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到一定年龄时，对自己过往的一切有所回顾，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回忆是寂寞的苦旅，是理智的拜访，也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的补偿，是对自己一生酸甜苦辣的总结，更好地认识人生，完善自我。

回忆起我的童年，首先要回忆我的母亲。

今年是母亲八旬寿诞，我带妻儿到我母亲墓前去祭奠，以示对我母亲的怀念和敬意。母亲离开人世已有五十三年，她死时我只有十一岁。我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仅三天时间就当了一岁，实际我还只有十岁。跟我母亲相处过的同龄人，他们都还健在，他们说：“你的相貌很像你娘，你对你娘有印象吗。”我对我娘的音容笑貌怎么会没有印象呢，她的许多事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母亲不高不矮的身材，圆圆的脸，高高的鼻梁，后脑梳着一个发髻，一双缠过的大脚，一双粗糙的手，穿着一身蓝布大襟衫，逢作客或喜庆时，要穿上一条黑裙……

早先我不知道母亲姓啥，后来在宗谱里知道母亲姓朱，是紫东袁村朱小毛幼女，叫朱银菊。民国二年二月初七生，属牛。母亲没有亲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银美嫁于杜黄桥阮家阮吉生为妻，二姐嫁于中木桥。母亲有个养父，叫何金宝，养母金氏，养娘家有二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跟娘去拜过年，印象很深。

我娘是童养媳，据说是祖母死时，在祖母灵柩前举行婚礼的“材头亲”。我母亲生我时只有十七岁，大姆说我是“生在裤裆里不会出头的人”这是大姆对我的诅咒。

我们是住在里台门一间古老而破旧的高楼屋里，有精致的雕刻，是村中最早的老屋。门前有株香团树，还有个小菜园。爹是给小祖父掌商船，他来家时，总要买点吃的来。娘在家搞家务、养蚕、种菜，生活较稳定。父亲没识几个字，会吹萧、鸣笛、吹口琴、拉二胡，会唱绍兴高调，生活和谐温馨。谁知好景不长，从我八九岁起，抗战爆发了，父亲失了业，在家务农，生活潦倒，趋于贫苦。

母亲视我为珍宝，问卜相命，说我八字强需要出继，要隔壁娘、弄堂娘、讨饭娘叫得多，否则要养不大的，于是就有阿花妈、杏花妈的称谓。母亲无知，相信那算命先生的骗人术语，真的把一个讨饭婆叫到家里来吃饭，要我认她作娘。她就是俞家的福生太婆，她背着小儿章法常在村中讨饭。每到她乞讨到里台门时，母亲总把她叫到家里，母子俩吃一顿，也把锅里的饭全盛去。她也很知趣，总要隔一段时间再来。母亲每年把我抱去她家拜年。我到她家，脚不肯下地，喜欢站在桌上或凳上，因为她家很脏。

为怕养不大，母亲特意把我打扮成女性，头发长的盖耳，还扎上几根小辫，插上朵小花，还穿上花色衣服，或者在衣裤上镶上花布边，套上银项链，银手镯。取的名字也是女的，叫兴雅。直到我八九岁时，除亲房外，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是男孩。

我确实于众不同，我喜静，极少跟别人去玩，也从不跟别人吵架。直到现在，我也不与别人吵架，有不同意见要引起争吵的话，我就忍气让开，只要心里有数不与他往来算了。从不骂爹骂娘，所以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父的名字。我从小文静，像个姑娘，连吃东西也很文气，从不贪、争，要吃得清爽实惠。我从小不吃鸡鸭等肉类，不喜吃荤油，除了鱼虾蟹蛋外，全是素食。直到现在，还是不吃肉类。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想想是因为：

1 怕脏禽类吃的食物极脏，生活在很脏的地方。

2 是善良心理，禽类是动物，有血有生命。我看到人在宰它的景状：鸡在挣扎，猪在呼喊……这一切景状，我觉得它们的肉不能吃。吃它太残忍，太罪过了，久而久之，养成一中特殊的心理。我不是禁忌，而确实不想吃，不会吃。见肉都有反感，要恶心，这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小时，我青菜也不吃的。因为我见到母亲用粪便浇菜，这菜怎么能吃呢，太脏了。直到我十二岁时，大姐拿泡饭给我吃，当时我患夜盲症，看不见什么菜的。大姐说这是豆腐皮煮的。我吃了后，大姐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大姐才说是青菜的。从此，我开始吃青菜。

