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科技综合报道&记者&张之颖】2008年对于中国的移动通信行业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同意启动3G牌照发放工作;这一年，中国3G用户数“0”;在经历了近10年的高速发展后，2017年10月，中国已拥有11.01亿的3G和4G用户。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换算，这期间，每“嘀嗒”一秒钟，中国就新增4名3G/4G用户，而中国厂商也会利用这一秒钟时间打造大约60部手机销往全球。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这是波澜壮阔的图景。　　2008年，高通——这家3G、4G与下一代无线技术的领军企业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分部，这是高通总部设在美国圣迭戈的移动通信巨头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研究院分部。而现任高通工程技术副总裁的范明熙博士，正是高通中国研究院的创始人。范博士日前接受了环球网记者的独家专访，通过自己的故事诠释了高通的企业理念和管理文化。　&使命：“从2美元到2美分”　　“我们做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使自己快乐、为自己产生价值，而是真正为身边的人、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在采访过程中，范明熙博士的这句话让记者印象最为深刻。这不仅是他的切身体会，其实也与高通公司的发展模式和企业理念相契合。这家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公司，输入的是“知识”，而输出的同样还是“知识”，它们为全球无线通信公司及相关垂直行业提供“源动力”技术，为整个无线通信产业、整个社会创造价值。　　范博士举例说，他初到美国时，给国内亲人打电话，10分钟就需要几十美元，对学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个现实的困境开启了他的通信技术梦：他希望靠着技术能让国际通话费由一分钟2美元降为2美分。这个朴实的想法触发他在通信技术做出更加精进的研究，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要通过科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这也成为他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使命感。　　范明熙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连接”，这是他身体力行的核心价值观。他表示，自己人生使命的第一部分，是通过科技来连接人，实现随时随地、低成本、高效率地与任何人连接与通信。通过人与人的连接，帮助人和使命连接起来、甚至人和万物的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经营家庭亲情关系，包括与朋友沟通，他都笃信并应用“连接理论”在他的个人生活中。　　这也是为什么范博士说，将工作和使命连接在一起时，会感到非常快乐。他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超越自我的更大的意义。或许可以说，范明熙博士是一个带着通信使命的实践者，而他身上又透露出高通的产业情怀与其背后的企业理念。在业界，有人认为高通其实在为整个行业做研发。研发必然就要承担探索和尝试的风险，对于高通而言，容纳冒险与试错的空间，才是真正的成功。这种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勇于承担创新风险的发明家精神，正是工程师对于行业的贡献，这也是高通的使命感。　　现在，在高通公司和全产业的携手努力下，日益普及的无线通信网络已延伸到很多工业化国家，向用户提供比有线网络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与此同时，每兆字节移动数据的传输费用在2005年到2013年间降低了99%，通话费用更是降之又降，智能手机的价格最低也只有几百元钱。　　高通公司对于无线产业的贡献远不止这些枯燥的数字。就在上月初，IEEE向高通公司颁发IEEE电气工程与计算里程碑奖，以表彰其在CDMA技术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此前，IEEE将IEEE荣誉奖章授予高通创始人之一艾文•雅各布博士，这是该组织最高奖项，也是世界电气电子工程学界公认的最高奖励。美国国家发明家名人堂也将艾文•雅各布博士的名牌与爱迪生、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以及尼古拉•特斯拉等并列摆放。这也难怪范博士在采访中一直强调，今天所有的研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前人的积累上。　　“下班后，副总裁敲门”　　高通如何创造一个能吸引科学家聚集，并且勇于创新的环境？范明熙博士强调“高通公司从上至下拥有研究的心态、做技术的心态”。他表示，不同的人做事有三种不同的方法，不同之处就是什么东西走在前面。不成熟的时候，嘴巴走在前面;有些时候，可能只是动作走在前面，只是专注于做技术;但真正成熟的研发人员应该是耳朵走在前面，先聆听。　　关于高通公司的企业文化，范明熙还强调了“分享”和“尊重”。范明熙博士回忆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往事，加入高通之时，他完成了3G多天线研究项目后，就加入了标准化工作。