任务的承担，如同湘军水师也有不少相同任务一样，并不影响水营主要性质的定评。在作战方式上，如上所述，水营以多样化的作战方式面对强者水师，这种大量利用民舟等就便器材，因陋就简式的作战方式，可以说，是太平天国的独创，也是太平军对中国古代江湖水战样式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这种多样化的打法，不光简便易行，还有灵活机动的一面，也是弱者对付强者的有效手段，运用得好，可以以弱胜强。但是这种打法，从战术角度看，仍属于防御性的打法，容易被动挨打，起不到有效保障作用。因为水战中运用这些简陋的工程保障工事（舟桥、拦河大铁链、巨型木筏、龟船、岸防工事等等），虽然当时把巨型“浮筏营垒”放在第一线，可是这些巨型水上工事，体大笨拙，进退不便，它与简易战船也形不成水战阵法。同时这些简易水战保障工事都不能发挥掩护简易战船的作用（因火炮皆不及湘军洋炮射程远），更代替不了各类战船去实施攻防结合打法。所以，当湘军水师战船实施攻击时，水营各种保障工事、“浮筏营垒”、简易战船与各类船只鞭长莫及，被炮击中，往往出现混乱，并容易拥挤在一起，不能“回旋取势”[15](P80)，极易被湘军炮船拦堵实施火攻，岸上固定的江防工事也易被火炮击毁。在西征水战中，水营大多采用这一不以战船为主要阵地的多样化打法，由于工程保障能力弱，“近万艘”各类船只被湘军水师用“火攻”焚毁。从此元气大伤，后因天京事变，新造战船（并有洋炮配置）也无回天之力。曾国藩在水营多次失败后总结说：“该逆水中屡次大败，皆因民舟太多，被我烧毁。”[15](P103)1857年10月，在彻底打败水营后，他得意地说：“论船炮之精，战阵之法，官军实远胜于贼。”[15](P150-151)当然在争夺长江控制权的过程中，从水营与湘军水师进行过的众多战例中，我们发现，凡能取得胜利的作战，主要是两种基本战法的结果：一是“水陆依护，协同作战”法，这是太平军运用的最成功的作战方法。即水陆营分别结成对子，行进时，水陆营“夹江而行”或夹河而行“，到达战区后，水营中一部分登陆，与陆营一起实施攻击。如在西征之田家镇水战中，水营用民船500余只载陆营士兵，乘清军不备，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然后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清军水师炮船轰击，迫敌水师溃败，太平军一举占领了田家镇。二是采用黑夜奇袭法。在攻击方式上，多利用黑夜，以障碍物（水障）为配合，对敌船施以火攻。如在第一次湖口水战中，水营即先以障碍隔断湘军水师重船与轻船之联系，尔后乘夜暗火攻长江上敌之大船，一举获得成功。除此二法外，凡在正规的水面交战中，水营基本上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攻击，到1855年之前，几乎少有获胜的记载。这种战法及结局，实质上反映了两者兵种性质不同的必然结果。 太平天国起义时并没有水师，咸丰二年十月（1852年10月）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被迫撤出长沙，但却迅速攻下益阳城，战后数千只民船和大量船户加入了起义队伍。太平军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初具规模水营，几天后，太平军用民船运军队到洞庭湖，攻占岳州，此役，太平军看到水营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占领岳州后太平军获得五千余只民船和大量船户加入起义队伍。“于是，东王杨秀清从参军的船户中挑选了湖南祁阳人士唐正才，任命他为典水匠，职同将军，统辖水营。自此，太平军建立了第一支水营”[3]，到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太平军水营共编为中、前、后、左、右五个军，后来扩编为九个军，共有官兵112500人”[4]（117），成为太平军的重要力量。太平军水营建立后，迅速顺江而下。咸丰三年正月（1953年1月），太平军大小船数万只沿着长江南下，二月即攻克南京，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太平军所到之处是“帆幔蔽江，衔尾数千里……所向无前，乘风急驶，飘忽靡常，一日行数十里，处处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战即得，遍地金帛粮米……声势炫赫……几无御之之法”[5]。清军在太平军这种攻势下一败涂地。这种情况引起长江中下游沿线一些官员的忧心，如郭嵩焘、江忠源等人。郭嵩焘看到太平军水营的战斗力，感到要和太平军争雄就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水师，夺取制水权，于是向江忠源提出建立水师的设想。七月，江忠源奏称“太平军拥有民船万余，在江西作战，既可策应陆营，又可以筹运粮食，清方屡经烧其船，诸多不能应手，请四川、湖北、湖南督抚，以广东托罟船为式，制备百余只，每船载士兵五十名，有广东购洋炮千余尊，以备调遣……”[6](9.59)。在长沙操练湘勇的曾国藩也深有同感，认为“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伴水之区，城池无不摧毁。口岸不蹂躏，大小船无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何如。”[7]（51--52）另一方面，湘勇练成后要转战长江沿岸各省，这些地方都是江河湖泊之地，在此地作战，必然和太平军水营发生恶战，要战胜太平军，就要破太平军水营，打通这些通道。