我七岁时，母亲拿着许多香烛，带我去上学，先去宗祠点上三对香烛，叫我拜过祖宗，又在庙内点上三对香烛，拜过三堂菩萨，再点香烛拜过孔子，拜先生，先生说：“小姑娘还蛮漂亮的，叫什么名字。”

妈说：“汤先生，是个男孩，叫兴雅。”

“男孩，为什么这个打扮，连名字都是女的。” “是啊，我们喜欢这样打扮。”

“把名字改个，好吗？雅是女的，改个荣字就像男孩子了。”

“好的，汤先生，你改得不会错的。”

尽管名字改了，他们还是叫我兴雅，或者叫阿亚。记得在二年级时，下午第一节是写大字，有高年级学生来手把手教写的。那个宣良和袁信全都要争抢我。到三年级时，不是手把手教写，自己写了。一天，在写大字时，汤先生手执教鞭。在来回督巡，对不认真写字的同学，把教鞭在桌上敲打。他见我坐着不写字，问我：“为什么不不写。”

“我要等别人写好后我再写。”

“你爹为什么不买给你？”

“我妈说家里没有钱，暂时向别人借一借，等有钱时会买给我的。”

汤先生本来用牙咬着嘴唇，一副严肃的神态。听我说了以后，收起怒颜叫我到办公室去，他从笔筒里挑了一支好的笔给我，叫我去写。我向汤先生一鞠躬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写字了。

先生的膳食是学生供的。学校按学生家庭条件酌情负担。富裕户有供一月、半月的。条件差的是供三、五天的，苦的是免费的。我家早先是供三天的，母亲把四菜一汤担去，二位先生吃菜很文气，一条鱼吃了一面，翻个身，夹尽碎肉，像没有吃过一样，还关照说：“不要再去买菜了，把吃过的担来就好了。”母亲看了已吃过一面，怎能按原菜送去，当然要换过了。先生很体贴乡亲，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38年寒假，爹叫我到湄池火车站去帮助管店。当时，浙赣铁路自炸，火车到湄池终点。货运、客运都到湄池下车，进行船运，湄池成了热闹码头。父亲凑了笔钱，在湄池设了仅十个平方面积的小栅，开了小店，售的是糖烟酒。聘从杭州逃难来的大伯管店，我去记帐。那时，我已会用洋码子字记流水帐了。一天，飞机不断地在上空来回旋转。大伯叫我逃离，他还在管店。我逃到大窑头，后来逃到凉亭。母亲急得不安，到凉亭来看我。飞机越飞越狂，母亲带我回家。正好到新屋台门这根弄堂时，听见“轰轰”的炸弹声。我吓的哭叫起来：“大伯，大伯。”妈说：“别哭，大伯会逃的，不要紧。”我还是哭叫着说：“大伯不会逃的，他很忠实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店被炸掉了。从店里飞出两只瓷盘。大伯屁股中了弹片，爹当即给大伯就医。“大伯大伯屁股炸开”成了孩子们的一句歌谣。

母亲伶俐干练，据香珍太婆说：“在陈氏奶奶死时，新屋台门的阿芬姑娘要披麻了。你娘赶去说，披麻应该是我，你们没资格披，结果她们不敢披，仍就有阿菊披麻。”这是血统上的原则问题，母亲在原则上是决不让步的。当时我只有五岁，还不懂事。我六岁时，蔡家台门着火了。火苗往里台门屋后的后窗冒进来，我见母亲把自己家的一条棉花胎，在水缸里浸湿，搂到紧靠蔡家台门屋的后窗去塞，从而保护了里台门的火灾。这种举措，一般女人是想不出来的。

