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锐评“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锐评人民日报评论百家号增强教师获得感，能稳定并优化教师队伍，将促进中国教育的均等化发展，也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抓手。“快开学了，老师在哪？”一度是压在不少偏远地区校长心头的巨石。去年还有报道，在浙江这样的发达省份，也出现了中小学教师“辞职潮”。教师招不来、来了留不下，教育就会地动山摇。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从破解发展瓶颈入手，为“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出了不少真招实招。所谓真招实招，除了一以贯之强化教师的荣誉评价机制，更是要下大力气构建一套回报与付出相匹配的薪酬待遇机制。这也是广大教师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比如，这份改革意见“明确教师的特别重要地位”，第一次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地位，同时也提出要“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以工资长效联动机制，为教师薪资水平建立了看得见的参照系，也为地方教育财政划定了必须刚性兑付的“硬任务”。这样的改革也意味着：教育财政支出的增量，正从投硬件、投学生，向投教师延伸；正从聚焦落后偏远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向全国扩大。早在2015年，中央深改组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年）》，强调“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而这一次，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强调“绩效工资分配向班主任和特殊教育教师倾斜”到明确高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理念在深化，改革旨在普遍提升教师的职业尊容感，为建设教育强国奠定坚实之基。增强教师获得感，能稳定并优化教师队伍，也将促进中国教育的均等化发展。因为地区发展差距，这些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出台禁止性文件，比如防止东部高校到西部挖人；因为城镇化进程加剧，乡村教师进县城、县城名师去省城的情况更加普遍；因为教育市场化加速，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培训机构的待遇出现了较大落差。光有“堵”，无法真正阻止“孔雀东南飞”；光喊“人才保卫战”、口惠而实不至，辞职潮还是难以避免。在所有的改革中，提升教师地位待遇是绕不过去的一招，对于避免人才虹吸效应、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以及守住公立教育质量线，具有深远的意义。从长远来看，教师地位待遇直接影响社会评价，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抓手。时间指针回拨三十年，教师一度是中国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优秀人才甚至顶尖人才都会争相报考师范，这构成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世界领先的人才基础，也是我们正在享受的教育红利。但即便如此，今天全社会对优质教育（教师）资源依然焦虑。如何为下一代培养传道授业解惑的园丁，是事关百年的大计。只有不断增强教师获得感，重塑教师职业尊荣感，才能源源不断吸引优秀青年报考师范院校，从根本上实现优质师资的供给。“教育是最好的投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对教师的投入。千百年来，尊师重教在中国拥有最深厚的民意基础，这正是本轮改革的坚实底座。当然，教育财政的蛋糕并非无限大，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分类施策。以教师地位待遇的改革为抓手，培养一批教师、补充一批教师、激活一批教师、调配一批教师，我们就可以为下一代储备更多更优质的“灵魂工程师”。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人民日报评论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和党报评论君一起读懂中国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乡村教育衰败班主任工作成“烫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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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欧肇林和女儿冯芳带着孩子们行走在山地间。她们是湘桂边界深山里的江永县桃川镇大地坪村岩寺营小学的教师。这对母女在这所山区小学分别默默坚守了26年和22年。“我最大的愿望是把学校办下去，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读好书。”冯芳说。视觉中国 图
班主任在基层教育管理与学生成长中意义极其重要。2015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教育调研联盟发布《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称，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有研究表明，乡村教师的职业倦怠中，班主任成为重灾区，一半以上的班主任主观上不愿意继续从事班主任工作，且乡镇班主任的职业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县城和市区班主任。
这些现象与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是相吻合的。那么，乡村教师为什么不愿当班主任呢？他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去年5月，笔者在中部某省份的一所乡村初中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再加上以前的调研积累，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班主任工作成“烫手山芋”
