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8-09-17 14:31
|
核心内容：《西游记》里〈孙行者大闹黑风山〉里一句,“半空彩霞焰焰,忽见行者坠于阶前”。说的是,唐僧在观音禅院焦急等待孙悟空回来,他胡思乱想起来,心怕猴子从此“失联”,或者被妖怪抓了困住了。 【于建嵘新浪微博:终于被毙了!】 于建嵘的新浪微博,就是失联了。所以很怀念这一句,半空焰焰,忽坠阶前。唐僧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于建嵘新浪微博:终于被毙了!】 我就像唐僧一样等待于建嵘的新浪微博“坠落眼前”…… 【于建嵘新浪微博:终于被毙了!】 说起于建嵘是谁,风浪还真的佩服至极。社会调查专家,任职中科院,第一部学术专注《安源煤矿》。后来写过《我的父亲是流氓》。其实标题的本义是“流民”,但估计对销售量不够自信,所以从了俗,标题极为惊爆眼球。 他去外地讲课,县委***请吃饭,满桌子围的一圈县里领导。他在饭桌上劝告,不要强拆。县委***满脸不屑,讽刺道:“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于建嵘湖南人,真汉子。呼啦! 当场把餐桌掀了,扬长而去…… 第一时间,于建嵘发微博,说了自己刚才翻了饭桌。马上有记者打电话,问他是否能活着走出这个县?记者说只要你同意,我们二十四小时跟踪报道你的人身安全! 于教授在其微博中说：“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 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他认为，我这样的讲座对县里太有负面影响了。他说，你这样一讲，下面的干部就不会去执行县委的决定了。他感到后悔（请我来）。我告诉他，我只讲我自己想说的话。” 这段博文，很快被转发超过2000次，评论超过1600条，再度引发了网友关于拆迁话题的激烈讨论。网友“欲罢不能”认为，县委书记的这句话还真不好反驳。吃财政饭的人，碗里装的都是底层百姓的血汗。于教授和书记的区别在于，一个替底层说话，一个去底层收刮。有网友指出，一个书记这样认为可能是个人意识，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就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平常君”表示，这句话必须当选年度官员语录。网友们更深刻地谈论到拆迁问题，网友“天人姜86”剖析说，对待那些个所谓的个别拆迁户，是不是100人当中，（假设）有99个都选择吃蛋糕的时候，剩下的那1个亦不得不吃？不吃就是罪过？“老大franklin”指出，拆迁不是罪过，强拆才是罪过，带有威胁性质的拆迁才是罪过，毫无逻辑的“就得拆”才是罪过。 于教授昨晚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微博中提到的讲课，是他应邀给当地的700多名党员干部进行有关“社会稳定”、“强拆”和“征地”等主题的演讲。据了解，宜黄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西抚州市曾再三要求于建嵘教授去上一课，当时他拒绝了。这次应邀而去，他没有想到，该县官员又是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样讲课和呼吁，比起媒体的批评，官员们更能听得进去，接受度更高。 于教授认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再不能以拆迁为发动机了。宁愿发展慢一点，也要把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放在首位。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要拆迁，也要有公平公正的司法来解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发展。 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口曝雷语：“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被知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微博上曝光。于建嵘还在微博中透露，陈晓平曾在讲话稿中说，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讲话稿中的详细内容，许多网友表示强烈关注却无从知晓。 于建嵘，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留校任教至2003年底；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 2010年12月，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漏的油:评论于建嵘给中央领导提10个“不要”,震惊了习总!摘要; 中国必须是以工农联盟(劳动大众)为基础,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领导中国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使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阶级,阶层灭亡或自行消失; 中国不能搞宪政,不能搞两党执政。国家初稚,体制未固,两派执政,人民何从; 中国不能与西方、欧美比富:西方史长,已生己路,中国初立,体弱肤嫩,西方从奴隶制直到资本制,中国从封建制直到社会制,各有其优,因此中西有别,不能盲目追求GDP:如是,必东施效颦,只会恶果不断:追富,政绩,就是生腐土壤; 中国必须保证国防工业,事实求是地借鉴西方之术,走自己独立自主之路; 中国不可能是城市国家。十三亿人不能与二,三亿人在同等资源下比富有,比城市化。漏的油:评论于建嵘给中央领导提10个“不要” 震惊了习总! 中国向西方盲目学习,后遗症极多; 官二代,富二代现象十分严重:共产贵族显象(阶级成份复杂化),决不能轻视,免走赫鲁效夫,勃列日涅夫老路。 要有党员,干部'不好当'的意识;顺言听,逆言思:要听取反对者的言论,择优用之:树立公务员们要把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当成家人,当成亲生父母一样的信念; 建立全国网络超巨霸工程系统:把各级政府,官员的一切(除机密外)办公,会议,经济来往,决策定制,都制于网络之下,使其透明,公证,易于人民监管; 中国复兴,负重道远。现应急措施:建立班前宣誓,班后总结短时会议。时时处处提醒公务员,官员,一切干部:你们是人民儿女,一切行为必须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人民着享。 漏的油:评论于建嵘给中央领导提10个“不要” 震惊了习总! 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在强国富民的道路上正确前进。于建嵘给中央领导提10个“不要”,震惊了习总!【导读】于建嵘给中央领导人提的10个不要,问题深刻准确,入木三分,真实表达民意!尤其是第一个不要:不要让美丽中国在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日前在网络上发表给中共领导人的10个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被大量转发。1、不要让美丽中国在梦中。 中共十八大承认,当前中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但并没有真正认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如果不改变各级政府为政绩和利益而进行掠夺性发展的制度根源,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漏的油:评论于建嵘给中央领导提10个“不要” 震惊了习总! 2、不要让贪腐肆虐中华。 今日中国的权力寻租,均因权力之垄断。少数人垄断权力为贪腐创造条件,又为贪腐官员提供了保护。执政党举起了反贪腐大旗,习***称,〝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要老虎、苍蝇一齐打〞。但如果不保障民众知情监督权,建立公开制度,难有长效!3、不要让宪法成草纸。 宪政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核心价值是对公权的制约和对民权的保障。中国是有宪法没宪政,其主因是没有捍卫宪法的力量,完全靠执政者的自觉。历史表明,这种自觉是靠不住的。当然,视宪法似草纸也是有报应的,批斗国家******就是例证。4、不要让青年成屌丝。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出现了问题,官二代富二代现象十分严重,底层民众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 如何让穷孩子们能完成学业,如何为年青一代创业提供机会,如何使公务员制度更加公平,是中国梦真正的意义。如果不重视底层青年的诉求,国家就会动荡。5、不要让农民成为流民。 中国现有1.2亿第二代农民工;有4千多万失地农民,他们有的因征地暴富,更多的是失去了生存保障。今执政者把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担忧会有更多的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家园。我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要当成追求GDP的手段。6、不要把虚假当自信。 靠封锁真相,就是天天联播也是假新闻;靠组织强制,就是全票当选也是假选举;靠封官许愿,就是人人歌颂也是假忠诚。政治家的自信,是民众信服的理论、人格及执政能力。 他要恪守言论自由,不搞因言获罪;他要坚持公平竞争,让选票决定自己的命运。7、不要把侵犯公民权利的制度当治国工具。 违宪并严重侵犯人权的劳动教养制度,使大量公民不经司法审判、被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是地方政府打击迫害公民的工具,应立即废除;虚伪而破坏法治的信访制度,使大量的信访公民被拘留、劳教、判刑、关精神病医院,应彻底改革。8、不要把人大当摆设。 人大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选举虚假、代表多为行政及司法机关人员、非职业化、履职限于会议而流于形式。虚化人大便于政治垄断,但从根本上动摇政权合法性。改革可从直接选举的县区人大开始,放开选举,建立履职规范,让行政和司法人员退出人大。9、不要把体制外的政改者当敌人。 中国向民主宪政转型是历史大势。体制外主张政改者,虽痛恨现体制种种弊端,仍希实现和平有序改变。但他们往往被既得利益视为破坏者,而成为维稳对象。历史表明,当主张改革的力量被体制排斥并成为体制的对立面时,革命性颠覆就会出现。