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新加坡：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_网易财经
撕裂的新加坡：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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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撕裂的新加坡）
文章导读：&事实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后，就已经平静不再。新加坡长期累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经济景气不再，外交战略失误，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文| 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油集团前副总裁&陈九霖扼守马六甲咽喉要道的新加坡，最近又上了头条。6月14日凌晨，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和二儿子李显扬在其兄——也就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休假之际，发布一份长达6页的联合声明，题为《李光耀的价值观哪去了》（What Has Happened to Lee Kuan Yew’s Values），他们二人指责李显龙滥用总理职权，不顾李光耀生前的意愿，设法挽留李光耀欧思礼路38号的故居，并称已经对无论是作为哥哥还是领导人的李显龙失去信心，对新加坡的未来感到担忧。李显龙的弟弟妹妹们认为，李显龙正试图利用李光耀的政治影响力为自己的儿子——李鸿毅接班做铺垫。同时，他们也对李显龙妻子何晶位居高位“干政”表示不满。而新加坡政府的多位高官则公开表态支持李显龙。这也被质疑为李显龙动用公权力干预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分歧”。“如果总理能够滥用公权力来对待反抗他的弟弟妹妹，那么，他对普通民众又会做什么？”李玮玲的回应更是拨动了新加坡人的神经。事实上，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就已经平静不再。新加坡长期累积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经济景气不再，外交战略失误，接班人问题明争暗斗。原本只在表面下激荡的暗流，借此兄妹阋墙之机快速地冲击这个弹丸小国，撕裂了这片土地，也撕裂了世界对这个国家的认知。李氏兄妹的争执又何尝不是新加坡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不安担忧的缩影？矛盾重重的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何去何从？路在何方？————————————————————————————————————————“新加坡模式”已经过气？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充分把握发达国家对外转移产业的机遇，成为亚洲第一批“吃螃蟹”者，取得丰硕的经济回报，被称为“”。一直以来，新加坡模式都是快速发展和奇迹的代名词。新加坡借助天然区位优势与本国历史特点，自1965年独立以来，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包括引入制造业、吸引外资、发展转口贸易、打造石油集散地等，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从以前一个破败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运筹帷幄，而随着强人李光耀于2015年去世，新加坡的光芒也似乎渐渐淡去。以李光耀逝世为分界点，“后李光耀时代”的狮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在经济层面，近两年来，新加坡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从数据来看，2016年，新加坡前三季度均出现环比萎缩，虽然第四季度实现了回升，但是全年整体2%的增速仍然让曾经的经济辉煌越来越遥远。即使在增速高达2.9%的第四季度，新加坡的失业率却升至2.2%，达到6年以来的高点，房价则环比下跌0.4%，已是连续第13个季度下跌，创1975年公布数据以来最长时间下跌纪录。作为国家控股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的两大国家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控股公司（下称“淡马锡”）是其最为核心的经济支柱，而这两家公司过去两年也亏损惨重，GIC业绩在财年出现了下滑，过去20年业绩收益率由4.9%跌至4%。淡马锡去年则出现了240亿新加坡元的巨额亏损，2016财年一年期股东回报率则为-9.02%，与成立以来15%的总回报率形成了鲜明对比。最近，新加坡经济支柱之一的新加坡航空集团再次爆出其2017年第一季度亏损1.38亿新加坡元，相比2015年第一季度纯利8.04亿新加坡元和2016年第一季度纯利2.25亿新加坡元，下滑显著。新加坡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地步的呢？从经济上讲，这正是因为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先天的狭隘性。虽然今年以来，新加坡经济出现了增速上涨的迹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经济模式自身的“硬伤”对其经济发展正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首先，新加坡自身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形。新加坡以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主，其自身发展依赖的是开放的市场与高效的人才资源，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来，新加坡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下滑直接带来了整个经济的下滑，重创了经济基础。其次，外向型经济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与敏感性。当下，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与不稳定仍在持续，作为贸易为主的国家，新加坡的经济更是受到直接影响。难民、恐怖主义带来的世界政局动荡更是加剧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系列倡导“本国优先”的政治家上台后，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更是严重地冲击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最后，偏安一隅很容易被时代抛弃。近些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加坡面临的外部竞争加剧。仅我国上海港的崛起就直接对新加坡港口的吞吐业务量造成了巨大冲击，新加坡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口的殊荣也拱手让出。2016年11月，中国—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正式开航更是让中国突破马六甲的“重围”，进一步降低了新加坡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性，克拉运河提上日程也让新加坡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可以说，不管从内部发展还是外部环境而言，新加坡面临的形势都不容乐观。“新加坡模式”曾被奉上“神坛”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的新加坡如同被上天抛弃的孩童，不仅受困于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工业基础薄弱等内在因素，还要面对强敌环伺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生存发展道路成为新加坡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之下，新加坡无疑也要面对到底是采用“苏联模式”还是“西方模式”的选择题。对于这个看上去是二选一的问题，新加坡年轻的掌舵人李光耀却给出了第三种答案，即开创属于自己的“新加坡模式”。要三言两语地概括“新加坡模式”显然是困难的，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其主要特点。首先是实用主义或称功利主义的执政方针。这也是李光耀执政的最大特点。在意识形态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李光耀不拘泥于某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关注“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200万新加坡人的生计”。正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才使得他能在建国后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而不像很多新近独立的国家一样，陷入民主的乱局。