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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融资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贸易金融：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银行加快向轻型化业务转型等背景下，贸易金融将迎来加速发展期……(,)谋定而后动，绘就贸易金融发展的未来蓝图。
　　“2018年，贸易融资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近日，华夏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孙璐在接受《贸易金融》杂志专访时表示。
　　她进一步从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是当前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回暖向好，自贸和服贸创新试点扩大，跨境人民币及企业境外投资新政出台，“”建设继续积极推进，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活跃度及境外融资需求上升；
　　二是全国和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均强调银行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贸易融资依托企业真实贸易需求，契合了中央和监管部门对银行的定位要求；
　　三是在2 018年“强监管”环境下，大力发展“轻型化”业务，加快信贷资产周转成为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夏银行将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变化，加大推进贸易融资业务发展。”
　　贸易金融为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贸易金融业务是银行在贸易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为国内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提供贯穿贸易活动整个价值链的全面金融服务。
　　在孙璐看来，有别于其他对公业务，贸易金融具有以下几方面典型特征：
　　一是自偿性。融资的还款来源一般是贸易项下回款，银行基于企业真实贸易发放融资，这种自偿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风险缓释作用。
　　二是期限短。贸易项下货物的流转时间相对较短，大多在一年以内。而贸易融资期限与贸易回款周期相对匹配。实务中，贸易融资为有真实贸易结算需求的企业在流贷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三是组合性。通常来讲，银行贸易金融业务会在企业贸易流程的多个环节分别嵌入结算、融资、避险增值等不同的贸易金融产品，从而更好地满足整条供应链上交易主体的融资需求。
　　四是综合效益突出。一方面，贸易金融业务的资本占用较低。另一方面，受益于其组合性特征，贸易金融能够有效延伸银行产品线和产品带宽，提升银行的综合效益。
　　那么，发展贸易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基于上述四个特征分析，孙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意义。
　　首先，发展贸易金融业务是银行调结构、降风险、增利润的重要途径。当前，随着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银行简单依赖存贷利差获取利润的粗放经营模式已不再适用，各家商业银行都在努力转型。贸易金融基于自偿性和短期限特征，能够降低业务风险和资本占用，基于其组合性特征，又可以提升银行综合议价能力和收入来源，有利于银行业务结构优化、信用风险控制及经营利润提升。
　　其次，发展贸易金融业务有利于银行扩大客户基础，增强客户粘性。一方面，自偿性特征使贸易金融业务具备较低风险，而低风险意味着低门槛，从而为客户下沉提供了更多可能。比如，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上下游资信较弱的中小客户，可凭借真实贸易需求及与核心企业的真实交易获得银行融资。同时，银行也可以针对贸易背景，围绕核心企业开展上下游客户营销，从而进一步拓展客户来源。另一方面，银行通过为企业提供具备组合性特征的贸易金融产品，能够增加客户对综合化金融服务的依赖，有效提升客户粘性。
　　第三，发展贸易金融业务是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作为一家上市银行，华夏银行紧跟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贸易金融业务对实体经济的助力作用，积极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普惠金融发展，为境内外客户提供全方位贸易结算、融资及保值增值服务，促进资金“脱虚向实”，服务经济发展。
　　华夏银行特色贸易融资炼成之路
　　国际业务是华夏银行中间业务的重要组成，也是华夏银行战略转型中的重要一环，而贸易融资是国际业务产品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在华夏银行近26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业务经历了初始积累、规模扩张、转型发展几个重要阶段。近几年，面对缓慢复苏的全球经济、增速起伏的外贸形势及日趋严格的合规监管，华夏银行国际业务适时进行转型调整，提出了“国际国内并重、结算融资并重”等发展思路，明确了“将结算业务打造为客户引流的手段，将融资业务打造为收入增长的核心，将财资业务打造为差异化服务的抓手”等业务定位，实现了持续逆势快速增长。2 015年至今，华夏银行国际业务中收复合增速超过2 0%，贸易融资业务量增长超过30%，其中福费廷、进口信用证、国内信用证等产品在可比同业中位于前列。在2017年举办的第六届中国贸易金融年会上，华夏银行获得(,)业协会颁发的“最佳贸易企业伙伴银行”奖；在各大公开评选活动中，华夏银行连续多次获得“最佳贸易金融产品创新银行”、“年度卓越贸易金融银行”“最佳贸易融资成长银行”等称号，福费廷产品有关方案及品牌也多次被评为“优秀金融服务方案”“最佳贸易金融品牌案例”等。
　　得益于多年来的深耕细作，华夏银行在贸易金融领域已形成了独特的产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断完善的产品体系。近两年，华夏银行围绕贸易金融客户需求，大力创新业务产品，形成了涵盖一级、二级两个市场，覆盖买断型、直售型、转售型、风险参贷型等多种类型的福费廷立体产品体系；涵盖内保外贷、内保FTN贷、跨境直贷、内保外债等产品的跨境担保融资产品体系；涵盖国际证、国内证、代开证等产品的信用证系列产品体系；以及涵盖即期、远掉期结售汇、期权等产品的外汇资金系列产品体系。华夏银行在积极创新的同时，配套新产品快速普及机制，使新的产品和方案在各分行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要。
　　日益鲜明的品牌特色。近年来，华夏银行持续丰富“ 环球智赢”国际金融服务品牌体系，先后推出了“智赢有信”、“智赢有福”、“服务贸易直通车”等特色品牌。2 017年，华夏银行针对亚洲地区客户特点和需求，打造了“亚洲美元汇款直通车”特色品牌，推出跨境与境内速汇、涵盖100余币种的特色汇款服务，在汇款速度、费用、增殖服务等方面形成了特殊竞争优势；针对办理外汇收款业务的客户，华夏银行打造“出口收结赢”特色品牌，提供清算费用及结汇价格优惠、减免、多币种自动结转美元收款、融资便利等服务，鼓励做大“扩流入”类业务。两个品牌的推出均取得了良好市场反响，亚洲美元汇款业务量及收汇业务量得到大幅提升。目前，华夏银行“环球智赢”品牌体系包含十大类一百余项产品、十大行业服务方案、十二大特色解决方案，以全面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获得了市场与客户的广泛认可。
　　专业优质的客户服务。依托丰富的产品体系，华夏银行在为客户提供标准化贸易金融产品服务的同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群体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嵌套产品组合形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大大提升了综合服务能力，也赢得了客户对华夏银行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同时，华夏银行从维护客户利益出发，利用遍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地区）的代理行网络，积极开拓资金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形成灵活的定价机制，为客户节省财务成本，切实提高客户满意度。
　　“以跨境直贷为例，假设A企业有融资需求，但境内银行因贷款价格、信贷规模等因素无法满足客户要求。”孙璐介绍说，此时，根据全口径跨境融资审慎监管有关文件，允许境内非金融企业直接从境外非居民融入本外币资金，华夏银行为A客户量身设计“跨境直贷+即期结汇远期售汇+资金汇划”综合产品服务方案。同时，华夏银行还可以利用自身广泛的代理行网络，寻找合适的境外合作行，帮助客户进行成本和收益全面规划。
　　“目前，我们所做的跨境直贷业务不仅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而且真正实现了银企双赢。”孙璐进一步解释说，跨境直贷既帮助客户降低了融资成本并且确保不承担汇率风险敞口，又有利于银行实现国际结算量和中间业务收入的增长。
　　谈及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孙璐表示，贸易融资最主要的风险来自于贸易真实性审核。现实中，他们在贸易真实性审核方面发现的问题主要有三类：
　　一是贸易背景虚假，二是贸易单据虚假，三是真实单据被重复利用。
　　“实务中，我们在授信、用信及专业审核等多个环节，严格审核客户资质和交易背景，包括客户主体资格、上下游交易对手情况、商品属性与行业特征、结算周期等要素，确保客户及业务符合贸易融资业务准入条件和外管政策，产品、额度、期限与融资需求相匹配、风险缓释手段充足。”孙璐进一步举例阐释真实性审核的心得体会，比如进出口融资业务中，要核查客户进出口资质、外汇局对客户的分类评价结果、上下游合作历史、交易及货运单据、商品价格国际市场行情、回款周期等；单据审核方面，在关注表面真实性的基础上，要延伸审核视角，结合交易实质来审核单据。鉴于贸易融资业务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存在一定特殊性，华夏银行非常重视产品经理和客户经理的协同与培训，增强客户营销、授信方案制定、风险识别等方面的专业性，为贸易真实性审核提供有效保障。
　　“创新＋科技”谋划贸易金融未来版图
　　孙璐认为，在外贸回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银行转型加快等背景下，贸易金融将迎来加速发展期。
　　为此，华夏银行制定了贸易金融发展的未来规划：
　　以“轻型化”发展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打造结算、融资、财资、离岸等业务板块和专业团队，以“客户开发平台化、客户服务一体化、线下产品线上化、产品收入多元化”为抓手，深化机制建设、加大资源整合、加快结构调整，实现向“本外币、境内外、线上下”一体化贸易金融转型。
　　对于占据贸易金融核心板块的融资业务，将重点打造福费廷、担保、保理（含应收账款池融资）等主力产品体系，并积极探索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新路径。如前所说，贸易融资依托真实贸易背景，具备自偿性、短期性等特征，通常是银行较为优质的资产，是符合ABS（资产支持证券）特征的基础资产。
　　“关于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的路径，我想，一方面是积极研究以应收账款债权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如信用证或保函项下债权、票据收益权、保理融资债权等；另一方面是探索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的增信措施，如与第三方金融机构合作推出CDS（信用违约互换）产品，促进资产证券化的落地。”孙璐表示，通过这样的资产证券化过程，能够合理调整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加强流动性管理，盘活信贷资金和规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技逐渐渗透金融领域的当下，华夏银行在贸易金融与 “金融科技”的融合方面，已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华夏银行对贸易金融产品体系的规划是：以提升客户体验、批量获客为目的，提升产品线上化、场景化、平台化、数字化服务能力，建立线上支付结算、财资管理、融资等产品体系，重点打造跨境电商、外贸综服、支付机构、政府平台等服务平台，以及核心客户、重点产业生态圈综合服务体系。2 018年，华夏银行在贸易金融领域提出要紧跟市场新动向、创新“平台”和“场景”两个营销模式。
　　目前，在平台营销领域，华夏银行已实现了与多家支付机构对接办理本外币跨境支付及结售汇业务，已与外贸综服企业对接在核实贸易背景真实性情况下线上直通办理收结汇业务，正与政府平台对接基于数据三单对碰办理购付汇业务。今后，他们将继续加大与支付平台、外贸综服平台、政府平台等平台类客户的合作营销力度，通过围绕平台的交易金融实现与平台机构的优势互补、相互赋能，共同服务平台客户，优化获客模式和服务模式，快速提升业务规模，促进服务升级。
　　在场景营销领域，依托线上渠道结算+融资+资金产品，深入第三方客户交易流程，形成场景应用。2017年，华夏银行线上渠道新增了部分特色功能，产品线上替代率不断提升。
　　未来，华夏银行将继续走好“创新＋科技”引领的特色贸易金融之路。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贸易金融。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责任编辑：岳权利 HN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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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与对策探究
广西图书馆&
