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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的路都是以中国地名命名。“金口”应该是即墨金口（清代的繁荣商港，南北货物进出口集散地），因为它与附近的“福山”路、“莱阳”路、“龙口”路、“黄县”路、“掖县”路、“栖霞”路、“文登”路都属于胶东半岛。

　　金口路没有八大关名门望族的高贵，却也不失大家闺秀的典雅;没有东部新青岛的繁华，却浓缩了老青岛城区的宁静。在这里你看不到门头广告的栉次鳞比，听不到车水马龙的喧嚣嘈杂；这里多的是一份慵懒和随意，一如它缓慢温适的生活。只有石墙小筑，红锈铁门，老式别墅，石阶长路在默默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涂抹着历史的沧桑。

　　金口路因地势复杂，弯曲绵长，建路不久就分成金口一路、金口二路，后来又从金口二路分出了金口三路，不过现在人们仍然习惯地把这三条路统称作金口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没有“学区”这个概念，但小学也是“就近入学，划片分班”。我当时住在金口二路，金口一、二路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全在文登路小学一个班里。每天上学放学我们就穿梭在金口路的大街小巷中，那里留下了我们童真的欢乐和纯洁的友谊。

　　时隔五十多年后，在一个海风轻抚、紫藤飘香的日子里，我推着一岁半的外孙重走金口路做“怀旧游”。老楼的建筑仍在，老街的味道仍在，院子里槐花依然盛开，院墙上蔷薇依然怒放，只是老同学、老邻居却踪影难觅了。

　　金口一路西端连接着太平路，靠近老二中小操场曾经有几块高标准的网球场，围着一圈二、三米高的铁丝网，这还是十九世纪末德国人建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领导人陈毅、万里等在这里打过网球，六十年代初，我们在二中上学时还见过铁道部长吕正操、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在这里挥拍。文革中可能因为网球是“封、资、修”的东西吧，网球场被拆了，一块给了二中作篮球场，一块盖了财政局、体委办公楼。二中篮球场后来盖了几栋教师宿舍，不过门牌却是大学路1号。

　　现在那里正在建地铁站。

　　网球场旁边“青岛网球俱乐部”的旧址上盖起的一座四层楼，是1999年4月23日正式挂牌的“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金口一路2号。这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隶属于市委统战部，其主旨为组织帮助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负责统战系统干部培训工作等。这个学校还有另一个名字“青岛中华文化学院”，主要针对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开展文化交流与学术研究。还有一块牌子上面是“青岛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中心”。

　　金口一路3号最初是一个日本人（朝鲜银行经理）的私宅，有资料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的家眷曾在此住过。解放后这里曾经是金口路派出所，我的启蒙教师王佑明老师就住在派出所楼上。王老师从一年级教我们到三年级，后来因身体有病休了长假。当时的王老师年轻时尚，烫着发，衣服合体，爱穿列宁装、布拉吉，爱穿高跟鞋，喜欢跳舞，喜欢花。我的同学徐克澍院里有棵远近闻名的大玉兰树，徐克澍说，开花的季节，自己一犯错误就送花给王老师，老师便原谅了他（呵呵）。可惜王老师英年早逝，不到五十岁便因病去世。

　　3号对面是一条通往金口二路、三路的胡同，胡同口有一个汽车屋改成的粮店。我们上小学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粮食是按计划供应的，每家每户都有一本“购粮证”，上面记载着每个家庭成员的“定量”及粗粮细粮的比例。如果不买粮食，可以换成粮票，因为姑姑一家在内蒙呼和浩特，我们家便经常换“全国通用粮票”。我记得“全国通用粮票”很难换，要单位开证明，还要按比例扣食油的供应量。小时候经常跟家长到粮店买粮，在那里接受了关于粮食的启蒙教育。我还记得，每年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到粮店买分配的地瓜。大人小人，大车小车，大筐小筐，一趟趟地往家搬弄，十分热闹。如今，那所粮店早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五六层的高楼。

　　7号曾经是铁路疗养院，后来成为铁路职工宿舍。我的一个小学女同学王德华住在这里，四年级时，她父亲调动工作，她跟着去了济南。王德华是第一个让我产生“好感”的女生。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的早恋，而对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情窦初开”也还为时过早，只不过是刚开始有懵懵懂懂的“性意识”吧？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到中山公园爬山，我像个“小男子汉”似的帮王德华背着书包，她则略显羞涩地、感激地跟在我后面，那种美妙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前些日子几个小学同学聚会，我让他们猜我的“心动女生”，他们没一个想到王德华，因为她在班上实在不起眼。我在几杯红酒的作用下，向大家坦露了藏在心中几十年的秘密。