溪蔡中学，位于中部某省份康宁市（县级市）的城乡接合部。其所在的溪蔡镇下辖15个行政村，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当地商品粮重要产地之一。该镇辖地还有另一所初中，即萍水中学，近年来因为学生规模锐减，现在与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有在校生100多人。
为稳定初中学校生源，康宁市统一将六年级划到初中学校管辖，因此当地初中为四年制。溪蔡中学也不例外。2014年，溪蔡中学在校生为460人。随着中考均衡生源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初中生源略有回升，2017年，溪蔡中学在校生为500人。目前，溪蔡中学共有教师30余人，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均有大学学历，第一学历为中师者亦为在新世纪之前的老中师毕业生。
乡村学校不时出现因为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而由校领导亲自兼任班主任的现象，溪蔡中学亦是如此。该校现有11个班，但其中有4个班的班主任由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和电教站站长。除了校务分工和兼职班主任工作，他们4人还要承担相当的教学工作量——每周8到10节课，其余班主任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周13节左右。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担任班主任工作会有少许补贴。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溪蔡中学的一些教师也认为，班主任岗位“很锻炼管理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相对科任教师来说在学生与家长心中更具地位”。
可现实中，班主任岗位却成了“烫手山芋”。
经济收入成了参照系
蹲点调研的第一天，刚见面，溪蔡中学校长黄放就让笔者帮助思考职业倦怠问题。笔者反问，教师为什么会职业倦怠？黄校长认为，是参照系的原因。以前除了财政拨款，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所有的教师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攀比，也都能认真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教师的收入来源中，财政拨款这部分差别不大，甚至对在乡村任教的教师还略有倾斜。但是，与城区教师比，乡村教师的收入渠道过于单一。
“这里的教师，基本上只有死工资，以前一个月两三千元，年终时的奖励就两三千元。作为校长，去年我每月的工资不到4000元，今年4月起借普调的机会才涨到5000元多一点。而城里的教师基本不靠工资吃饭。比如，我的同学、在市里教书的同行，他们招托管生，租个‘三室两厅’，就可以招1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1700元，雇个煮饭搞卫生的阿姨，每个学生所花费的成本也就四五百元，这样一年下来托管就能收入一二十万元。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工作就成副业了。”
教师虽然工作在乡村，但同时也生活在职业圈中，在与城区教师同行、分配到不同学校任教的老同学的比较中，发现原本相差不大的收入水平如今发生了巨变，而且这些参照对象中不乏过去与自己在教学水平、求学时的学业成绩都相差不大者，心理落差油然而生，并进一步导致职业倦怠，失去了职业的意义感。
实际上，在同一个学校中，作为班主任，因为管教学生的原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自然要超过别的科任老师，而补贴却又微乎其微。如果不当班主任，不仅更省心，还可以搞些副业（兼职）贴补家用。
收入落差不仅在同行中产生，还在与社区居民的比较中产生。笔者2014年第一次到该市调研时，当地教育局领导也表示，乡村中学班主任大多都不敢去家访了，因为与那些打工返乡的家长聊起收入时，极易受到打击：“他们打工的，一个人一年随便能赚七八万元，夫妇俩加在一起就十五六万元了，一年下来可以买辆车，两年下来就能在城里买房。对教师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管理制度导致设计缺陷
与乡村小学比，乡村初中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严重。溪蔡中学工会的蔡主席以该校为例，因六年级并入到初中学段，一些小学教师调到学校后，头两年表现得还好，两年后就开始斤斤计较。蔡主席分析，看上去是因为学校文化不同，其实在农村，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在职业积极性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来说，乡村小学教师不多，即使村完小、中心校也就一二十人。重要的是，乡村小学由中心小学校长负责，实行分片考核与管理。如果教师表现不好，校长可以对教师岗位进行调动，比如，调到边远的地方，这样教师就有压力，要积极工作，否则会被淘汰。
而乡村初中的校长权限则要小很多，他们管不了人——如果没有硬性错误，乡村初中校长无权让教师转岗，更无权让教师下岗。在经济分配上，学校都是阳光工资，可以再分配的空间非常小。教师又没有上升与退出机制。就好比大锅饭，教师没有生产积极性。
如此看来，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乡村初中教师岗位成了铁饭碗，因而产生职业倦怠。
“连当教师的积极性都不高，更不要说当班主任了！”蔡主席说，愿意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师属于比较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
在该校，教师的业务能力都不是问题，工作积极性与教师的岗位调动、职称评聘、较大的收入分配等切身利益相关。“从我们这里调到城区的教师有二三十个，进城之前也成绩平平。可是，适者生存，你必须认真地教。乡下老师进城，变成了教学名师，就有家长要把孩子挤到你班上来，你补课的生源就来了，经济收入就大大提高了。”蔡主席说。
乡村教育衰败打消教育激情
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法定利益、职业权益、福利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均低于城区教师。为改变这种不良局面，包括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致富农民（打工经商者）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等一批批乡村精英通过买房、就业等向城区流动。乡村精英的上移，自然导致乡村精英文化的稀释。乡村教育继续在为城区教育输血。这种输血表现为一是师资的输血，一是生源的输血。