“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范明熙回忆道，当时他不知道，在通信标准组织中，不同公司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竞争关系。他自认将提案准备得非常好，信心满满要让提案通过，却扛了几十个难解的问题回到公司。　　下班后，当时的公司高级副总裁来敲范明熙办公室的门。没有一丝责难的眼光，这位副总裁拿起笔，把标准提案里涉及的问题和方案细节，逐一写在白板上跟范明熙一起讨论。第一天讨论到晚上8点，第二天接着继续讨论。当时范明熙在高通只是刚刚入门的工程师，那位高级副总裁一直像普通同事一般和他谈话，不仅愿意付出下班时间帮助范明熙解决专业上的问题，而且持续信任他，让他在标准化的战场上继续锻炼。他要范明熙站在前台出面解决问题，还告诉他，遇到任何困难都会在后面支持和帮助他。“我非常感动。”　　不仅是在公司内部，高通公司也一直在将这种“分享”和“尊重”的价值观，传递给整个无线产业界尤其是中国。范明熙博士表示，中国的通信企业从2G时代的默默无闻到3G、4G时代迅速崛起，高通一直在大力支持。根据市场调查公司数据，在2017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一半来自于中国厂商，而前十大手机品牌中有七家是中国厂商。MIT博士曾经数学成绩差？　　作为一位引领团队实现目标的科学家，范明熙并不相信成功的神话。在采访中，范明熙不避谈自己求学、工作经历挫折的各种经历，他常常说：“人生是在破碎中成长起来的。我经历过很多的失败。”范明熙甚至透露，小时候数学并不好。然而面对一位从麻省理工学院本科一路读到博士班的高材生，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他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记得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听说全班有两个学生数学不及格，一看最下面考52分的那个人不是我，好高兴，再往上一看59分那个就是我。”范明熙温和地回忆道，“当时我的数学成绩不好，总体成绩也不是很好。”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进医院，这些经历让范明熙尝到了挫折的滋味。他诚恳地说，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经历过许多失败，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曾被人鼓励，如果没有这样的鼓励，他可能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使命。在工作中，范明熙尽可能地鼓励身边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当然这个使命是一步一步实现的。”　　范明熙认为，一个人所绽放的光芒，是经历各种困难挑战却仍坚持不放弃，继续站起来前行，这是温柔坚定的生命成就的灿烂。　　5G将和电一样重要　　5G是当下全球热门话题，我们的采访自然离不开5G。身为5G专家，范明熙博士目前拥有数十项美国专利。这项被认为像水、电和蒸汽机一样重要的“通用技术”非常符合范明熙所说“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关于5G，范明熙博士首先谈的是“继往开来”，他表示5G是建立在4G基础之上的飞跃。在3G和4G时代有着扎实技术积累的公司，在5G时代会有更大的优势。“2002年我们公司已经在研发4G技术，而4G的标准到2008年才最后制定，2010年才商用。”而5G同样如此，早在十多年前高通就在5G方面开展了前瞻性研发，那时很多市场3G还没有商用。　　身为5G专家的范明熙博士，对于5G发展图景作出的概括是：沉浸式、可靠的自动化、无所不在。“可靠的自动化”与国务院近期提出的“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相吻合，范博士用近期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全球最大单体全自动化码头上海洋山港做了解释。洋山港60-70%的货物运输和物流是通过无线在控制，如果用今天的局域网技术，例如WIFI，一旦有遮挡，连接就会断掉，整个操作需要停止，那是一个很大的效率损失。在高通工作多年，范明熙博士积极带领团队将蜂窝网技术扩展到免许可频谱的使用，为类似场景大范围地提高了覆盖的可靠性和容量，提供优化的干扰解决方案。通过与产业的合作，将技术从概念带到了商用。今天基于4G载波聚合，未来将会基于5G。5G能够增加带宽的范围，同时它的时延很短，4G的时延空口大概在十几毫秒左右，5G的空口可以缩短成一毫秒，甚至更短，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基于无线的控制系统。　　根据此前高通公司与研究机构作出的调研：5G的整体经济效益将于2035年之前在全球实现，产出价值高达12万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到2035年，仅5G价值链本身就能创造高达3.5万亿美元的产出，其中在中国创造的产出为9840亿美元，并创造95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调查，中国正热切期盼5G到来，有超过9成的受访者表示期待5G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生产力。　　范明熙博士指出，高通正在不断拓展无线通信的边界，让万物互联更快到来。目前在中国，高通正与中国运营商、设备商、终端厂商等产业链各方紧密合作，在5G、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能终端、集成电路、机器人、无人机、虚拟现实等多个领域携手创新，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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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2018 Baidu黄鸣奋|细数科幻电影中的&克隆人&：技术冲击伦理的银幕具象化【文艺视界】