10、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 今天执政者的历史责任,就是让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他们应有强烈的使命,而不是得过且过之辈;他们应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的代表;他们应是国民的道德表率,而不是腐败堕落的典型;他们应青史留名,而不是民间的笑话。收起 主持人:各位,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腐败泛滥现象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郭一平推荐于建嵘文章: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一) 诸如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律师代理的涉及群体性法律事务也有很多。那么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些什么特征,律师如何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题为《社会冲突与律师建设性作用》的演讲。 郭一平推荐于建嵘文章: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一) 于教授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很简单。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 他将以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为核心,与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见,相信于教授的演讲一定能给大家很多启发,引发深思,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获。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老师为我们讲课。 于建嵘:大家上午好!我实际上是1987年的律师,做了八年,现在在社科院农村所工作,所以没有再从事律师的业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实际上原来想叫《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底线》。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想对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会发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个观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议论的就比较多。认为中国在2009年和2009年以后会发生动荡的包括伍凡先生,包括一些英国国外的主流媒体。 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财经》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2009年应该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结构,社会动荡离真正发生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最近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师和魏汝久律师请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实话我有点底气不足。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外讲了一年,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中央党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底气。 为什么?因为我访问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判断在影响我的认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动荡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前两天有一批律师到我家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国会发生动荡,我们这些法律人士应怎么办?我们当时的结论是宪法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 所以我今天临时把这个题目改成了《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寻找社会稳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又是什么? 实际上年初的时候,中央的有关领导人也曾经认为2009年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今天是26号,再过四天这年就过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这种社会形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 事实上,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确在动摇执政者对国家的判断。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好的楼建起来了,有很好的公路开通了,大家好像感觉到莺歌燕舞,但实际上有这些事情在动摇执政者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我曾经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我先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工人发生了什么,农民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当前中国农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本书我调查的是湖南的农民,写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我想回答一个问题: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农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税斗争。 (放PPT)这是我2002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拍的照片,当时说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 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放PPT)这是2002年我在江西农村拍的片子,它是政府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放PPT)2002年12月22号,我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拍了这副图片。 它说的是什么呢?这批农民在组织农会。当年***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这儿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 我在这个地方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他们告诉我,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当中我心中充满了震撼,回来之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我提出来,天下可忧的在民权,天下可惧的在民怨。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很有关系。(放PPT)这个人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 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 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没有解决,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我和它有个协议,它让我进入所谓的绝密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每个月要给它提供两份报告,告诉它最近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根据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分析一下农村土地问题有什么特点。2004年9月2号,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焦点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以来***被包围起来的一起事件。当时的四川***想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想到农民把他认出来了,为了抢救他动用了武警。你们看一看这副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些什么人?老年人,老年妇女。 我在调查中国农民抗税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妇女,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家只有这一个闺女,所以她来抗税。而农民土地问题,你会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什么原因?两个。 我曾经去访问她们,她们告诉我,第一,我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我们老人采取措施。