甘校长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村从教，至今40余年。甘校长眼睁睁地看着萍水中学这所原本有1000多名学生、师资整齐又质量好的初中走向衰落。当时，萍水中学只有一名化学教师，因为教书好被市里注意到了，一纸调令下来，直接调走。“不仅如此，市里甚至不考虑给学校补充一名化学教师。化学课怎么上？现在，学校的生物、音乐、体育、美术教师，全被挖走了，只好让别的教师来兼任。”甘校长本是教语文的，现在兼任生物教师，“我们自己都不懂，还需要别人来教，能教好学生吗？”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导致乡村学校生源流失的往往并非是辍学，而是迁到城区学校去就读，小学、初中皆然。“下半年又要走掉两个学生。走的学生往往是好学生，家长觉得孩子成绩不错，能看到希望，就会想办法到城里买个学区房。”
据一位与当地派出所熟悉的教师透露，该镇每年有适龄儿童800人左右，4年下来就有3000多人。可该校六到九年级学生规模总共才500人，即使不算该镇另一所初中的100多名学生，也还有2000多名初中阶段学生到父母务工城市或本市城区学校就读。即便是在校的学生，每年也有转学到城区学校的。
2014年，时任溪蔡中学法制副校长的梁警官说：“在这里，家长就是把学校当保姆，不要出事就好了。虽然孩子也不会读书，但放到社会上去，就要成为混混儿。现在孩子这个年纪就出去打工也不现实，等学校帮他们把孩子带大一点儿，孩子就出去打工了。”
当地不少居民因为学校具备看护功能才送子女入学，而不是把它作为社会上升的通道。
教师成了高危行业
黄老师是康宁市化学学科带头人。他说：“现在的乡村教育真不好搞嘞：一是学生打不得，骂不得，你一打一骂，家长就找到学校里来；二是家长看不起老师，不像以前还有些尊师重教，我们的收入低得都不好意思说；三是家长不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家长。”
丁老师是六一班班主任，也是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在他看来，“现在的教师是高危行业”，并以网络热炒的茂县教育局处罚夏老师事件为例论证他的观点。
“会惩戒学生的教师是认真负责的，否则才不会管你学好学坏呢。这位教师只是在惩罚方式的运用上不是很好而已。现在只要有家长来告教师，哪怕教师有理也要受惩罚。”
另一位班主任在旁边不停地附和着：“现在大家教书没有积极性，保平安不出事就行了。”
兼任六二班班主任的李副校长表示：“学生是不能体罚的，否则，上级纪委会来追查。我们也帮不了教师，因为上级明令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黄放校长也在一次会议上告诫教师“要学会保护自己”。
电教站站长兼八一班班主任贺老师讲起学校里的一件往事：一位班主任在管纪律时，拉了一下学生的耳垂。结果家长就“赖”上来了，死活要去医院检查。班主任一路上陪着小心，检查结果啥问题也没有，可教师还是要赔偿医疗检查费。后来家长又讹了几次钱，说是孩子晚上通宵睡不着，损伤了神经系统，要求继续赔偿。
贺教师又讲起自己的一件往事：“上一届我带的班，有名学生上课一直玩手机，我没收了他的手机。这名学生什么也不说，直接玩失踪，谁也联系不上他。我与家长联系，家长还指责我为什么要没收手机。因为怕孩子寻短见，我赶紧报警，两三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3天后这名学生自己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到市里去玩了。”
贺老师言谈中心有余悸，最后总结：“教师真当不得，一不小心就要搭上自己一生的声誉。”
本领恐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
不少教师出于能力恐慌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并明确表示驾驭不了这帮学生。
八一班英语教师方老师告诉笔者：“作为一个女教师，自己的威信不够，在课堂上管学生都吃力，当班主任就更吃力，不具备男教师那样的魄力来镇住那些学生——他们太调皮了。”
方老师以自己前一天上课为例，教室最后一排的学生总是讲话。方老师就走过去用小纸壳轻轻地敲了一下学生，提醒他不要再说话。结果学生就用当地的农村方言骂方老师。方老师非常难受，也不再理这名学生。“再下去，我也下不了台”。
笔者认为，现实中也不能排除这种“岗位胜任力不足论”是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的一种托辞。而本领恐慌不仅体现在非班主任群体，同样体现在班主任乃至学校领导层。
管理层表现出励精图治。黄放校长表示：“学校的声誉已经不错了，这几年来各个级别的荣誉都拿过了，包括国家级荣誉”，同时又希望把工作做实，“真正提升学校的品质”。
黄放校长尝试进行改革，如在制度上以奖代罚，增强职工工作积极性，“一年下来人均也有2000多元，全校得发十来万元，这在康宁市乡村中学里是少有的”，但“不见成效，感觉是丢到水里去了”。
蔡主席也希望改善教师管理政策，如希望中学教师也要在一定的区域内轮岗，三五年一轮，以提升管理层的权限，以改变领导层“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局面。
笔者认为，目前政策框架下，领导层对职业倦怠的大面积出现以及自身激励失效而感叹能力不足，其实是对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恐慌。
总体而言，班主任、教师和学校管理层，同属转型社会的乡村教育者，虽然基于不同的立场，但都在面对新时代和特定空间时，有着相同的感受：“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
整体性思路是缓解职业倦怠的当务之急
班主任的工作压力的确很大，劳动报酬较低，然而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则大多认为“既然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他们将首要视角分别聚焦于管理制度、乡村教育现状、教师权力空间、岗位胜任力，而不是将学界的经济收入这一“共识”置于归因的首位。
职业倦怠的普遍性存在，是乡村教育中的一大危机。然而当地人对此问题又普遍恐慌，表明危机中蕴含着转机。笔者认为，缓解或破解包括乡村初中班主任在内的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提出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是当务之急，并建议：
农村初中位于乡镇或城乡接合部而带来的矛盾，这是政策决策与执行部门应当考虑的。基于此，基础性的办法是如何完善城乡战略，抑制进一步拉大的城乡发展差距甚至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教育资源分配、乡村精英回流、优质生源回流，进而实现深层次的教育均衡发展。
就行动视角而言的本领恐慌以及情感枯竭恐慌问题，需要政府、学校与个人三方合力，寻找恐慌的症结与内容所在，并提出治疗性的处方性策略。如政府与学校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师（包括班主任）培训以提升教师能力、加强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乡村教师激励举措、切实加强包括情感在内的教师健康管理与辅导。对于班主任个体，目前大多以管理者角色出现，而未来的根本之举在于实现领导者的角色担当与领导力的提升，作为教育者，不应自我搁浅，借助互联网等全球化技术，突破城乡接合部的结构限制，融入城乡班主任精英群体共同成长，更应树立终身学习观，实现观念转型与能力转型，等等。
