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湖南八旬老汉耕田，80、90都不会种地了吗？ | 长沙网
朋友圈热传！在湘西保靖县水田河镇金落河村，有这样一组镜头，两位老人佝着身子，牵着一头硕大的耕牛，在田间犁田。
（走在前面牵牛的老人83岁，后边掌犁的老人63岁，因耕牛才2岁，第一次套犁犁田，必须有人在前边牵着走才行。）
（犁田的老人用辛劳的眼神丈量农田的长度，用负重的身躯不停地设计农田的发型。）
为两位老人吃苦耐劳精神所感动的同时，我们不经叩问，年轻人都不愿务农了吗？据一些媒体的调查，在不少农村地区，现在承担大部分家庭分散经营土地上耕作劳动的人群，主要是留守的老人与家庭妇女，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户家庭主要收入也不来自农业，而是外出务工收入。
“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状。
不是在农村出生就一定非得从事农业工作，在这一共识达成之后，才有可能相对理性地把“没人种地”的焦虑和指责先从农村的年轻人身上卸下来。接下来需要思考的，则是农业作为一种产业类型，或者说工作选择，为什么对年轻人不再具有吸引力。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耕田？
是因为城市较高的收入？或是因为考学的需要……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选择去城市。尽管国家现在愈加重视“三农”问题，但是村里的年轻人依旧外出打工不愿回家种地。“年轻人进城打工，老人孩子留守村庄”已成为许多村庄无奈的现实……
种地收益低
（农耕图。星辰拍客：打印机）
随着现在物价的不断上涨，农民的种地成本也在不断地上升，而粮食价格却一直没有起色，甚至还在不断下降。
山东省齐河县菜庄村30岁农民刘炳伟说：“不是嫌弃种地，主要是种地收益太低。一年下来，一亩地满打满算能净赚千把块钱，这还是好年景，要是稍微出点岔子，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他算账说，种一亩小麦的平均农资成本是500元至600元，收入大约1100元。种一亩玉米的平均农资成本是500元至600元，收入大约1300元。这两季加起来，纯收入也就是1200元至1400元。“如果把人工成本计算进去，就什么也剩不了了。”
农村生活难比城市
（城市---繁华的长沙。星辰拍客：牡丹）
年轻劳动力向城市单向流动，主要还是因为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别较大，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在农村无法便利地享受到城市发展文明带来的成果。而且习惯了城市文明的年轻人，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精神与物质均贫乏的生活。这就迫使一些年轻人离开故土，去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
靠天吃饭，遇灾返“贫”
（湘潭一口山塘眼看也快彻底干涸了。星辰拍客：虎眉）
更让农民烦心的是，很多地方农田设施不完善，一遇大雨，田就淹了，久晴无雨时，却又望水欲穿。一位农民就说道：“前年寒露风来得早，去年旱灾，我就基本没赚什么钱。”没赚什么钱还能维持，一旦遭大灾，投入的几十万元成本就难以收回。所以，很多种田大户一年有几十万元的收入，表面上风光，但背后却有很多风险，甚至有一些种田大户因遭灾亏本返贫。
农村青年土地情结淡化
（农耕时节。星辰拍客：云影）
农村青年劳动力流失严重，还有关于“农民”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一辈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他们成长的轨迹里，已经很难觅寻到犁头、锄把等等的踪影，即便成长在“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地方，他们的农耕技能与农耕意识也已经基本退化了。而且，他们不曾有过父辈们曾经经历的那般泥泞与贫穷，也就不会有着像父辈们那般深厚的黄土情结。还有，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认为走出黄土地、摆脱体力劳动，才更有出息更有面子。
调查显示，现在的农村青年在择业时更倾向于到二三产业工作，在他们看来，这些行业比起过去父辈从事的一产农业更新鲜、时尚、舒适、收入高、有挑战性，充满现代生活的魅力。传统农业生产存在的繁重、辛苦、枯燥、收入低、农产品销售难等现象，早已对现代农村青年失去吸引力。‘
“长沙网”网友观点
@蚊子：偏远一点的，像我们原来大学去支教的地方，那就是真的生活所迫，一个家庭不出去打工年收入才千把块钱。他们都是自给自足，但是一旦生病、小孩要上学就不得了了，所以大多数是为了下一代出去打工。
@婷婷是个汉子：比较富裕的乡村，年轻人留在家里比出去打工有钱多了，所以这样的年轻人不愿意种地，是因为乡村生活太寂寞，大城市里有追求。像长沙县、望城的美丽乡村都搞得很好，但说白了那种生活我也不愿意过，因为太没有文化生活了，别说看个戏，听个音乐会，连看场电影都困难。而且下一代也会受影响，城市里小朋友的素质教育搞得多好。
@希望永远是晴天：8090后不愿意种地，一个是义务教育和大学的普及，大家都开阔了眼界，知道农村子弟不像以前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营生，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即使没读大学，各类技工需求，工厂的务工人员，甚至工地上的体力劳动者，都是比守在农村种田更好的选择。种田靠天，即使是海南也只能做到一年三季，湖南种两季，收入有限，大部分时间都是闲置的。而生活各项开支非常大。种地不能满足家庭的物质需求。精神享受层面和个人追求就更加不说了。
@叮啊丁：种地问题的解决，现在机械化的推广，种田不像以前需要那么多人力。而且已经出现泛农场化了，很多人会购置各种大型机器，承包几十上百亩地，国家会对这些机器的购置有补贴。农民种田有补贴，好像是200一亩还是多少。此外，农田种植现在不单单是水稻了，葡萄草莓西瓜种植也得到了大力推广。像我们湘乡那边，很多浙江人在那几百亩的承包农田。所以，农村的耕地其实并没有闲置荒废。我虽然没种过地，但是很多亲戚在农村，这方面还是很了解的。
行业吸引年轻一辈进入，不应当靠别无选择的“认命”来逼迫，而必须从行业发展的前景、收入乃至尊严感出发去思考。农业怎么办，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种地、现有土地规模事实上也需要大量压缩农业人口的情况下，农业规模化集中生产亟须从国家政策扶持的角度多下功夫。
未来谁来种地?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东阳。图片来源于经济日报）
在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东阳看来，未来谁来种地？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只要地里有收益，只要能够提供产出，就会有人来种。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社会化水平提高，哪怕是60多岁老太太，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完成耕地和收割，这是市场机制决定的。”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秀东认为，粮食三量齐增，粮价国内外倒挂，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是大势所趋。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关键是让种地有赚头，通过政策引导，加快转方式，让农业更有吸引力。（综合：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网、南方都市报）
星辰在线长沙网综合 | 编辑李思怡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今日搜狐热点中国“８０后”种粮大户：享受“职业”农民生活