原创： 黄鸣奋&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尽管对人自身进行克隆在实践中仍然是禁区，但在创作中已经是科幻作品的热门题材。克隆人之所以成为后人类语境的重要命题，是由于它有条件充当自然进化向人为进化过渡的里程碑。克隆人来源于无性繁殖，不应有父母之分，只存在亲本之别，他们心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身份意识。环境影响是造成克隆人与原版人心理差异的重要原因。从伦理角度看，科幻电影致力于揭示克隆人通过挑战身体的唯一性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动，构想克隆人与原版人的关系、克隆人与克隆人的关系、克隆人与其他人的关系等。以此为背景展开的克隆人叙事将克隆人权利作为后人类社会的难题，警示克隆人价值所包含的恶托邦想象的风险，展示了克隆人种族所涉及的跨物种融合的前景。
细数科幻电影中的“克隆人”：技术冲击伦理的银幕具象化黄鸣奋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原标题为《电影创意中的克隆人：从科研禁区到科幻热门》文中图片未经注明均来自网络有一种科技，据说已经成熟到仅凭几根头发就能再造出一个马云，但其应用却又危险到必须由联合国大会发表宣言（2005）来加以约束的地步。这就是生物学意义上对人的克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克隆”作为流行词语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尽管对人自身进行克隆在实践中仍然是禁区，但在创作中已经是科幻作品的热门题材。相关科幻电影就此驰骋想象，既从讽喻的角度表达了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又从瞻望的角度对科技的远景进行大胆的设想。围绕克隆人的创意因此具备三方面的价值：一是开拓认识现实社会问题的视野，二是对未来科技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做好心理准备，三是满足观众乐此不疲的探究需求。
克隆人的定位“克隆”这一术语是由英裔印籍科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发明的。它作为动词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无性繁殖，意译为复制、拷贝、转殖或群殖等；作为名词是指由无性繁殖形成的个体或种群，以基因型完全相同为特征。1950年代以来，该领域不断有科研成果问世，其中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是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维尔穆特博士科研组公布的体细胞克隆羊“多利”。在实践中，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本身有两种取向：一种是繁殖性取向，立足于培养和组织细胞提供者具有完全相同基因的新生个体；另一种是非繁殖性取向，指制造出某些胚胎组织，但只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克隆人在实践上受到法律、道德等约束，在创作中则为科幻文艺所钟爱。相关科幻电影比较重视繁殖性取向（虽然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通过的《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明文禁止），对克隆人定位主要是从自然、社会和心理角度进行的。（一）人为进化：克隆人的自然定位根据进化论的解释，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或者说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起作用的结果。克隆人之所以成为后人类语境的重要命题，是由于它有条件充当自然进化向人为进化过渡的里程碑。如果它真的能够实现，那么，人的繁衍（物种生产）将按照物质生产的方式进行，并将精神生产的诉求结合进来。至于这样做的结果是福是祸（或者兼而有之），目前只能通过想象或推理来预测。就主导观念而言，克隆人作为一种技术是反自然的，这种技术并没有让人类自然而然地传宗接代。不过，正如反艺术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那样，反自然同样代表了某种自然，如果将“自然”理解为顺理成章的话。当下人们之所以将克隆理解为反自然，是因为人类仍然可以按传统方式实现种的繁衍，克隆人本身因此是另类技术（或者是异端技术）。未来社会人类若因为染色体畸变等原因而无法按常规生育，克隆术在人口生产中的应用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就已知而言，人类繁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生理意义上的，亦即精卵结合、十月怀胎（有性生殖）；二是物理意义上的，亦即对生命信息和/或生命载体加以拷贝；三是生物意义上的，通过基因工程实现。科幻电影中有关克隆人的描写最初并非以生物科技为基础。例如，在英国《四面三角》中，两个乡村男孩从童年时代就为一位心仪的女孩而竞争。他们后来成了科学家，合作开发可以准确复制物理对象的再生机，并说服女孩允许对她加以精确复制。这属于上文所说的物理意义上的繁衍。该片已经涉及了克隆人技术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的问题，就是遗传信息可能完全相同的若干个体如何辨识，解决办法是诉诸启动克隆体心灵时留下的两个疤痕。后来的科幻电影逐渐将克隆人的技术定位由信息工程转移到基因工程，并设想了其他识别标志。例如，在美国《第六日》中，被克隆的标志是眼睑下方有白点，被克隆几次就有几个白点。原版人杜拉克为保证克隆人都能听自己的话，在复制时加入缺陷基因，使克隆人只能活几年，自己通过控制不断复制来稳定追随者的队伍。上述白点可能就是缺陷基因的表达。