其次是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中美建交之初，新加坡敏锐地意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迅速以“亲美知华”的优势，扮演了中美交往桥梁和平台的角色，借助美国的强大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而获得快速发展。再次是善于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建国之初向以色列学习全民兵役制度，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向日本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都使得新加坡能够少走弯路，迅速腾飞。最后是引进外资，发展转港贸易和石油集散中心以及进行来料加工。新加坡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体制。这在当时曾饱受非议，但后来事实证明，李光耀所开创的“新加坡模式”为社会带来了繁荣和进步，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福祉。“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于“找到了一套适合在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时代生存的道路”。因此，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新加坡模式”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追捧。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出国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国学习，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段话使得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加坡模式”的热潮。1997年，中国市长协会组织了一批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2001年，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客观来说，“新加坡模式”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确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无论是其对市场经济高度有效的宏观管理，还是其宏观经济的各项调控法律；无论是其在反腐倡廉方面的有效实践，还是其对于绿色环保孜孜不倦的追求，都为中国的发展和腾飞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新加坡模式”缘何式微？“新加坡模式”的欣欣向荣，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这一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为了对中国进行遏制，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始作俑者”正是新加坡。至此，新加坡与中国的甜蜜关系经受挑战，“新加坡模式”也开始遭到质疑。到了2015年，随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更是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光耀已经成了“新加坡模式”的代言人，甚至就是“新加坡模式”本身。除他之外，没有人具备同等级别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因此，2015年李光耀的逝世，也意味着“新加坡模式”的式微，而发生于日的李氏家族内斗，则是将这种隐忧公之于众的标志。李光耀子女李玮玲和李显扬公开表示，“李光耀的价值观被自己的儿子破坏了”“我们为新加坡担忧”。“新加坡模式”的式微除了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政治上，李光耀逝世后新加坡社会的凝聚力逐渐失去，连李氏家族内部都出现纷争，且不断扩散，以致愈演愈烈，这其实是新加坡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在外交上，新加坡在国际的外交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其力推的TPP遭到美国抛弃，“联美制中”的外交政策也被特朗普政府推翻，新加坡插手南海问题也未能如愿。在内政上，李显龙一直希望扶持儿子李泓毅做自己的接班人，被李家内部揭穿。“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式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以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放弃了早在建国之初就由李光耀确立的“新加坡模式”的三个最重要的特点。首先，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抛弃了“新加坡模式”的精髓——实用主义。面对中国的崛起，李显龙抱有恐惧和焦虑的传统西方精英思维，不假思索地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直接威胁。这种思想不但阻碍了新加坡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还使得新加坡强行地以区区国力妄图阻挡中国的腾飞，这无异于螳臂当车，后果自然惨不忍睹。其次，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显然不具有李光耀的远见卓识，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流失了原来所处的中立与平衡位置，快速倒向美国和日本。除了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雏形，新加坡还插手南海问题，力促美国推进排除中国的TPP。事实证明，新加坡的这些小动作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不仅“亚太再平衡”战略名存实亡，南海问题日渐平静，新加坡刻意追求的TPP也因为美国国会的阻碍和特朗普的退出而寿终正寝。第三，李显龙为首的新加坡执政者固步自封，没有与时俱进地学习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没有建立起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回顾李显龙执政以来，除了原有的石油集散地、转港贸易及其延伸的金融产业外，没有建立起任何其他独特的支柱产业。如果新加坡执政者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新加坡模式”前途堪忧。————————————————————————————————————————新加坡经济的半壁江山：淡马锡、GIC亏损之困2017年5月，国际金融领域爆出大新闻。瑞银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试图减持瑞银股票，出售规模达16亿美元。减持后，GIC对瑞银集团的持股比例将从5.1%降至2.7%。这则新闻之所以意义重大，原因在于它是GIC首次主动公开承认其投资蒙受亏损。对于亏损的数额，虽然GIC至今也没有给出精确的数字，但根据路透社引述旗下刊物《国际金融评论》的报道，GIC在瑞银的投资很有可能要面对超过40亿瑞郎（约40亿美元或56亿新加坡元）的实现和未实现亏损。除了GIC之外，新加坡另一家支柱性的投资公司淡马锡目前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2016年，淡马锡的净值较上年减少240亿新加坡元，这是2009年以来淡马锡净值首次下降。曾经春风得意的淡马锡和GIC，如今却落得连连亏损的境地，不及时调整模式与策略恐撕裂新加坡经济。淡马锡CEO何晶淡马锡和GIC模式究竟是什么？新加坡政府的金融资产有三个去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淡马锡、GIC。淡马锡在爪哇语中是“海城”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古称。淡马锡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的国有控股资本公司，新加坡财政部拥有其100%的股权，是一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的政府投资公司。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淡马锡的投资涉及45家公司，投资组合净值2660亿新元（约合13060.6亿元人民币），是新加坡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宰者。可以说，淡马锡集监管和投资于一身，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GIC则是一家国有投资公司，成立于198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跨出新加坡国界向海外大举投资。GIC的工作职责是帮助政府管理资产，但是资产的所有权都归政府，通俗地说就是帮政府打工，在长期内以较好的收益来保证外汇储备的购买能力。GIC一直被称为“亚洲最大与最神秘的投资者”，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千亿美元，其规模与巴菲特掌管的投资帝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相当。虽然同为新加坡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但淡马锡与GIC仍然有很多区别。