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们是软实力。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对象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控告县乡政府,而农民土地问题则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而农村土地问题就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最后方式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 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去收税费。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所以农民抗税和反对征地时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 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大批律师介入,我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 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不认为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现在判刑了。 我曾经去访问他,我说你做一个***的***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呢?这个***这么回答我: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要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这个***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去做吧。我发现这句话真是说不得,说了麻烦就大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 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 (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可能都会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的第一个工人支部。 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这儿我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 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 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 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 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 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就因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 最后这批人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合法与非法与否很难界定的行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 为什么?怕打死。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讲《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全国总工会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 我去讲课,工会的人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我们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重庆的***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 重庆的***是中央***,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现在高层人士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 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都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 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我们分析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大家要密切关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我前不久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发生了什么。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前面讲了不同的情况,现在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我认为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 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不是说把你政府砸了,我们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讲一个故事,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 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中央******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 (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了权力意识。(放PPT)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学家。她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说1989年以后,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快到了,中国***还没有崩溃。 西方人一旦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又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回去了,为什么呢?她说我们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判断对,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 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 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第三个特点叫做反应性大于进取性。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的问题,是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他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不给我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就是一般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不找你的麻烦。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国群体性事件80%以上的维权活动的特点。 那么2009年6月17号湖北石首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武装精良的部队,在街头被老百姓打得丢盔弃甲,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维权活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取这个名字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还双规了(笑)。 2007年10月30号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做演讲,我讲中国目前发生了一种新的群体事件,它和维权活动不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将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是老百姓对社会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对什么不满?对公权力和有钱人不满。第二个是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 11月8号我一回到北京,麻烦来了。手机一打开,接到一条短信,我们所的党委***给我发的,叫我回来之后马上与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回来了,你有什么事?他说你回来了吗?我说刚下飞机,还没进海关。 他说你马上回单位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严重的事情。我说明天来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今天来,必须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单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没有人管你,平时我一年难得去几次,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顺访社科院,顺便去访问他一下。 (笑)但是他这一说没办法啊,我听了感到很严重啊,我又拿人家的工资,没办法背着包就去了。一进我们单位,见了我们***,我说***什么事情?我们***拿了一张纸给我看,是有一个部门,专门给中央打小报告的部门给中央领导写的一个报告,标题叫《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第一句话叫于建嵘说中国发生一个什么泄愤事件,主要是由于对公权力和财富的不满,就是仇官、仇富,大概三百多字。 有一个刚从地方到了中央领导,在旁边做了个批示。他批得很好,很委婉,叫建议社科院与于建嵘同志谈一谈,著名学者要注意影响,签了个名。这一搞麻烦了。 这个报告到了我们单位,就是大事,单位的大领导又不在,秘书很生气,在旁边做了个批示,农村所好好和于建嵘谈。(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拥护我们政府的,哪有愤可泄呢?!既然人民没有愤哪有泄愤事件呢,你不是胡说八道嘛?我们领导就说叫你不要乱讲,你到处乱讲(笑),现在不是麻烦了,你看看。 我说这有什么麻烦呢。他说怎么还不麻烦,中央领导批示要我们跟你谈,我们必须要和你谈,而且所有谈话记录要回覆到中央去,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谈怎么办?我就问我们领导,我说你看过我的演讲稿吗?他说没看,你这个家伙到处做演讲,从来不给领导看演讲稿。 (笑)我说你听过录音吗?他说没听,你在美国讲我到哪里听呢。那我说不谈。他说为什么不谈?我说你们的祖师爷***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讲了三个小时,凭什么三百个字我就和你谈,不谈,要做调查,没调查不谈。 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睡觉了,我说倒时差。我们那个***讲话轻言细语的,我一不谈,***麻烦了。最后所里党委一开会,开完之后***来向我传达了一个决定,说党委讨论了,你说现在不谈也有点道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要讲道理,那么好,党委决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这个礼拜之内不能离开北京,随叫随到。 我说那不是双规了嘛。(笑)。等了五天,***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到处跑,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关到北京不准走我心里很难过。 我说***怎么样了可以谈了吗?他说不要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要谈了?他说我们从伯克利大学的网站上把你演讲的录音下载下来了,请了一个懂湖南话的人(笑)把这个演讲录音变成了文字,我们党委都看了一遍,我们认为你没有错,你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同志(笑,掌声)。听完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的演讲,《南方周末》和南方报系很多报纸都讲了。 现在社会泄愤事件是大家通用的概念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用。特别去年发生瓮安,今年发生石首之后,很多人开玩笑,说于建嵘你有先见之明,你发明一个定义,发明一个概念,你了不起。实际上我没有先见之明,中国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2004年10月18号重庆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姓于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郑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于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把事情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 这一讲麻烦了,姓郑的的老公过来了。老公甩了姓于的一巴掌,说你撞了人,你还不认错,你还强嘴啊!姓于的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我撞了你,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你的衣服,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争吵。 一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对啊,你怎么打人啊?你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 说明:这篇小说是我八年前写的,以“父亲”为题刊发在大型文学期刊《长城》2009年第5期上。一父亲要死了。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 于建嵘: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转载)
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于建嵘: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转载) 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象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于建嵘，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阳，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留校任教至2003年底；2001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已发表和出版过《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大量著述。于建嵘:当前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
2010年12月，被30多万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于建嵘:当前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 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于建嵘:当前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 然而,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这种稳定是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的。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及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增加了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运行的成本,会使社会无序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失控,有可能使刚性稳定演变为社会的无序混乱。 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保障穷人的生存权利;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维护社会治安。 很高兴能到世界著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昨天我在学校的国际大会堂是对大众就信访问题进行演讲,今天则是在现代中国研究所作小众讨论。我要感谢毛里和子教授的邀请,她是日本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军人物,我很荣幸得到她的邀请。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毛里教授曾在去年9月专程到我在北京远郊农村的住处,同我讨论了这次演讲的主题及相关事项。 我还要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教授和同学们,特别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欧博文(Kevin J. OBrien)教授,他是研究中国社会冲突的专家,而菱田教授、唐亮教授、高木诚一郎教授、南裕子教授,都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完全可以相信,我们今天的讨论会产生积极的成果。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前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争议很大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会在2009年发生社会大动荡的说法很流行。比如,美国的中国分析家伍凡先生就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潮水般的农民工返乡,以及全国范围的维权抗暴运动、地下教会运动、退伍军人维权抗暴运动等等因素将决定2009年中国会出现全国大动荡。 伍凡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海外很有代表性。现居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也有过相类似的分析。 境外的一些主流媒体也多有这种报道,比如2009年2月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的在危机打击下,猛烈的动荡将摇晃中国一文称,出口萎缩令中国上千万的人失去工作,引爆社会不稳定浪潮,银行破产、失业以及社会动荡正在蔓延。 在中国国内,一些社会观察家也有相同的看法。