一、广西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落后
阻碍广西发展的落后产业主要集中在进出口贸易以及轻工业、加工贸易等与沿海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产业上。
1.进出口贸易产业通道单一，技术含量低。通过广西口岸进出口的商品，超过40%是由自治区外企业经营。而通过广西口岸出口的小额贸易多数也是由自治区外的企业负责供货。广西出口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2.加工贸易产业欠发达。一是广西加工贸易投资缺乏良好环境、配套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以及金融环境。二是人才资源不足。从近年来广西的人才培养及引进机制来看，未能有针对性地招徕对外贸易人才。三是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机构的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流程琐碎且复杂，国企难以实现全面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目标，而非国有企业因规模桎梏而力不足。四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广西在与国内其他省市的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还需要面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竞争。东盟各国也成为广西承接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有力竞争者。
（二）政策未能充分利用
从广西海关减免税备案的审批情况来看，区内具有优势且前景良好的优质项目寥寥无几，能够进入到《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作为推荐项目的更是凤毛麟角，在这三年里只有8个项目能够被该目录收录，其中却没有动植物中药材生产、少数民族工艺品生产、少数民族特色景点开发等等极具特色优势与政策优势的项目。其次，企业技术开发能力与创新水平都较弱。广西当前仅有9家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通过国家四部委承认，获得了免税政策优惠。再次，能够合乎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产业进口税收政策标准及要求的广西企业，目前仅4家。最后，国家对海洋产业免征一切包括远洋渔业在内的投资总额下自用设备进口关税，但在年三年中，没有任何一家广西企业能够利用这项政策提高自身再生产能力。
（三）物流运输能力偏弱
1.铁路运输存在诸多桎梏。首先，广西铁路运输能力欠佳，且成本过高。隶属于地方铁路局的广西铁路运输价格远高于广东铁路，物资方更愿意从运输能力更强、费用能低廉的广东港口出海，导致在广西防城港、北海港、钦州港以及东兴港进出口的货物大多比较零散，鲜见大宗货物运单。其次，铁路体制机制存在较大阻碍。广西铁路车皮的调度与管理不够灵活，使得作为桂南重要出海通道的黎钦铁路在调度上存在诸多不便，西南地区许多货主望而却步。
2.海路航运劣势明显。是相比大珠三角港口，广西北部湾各个港口的航线少、航班数量少、到达地区更少；从综合运力及成本看，北部湾港竞争力确实不如珠三角地区的港口，差距较大。
3.缺乏大型企业带头。能够面向我国西南中南地区提供高质量物流与配套服务的一体化龙头物流企业处于空白状态，货物出口费用较高，且物流周期长。区内成规模的物流企业往往将资源与资金集中在区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公共交通业务上，对物资出口业务关注度不够。
&二、广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对策
（一）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主要切入点，推动多层次、宽领域、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建设
1.建立健全泛北合作机制。全面实施《中国—东盟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路线图》，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秘书处、项目合作中心等工作机构落地广西。
2.拓展深化“南宁渠道”功能。拓展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服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功能，力争将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投资峰会上升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性主导平台。
3.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合作机制建设。拓展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等平台。拓展“两国双园”合作模式，推进与泰国、印尼、越南等国的合作产业园以及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落实《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行动计划》，搭建“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示范平台”。推进北部湾国际搜救合作，推动建立区域间应对涉外突发事件、领事保护和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机制。
（二）加强海陆互联互通建设
1.港口物流建设。推进大型深水码头、深水航道、货柜港口、内陆陆港（无水港）、后方集疏运通道建设，加密面向东盟国家的国际航线、班轮航线，建设完善与东盟各国港口公共信息共享平台，构建泛北部湾港口群。推进铁路、公路装卸线向港口码头延伸，推进“港站一体化”，实现江海联运。
2.陆路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凭祥—河内、东兴—下龙—海防高等级公路建设，南昆铁路增建二线、贵阳至南宁快速铁路等建设；大力推进兰州—（西安）—重庆—（成都）—贵阳—南宁的中国西部快速铁路通道建设。
3.航空通道建设。加快建设南宁、桂林机场成为面向东盟的航空中转枢纽；陆续新开飞往东盟国家主要城市的航班，形成广西直通东盟各国的航线网络。
（三）构建海边江三路并进的“一区一带一廊”发展格局
“一区”——北部湾经济区。打造北部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全面提升北部湾连接西南中南直通东盟的海上运输能力。
“一带”——珠江—西江经济带。提升黄金水道通航等级和吞吐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壮大主导产业集群。
“一廊”——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推动区域内工业、农业、旅游业、交通、投资贸易以及服务业等产业的深度合作。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构建走廊范围内优势产业群、城镇体系和口岸体系。
（四）推进“一带一区一中心”建设，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合作新高地
1.建设北部湾临港产业带。整合粤桂琼三地资源和力量，加快双边、多边合作园区建设，加强与东盟国家新能源与再生能源、热带农业、北斗卫星导航为主导的信息产业等的合作。
2.建设中国—东盟海上合作试验区。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制药、海水综合利用、海上旅游等产业合作，建设中国—东盟海上渔业走廊、远洋渔业基地、现代海洋产业示范区；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国家共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精品线路。
3.建设中国—东盟信息交流中心。建设面向东盟、服务西南中南的区域性国际通信网络体系和信息服务枢纽；规划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服务产业园及国际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中国智能骨干网”核心节点落地广西。
（五）加快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建设，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开放型经济体系
1.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快推进东兴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加快中越东兴—芒街、凭祥—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动龙邦—茶岭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2.加快建设面向东盟市场的出口加工基地。加快建设农产品加工、机械制造、铝加工、生物工程与制药、电子信息、化工、粮油、船舶、汽车、新材料、造纸、水海产品、精品钢铁、重型机械、能源出口加工基地，大力发展轻纺、五金家电、塑料制品、农产品、木材等产品的出口加工企业。
3.打造东盟资源进口基地。打造面向东盟的原油进口基地。加快建设北部湾港煤炭专用码头和配送中心，建设大型进口煤炭基地。积极建设电子产品进口加工基地以及东盟铁、锰、钛、铜、铝、铅、锌、锡等矿产品和有色金属进口基地。
4.建设一批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商品市场。积极推进一批特色鲜明的商品交易市场向商品展示、交易、仓储、货运、金融结算等一体的大型交易市场转型。加快边贸市场建设。
（六）加快沿边金融综合改革，建立服务“一带一路”的“金融中心”
1.完善金融组织和市场体系。鼓励中国—东盟国家互设金融分支机构。建立银行间人民币与东盟国家货币交易市场，进行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的汇率报价、交易、清算等，推动人民币在东盟的区域化进程。
2.创新人民币跨境业务。允许符合一定资质的企业赴东盟国家发行人民币债券，面向东盟地区发行人民币基金，吸引境外人民币以贷款方式投资试验区内的产业项目。鼓励银行开发境内外联动的人民币融资产品。
3.加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和推广；探索建立试验区与东盟互联互通的征信合作机制与征信标准化合作，共同制定中国与东盟国家征信标准化准则，逐步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征信系统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
（七）进一步增强广西参与“一带一路”的科教文卫支撑能力
首先加强在各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的科技合作。共同促进各方的有关行业的科技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鼓励各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交流活动。
其次，加强教育合作，形成长效交流机制。利用好广西设立的东盟国家留学生奖学金，鼓励更多东盟留学生到广西学习；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联合大学。
第三，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人文合作优势，加强文化体育、影视出版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建设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园区，打造文化精品搭建数字出版基地等文化交流平台。
全球视野下的一带一路风险与挑战
日 16:55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5月上 作者：王卫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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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是我们党在国家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必然会面临全球化的系统性挑战。这些风险挑战，总起来看可谓“一大一小”。“一大”指的是来自美、俄、日、印等大国的全球性风险挑战。“一小”指的是来自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地区性风险挑战。为规避风险，应对挑战，须全面开展沿线局势风险评估，加大战略预置；处理好与多元力量的竞合关系，形成于我有利的战略态势；建立包容性风险规避机制，以双多边合作方式保护海外利益；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推动我军事力量以和平姿态“走出去”。
　　【关键词】一带一路 地缘政治 区域战略 亚太再平衡 “大周边”外交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是我们党在国家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球战略，预示着中国从全球化追随者向全球化倡导者、从国际规则遵循者向国际规则制定者的根本转变。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必须着眼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全面审视重大利弊因素，最大限度抢抓机遇、规避风险，以可持续安全环境确保国家利益可持续拓展。
　　“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定位
　　“一带一路”战略是涉及亚欧非65个国家（含中国）、44亿人口，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战略，是中国人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的交汇桥梁。准确把握其战略定位，应超越认知局限，确立三种视角。