要击败太平军水营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拥有一支可以和太平军水营抗衡的水师。拥有一支较为强大的水师，就又和太平军争夺长江制水权的资本，于是向咸丰帝上书，表述建立水师的紧迫性。有了经费支持和太平军巨大军事压力下，曾国藩开始迅速的编练水师。经过五个月惨淡经营到咸丰四年初“衡州船厂早新船241艘，改造战船120艘，征用民船100余艘，自制和购买火炮570余门，招募官兵5000人，正式编为湘军水师，水师总统为汝航。”[4]（119）下辖十个营，每营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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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与外国人的接触日益增多，随之，对外贸易也日渐活跃起来。在太平天国对外贸易中，输出贸易以生丝、茶叶、棉花为大宗，输入贸易则以军火，粮食为大宗。前者学者多有较详的论述，而后者由于史料的零星与缺乏，则论述不多。本文不揣浅陋，就视野所及的太平天国资料，对这个问题试作探讨。一、军火贸易的缘起及其走私性质军火贸易是太平天国实行正确的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也是其面临复杂严峻的战争环境的产物。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后，一直推行开放正当的对外贸易，积极争取外援，同时要求各国商贾交纳关税、遵守太平天国各项贸易法令、制度和政策。特别是从血与火的战场上，太平军将士亲眼看到洋枪洋炮的巨大威力，因而在对外贸易中，"他们最关心的是外国的武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定都天京后不久，镇江太平军即对过往的英国舰船表示："如有大炮、火药、米粮，可来销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7册，第123页。）"1858年底，太平天国芜湖守将候裕田曾向航行于长江的英舰巴克舰长恳求"相赠小洋炮壹贰杆，洋粉若干，洋炮火嘴拾余个"（《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1861年6月，驻防乍浦的太平军首领鸿天福陈某照会英国水师提督何伯表示太平军将不攻打宁波，并提出与之进行枪枝、火药交易，保证"无论价钱如何，一应付给。（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 ，Volume Ⅲ：Documents and Comments,P1141。）"甚至在战火频仍的1863年，忠王李秀成、慕王谭绍光还致书常胜军首领戈登谈军火交易事宜："至各人军装炮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办，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若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交易。（《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曾与太平军大做军火生意的美国琼记洋行商人罗伯特?费伦向上司汇报说，太平军"欢迎外国人同他们做买卖，......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S．C．Lockwood：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American Merchants in China，P95．转引自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西方列强纷纷宣布所谓"中立"政策，禁止除鸦片以外的所有与太平天国的贸易。1855年，英国甚至颁布法令，严禁在华臣民向太平军"提供出售或代办任何种类之战争物资。或代为装备船只。（《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页。）"清政府也屡屡照会列强各国，要求对"擅赴内地或竟私运枪炮火药者，立即押回，交与本国领事查办，货物入官充公。（《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但军事斗争对军火的大量需求和巨额商业利润的诱惑力却是任何形式的法令所难以禁止的。一方面太平天国一直谋求从外国商人那里购买精锐的武器和装备；一方面是违背清廷和列强禁令、不避路途艰险的冒险军火商贩的源源前来，军火交易一直禁而无绝。 二、军火贸易的方式、地域、规模及运输线路考察 太平天国对军火贸易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法。自先是有组织地派人购买。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后，在嘉兴、盛泽总理太平军粮响、关卡的耕天福汪心耕、锡天福沈枝珊先后派人携汇银两潜入上海，"侦探官兵信息，并购买洋枪火药，接济贼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4页。）"翌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下令周庄、陈墓各乡官，"赴沪采办洋枪一千杆，铜帽二十万，大红绉二百匹"，以为军用（《吴煦档案选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1862年2月,驻守南汇的太平军首领里天福徐某曾派三名太平军携洋银1400元到松江购买洋枪火药（《太平天国》，第六册，第490页。）