母亲有一双勤劳的手，她的女红也不差，会制衣绣鞋，会织绒衣，而且很熟练。她常给别人织绒衣。骆福祯在村里开家具店时，我娘给她织绒衣，不收钱。骆师傅制了块滚衣板作谢，我家那张四仙桌也是那时制的。

母亲会养蚕，从一只蚕种经她的手变成一束丝的全过程都会操作。我们有块大桑园，近百株桑树能采好多叶。母亲每年要养几方蚕，还自己留蚕种。蚕从孵化到吐丝，要费多少心血，夜里要喂几次叶，几乎日夜忙着。我看着母亲养蚕，问这问那，说：“今天宝宝为啥不吃叶了，它们爬到叶上面来了。”

我从母亲那里知道宝宝要眠几次等实践知识，还帮着母亲拣老蚕，扎茧，还学着做丝。

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她除家务外，还到地里去种菜，浇菜，到山上去扒柴，还用网斗去田里摸田螺，并把田螺肉挑出来去卖。由于母亲的劳累，手背上布满了裂痕，流着血。因为买不起脂膏，用自家的香团汁涂在患处，涂上去时很痛。母亲熬着痛，继续忙碌。当时，父亲很潦倒，不管家事，有时还要去参赌。母亲劝他叫他早点睡，他根本不听，甚至把娘打一顿，气得母亲到老家去哭。

母亲对那些同龄穷人很友好，虽然家里也穷，但还要小恩小惠地接济别人。母亲不附权贵，怜悯贫苦，帮助弱小。我大约是受她的影响和熏陶。

里台门有讨饭佬来了，我把外面的门关上。妈说：“关门干嘛？” 我说：“讨饭佬来了。” 妈说：“把门开了，讨饭佬让他进来吧。” 她对我说：“要饭的来了，多少要给他吃点。一个人谁愿意讨饭，总是没吃的才来讨饭的，他是向你来讨的，不是来偷的。一个人生下来，谁会想到会讨饭啊，说不定，我们自己以后也会去讨饭的。”我听母亲说的，想想也是真的，以后我不会再关门了。

母亲还常说：“粮食是父亲从田里跪（耘田是跪着）出来的。饭粒不能丢，丢了罪过的，天雷公公要来打的。”

她还说：“有字的纸不能擦屁股。字是宝贵的，一字值千金。用字擦屁股，下世要变瞎子的。” 母亲很喜欢我，但对我的管教甚严。我记不起是犯了什么错，竟要我在灶君面前下跪，这种事有两三次。记得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在上课前，同学们把绍灿的一件什么东西（或许是小刀）你甩给他，他又甩给谁，甩来甩去地玩。当甩到我的书桌上时，先生来上课了。于是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好。我坐在他的前面，根本不跟他们玩。他们把东西甩到我桌前，根本不知道。在下课后，绍灿在我书桌前找到东西，到家时说我偷他东西。此事在同学中并无此说，绍灿是我们里台门的邻居，母亲得知后，大发脾气打我。我说：“我没偷。”妈不信，她不肯罢休，把我拉到学校去问老师，先生也不知此事。很多同学来看热闹。后来同学说明情况，方才弄清了事实。先生说：“孩子没有说慌，你不能怪孩子，是我们做先生的没有管好……”

妈才息怒，回到家里搂着我哭了许久。她说：“做人要做的清白，做老实人，不准说慌，不准偷人家东西。如果你真的偷人家东西，我会把你打死的。”这事是绍灿信口开河冤枉我的。幸亏同学们说明了事实。否则，我娘是不会罢休的。

我有个比我小八岁的弟弟，叫新仕，属牛。他长得很胖，很讨人喜欢。在我十岁的一天，我抱着弟弟在江边路上的一块石板上躺着。弟弟坐在我身上，一个村妇走来，把我弟弟抱走了。我没有看清是谁，等我爬起来时，只见背影，往村西走去。我哭着告诉母亲，母亲也急了，忙向我指的方向追去，追到塘湾台门时，那妇在台门里坐着聊。她就是俞家的爱娟姑婆，说是看得欢喜，逗着玩呢。弄得我破涕为笑。