比如,中国著名作家沙叶新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就认为,近年内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各地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从农村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抗议,到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现在又有教师集体罢课,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因此,沙先生很担心,而且有预感,这些行动在来年将更成气候,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动荡! 中国的执政者也把2009年视为社会稳定的敏感时期。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就认为: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基本状况不会变,而在当前形势下,新的社会矛盾将不断产生,原有的一些社会矛盾也可能随之凸显,并呈现出经济领域的新矛盾与老矛盾、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其他领域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局面。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正在影响着中国民众甚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在关于2009年是一个高风险的年份中,最常提到的一个理由是,今年有好几个政治上敏感的纪念日,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此,不仅中国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就连一些国外人士也为中国捏把汗。 就是在我来这里演讲的前一个小时,你们日本最有名的新闻记者、朝日新闻领导人之一的加滕千洋先生到宾馆采访我时,他就表露出了对中国动荡的担心和疑虑。我告诉他并请他转告日本的读者们,要对中国有信心,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而且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有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现在一讲到中国社会稳定问题,就会提到每年发生的几万起群体性事件,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和湖南的吉首事件。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我也多次说过,群体性事件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指标,透过它我们可以觉察到社会的一些发展趋势和细微变化。 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些事件。最近,我写了几篇分析这些事件的文章。其中,最准确阐述我观点的是在中国《财经》杂志2009年年刊上发表的《突破管治困境》,这篇文章还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了。在这些文章中,我反复强调了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和原因。 云南孟连事件是一起因农民维权而演变成警民冲突的暴力事件。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与警察发生冲突,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致多名胶民受伤,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胶农认为其土地权益受到了侵害,在要求政府和侵权公司处置未果的情况下,胶农奋起维权,地方政府则动用警力镇压。事实上,近年来这类维权事件有所增加,约占目前全国群体事件的80%以上。 这些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大都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它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而且,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 但是,当土地等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后,由于争议的经济利益巨大,侵权方不仅不会轻易让步,反而常常动用黑恶势力对付维权者;而地方政府和官员则往往站在强势的侵权者一方,以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为由,动用警力对维权者进行打击而引发恶性暴力事件,难免就会导致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与维权事件不同,贵州瓮安事件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泄愤事件。6月28日至29日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了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人打砸抢烧事件。这种由民事纠纷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有十分明显的特征。社会泄愤事件这个词是前年我应欧博文教授的邀请到美国伯克利分校演讲时杜撰出来的。 当时还没有发生瓮安事件,我在分析早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时,感到它们有许多不同于维权事件的特点。比如,它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媒介有新特点,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等渠道传播信息、动员民众,利用民众盲目从众的群体心理散布谣言;有对政府机关和其它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显然,这些特点是值得注意的,有点类似西方社会学家讲的集群行为。因此,我杜撰了一个词社会泄愤事件。这个词还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我在伯克利分校演讲的消息和录音在网上流传时,有关部门就以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为题给中国最高执政者写了一份报告,有关人员批示后,我的领导就找我谈话。 他要我注意点,不要讲中国老百姓对政府有愤,因为我们是人民政府,人民可能对政府有些意见,但不会有愤。既然没有愤,也就不会有什么泄愤事件了。瓮安事件发生后,这个词被主流媒体和学界接受了。前天贵州德江因政府不许老百姓舞龙而发生的围攻政府的事件,就有媒体称为社会泄愤事件。 发生在2008年9月底的湖南湘西吉首事件则是因非法集资引起的社会骚乱事件。这类事件的起因一般是经济纠纷,利益受损一方因不满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而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最终演变为对政府机关、无关商店和无关民用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的骚乱行为。 这类事件在目前经济增长减缓的背景下正以多种形式爆发,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维权事件与社会泄愤事件的双重特征。11月17日发生的甘肃陇南事件也经历了由维权到骚乱过程的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维权事件向社会泄愤事件转变的机制是什么。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说,无论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经济纠纷引发的社会骚乱都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民众抗议政府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具体利益问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尽管有某些参与者想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 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虽然民众把县委和县政府及县公安局烧了,但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并不是想另立新政府或者分享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正是这些事件与去年3月西藏地区的骚乱事件以及去年9月新疆恐怖袭击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但是,这些事件会不会在特定的形势下相互关联,以至形成全国范围性的态势?这是执政者比较担忧的问题。我认为在当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像贵州瓮安这样的社会泄愤事件发生了围攻政府的行为,但他们仍然没有政治诉求,其所涉及的问题是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针对当地强势群体的掠夺而做出的反应性行为。 虽然引发这些事件的根源如社会分配不公、经济剥夺、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且因偶然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地域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但它在目前尚没有跨地区的传染性。从上面的案例看,虽然在全国一些地区发生了群体事件,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它地区的民众也通过网络等媒介对其做出评价或进行舆论支持,但在大多数地方,社会是比较稳定的。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事件爆发的根源虽然是确定的,但它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地方却未必有很强的共性。