　　新华社南昌３月７日电（记者秦宏）“老水牛路过的水田上空，飞过试飞的植保无人机。”春耕备耕时节，出现在江西农村的这幅图景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注脚。随着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返乡创业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告别传统耕作方式，规模化、机械化和科学化种田干得轻松，赚得多、闲暇时间多……以前从没想过会去种田的江西“８０后”小伙张俊杰，喜欢上了农民这个职业。
　　“现在规模化、全程‘机械化’种田，逐渐把以前畜力、人力做的事情都承包了。农村用水牛耕田的越来越少，“铁牛”才是种田的宝贝，无人机都飞进了农田。”正在整修耕田机械的江西丰城市小港镇种粮大户张俊杰笑着说。
　　张俊杰感叹道：“吆喝老水牛耕田的号子，弯腰弓背插秧的场景，坐在田埂上吃饭的农民……今后怕是只存在于记忆中。”
　　拥有大专学历的张俊杰今年３４岁，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但他以前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职业会与种田挂上钩。
　　“我父亲是镇里的老农技师，我的爷爷、外公、舅舅都是传统的老农民。以前春耕是‘二牛抬杠’，插秧是‘肩挑手插’，收获时镰刀割石磙碾……”张俊杰说，以前在他的印象中，种田就是和“泥土”打交道，风吹日晒，又脏又累，还赚不了多少钱。
　　大学毕业后，张俊杰辗转多个沿海省份打工，也开办过工厂。虽然见识多了，但离家太远照顾不了家人，且由于经营不善，他在城市的几次创业都没成功。当看到部分人通过流转土地种田赚了不少钱，他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家乡那片土地，投向了规模化和科学化种田。
　　２００９年到现在，张俊杰流转种植的土地已经从１８０亩增加到了１７００亩。由于头脑灵活，他种田的方式与祖辈们有了天壤之别。目前，他的不少田里已实现了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科技化土壤肥力专业测土配方管理，以及专业化的病虫害绿色防控等，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粮食产量、品质，增加了收入。
　　“以前一头水牛每天只能耕几亩地，人工打药施肥每人一天也就完成十几亩地。现在一台机器每天可耕五十亩地，打几十亩稻田的药，无人机植保更是可以达到两三百亩一天的效率。很多大型农业机械上还自带空调，人干活也不受罪。”张俊杰指着矗立在稻田旁的生物杀虫灯说，现在农田杀虫都用性引诱剂了，节省农药的同时还减少稻田损失。
　　一年之计在于春。去年收入近四十万元的张俊杰说，今年他还要调整经营结构和经营方式，种水稻的同时，再种一些绿色蔬菜、养一些生态家禽，并开网店卖自己的农产品，进一步提高收入。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的江西，仅２０１５年第三季度外出从业人员返乡人数就有１５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４．３万人。２０１５年９月，江西省为鼓励更多人返乡创业，出台政策明确今后将在财税、金融和创业指导方面，给予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更多支持。
　　“以前打工一年只能赚几万块钱，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少。现在每年种田收入几十万，还有三四个月的农闲时间可以陪家人出去旅游或者做其他‘活计’，我很享受现在的‘职业’农民生活。”张俊杰说。
[责任编辑:农民工二代_百度百科
清除历史记录关闭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
农民工二代
本词条缺少名片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吧！
“是农民不会种地，是工人没有技术，是知识分子没有文化，是城里人却被称作农民”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
农民工二代定义
大抵是泛指目前活跃在城市中的群体的后代。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我们这个文化不断更迭前进的国度里，任何群体的称谓其实都是“狭隘”的——我反对时下以“二代农民工”、“二代富家子”之类的称谓去划分社会阶层，我更认可“富有-中产-贫困”的阶层划分。不能否认，农民工的后代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而言，参与社会化竞争和向上流动的机会要狭窄、能力要弱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机会和能力；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机会的狭窄和能力的弱小是正常与公平的。
路在何方 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是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他们，在改变着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各种规则。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招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他们是众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有人说，他们是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工v2.0”。
农民工二代面临问题
不是农民 也不是城市人 农民工二代不愿种地，已经成为事实。广州市公安局年初对9万旅客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0后、90后农民工已习惯城市，不会种地。他们从小学或者初中毕业后就直接来珠三角城市的工厂打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会上网、会用MP4听音乐、会追求新潮，也更看重精神需求。
不是农民 也不是城市人
事实上，城市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迫切需要。早期的农民工很多都已经掌握了一项技术，笔者认识一位80后的农民工――来自湖南的小周，他已经成为广告公司的老总，年利润已经超过200万。
“种地没什么出息。再说，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家里那几亩地根本不需要几个人就能搞定，我们在家里不是浪费吗？”小周解释了不愿回家种地的原因。事实上，在笔者和几位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农民工聊天时发现，小周已经成为他们的目标。
“能够在上海学习一门技术，攒点钱，自己做生意。”“在工厂打工太累了，工资还很低。”这是他们常说的话。他们要么渴望自己成为技术工人，要么渴望成为一个小老板，开个夫妻店，等等。
城市化大浪潮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展开，城市的扩张也在高速运转，如果城市化略微慢了，这些农民工就很难觅得一席之地。成功的农民工要么就地转化为市民，要么回到家乡的小城成家立业。而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已经逐步失去前几代农民工那种吃苦耐劳的优势。一些城市的犯罪正在年轻化，广州市公安局就指出，一些盲目流入的外来人员也有可能会因生活所迫走上偷、盗、抢等违法犯罪道路，带来治安方面的压力。
农民工不是农民，但也不是城市人，游走于两端。事实上，农民工属于“两栖类”的人群，家里的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但他们确实属于城市，或者属于工业化的一员，已经不属于泥田里种地的农民了。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民不愿意回到农村，这是很正常的心理，他们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正像城里人不愿意到农村生活一样，不能强迫，只能不断地引导，增加农业价值链的长度。另一方面，更要促进小城镇化，小城镇化能够腾出更多的荒村来耕地，因为城镇化本来就是人口集中化的过程。