（应访谈对象要求，文中所有的地名、人名均为匿名）
Sina.cn(京ICP0000007) &农村底层孩子：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
不管乡村往何处去，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有些说不出的眷念，但是时代大潮不可逆转。个体可能不得不被时代大潮所裹挟，走上这条前途未卜之路。
作者： 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原题：乡间底层孩子的日常抗争：&反学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来源：原载《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文章经中国社会学重新节选编辑 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对读书有用与否的衡量，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 抗争&知识权威& 被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 & 乡间少年对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唯一的&知识代言者&&&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云乡学校的乡间少年们用极具蔑视的口吻向笔者描述了他们的老师： 一是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村落中有的老师偶尔向他们的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将来能出人头地，走出村落，但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的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和社会能力不足，而乡间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为防止少年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被淘汰而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有意识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老师的背后支撑力量。 &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 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作好准备。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意见一致地在下课后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们班上课就头疼，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严肃地让全班同学各就各位，嘈杂的教室在干预下渐渐变得鸦雀无声，随后刘阳再次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下次谁要是还在课堂给我捣乱，我不想再请家长了，直接给我滚蛋&&&班主任讲完这段狠话便冲出了教室，随后九年级少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有部分少年小声调侃：&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少年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其体型很像电影&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课堂提问时，把这个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著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但是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事实上，乡间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师究竟如何讲或讲了什么，真正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少年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扰。 一周的代课即将结束，这帮少年在课堂中更是闹腾，笔者几乎要用声嘶力竭的吼声来随时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笔者与英语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中国社会学编后语& 当农村底层孩子说：&我们老师是被社会淘汰下来的产品&。&我们会故意说话惹老师，刺激嘛！& 谁还能说我们懂得真实的他们？& & 【延伸阅读】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来源：新观察家族公号&新观察传媒&
作者：杨仁旺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曾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曾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我曾满怀着一腔热血，顶着巨大的压力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一点点反哺。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春节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未能回老家和亲人团聚。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带着孩子走亲访友，共话乡谊，再逛一逛昔日劳作的田野和儿时嬉戏的河流。