（二）亲本维系：克隆人的社会定位从字面上看，作为名词词组的“克隆人”至少包含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指从事克隆活动的人（正如“电影人”被理解为电影工作者那样）；二是指被克隆的人（原型，即生物信息的提供者）；三是指因克隆活动而产生的人（生物工程的产品）。在第一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侏罗纪公园》及其续集都是以克隆人为题材的作品，因为影片中的科学家是从保存在琥珀中的蚊子提取基因复制出恐龙的（前提是上述蚊子叮过恐龙）。在第二重意义上，美国《傻瓜大闹科学城》可以为例。它描写某国家的领导人被反叛分子杀死，所幸存的只有他的鼻子。尽管其属下希望能从这个器官克隆出完整的人来，但没有能够实现。主人公偷了鼻子，并将它扔在压路机经过的路面上，“暗杀”了它。在第三重意义上，美国《遗落战境》中来自外星的“白立方”用克隆人来重新繁衍地球上的人口，其原型是当年它捕获的奥德赛号飞船的船员。
这一意义上的“克隆人”不只是指个体，而且是指群体，后者的特点是由生理上完全相同的个体组成。在《星球大战前传2：克隆人的进攻》《星球大战：克隆人战争》等影片中，银河共和国就利用克隆人组建了一支军队，对抗独立星系邦联的战斗机器人部队。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克隆人”是就第三重意义而言，下文也是如此。克隆人是相对于原版人（原型、本真人或自然人）而言的。他们所占有的社会位置的异同有待辨析。从理论上说，克隆人来源于无性繁殖，不应有父母之分，只存在亲本之别。不过，既然原版人有父母，从而也有由此推演出的各种角色丛，那么，克隆人就有可能认其父母为父母，从而将自己纳入既定社会系统之中。在现实生活中，父母不明的孩子可能被视为“野种”而受到歧视，类似的偏见若延伸到克隆人身上的话，就使他们另类化。与此相比较而存在的是：现实生活中认他人之父母为父母的孩子一般称为“养子”或“养女”。收养是拓展血缘之外的亲属关系的重要途径，类似的行为若延伸到克隆人身上的话，就使他们同类化。另类化和同类化不仅代表了未来克隆人两种截然有别的遭遇，而且代表了社会对克隆人所可能形成的两种不同态度。显而易见，另类化的结果往往是造成社会内部不可控制的异己力量，同类化则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三）同中有异：克隆人的心理定位关于克隆人和原版人之间的心理异同问题，至迟在20世纪70年代的科幻电影中就有所触及。例如，美国《天外魔花》描写旧金山人发现居民逐一被无情感的克隆体所代替。外星生物侵入人体，使之丧失情感，进而使人昏睡、让人体化为尘埃，自己作为会尖叫的复制品取而代之。这样的复制品虽然可能和原版人长得一模一样，但其来源却完全不同，品性自然也不会一致。在美国《复制杀人魔》中，警官利用案发现场头发的基因，克隆出只有小孩心智的杀人魔以帮助推理破案、缉拿真凶，没想到这个克隆人既善良又天真。美国、加拿大合拍片《天赐》设想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一对夫妇允许古怪医生克隆其因车祸死亡的儿子亚当，但医生实际上是想使他自己的儿子扎卡里复活，只是因为扎卡里的基因有一部分毁于火灾，他才被迫借用亚当的基因，将两个孩子的基因混合在一起。由此培育出来的娃娃长大后交替呈现出两个孩子的不同特征，包括亚当的快乐与友善、扎卡里的愤懑与攻击性等。若加细化的话，上述问题至少涉及如下侧面：（1）心理倾向性的异同，表现在需要、动机、目标、价值观等方面；（2）心理素质的异同，表现在气质、能力、性格等方面；（3）心理发展的异同，表现在成长、成熟、衰老、畸变等方面。相比之下，克隆人心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身份意识。就此而言，美国《银翼杀手》在描写专门警察寻找并试图消灭四个盗窃飞船回地球找其创造者以求延生的克隆人的过程中，对克隆人的身份、自我和命运进行了深刻思考。在国产电影中，香港《坏小子特攻》对日本人坂本一郎利用亚洲第一飞人、华裔女运动员基因克隆出来的11号的心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刻画。她钟情于香港一位私家侦探，却又不能抗拒坂本一郎通过其体内预嵌芯片下达的攻击命令，最后在激烈的心理冲突中丧生。在克隆人成长过程中，环境影响是造成他们与原版人心理差异的重要原因。英国《星际迷航10·复仇女神》对此有所表现。企业号飞船船长毕卡特接到联邦上司的指令，说罗慕兰帝国新任首脑辛藏谋求和谈，要他去试探辛藏的诚意。毕卡特遵令赶去见辛藏，结果惊讶地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复制品！原来，辛藏是多年前一位罗慕兰将军所造，目的是取代真人、对付星际联邦。这个计划因故中止，辛藏小小年纪就被放逐到雷摩斯星矿区干活。他得到雷摩斯星总督栽培，势力日增，直到成为罗慕兰帝国首脑。但由于复制时留下的隐患，辛藏很快就会死亡，只有输入与其DNA匹配的人的血液才能救，为此而发动战争的内驱力实际上相当强烈。毕卡特因此和辛藏展开较量，战而胜之。克隆人的自然定位、社会定位和心理定位是相互联系的。相对全面的“克隆”应当满足如下三项要求：在与自然定位相适应的生物技术层面，造就具备和原版人相同的遗传物质、可望发育出与原版人相同体魄的身体；在与社会定位相适应的角色体系层面，创造和原版人相同（或相似）的通过互动实现社会化、寻找角色伴侣、建构自我意识的必要条件；在与心理定位相适应的人格塑造层面，造就具备和原版人相同的认知系统、可望延续与原版人相同生活轨迹的记忆，造就和原版人相同的需要系统，塑造和原版人相同的满足需要的方式，并确立和原版人相同的价值观念。