谁来养活城里人？ 谁来养活城里人？或许你会说这是个伪命题。这还用说，当然是城里人自己，只要有钱就饿不到肚子，因为有钱就可以买粮。可你想过没有，当没有农民种田，或者他们只种自家人吃的，城市人有钱也买不到粮咋办？
谁来养活城里人？
“80后农民疏远土地，谁来养活城里人？”这是近日《新华每日电讯》的新闻标题。报道说，重庆农村流传俗语“嫩脚杆踏不实烂田坎”，形容年轻农村人口对土地的疏离。“80后”农村人口绝大多数不会种地、不愿种地，中学毕业就外出务工，没有农业生产基本经验，对土地缺乏感情。
重庆的农民工唐道桉说：“我家有13.5亩土地，都是父母在种，每年能收1万多斤谷子，乍听起来挺多，其实也就能挣2000多元钱，还没有我和媳妇一个月薪水多。”
我种过地，深知种地很苦，但这种苦活却也是一门技术活，要成为一名种地的能手，也得多年的历练才行。就如重庆老农傅思祥所说的，种地是一门复杂的技术活，原来可能只需要镰刀锄头，现在要懂得怎么操弄旋耕机、插秧机、收割机，要知道什么种子是良种，什么农药更有效，没有几年功夫干不成。
“20年后我干不动了，年轻一辈又接不上茬，”傅思祥说，“这些土地留给谁耕种，谁又能给城里人生产粮食呢？”其实这种担心不仅是老农有，许多城里人也有，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评论家童大焕等，他们都担心“十年之后谁种田？”
年轻人不想种田，也不只是中国现象。邻国的日本也如此，日本1950年有600万农户，到了1999年只有324万户，减少了近一半。农业就业人口中，65岁以上的约占50%，老龄化严重。农作物种植面积锐减，粮食自给率减少一半，大量依赖进口。韩国的年轻人也不愿种田。
对于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粮食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问题。种田没有后继之人，其实是中国之大事！
城市的过客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目前，我国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超过1亿，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城市的过客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多年，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与他们的父辈已大相径庭。他们会像城里人一样，拥有自己的QQ号，耳朵里听着MP3，口袋里揣着不一定高档但却功能齐全的手机。他们吃苦精神差了，但是权利意识却增强了，如果工作太累，加班加点，就会甩手不干。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一般都没有种过地、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不想再回农村。这些“是农民不会种地，是工人没有技术，是知识分子没有文化，是城里人却被称作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与农村、土地、农民生活形成的隔膜，让他们在农村显得很另类，格格不入。父辈们看不惯他们穿名牌抽高档烟的奢侈，他们看不惯父辈们盯着一亩三分地不停盘算的“农民意识”。
虽然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形象定位已经优越很多。但现实还是让他们感到迷茫。因为他们仍然是一批农民的后裔，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社科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青年民工观念与老一代民工完全不同，他们中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外出务工动因是“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在家乡没意思”、“羡慕城市生活”、“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的人共占到71.4%。他们大多不能忍受身份歧视，更注重工作环境、自身的权益乃至个体感受，他们有更强的融入城市的动机，他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锻炼自己、寻找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为了享受人生！
二十年后 谁会去种地？
只要是同最基层的农村有密切联系的人（比如有父母兄弟或亲戚朋友在农村）都知道，在今日在广阔的黄土上耕种的人都是一些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自从分田到户以后，农民有了自由耕种土地的权利，于是便有了剩余的劳动力，于是便有了进城打工的群体，在这一时期这些农民工无论是对城市的发展还是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时间一晃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在农村有一些在外地打工赚了些钱的农民早已不要家乡的土地，他们已是彻头彻尾的城里人了；大多数人来往于打工的城市和农村之间，他们在外打工，家里的土地由他们的父辈或祖辈耕种；年轻人几乎没有人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他们的父辈也不希望他们的后代过这样的日子。
那些年轻孩子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做农活，他们也不愿做那些辛苦的农活。再过十年、二十年，种地的老人去了，今日在外打工的主力农民工老了，而年轻人又不愿回到家乡，试问：还会有谁去农村做那些最基本的农活？难道科技可以发达到不用人地里就可以长稻谷？而现今这种田地都分到各家各户的形式是不适应大规模机械化耕种的。
《三国演义》里开篇便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许未来有一天，为了适用农村现代化耕种的模式，土地的拥有方式会是另一种方式吧。
清除历史记录关闭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了，农业后继无人怎么办_百度知道
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了，农业后继无人怎么办
我有更好的答案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种田？因为种田收入不如打工；因为觉得农民这个身份不那么体面。我市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较好，现在40岁以下人群中独生子女占了大多数。“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早就从城市蔓延到农村。“父母再苦再累不要紧，只要儿女争气，不要再当农民。”65岁的吕红根家住草庙镇新东村，他们老夫妻俩在家种田，儿子儿媳出去打工，一年下来收入也不错。如今，这样的组合在我市农村非常普遍。不少中老年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超出了承包土地面积，是在帮助进城务工农民耕种土地。他们不愿意让儿女回乡务农，事实上也不需要。随着联耕联种的大举推进，以及农业产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记者真真切切感受到，一家一户的小农农业正在走向衰落，规模农业、家庭农场和机械化农业发展加快。农业越来越依赖高度机械化生产，而不是依靠体力，对农民的实际需求量会大大减少，在城市就业没有优势的中老年人完全可以胜任当下的农业生产工作，根本不需要年轻人补充进来。因此，现在的农村，并不缺农民。于是，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以后怎么办？记者觉得，以后农民会成为一个很“吃香”的职业。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农民，记者和同事曾经无数次感叹。