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雪球&#xe6关注 硝烟正浓的中美贸易战，核心是储蓄率？ 摘要：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原因是什么？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是中美两国储蓄率。加入WTO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人口红利，让企业获益颇丰，政府居民也顺带收益，推高了整个储蓄率。然而，到了2010年前后，中国的储蓄优势已经见顶，人口红利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深度的老龄化。从经济学恒等式出发，即便没有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国经常账户下的商品出口盈余，也在快速下降，贸易赤字问题已经在今年一季度摆上了台面，未来对于国外资本的依赖将日益抬头。这就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恰恰又来了个特朗普，要降低经常项目赤字，减少对国外资本的依赖。显然，这将加快中国经常项目盈余的萎缩，让中国直面更大汇率波动。贸易战的核心在储蓄率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其实，经济学家从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上也做过很多分析。这方面最普遍的观点是，中美两国储蓄差额是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即美国过度消费，国内储蓄率短缺，不得不引入国外过剩储蓄，从而造成了巨额贸易赤字。而中国由于拥有全球最高的国民储蓄率，出口商品，换来经常账户增长，对应的是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向美国。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学有个著名的恒等式：储蓄等于投资。这个等式最初由凯恩斯提出，之后便在学界流行，到今天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现在，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储蓄等于投资+经常账户盈余。可见，出口就是一种储蓄。如果一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国内所有的投资不足以把所有的储蓄都用掉，那么该国就会把多余的那部分资本出口。在国家的账户上，这部分出口，就体现为经常账户的盈余。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的典型。如果换算到美国也是一样的，储蓄等于投资加上贸易赤字。储蓄率不断下降，则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反过来也成立，就是说，贸易赤字的减少，也意味着储蓄率的上升。从宏观恒等式的结构上看，特朗普的贸易战，就是要化解贸易赤字，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储蓄率。正是由于上述储蓄一—投资的转化机制，使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反馈放大机制的关系。高储蓄形成更多的资本，导致更快的增长，带来更多的收入，从而产生更高的储蓄，“反之亦然”。为什么美国能如此肆无忌惮的打贸易战？因为全球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定程度上美联储就是世界央行，而各国央行则相当于全球各个商业银行角色。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利用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基本储蓄账户、宏观账户。美国低储蓄率隐患2010年已暴露回顾美国总储蓄率，可以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是关键节点。2006年美国居民储蓄率达到了最低水平，而总储蓄率则在2010年下滑了最低水平。总储蓄率下滑的结果，是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负债规模空前庞大，无奈之下，不得不连续推出QE政策。6月14日，在中美贸易战前夕，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2018）”上演讲时，也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全球储蓄率不平衡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和国民储蓄率密切联系。在最近一轮贸易战过程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光是贸易问题，不光是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也涉及储蓄率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林毅夫、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o罗奇等人也都多次提出，美国储蓄率太低是美国逆差的重要原因。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有赖于美国的消费需求，储蓄短缺的美国需要进口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外国过剩资本。其实，这种论调，最开始是2005年初，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解释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暴涨时，首次直接提出全球储蓄过剩的理论。他认为正是全球储蓄过剩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巨额赤字。伯南克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储蓄过剩，尤其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和沙特在内的产油国，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低利率。这些储蓄流入美国购买国债，大量需求拉高价格并使长期国债利率降低，催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持续十年时间内，中美两国的债务规模空前庞大，杠杆率都非常高。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美国国债)已经突破21万亿美元，再加上其他债务(家庭、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州和地方政府)，总体债务已接近70万亿美元。而中国债务情况也不遑多让。这个时候，较高的储蓄率就显得异常珍贵。谁有更高的储蓄率，谁就能加大投资，延长债务周期，并能成功抵御再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为什么希腊在债务率112%时就爆发债务危机，而日本在债务率达到320%却没有债务危机，核心还是国民储蓄率问题，日本国债绝大部分还是在日本国内消化。中国出口的储蓄优势在快速消失其实，在特朗普贸易战之前，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在快速下降，反映在经常账户上，就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不断缩小。从上图的中国总储蓄率来看，从2000年开始，中国总储蓄率一路攀升，到了2010年的最高点51.5%。随后快速回落，到2017年底46.4%。对应的经常账户盈余来看，2008年达到了1330亿美元之后，一路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已经出现负值。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GDP比重，中国在2007年达到了10%，随后快速下降，2017年已经回落到了1.3%，创下了18年来新低水平。显然，从上述恒等式出发，中国的储蓄率在不断下降，未来出口的优势也在快速消失。即便没有特朗普的贸易战，中国经常账户下的商品出口，也面临下降问题，贸易赤字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卢卡斯悖论”的“魔咒”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贸易盈余的下行趋势。今明两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将进一步缩小，不排除明年进入负值的可能性。这将让中国直接面临汇率的更大波动。近年来，资本外流令人民币汇率受压，但经常账户盈余抵消了这一影响。但是，经常账户盈余的消失，让中国的这一缓冲会大大减弱。假如经常账户赤字更频繁地出现，中国将不得不减持外国资产或加大对外举债以支付本国消费。很简单，经常账户的赤字，需要进口资本才能填补。外部负债，即欠其他国家的钱，迅速增加，需要中国加大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力度，为弥补赤字，中国会选择向外国投资者出售更多债券和证券产品。换到美国则恰恰相反，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根本诉求，恰恰是降低经常项目赤字，从而减少对于国外资本的依赖程度。实际上，随着中国贸易盈余的不断缩小，中国资本流出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小，2008年之前全球储蓄过剩的局面将快速消失。然而，全球经常项目的再平衡，在特朗普的贸易战之下，已经陆续展开。但是，资本项目下资金的流动，仍未摆脱“卢卡斯悖论”的“魔咒”。从当前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低和资本相对稀缺的新兴市场，却以债权国的身份向国外输出大量资本,且对外净资产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就能看出端倪，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而是相反。&&来源：券商中国风险提示：任何在本文出现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评论、预测、图表、指标、理论、任何形式的表述等）均只作为参考，投资人须对任何自主决定的投资行为负责。另，本文中的任何观点、分析及预测不构成对阅读者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本公司亦不对因使用本文内容所引发的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基金投资有风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需谨慎。货币基金投资不等同于银行存款，不保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免责声明：转载内容仅供读者参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其任职机构立场及任何产品的投资策略。本文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如您认为本文对您的知识产权造成了侵害，请立即告知，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佰川控股| 楼继伟：中美是“命定的夫妻”，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针对中美经贸关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日前表示，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