在治理结构方面，虽然淡马锡和GIC是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的两个国有企业，但根据新加坡宪法，淡马锡的董事会成员变动、首席执行官变动和储备金的动用需要新加坡总统批准；GIC则仅在董事会成员变动时需要总统批准。在运营模式方面，淡马锡进行商业化运作，追求利润，正常纳税并向股东分红，其财务状况也由会计师审计；GIC则受托管理政府的大部分金融资产，并不对这些资产拥有所有权，只是收取管理费用，GIC的财务状况通常由总统任命的总审计师审计。在投资目的方面，淡马锡看重高回报，因此更愿意承担高风险性的投资，而GIC的投资目的不单纯为了盈利，还在于保持外汇的价值，因而GIC会涉及各种资产种类的合理配置以降低风险，其大部分投资都是在公共市场交易的股票、证券和货币，仅有小部分在私募股权和房地产。在投资地域方面，淡马锡的投资有30%左右在本土，对新加坡很多大型国有企业保持控股，GIC则管理着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全部投资都在海外。淡马锡依靠政商关系的做法不可持久不可否认，在淡马锡和GIC成立之初，二者的确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淡马锡和GIC模式已经不太适应时代要求，开始日渐式微。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淡马锡在新加坡和中国的资产分别占投资组合的29%和25%，美国位居第三占10%，欧洲占8%。可见，其大部分投资在新加坡和中国。但是，随着新加坡和中国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淡马锡的投资回报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新加坡方面，由于新加坡本身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先天不足，其市场增长空间极其有限，这导致了淡马锡在新加坡投资的盈利空间日趋见顶。近年来，随着周边国家经济的陆续起飞，新加坡失去了很多生意，其国内市场非但没能实现有效增长，反而呈现出日趋萎缩的颓势。在中国方面，日趋增长的经济体量，让淡马锡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中国经济下行，会冲击新加坡的投资与贸易；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选项，对新加坡投资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即使如此，淡马锡本来可以凭借其华人为主以及语言便利的独特优势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但新加坡偏偏唯美日马首是瞻，更为严重的是，它一度挟美日自重，拉其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已经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觉，长此以往，不仅会影响中新关系，还会影响淡马锡控股对华投资，减少其在华所能分享到的利益。事实上，淡马锡的投资回报已连续数年低于其财富增值标准。2015年，标准普尔甚至声称淡马锡的风险级别与希腊、牙买加相近，并要调整其信用评级。再加上2016年其净值亏损240亿新加坡元，其处境的确不容乐观。淡马锡的问题在于其体制与模式。淡马锡在某种意义上采用的是家族管理体制。李显龙是新加坡政府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是淡马锡CEO。这种依赖于李家的体制，很容易与李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淡马锡模式过分重视政商关系，曾经为此付出过沉重代价。例如，2006年，淡马锡利用与时任泰国总理的关系，与其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团达成协议，以约合18.8亿美元买到西那瓦集团49.6%的控股权。这激起泰国大规模的民族主义反弹，并引发了泰国的政治危机。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电信公司。这种依靠政商关系的做法终究不可长久。GIC缺少制衡机制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GIC。这家专注于投资海外资产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似乎一直没能缓过劲来，重振昔日雄风遥遥无期。这一方面存在着市场的原因，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整体上急转直下，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之外，全球经济一蹶不振，复苏的步伐极其缓慢。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GIC很难找到可供其投资的优质项目，退出也成问题。但GIC模式走到尽头的核心问题，还是其严重缺乏透明度、决策的民主程序和制衡机制不足。这里仅以GIC投资瑞银为例以解剖麻雀。2007年底，金融危机的浪潮开始吞噬美国和西方世界，作为全球最大财富管理公司，瑞银集团因为次贷危机，额外资产减值近100亿美元。为解决此次危机，瑞银着手引入GIC以及中东投资者注资。关键时刻，GIC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向瑞银注资97.4亿美元，并借此持有瑞银9%的股权。如此大手笔，也是GIC历来对单一公司最大笔投资。对于此次投资，GIC时任副主席、现任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表示，“我们的投资组合是长期性的投资。我们投资瑞银是因为它有独特的长项。瑞银在全球财富管理方面做得很好。因此，我们很有信心这些投资会长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回报。” GIC甚至对自己能够在一个星期内作出如此巨大的投资决策颇为自豪，这体现了新加坡效力。事后来看，当时GIC显然小觑了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尽管GIC大笔输血注资，但是，瑞银的股价却依然没有止住下跌的趋势。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连年亏损和股价下跌，GIC却似乎失去了敏锐的嗅觉，没有及时斩仓止损，盲目崇拜瑞银的品牌。根据瑞银发布的2007年财报，瑞银全年亏损43.84亿瑞士法郎，但当时的GIC却逆势而动，继续增加在瑞银的股权占比，一度达到9.54%。整个2008年，瑞银集团亏损196.97亿瑞士法郎，是该银行历史上最大的全年亏损，但2008年5月，瑞银按每20股配7股新股的方式配售，GIC全数认购，再度注入约7700万新加坡元。对于这样的决策，没有任何制衡机制予以制约，哪怕是来自于所谓的政府“精英”的提醒都没有，尽管新加坡一直自诩“精英治国”。到了2009年，连GIC主席李光耀都已经意识到，由于太早进场注资瑞银，导致蒙受账面损失较高，但GIC时任副董事长陈庆炎却依旧信心满满。他曾多次表示，仍然对瑞银的前景有信心，甚至在瑞士政府卖掉了持有的瑞银9%的股权后，GIC依然表示，“作为瑞银的大股东，以长远来看，我们仍然对前景有信心。” 到了2010年，面对已经达到5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GIC还是没能意识到败局已定，时任首席投资官黄国松表示，可能需要比最初预期更长的时间才能收回该笔投资，但对瑞银的长期前景“有信心”。GIC的疯狂豪赌最终没能挽回败局。于是，就有了上文提到的GIC减持瑞银股票致使巨额亏损的新闻。有国外媒体估算，GIC目前管理的资产超过3000亿美元；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这两家公司，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一有风吹草动，无疑会严重地影响新加坡经济。如前所述，GIC与淡马锡近年来的式微，并非是偶然，也不仅仅是市场因素，其体制滞后于时代及其模式失灵是根本原因。如李玮玲和李显扬在联合声明中所言，“自从日李光耀逝世以来，我们就因为李显龙滥用他的地位和对新加坡政府及其代理的影响力而推进其私人日程，感受到威胁。我们担忧的是，这种体制对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缺少制衡。” 李氏家族内部其实已经看出问题的根源，关键是愿不愿意改变。————————————————————————————————————————新加坡的出路毫无疑问，新加坡目前仍然算得上标准意义上的发达国家。2016年，新加坡的人均高达5.29万美元，是日本人均GDP的1.63倍，是韩国人均GDP的1.94倍，是中国内地的6倍多。然而，同样是在2016年，新加坡却遭遇了GDP总值“滑铁卢”。曾经被誉为“花园城市”的新加坡，到底怎么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新加坡为什么能够走向成功？新加坡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要素之一，是其所处的地缘位置。新加坡利用马六甲海峡，建设转口贸易基地，让它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改革开放前，新加坡充分利用东亚经济崛起这个机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让新加坡进一步发挥了转口贸易国的优势。新加坡之所以能获得这些好处，在于其在中美之间准确的政治定位——中美联系的桥梁。但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政府对中国的忧虑开始快速增加。当新加坡选择不再扮演中美之间的桥梁后，其繁荣自然会遭到严重打击。弄清楚了新加坡衰落的症结后，只有对症下药才是新加坡未来持续繁荣的唯一方法。在政治上，李显龙必须拿出勇气脱去新加坡假民主的外衣，彻彻底底地完成从“威权”到“放权”的过渡。