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华：基础教育“减负”改革，真对我们有利吗？

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基础教育的应试成分太重，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主要围绕应付升学考试，不太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因而为人所诟病。

社会上一直有改革这种教育的呼声，教育家们也致力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这十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力度很大，成绩显著，中小学生的减负教育、快乐教育、素质教育、游戏教育等蔚然成风，书包减肥、释放天性、学历无用等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减负”与“综合素质”成为中国基础教育实践与改革的政治正确，改革的目标和手段都围绕这二者转圈。

但是另一方面，调研发现，学校在不断调整制度、制定政策给学生减负，包括不布置作业、教材内容简单化、压缩学生在校时间、小初不再笔试、增加文娱活动内容等，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支配时间快乐成长和提高各方面素质。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学生的负担不减反增。

学校的减负改革确实减轻了学生在学校的上课负担，但增加了学生在校外的学习任务。因为减负教育是在小初阶段，并没有对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以配套改革。小初是素质教育，但升学却是应试教育。

为了小孩能够在升学中胜出，学生家长就得在校外给小孩提供额外学习的机会，一个是家庭教育，一个是购买市场化教育。家庭教育需要家长带着小孩学习，陪伴小孩做作业，给小孩批改作业，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个重新学习的过程。在市场上购买的教育资源既有语数外等文化课内容，也有音体美等素质教育项目。

小初学生走出学校后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伏案写作业，就是在培训班里上课，或者是在去培训班的路上。学生的负担在减负教育中成倍增加。

不仅如此，减负教育还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让大部分家长苦不堪言。

首先是增加了接送小孩的负担。

为了减少学生在校时间，越来越多地方实行禁止学生早上早到学校、下午提前放学的规定。浙江省教育厅就规定小学生不能在八点之前进校，许多学校在八点半、九点才开始上课。家长至少在八点之前不能离开小孩视线。过去是六七点钟就将小孩送至学校才去上班，现在最早八点才能将小孩送进学校，那什么时候去上班呢？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就放学，不说很多学校下午不安排文化课，单说这时候家长还在上班，谁去接小孩放学？

有的家庭有爷爷奶奶接送，有的家庭则腾出一个劳动力出来接送，多数家庭是将小孩托管给专业机构。教育部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要求各地创造性地鼓励发展托管机构，美其名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既然还是托管，何苦这么早放学呢？

其次是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无论是将小孩托管，还是参加各种培训班，都需要向市场机构支付不菲的费用。培训项目越多、时间越长、级别越高，家长的负担就越重。

再次是减少了家长的休息时间。家长要用休息时间陪同小孩学习，无论是陪同做作业、练琴、跳舞等，还是去培训班，都得占用家长的休息时间。有的家庭甚至是全职陪同小孩。

最后是增加了家长的学习负担。家长要教小孩文化和文娱方面的知识，就得自己前期重新学习，同时家长还要学习如何培养小孩，这也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在浙江一城市调研时，当地还有专门对家长进行培训的市场化教育机构。所以，在中小学家长群中流传这样一句话，现在小孩培养既要“拼爹”，也要“拼妈”——“拼爹”说的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拼妈”则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小孩。而能够拼爹拼妈的家庭，多是“有钱有闲”的人家。

既然基础教育的“减负”改革既没有达到给中小学生减负的政策效果，还给家长普遍带来了非预期的沉重负担，那么基础教育改革何以还在沿着这个方向改下去，“减负”的话语为何还有很大的市场？

难道制定教育改革政策的那些人不是小初家长，他们没有生活体验？即便手头宽裕、不需要为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担心经济问题，难道他们也不需要接送小孩上学放学？如果是这样，是否只能说明制定教育政策的这些人是“有钱有闲”的人，或者他们是依据“有钱有闲”的人的教育需求来制定教育政策？

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三四十年的发展，已从之前分层不太明显的相对均质化社会，转变为阶层差别巨大、层级区隔显现化的异质性社会。

根据不同层级所占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差别，以及叙述的方便，可以将中国社会简单地分为上中下三层，不同家庭处在不同层级，大致可称之为上层家庭、中产家庭和底层家庭。不同层级的人和家庭不仅在思想观念、消费理念、政治态度、行为模式等方面有较大差别，在子女教育、社会流动等也有不同的理念、目标和期待。

中国的底层社会由广大工农、城乡小工商业者、小市民等家庭组成，这些家庭在经济上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正向小康迈进，但是在完成基本的家庭再生产之后便没多余的活钱。

在文化教育上，他们接受了中小学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读书看报，但学习能力较弱。

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生活圈子以初级和次级社会群体为主，社会关系网络较窄，关系同质性较强，质量不高，生活性较强而再生产性不足。