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虽然之前我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凄凉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一、礼俗秩序崩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几天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给已逝的祖辈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有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先人的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份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之外，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办了，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了。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已经名存实亡了，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子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二、拜金之风日盛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离村子不远的马路边上有一片良田，由于乡政府规划将这片地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基地，这片良田被乡政府以一亩地3万元（平均45元/平米）的低价从村民手中征收，再以4000元/平米的地价对外出售。从征地到开发，工程被层层转包，其中的权钱交易不知有多少。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来。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要上万，我在问她被骗的详情时，她说得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她却执迷不悟，拒绝跟我姑父回家，最后姑父只好强行将她带回。我认为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非是掉进钱眼里了，否则是不会陷入传销陷阱的，然而当下传销之所以大有市场，可能就是因为掉进钱眼里的人太多了。 高利贷这颗毒瘤在乡土社会本就长期存在，因为通过正当途经贷款对于普通村民而言貌似显得有些距离，对于银行借贷规则的陌生让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借钱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高利贷在乡村不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过高利贷发家的人同样受人艳羡。我的一个表亲通过放高利贷一年挣了近百万，买了一辆不错的小轿车走亲访友，他很享受这种体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艳羡。村里买小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也许要等到小汽车在乡村也逐渐普及了，不择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会被艳羡吧。 最近e租宝的庞氏骗局被揭露，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开始心存警惕，然而在乡村，依靠熟人圈子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的一位远亲早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投身房地产，最开始也挣了大钱，然而这两年赶上县城房地产开发过度，库存积压，大量资金难以回笼，于是他动员周边的亲友给他投资，许以高额的利息，只要房子能卖出去，他就有钱还本付息，一旦房子滞销，他的事业将难以为继。我身边的不少亲戚都给他投资了，有的确实得到了较高的收益，因此口口相传，他在亲友中变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亲友尽快抽身，见好就收，然而尝到甜头之后，貌似没有几人愿意收手，只有我亲弟弟为了盖新房才把投资的钱拿出来了，确实获利不少，然而谁知道这个泡泡能吹多久，也许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诚然，村里的物质面貌确实大变样了，村间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或搞副业赚了钱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村庄的旧貌换了新颜。从物质的角度来说，村里近十年的变化可能大于过去几个世纪，不能不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在乡村创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质日渐丰盈的背后，却掩盖不住村民们精神世界的集体迷失，当追求金钱与物质成为社会核心驱动力之时，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价值观的扭曲程度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也许乡村物质条件的迅速改善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群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因此美国空军晋升的速度虽然远比宪兵要快，但因为身边的参照群体中总有比你晋升更快的，因此空军对晋升制度反而更加不满，整体晋升缓慢的宪兵反而认为晋升制度更加公平。同理，乡村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过程中，总有村民赚的钱比你家多，楼房盖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车比你家的高档。当这些物质攀比愈演愈烈之时，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年复一年的打工赚钱成了无奈的选择，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 三、暴戾之气横行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肉多好过年&，宗族聚居的形态是农耕文明自然演化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皇权止于县政&，地方事务基本是由乡绅治理，而乡绅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伦理秩序来规范族人行为，调解内部纷争，团结族人力量，捍卫宗族利益。