。在上海，太平天国专门委派了秘密的军火代理人,同华尔的洋枪队争购洋枪弹药（《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其次是请来访或服务于太平天国的"洋兄弟"来购买军火。1860年5月，太平天国曾试图请来苏州探访的外国传教士赫威尔等带钱到上海购买武器,但遭拒绝（《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1861年初，英国水手呤o在南京参加太平军后，忠王李秀成除请他教练太平军外，还多次派他为太平军采购军火。1863年12月李秀成最后一次颁发路凭给呤o，派他"前往上海、宁波一带采办兵船"（《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72页。）。1863年3月至6月，太平天国殿前副掌率总统水陆马步军务蔡某、开朝王宗殿前忠诚三十九天将李某、忠闳朝将队内鳞天安余某也先后发给"洋兄弟"路凭,前往太仓、上海、嘉兴等地采办军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同年8月，原常胜军领队白齐文投归太平军后,慕王谭绍光曾派他赴上海购买洋枪军火，并示意他能买到多少枪枝，就让他带多少部队（王崇武、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6页。）。第三是积极主动与冒险前来的外国商人、军火贩子开展军火交易。这些与太平天国做军火交易的外国人成份复杂，主要有以下五类:（1）同情、赞成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人。他们对列强实行的所谓"中立"政策甚为不满，认为"既云外国人卖军火与长毛有罪，则土、何提督帮助官兵亦该有罪。"有位自称洋差的外国友人公开宣称他曾"屡卖洋枪与长毛，日后仍有洋枪等要卖，即前此太仓长毛所用洋枪，皆我亲往卖也。（《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73页。）"（2）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在华外交官员。1853年，美国旗昌洋行商人兼驻沪副领事金能亨（Curningham，Edward）将一艘轮船和大批美国枪械弹药卖给太平军，未料被清军侦知，结果在上海引起舆论大哗（（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1863年9月，清军在一只宁波钓船上查获了九名向太平军贩卖军火的外国人，其中有一名为"在申执事之人"。这些有头面的人亦为厚利所趋，而从事走私。（3）贪图横财暴利的商人。据曾为太平军俘虏的洋枪队副领队法尔思德回忆，当时"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够买得到的短枪，太平军须付给走私者一百元"（《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页。）。又据两江总督怡良1853年11月奏称："向来夷人火药每桶卖洋银三元者，今增长至二十五六元不等"，"贼匪放价收买，奸夷贪利私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页。），外国商人为之趋之若鹜。"向来有不法之外国人每带外国洋枪至苏州卖与长毛，虽华官稽查甚严，其中偷漏者不少。（《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399页。）"据英国驻沪领事阿利国估计，当时在华各国"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扰，以致货物滞销，仅十之二；其希图漏税，接济火药粮食渔利者，竟十之八。（《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页。）"值得注意的是，除一般散商外,洋行仗其雄厚的实力，在与太平天国军火贸易中占了很大部分。据1862年英军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水师提督何伯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当时"香港和通商口岸的洋行公开地做枪炮生意"，"许多船只为上海的洋行运送枪械弹药给叛乱军，他们远离领事馆可以监督的范围，在预先约定的地点卸货，以便让太平军来领取。（（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为遮人掩目，上海英租界一些有名的洋行变换包装方法,把一箱箱贴着"雨伞"标签的卡宾枪和借用"圣经箱"包装的左轮手枪卖给太平军（（法）梅明、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1862年5月，洋枪队攻占嘉定、青浦后，曾在两地发现有数十尊1861年制造、印有英商"同珍洋行"字样和皇冠商标的铁制大炮（《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4）散居在通商口岸的外国无赖、罪犯、冒险家。太平军进攻上海时期，"外国人来申游荡无业者，或卖洋枪济匪，或无赖滋事，人数甚多。（《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31页。）"