现在农民太“拽”了。印象最深的是大桥镇一位种植、贩卖青椒的农民。他说以前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叫卖，辛苦不说还看人脸色。现在他走上规模化种植道路了，外地的批发商主动把车开到他家田头，还要事先预约。他表示“过时不候”。镇上农技站的技术人员还常常要向他请教。这位农民的“底气”很足。记者在那些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身上，在种植养殖大户身上，都曾经看到过这种底气。记者曾经帮他们算过年收入，令人“咂舌”。有实力、有技术，他们代表着未来农民的方向。“职业农民”作为新型职业群体正逐步浮出水面。农民，正在成为无数种职业中的一种。而且，将会是一种很体面、收入很高的职业。当下农业生产“后继无人”，本质上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接轨的变革期。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未来谁种田的问题。因为，现代农业就是要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改变人在农业生产中的位置，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使农民种田不再像以前那么苦那么累。以后，到底是上工厂打工累，还是回家种田累，还真说不准。何况，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也不需要那么多从业人员。未来，只有那些有头脑，能搏击市场；有技术，能提高产能；有资本，能大举投入的人才能从事农民这个职业。也就是说，农民不是你想当就当得了的。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您好， []|
& 最新文章 & 正文
改革前南方农民宁愿用牛耕田不用拖拉机
[导读]只带一铧的“拖拉机”其实跟一头牛差不多，而这“铁牛”的购买、维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还不如牛灵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进的小田块它进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积肥它不能。
一个农民坐飞机“赶考”的故事1982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即七七级）大学生毕业的年份。这一届学生坊间有俗称“黄埔一期”，据说原来是中国科学院“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七八级）中流行的戏称，后来也用于第一届本科大学生。2007年时媒体曾经有一阵纪念他们高考入学30周年的热潮，到了今年，一些媒体又组织纪念这些“黄埔一期”毕业并开始工作的30周年，有朋友也向我们约稿。但说实话，1982年“黄埔一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毕业，基本都奇货可居，与今天海量的毕业生“就业难”不可同日而语。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分配大都很顺利，没什么跌宕起伏可写。倒是他们的入学有很多故事。当年入学30周年时我没有写什么，现在写这些可以交差吗？答曰可以。于是我就写下了如下文字：高考之后又考研1977年的高考与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作为“黄埔一期”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众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为“文革”后“思想解放”的过程几经讨论，10月才定下规则，12月才考试，所谓七七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在月才进校的。但是几乎在高考规则确定的同时，1977年10月高层就已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最初只是想让中国科学院招生，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设想出来，到日，教育部就决定把研究生招生主体扩大到经批准的一大批高校，报考资格更扩大到未毕业大学生乃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报考资格放得如此之宽，录取名额却非常少，研究生与本科生录取名额之比只有如今的几十分之一，要过初试、复试两道关，从而在严格录取的前提下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教育部同时还决定把两级研究生一并招考，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决定做出后，招生安排落实很快，2月完成报名，3月发放准考证，5月15日全国统一考试。而这时七七级大学生进校才3个月，离1977年高考也只有5个月。所以，当时有些人是连续参加了这两场考试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在1977年12月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结果不理想。虽然据说在我们那个小县算是文科总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绩却是数学最高，语文不怎么样，这对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愿填得太高，体检更是“硬伤”（眼疾是我在农村待了9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这次考研也几乎因此折戟，由于导师力保才得过关，我曾在回忆赵俪生先生的文章中叙述过此殊恩），所以未被录取。到了1978年2月间有过一次补录，后来知道是一些地方旧习未除，“政审”卡掉了不少人才，邓小平得知后认为不对，遂决定在高分未录生中再选遗珠，这也是那届高考的又一特殊之处。我虽非因政审被卡，但也获得补录。不过这次补录的学校都属低档，而且多在考生志愿外，属于多给一次机会，不去也不勉强（当时按志愿正式录取者不去是要受处罚的，记得那处罚是下年不得报考）。我因为当时已经报考了研究生，补录学校又很不理想，权衡再三就放弃了这次补录。“同等学力”者我当时是上山下乡插队9年多的“知青”，是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说白了就是个农民。15岁下乡时是年龄最小的知青，9年多来，辞旧迎新，此时已经是我们公社南宁知青中仅剩的一个，在大批后来的本县知青中俨然成为元老，有人按当时习语送雅号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我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在年的“初中”期间“一进校就停课，离校前（‘文革’内战）刚停火”，在学校里我们那一派组织中，由于此后再无人入校，我们也没上过课，于是一直被别人叫做“新生”，枪炮声一停，我们忽然就成了“毕业生”。尽管在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但刚参加的高考就没成正果，却放弃补录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来未免太“冒进”。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少部分是当时在读的“黄埔一期”大学生和“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少量没读过任何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里的干部、工人等“得风气之先”的群体，而且大多起码还是读过中学的。我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读过六年小学，在当年的考研者中着实罕见。