因而,它在其它地区不具备进行同样复制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教授认为,中国存在一种特有的社会运动机制:大量的无组织的个体,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而自发地做出理性的选择。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造成了大量个体在生活处境上的高度雷同(比如,1978年之前在人民公社里劳动的农民),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也选择了高度雷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尝试分田到户)。 但这种情况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群体必须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从而把分散无组织的个体行为联结起来。这种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但随着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而慢慢消解了。 但在目前,这一机制又有逐步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趋势:差异性极大的不同个体因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而产生了普遍趋同的利益诉求,如要求经济上更公正的分配、权力的公开透明化运行、司法的公正性等。因而,当这种趋同化的诉求不断强化并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具有了复制的能力。 这是执政者必须面对的,但这种可能性在短期内不会存在。因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 可见,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以社会管治绝对状况为目标,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维系的社会成本十分巨大,隐藏了很大的危机。 我用刚性稳定这个词来表述目前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治状况。这个所谓的刚性稳定是我杜撰出来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刚性稳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一般来说,国家的政治稳定主要是指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连续不变,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公民不是用非法手段来参与政治或夺取权力,政府也不采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压制公民政治行为,各种政治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社会政治生活有序可控。 但它并不意味着组成政治系统的各个要素没有变化,而是指政治系统内部的主要成分,如基本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本政治制度或宪政结构比较持续或比较平缓的变化,关键在于政治系统要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 中国现在基本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威权体制。当然,这种威权体制与专制政体是有区别的,但在政治权力的独享性方面,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体制的最高甚至终极目标。 这一点,***说得很明确。他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国的稳定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修饰,专政才是根本。而在政治学的解释中,专政一般用来特指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和依靠暴力实现统治。 就其本身来看,国家合法地垄断政治权力,防范权力运作的私人化,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其它形态的社会制度中也是如此。关键在于,现有的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吸收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到政治权力的过程和运作中来,而不致使政治权力沦为少数强势群体和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维护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外。 事实上,在中国的执政者看来,人民民主专政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用专政的手段维系专政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下,最为重要的稳定是统治集团独享的政治统治权力是否受到威胁。因此,任何分享政治权力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最大的体制性的不稳定,都会被看作是整个体制的敌对势力攻击,都会被当成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情。 因为在威权体制下,刚性稳定与专政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一旦失去了专政地位,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杀头和被清算。为了不杀头和不被清算,执政者就一定把拥有政治权力作为终极目标。这就决定,在这种封闭的稳定政治状态下,执政者必然竭力回避或者压制寻求政治变革的声音,政府和民众也就缺乏政治沟通,缺乏政治变革的活力,最终导致不能灵活应对日益变化的政治现实和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 第二,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状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余地,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 在中国目前,虽然有游行示威法,但这个法律不是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的,而是为了限制甚至消灭公民的游行行为,所以很少有申请能经过批准。这样,一切本来合法的游行示威,由于政府的不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而中国的宪法都取消了公民罢工权和罢市权。因此,在威权体制下,任何在其它国家被视为公民权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非稳定因素。 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这样也就把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推到了前台,成为了冲突的一方。 可见,这种把社会绝对安定作为社会管治目标的刚性稳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因此,为了维护稳定,除了暴力压制或者通过某种策略消灭这些事件外,不能谋求纳入制度内予以解决。这样,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 第三,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具有非程序和非法制性。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维护刚性稳定的主要手段有三个。其一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也就是政权掌握的暴力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所谓社会稳定已成为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 某些部门就是通过夸大社会稳定面临的困难,来为本部门增加编制和经费,并通过所谓的联席会议等机构,获得法外权力。其二是各级政府加强舆论管制,控制各种媒体,压制不同声音,以垄断信息。但是各级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每一级政府、每一个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向公众过滤信息的同时,自身获取信息的成本也在增加,而且导致自己本应获得、本可获得的信息也流失掉了,尤其是下级部门为自身利益而蒙蔽上级时。 这样,一些政府本应及时察觉和处理的矛盾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管制和信息控制在互联网时代难度越来越大;其三是控制社会组织,对任何组织的成立实行严格的登记、审批制度,不许可任一组织自由地表达利益和诉求。 用这些手段来维护刚性稳定,有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意味,就像抗击洪峰一样,每一次追求稳定的过程都要付出代价,而且处理下一次的事件,则必须用更多的资源、更强的暴力才能到达目标。而且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靠利用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来达到维护稳定的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何况在这个时代,中国公民自身权利意识不断增长,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等政府用来维护稳定的手段同时也是在酝酿潜在的反抗势力。