1862年10月李鸿章在致曾国荃的信中也抱怨说："贼中洋枪甚多，力可及远，皆中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原注）、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无法禁止。（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集》，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二，第14页。）"（5）与太平军兵刃相见的外国军官、士兵。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外国商人及英法海军争相售以军火，并供应食品。1863年1月，进攻绍兴的"常捷军",由于宁绍道台不给之食，有四名法国小军官"即将枪械卖钱食用"（《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页。）。甚至连后来的常胜军首领戈登也为暴利所诱，假手洋商与太平军大做军火交易（参见简又文：《太平开国典制通考》（中），第716～719页。）。 太平天国对冒险前来的外国军火商贩的态度是积极而主动的，他们为这些外商专门颁发了路凭，甚至还要求沿途各卡提供食宿（《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太平天国与外国的军火贸易主要是以上海、苏州、南京、宁波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及苏（福）、浙（江）占领区域内进行的。其运输线路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外商利用大轮船从新加坡、香港等地由海路径至上海、宁波及镇海、乍浦、漳州等沿海口岸，然后就地或贩至各地卖给太平军，浙江太平军尤以此路接济军火；二是利用长江航运的便利，外国人借通商之名，趁机在长江沿岸各埠暗与太平军做军火生意，此路所得军火军需主要用以加强南京太平军的防卫力量；三是从上海经水陆各路至苏州及其附近各地（其中由苏州到上海路线有四条：（1）由吴江水路至上海；（2）由吴县水路至上海；（3）由平望水路至上海；（4）由盛泽水路至上海。由上海至苏州路线有六条：（1）上海--青浦--沈韩泾--高店--苏州葑门，为水路，计196里；（2）上海--青浦--朱家角--滕村--高店--苏州--葑门，为水路,计210里；（3）上海--青浦--拓华寺--斜塘镇--苏州葑门，为水路，计204里；（4）南黄浦--闵港--金泽--莘塔--同里--苏州；（5）上海--青浦--曹滕桥--昆山--苏州；（6）黄渡--昆山--唯亭--苏州。以上路线系参照（1）董蔡时主编:《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17、429～430页；（2）《吴煦档案选编》第三辑第287页及第一辑第314、367页；（3）《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84页等资料制成。），这条线路为太平天国后期与外国军火交易的主要区域，所得军火主要补给忠王李秀成各部的军备力量。其中主要的交易地点有：在太平天国苏福省境内主要为天京（南京）、镇江两地。早在1853年3月，即有"洋人自上海以大轮船泊下关，......出其枪械、火药示贼军，贼大喜，鼓吹迎其酋入城，与之联教通款，俾常接济军火,......洋人大获其利。（（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59页。又见（清）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49页。）"几个月后，这位名叫嘞呐吐（即温那治）的英商又雇佣二只宁波钓船，装载洋枪200杆、洋刀100把及火药、洋硝等物，"至镇江卖给贼匪"。此后，天京中外贸易日渐繁盛，不但城外的小浜边太平军兵营有外国人"在该处私贩军火济匪"（《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四城之外的买卖街道也"极多做洋枪铺户"。城内的法国商人"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炮械在彼销售，有轮船名不设，泊仪凤门外，专做此等生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256页。）"1860年后，在镇江至天京间外国人与太平军军火交易屡见不鲜,以致长江开放通商简直像是"专为以供应品接济太平军而设的了"（（英）莱特著、姚曾广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2页。）。在苏福省境内，除上海、苏州、太仓、松江外，尚有吴江、青浦、嘉定等地。1860年7月，曾有外国黑人商贩在吴江居住十多天，将四门大炮、六大桶火药、八枝五尺长洋枪价值银万余两的军火卖给太平军,不久又将载来的两船火药枪炮赴苏州售卖（《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2页。）。同年，清军在黄渡以东堵截了三只在青浦将"枪药济匪"后空船东返的外国商船，迫其返回原路（《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页。）。1860年8月《北华捷报》报道说,当时上海一些有身份的外国人将以鼻烟名义包装的火药及其它武器在"黄埔江与苏州河上游各地向叛军出售"（《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水陆交通的发达，大大便利了军火贩运，使苏福省境内的军火贸易，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火补给地。