　　近代、林琴南先生曾在10号住过，他翻译的《伊索寓言》、《鲁滨逊漂流记》是我们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世界名著。林先生长年寓居北京，10号便长租给外人居住。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青岛最早的火柴厂创始人之一张仲三先生租下了10号整座楼。解放前夕，林琴南先生女儿曾来此住过近两年。现在的10号院已被违章房挤得插足难立了。

　　金口一路不长，只有四十几个院，却住过五位将军。11号住过北海舰队副司令员赵汇川，他是61年授衔的少将，历任海军航空学校校长、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我国的航母基地原小口子军港曾融入他的诸多心血。

　　那天11号的门口一位环卫女工坐着休息，我问她：“这个院住着几户，可以进去吗？”她回答：“住着一户，随便进”。我推开微开的黑漆铁门进到院内，院里还套着一个小院。楼很新，但楼外挂着的铁制楼梯破坏了建筑的整体美感。院内空无一人，我照了张照片便退了出来。

　　13号曾经是银行宿舍，解放初成为67军招待所，现在是青岛警备区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院内停满了挂着军牌的小车，身穿军装的军人进进出出。

　　14号作为日伪敌产，抗战胜利后分给了当时来青的接收大员、中纺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元。王新元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纺织部副部长，王新元进京赴任后，14号则成为纺织局招待所。招待所所长是我同学周东平父亲的老乡，周东平小时候经常到这里玩。那时招待所院里长满了树，成群结队的麻雀在树上飞来飞去。招待所平时没人住，所长便领着周东平到处用气枪打麻雀，周东平记得招待所里有小半缸盐水腌制的拔了毛的麻雀。

　　17号日占时期是青岛发电厂厂长（日本人）的私宅。他们家烧饭、取暖从不用木柴、煤炭，全部用电，为此金口一路上专门架设了一条专线，供他家使用。抗战胜利后，该楼被一孙姓人家买下，孙家大儿曾任青岛海关副关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孙家将此楼卖掉，新房主拆掉了旧楼，盖起了现在的建筑。

　　19号曾是比利时驻青领事馆，京剧名伶吴素秋解放前曾在19号生活了七年。当时外地京剧演员来青岛演出按惯例都要到她家拜码头。我的同学徐兆强也在这个院住过，那时门外挂的牌子是“新华社青岛疗养院”。小院不大，却鸟语花香，难得的是现在依然如此。班上还有一个女同学宋红旗也住在19号，她是四、五年级从外地转来的，她父亲是青岛人民广播电台中层干部。据说宋红旗前两年到海外定居了。

　　19号现在住着岛城文化名人赵宝山先生。赵先生是古董文物收藏家，是青岛文化街的首批入驻者之一，本人也是当代艺术家，现在仍在为岛城文物保护奔走呼号，例如在龙山路赵太侔故居、金口路老建筑、馆陶路古树保护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买下了19号当年吴素秋的练功房，也算是“名花”有主，“屋”有所值了。19号二楼产权归文化局，前些年一直闲置，现在好像有人住了。

　　站在19号院外，想起了徐兆强的一件往事：那天下大雨，上课铃早已响过，门外传来一声“报告”。打开门，徐兆强站在那里，头戴一顶苇笠，身披一件蓑衣，脚踏一双木屐，让从未见过这些“雨具”的城市孩子瞪大了眼。老师也发出了质问：“搞什么名堂？”徐兆强小声解释：“雨伞、雨衣被大人们用了，我只好找出这些东西，‘呱哒板’不跟脚，所以迟到了”，老师哭笑不得地说：“快放到教室后面，上位去吧”。那个“蓑衣郎”徐兆强我至今还记得。徐兆强中学毕业后去了青海建设兵团，1990年已经在那边工作了的他，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调回了青岛，在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工作直至退休。

　　21号最近因为院内拆建改造，施工单位的挖掘机铲断一棵百年老洋槐而被岛城百姓关注，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院落。

　　1936年，俄国人基迭曼在此盖起一座两层别墅，小楼掩映在松柏洋槐的郁郁葱葱中。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大批没落贵族流亡到中国，被称为白俄，青岛是他们的首选城市之一。当时青岛的外国人除了日本人，就是俄国侨民，金口路是他们的集中居住地。他们甚至影响到青岛市民的日常生活，我们小时候用的外来语有些就是来自俄语，比如水桶叫“米大罗”，大姑娘、小媳妇叫“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