　　一是超越狭隘的“局域”思维，确立“举国战略”的视角。从历史基因与现实基础的结合上，“一带一路”战略强调充分发挥国内各地比较优势和窗口门户作用，致力于打造新疆、福建两个“核心区”，加强“沿边—腹地—沿海”东、中、西互动合作，统筹西北、东北、西南、沿海和港澳台、内陆地区四大区域开发。它是一个覆盖全国、因地制宜、同心协力、共襄盛举的举国一体战略。它虽然具体明确了18个省市区、25个节点枢纽的功能定位，但并非仅为局部地区提出的战略，而是一个立足于区位优势、统合于全局目标的“全政府一盘棋”战略。从基础设施联通角度讲，它是前沿沿边省份的战略；从经贸投资合作角度讲，它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战略；从政策民心互通角度讲，它则是内陆各地的战略。因此，它不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或其他区域发展战略的升级拓展或简单聚合，而是党在新形势下作出的全新部署和全局安排，是一个由国家主导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参与的宏大构想。
　　二是超越简单的“点线”思维，确立“地区战略”的视角。“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于中国，中转于中亚和中南半岛有关国家，延伸至中东和俄罗斯，落脚于欧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由海上通道，联结中国、东南亚、南亚、中东、印度洋、南太平洋乃至欧洲。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它横贯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重点涉及三条陆上线路、两条海上线路、六条经济走廊，经过中蒙俄、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欧洲、非洲七个区域或次区域，以及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北印度洋、地中海和东大西洋五大水域。实际上，它是中国提出的一个陆海并进、依托亚洲、辐射周边、影响全球的泛亚地区战略。“一带一路”虽以“带”、“路”冠名，以沿线中心城市和重点港口为节点支撑，但究其实质，却是一个以“古丝绸之路”为文化符号、以“丝绸之路精神”为价值诉求，以高度灵活、富有弹性的双多边合作机制为平台载体的开放式国际区域合作网络。因此，它不是一个点线状或条带状的固定空间范畴，而是中华民族和沿线各国共有的一种精神符号象征，是一个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不断发散延伸、逐步深化拓展的区域合作进程。
　　三是超越单纯的经济、文化维度，确立“长期综合战略”的视角。“一带一路”战略以政策协调为基础、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以人文交流为支撑，致力于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讲，它具有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安全的双重属性，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蕴藏中国智慧、高屋建瓴、内涵深刻的长期综合战略，具有对外统领性质和深远历史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着眼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调整，主动设计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加快推进欧亚一体化，打造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平台。它以稳固周边、布局全球为根本着眼点，以打造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为重要动力，以中亚、东南亚地区为战略枢纽，以深化战略互信、扩大互利共赢为重要依托，以构建新型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纽带为主要抓手，以构建区域安全新架构、地缘政治新格局为政治追求。因此，理解“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站在政治高度、大战略高度，全面看待其对于我国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意义。说到底，它既是我国对内谋求经济转型升级，对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获取战略资源保障的主要抓手，也是我国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扩大影响力的关键平台。此外，欧亚大陆历来是全球战略枢纽。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战略的目力所及，已非实现“两个一百年”国家战略目标所能局限，实际上它已对整个21世纪的中国全球战略做出了历史性的安排。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安全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版的全球化战略，必然会面临全球化的系统性挑战。我国在国防安全、边境防控，以及灾害防范等方面将会面临各种风险。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全局性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是大国战略博弈的敏感区域。大国的战略判断及其政策立场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方面，中国发展“一带一路”不仅将对美“新丝绸之路”及“北南走廊”计划形成严重干扰和直接冲击，而且中国创设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和1000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凸显了美计划的空洞无力和投入不足，并对其主导的国际金融和投资贸易体系构成现实挑战。如果欧洲转向融入亚洲，美全球战略设计将被迫彻底改变，美霸权衰落进程将加速演进，难以逆转。为挽回霸权颓势，未来美国可能在双边层面进一步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技术合作成分，加大对亚洲贫困国家扶持力度及与我国竞争力度；在地区层面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抓手，推动美国版亚太经济融合，阻滞欧亚大陆深度合作；从全球层面着眼重建合法性，改革国际金融和贸易管理机构，努力维系在世界经济治理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同时，美还将在我国周边策动新一轮“颜色革命”，并煽动各种势力设置障碍；继续挑动和利用南海争端，加深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战略疑虑，离间我国与东盟整体关系，在我国海上施加更多压力，弱化我国抑制海上争端升级、降低海上通道风险的努力；发动一场抹黑我国战略意图、唱衰我国战略实施前景、放大我国枝节问题的舆论战，破坏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安全协调。
　　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战略保持戒心，担心它会影响欧亚经济联盟，干扰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经济一体化，抢占横贯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陆桥的商机。乌克兰危机以来，俄对华战略倚重增强，对“一带一路”战略总体持理解、配合立场，但仍担心因参与“一带一路”，形成对华战略依赖，冲击其主导的“欧亚联盟”战略，削弱其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以及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同时，俄虽为“欧亚双头鹰”，但从根子讲更倾向西方，目前转向东方并非理所当然，而是不得不然。尽管从目前形势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俄“不盟之盟”仍有相当宽广的合作空间，但未来如果美欧要与俄搞战略缓和，俄也绝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机会，届时俄对华战略需求降低，不排除大幅调整对“一带一路”基本政策立场的可能。
　　印度是直接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实施的关键国家，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重要侧翼。印度出于中印边界领土争端等现实障碍，以及维护和强化其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等地缘战略考虑，对“一带一路”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立场和矛盾纠结心态。为了建立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印度推出了“香料之路”计划、“季节：跨印度洋海上航路和文化景观”计划，强调印度是“印度洋地区秩序的组织者”。2015年1月，印度对斯里兰卡总统大选进行干涉，成功阻止有利于中国“一带一路”的“亲华”领导人上台，致使中国交建承建的、在科伦坡的15亿美元港口扩建计划受阻。未来印也可能对其他南亚—印度洋国家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警示并加以干涉，扶持亲印势力上台并推翻与我国达成的协议。
　　日本将遏制中国作为谋求重新崛起的着力点，将不可避免地实施干扰性、破坏性竞争遏制行动。日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进一步削弱其亚太影响力，并与其中亚“丝绸之路外交”存在利益冲突。未来可能伺机介入南海争端，拉拢东盟国家反华遏华，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形成牵制干扰；利用经济援助、项目合作等方式，拉紧与沿线相关国家关系，与我国展开针锋相对的经济竞争，降低我国对相关国家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中亚地区，可能会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和项目投入规模，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行牵制，降低我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
　　地区国家政局动荡蕴藏的潜在风险。“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地区许多国家是所谓“转型国家”，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民主改造”探索期和社会局势动荡期。一些国家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移植西方民主“水土不服”、旧体制惯性强大等问题突出，政权更替频繁化、政局动荡常态化将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成系统性风险。中亚、中东、南亚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定因素持续积累。2016年，中亚国家将展开新一轮大选，会导致一些国家政权更替和政局动荡，“一带一路”战略面临被搁置的风险；一些国家政治精英因权力内斗而无暇顾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将严重制约我国与中亚经贸合作的深入推进。中东地区结构性力量失衡加剧，阿盟分裂趋势扩大，各国党派纷争不断，国家政治建设蕴含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印度对地区局势的强大影响力，使我国在南亚建立稳定的战略立足点面临诸多困难。南亚中小国家视“一带一路”战略为发展机遇，但其国内政局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使我国成为其国内政治纠纷的牺牲品。东南亚国家政治转型进程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受其国内政局、党派政治纷争干扰加大。部分国家党派势力为争取选票，往往以顺应“民意”为由，将我国的投资项目作为利益交换筹码，进行阻挠干扰。一些国家为转嫁国内政治矛盾，也可能单方面宣布搁置在建项目。如泰国政局动荡，导致中泰“高铁”计划流产；缅甸国内政局不稳，加上美国特工煽动破坏，导致中缅密松大坝工程和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被叫停。
　　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造成的常态化威胁。“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经过多个地缘政治破碎带，历史问题复杂、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武装冲突频发。2012年全球爆发38起武装冲突，2013年发生较大影响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33起，2014年全球范围内的武装冲突超过10起。冲突主要爆发区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多有重合，其中又尤以西亚和北非地区为主。仅2013年，在巴勒斯坦、缅甸、阿富汗和肯尼亚，就有不少中国公民因暴力冲突而丧生。地区武装冲突的爆发，可能全面打乱“一带一路”进程，并威胁我投资项目和人员安全。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大多是恐怖主义多发区。南亚恐怖主义问题与种族、民族、宗教和领土争端等问题相互混杂、交织联动。据印度方面统计，目前在印活动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大约有176个，巴基斯坦大约有52个极端组织。从中亚到地中海、从高加索到萨赫勒地区的广袤大地，已沦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庇护所。这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不可小视。