在浙江省境内主要有宁波、镇海、绍兴、嘉兴、乍浦等地。1862年江南海关探闻"（太平军）近于宁波、镇海地方，截掳海船，并以重价购买外国轮船及枪炮等项。"因而建议清廷："暂停宁波通商，庶免为贼勾通"（《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238页。）。清宁波海关并派出炮艇巡视舟山一带海面，多次截获走私火器、军械给太平军的外国船只（《吴煦档案选编》，第五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6页。）。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太平军余部南走福建。10月，侍王李世贤驻节漳州，修内政，办外交，重整旗鼓，声誉大振，吸引不少国际友人前往投奔太平军，外国商人纷纷前往接济太平军军火。李世贤所部"枪炮铅药皆运自夷舶"（（英）呤o著、王维周译《太平开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下册，第656页。），武器精良，并得到欧洲兵法的教练,"清军在这方面不能和他们相比"。太平天国通过各种途径从外国商贩那里购得的军火种类繁多，包括各种枪炮及军械配件、兵船、弹药等。数量也是惊人的。如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一个月之间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即10947磅、子弹18000发、炮盖450多万个（C．A．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Shanghai．Shanghai Mercury，1909．P145．）。太平天国占领宁波后，与外国军火贸易规模巨大,"大炮成百地、枪枝成千地、弹药成吨地进口"（The North China Herald，May，17，1862．No．616．）。有一艘名叫"模范"号（Paragon）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9、309、321、142、469页。）。1862年春，太平天国曾计划花费50万两银子派人赴美国购买轮船枪炮，后因华尔向苏松太道吴煦告密，未果。据曾投归太平军的美国人马兰疲罩萏骄杏腥蛑ν夤梗姆种坏谋颗溆胁角梗彝趵钚愠傻1000名卫队则全部配备来复枪（王崇武、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3页。）。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军进攻天京郊外曾国藩的湘军营垒时，军中拥有"洋枪多至二万杆"，并配备有相当数量的开花炮（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页。）。太平天国其他将领如辅王杨辅清、护王陈坤书、慕王谭绍光、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归王邓光明、听王陈炳文、荣王廖发寿、堵王黄文金、会王蔡元隆等所部营中均建有规模不等的洋枪队、洋炮队。其中归王邓光明的洋炮队"洋炮精悍，为诸贼之冠"，规模达5000人（吴汝伦编：《李文忠公全集》，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明僚函稿"，卷三，第41页。）。故时人评论说："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页。）"太平天国与外国军火贸易之盛、规模之巨由此可窥一斑。三、军火贸易的影响武器装备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太平天国积极开展对外军火贸易，大量购买西方先进军事武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且对洋务运动的发生和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大量外国军火的输入，大大改善了太平军的军事装备，使太平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不久即开始购买、使用洋枪，各主要部队中都配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可以说,直到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前,太平军一直比清军更多地利用外国武器,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过清军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在1862年10月也承认"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88页。另参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第186页。）。太平天国所以能在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东征西讨，特别是进击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江、浙地区，开辟苏浙根据地，和湘军、淮军及西人督练之洋枪队、常胜军较量八年之久，这与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大量采用外国新式军事武器所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其次，聘请投归太平军的外国"洋兄弟"教练使用近代热兵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太平军的军事技术素质。