就创意而言，求同和别异可谓相辅相成。科幻电影编导完全可以围绕上述层面的关系做文章，塑造出体魄虽相同、记忆却有别、倾向更迥异的克隆人来，由此谱写生动的故事、新颖的情节。对克隆人的质疑同样可以分解为三个层面：在自然定位层面，干扰自然进化过程是否会带来恶果，如因减少遗传变异而导致同一遗传基因的人因一种疾病而大量死亡，怎么办？如果克隆出的人是畸形儿（甚至是怪物），怎么办？近亲繁殖的危害是否会因为克隆而凸显？在社会定位层面，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本身，是否意味着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而构成僭越？是否会造成人伦关系紊乱、使孝道之类家庭观念被瓦解？利用胚胎做实验是否吻合人道主义原则？如果有人将克隆人当成奴隶、将组织克隆当成复兴奴隶制的过程，怎么办？如果生殖和繁衍后代不再是个人、家庭的责任与功能，那么，传统社会是否可能因此解体？在心理定位层面，克隆是否意味着被预定、被制造、被歧视？克隆人是不是会丧失尊严与个性？类似问题同样可以成为科幻电影创意的着眼点。
克隆人创意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就字面而言，“克隆人创意”可能是指通过克隆技术来复制人的创意，或者有关克隆人的创意，或者对其他人的创意加以复制。下文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运用这一词组。完整人体的克隆至今为止仍是生物科技的禁区，因为它会带来诸多伦理问题。人类社会的大厦是建立在其成员身体的唯一性的基础之上。身体的唯一性也是我们理解主体性的前提。如果同一个人被复制出若干克隆体，必然带来所处的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动。这可以成为科幻电影创意的着眼点。（一）极似之用：克隆人与原版人的关系原版人是克隆人赖以产生的前提，在发生学意义上先于克隆人而存在，并且兼有父本、母本（统一为亲本）的属性，因为克隆人的遗传信息是从原版人那儿获得的。尽管如此，由于二者在生物特征上相同（至少是基本相似），因此又具备比同卵孪生还密切的联系。如果克隆人需要经历正常的发育过程才能拥有可以和原版人相比的身心特征的话，那么，他们是不可能作为原版人完全一样的个体和原版人并存于同一时空的。科幻电影借助想象超越了上述限制，进而构想了诸多耸人听闻的情节。有关构思至少包括下述几类：克隆人作为原版人的备胎。以美国影片为例，《逃出克隆岛》描写克隆人为保险单的所有者提供更换器官和零件。在《月球》中，月球因为向地球提供氦-3而成为清洁能源的来源。经营者绿月公司图省钱以克隆人替代原版人，说是送合同到期的员工回地球，实际上让他们安乐死并焚化。这部电影被称为《逃出克隆岛》的月球版。克隆人充当原版人的替身。意大利《末日战士》描写游牧佣兵骑高科技摩托协助地下抵抗运动推翻邪恶统治者普洛瑟，但他们所杀掉的不过是个克隆人，真正的普洛瑟还活着，正计划复仇。美国《拦截时光隧道》描写运委会空难调查员遇到千年后来客，原来是她以同类尸体取代当时机上尚活之人去再生。换言之，所有的乘客都被事先烧焦的复制体所取代，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撞机。将活的人载走了，留下一些事先准备好的复制人尸体，让其他人不会怀疑这些活的乘客到哪儿去了。美国《丈夫一箩筐》的主人公道格因为太忙而复制多个自己以代劳，没想到却是添乱。美、英合拍片《阿凡达》则将克隆出来的土著纳威人身体当成地球人控制员在潘多拉星球自由活动的依托。克隆人充当原版人的跟班。在德、法合拍《生化危机4：战神再生》中，由爱丽丝及其克隆人组成的群体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令行群止，就像孙悟空和他用毫毛变出的群猴一样。《生化危机5：惩罚》对于克隆人做了进一步描写。她们原先为伞公司所制造，经常活动在仿真恐怖地带，作为被感染者显示T病毒的效果。克隆人取代原版人的存在。在美国《复制强者》中，克隆人知道原版人的一切，甚至掌握更全面的信息，利用这些信息来挑拨离间。他们比原版人更强壮，更敏捷，更聪明，视原版人为次品，谋划杀死原版人而取代他们的社会位置。美国《星际冒险王》描写月球夜总会老板普罗托在朋友帮助下战胜试图占有其产业的黑帮头目雷克斯。后者实际上是他的克隆版之一。
存在某些反向的创意。例如，在美国《外星人绑架》中，两对青年男女被外星人诱拐上飞船，进行测试、解剖与洗脑，并被当成克隆原型。其中的珍经过斗智斗勇杀死一个护士、一个警卫加上她自己的克隆体，还让外星人以为她改造成功，将她（原版人）和其他三个青年的克隆体一起送回地球执行使命。在本片中，作为原版人的珍取代了其克隆体的地位。美国《幻体：续命游戏》以“意识移植”的换命为背景，讲述身患癌症的老富翁戴米恩为求永葆青春而购买菲尼克斯生物科技公司提供的名为“蜕皮”（Albright）的医疗服务，据介绍就是将一个人的意识传输到人工培育的健康身体中。但是，这家公司居然以原版人替代克隆人，由此产生了复杂的伦理问题，即原版人的自我意识和新输入的自我意识的相互矛盾。（二）分合之间：克隆人与克隆人的关系原版人的人格是遗传禀赋、环境影响和个体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是唯一的，而且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相比之下，克隆人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有可能批量生产。与此相适应，批次很可能是他们的计量单位之一。当然，个体、群体和族类的区分对他们仍然是适用的。我们在科幻电影中看到了如下不同的创意：其一，突出克隆人的个体意识。例如，法、德、西联合拍摄的《童梦失魂夜》描写一个科学家以自身为模板在实验室生产六个克隆人当雇主的仆人。这些克隆人互争“正版”，以为“正版”之外一文不值。美国《超时空战警》描绘了用理事会同一判官DNA创造出来的克隆判官之间围绕共同基因的诬陷与洗刷。