　　涉我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的掣肘与阻碍。涉我领土主权和海上争端问题十分复杂，也将深刻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南海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加重了东盟国家“两面下注”心态，阻滞“一带一路”在东盟落地生根。越、菲等声索国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手段，鼓吹“中国威胁论”，极力将共同应对南海问题标榜为保持东盟内部团结的“旗帜”，强力推动东盟集体介入，阻滞“一带一路”在东盟落地生根，避免东盟对华经济依赖进一步上升。中印边界争端是印对华战略疑虑的重大因素，印度或明或暗设置障碍实施牵制的可能始终存在。印度与美国联合发表《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望》，强调所谓南海航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扩大海洋安保合作，突出牵制中国的政策导向。利用对孟加拉国的影响力，强行涉足索纳迪亚深水港80亿美元项目建设投标，挤走中国竞标公司，并可能继续对我国在南亚投资进行干扰。中日钓鱼岛之争僵局难解，日将钓鱼岛之争视为维护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核心标志。钓鱼岛争端严重激化，可能使我国东海、南海以及中印边境等争端形成连锁反应，“一带一路”所依托的稳定发展环境将受到冲击。
　　境外反华势力与当地非法组织的干扰破坏。多年来，境外“东突”“藏独”“民运”“法轮功”邪教组织等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地袭扰破坏我国海外利益。2000年以来，“东突”分裂势力曾组织袭击吉尔吉斯斯坦开往新疆喀什的长途客车，袭扰我国驻美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使领馆。2013年，“东突”“藏独”“蒙独”和“民运”组织，在日内瓦成立“四方合作领导小组”，并拉拢“台独”势力，勾结日本右翼分子，组织策划反华游行示威，煽动攻击我国政府。另外，一些国家经济萧条，政府控制力衰退，各种非法组织泛滥，犯罪活动猖獗，将对我国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海外投资、经商、旅游、留学、劳务和海上运输等活动构成严重威胁，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2011年，缅甸糯康贩毒集团策划实施的“湄公河惨案”，致使13名中国籍船员被枪杀；2014年4月至8月，发生5起劫持事件，9人遭绑架，其中1人被枪杀。有关资料介绍，2008年1月至11月，中国通过索马里航线的1265艘船只，约20%的船只遭海盗袭击；2012年，香港地区有13艘船舶遭海盗袭击。以索马里海盗为代表的国际犯罪活动的增多，对我国海上战略通道和商品集散港口构成现实威胁。此外，武器流失与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也会影响我西部稳定；推进“一带一路”带来的“大通关”“大口岸”“大物流”形势，也会给我出入境检验检疫、质量安全等诸多公共安全问题，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大国军事存在构成的常态化威胁。“一带一路”战略途经世界主要地缘政治关节点，美国、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和地区军事强国都在这些地方排兵布阵，大国密集的军事存在始终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是一种战略性、常态化威慑。美依托东北亚的美日、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以及美军关岛、夏威夷基地群，构筑“印太两洋对接”的兵力布局。目前，美已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兵力约15万，计划2020年前将海军60%的水面舰艇、空军60%海外作战力量部署至亚太，重点增加东南亚、南太平洋军力预置。目前，美军在日本有军事基地109处，在韩国有85处，在新加坡有樟宜军事基地，还企图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寻租越南金兰湾，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建立小型军事基地。增加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海军基地人员数量，计划在科斯群岛打造无人机训练基地，在布里斯班和珀斯海军基地进行军事部署。美国还在中东多国设有军事基地，军事力量可以覆盖整个中东和北印度洋地区，并对中东相关国家军队中高级军官具有较强影响力。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呈现军事力量一家独大局面。俄在中亚的军事力量与其在阿布哈兹、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和南奥塞梯的军事基地相互呼应，成为其控制影响独联体国家的重要支撑。印度军事力量在南亚地区具有绝对优势。计划在年建成一支包括3艘常规航母在内、共计145艘远洋舰组成的现代化海军，可长期影响和控制印度洋海上战略通道。我国在海外尚无“车马店”和“拳头”军事力量的现实仍将长期存在，一旦我国与其他大国发生严重摩擦或争议争端激化，可能引发相关国家将军事手段作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打击我海外利益，阻断“一带一路”战略的进程。
　　内外因素复杂互动带来的经贸投资运营风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采取“经济＋安全”的双轮驱动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因国内外、诸领域因素交织互动、相互激荡产生的风险挑战，也将对有效维护和促进我国国家利益带来较大的压力。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受外部投资环境和企业自身因素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遭遇挫折的案例时有发生、风险明显加大。同时，受一些地方、部门急功近利心态影响，中国企业在大举“走出去”的同时，各自之间也存在不少一哄而上、恶性竞争的现象。从海外投资环境看，投资与市场机会不利，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有明显的“后发劣势”，只能到投资环境差、风险高的国家和行业去寻找机会。从企业自身因素看，因我国海外投资起步较晚，企业不熟悉国际市场、缺乏海外投资经验，以及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低、风险评估能力弱等问题比较突出。从国内协调机制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困难众多，但反映最多的还是协调难。在“走出去”过程中，时常出现信息不对称、资源碎片化、工作不连续、落实不到位甚至打乱仗等问题，既不利于力量整合统筹，也易造成资源重复浪费。
　　这些风险挑战，总起来看，无非是“一大一小”。“一大”指的是来自美、俄、日、印等大国的全球性风险挑战。其中，美国把东南亚、俄罗斯把中亚、印度把南亚看作本国传统势力范围，日本把中国作为宿敌。总的看，各大国对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上高度警觉，行动上严密盯防，个个都有举措。“一小”指的是来自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地区性风险挑战。这些风险挑战虽处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但均具有新旧交织、多元复合的特点，可能成为长期困扰、牵制和消耗中国的“战略溃疡”。如果战略处置失当，各类风险累积共振、相互激荡，将引发联动反应，形成“安全海啸”，给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带来全局性挑战。
　　“一带一路”的总体构想及风险应对
　　威胁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见威胁。“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从“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跃升为“综合性的全球大国”的一种尝试、一种路径，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全国上下一定要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精心设计，扎实推进，分步骤实施。总体设想如下：
　　第一阶段，年，以10年为期，相当于“建党一百年”这一时间节点。目标是着眼夯实根基、打开局面，争取沿线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对“一带一路”的战略理解和支持；相关机制平台、法律政策进一步完善；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阶段，2023年至2050年，以28年为期，相当于从建党百年到建国百年的时间跨度，同时契合我国“建国一百年”的时间节点。目标是中国经济转型取得重大突破；开放性经济新体制基本建成；战略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基本成型；海上战略支点、海外军事保障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阶段，2051年至2100年，以50年为期，时值建党180周年。目标是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通行货币；人民解放军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全域性战略力量；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全面巩固。
　　习近平主席指出：“万事开头难，起跑决定后程。”“一带一路”虽然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好事，但毕竟是在沿线国家的家里通过，在人家地里种菜，在人家家里干事，在相关大国的后院里穿行，必然会面临许多风险挑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今后两三年至关重要。必须树立起长期经营、战略经营的理念，不能盲目乐观、操之过急、一哄而上。在起步阶段，把可能的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相关准备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是将构想渐次付诸实施、顺利变为现实的关键一环。
　　全面开展沿线局势风险评估，加大战略预置，避免不必要损失。未来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成威胁的既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还有其他世界或地区性大国和强国；既有传统威胁，也有非传统威胁。在威胁方式上，既有地区性冲突，也有相关国家的内战和骚乱。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积聚，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境外安全问题诱因复杂、不确定因素很多，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族矛盾激化、宗教冲突、战火战乱、经济纠纷、利益冲突、种族歧视、排华反华及特大事故、灾害等，都可能使“一带一路”战略受到影响。因此，必须正确评估不同地区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因素，细化对一些地区未来局势的风险评估。但是，当前国内对“一带一路”高唱赞歌的多，风险评估的少，算计盈利的多，估算损失的少。各地30多个城市竞相宣布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希望争政策、抓资源、抢先机，对此要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对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的“一把手”加强培训，树立风险意识，长期经营、深耕细作，严防盲目乐观、操之过急、一哄而上。
　　首先，建立统一的科学论证机构。由中央牵头，组织与利益拓展密切相关的政府机构、军队、企业集团和学术研究机构，对未来可能的安全保障需求进行全面研究和科学论证，确立中国战略利益拓展安全保障措施的基本框架。
　　其次，整合全国情报资源。集中全国情报力量，加强对中亚、南亚、中东、东南亚及相关重点国家局势走向的战略评估，评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可能影响，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能变数，通过多做一些“不可行性论证”，为政府高层决策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规避风险，保护国家战略利益提供战略战术情报。
　　第三，加大对海外投资目标国家风险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企业设立独立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部门，加大对研究机构和高校在风险识别评估方面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快海外投资风险分析师队伍建设，学习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经验，提高中国企业处理与当地政府、社团和居民之间关系的能力和技巧；构建境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预警和管理体系，全面和量化评估中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为国内企业降低海外投资风险，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提供参考。做实每个小题目，写好这篇大文章。