在社会资源上，他们占有的资源总量稀少，资源种类单一，一种资源转化为另一种资源的能力较弱。

在劳动力分工和配置上，以代际分工为主，性别分工为辅，也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年轻夫妇主外，如务工经商，中老年人主内看家带小孩，农村老年人还要务农。这样分工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了家庭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家庭财富，同时也解决了家庭再生产问题。

在社会流动上，底层家庭在代内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但是有通过代际合作实现代际流动的可能和愿望。

结合底层家庭的上述特点，他们在子代的教育上有以下特点：

一是他们限于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无法对子女进行充分和较好的家庭教育；

二是他们的经济能力有限，难以为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的教育资源；

三是他们家庭的劳动力配置较为刚性，年轻夫妇必须工作，老年人也有自己的事情乃至还要赚钱，否则家庭就无法完成家庭再生产，那么他们劳动力的时间、精力就无法腾出来放到子女教育上；

四是他们不能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资源禀赋等实现自己和子女的向上流动，教育是他们推动子女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

因此，底层家庭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也重视子女的教育，希望子女能够通过教育实现“鲤鱼跳龙门”，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能力为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亦没有文化水平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唯一可以寄托的是子女有在学校努力学习的机会，及希望学校能够把他们的子女培养好。

中产家庭较为广泛，既包括受过中高等教育、经济收入较高且居住在城镇的家庭，如城镇知识分子家庭（教师、医生、律师、文字工作者、工程师、企业管理者等）、城镇工商业者、政府企事业单位职员等，也包括农村中务工经商成功、在城镇购买了住房的家庭。

这些家庭的社会关系已经超越了初级和次级群体，关系网络较广，关系质量较高，他们的关系异质性较强，除有生活性以外还具备一定的再生产性。他们的资源总量较多，也具有一定的相互转化的能力（如文化资源转化为权力资源）。

中产家庭一般是双职工家庭，或是经商成功家庭，他们的家庭收入较高，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职业受人尊重，有较强的荣耀感和自我实现感。中产家庭在城镇至少在城镇拥有一套房产，子女能够在城镇学校就读。

中产家庭处于社会中层，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较底层家庭要高，也较底层家庭有优越感，他们一般是从底层家庭中实现阶级阶层地位跃升者，较为珍惜自己的位置和地位；但是他们相较于上层阶层，又有较大的差距，仍有上升的空间。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地位的再次跃升，那么也要让子女继续向上流动。

同时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位置就已经牢不可破，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他们有种天生的从底层带过来的不安全感。因此他们虽然对现状较为满意，但并不认为他们就已偃旗息鼓，他们仍在不懈奋斗，拼命地抓取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往上爬，这样既是希望使自己的位置更为牢固，也是为了继续往上流动。他们认定，只有继续往上流动，才更具安全感。

那么在子女的教育上，中产家庭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中产家庭有能力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学校就读，也有文化给予子女较好的家庭教育，亦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给子女在市场上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但是作为双职工的他们缺少时间；

二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物质资源可以做到让子代不低于父代的社会地位，不向下流动，但是还难以推动子代向上流动；

三是他们对子代接受更好的教育寄予厚望，希望在家庭既有资源与子代较高教育水平结合基础上推动子代向上流动。因而，中产家庭对子代教育很重视，他们将子女送入较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购买少量市场教育资源，再是辅以家庭教育。

上层家庭是指那些拥有较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家庭，包括中高层政治权力拥有者、企事业单位中上层管理者、企业家、高级技术人员、院士专家教授等。

上层家庭的规模较小，但其社会关系、资源、权力等密集，他们总体性占有社会的优质资源，其资源的再生产性强，能够实现资源的相互交换和转化。上层家庭拥有这些资源，就能够保障其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稳固地位，并实现社会精英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复制。

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阶级阶层地位。他们有能力为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最好的家庭教师或培训学校，即便他们自己不能亲自接送子女上学放学，也可以雇人这么做。他们对子女的期待不是考上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而是子女的优质成长、综合素质的提高。

他们一般对子女要求严格，除了应试的文化知识外，他们要求子女学习广泛的文化知识，他们以子女的“不知”为耻。他们子女学习文化知识更多的是自我修炼、自我提高的一种方式。即便当他们的子女没有考上好的学校，他们也有能力将子女送进好的学校，或者他们的子女根本就不用参加普通中学的应试，而是直接进入西方最好的学校就读。

上层家庭是典型的“有钱有闲”的家庭，在基础教育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他们希望学校为学生减负，包括减少学校作业和上课时间，以便他们的子女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应试以外的文化知识；

二是基础教育不是上层家庭流动的渠道，而是成长的过程和手段，因而反对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希望子女能够得到全方位发展。