其二，强化克隆人的群体意识。例如，在美国影片《魔域大战》中，出现了五个彼此共享意识的外星克隆人。这类构思不难为观众所接受，因为克隆人既然在禀赋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彼此之间不论信息沟通、情感共鸣或意志协调都可能是比较方便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克隆人是应当被当成扩大化的个体、严密组织的集体或分散化的群体来看待。在与他们打交道时，旁人是否充分估计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重要性？倘若得罪他们当中的一个就等于得罪他们当中的所有人，或者说施惠于他们当中的一个就等于施惠他们当中的所有人，那么，这类群体很可能成为比家庭还重要的细胞、比帮派还纠葛的团伙。其三，昭显克隆人的族类意识。日本《苹果核战记》描写第三次世界大战末尾女勇士迪娜运用苹果核数据全面恢复生化人种族的生育功能。所谓“生化人”生活于乌托邦城市奥林帕斯，是从迪娜父亲卡尔的基因创造的，第二代生化人因此成为她的兄弟姐妹。尽管如此，他们存活时间比人类短，因为再生能力被压制。他们的生命延展设施，在一次对生化人的恐怖进攻中，被正规军的一个秘密集团破坏了，不过，包含恢复生化人生育能力信息的苹果核数据仍然存在。这成为本片创意的亮点。个体意识、群体意识和族类意识的分化和整合问题，早在克隆技术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自然人。相比之下，科幻电影在后人类语境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新的表述与反思。也许未来社会还真的可能面临如何对克隆人加以引导的问题。是鼓励他们朝心理同质化的方向发展、使之越来越抱团，还是鼓励他们朝心理异质化的方向发展、使之越来越分离？身处不同的文化背景，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三）纠葛之生：克隆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毫无疑问，人的克隆将对社会认知构成重大挑战。我们知道，孪生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似性固然已经为相关媒体节目或艺术作品增添了不少亮点，但也因为不时引发误认而在现实生活中令人烦恼。不难设想：克隆人之间同样存在类似现象，而且问题将更加突出，因为同批次、同亲本的克隆产品的体魄相似度可能远远超过孪生兄弟姐妹。其他人与之互动将遇到诸多麻烦。克隆人如果不是和原版人并世而立，而是和正常新生儿一样经历社会化的话，固然可能摆脱与原版人在同一时空中处于相同伦理位置的尴尬，但仍可能面临新的矛盾。首先，伦理关系可能因克隆而陷于混乱。例如，在英国《代码46》中，一对恋人的姻缘遇到重大危机，因为女方来自男方亡母脑部DNA克隆。其次，心理取向可能因克隆而发生矛盾。根据日本《苹果核战记2》的构思，迪娜和普里亚斯都是奥林帕斯特殊部队ES.W.A.T.的天才战士。普里亚斯为保护迪娜而负伤，被改造成半机械体；他的基因被提取而培育出长相、性格与之相同的克隆人。迪娜因此面临艰难的选择：她该爱谁呢？这个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对一个人的爱究竟是以他（或她）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的肉体为根据，还是以对他所具备的特征群或功能集合的印象为根据？半机械体普里亚斯所代表的是前者，克隆体普里亚斯所代表的是后者。在具体作品中，上文所涉及的三种关系往往彼此交织。以美国《再造战士：重生》为例。恐怖分子用窃取的技术造出二代战士，当局只好派一代战士去应对。他们各有各的克隆体，原版人的对立延伸为克隆人之间的对立。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硬核亨利》等。必须看到，除人类之外，克隆人还可能与其他生物（或类生物）发生关系。例如，美国《外星恋》描写一个纯真的外星人为和平目的而来到地球，所乘的飞船却被美国当局击落。孤独的外星人就像个闪光的能量球漂浮着，发现了新近守寡的詹妮。他用一束其丈夫的头发为自己克隆出一个新身体，和她接近并加深了对地球人的了解。又如，美国《人工智能》描写高度进化的机器人男孩大卫希望变成真人以便获得人类母亲莫妮卡的爱。这一愿望在人类灭亡后才间接实现。高级智能生物开展人类研究，它们救活了大卫，通过大卫的机器人伙伴泰德熊所保存的头发复制了莫妮卡，但她只能活一天，而且不能被重复制造。大卫十分珍惜这一天，因为莫妮卡表达了她的爱。他握着妈妈的手睡着了（实际是其机器生命的终结）。上述两部作品也表明：并非所有的科幻电影都从消极的角度表现克隆技术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克隆人叙事所表达的伦理观念就字面而言，“克隆人叙事”可能是指通过克隆技术来复制人的故事，或者有关克隆人的叙事，或者对其他人的叙事加以拷贝。下文是在第二种意义上运用这一词组。从总体上看，克隆人叙事主要是在科幻语境中进行的。既然克隆人至今仍然不存在，那么，相关叙事都是以幻想为前提而进行的。不过，既然克隆技术如今已经在（而且还正在）现实生活中取得节节进展，那么，相关叙事便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科技前景及其社会影响的某种预测和思考。就现有科幻电影而言，下述伦理观念是值得重视的。（一）克隆人权利：后人类社会的难题所谓“克隆人权利”在字面上至少包含三种解释：一是“克隆+人权利”，重在克隆对人类权利的影响，涉及人类是否有权利对自身和其他生物加以克隆、被克隆是否应当列入人类基本权利等问题；二是“克隆人+权利”，重在由克隆所产生的人的权利，涉及他们在法律上是否享有和原版人同样地位等问题；三是“克隆+人+权利”，重在因克隆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分化，涉及哪些人有权对自己加以克隆（或哪些人不可以要求被克隆）、克隆攸关方（如体细胞提供者、代孕母亲、收养家庭等）所享有的具体权利等。