　　加强沟通协调和顶层设计，扎实做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准备。“一带一路”是百年复兴大计，必须矢志不移，一张蓝图干到底。同时，也应注意谋势布局，力争从各个方面，做到计出万全、有备无患。
　　一是统筹协调、精心布局，实现从大政方针到行动方略的深化拓展。围绕每个项目合作提出具体方案，同时统筹考虑经济效益、沿途安全、地缘政治等限制因素，围绕风险管控和环境塑造拿出可行办法，逐步构建起互联互通的“软性基础设施”，为“一带一路”建设构筑更加坚实可靠的战略托底，以免事有反复、陷入被动。
　　二是增信释疑、聚同化异，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沟通、强化利益协调。充分利用外界渴望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心理，以灵活方式、创新思维和实际行动，努力减少竞争负作用、积聚合作正能量。注意纠正既不了解对方、也不愿意了解对方的问题，大大加强对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宗教和现实情势的学习研究，寻求“摸着石头过河”与“投石问路、架桥过河”的有效对接。
　　三是小步快跑、行稳致远，保持合理的目标预期与推进节奏。清醒把握对方认同程度及自身能力限度的“两个限度”，切忌在目标设定上过高过急，以免战线过长、失速脱轨。在实施步骤上，应先易后难，由近及远，不宜盲目铺摊设点。在推进速度上，应顺势而为，造势而行。一方面，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韧性，戒除我们建政以来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急”；另一方面，也要见缝插针，抢抓机遇，不失时机地推动局面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迅速发展，力求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通达。
　　处理好与多元力量的竞合关系，形成于我有利的战略态势。对俄、印等地区大国，应力避触动其战略敏感神经，适度满足其合理利益诉求，努力提高双边经济依存度、战略兼容度和行动协调度，并注意以机制化安排及时锁定相关合作成果，着力形成一种合作只能前进、不能倒退的局面，确保我国在陆海两路的第一站不遭遇挫折。对美、日等域外大国，坚持不排斥、不曲求，不在大国的神经中枢上争高低，必要时可视情在资金、技术、经验等方面，与其开展一些选择性合作，以减轻其战略猜疑，稀释其对抗动机。化解美“亚太再平衡”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力争把“美国的亚太”转化为“中国的周边”。同时，注重外围取势、借力制美，推动与拉美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在美“后院”打楔子、安钉子。利用好美俄矛盾、美欧矛盾，以及“西线”的中亚、南亚问题等可利用的因素，牵制美国在我国东线搅局添乱，耗散美战略实力、减轻我们战略压力。协调与欧洲的关系，在欧洲关切的中亚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项目开展合作，妥善处理与欧洲之间的重大经贸摩擦和金融矛盾，避免中欧之间在此领域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危机事件。
　　积极推动“大周边”外交，营造我国安全与发展的有利环境。“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基本上与我国的大周边地区吻合。通过深化经贸关系，加强对朝鲜、蒙古、巴基斯坦、缅甸、越南、中亚和东盟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打消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和担忧，塑造稳定、和平、友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强化周边战略依托。加大宣传中国永远不称霸、“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提升国际话语权，破解“中国威胁论”，增进相关国家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认知，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夯实“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加强与相关国家新闻媒体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支持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文艺表演、影视剧、媒体等文化“走出去”工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改善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舆论生态。加大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教育。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NGO）、行业协会、智库等民间力量的作用，为“一带一路”战略在相关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一个高效的机制性纽带。警惕美国等国家在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及中亚5国策动“颜色革命”，干扰“一带一路”战略进程。重视发挥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作用，调动其共同防范和应对中亚地区“颜色革命”的积极性。
　　建立包容性风险规避机制，以双多边合作方式保护海外利益。这既包括利用现行国际法、国际规则及机制，也包括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和改革现行国际规则。积极利用现有国际机制，维护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能源供应和海外市场拓展。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地区性多边或双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完善和构建，如WTO、G7、APEC、IMF、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10
1）等，充分运用参与各种首脑峰会、高层论坛等机会向国际社会明确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利用国际规则制定、议程设置和程序安排保障中国权益，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为国家发展和安全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利用一些全球性多边组织保护自身海外利益，比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77国集团”等。杜绝构建排他性的安全、经济机制，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与亚投行建设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占据道义优势。深化与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欧盟、伊朗、沙特、土耳其、阿富汗等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在政治、安全、经贸、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人员往来等多领域展开战略合作，确保实现国家利益。
　　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推动我军事力量以和平姿态“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国家安全战略、对外统领战略。军事力量必须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提供服务保障，建立自己的“车马店”，为我海外利益安全提供战略支撑。
　　首先，应紧密配合国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法律斗争，科学设计和确定军事力量走出去的时机、方式、规模和范围，塑造有利战略态势和部署格局。抓住地区经贸投资规则重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重塑的战略机遇，以新生安全需求为牵引，以安全规则重组整合、安全事务有限介入、安全态势引导塑造等为重点，明确我国军事力量是“地区和平保证者”而非“地区安全提供者”地位。
　　其次，应立足周边安全合作平台，打造军事力量走出去的主通道。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的物理性连接，进一步拓宽、延伸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通过与重点国家的谈判协商、签定协议等方式，部署必要的军事力量和装备器材等，建立陆上机动作战的前沿部署基地和海上补给保障基地，执行危机反应与突发事件处置等应急任务。在相关经济合作机制框架内，以国家和地方为主体，由海外中资机构运作，由我国企业出面与相关国家签订长期、短期或临时租赁协议，借用或租用他国机场，预留军事需求接口，确保未来需要时能以合适身份接管，直接为我军所用。基于集体安全机制，采取顺、派、联的策略，推动军事力量“走出去”。在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按照联合国、东道国或行动主导国的统一协调，积极与国外军事和民事力量开展运输、医疗、维修等多领域的相互支援。
再次，应坚持陆海统筹、陆海并进，将军事力量运用向海上前移、向海外前移。一方面，应按照“四海一体、两洋统筹、控近慑远、通畅和谐”的目标思路，加大我执法维权行动力度、海空兵力存在密度、慑阻遏控强度，确保我国海上力量无事站得稳、有事控得住。另一方面，以非战争军事行动为主导，从非敏感安全领域来入手，按照循序渐进、择机突破的方式，推动我国海外军力运用模式从局限于境内及边境、领海，向立足本土、辐射周边的方向发展。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Global Perspective:
Risks and Challenges
　　 Wang Weixing
　　Abstract: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a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CPC when China is at a crucial stage
developing from a large country to a world power. It is als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strategy, thus it will
unavoidably meet systemic challenge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These
risks and challenges include major and minor ones. The major ones
refer to the global risks and challenges caused by America, Russia,
Japan, India and other large countries, while the minor ones refer
to regional risks and challenges coming from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and non-state actors. To avoid risks and deal with
challenges, China shall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nations along the "Belt", and increase
st strike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various countries, forming a strategic
environment beneficial to C build an inclusive risk avoidance
mechanism, and protect China's overseas interests through bilateral
and mult and take the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world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s.
　　Keywords: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geopolitics,
regional strategy, 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great peripheral"
　　王卫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少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国战略、台湾问题。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精要》、《中共50年对台政策回顾》（论文）等。
“一带一路”要应对三大挑战