1939年的秋天，我和母亲去摸螺蛳，我赤着脚，在塘边摸，母亲在塘边岸上摸。忽然，我感觉好像有人来拉我的脚吓了一跳。母亲拉着我的手，也打了一个寒噤。妈说：“不摸了，回去吧。”那天夜里，我睡得很甜，直睡到天明。妈说：“你睡得真熟，我是拉了一夜肚子。”我发现，妈脸瘦了，她有气无力。她下楼后，在台门里走了一圈，告诉邻里昨夜泻肚的事。回来后，躺在一藤椅上抽搐。邻居们都来了，帮她揉搓，推拿，又有人帮着请医买药。第一煎药吃下去都吐了。当时父亲撑船去了，待爹回来，已是翌日傍晚了，母亲已危在旦夕，我睡在母亲脚后，听见娘对爹说：“我不行了，孩子你要好好养他，千万不要打他们……” 爹在娘床头边说：“菊，我对不起你，苦了你……” 母亲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他腹中还有孩子在跳动。她患得是瘪螺痧，按王治华医生的说法，叫“阴霍乱”她从开始病到死仅两昼夜。此病待到指头罗纹瘪了就无法医了。我们当时请的是姚伯堂医生，若请王治华医生的话，可能还有救。那时的医生以图利为目的，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当时“时疫”蔓延，朝发暮亡，是日本侵略者投放的细菌弹所致。

母亲死了，我辍学，还没念完小学第三册的书，在家要领弟弟，管家，烧饭了。

父名效雪，又名纬轩，兄弟四人，以他为幼。身长力魁、为人忠实。1911年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太祖茂松是乾隆翰林曾拥有良田千余亩。曾祖、高祖都是清朝官僚。当时门庭显赫是文明的礼仪之家。祖父是个太学生，享有俸禄。1861年太平军占领我境，三江口成了太平军安营扎寨的据点。我文、章、焕三代人丁被杀得只剩下一个只有14岁的曾祖父舍鸿及其母亲俞氏。待母子返籍，府第遭焚。村里尸体遍横，一片狼籍，叔嫂重建家园，耕读传家。刚建好的府第，因为女佣不慎，又遭火焚。太平军攻打包村时，屡攻不克，我村遭灾犹甚。他们在湖埂上挖战壕，烧营火，洪水来时，湖埂决堤，求人挑土，即以做三工埂酬一亩田，待湖埂修复，田产酬完，从此门庭中落。祖父是长子，尚有书读，是光绪秀才，后屡试不第，自学成医，专长妇科，曾为婚期将近而生命垂危的姑娘从鬼门关夺回生命而医名大震。据老人说：“阿基这个郎中真好轿进轿出忙得很，银子刚要用腐乳钵盛了，死了真可惜。”从谱中获悉：祖父离世时，父亲只有五岁，他是兄弟四人中的幼子，故而没有书读。爹二十岁时丧母，在祖母举丧时与娘（童养媳）举行婚礼。

有人说富是富不过三代的。确实吾祖在乾隆时官居翰林，拥有良田千亩，到了同治初已财产败尽。我们分设的堂名叫“留耕堂”，其意是田卖给人家留着耕种。祖父靠行医为生，不幸早逝，所有财产是一亩三分田和里台门一间半老屋，塘湾台门半间堂楼及里台门五间屋基地。我父分得一亩一分婚产和里台门一间半楼屋。祖母有三亩田做祭祀费用，因曾祖武德公没有后羿，除了勤、潘两公爱继外，我父是继承人。爹从那里又分得一亩田，后来我又分得祀田一亩七分。因此，爹在兄弟中有一定的优越感。从我能记事起，家庭生活比较和谐稳定。父亲给小祖父兆丰从诸暨至绍兴的货运船撑船，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使家庭增添了新的吃穿，也增加了欢乐。爹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他爱好板胡，爱唱绍兴高调，他还爱吹箫笛。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货运锐减，爹因此失业。从此生活潦倒，失去应有的勤劳。他像失去了什么似的，无心参加田作，常在外奔波，还染上了赌习，使家庭更加贫困。