当时我县23个考研者中没读过大学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只我一人），我们系那届录取的11个研究生中，8个是老大学生，两个是工农兵学员，“同等学力者”也只有我一个。全校录取的“同等学力者”倒是还有若干，但本人身为农民的，至少我还不知道有第二个。我虽然比较自信，但也不至于狂妄，当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自认，论“表现”在当地干部群众中还是有口碑的，论文化也不怕考试，但过去无论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荐”，还是重分数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来，主要是体检过不去。有人说只看体检表，给人的印象你就是个半瞎，应该走残疾人就业这条路。我当然不服气，可是寻思要突破体检关，恐怕得有得力的“伯乐”力荐。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几百万，统一命题，集体改卷，除非是“状元”，不可能引起注意。这时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时培养研究生是一个导师带几个弟子，犹如师徒相传，师傅选徒弟应该是比较有可能体现个性化的。赵先生的知遇之恩于是趁在文化局搞乡土文艺的机会，我在县里查了全国招生导师目录，觉得有两位先生可能给我机会，一位是华东师大研究国际关系史问题的某学者。我给他寄了篇“习作”，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我写的一篇笔记“金元帝国的崩溃”。虽然当时寄出这篇文章后没有得到回信（完全可以理解），但华东师大（当时叫上海师大）还是寄来了准考证。不过那年考研的时间是全国统一的，一人不能分考两头，所以我只能放弃。现在想来，没有导师的力荐帮助我克服体检障碍，加上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外文优势我并不具备，考上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另一位就是我后来的恩师、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他在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西北之前活跃于史坛，所著（包括与师母高昭一先生合著）的几本书我们家里都有。家父1949年前在大学就是读历史系，以后也一直有这方面的兴趣，家里这方面的书不少，赵先生当年在山东大学与几位同仁创办的《文史哲》杂志，从开始征订到“文革”一度停刊，我们家也一期不缺。这些我原来都读过，在导师目录中看到这一熟悉名字后又让家里把这些书和文章都寄来细读，对先生的研究有了较多了解。先生这些著述多数是关于农民战争史和史学理论的。在“反右”中蒙难后，先生的精力转向土地制度史研究，但是却被剥夺了发表著述的权利，他这方面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时代发表的，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不过土地制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五个讨论集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对相关讨论也有了解，加上在农村9年也有些直感吧。因此就给先生致信请教，除表达投师之意外，还寄去一些我关于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史相关问题妄加议论的“习作”（现在看来只能叫读书笔记）。寄出这些当然意在投石问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热情和嘉许还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仅对我这个素不相识又毫无资历的自学者大加奖掖，鼓励我认真备考，还给我寄来一包参考书。我后来又告诉他我可能遇到体检问题。先生说：只要你初试复试都表现突出，体检问题我会尽力争取解决。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说实话我真是非常感动。“我本非良骥，愧对伯乐期；驽马自加鞭，不负恩师意。”我放弃补录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在“早稻田大学”学外语其实从2月间报名到5月间考试，我花在专业上的时间还不算最多。当时除体检外，外语是另一个障碍。记得1977年高考时，除外语专业外，一般考生的外语成绩是仅供参考，不计入总分的。但研究生考试外语就是个硬杠。当时“文革”刚过，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低，“黄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医、中国史这类带有“国学”色彩的专业，导师大都主张重专业，而不过分要求外语。但总分数仍是一道坎。而赵先生当年是清华外文系出身，他还是重视外语的。我当时只读过先生的著述，对他的早年一无所知，但我自知与一般考研者不同，由于有体检的障碍和资历的缺失，我必须在其他方面样样都让人无话可说，先生才好为我争取。我虽然在农村自学过英语，但此前并没有重视。临考需要提高。而在农村别的都可以看书自学，唯有外语，在当时全无视听工具的情况下又没有老师，起码听、说都是没法自学的。我于是完全不管听说，连教科书都不怎么看（按部就班来不及），只死啃几本不同的语法书，力求掌握语法，而在语法书的例句范文中熟悉词汇的同时，还直接阅读大学外语专业高年级教材中的长篇课文以增加词汇量。由于完全不管发音，我读单词都是按汉语拼音来读的，比如home就被我读成“霍么”。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掌握语法后就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考研时是兰州大学外语系出题，我考了48分，在中国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但是这样学的英语是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聋哑英语”，以至于后来进校后，听研究生外语课都困难。我索性就“路径依赖”了，沿袭故技，自己就着词典和语法书看外文原著，阅读中理解不了的疑点记下来。上外语课时老师讲的我似懂非懂，下课时就拿原著追着老师请教与课堂内容不相干的一大堆问题。这样很短时间内，我居然先在分班考试中由初级班升入高级班，接着在全校研究生一外（英语）、二外（日语）的第一次“过关”考试中，成为兰大第一批外语“过关”的研究生，而且英语成绩并列第二，日语甚至是第一。不过说实话，我也就能够应付那时的考试而已。幸好那时的外语考试都不考听、说，否则我就露馅了。而且由于过关后我就全力搞专业，不再上外语课，虽然专业中的外文资料我还是在看，但总的阅读能力并无提高。到了国外也依然是“聋哑人”。没有听、说配合，就没法真正进入语言环境，形成外语思维，随着年龄增大，机械记忆力减退，阅读能力还会下降。我常对孩子说，我的外语学习其实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学”的环境下，不这样我还真的很难过考研的外语关。就这样，我在5月间作为唯一的“同等学力者”到县城参加了“黄埔一期”研究生考试。6月间我拿到了初试通过、去兰大复试的通知书。后来得知，在兰大同专业考生的初试中，我的两门专业课分数都是第一，外语第二，政治较差，总分也是第二。复试路费问题拿到复试通知书确实令我振奋，但还有个难题，就是路费何来？那时农村人民公社一贫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从我们那个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宁，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济，更何况从南宁这个华南城市还要奔向西北的兰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远。本来这不是大事，家里知道我拿到复试通知书高兴坏了，他们支持我去复试在经济上毫无问题，母亲甚至还坚持要一路陪我去。但是自我下乡那天起就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自己养活自己，9年来一直不让家里寄钱。