　　“一带一路”构想着眼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它是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大战略，因此，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区域和全球的视野来审视，从长远的发展来规划。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需要，也是加强与外部世界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需要。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践行和平发展的承诺，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调整与发展创建新机制，也就是说做增量贡献。
　　“一带一路”是大战略
　　看看地图就会明白，中国为什么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地缘连接的亚洲大陆，延伸到欧洲大陆，沿陆海洋地带与亚洲、非洲连接，同时，也经过南海与南太平洋地区连接。让通往这些地区的陆路、海路畅通，推动这些地区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延伸与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是整体大战略，两个框架相辅相成，但也同时各有侧重。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我国打开通向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陆上通道的大门，与沿线国家一起创建新的发展动力，有助于实现我国东西南北开放发展的均衡格局。中国的对外开放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以推动沿海地区的开放发展为重点。通过开放引进，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实现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尽管后来我国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但是，沿海和内陆的开放发展环境差别还是很大，格局很不平衡，内陆，特别是西部的开放仍然受到制约。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吸引资源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通过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同规划与建设，拓展新的开放发展空间。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深化我国沿海开放，建设海路连接地区合作发展的新战略。如今，海路是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通道，大部分的货物进出口，以及资源、能源进口主要通过海路。因此，保证海上航道畅通与安全对我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中国推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之所以被冠以“21世纪”，就是要区别于以往的以追求霸权为宗旨的海权论，构建开放与共享的海洋新秩序，突出发展、合作与共赢，把海上通道建设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认识，“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上升大国坚持走开放、发展、合作与共赢道路的体现。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居全球第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中国必须向世界回答如何践行和平发展承诺的问题。中国提出不走传统大国的崛起之路，不争霸，不称霸，坚持和平发展，但许多国家可能不相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就是要通过多种手段平衡中国的。中国借用丝绸之路这个词，意在表明要弘扬古丝绸之路那种“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路精神。
　　“一带一路”需要共建
　　对外部世界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倡议，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也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这个倡议由中国提出，但需要大家共同协商，共同设计，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建设“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是重点，实现互联互通是关键，
创建产业园区，构建产业链是亮点；同时，“一带一路”建设远不止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和安全，打造的是全面和深度融合，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建设起步于现在，但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进程。在共商、共谋、共建的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会逐步发展起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新关系。由于“一带一路”建设会为当地发展创造条件，惠及当地民众，这样，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关系会得到深入发展，从而使得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得到深化。
　　建设“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发展中国家缺少资金，形成发展的瓶颈。因此，中国大力推动新的融资机构的建立，一是在双边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基金，中国提供资本金，比如丝路基金；二是推动建立合作型融资机构，比如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建立金砖银行，建立专门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亚投行)。亚投行得到“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支持，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一起筹备。亚投行既是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也是在新形势下融资机构的创新。成立亚投行，尽管美日反对，横加阻挠，还是进展顺利，这映了大势所趋，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得人心。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是我国周边地区。周边地区不发达，周边形势就不稳，我国与各国的关系也难处，我国自己的边疆地区也发达不起来。我们与周边国家相邻而居，习近平主席提出发展周边关系的“亲诚惠容”新理念，“一带一路”是很好的实践。周边是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区，要通过合作让周边国家发展起来，只有这样，才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
　　就国内而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西部和沿海省份的事，全国各地都是直接的参与者，因为是举国战略，构建的基础设施网络贯通东西南北，开拓的市场面向所有的企业。因此，要积极进取，主动参与，寻求机遇，发挥比较优势。
　　有挑战，也有风险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大战略，对相关国家则是一项大倡议，具体建设涉及到沿途各个国家。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各方理解，得到各方的支持，形成真正的共识，进行认真的投入。同时，这样的大工程，需要时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宣传和推广上不可操之过急，在项目建设上不可急功近利。让“一带一路”建设进程顺利，取得预期成效，还是有很多挑战，也有不少风险。
　　第一个挑战是减少与消除对中国倡议的疑虑。“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中国的意图很清楚，就是实现合作发展，共同受益，但是，有些国家不这样看，有些人甚至把它作为中国的扩张主义战略看待。有些国家即便口头表示支持，实际参与上也是非常谨慎，甚至采取平衡的策略。因此，中国在继续做工作的同时，重要的是做好一些示范工程，让大家看到好处。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规避和化解争端与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些政局不太稳定，有些地方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严重。一方面要加强对沿线国家的政治深入了解，做深入的政治工作，对政局变动有预测、有对策，避免因政局变动而使建设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当地的安全合作，共建反恐、反极端势力的合作机制，对大通道、大项目的安全要有常设的安全保卫机制，信息收集和通报机制。
　　第三个挑战是算经济账，减少投资风险和损失。“一带一路”是大工程，长期计划，建设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见大成效，要有长期的打算。大项目，比如，基础设施网建设，需要大投资，中国的投入多，这一方面要算大账，即战略账、发展账；同时也要算小账，即算投资回收、投资效益等，特别是企业参与，还是要精打细算的。
当然，既然是大战略，就要坚持做下去，挑战也好，风险也好，都只能去面对，去化解，要知难而进，不能遇难而退。中国的倡议，大家的事情，还要做细致的工作，“有事好商量”。“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的建设，金砖银行的建设等开局都不错，良好的开局为今后取得好的发展提供了好的基础，对此，我们还是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张蕴岭)
“一带一路”是中国制造应对挑战的很好选择
发表于： 作者：admin 来源：机床商务网 点击量：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8%，比上月微升0.1个百分点。
9月份PMI指数小幅提高，显示之前出台的稳增长相关政策效果开始显现，或将预示中国经济下行态势趋缓，趋稳苗头初露。笔者以为，中国经济在9月出现的增长回稳势头还是相对式微，PMI指数仍运行在荣枯线下方；新订单指数虽比上月有所回升，并达到50.2%，可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表现远不如大型企业，新订单指数还是低于50%，这说明中小企业的日子还是不好过，稳固经济的基础依旧薄弱。此外，积压订单、产成品库存、采购量、原材料库存、生产活动预期指数等几个重要的分项指数，表现也是不如人意。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基石。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对许多机遇，也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世界经济低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外贸马车前行的速度，尤其是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的持续下行态势，给我国变相输入“通缩”，这也是PMI指数多月以来持续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经济新常态下“三期叠加”效应正不断显露，加上结构调整任务很重，内需动能有待进一步激发。
奋斗才能赢得未来！今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保持7%左右的增速十分不易，要在新的起点上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任务更加艰巨”。在致辞中，李克强总理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他谈到了创新宏观调控方式，谈到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更谈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汇众智、聚众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积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即将展开的“十三五”的布局之年。为中国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需要勇于推进改革开放，克除各种体制机制弊端，构建好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体现公平正义的市场经济环境。笔者以为，现阶段我们亟需从三个方面，来提振中国制造，以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
一、创新驱动工业转型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中国制造业要把创新当做企业永恒的主题。我们知道，技术创新是中国制造的立足之本，也是一个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企业面对来自生产经营、市场份额、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挑战，发展的活力与后劲就在于技术。过去，贪大求多是企业发展怪圈，但假如不跟紧当前智能制造、品牌培育、质量提升等核心发展态势，企业终究会落伍、掉队的。