人活到一定年龄时，对自己过往的一切有所回顾，许多往事历历在目。回忆是寂寞的苦旅，是理智的拜访，也是对自己现实生活的补偿，是对自己一生酸甜苦辣的总结，更好地认识人生，完善自我。

回忆起我的童年，首先要回忆我的母亲。

今年是母亲八旬寿诞，我带妻儿到我母亲墓前去祭奠，以示对我母亲的怀念和敬意。母亲离开人世已有五十三年，她死时我只有十一岁。我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的，仅三天时间就当了一岁，实际我还只有十岁。跟我母亲相处过的同龄人，他们都还健在，他们说：“你的相貌很像你娘，你对你娘有印象吗。”我对我娘的音容笑貌怎么会没有印象呢，她的许多事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母亲不高不矮的身材，圆圆的脸，高高的鼻梁，后脑梳着一个发髻，一双缠过的大脚，一双粗糙的手，穿着一身蓝布大襟衫，逢作客或喜庆时，要穿上一条黑裙……

早先我不知道母亲姓啥，后来在宗谱里知道母亲姓朱，是紫东袁村朱小毛幼女，叫朱银菊。民国二年二月初七生，属牛。母亲没有亲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银美嫁于杜黄桥阮家阮吉生为妻，二姐嫁于中木桥。母亲有个养父，叫何金宝，养母金氏，养娘家有二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跟娘去拜过年，印象很深。

我娘是童养媳，据说是祖母死时，在祖母灵柩前举行婚礼的“材头亲”。我母亲生我时只有十七岁，大姆说我是“生在裤裆里不会出头的人”这是大姆对我的诅咒。

我们是住在里台门一间古老而破旧的高楼屋里，有精致的雕刻，是村中最早的老屋。门前有株香团树，还有个小菜园。爹是给小祖父掌商船，他来家时，总要买点吃的来。娘在家搞家务、养蚕、种菜，生活较稳定。父亲没识几个字，会吹萧、鸣笛、吹口琴、拉二胡，会唱绍兴高调，生活和谐温馨。谁知好景不长，从我八九岁起，抗战爆发了，父亲失了业，在家务农，生活潦倒，趋于贫苦。

母亲视我为珍宝，问卜相命，说我八字强需要出继，要隔壁娘、弄堂娘、讨饭娘叫得多，否则要养不大的，于是就有阿花妈、杏花妈的称谓。母亲无知，相信那算命先生的骗人术语，真的把一个讨饭婆叫到家里来吃饭，要我认她作娘。她就是俞家的福生太婆，她背着小儿章法常在村中讨饭。每到她乞讨到里台门时，母亲总把她叫到家里，母子俩吃一顿，也把锅里的饭全盛去。她也很知趣，总要隔一段时间再来。母亲每年把我抱去她家拜年。我到她家，脚不肯下地，喜欢站在桌上或凳上，因为她家很脏。

为怕养不大，母亲特意把我打扮成女性，头发长的盖耳，还扎上几根小辫，插上朵小花，还穿上花色衣服，或者在衣裤上镶上花布边，套上银项链，银手镯。取的名字也是女的，叫兴雅。直到我八九岁时，除亲房外，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是男孩。

我确实于众不同，我喜静，极少跟别人去玩，也从不跟别人吵架。直到现在，我也不与别人吵架，有不同意见要引起争吵的话，我就忍气让开，只要心里有数不与他往来算了。从不骂爹骂娘，所以村里许多人还不知道我父的名字。我从小文静，像个姑娘，连吃东西也很文气，从不贪、争，要吃得清爽实惠。我从小不吃鸡鸭等肉类，不喜吃荤油，除了鱼虾蟹蛋外，全是素食。直到现在，还是不吃肉类。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想想是因为：

1 怕脏禽类吃的食物极脏，生活在很脏的地方。

2 是善良心理，禽类是动物，有血有生命。我看到人在宰它的景状：鸡在挣扎，猪在呼喊……这一切景状，我觉得它们的肉不能吃。吃它太残忍，太罪过了，久而久之，养成一中特殊的心理。我不是禁忌，而确实不想吃，不会吃。见肉都有反感，要恶心，这已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小时，我青菜也不吃的。因为我见到母亲用粪便浇菜，这菜怎么能吃呢，太脏了。直到我十二岁时，大姐拿泡饭给我吃，当时我患夜盲症，看不见什么菜的。大姐说这是豆腐皮煮的。我吃了后，大姐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大姐才说是青菜的。从此，我开始吃青菜。