然而当宗族在&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改革&中土崩瓦解之后，乡村秩序逐渐由基层党组织掌控。目前，乡镇的党委书记及其任命的村支书往往成为乡村最有话语权的群体，一旦得罪了这个群体，原本在宗族内部可以得到调解的矛盾，可能将演变成解不开的死结。 今年回老家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听说我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事发之后家人一直瞒着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实情。事情的起因其实不过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由于&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里，而我家的房子距离新修的水泥路还有几十米远，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别烂，因此我家想自费从家门口修一条水泥小路连接上主路。而路边上有隔壁族亲的一小块地，他们家打算用来盖新房，但是由于这块地面积较小，因此他们谋划着占用一些路面来盖房，如果我家提前修了水泥路，他们就占不了路面了，于是千方百计阻挠我家修路，口角越来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他家几兄弟在路上拦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甚至举起大石要砸我弟的头，如果不是被路过的村民及时拦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最后仍被打成了全身多处骨折。 古人能够留下&六尺巷&的典故传为美谈，今人却为一点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还是儿时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们幼时还经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长大后却能因为这点小事反目成仇，痛下杀手，实在令我感到不寒而栗。而且遭到他们家暴力殴打的并不止我家，另有几户村民也和他们家结下了梁子。然而为何他们家能够横行村里呢？除了他们家男丁较多，打架较横之外，与乡党委书记的包庇纵容可能不无关系。 现任的乡党委书记与我家也是同宗，与隔壁家血缘关系更近一些，关键还在于我父亲曾与作风顽劣的乡党委书记闹过矛盾，因此主政乡里的党委书记可能乐于看到我家被欺负。当我家将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乡派出所，要求立案调查时，隔壁四处花钱打点，一番托请之后，派出所居然要求我们私了，不予立案，最后只是由他家赔了两万块钱的医药费和误工费了事。听到此事我倍感震惊和愤怒，我问父母为何不及时告知我事情原委，我一定坚持要为弟弟讨个公道，然而父母说两家离得这么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我家里的老小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家甚至放话说还要在我家水井里投毒，要害死我一家，吓得我家不得不安装上监控设备，防止隔壁再施恶行。 令人心寒的是不仅我们村里有这样的恶霸人家，我还听闻其它村子的几起暴力事件，而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后，双方往往会比拼谁的后台更硬，更有话语权，就能主导事件的善后处理。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暴力正在使乡村社会的面貌变得扭曲畸形。如果这种暴力愈演愈烈，乡村社会将出现严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逻辑将主导乡村格局，恶人当道，弱者被欺，建设法治社会可能就真的只是个&梦&了。 四、乡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学时，乡里有中心小学，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村小，乡里的中学每年也有不错的升学成绩，发奋读书成了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我们上学时的条件艰难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见的，晚上点着蜡烛在教室自习，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等都成了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里破天荒的考出了三个大学生，我本人还有幸成为当年全县的文科最高分，成为村里乃至乡里迄今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然而自那以后，村里的大学生日渐稀少，考上一本的都尚未再出现过。 我也曾思考乡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朗朗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乡后让子女辍学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辍学出去打工。乡里的中学只有初中，往往读到初三时，每个班里都有不少学生辍学出去打工了。原本读书上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后来发现考上大学未必能够赚大钱，并不比外出打工多挣多少，在这种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推动下，学生无心恋学，教育日渐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庞大，教育难度也超乎想象，由于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离开了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加上游戏厅、网吧等外在诱惑越来越多，加之应试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观，青少年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其四可能是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的大量流失，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待遇又较差，乡里的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不少优秀乡村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高薪聘走，优秀生源也被城里的学校挖走，加之乡村教育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北大毕业后，我曾主动找到乡里的中学校长，提出希望到乡里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被该校长一通劈头盖脸的质疑之后不得不转身离开，选择回到县城我的中学母校从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间，我看到了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最终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 