甚至有两次在队里分红后还寄了点钱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能够“挣钱养家”了。尽管回想起来这其实很虚伪，因为不让寄钱，家里就常常寄东西，尤其是我当队里的义务卫生员时不断给我寄各种药品，用后来我妻子挖苦的话说，是“慷爹妈的慨讨好乡亲们，无非要表现你很积极”。其实这对父母而言，比寄点钱还要麻烦得多也花费得多。但是9年下来，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成为习惯。这次我也不想为复试而破例。于是我向县知青办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法解决，建议我找教育局。这时我们县20多人考研只有两个人获得复试资格的消息已经传开，出于县里荣誉的考虑，教育局也认为应该支持我。可是那年的明文规定，复试费用由考生自己负担，单位不予报销。可能由于那时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就不考虑我这个“农民”的情况。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我说正是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结果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我150元，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路费问题解决了。从山村到南宁7月初我开始复试之旅。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现在想来既反映了当时我国令人难堪的交通状况，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变革。如今的“黄埔一期”回忆文章大都是讲考试的，很少有人谈旅行。我就来补补这个缺吧。我是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这机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国农村颇为流行，算是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机最早是在战后日本的小农家庭农业中流行的，引进中国却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所用。它们大多以195型单缸柴油机配皮带传动，简单、廉价但动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粘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动配套的两铧犁。我们那时都是刚买的新机器就卸掉一铧，以单铧作业。这样一来，只带一铧的“拖拉机”其实就跟一头牛差不多，而这“铁牛”的购买、维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还不如牛灵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进的小田块它进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积肥它不能。有人戏称“两台机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时其实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机来碎土整地以及有时用作移动动力源外，它的实际用途主要是挂上小拖车跑运输，包括乡间的载人运输。于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机赶集”之说。但是这种手扶拖挂操纵性能很差，由于没有方向盘和导向轮，只有两个驱动轮，转弯时需要放开一侧离合器才能扳动扶手使整台机器转向，转向后要及时合上离合器恢复正常行驶，更令人头大的是下坡转向还须反向操作（即松开另一侧离合器），否则就可能冲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险。我在农村时曾学过修理农机，也曾下田试过两把，但从不敢上路。驾驶它跑路不仅费力，而且反应必须很敏捷，加之它的刹车也很不灵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岖弯曲的山区道路，我至今觉得这种“手扶司机”要比“方程式”赛车手难当多了。用它载客其实很不安全，发生事故时有所闻。今天印度新闻照片里很多人坐在汽车顶上旅行，引来贫穷和不发达之讥，其实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车顶恐怕比坐手扶拖挂还稍好。最早推广“手扶”的日本是从不用它载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时的中国农村为典型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农用汽车之说，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我就这样与一群赶集的老乡们一同“突突突”地到了公社，然后坐汽车上县里。从县城到南宁是与我县另一位复试者同行。他是“文革”前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大学生，湖北宜昌人，“文革”中与夫人（好像也是清华水利系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我们县，成为当时我们这个边远小县仅有的“清华人”。在“臭老九”的年代，他是县里的水电技术员（那时没有职称一说，除了“文革”前评上的工程师、教授，“文革”后就只有技术员、教师了），“粉碎四人帮”后提拔知识分子，他此时刚任县水电局副局长。那些年里，我县很多县办水电工地都是他在现场负责技术工作，而我则在好几个工地都跻身于从各社队被征调来的民工中，尽管曾当过工地上的“临时白领”如会计、报道员之类，但都是些“文科”工作，没有机会与他打交道。我对水电很感兴趣，也曾亲手安装过生产队里第一座“小水电”。在指挥部的工棚开会时，我曾翻过他带到工地的《水力学》、《泥沙学》等书，佩服得不行。我知道他这个专家，他当然不知道我这个民工。这次有机会同行，就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一路上我们大聊水电，从小马达（小型异步电动机）用于发电的利弊，到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工程和规划。尤其对于三峡，那时葛洲坝(5.69，0.03，0.53%)正重新上马，我们谈到葛洲坝工程对未来三峡的影响，谈到茅坪、三斗坪、南津关、美人沱等三峡候选坝址的种种故事。他说，在田林与他交谈的人，大都连三峡与三门峡都分不清，没想到还能和一个人聊起三斗坪和美人沱，可惜过去在工地时我们不认识。他又感慨地说，他这个宜昌人当初报考清华水利系，就是怀着“三峡梦”，想为“高峡平湖”干一番事业，没想到“文革”让他到田林把青春耗在了几十上百千瓦的“小水电”上。这次他回母校复试，但愿能再展宏图，以偿夙愿。遗憾的是，后来听说他的复试未能如愿，但还是调出了田林县，到南宁担任了广西水电学校校长，对广西的水电事业很有贡献。遇阻“宝天段”在南宁我们分手后，他奔北京，我赴西北。第二天在郑州火车站换车准备由陇海线去兰州，却意外地得知：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天水段已经中断。话说这陇海线“宝天段”是当时中国铁路著名的一大“肠梗阻”地段。由于陇山、宝鸡峡一带地质复杂，几乎年年雨季都要塌方。但是那年的塌方特别严重，宝天段中断达一个多月之久。在郑州车站我被告知铁路一时无法修好，不由得着急起来，因为复试日期已定，如果错过就误大事了。权衡一下我决定先到西安，想着毕竟是省会，交通手段应当比宝鸡多些，或许还可以逛逛这个古都。到达西安车站，已经是我从村里出发的第五天了。火车站前就在卖西兰公路的汽车票，但当天的车已发，只能次日走。那时西安到兰州汽车要走两天，明天走后天才能到，而后天就是复试之日。我想这下坏了，抓耳挠腮着急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张汽车票，然后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住下，接着就上街想发个电报告知我可能迟到的原因。