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政治可以概括为“有儒家传统思想的理想主义者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手段实现霍布斯式的秩序，以及边沁所希望的最大‘功利’”。这种威权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既由于新加坡当年建国时处于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由于李光耀本人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权威和人格魅力。如今时过境迁，新加坡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当年危机四伏的周边环境大为改善，李显龙本人也不具备李光耀那样崇高的威望，因此，李显龙无力延续威权政治的模式。只有转而切实推进放权，完善现有的选举和多党制度，把民主落到实处，让真正有能力的人、“置国家和人民于第一位”的人脱颖而出担任领导人，并建立制衡机制，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在经济方面，新加坡因为一直不遗余力地怂恿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其经济也深受其累，已经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马来西亚皇京港的竣工和运营，这种压力将会持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李显龙需要考虑新加坡资源缺乏的实际情况，克服自身经济结构上的畸形问题，解决新加坡没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问题。需要通过引入人才、降低成本等措施，把新加坡打造成“金融、智能、生命科学”为核心竞争力的“硅谷”。与此同时，新加坡经济过去的发展与腾飞，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还得益于其扮演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桥梁。因此，李显龙必须重新摆正新加坡的定位，消除前期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只有搭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列车，才能保证新加坡经济的长期繁荣。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占了70%的国家，与中国本来就具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只要新加坡能够彻底改变现在的外交政策，既不做名义上的“骑墙派”，更不做实际上的亲近美日、仇视中国的“急先锋”，真正放弃“丫鬟的命小姐的心”的不切实际的外交战略，以其实际的核心利益为原则，那么新加坡的未来就仍有可能在“远亲不如近邻”的现实中，搭乘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陈九霖
责任编辑：钟齐鸣_NF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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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安全局势与中印面临的“合作困境”
作者：朱翠萍&&&&&&来源：《南亚研究》2014年3期
网络编辑：柳冰
发布时间：
摘要：近年来，大国在印度洋的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均越来越明显，出现了经济合作与战略互疑并存的状态。地区问题带来的动荡和战略竞争引发的动荡“此起彼伏”，给印度洋安全局势增加了新的紧张和动荡，由此也使得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更加突出，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不断向海洋延伸。中国西进印度洋，被印度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即便在中印两国的利益交汇点逐渐清晰，挑战和威胁逐渐趋同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从未改变。新德里对北京在经济合作上的态度相对积极，政治互信上的反应则相对谨慎，两国似乎正在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
关键词：印度洋;安全局势;战略竞争;合作困境
　　21世纪，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的预期下，在旧的秩序被逐渐打破，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灰色阶段”，全球正在进入一个战略动荡期。亦或可以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焦虑的“战略竞争时代”，一个需要战略理性和审慎思维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努力适应且必须小心应对的不断变化的时代。“战略竞争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国不得不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感”和“心理环境”的“危机感”并存的局面。战略竞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动荡甚至是冲突，内在表现形式则是相互猜疑，进而通过军备竞赛或制造可置信的威胁以应对，而猜疑和威胁则与安全和挑战紧密相连。
　　一、印度洋动荡格局的出现
　　对于21世纪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究竟是“太平洋世纪”[1]、“印度洋世纪”还是两洋合一的“印—太平洋(Indo-Pacific)世纪”呢？太平洋上的繁荣是由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奇迹，70～9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奇迹以及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共同塑造的。当前，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经呈现不可逆转之势，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超过四分之一，其中金砖国家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经上升到五分之一。这些因素无疑对太平洋地区的持续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经济繁荣并不意味着安全局势的稳定，繁荣掩盖不了太平洋上持续存在的动荡，包括朝鲜半岛危机、南中国海上的黄岩岛争端、东海钓鱼岛日本持续挑衅导致的动荡局势等。实际上，印度洋上的动荡轮廓亦越来越清晰，不断呈现的动态竞争格局与安全困境不容忽视。正如罗伯特·卡普兰所言，世界第三大水域——印度洋，已经处在了21世纪竞争的舞台中心。[2]
　　印度洋占据海路运输的咽喉要道，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大量能源和矿产资源。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合二为一的特征，决定了印度洋及其毗邻水域将成为未来大国资源争夺和权力竞争的核心区域。进一步讲，印度洋地区的南亚是中东的侧翼，也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南亚次大陆还是连接欧洲、中东和东亚、澳大利亚的枢纽。2008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构想与战略》，是覆盖到2025年的战略规划，其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断定印度洋及其毗邻的水域是未来冲突和竞争的核心舞台，美国明确地表示将寻求成为南亚地区的卓越力量。[3]日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印度洋战略，但却一直致力于经营与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伊朗等印度洋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努力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印度自不必说，向来把印度洋视为自己的后花园。印度的战略家将印度洋划分为三个“同心圆”(Concentric Rings)区域：一是确保对近海300海里水域安全的“完全或绝对控制区”(Complete or Absolute Control)，主要包括领海、专属经济区和沿岸岛屿；二是确保对海上300～600海里通道安全保持通讯监控的“中等控制区”(Moderate Control)；三是对700海里以外区域具备投射能力和威慑能力的“软控制区”(Soft Control)。[4]处于印度洋中心位置的印度，坐拥多条海上交通线，能轻而易举地到达印度洋所有咽喉要道的入口。[5]同时，印度洋是中国重要的能源通道。特别是中国是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国家之一，从2006年开始对石油的进口量就超过了生产量，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0%以上。2010年中国进口石油总量超过了一亿吨，进口石油来源国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中东的沙特、伊朗、阿曼、伊拉克以及非洲的苏丹。中国要想保障在印度洋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首先必须重视印度洋，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特别是南亚各国的合作。