机器换人，有助提升企业自动化装备水平；而“两化”融合，才能更好地由“制造”向“智造”转变。落实“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必须加快工业制造模式向服务化、智能化转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产业的转型，还将带动我们整个社会转型、城市转型、教育与文化发展的转型。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助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能量。
二、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中国制造。
“互联网＋”、“自贸区”、“一带一路”等战略布局，无疑为中国产业发展带来全新机遇，但假如不能开辟金融创新之路、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任务，中国制造与金融发展就无法进行互动融通，金融必然成为滞碍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梗阻。
三、“一带一路”机遇是中国制造应对挑战的很好选择。
“一带一路”战略，顺应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趋势，是唱响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最强音”。企业应该关注这个战略的外溢效应带来的机遇，来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对外竞争势能。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双向投资机会，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更还有跨境电商、开拓全球产业转移新路径的机会等等。
“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
日 09:05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2期 作者：刘海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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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的战略构想。
　　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战略纳入全年的重点工作。“一带一路”对中国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深刻探讨实施该战略所面临的安全合作现状与挑战，对于确保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利益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一带一路”区域的安全合作现状
　　早在2012年十八大召开时，我国就提出了“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思路，要求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推动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抓紧制定战略规划”、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就范围而言，“一带一路”涵盖亚、欧、非三大洲。根据由近及远的原则，横穿整个亚欧大陆的“一带”，在空间范围上可分为核心区、扩展区、辐射区三个层次；①而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的“一路”，具体分为三段：东南亚航线、南亚及波斯湾航线、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①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地区安全合作呈现出多层次合作格局：既有双边合作，也有多边合作，更有跨地区合作，“一带一路”区域也不例外。本文论述的安全合作现状仅限于多边、跨地区合作所形成的各种安全机制(组织)。
　　1.1“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的安全合作成果
　　(1)核心区(中亚)
　　2001年，为解决区域边界争端及加强边境军事信任而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以反恐为中心，兼顾打击毒品武器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多元一体的安全合作体制。近年来，该组织在经贸、人文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通过区域合作增强了地区整体竞争力。此外，1992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②签署的《集体安全条约》是中亚地区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安全合作机制。但随着21世纪美国影响力拓展到中亚地区，这一机制日益呈现利益导向的安全合作方式。
　　(2)扩展区
　　扩展区主要包括南亚以及东欧③两个次区域。南亚各国在冷战后逐渐放弃了独自寻求安全的模式，④走上了以区域主义为主的合作安全道路，通过各国友好交流，初步形成了和平、互信的地区安全环境。2008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ＲC)第15届首脑会议重点讨论了粮食安全、能源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并提出了应对措施，推动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发展。
　　东欧地区的安全合作是基于独联体安全系统围绕着与俄罗斯的关系展开的，没有呈现复杂的网络化互动模式，其中白俄罗斯与亚美尼亚对俄形成较强的安全依赖，通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俄构建了排他性的军事政治同盟。而乌克兰、摩尔多瓦与俄罗斯的区域安全战略存在较大分歧，所以“去俄罗斯”倾向比较强烈，没有加入集体安全体系，成立了“古阿姆”⑤组织。
　　(3)辐射区(欧洲)
　　由于欧洲安全行为体与安全威胁、安全环境长期的历史互动，形成了欧洲安全合作的三大区域性组织：北约(NATO)———针对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其在1991年、1999年和2010年先后提出了新的战略概念，在干预、解决和参与欧洲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EU)———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初步建立安全与防务能力，其在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其意在阻止和解决冲突，恢复因战争造成的破坏。
　　1.2“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安全合作成果
　　(1)东南亚航线
　　冷战后，在东南亚安全形势剧变，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具体周边安全问题逐渐凸显的背景下，东盟为弥补各国自身力量相对弱小的不足，力图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以东盟为主导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的东南亚安全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AＲ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以提升自己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进入21世纪，东盟积极巩固和扩展安全合作，打造安全共同体，加强在反恐、打击毒品等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同时推动建立了国防部长会议机制，以弥补东盟地区论坛在构建地区安全秩序方面行动能力不足的缺陷。此外，区外西方大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力求成为该地区安全合作主导者，这是该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特点。
　　(2)南亚及波斯湾航线
　　关于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前文已述及，这里不再赘述。中东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合作主要围绕海湾六国①安全共同体展开。海湾六国自海合会(GCC)成立以来，就优先考虑军事安排与防御合作问题。20世纪末，它们一方面在海湾危机与战争期间寻求与西方结盟实现自保，另一方面在战后继续加强安全合作，弥补不足。进入21世纪，海湾六国安全认同感不断增强，在常规安全合作的同时，面对伊拉克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复杂地区局势的压力，加强了沟通与协作，已经能够发挥一定的地区维稳作用。
　　(3)印度洋西岸航线
　　这一区域的安全合作主要聚焦于非洲东海岸的海盗问题。海盗威胁的地域从红海、亚丁湾向南延伸至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与马达加斯加及莫桑比克，特别是亚丁湾，世界最繁忙的水域之一，每年至少有2万艘船舶运载着12%的世界石油。②
　　为应对海盗威胁，印度洋西岸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展开了积极合作，形成了一个多层治理的反海盗体系。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和1897号决议采取措施打击海盗；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海军执行护航任务；各国加强对海盗的审判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反海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面临的双重安全挑战
　　在这幅员辽阔的疆域内，“一带一路”战略在加深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本文将其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层面。
　　2.1传统安全方面
　　(1)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
　　近年来，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纷纷提出各自的地缘战略，谋求增强地区影响力。
　　借鉴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FrederickStarr)2007年主编的《新丝绸之路：大中亚的
　　交通和贸易》一书，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于2011年7月在印度金奈提出“大中亚”思想和“新丝绸之路”构想，主张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③9月，她在联大会议期间向国际社会进一步描述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希望阿富汗邻国投资出力，维护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④通过这一计划，进而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影响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上合组织的凝聚力。美国还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打造“印—太”⑤(Indo－Pacific)概念，将亚太的边界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美国还不断强化其在亚太的军力，利用中国周边海洋领土争端，极力扶持其盟友及相关争端当事国，实施离岸战略“以邻制华”。
　　欧盟在2009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修建“纳布卡天然气管线”，加强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在能源、商贸、人员、信息等方面的联系，积极开展投资，在保证自身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增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此外，欧盟出于自身利益，担心地区争端恶化，要求争议各方在多边框架内通过对话合作解决争端。欧盟的介入，一方面有利于平衡美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亚地区局势更趋于复杂化，不利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推进的地区合作。
　　俄罗斯在2002年与印度、伊朗共同发起“北南走廊计划”，提出修建从印度经伊朗、高加索、俄罗斯直达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以保持其传统区域影响力。近年来，俄罗斯又提出整合中亚地区的倡议，即“欧亚联盟”的设想，加速推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冷战后，俄罗斯一直将中亚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尽管普京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期间中俄首脑会晤中宣布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但依然对中国存在戒备心理，从而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日本早在1997年的桥本龙太郎内阁期间就提出“欧亚大陆外交战略”，2004年提出建立“中亚