然而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招牌，由于宝天段中断，民航局正在车站附近设点卖机票。我过去一看，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这个价格今天还远远不够打的去机场，不过在当年可是比我们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虽然比汽车票贵不少，但傍晚就有一班，想着当晚就能到兰州。我赶紧上前购买。那时买飞机票要县级以上证明，卖票的看着我这个寒酸样问，你有证明吗？我下乡之初在贵州册亨（离我的广西插队之处仅一江之隔）曾因没有证明被“收容”过，知道在中国“盲流”的危险，所以但凡外出都开有证明。但是没想到要坐飞机，所以只有公社的证明。卖票的不屑地一瞥，说不行，这种证明不能买机票。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了复试通知书，就拿出来给他看：“兰州大学通知我去复试，这国家重点大学应该不止县级单位了吧？”在年高考刚刚恢复的中国，“黄埔一期”的大学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更不用说了。听说是研究生复试的，不少乘客都凑过来看这通知书是啥样。卖票人也肃然起敬，二话不说就让我买了票，还热情地解释到哪里去等民航班车、如何上飞机等。我一看时间不多，赶紧跑到车站附近退掉了汽车票。拿上行囊就去赶民航班车。坐飞机去赶考那时的西安机场就在如今已是繁华市区的西稍门，免费的班车没多久就到了。买机票要县以上证明大概就算是那时的安保措施，买到机票就简单了，现在的换登机牌、过安检等手续一概没有，到了机场凭票登机，就跟上火车差不多。而且机场既没有登机桥，也没有摆渡车，贵人可以坐小车到飞机前，一般乘客只能步行出候机室走向很远的停机坪，而无论贵人还是平民，到了飞机前都得爬舷梯登机。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能坐飞机的基本都是“上等人”。我一个农民，又不是作为什么大模范由公家安排坐飞机去开会，而是自己为“私事”掏钱坐飞机，在当时恐怕算是奇遇。在那次兰大的“黄埔一期”复试生中，像我这样的农民不知还有没有，而这些复试生坐飞机来的即便有也不会多，至于同时满足这两项——一个农民坐飞机来复试，我想不但兰大不会有第二个，就是全国那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吧。其实就是我自己，后来再次坐飞机也是在十多年以后了。在飞机上想到我们那个远离县城200里的平塘公社有的农妇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到过，不禁感慨。古话说，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反其意而胡诌曰：山中已九年，世上方一日；长征须百劫，鹏程起双翅。众山可俯览，星空需仰视。不负践土心，还蓄凌云志……其实我并未真的“一览众山小”，因为起飞不久天就黑了。记得几年前尼克松访华时《参考消息》曾经登过一个美国随行者的报道，有言：“喷气机时代还没来到中国”。这时也依然如此，在1978年那个时候，发达国家早已普及喷气式客机，而我国民航不仅落后于印度，甚至不如菲律宾和印尼，全国只有10架左右的喷气式客机，除了领袖专机就飞寥寥可数的几条国际航线之外，国内民航还是螺旋桨飞机一统天下。我这次坐的是苏制伊尔-18，据说1960年代这种飞机引进之初曾充当过毛泽东的专机，到1978年它也还算是我国很不错的飞机。我坐着感觉很平稳，完全没有平时听人传说的那种可怕的晕机感（当时的飞行条件下晕机是很常见的）。可是这种螺旋桨飞机噪声极大，在机上几乎不能交谈。夜间飞行也没有风景可看，其实挺无聊的。好在两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兰州中川机场，我生平第一次空中旅行结束了。露宿兰州街头兰州机场至今还在中川，当时它是全国民航机场中除拉萨机场外距离市中心最远的一个。近年来我国因为经济实力增强，加上圈地方便，机场越建越大，也越建越远，全国大型机场与市区距离平均已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几十年前的当时，我国大多数城市机场都像西安西稍门机场那样靠近市区，像中川机场那样远离市中心达80多公里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机场公路也不是现在这条从主城区过黄河直接北上中川的高速公路，而是大部分利用普通的兰新公路，从市区西行在黄河南岸穿过几个卫星城，到河口再过黄河转向北行去中川，不仅距离长，路况也不好。我们坐民航班车前往市区也走了两个多小时，几乎与飞行时间相等。开出机场后很长一段路完全是荒郊野外，夜里一片漆黑，连村落都很少。车过河口黄河大桥后则眼前一亮，我们进入了著名的西固石化工业区。兰炼、兰化两大公司的众多高塔灯火璀璨，燃气放空火炬彻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这一大工业景观，很是激动。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业化的，“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这种今天“后现代”的西方人听起来就头大的状况，当时被我们描述为绝世美景，到这些地方当工人更是我们这些农村知青最为憧憬的梦想。但同车一位兰化的干部却说这里污染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么一片重污染的石化工业区却建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导致西固黄河下游20多公里的兰州中心城区环境很差，“不知当初的规划是怎么搞的”。说话间班车进入市区，最后在红山根下的兰州火车站到达终点。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同航班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车来接走了。只剩我一人留在深夜空旷的站前广场上。初次坐飞机的新鲜和激动顿时被寂寞与寒冷所代替。那时我不知道兰州大学离这里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即便知道，半夜三更到人地生疏的学校又能找谁？当时的兰州火车站之简陋也出乎我的想象，说是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陇海、兰新、兰青、包兰四条铁路的交会处，客运站却只是一排平房，比南宁火车站还不如，而且深夜候车室还关门上锁，不让人进去。站前广场边缘甚至黄土外露，连水泥都没铺。西北高原上的兰州即便7月也很凉爽，并且昼夜温差大，深夜甚至相当冷。我不知道哪里有旅馆，其实应该不难找，但按照我当年的经济状况和节俭的习惯，也不会在凌晨两三点钟花钱到旅馆住几个小时到天亮。何况我坐飞机来此已经是超支了，再不敢“乱花钱”了。看看周围有若干不知是旅客还是流浪汉的人就睡在广场上，我也就照样找片水泥地就地一卧，枕着旅行袋露宿广场了。看着苍茫浩瀚的满眼星空，想着刚刚与“上等人”一起坐飞机，转眼又与“下等人”一起露宿街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初遇恩师迷糊中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第二天一早我就爬了起来，一问知道兰州大学就在不远处，便直奔而去。到了兰大人们还未上班，在历史系门前遇到一个大学生，问起研究生复试在哪里报到。那同学打量了我一下就说，你是广西来的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赵俪生先生在上课时就提到了你，说他这次当了伯乐，发现了一个自学成才的“小广西”。这样吧，历史系还没上班，我先带你去见赵先生。在1978年年中，作为当时兰大文科公认的头号名教授，赵先生刚刚摆脱20年“右派”厄运恢复了学术声望，成为兰大历史系两个“黄埔一期”研究生导师之一。但是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那时还尚未解决，尤其是全国对“右派”的大规模平反（所谓的“错划改正”）还尚未进行，只是“脱帽右派”的概念基本消除，一般公认“右派脱帽”后就不再是“右派”，不该受歧视，但当年那个“戴帽”的过程仍被回避。生活方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刚刚开始，赵先生一家还未搬出蒙难时期住的土坯平房，比另一位“黄埔一期”导师李天祜先生的住所差很多。