早在1854年，罗大纲在湖口"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10页。）。1860年太平军东征江浙后,以优厚的待遇吸引一批外国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到太平军中服役。这些外国"洋兄弟"除教授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外，还教练太平军一种中西参半的阵法，以适应新式枪炮的作战要求。随着引进武器的增多，枪炮的维修、保养以及弹药的供给等问题也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太平军中最初设置了"洋炮馆"和"洋炮官"（《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09、324～325、443、445页。）,专门负责各种进口大炮的维修、保养与调拨。接着在各地先后设立了许多维修、仿造外国军火的军工厂。1854年驻守镇江的太平军即请了四名外国人为其"制巨炮、喷筒，甚精制，能达远"（《余生纪略》。转自郭存孝《太平天国火炮研究》，见《江海学刊》1988年第6期。）。太平天国后期,江、浙太平军诸王在苏州、太仓、昆山、盛泽、嘉定、青浦、南桥、拓林、湖州、嘉兴、漳州等地先后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军工厂，其中以苏州、昆山、太仓三地规模最大。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这些军工厂仿造的产品主要为各种枪炮、子弹、炮弹、火药及炮车、弹药筒、战船等。1863年11月，苏州守将谭绍光在英人史密斯帮助下曾试图建造一艘装配32磅重炮的大轮船，后因战火逼近，不得已而中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125页。）。这些仿造和引进的新式武器弹药的大量使用，新式阵法的操演,不仅大大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而且引起了作战方式乃至战略战术的重大变革。可以说，太平天国是最早开始中国军事近代化实践的。再次，太平天国通过大量西方近代军事武器的输入，开始重视、吸取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当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西方近代科技为"奇技淫巧"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春俺隽搜拔鞣降氖贝钋恳簟Ｔ凇蹲收新编》中，洪仁芯倭寺执⒒鸪怠⒅颖怼⒌缁鸨怼⒑畋怼⒎缬瓯恚Ю锞怠⒘刻斐摺⒘非埂⑻烨虻仁钢执砦鞣浇萍挤⒄顾降"有用之物"，提出了设立专利局，鼓励创造发明，兴车马、舟楫之利和器皿技艺等一系列"与番人并雄之法"（《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26、532～533、538页。）。太平天国后期将领如李秀成、李世贤、谭绍光、林绍璋等也都表现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和好学精神，努力将"各种机械技术的改革，外国的发明，介绍到国内来"（《太平天国亲历记》,上册，第235页。），竞相引进、任用一些外国的军事、工程、机械、医学等方面的人才为太平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如何对待以军事武器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可以设想，如果不是残酷的战争环境制约，在《资政新编》的指导想下，有洪仁⒗钚愠傻纫慌晕鞣浇拿饔薪细呷鲜端降奶骄斓那鬃灾鞒钟胧导教旃庵衷对缬诘刂鹘准赌诓垦笪裨硕幕疃囟峤徊椒⒄刮郧壳蟾坏脑硕摹＠返慕瘫砻鳎捍幼畛醯难笄寡笈诘墓郝虻轿鞣骄隆⒐こ碳际跞嗽钡囊肴斡茫俚缴璩Х略煜冉耐夤淦髯氨福教旃诘笔钡睦诽跫所许可的范围内走过的历程，正是后来的洋务派所必须跨越的洋务运动的最初阶段。弄清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在19世纪中期之后，武器的飞速发展，对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正值武器技术巨大变革的时代，谁能先抢得这个先机，使用新式武器，并且使用相应的新的战法，就能取得胜利。太平天国最大的失败， 就是没有和外国列强合作。造成的后果就是购买新式武器越来越难。 新式的枪炮的装备数量和清军比，相差越来越大。由于时代的限制，太平军不太可能想到，放弃坚守阵地的死板战法，以运动的方式打歼灭战，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以期达到缴获清军的武器和弹药的目的。 所以，结果肯定是武器越打越少。其实如果当时世界武器的发展永远的停留在太平天国起义的1851年的话， 太平天国就算最后不一定能推翻满清，但很可能形成中国新的南北朝， 最起码，会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