在第一种意义上，相关科幻电影可以通过寻找人类在自然界的恰当定位、昭示克隆活动的因果关系来提出与回答问题。西方所说的“自然权利”在广义上并非人类所特有，如一切生物都有生存权等，在狭义上特指人类的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就现有情况看，克隆活动可能对自然界的既有生态构成严重破坏（例如，某种生物因为克隆而迅速增殖，对其他生物的生存权构成严重威胁），也可能危及人类社会的生态（例如造成种族失衡等），侵犯人类目前享有的自然权利。不仅如此，单单允许对人本身加以克隆这一点，就可能威胁到公民作为道德主体所应拥有的自主性、自决权及与他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国内已有学者指出：“克隆人问题在今天带来的最大伦理挑战，就在于如何看待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成果，如何看待作为启蒙运动与现代化时代之核心价值的尊重人的自由、自主性、自决权的伦理原则？”当然，这并非否认克隆活动在超长时间宇航、全球性灾难后生态恢复之类特殊环境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在第二种意义上，克隆人如果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那么，依据“天赋人权”的观念，他们是应当享有和原版人一样的权利的，正如他们也应当承担和原版人相同的义务那样。尽管如此，克隆人仅仅是由于来源渠道不同，就可能遭到各种歧视。在美国《第六日》中，克隆人按法律规定没有任何权利，因此这些人需要尽可能隐瞒其出身的真相。在日本动画片《落叶》中，克隆人囚犯被狱方当成制造生物武器的材料。在英国《别让我走》中，克隆人无法摆脱器官捐赠者的命运。在德、美合拍超链接电影《云图》中，克隆人是为奴隶劳动而被生产出来的。他们戴着管控项圈工作，若试图逃走会被引爆处决。即使逆来顺受，在契约期满后也会被送进制造食物的机器。这种恶托邦想象甚至扩展到外星生物。例如，在苏联《坎坷之路，终抵群星》中，德沙星球飞船来地球寻求帮助，谋划组织克隆军队打回去。主持其事的科学家通过特殊的神经中枢控制克隆人的行动，让他们充当炮灰。当然，假使克隆人真的要求和原版人一样的权利（如相同的投票权、继承权等），那么，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无疑极为棘手。这正好说明对于将克隆技术应用于人本身必须慎之又慎。在第三种意义上，人们所担心的是克隆所可能带来的新的社会不平等（强者、强势群体比弱者、弱势群体拥有更多的实施克隆的机会和条件，如果克隆被理解为一种特权的话），甚至担心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等政治主张可能因此甚嚣尘上。根据英、美合拍片《纳粹狂种》的构想，纳粹分子为复活第三帝国，用携带希特勒DNA样本的卵细胞使妇女受孕，生下94个克隆体，并送到世界不同地区收养。这一阴谋被揭露之后，如何处置这些孩子成为难题。本片以其中一个孩子为例说明他们是无辜的。追踪调查此事的猎手因此烧了他们的名单，以保护其合法权利。尽管如此，该片仍然具有相当鲜明的警世意味。类似的影片有美国的《安娜的无限次方》，根据其描写，会做预言梦的女孩安娜在电视中看到自己的同型体而调查真相，发现自己是纳粹人类基因工程计划所企图培养的神童之一。如果他们没有按照纳粹的预定目标成长，就会被消灭。（二）克隆人价值：恶托邦想象的风险与“克隆人权利”类似，所谓“克隆人价值”至少包括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克隆+人价值”，指作为一种人类技术、活动或创意的克隆的整体价值，涉及它是否可能给人类带来福祉（或祸害）等问题；二是“克隆人+价值”，指通过克隆而产生的人所处的价值体系、所设定的价值目标、所拥有的价值心理（特别是价值观）等问题；三是“克隆+人+价值”，指克隆一旦被人类以外的生物利用，可能带来的价值关系变动。在第一重意义上，克隆技术为将人类自身的繁衍纳入批量化、工业化、商业化生产轨道创造了条件。克隆人本身可以成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在经济上做出贡献。从创意的角度看，作为生物科技的克隆可以为满足不同社会需要所运用。在人口层面，它可帮助人们实现超乎常规的繁衍以满足生育需要，提供替代性器官以满足医疗需要，或者组织具备高度一致性的军队以满足军事需要。在经济层面，它可生成劳动力以满足生产需要，降低劳动成本以满足分配需要，或者开拓新型劳动力市场以满足流通需要。在知识层面，它可充当实验材料以满足科学需要，定向培育人才以满足教育需要，造就真正“知音”以满足文化需要，等等。
当然，克隆术对既有社会秩序提出的挑战也可以成为创意的来源。例如，在规范层面，它可能催生无法为现有伦理体系所定义的社会角色，为此需要有新的道德、礼仪和法律，前提是弄清克隆人是否具备和原版人一样的道德诉求，遵守和原版人一样的礼仪模式，拥有和原版人一样的法律权利。在意向性层面，它可能拷问现有艺术、管理、政治等领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既然人都可以克隆，作为艺术宗旨的创造性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身体唯一性被否定，作为管理条件的身份识别还有什么根据？既然克隆可以创造出种群，作为政治目标的社会平等还有可能存在吗？在反思性层面，哲学意义上的人生观是否因为克隆人的问世而具备全新内涵？人自身被克隆是否开创了历史意义上的新纪元？人类是否因为实现自身的克隆就朝享有宗教意义上的造物主地位进了一步？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科幻电影未必能够为此提供全面的答案，倒是可以丰富人们的相关想象。例如，在美国《魔力女战士》中，反抗组织派神秘女杀手对付独裁者，因为他杀死自然受孕妇女以维护克隆的地位。这让我们联想到克隆所可能引发的激烈利益冲突。