然而处在否极泰来的命运转折点上，赵先生此时的心情舒畅，兴致极高，谈兴也浓。他在那间堆满了书的土坯房里请我吃早饭，师母高昭一先生和他们两位77级考进兰大的子女（历史系的赵缊和外语系的赵结，两人如今都是有成就的史学家了）也在座。我自称是“南蛮”北上投师，赵先生听了哈哈大笑。餐叙末了，还送我三本他珍藏多年的旧书，两本是1950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第一、二辑，有编者陈连庆先生赠赵先生的题款，另一本是东北新华书店1950年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的一节），有译者日知先生（即著名世界上古史专家林志纯教授）赠赵先生的题款。这几本书不仅版本和赠书题款都很珍贵，书的内容本身对我后来的治学影响也很大。对此我在其他文字中说过，此处就不赘了。第二天进行复试，复试过程对我而言觉得很轻松，感觉良好，认为录取不会有多大问题（后来知道还是为体检发生了争论，他文已另叙）。复试结束就该返程了。可是此时“宝天段”的中断仍然持续，而且因为又下了几场雨还越塌越严重，不仅宝天段没修好，连其西边的天水—甘谷段也中断了。从宝鸡过天水直到甘谷，那么长的路段谁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恢复通车。我来时坐飞机是为了赶时间复试，回去当然就奢侈不起了。但是走西兰公路不仅费时、辛苦，而且那时同样距离的长途汽车票价要比铁路硬座票价贵。于是我与另一位从“关东”（潼关以东）来的复试生霍俊江师兄商量，我俩同行，先从陇海线坐火车到甘谷，再换汽车绕过水毁路段到宝鸡，然后再回到陇海线的列车东行。没想到路上又出了意外。陈仓古道遇车祸当天火车到甘谷已是下午，出了这个尘土飞扬的县城小站，站前就有不少连接水毁铁路两头的“摆渡”班车。那时宝天段铁路附近没有并行公路，由天水到宝鸡得在南北两线中择一绕行，北线绕到陇山以北，经张家川、陇县到宝鸡，南线绕得更远，要经过长江流域的徽县、凤县，先南后北两次翻过秦岭主脉到宝鸡。我们本以为摆渡车当然是走近路的，于是见车就上，车开后才得知这车是走南线的。不过南线公路较好，沿途路经陈仓古道，必有可观，我们也就释然了。从甘谷到天水，当时的公路是走塬脊，而铁路则走渭河谷，无怪乎铁路水毁而公路无损。不过这一带的黄土塬梁侵蚀严重，沟壑纵横，没什么平坦塬面，公路依山势七折八拐，路线比铁路长得多。入夜后才从天水北山脊上下来，俯视河谷里一片灯火，那就是天水市区了。那时的山区公路客运都不能夜行，我们就在天水住宿过夜。次日一早即放车南行，翻过麦积山附近的秦岭余脉到达娘娘坝，进入了长江流域。黄土塬谷逐渐变成青山绿水，景色相当宜人，不过道路却愈加险峻。白天连续经过徽县、两当两个县城，夕阳西照时进入了嘉陵江上游峡谷，与宝成铁路交错并行，溯江北上，再翻过秦岭就可以到宝鸡了。这里地势更险，沿途多处有关塞废墟，嘉陵江峭壁上不时可以看到古栈道遗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六出祁山”、“铁马大散关”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我真是大饱眼福，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后来我曾经由宝成铁路多次经过此地，但是火车在这一带基本都行驶于隧道中，再见不到如此景观，而且据说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导致“旧貌换新颜”，即便为开发旅游而对古迹进行“修旧如新”的“维护”，也常常是不伦不类了。我正庆幸沿途能见到如此景致，可谓不虚此行，甚至铁路中断也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不料乐极生悲，车过双石铺不久，一处急弯使司机打方向盘过猛，汽车翻到了路边排水沟中。好在是靠山一边，如果翻到峡谷一边，我大概就不可能写下这段文字了。惊魂甫定，我们下得车来，只见汽车两轮陷沟，两轮悬空，虽说万幸没有翻得四轮朝天，众人也没有死伤，可这车是没法动弹了。那时没有“移动通信”，不能就地求援，只能等过往车辆前去城里报信。偏偏几辆货车驶过都未停车，我们的司机骂他们见难不救，而乘客责怪司机开车莽撞，陷我们于此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之地进退不得。过了一个多小时情况仍无转机，眼见天色已晚，我不由得烦躁起来，在公路上走来走去。不料绕过一个弯子，看见一处岔路口，路牌上写着到太白若干公里。根据我平时看地图的印象，得知这里是川陕公路与凤县—太白公路三岔口，北行到宝成铁路凤州车站应当不会很远。凤州是快车经停站，到那里就不愁了。于是我回来对师兄说，与其在此傻等，不如干脆自救，我们走到凤州去找火车得了。但是师兄说已经天黑了，离队独行不好，也不能确知火车站有多远，到了车站谁知道下一班去宝鸡的列车又是什么时候，没准比救援车还慢呢。还是再等等吧。我一想，师兄是要回河北，只能走陇海线，他是必须要到宝鸡的。而我是回广西，到不了宝鸡也可以由宝成线南下走四川、贵州回去，凤州南下北上的车次应该不少，我都可以坐，不会久等的。反正我俩到宝鸡也要分手了，不如就此道别吧。改道大西南于是我与师兄相约录取后在兰州重聚，依依惜别后，就拎着旅行包一人向凤州走去。果然大约走了六七里路就到了凤州站。这里是过去陕西凤县的老县城，前清甚至还是直隶州凤州的州治（相当于如今的地级市），后来降州为县，县城又迁到了双石铺，这里已经衰落为“凤州公社”，但车站仍很重要。当时宝成线秦岭段是中国唯一一条电气化铁路，我也在凤州平生第一次见到电力机车。这时天已全黑，恰巧半小时后就有一趟快车南下成都，我也不用住旅店了。后来在兰州与师兄重逢，他说他们两小时后乘救援车继续北上，到凤州时还找了一会儿我，想搭上我同行。但是，那时我已经南下很久了。这是我这次复试往返中第四次改变旅行计划：第一次在郑州改去兰州是为去西安，第二次在西安改坐汽车是为坐飞机，第三次在甘谷改走北线是为走南线，这次又改北上宝鸡是为南下成都。然而这次改变也有代价：当时中国的铁路客运十分拥挤，快车在起点站往往就出售站票，而在凤州这个中途站上车是笃定没座的，并且这趟车到凤州已严重超员，我是一路站到成都，有一段甚至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般。到成都换车继续南下，我已疲惫不堪，于是第五次改变计划，在贵州遵义中途下车，到我二姨家休息了两天。前面说过，我插队时曾经因为“盲流”而在贵州册亨被强制“收容”，那次就是想到二姨家去“朝圣”（瞻仰“遵义会议”会址）的，不料中途铩羽。而这次我本来没想去遵义，却阴差阳错成了此地的不速之客。因为事先没打招呼，他们见到我都惊讶不已。听说我很可能考上研究生也都十分高兴。二姨一家是随所在的“一机部第二设计院”在“文革”时期从上海“内迁”到“三线地区”贵州的，在这里也吃了不少苦。遵义这个革命史上的红色名城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却十分破烂，城市主干道上竟然还有成片的土坯茅草房。当时“文革”已结束，我到那里时，该院的人都在闹着要求迁回上海。不久以后他们就离开遵义了。而我的父母在“文革”中从自治区首府南宁被发配到崇山峻岭中的凤山县，直到我这次复试路经南宁时，仍然是无家可归。然而复试后返程再到南宁时就听说，我父母也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即将调回南宁了。联想到兰州的赵先生出山重主杏坛，生活上也即将走出土坯房，赵缊、赵结都成了“黄埔一期”大学生，我自己也有望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成为“黄埔一期”研究生，我妹妹应届参加1978年高考也录取在望。可以说，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变化，我的亲人、亲戚、熟人、先生、师兄和我自己——人们的命运都发生了或者即将发生可喜的转折！回想我这十多天的行程虽然意外频出，使用了从手扶拖拉机、汽车、蒸汽火车、电气火车、飞机还有自己的两条腿等各种工具，从京广线北上，从宝成线南归，由华南、中原、西北、西南兜了一大圈，几次改变路线，转了半个中国，最终平安完成此行。这是否也可以被视为我们国家经过“文革”十年的无数坎坷和波折，终于走上了改革之路的一个缩影呢？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
如果你对评论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
财经新闻博客评论
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