　　中美日印等大国未来在印度洋上的博弈，将不断削弱这一地区本来就脆弱的战略格局，并进一步增加印度洋安全局势的动荡与不确定性。印度洋上出现的动荡，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形式。显性的动荡主要是由地区问题带来的，表现为经济利益竞争、非传统安全、民族极端主义等；隐性的动荡主要是战略竞争和相互猜疑产生的。当前，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如此集中地汇集了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利益关切，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大洋比印度洋更需要战略上的稳定。
　　二、印度洋地区问题带来的动荡
　　(一)印度洋经济利益之争引发动荡
　　第一，能源需求急剧上升引发的动荡。资源利用的争夺始终是地缘政治的逻辑起点。当今世界，石油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战略物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贸易项目。世界八大油气储备中，印度洋地区有三个，分别是波斯湾及其沿岸、印度尼西亚沿海和大陆架以及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占世界总储量的70%以上。随着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进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石油消费量越来越大，导致波斯湾和南亚、东南亚之间的油轮通道正变得越来越拥挤。全球能源需求量到2030年将增长50%，其中将近一半的消费来自中国和印度。印度即将成为继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的第四大能源消耗国，其能源需求的90%依赖石油。2025年之前，印度将超越日本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的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6]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加上各种预测和宣传，无形之中放大了印度洋的潜在利益，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竞争态势。
　　第二，海洋资源的占有和开发利用引发的竞争。据估算，印度洋地区拥有全球65%的战略性原材料储备，特别是这一地区的贵金属极为丰富，锰储量占世界的85%，钒储量占世界的60%，铬储量占世界的86%，铀储量占世界的50%以上，铁储量也位居世界第一。[7]近年来，海洋的价值由于其拥有可利用的资源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获得而不断提升，由此围绕海洋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甚至海岛主权归属等问题的争夺也日趋激烈。
　　(二)印度洋地区非传统安全挑战带来的动荡
　　除了传统安全问题以外，印度洋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海盗、恐怖主义等各种非传统威胁相对集中的区域。首先，这里聚集了全球最主要的“失败国家”，成为印度洋地区最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2012年全球和平指数最低的10个国家中，印度洋国家就占了5个，分别是索马里、苏丹、伊拉克、以色列和巴基斯坦。[8]
　　其次，海盗问题是近年来印度洋地区关注度最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2011年，全球共发生海盗武装抢劫船只案件439起，发生在印度洋沿岸的就达160起，占全球的36%。[9]在海盗武装抢劫船只案件频发的7个地区(索马里海域、红海、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亚丁湾、几内亚湾和南中国海)中，有5个位于印度洋地区。
　　再次，印度洋地区还是恐怖主义的摇篮。2012年，全球恐怖主义的滋生地有四个地区：(1)巴基斯坦和阿富汗；(2)阿拉伯半岛；(3)索马里半岛；(4)马格里布地区。这四个地区都属于印度洋地区。[10]受意识形态和宗教因素影响，近年来中东地区政局不稳，一直笼罩在冲突和动荡的阴霾中，且恐怖主义活跃。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该战略区域不可避免地成为反恐力量与恐怖主义势力角逐的主战场。可以预见，海洋恐怖主义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安全焦虑之一。从2008年年底开始，索马里海盗和先前在红海海域、曼德海峡、印度海岸以及马六甲海峡发生的海盗事件和恐怖袭击都证明了这一点。
　　(三)印度洋地区民族极端主义引发的动荡
　　最近几年，印度洋地区虽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受前几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还是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加上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制约了政府建立有效社会秩序的能力提升，甚至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从而为民族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成长”提供了有利空间。印度洋地区除集中了很多经济上不发达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区域外，区域内贸易量也很低。同时，印度洋地区多个国家也是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且失业问题严重。经验表明，极端主义市场往往更多地存在于贫困和失业群体中。贫困和失业人口容易受极端主义势力所动员甚至是蛊惑，容易走向暴力。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还是要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就业、加大教育力度等。
　　三、印度洋战略竞争引发的动荡
　　从目前来看，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竞争，因为国家会竭力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11]一般而言，大国如果要赢得竞争，普遍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尽一切可能阻止或削弱其竞争力量的发展。[12]印度洋上演的战略竞争，一方面源于大国争夺这一地区资源和权力影响力的竞争，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心理环境的危机感所产生的所谓“安全威胁”，但结果毫无疑问会使得印度洋的安全环境“趋于紧张”，安全困境可能加深，战略风险可能集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制造的紧张与动荡
　　2010年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多个场合高调宣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并且采取了与之相对应的行动包括频繁出席亚洲各种多边会议，将海军陆战队部署到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与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军事关系等。美国从“言语到行动”进行的战略重心转移的背后，中国因素无疑是重要考量。虽然说美国再平衡战略是否为了制衡中国尚存争议，但中国毫无疑问被置于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的突出位置。正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所说，中国崛起是威胁太平洋地区美国军舰和服役人员的主要因素，美军对太平洋海域及空域的绝对控制时代正走向终结。[13]
　　美国“亚太再平衡”既包括其战略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也包括战略资源的配置重心从中东调整到亚太后对美国长期以来“忽视亚太”所造成的“失衡格局”的再平衡。美国“再平衡”战略，除了把部分战略资源配置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接触，同时还通过主导TPP而从经济上密切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官方在多个场合强调美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视，配合种种动作制造了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加剧了安全局势的动荡。事实上，美国撤出中东后，中东的安全问题必将殃及印度洋地区。美国为了实施“再平衡”对中东“踩刹车”而对亚洲“加油门”的战略变化不仅为中东撒下了动乱的种子，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印—太地区军备竞赛，构建了战略威胁，助推了印—太地区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导致了潜在的安全格局失衡、区域合作失衡和大国关系失衡，增加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和冲突气氛，成为地区安全的最大隐患。应该看到，中东很多国家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政权，甚至有迹象成为失败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崛起。失败国家也必然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的训练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面临保护其在中东利益带来的挑战。其中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向东延伸和扩张，对印度洋沿岸国家甚至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二)大国战略延伸碰撞出的动荡