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教育，乡村的文脉几近中断，前文提到的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如何拯救价值畸形的乡村，可能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功，不在当下，而在未来。然而如何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下乡从教之外，尊师重教的传统需要慢慢复归，尊重知识、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寻真理、尊重多元价值等等应当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尊重金钱与权力，而这种共识的形成，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五、一点思考与展望 返乡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令我不禁思考乡村剧变的根源何在，未来乡村的发展将往何处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农村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工业文明的影响甚至是掠夺，不论是统购统销，还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是农民工进城务工潮，中国走了一条&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构出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变得支离破碎，不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也面临重构，这一切来得太快，变得太剧烈，因此出现价值紊乱和社会失序也许是必然的。 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之路，各种矛盾逐渐释放，逐步摸索出解决之道，而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格局之下，仅仅用数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我们遇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自然是集中涌现的。这些难题，西方国家可以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慢慢化解，而我们却不得不集中面对，也许这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借鉴前人经验以获得迅速发展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预料的，不过从目前已经在进行的试点，也许可以看出些许端倪。有的地方正在搞土地确权的试点，下一步可能就是放开农村的土地市场，让农民可以自由转让土地。中国的土地所有制非常奇葩，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代表国家，大搞土地财政），农村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土地后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村集体要出售土地，必须卖给政府，不能卖给私人或集体，连村集体出资开发的房地产都被冠之以&房&，无法获得合法身份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为政府没有从中赚取土地出让金，这是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 然而与民争利的结局就是地方税收过于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城投债出现巨额亏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中央祭出的大旗是&城镇化&，鼓动农民进城，拉动地产消费和其它消费行业。而农民要进城，乡村的土地就势必闲置，因此先搞土地确权，再放开农村土地市场，让农民能够带着卖地的钱到城里去安家置业。 我无法想见如果这一政策在全国全面推行之后，乡村的面貌会发生怎样的剧变，资本大鳄们会如何鲸吞农村的土地，之后又会如何使用这些土地，能平整的土地可能会进行完全的机械化耕作，山沟里的梯田则可能要么抛荒（村里已有一个山沟的梯田整体抛荒了），要么进行特色开发。村里这几年建起的一栋栋新房可能将随着村民进城而人去楼空，越来越多的人向城镇聚集，&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可能难以寻觅了。 不管乡村往何处去，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有些说不出的眷念，但是时代大潮不可逆转，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替代农业文明可能是大势所趋，虽然按照王东岳先生在《物演通论》中提出的&递弱代偿&理论，文明的演进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个体的弱化和依存度的增强，也有一些人选择逆潮而上，离开喧嚣的城市，在偏远山村觅得栖息之所，但是更多的个体可能不得不被时代大潮所裹挟，走上这条前途未卜之路。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倍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之外，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乡，吾乡之面貌会变成什么模样&&凤凰国际智库 思想市场领导者 扫描二维码 一秒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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