长此以往,中国管治安的警察部门、管舆论控制的宣传部门等则需要终日绷紧自身的每一根神经,不断的加大资源投入,导致社会管治成本不断攀升。 而为了维持社会管治的巨额成本,政府不得不利用各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与民争利,从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更加复杂和激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将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不谋求改变,这种方式下的管治体制终究会有达到临界点的一天。 以上的分析表明,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刚性稳定是与韧性稳定相对而言的。韧性稳定是我的好朋友蔡永飞博士命名的,我最初用的是柔性稳定。 就在我来日本之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听我说到刚性稳定与柔性稳定的分析后,建议我用韧性稳定。他认为,韧性稳定不仅是一个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我感到非常有道理。当然,如果从是否可以修复来理解刚性稳定,还得注意到政治系统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因为与威权政治的刚性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的。压力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反作用力,还使中央执政者与地方执政者在对待稳定目标和战略上出现一定分歧。 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中央,中央运用政治权力的压力来驱使地方进行各种施政行为。中央执政者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独享,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 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地方执政者惊惶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少、少事化了,最后是不了了之。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稳定绑架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角度,要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中央必须给地方政府更多自由处置社会问题的权力。 为了维护稳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为违法,中央也必须予以谅解。这一点,我昨天有关信访问题的演讲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说明。从昨天我列举的事实你们可能看到了,中央政府为了维持首都的政治形象,把老百姓来北京上访当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因此,通过制定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制,特别是信访排名制来迫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民众进京。 地方政府为了不被一票否决,就不得不到北京来抓上访的人,就不得不把信访群众关进精神病医院或者劳动教养,甚至对信访部门进行行贿以销掉信访记录。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是很严重的现实,媒体有多起公开的报道。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这个最大的政治利益,对地方政府的这种非法行为也只得视而不见了。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 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冲突本身也是存在正功能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和无序状况,关键是要把它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不在于发生什么问题,譬如群体性事件等等之类的具体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冲突事件后,我们该怎么认识它、怎么管理它。 在面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问题上,中国的执政者甚至许多民众和学者,有两种需要认真对待的观点。其一是一味求稳,谈到社会冲突事件总以为天要塌下来一样。另一种则认为,群体性事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老百姓胡闹,目前中国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镇压力量解决这些问题。 特别是中国经济在这次全球危机中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中国执政者更是增加了底气,有些人也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存在的问题与制度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的制度远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先进。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因为悲观主义容易让人失去信心,而且,在许多时期,这种悲观主义是一些政治家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强化某些政治权力。中国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最近反复说,现在执政者所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是十分有害的。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他认为这是一种体制性拘谨的现象,表现为对社会正常行为的一种过分的敏感。 这样,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很容易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特点的事物 (或是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作是敌对的因素,同时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理由加以阻挡。 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在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僵硬和无效,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 而盲目乐观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威权体制存在的许多问题,使它失去了许多改进的机会。因为只有存在着危机感,才会促使我们去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而危机感丧失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恰恰就是没有危机,丧失了对危机的警惕和变革进取的动力。 在我看来,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对这些具体措施,我最近有文进行过系统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的那些文章。今天我结合官民冲突的吏治,重点讲讲基层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问题。 人们对于当下中国吏治方面存在的问题有过许多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买官和卖官更是深恶痛绝。但如果从官员政治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如下两个方面更应引起重视。其一,国家权力沦为官员私有的东西,也就是将国家权力作为官员个人或集团获取利益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目前我国基层政治领域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 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基层政府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时,完全可以将行政权力集团化。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他们就会公权私用,借政府职责之名,行集团和个人利益之实,将基层政府变成掠夺性的强权。而又由于基层干部依靠国家权力来获取利益以自养或自肥的状况具有某些制度上的原因,所以也就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化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合法地存在。 公共权力的实质是一种价值控制和资源控制,能够使分散的社会力量一体化,使社会秩序维持在权力意志的范围之内。如果公共权力的行使失去了有序性,当成部门自身的工具,就严重违背了它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就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 其二,基层政府或官员施政行为的暴力匪化。随着基层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干群关系就更加趋于紧张,暴力施政现象就因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为突出。目前基层民众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和土地征用、信访问题时使用暴力,其中又以计划生育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上级对基层党政往往实行一票否决& 内容摘要: [导读]于建嵘给中央领导人提的10个不要,问题深刻准确,入木三分,真实表达民意!尤其是第一个不要:不要让美丽中国在梦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日前在网络上发表给中共领导人的10个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被大量转发。 1、不要让美...于建嵘向中央提10个“不要” 说出了百姓心声 [导读]于建嵘给中央领导人提的10个不要,问题深刻准确,入木三分,真实表达民意!尤其是第一个不要:不要让美丽中国在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日前在网络上发表给中共领导人的10个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被大量转发。 于建嵘向中央提10个“不要” 说出了百姓心声