　　动荡的世界与大国战略延伸互为因果。大国特别是中美印战略延伸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从而引起双边和多边关系的不稳定，并可能会加剧经济领域贸易与投资争端的政治化倾向，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的动荡。
　　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重视印度洋，经济利益不是主要因素，毕竟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贸易量较少，而且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也呈下降趋势。美国涉足印度洋，更多是为了在全球进行战略布局，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拓展美国的战略利益空间并维护其盟国的利益，始终保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要保证其在亚太地区处于支配地位，并且未来能主导印—太地区事务。这个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4]2010年以来，奥巴马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级官员屡次在讲话中使用了“印—太平洋”概念，涉及内容包括：同印度海军加强合作，将印度海军塑造为印度—太平洋海洋通道(包括南海、马六甲海峡以及更大范围的太平洋)的管理人；加强美印在东亚海洋安全事务上的政策立场协调；将澳大利亚的西北海岸线打造成美国印—太地区纽带上朝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力量投送点。[15]
　　印度洋之所以对印度至关重要，不仅仅在于印度伸入印度洋1600公里，更重要的是印度周边的三个海湾之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其中，亚丁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地方，波斯湾和孟加拉湾处于整个印度半岛的两翼之下，重要性突出的同时，脆弱性也不容忽视。由此，海权对于印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正是认识到印度的未来取决于海洋，印度一直以来都将印度洋视为其战略区域，提出“整个印度洋盆地——从北面的波斯湾到南面的南极洲，从西面的好望角及非洲东岸到东面的马六甲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都是印度的战略周边”[16]。这与美国的战略关切形成鲜明对比。2012年1月美国在其发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任务》国防战略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印度洋的重要性：“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西太平洋和东亚到印度洋以及南亚一带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既给美国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挑战，也带来了大量机会。”[17]如果说印度“东向政策”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加强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亚地区的经贸联系，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利益目标；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则是走出南亚和印度洋，通过实施“平衡主义外交”战略而与亚太国家进行实质性的政治与安全方面的务实合作，从而不断拓展战略利益空间，增加印度在亚太的影响力。当然，印度也不忘“试探性”地进入南中国海，以此作为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回应”。
　　中国不是印度洋国家，之所以关注和重视印度洋，主要是对这一地区能源和贸易的高度依赖。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超过50%的外贸依存度以及对进口石油的高度依赖等现实，助推了中国经济对于全球资源和贸易的依赖。特别是中国进口石油与对外贸易的战略通道主要集中于印度洋地区，决定了中国是与印度洋有密切关系的国家。
　　无论是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印度的东向战略，还是中国的西进战略，亦或是澳大利亚出于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而意欲提升地区影响力，战略利益空间不断延伸并在一定程度上交叉，触发了大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如果大国战略延伸意图不明或仅仅为了反威胁而建构威胁，则有可能会产生地缘政治冲突并造成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局面。[18]
　　(三)大国战略威慑引发的动荡
　　动荡的浮现给变化中的世界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世界和地区大国更加意识到“依靠自己”的重要性，因而纷纷采取各种行动和措施提高自身的战略威慑能力。这样，即便威慑失败，发生冲突和战争，也有能力依靠军事优势战胜对手。这就是博弈论中“可置信威胁”的涵义所在。
　　在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判断一国是否构成威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软性”手段对一国的战略意图进行解读，另一种则是通过“硬性”手段，即考察一国的战略能力来判断是否构成威胁。由于“意图”通常是无法得到如同能力一样的确切衡量，而且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判断一国战略意图的最可靠方式实际上是考察一国的战略能力，而一国战略力量的构成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19]提高战略能力和竞争海权，加剧了各国军备竞赛，也是引发动荡和冲突的主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印度洋，战略竞争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无处不在。即便是经济贸易与投资合作，背后也有战略竞争的影子，使得经济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无论是在亚太还是在印度洋上的紧张气氛，有很多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人为制造紧张某种程度上也是大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一种策略。“紧张”自然带来进一步的竞争。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增强实力，也能引发冲突。无论如何，制造冲突不是各国的意愿，更不是策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其他国家也并没有意愿制造冲突，因为这并不符合各自的利益。
　　在印度洋沿岸的东南亚，中国是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国以及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南亚，中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中国对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还会继续提升。经济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威胁。因此，各国首先要分清楚哪些是现实威胁，哪些是潜在威胁或人为制造的威胁，否则会导致情绪化因素主导判断力，从而干扰力量建设和力量运用的方向和力度。
　　(四)大国相互猜疑和战略误判导致的动荡