英、美合拍片《致命魔术》描写魔术师将克隆技术用于表演，为了让观众惊奇、叹服，不惜每次演出都淹死一个克隆体、生成一个克隆体。这让我们联想到克隆本身孕育着新的创造性（虽然以生命为代价）。在第二重意义上，由于克隆人来自基因工程，在生产过程中有可能被注入一定的价值观念（或者说其人格倾向有可能根据生产者的需要予以预设），因此有可能成为开发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牟利工具。例如，在美国《未来世界》中，机器人主题公园居然复制前来游玩的各国领导人，将克隆人送入社会，以求控制世界。美国《脱氧核糖核酸》描写邪恶科学家韦星格拿化石所保存的DNA做实验，复活丛林隐身怪物，打算克隆它以盈利，但它逃跑了。韦星格本人被其助手杀死，真是咎由自取。在第三重意义上，某些科幻电影表达了对外星人利用克隆技术来征服人类的担忧。以美国影片为例。在《异形基地》中，一位少女随其父到军事基地进行环保检测，发现外星人正以克隆体取代原版人。《怪物大战外星人》描写银河煞星克隆它自己以入侵地球。在《遗落战境》中，人类最优秀的宇航员杰克被外星人重新编程，成为杀手。外星飞船载来数千名杰克的克隆版，攻克地球，杀戮人类，掠夺能源。考虑到人类正在大力发展宇航事业、积极探索地外智能，这类警世性作品是值得参考的。
（三）克隆人种族：跨物种融合的前景所谓“克隆人种族”就字面而言至少包含三种可能的含义：一是对作为种族的人加以克隆，二是指由克隆产生的人群因为拥有相同遗传物质而形成的种族，三是指从克隆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种族问题。已知科幻电影主要取的是第三种含义。试举某些异想天开的构思来说明。克隆人与外星人的混种。英国电影《异种》描写科学家造就了人类与地外生物混血的西尔，其续集《异种II》进一步描写科学家用西尔的克隆版夏娃去对付感染外星异形后回地球胡作非为的宇航员。在美国《异形4：逆种》中，人类英雄宇航员艾伦·蕾普莉在死后两个世纪被复活为一个强大的人类-外星人混合克隆体。当年，蕾普莉被外星异形皇后强迫受孕，为了不生下异种而自杀，但被一伙军事科学家通过克隆技术复活，在这个过程中受异形皇后DNA影响而变得更为强壮。克隆过程屡遭失败，只有蕾普莉8号算是成功。她已经不是地道的人类，但仍显示出英雄宇航员蕾普莉的社会倾向，继续与外星异形做斗争。这类构思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在宇航科技与生物科技合流的语境中表现出对异类为虐的高度警觉，并颂扬与之斗争的英雄。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合拍片《星际之门》三部曲之三《真理之箱》关于人类宇航员遇到外星生物袭击后变成了真人与复制者的混合体的描写更多流露出对异类的恐惧。
克隆人与计算机的混种。根据美国《魔种》的构思，智能计算机造出其发明者早夭之女的克隆版，其做法是取其母亲的若干细胞，合成精子以使她怀孕，将所生下的孩子放在保温箱中培育。这台计算机以此实现了通过她传宗接代的目标，即以人所能接受的形式活着。换言之，这样的孩子既是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合流的象征，也是人机趋同的表现。从DNA构成看，她仍然是发明者夫妇的后裔；从生育动机和流程看，她却是智能计算机的后代。美、英、德合拍剧情片《人造人》构想了另一种情况：女科学家将其DNA注入三个自我复制机器人，他们必须从现实世界采集精液形态的Y染色体补充才能生存，其男性身体及其计算机因此被病毒控制。这类构思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合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流露出对“人将不人”的担忧。在相关电影中，美国《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的结局是颇具匠心的：人类救世主尼欧无法通过战斗打败异变程序史密斯，因此允许自己被同化。汹涌的能量大潮造成了尼欧-史密斯克隆体。母体中所有其他史密斯克隆体都被破坏，变成了尼欧-史密斯克隆体。最后，史密斯本身照样被转化，这引发了巨大的能量场崩发，相当于母体重启，原先被史密斯同化的程序和人因此都恢复了原貌。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克隆技术既然被发明出来，那么，其影响可能发展到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步。人类被迫使自己完全克隆化，这固然是前所未有的浩劫和悲剧，但也蕴含着臻于涅槃、劫后重生的机遇。从艺术的角度看，尽管涉及克隆人的科幻电影已经有相当数量，但是，克隆人在多数科幻影片中仍是配角。以美国《弯刀杀戮》为例。这部影片中的克隆人警卫相当勇猛，但下场可悲。绰号为“弯刀”的主人公不但以更为高超的打斗本领胜过他而显示出本真人类才算得上藏龙卧虎，而且以拒绝充当克隆人原型的坚定决心来显示出自己的立场。就此而言，科幻电影中有关克隆人的描写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引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思考人性、人情、人类科技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矛盾和所拥有的未来。国内一位学者指出：“一旦克隆人出世，它绝对不可能按照技术的完美性的设计那样行事，因为他们是‘人’，是拥有自己的意志、愿望和目的的人。他们对我们的人类的生存，无论是在生物性、伦理性和社会性方面必然构成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挑战和冲击。而且我们现在也不能预测，这一最新的生物技术成果，可能会对我们人类造成多么大的副作用，它又是如何报复我们人类的。”就此而言，科幻电影无疑具备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