我七岁时，母亲拿着许多香烛，带我去上学，先去宗祠点上三对香烛，叫我拜过祖宗，又在庙内点上三对香烛，拜过三堂菩萨，再点香烛拜过孔子，拜先生，先生说：“小姑娘还蛮漂亮的，叫什么名字。”

妈说：“汤先生，是个男孩，叫兴雅。”

“男孩，为什么这个打扮，连名字都是女的。” “是啊，我们喜欢这样打扮。”

“把名字改个，好吗？雅是女的，改个荣字就像男孩子了。”

“好的，汤先生，你改得不会错的。”

尽管名字改了，他们还是叫我兴雅，或者叫阿亚。记得在二年级时，下午第一节是写大字，有高年级学生来手把手教写的。那个宣良和袁信全都要争抢我。到三年级时，不是手把手教写，自己写了。一天，在写大字时，汤先生手执教鞭。在来回督巡，对不认真写字的同学，把教鞭在桌上敲打。他见我坐着不写字，问我：“为什么不不写。”

“我要等别人写好后我再写。”

“你爹为什么不买给你？”

“我妈说家里没有钱，暂时向别人借一借，等有钱时会买给我的。”

汤先生本来用牙咬着嘴唇，一副严肃的神态。听我说了以后，收起怒颜叫我到办公室去，他从笔筒里挑了一支好的笔给我，叫我去写。我向汤先生一鞠躬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写字了。

先生的膳食是学生供的。学校按学生家庭条件酌情负担。富裕户有供一月、半月的。条件差的是供三、五天的，苦的是免费的。我家早先是供三天的，母亲把四菜一汤担去，二位先生吃菜很文气，一条鱼吃了一面，翻个身，夹尽碎肉，像没有吃过一样，还关照说：“不要再去买菜了，把吃过的担来就好了。”母亲看了已吃过一面，怎能按原菜送去，当然要换过了。先生很体贴乡亲，深受乡亲们的尊敬。

1938年寒假，爹叫我到湄池火车站去帮助管店。当时，浙赣铁路自炸，火车到湄池终点。货运、客运都到湄池下车，进行船运，湄池成了热闹码头。父亲凑了笔钱，在湄池设了仅十个平方面积的小栅，开了小店，售的是糖烟酒。聘从杭州逃难来的大伯管店，我去记帐。那时，我已会用洋码子字记流水帐了。一天，飞机不断地在上空来回旋转。大伯叫我逃离，他还在管店。我逃到大窑头，后来逃到凉亭。母亲急得不安，到凉亭来看我。飞机越飞越狂，母亲带我回家。正好到新屋台门这根弄堂时，听见“轰轰”的炸弹声。我吓的哭叫起来：“大伯，大伯。”妈说：“别哭，大伯会逃的，不要紧。”我还是哭叫着说：“大伯不会逃的，他很忠实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店被炸掉了。从店里飞出两只瓷盘。大伯屁股中了弹片，爹当即给大伯就医。“大伯大伯屁股炸开”成了孩子们的一句歌谣。

母亲伶俐干练，据香珍太婆说：“在陈氏奶奶死时，新屋台门的阿芬姑娘要披麻了。你娘赶去说，披麻应该是我，你们没资格披，结果她们不敢披，仍就有阿菊披麻。”这是血统上的原则问题，母亲在原则上是决不让步的。当时我只有五岁，还不懂事。我六岁时，蔡家台门着火了。火苗往里台门屋后的后窗冒进来，我见母亲把自己家的一条棉花胎，在水缸里浸湿，搂到紧靠蔡家台门屋的后窗去塞，从而保护了里台门的火灾。这种举措，一般女人是想不出来的。