3月27日，楼继伟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2018中美圆桌研讨会”上发言，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网站29日发布了讲话全文。楼继伟在谈到贸易战时称，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楼继伟表示，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以下为发言稿：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我先做一点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我的观察是我们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现有的WTO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我认为，美国现政府的立场或者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上周六参加发展高层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曾经提到了特里芬悖论，在座各位都是大牌学者和专家，对此不会陌生，但我还是要做一说明。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好处；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又降到了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在我看来又处于过度透支的状态，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WTO规则被特朗普总统认为不公平，要认识到这个规则是国际广泛共识的结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试图单方面强行修改，只会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抵制，是行不通的。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WTO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TRIPS，实际是源自美国 301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提示美国的全球责任。刚才提到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后期，当时财政盈余达到2370亿美元，占GDP的2.5%。这种情形下，美债的发行规模就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和风险对冲资产的需求。为此，美国在自身融资需求之外，额外发行了一笔1000亿美元的债务并支付利息。这就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在履行全球责任。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
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要求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却又给我们下计划指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下达计划指标了！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
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这些。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这是中国的一方面看法。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对此我是很清楚的，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有跨区域性合同，属于统一市场的事务，都是由联邦或中央管辖，在中国是双管。最高法院管规则，具体执行的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中级法院，却属于地方管理，可能会有地方保护。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回到我们的主题，“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总理时，作为主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别代表，我作为财长协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开玩笑：“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我觉得比喻的很恰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开门教子，闭门教妻”。如果夫妻敞开门来打架，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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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楼继伟谈贸易摩擦：“中美是命定的夫妻”，有事情可以磋商
　　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2018中美圆桌研讨会”3月2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会上发言称，他非常认同将中美关系作为“命中夫妻”的比喻。他认为，中美两国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可以做到。
以下为楼继伟演讲全文：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我先做一点观察，最后再做结论。我的观察是我们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国内难题，应该主要靠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同时，由于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中美对外部世界观察的角度会不同，采取的政策也会不同，但都应当承担起积极的外部责任。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美国政府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现有的WTO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我认为，美国现政府的立场或者说特朗普总统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我上周六参加发展高层论坛谈及中美贸易问题时，曾经提到了特里芬悖论，在座各位都是大牌学者和专家，对此不会陌生，但我还是要做一说明。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就是说，美元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使美国人民得到了好处；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
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约8%降到了2006年的1.75%，2007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1994年的49%降到了2000年的34%，而到2006年上升到70%。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去年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又降到了3.6%，联邦债务率超过100%，在我看来又处于过度透支的状态，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8000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加强金融深化，美元的国际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的功能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WTO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WTO规则被特朗普总统认为不公平，要认识到这个规则是国际广泛共识的结果，也是全球公共品，试图单方面强行修改，只会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抵制，是行不通的。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WTO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TRIPS，实际是源自美国 301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我还可以举个例子，提示美国的全球责任。刚才提到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降到了34%，那是克林顿政府执政的后期，当时财政盈余达到2370亿美元，占GDP的2.5%。这种情形下，美债的发行规模就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资产和风险对冲资产的需求。为此，美国在自身融资需求之外，额外发行了一笔1000亿美元的债务并支付利息。这就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在履行全球责任。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WTO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65%，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300%，韩国800%，日本260%。