　　在各国由于缺乏足够了解和沟通而存在认知落差的情况下，追求战略利益导致相互之间战略目标发生碰撞，加上舆论的炒作，助推了各国相互威胁基础战略竞争态势的不断升级。无论是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域内国家，还是美国、日本和中国等在内的印度洋域外大国，相互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感始终存在，从而导致了经济上合作、政治上互疑的双轨并存局面。对于在印度洋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印度，地缘优势以及强国梦想驱使其谋求在印度洋的排他性主导权，这在印度2004年发布的战略性纲领文件《印度海洋学说》[20]以及2007年发布的《自由使用海洋：印度的海洋军事战略》[21]中都曾明确指出过。印度担心未来印度洋成为大国争夺权力的竞技场，担心印度洋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会招致域外大国对印度洋的介入，从而对印度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基于这样的战略判断，印度希望以强大的“海军梦”为依托来实现其“大国梦”。中国的崛起无疑也是吸引全球目光和制造各种舆论的焦点。特别是受多年来“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印—太地区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将伴随着更为强烈的主权和领土要求，这种心态进一步助长了各国相互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加剧各国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中印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已经逐渐意识到加强合作对推进全球力量平衡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各国加强合作的行动明显不足且缺乏主动性。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交往，部分国家猜测或担心中国的意图是扩张性的，企图谋求对印度洋一定的控制权。虽然印度与中国无论是贸易额还是投资额都在迅速增长，经济合作前景广阔，但对华战略受“中国威胁论”影响而显现矛盾心态和防范心理。相互猜疑引发的“战略多疑症”将导致战略误判，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双边以及多边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并最终影响经济合作，使得政治因素成为经济合作的“绊脚石”。
　　四、中印在印度洋面临的“合作困境”
　　地区冲突和战略竞争带来的安全困境是当前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印度虽然在海洋力量上表现出绝对自信，但无论是地区问题带来的动荡还是大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引发的动荡，都使印度陷入印度洋的安全困境之中。为此，印度不仅努力加强自身的海军力量建设，也不断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在海上的军事合作。但印度海洋战略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印度洋，印度不会甘心印度洋永远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只是苦于目前能力有限。那么，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印度，是否愿意与中国在海洋领域进行合作呢？
　　当前，中印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正在向海洋延伸，崛起的中国被认为是对印度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和挑战。虽然“中印大同”(Chindia)和“龙象共舞”的预期的确“前景美好”，但中国的快速崛起让印度嫉妒。即便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中国西进印度洋依然使印度感到担忧。印度担心中国的海军力量有一天强大到能伸入印度洋，与其争夺影响力。在纠结与矛盾之中，印度一方面希望借力中国削弱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为了“借力”而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即借力的同时又“助力”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这也是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在经济合作上表现相对积极，而在战略合作上相对消极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在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意图忧心忡忡或认知错误的情况下，印度对中国西进印度洋即便不会设置障碍，至少也不会表现出积极。反而可能提升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与安全合作，使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更加突出。
　　当前，中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印度的后院——印度洋及其周边海域，成为印度首要的战略关切。[22]显然，在印度眼中，中国西进印度洋，构成了对印度最大的威胁和挑战。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与印度的战略利益延伸已经超越了领土问题和水资源问题，中国海军的足迹在印—太平洋不断延伸、碰撞，是潜在冲突和未来安全困境的主要来源。[23]印度迫切需要构筑“钻石圈”以回应中国的“珍珠链”，联络其他国家与中国在印度洋上进行地缘战略抗衡。即便在中印两国的利益交汇点逐渐清晰，挑战和威胁逐渐趋同的情况下，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态度或反应依然是“敏感”和“谨慎”。在这样的背景下，除非谨慎管理，否则随着印度和中国海军的远洋行动不断增多，中印在海上的竞争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事实上，中印两国均有改变目前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意愿，而且两国均意识到，追求大国地位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实力基础，而实力需要共谋和平安全的发展环境以及实施互利共赢的发展战略。要想增强实力，注重能力建设而非构建威胁是一种更先进、更务实的理念。而能力的培育和提高既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更需要稳定的周边环境。与这种大国地位追求相伴随的还有战略互信的构建，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战略互信必将成为两国外交政策新的逻辑起点。毕竟威胁可能是短暂的并且可以不断采取不同的形式，而且一个宏伟的战略或军事化部署如果局限于预先设定的威胁，则最终我们会发现这个战略或部署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相反，注重能力的策略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审时度势地改变或运用国家政策工具来处理那些随机发展的意外威胁。[24]
　　即便如此，“中国威胁论”依然在不断加剧印度和其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不信任，西方学界更是将中国崛起视为一种威胁和挑战，无论中国怎样强调和平发展，都始终无法改变西方世界“中国威胁论”的思维定势。[25]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建立互利合作的关系被认为是实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以遏制印度崛起。印度对“中国威胁论”的“过敏”和缺乏“抗体”，使得印度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片面性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错位”。除了沟通和交流不畅以及历史文化差异等因素外，媒体、舆论的不客观、不理性的报道和评论也对两国互信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印合作面临诸多困境。
　　五、结论与启示
　　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动荡，动荡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而冲突则会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的动荡，并使得军备竞赛的色彩更加浓烈，更加引人瞩目。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政治安全局势由于地区问题和战略竞争更为紧张的情势下，如果预言未来在印度洋上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多少显得危言耸听。但是避免战略竞争上升到战略对抗并尽可能地预防冲突，防止历史机遇的浪费而阻碍亚洲繁荣的趋势，实现相互包容与和平共处是亚洲各国刻不容缓的责任。
　　第一，为了赢得战略利益和争夺影响力而进行战略竞争，往往会出现经济合作与战略紧张关系并存的情势。通常竞争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将对手视为伙伴，如果有可能助推战略合作，也只会是在某一领域，难以实现全方位的合作。普遍情况下战略竞争者会把对手视为敌人，竞争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引发恶性竞争甚至是冲突，而且彼此对威胁的认知不断升级将导致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更加脆弱，也必然会成为大国“战略对抗”和地区“安全困境”的产物，甚至会催生一种“结构性动荡”局面的出现，由此引发的紧张气氛才是地区安全的最大隐患。