日本”对话机制，2006年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通过加强日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在提升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国际化水平的同时，增强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利用该区域丰富的油气资源，保障自身能源供应安全。2013年10月，安倍晋三内阁强化对亚欧地区的关注，他指出：“从东京出发，经过伊斯坦布尔，最终抵达伦敦。日本要做新亚欧丝绸之路的起点、地缘政治的操盘手。”①
　　日本还积极发展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外交，加强军事存在。以上都是日本意图在更大的范围内构筑“防线”遏制中国的举措。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共同推进南亚“南方丝绸之路”建设行动，试图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②
　　印度依据其地理优势，谋求独霸印度洋，对外部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都抱有防范之心，尤其将中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③视为战略包围。拉贾·莫汉(C.ＲajaMohan)怀疑印度是否会容许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印度洋来实施，因为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太浓。④
　　这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产生不利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强势的海洋战略势必会影响中国的能源通道安全。此外，印度积极推行“东进”战略，介入南海问题，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与中国竞争，增强对亚太事务的辐射影响力，从而加大了中国在东南亚方向的战略压力。
　　(2)领土、岛屿争端
　　基于历史原因，“一带一路”地区内存在各种领土、岛屿争端，争端处理的结果直接影响战略实施的安全保证。目前存在的争端主要包括：海洋上，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存在“南海争端”：2014年5月，由于“中海油981”号钻井平台引发的所谓中越“西沙主权”之争；中国与菲律宾、越南之间愈演愈烈的“南沙主权”之争。另外，中日之间也存在钓鱼岛以及东海专属经济区之争。周边海洋争端的实质在于区域秩序主导者及其追随者同中国崛起之间的矛盾。短期内，这些争端难以解决，这不利于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进而影响中国在新一轮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陆地上，“二战”后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地区争端、中印边界争端、巴以领土争端依然没有解决。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涌现了一批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定工作并未全部完成。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塔吉克斯坦的飞地沃鲁赫，两国边界长911千米，划定的只有567千米，争议地区超过70处。日，吉、塔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有20%的边界没有划定。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费尔干纳的边界也未明确划定，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有飞地巴拉克村，乌兹别克斯坦在吉尔吉斯斯坦有飞地索赫和沙希马尔丹。这些飞地与当地居民时常发生冲突。此外，三国在共享水资源问题上剑拔弩张，互不妥协。这些边界领土、飞地之争和水资源纠纷已经成为引发地区局势恶化的重要显性因素。尤其是中亚地区的争端，直接影响到未来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的政治互信、安全与经济合作，不利于维持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
　　(3)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受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复杂因素影响，这些国家一般实行政党政治，但部分国家由于朝野斗争，政局存在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缺乏共同归属感，导致重要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延续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国内政治发展进程波折重重，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北矛盾依旧尖锐，季节性抗议出现常态化趋势。①
　　吉尔吉斯斯坦一方面宣布积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另一方面又于2013年12月宣布退出中—吉—乌铁路的建设，增加了项目的协调难度。此外，印度洋沿岸的索马里、也门等日益成为潜在的危险国家或地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未来势必在区域内加大投资力度，扩大进出口，促进人员交流，这些国家的动荡将会提升经济投入成本并降低合作效率，进而影响中国的海外利益。
　　2.2非传统安全方面
　　(1)恐怖主义的威胁
　　以恐怖主义为核心的地区“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是威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区域内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尽管当前各极端组织之间的政治目的、组织形态、人员构成、活动能力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均为反对世俗化政权，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受国际反恐局势和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影响，区域内的各极端组织出现人员互相交叉、指导思想相互融合、活动分散化、组织碎片化等特点，同时与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有所加强。特别是美国2014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军后，很可能导致该国境内的冲突升级，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可能“溢出”，影响地区稳定。此外，近几年中国境内外的“东突”暴恐势力相互勾结，以中国为目标不时制造袭击，严重威胁中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2)海上航道的安全风险
　　维护通行安全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考虑，这种考虑将基于通道的“打通”或“切断”而展开。全球商业贸易的90%和石油总量的65%要通过海洋运输，其中印度洋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航线分布着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着重大影响的战略要道，其中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②
　　中国的远洋生命线大部分集中在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中东、北非这一航线上，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从中东连接印度洋，并且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动脉。③
　　因此，维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三处节点的通道安全至关重要。具体而言，马六甲海峡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美国对于此海峡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地区内部安全局势的恶化，而曼德海峡节点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海盗威胁。根据国际海事局(IMB)发布的2013年全球海盗情况报告，虽然索马里沿岸海盗袭击次数下降明显，已经从2011年的237起下降到2013年的15起，①但袭击威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索马里沿海和亚丁湾。
　　(3)区域经济一体化压力
　　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建立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输出资金、技术推动区域内国家发展与繁荣，带动中国经济的升级与再平衡。而美国提出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以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亚太地区逐步形成的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CEP)起到分化作用。同时，欧美联合构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推行更加自由化的国际经贸规则，从欧洲大陆方面阻碍亚洲与欧洲的经贸合作进程。TTP和TTIP构筑了西方自身的利益网，从而阻滞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现。
　　(4)跨国有组织犯罪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密切区域内各国经贸关系的同时，也会受到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影响。被联合国大会列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类型包括：①毒品走私。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危害扩大至全球，特别是“毒品经济”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相结合，冲击了中国西部安全；②偷越国境。中国劳务外派和境外就业的同时，各种涉外劳务犯罪活动随之产生；③跨国经济犯罪，如洗钱、电信诈骗等。
　　三、中国在“一带一路”安全问题上的选择
　　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升开放水平，提高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份额，保证海上运输安全，加强政治互信。为了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②，未来在应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安全风险时，中国除了加强建设自身力量外，还需要做到“三个重视”。
　　3.1重视合作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涉及的主权国家众多，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面对并加以解决。因此，中国只有树立更加开放合作的理念，才能调动区域内各方积极参与这一战略实施，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事实上，中国一直在这一区域秉持安全领域的合作。截止2014年8月，中国已经连续、常态化地派出了17批次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为5670余艘中外船舶实施了安全护航，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了六十余艘中外船舶。③
　　阿富汗喀布尔前市长阿卜杜勒·萨希比(AbudulSahibi)认为，中国出于能源效益和安全的考虑，非常重视丝绸之路的发展，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丝绸之路的倡议，并在中亚地区重新提出了多边倡议。④
　　未来，中国在安全领域内仅仅提出安全的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中国需要了解区域内国家需求，积极提供区域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尽管目前中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力量有限，以中国当前的海上军力，相对美国而言，只不过是一支建设中的“反干涉”力量而已。⑤
　　然而，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优势明显。此外，随着经济实力增强，中国可以根据“经济让利原则”倡导建立各种维护区域安全基金，为国家安全合作提供经济保障，实现“命运共同体”。当然，对于公共安全产品，一经提出，措施和方案应当及时跟进，而且要有关怀度和细腻心。①
　　2011年以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