1、不要让美丽中国在梦中。 于建嵘向中央提10个“不要” 说出了百姓心声
如果不改变各级政府为政绩和利益而进行掠夺性发展的制度根源,环境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并引发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执政党举起了反贪腐大旗,习***称,〝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要老虎、苍蝇一齐打〞。但如果不保障民众知情监督权,建立公开制度,难有长效! 中国是有宪法没宪政,其主因是没有捍卫宪法的力量,完全靠执政者的自觉。历史表明,这种自觉是靠不住的。当然,视宪法似草纸也是有报应的,批斗国家******就是例证。
如果不重视底层青年的诉求,国家就会动荡。
我担忧会有更多的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家园。我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要当成追求GDP的手段。
虚化人大便于政治垄断,但从根本上动摇政权合法性。改革可从直接选举的县区人大开始,放开选举,建立履职规范,让行政和司法人员退出人大。
体制外主张政改者,虽痛恨现体制种种弊端,仍希实现和平有序改变。但他们往往被既得利益视为破坏者,而成为维稳对象。历史表明,当主张改革的力量被体制排斥并成为体制的对立面时,革命性颠覆就会出现。
|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宿迁三县两区陆续入选“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返乡创业成为越来越多宿迁游子的共识——“走，回家创业去！”
中国江苏网4月10日讯 今年春节后，许栋终于可以停下匆匆脚步，不再跟随返工大潮外出奔波了，因为不久前，他带着宿迁津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顺利入驻泗洪网络创业园，成为了一名返乡创业者。
“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创业扶持政策也很给力。”许栋无比满足地说道，“在外打拼不容易，想回家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次终于实现了。”
许栋是宿迁数万返乡创业大军中的一员。
一直以来，宿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返乡创业工作，精心烹制政策大餐，厚植创业热土，以最大的诚意向在外游子发出声声呼唤，返乡创业渐成潮流，仅2017年，全市返乡人员就达10万人，其中返乡创业1.5万人。
“走，回家创业去！”已成为越来越多宿迁游子的共识。
情真意切声声唤，游子归乡情更切
“回家吧，在外的务工人员，这些年，你们不辞劳苦在外打拼，给家庭创造了良好物质条件的同时，也给你们的孩子和生养你们的父母留下了无尽的思念……现如今，宿迁已是就业的乐土、创业的伊甸园，更是生态优美的文明城市。我们盼望你们回到家乡，通过勤劳的双手在家乡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2018年新春前后，由各县区发出的“一封给外出务工人员的信”，道出了无数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勾起了众多游子归乡之情。
“在外创业成本太高，但想要抛下已有的一切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也绝非易事，所以到底要不要回来，我曾经犹豫了很久。”28岁的胡满意已经在外打拼了十余年，深切体会到创业的艰辛和在外漂泊的孤独，“2016年，我参加了宿城区‘返乡人员回家过年话创业’座谈会，会上发的那封给外出务工人员的信，打动了我。”现如今，在宿城区埠子镇，胡满意的新娘饰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打动人心的不仅仅是一封信，还有浓厚的亲情氛围。
据了解，除了通过公开信向游子发出归乡的呼唤，全市各地每年还在宿迁籍外出务工人员较集中的苏州等地建立返乡创业联谊会，搭建交流平台。组织“百名返乡人员宿迁亲情游”，在火车站、汽车站设立“亲情接待站”，编印《就业创业典型100例》，在激起外出务工人员浓浓乡情的同时，更让他们了解家乡的变化，激发他们投身家乡发展的热情。
厚植创业土，创业梦落地生根
走在市返乡创业示范园内，整洁干净的路面、宽敞明亮的服务大厅、精致舒适的办公场地，还有随处可见的创业者的匆忙身影。这里，是众多返乡创业者梦想起航的地方。
“我应该是园区的第一批创业者，以前公司只有500平方米，现在已经扩大到3000多平方米，而且场地没收一分钱。”9日上午，在宿迁市返乡创业示范园内，胡坚振告诉记者，“园区还提供食堂就餐补助、初创项目奖励、仓储物流配套设施等，在这里创业基本上没什么后顾之忧。”
据了解，围绕“政府全投入、入驻零租金、扶持有套餐、服务全代理”的定位，宿迁市返乡创业示范园重点吸纳电子商务、电子电器、网络技术、软件开发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和市场潜力的初创项目入驻，提供创业场地、资金扶持、配套服务、后勤保障、创业奖励等“一站式、一条龙”扶持服务，鼓励支持返乡务工者、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乡村能人等主体创业。目前，园区已成功孵化创业项目206个，在孵项目112个，带动4000余人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市返乡创业示范园，全市还有各类创业园区147个。同时，建立了覆盖市、县（区） 、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培训、项目开发、方案设计、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持等“一站式”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
在为返乡人员搭建好创业平台的同时，宿迁还在政策支持上予以最大支持。2017年6月，宿迁出台《关于鼓励和引进本土大专以上毕业生回乡创业富民的实施方案》，文件明确表示，提供免费的职业培训，发放最高20万元的返乡创业购房券等，激起了游子们的返乡热情。
2017年，全市返乡人员达10万人，其中返乡就业8.5万人、返乡创业1.5万人。
政策再发力，返乡创业掀高潮
不仅想方设法“招回来”，各县区还在“留下来”方面下足功夫。
“太好了，过完年就拿到了这20万元补助！”泗阳县玉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云喜出望外，去年政府帮忙申请的科技项目扶持资金，近日终于到位了。
1986年出生的黄云，此前在南京工作，2016年在家人的鼓励下回家乡开起了饺子生产厂。“回来之后，政府主动帮忙对接，冷库、厂房、变压器、工人招募都是政府给操办的，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黄云告诉记者。
没场地，给你无租金创业场所；缺资金，给你最高30万元创业贷款；无住房，给你最高20万元购房券……从事电商产业的大户，给予20万元奖励；创办家庭农场的，给予10万元项目资金补助；被评为返乡创业先进个人的，还有1到3万元奖励……据了解，自宿迁市出台《宿迁市全民创业专项行动“创九条”扶持政策》《关于支持返乡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政策后，各县区也积极行动起来，《沭阳县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泗阳县关于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八条意见》《泗洪县全民创业专项行动“创九条”扶持政策》《宿豫区关于推进全民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宿城区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扶持办法》等文件纷纷出台。随着一份份高“含金量”文件的出台，宿迁市返乡创业人数年年飙升。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在外务工人员已由2006年最高峰的110万人降为60万人。
2016年2月，宿城区、泗洪县和泗阳县入选国家首批返乡创业试点地区；2016年12月，宿豫区入选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地区；2017年10月，沭阳县入选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地区。至此，宿迁三县两区均入选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全省唯一。（侯苏雨 许建）
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
最近这段时间中韩因为萨德闹得不开心
某女记者采访农民工：假如中国爆发战争，你愿意上前线吗？
?农民工反问道：上前线有户籍限制吗？农村户口可以吗?是不是北京、上海户口的人优先上战场？要暂住证吗？要上岗证、健康证吗？要计划生育证明吗？需要有一年以上完税证明么?上前线有文凭限制吗？要纳税证明吗？不是党员行吗？我什么都没有，代表不了先进性。不是干部，就是一个农民工，能上吗？还有，牺牲了大家赔钱都一个价吗？真打的时候，分单双号吗?冲锋前要摇号吗？多久能摇上号？另外如果上战场了，可以站在城管和拆迁队的后面吗？如果我牺牲了，我的子女可以和北京的孩子一个分数线上大学吗？记者单场就问哭了。。。
这么牛逼的回答 值得大家去深思。
这么牛的农民工值得大家去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