母亲有一双勤劳的手，她的女红也不差，会制衣绣鞋，会织绒衣，而且很熟练。她常给别人织绒衣。骆福祯在村里开家具店时，我娘给她织绒衣，不收钱。骆师傅制了块滚衣板作谢，我家那张四仙桌也是那时制的。

母亲会养蚕，从一只蚕种经她的手变成一束丝的全过程都会操作。我们有块大桑园，近百株桑树能采好多叶。母亲每年要养几方蚕，还自己留蚕种。蚕从孵化到吐丝，要费多少心血，夜里要喂几次叶，几乎日夜忙着。我看着母亲养蚕，问这问那，说：“今天宝宝为啥不吃叶了，它们爬到叶上面来了。”

我从母亲那里知道宝宝要眠几次等实践知识，还帮着母亲拣老蚕，扎茧，还学着做丝。

母亲是个勤劳俭朴的人，她除家务外，还到地里去种菜，浇菜，到山上去扒柴，还用网斗去田里摸田螺，并把田螺肉挑出来去卖。由于母亲的劳累，手背上布满了裂痕，流着血。因为买不起脂膏，用自家的香团汁涂在患处，涂上去时很痛。母亲熬着痛，继续忙碌。当时，父亲很潦倒，不管家事，有时还要去参赌。母亲劝他叫他早点睡，他根本不听，甚至把娘打一顿，气得母亲到老家去哭。

母亲对那些同龄穷人很友好，虽然家里也穷，但还要小恩小惠地接济别人。母亲不附权贵，怜悯贫苦，帮助弱小。我大约是受她的影响和熏陶。

里台门有讨饭佬来了，我把外面的门关上。妈说：“关门干嘛？” 我说：“讨饭佬来了。” 妈说：“把门开了，讨饭佬让他进来吧。” 她对我说：“要饭的来了，多少要给他吃点。一个人谁愿意讨饭，总是没吃的才来讨饭的，他是向你来讨的，不是来偷的。一个人生下来，谁会想到会讨饭啊，说不定，我们自己以后也会去讨饭的。”我听母亲说的，想想也是真的，以后我不会再关门了。

母亲还常说：“粮食是父亲从田里跪（耘田是跪着）出来的。饭粒不能丢，丢了罪过的，天雷公公要来打的。”

她还说：“有字的纸不能擦屁股。字是宝贵的，一字值千金。用字擦屁股，下世要变瞎子的。” 母亲很喜欢我，但对我的管教甚严。我记不起是犯了什么错，竟要我在灶君面前下跪，这种事有两三次。记得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在上课前，同学们把绍灿的一件什么东西（或许是小刀）你甩给他，他又甩给谁，甩来甩去地玩。当甩到我的书桌上时，先生来上课了。于是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好。我坐在他的前面，根本不跟他们玩。他们把东西甩到我桌前，根本不知道。在下课后，绍灿在我书桌前找到东西，到家时说我偷他东西。此事在同学中并无此说，绍灿是我们里台门的邻居，母亲得知后，大发脾气打我。我说：“我没偷。”妈不信，她不肯罢休，把我拉到学校去问老师，先生也不知此事。很多同学来看热闹。后来同学说明情况，方才弄清了事实。先生说：“孩子没有说慌，你不能怪孩子，是我们做先生的没有管好……”

妈才息怒，回到家里搂着我哭了许久。她说：“做人要做的清白，做老实人，不准说慌，不准偷人家东西。如果你真的偷人家东西，我会把你打死的。”这事是绍灿信口开河冤枉我的。幸亏同学们说明了事实。否则，我娘是不会罢休的。

我有个比我小八岁的弟弟，叫新仕，属牛。他长得很胖，很讨人喜欢。在我十岁的一天，我抱着弟弟在江边路上的一块石板上躺着。弟弟坐在我身上，一个村妇走来，把我弟弟抱走了。我没有看清是谁，等我爬起来时，只见背影，往村西走去。我哭着告诉母亲，母亲也急了，忙向我指的方向追去，追到塘湾台门时，那妇在台门里坐着聊。她就是俞家的爱娟姑婆，说是看得欢喜，逗着玩呢。弄得我破涕为笑。