　　第二，制造紧张，实际上是为了让对方承认自己的实力或地位。如何消除紧张，降低地缘政治风险？消除紧张，首先是消除紧张心态。与其以“感受紧张”和“感知威胁”为理由而建构威胁，通过军备竞赛产生令人信服的对抗力量和“可置信”的威慑作用，不如各国加强沟通与交流，消除自信不足和互信缺失基础上人为建构的子虚乌有的“威胁”。虚拟经济可以打垮实体经济，虚拟政治一样也可以打垮实体政治。
　　第三，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应对“不确定感”和“危机感”的最佳办法，是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一个海权强国，首先是一个经济强国。如果国家自身认知与实力不匹配，则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而经济实力来源于合作共赢的机制与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谁也不能否认贸易与经济关系在权力分配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四，目前广阔的地缘政治环境更适合大国特别是中美印在印度洋上开展合作而非建立在相互威胁基础上的消极竞争与力量角逐。大国之间通过海军合作维持太平洋和印度洋安全，通过合作共享利益，化解威胁和避免冲突，则有希望建立一个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以及和平稳定的地区格局。从这个角度讲，基于能力提升、互利共赢和风险共担的战略理念而非基于威胁或威慑的战略理念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和努力的目标。唯有如此，海洋才能平静，世界才能和平。
　　第五，事实上，中国已成为经济大国，但中国的确并不满足于此。中国的目标是进一步成为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外界所担心的，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后，必定要挑战霸权，争夺相应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固然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接受的现实，也并不是中国要刻意追求的目标。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对于各国来说，暂时搁置争议，在战略竞争中相互磨合，在不触及各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相互妥协适应，把握战略竞争的“度”，努力寻求控制、缓解和消除紧张动荡局势的动态机制，在曲折中前进，符合各国根本利益。
　　第六，亚洲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呼唤各国形成合力，形势发展呼唤中印在印度洋合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营造一个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要把握的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结合这两个要素，中印合作具有战略意义。2014年将会是中印关系史上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周年，也应当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起飞之年。中印应当共同努力，更新观念，加深彼此认知，走出印度洋合作困境，抓住机遇，共同发展。
　　[1]希拉里·克林顿在日出版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1月号上撰文提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概念并进行了阐述。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2]Robert D. Kaplan, "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2, March/April 2009, p. 17.
　　[3]罗伯特·D.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吴兆礼、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4]James R. Holmes and Toshi Yoshihara,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merging Strategic Triangl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1, No. 3, Summer 2008, p. 53.
　　[5]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56-57.
　　[6]罗伯特·D.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吴兆礼、毛悦译)，第7页。
　　[7]宋志辉：《美印在印度洋上的博弈对双边关系的制约与推动》，《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3期，第23页。
　　[8]汪戎等：《年印度洋地区安全形势与安全合作机制》，汪戎等编：《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9]汪戎等：《年印度洋地区安全形势与安全合作机制》，第43页。
　　[10]Rohan Gunaratna,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Terrorism 2012,"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Research,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is, Vol. 4, Issue 1, 2012.
　　[11]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Autumn 1993, pp. 44-79.
　　[12]David Lai,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December 2011.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
　　[13]《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承认中国终结美对太平洋绝对控制》，载《参考消息》，日。
　　[14]《希拉里：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国网，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content_.htm
　　[15]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68～69页。
　　[16]Rajiv Sikri, Challenge and Strategy: Rethink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2009),p.249.
　　[17]American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 5, 2012, p. 2. http://www.cfr.org/defense-strategy/sustaining-us-global-leadership-priorities-21st-century-defetse/p26976.
　　[18]朱翠萍：《感知威胁、建构威胁与美印海洋战略延伸》，《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4页。
　　[19]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45页。
　　[20]Indian Maritime Doctrine,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Navy), India, 2004.
　　[21]Admiral Sureesh Mehta, Freedom to Use the Seas: 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New Delhi: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Navy), 2007.
　　[22]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p.40.
　　[23]C. Raja Mohan, Samudra Manthan: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 pp. 1-10.
　　[24]Zorawar Daulet Singh, "Should India 'Be East' or Be Eurasian?" Strategic Analysis, Jan 2012, p. 2.
　　[25]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48页。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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