入世后2002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15.3%降为12%。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8.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中国承诺开放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120个。到2010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15.3%降到了9.8%。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9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2017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59.1%，加工贸易占23.4%，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2.4%，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59%，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因此，在贸易和服务方面，中国并没有过度的保护。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美国应当拥抱全球化，包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程。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比较优势的转移，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工作岗位流失，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失去了城市工作。我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例不足1.5%，货物贸易顺差占比只有3%左右。这个比重在过去五年大致稳定，而同期消费贡献率已从54.9%上升到58.8%，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上升到51.6%，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最后，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1000亿美元顺差。中国已经越来越淡化增长数量指标，比如GDP的增长率过去是计划增长的，后来改成预期，并且预期的语气越来越弱，从要求增长预期7%以上，然后改为6.5%和7%之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调整为预期6.5%左右，转而更强调失业率指标，降低失业率，扩大就业。要求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却又给我们下计划指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下达计划指标了！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25%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知识产权问题与特里芬悖论无关，对双方最重要，可以坐下来谈，以消除误解，达成共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我理解美国方面的想法。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这些。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这是中国的一方面看法。
另一方面看法，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80%。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又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职能整合在一起，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而且要求今年前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明显进展，但也仍有一些难题没有解决。比如知识产权法院专业性不足，有地方保护倾向等，美国的301调查报告也讲到这个问题。对此我是很清楚的，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知识产权案件由于有跨区域性合同，属于统一市场的事务，都是由联邦或中央管辖，在中国是双管。最高法院管规则，具体执行的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中级法院，却属于地方管理，可能会有地方保护。这是一个国家治理体制上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样？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还在探索，我认为应该走得再快一点。我在财长任内曾经推动解决了一些问题，使得中美双方在经济关系上都更为公平，特别是在中国方面还促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
回到我们的主题，“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总理时，作为习主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别代表，我作为财长协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开玩笑：“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我觉得比喻的很恰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开门教子，闭门教妻”。如果夫妻敞开门来打架，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谢谢！
我非常欣赏大家刚才讲到了一般美国人的感受，心理不平衡。我首先要补充一下美国高层战略家的感受。我也接触过一些，总体来讲他们是失望的。他们设想将中国引向市场经济，中国就会自然走向西方的民主，但是发现落空了。中共十九大和近期的修宪，进一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些人失望，所以他们要找回面子，要进一步威胁中国。但失望就失望吧，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刚才举的例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做了很多工作，中央政府层面修改了 3000多件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层面清理了9万多项，这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按照美国的宪法，有一个州际贸易条款，国际和州际之间的贸易是联邦的权力，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出台9万多项法规、需要清理的数量是中央政府的30倍的情形，所以刚才Park先生也讲到了，中国有很多执行不到位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过程中有多大的利益需要调整！没有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人担心主席任期制取消了，中国会不会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路线已经确定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再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自由的，不可能再回到压抑。刚才我其实只是点到一个例子，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要加紧解决，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如果不理解这个问题，你们就只好失望。
第二，我作为经济学家，又曾经是政府官员，与美国政府方面沟通很多，中美还是应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美国人的优点是，你只要给他把道理讲清楚了，你比他还明白，他就服你，他就接受。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1000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我非常认同汪洋同志将中美关系作为“命中夫妻”的比喻。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第三，其他国家怎么看？大家怎么看现在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第二个心态，中美打了以后，大家预期贸易会更公平，知识产权会更公平。这是对的，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比如，欧洲人对平台经济是很有意见的，对Amazon、Facebook、Twitters、Google等加以处罚。如何打破新型垄断，还没有破解。这些平台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现在中国也进来了。欧洲人希望打击它们，希望对它们有一定挤压。但是美国还专门说，平台经济扩展下去成本会越来越低，中国人想抢美国人饭碗，不是这么回事，这点大家都明白，应当大家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
最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们自己很清楚。我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比Park先生讲的还要多，在中国的企业之间太多了，不公平很多，相当多的是体制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不重视。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知识产权法院是中级法院，而且不是中央直管的法院，地方政府可以在国际贸易领域出台9万多项法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互相理解，有些事情不是中国有意的。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中国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有全世界都有好处。谢谢！
作者：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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