1939年的秋天，我和母亲去摸螺蛳，我赤着脚，在塘边摸，母亲在塘边岸上摸。忽然，我感觉好像有人来拉我的脚吓了一跳。母亲拉着我的手，也打了一个寒噤。妈说：“不摸了，回去吧。”那天夜里，我睡得很甜，直睡到天明。妈说：“你睡得真熟，我是拉了一夜肚子。”我发现，妈脸瘦了，她有气无力。她下楼后，在台门里走了一圈，告诉邻里昨夜泻肚的事。回来后，躺在一藤椅上抽搐。邻居们都来了，帮她揉搓，推拿，又有人帮着请医买药。第一煎药吃下去都吐了。当时父亲撑船去了，待爹回来，已是翌日傍晚了，母亲已危在旦夕，我睡在母亲脚后，听见娘对爹说：“我不行了，孩子你要好好养他，千万不要打他们……” 爹在娘床头边说：“菊，我对不起你，苦了你……” 母亲与世长辞了，年仅二十七岁，他腹中还有孩子在跳动。她患得是瘪螺痧，按王治华医生的说法，叫“阴霍乱”她从开始病到死仅两昼夜。此病待到指头罗纹瘪了就无法医了。我们当时请的是姚伯堂医生，若请王治华医生的话，可能还有救。那时的医生以图利为目的，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眼里。当时“时疫”蔓延，朝发暮亡，是日本侵略者投放的细菌弹所致。

母亲死了，我辍学，还没念完小学第三册的书，在家要领弟弟，管家，烧饭了。

父名效雪，又名纬轩，兄弟四人，以他为幼。身长力魁、为人忠实。1911年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太祖茂松是乾隆翰林曾拥有良田千余亩。曾祖、高祖都是清朝官僚。当时门庭显赫是文明的礼仪之家。祖父是个太学生，享有俸禄。1861年太平军占领我境，三江口成了太平军安营扎寨的据点。我文、章、焕三代人丁被杀得只剩下一个只有14岁的曾祖父舍鸿及其母亲俞氏。待母子返籍，府第遭焚。村里尸体遍横，一片狼籍，叔嫂重建家园，耕读传家。刚建好的府第，因为女佣不慎，又遭火焚。太平军攻打包村时，屡攻不克，我村遭灾犹甚。他们在湖埂上挖战壕，烧营火，洪水来时，湖埂决堤，求人挑土，即以做三工埂酬一亩田，待湖埂修复，田产酬完，从此门庭中落。祖父是长子，尚有书读，是光绪秀才，后屡试不第，自学成医，专长妇科，曾为婚期将近而生命垂危的姑娘从鬼门关夺回生命而医名大震。据老人说：“阿基这个郎中真好轿进轿出忙得很，银子刚要用腐乳钵盛了，死了真可惜。”从谱中获悉：祖父离世时，父亲只有五岁，他是兄弟四人中的幼子，故而没有书读。爹二十岁时丧母，在祖母举丧时与娘（童养媳）举行婚礼。

有人说富是富不过三代的。确实吾祖在乾隆时官居翰林，拥有良田千亩，到了同治初已财产败尽。我们分设的堂名叫“留耕堂”，其意是田卖给人家留着耕种。祖父靠行医为生，不幸早逝，所有财产是一亩三分田和里台门一间半老屋，塘湾台门半间堂楼及里台门五间屋基地。我父分得一亩一分婚产和里台门一间半楼屋。祖母有三亩田做祭祀费用，因曾祖武德公没有后羿，除了勤、潘两公爱继外，我父是继承人。爹从那里又分得一亩田，后来我又分得祀田一亩七分。因此，爹在兄弟中有一定的优越感。从我能记事起，家庭生活比较和谐稳定。父亲给小祖父兆丰从诸暨至绍兴的货运船撑船，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使家庭增添了新的吃穿，也增加了欢乐。爹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他爱好板胡，爱唱绍兴高调，他还爱吹箫笛。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货运锐减，爹因此失业。从此生活潦倒，失去应有的勤劳。他像失去了什么似的，无心参加田作，常在外奔波，还染上了赌习，使家庭更加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