总之，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通过完全的学校教育、应试教育实现子代的社会流动，他们没有能力给子女提供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资源。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是，以学校教育为主、辅以市场化教育并通过应试以推动子代向上流动。上层家庭有能力在学校以外提供足够丰富的教育资源，他们希望改变传统的学校应试教育模式，以强化素质教育。

三个阶层虽然对基础教育各有期待，但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有一致性，主要还是把教育当作代际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对上层家庭来说，教育是精英自我成长、自我提升的方式。

教育目标不同，那么教育的制度和方式就不同。传统的应试教育制度有利于底层和中产家庭教育目标的实现，却无法满足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

譬如，应试教育要求学生花更多时间待在学校学习应试的内容，甚至周末和寒暑假还要补课，这就完全挤占了上层家庭着力培养子女应试知识以外的知识、能力的时间和空间，他们对应试教育和补课就有意见。但对底层和中层家庭来说，子女的时间都被学校教育给占得满满的，既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应试知识和提高应试能力，有利于在升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还能够将家长从陪伴、看护子女中解放出来，以将劳动力配置到提升家庭经济能力、完成家庭再生产的事务上。

以上表明，底层家庭和中产家庭的教育目标与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是对立的，前者认可传统的学校教育，依赖于应试教育的上升通道，后者则要变革传统的学校教育，强化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

教育制度难以兼顾对立的教育需求，那么以哪个阶层的教育需求为教育制度的目标呢？如果以底层和中产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维持传统的教育制度，如果以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为制度目标，就得彻底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

从最近十几年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占了教育改革的上风。可能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

一是上层家庭总体性掌握社会资源，他们有渠道影响国家教育政策，而制定教育政策的人本身也来自上层家庭；

二是应试教育确实有其明显的缺陷，而“减负教育”与“素质教育”“快乐教育”符合人的天性，容易引起社会共鸣；

三是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经历过高考，对应试教育和“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残酷性心有余悸，他们能够对上层家庭的教育需求给予积极回应；

四是旅美回国人员、教育研究者对美国公立教育认识不清，错误地把美国公立中小学的快乐教育当作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国内，在国人当中形成了快乐教育、思维训练与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对立；

五是同为中小学教育负担重的日本在六七十年代也实行了减负改革，等等。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上层家庭对减负、素质教育的诉求就成了教育领域的政治正确，进而成为基础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只要提到基础教育改革，言必称“减负”。

在实践中，给中小学减负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减轻书包重量、减少作业量；

二是缩减学生在校时间，实行晚上学、早放学制度，其逻辑是只要学生在校时间长，学校就会给上课增加学生负担，而缩短在校时间就堵住了学校增加学生负担的可能；

三是杜绝中小学周末和寒暑假补课，让学生在这些时间段自由、快乐地释放天性；

四是幼儿园不准教小孩识字算数，小学初中不进行笔试（可以通过游戏通关的形式来考察学生的文化知识），初三、高中考试但不排名，以减轻学生的竞争压力和心理负担；

五是降低中小学的课程难度，减少了文化课的内容，现在五年级的难易程度降低到了之前三年级的水平；

六是教师不给学生批改作业，由家长来批改和辅导，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践意味着弱化学校教育，强化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责任。譬如，缩短学生的在校时间，也就意味着缩短了学校对学生负责的时间，增加了学生的校外时间也就是增加了家长的责任；中小学考试不排名，相应地学校对教师的教学绩效也不再排名，对教师的激励就减弱，教师在教学上的责任和积极性降低；之前许多由学校做的事情，现在都交由家长来做，如批改作业、预习复习辅导；有些文化课学校不再教授，需要家长去弥补，等等。

总而言之，对中小学生及其家庭来讲，弱化学校教育之后出现的几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是留出了大量的非在校时间，如何去填补需要回答；二是文化课的内容减少、难度降低，意味着在学校学到的文化知识减少，如何去弥补需要回答；三是在学校的学习压力降低，学习的动力如何来需要回答。

不同阶层的家庭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并由此带来了十分不同的后果。

上层家庭如愿以偿地在教育改革中弱化了学校教育、获得了充足的自主支配的时间。上层家庭的子女一方面没有升学的压力，另一方面上层家庭有钱有闲，他们就可以在自主支配的时间内实现他们的教育目标：

一是训练子女广泛涉猎各门学科的文化知识，培养他们把读书思考当作生活习惯，而不是功利地学习应试知识；

二是通过请家教、上培训学校提高子女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能力；

三是通过旅游和实地体验，让子女接触社会和大自然，了解社会和自然知识；

四是带领子女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底层社会生活体验，培养他们跟各式人等打交道的能力；

五是他们可以将子女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就读，最后的公立学校虽然弱化了文化教育，但是综合素质方面（搞活动、道德素质、生活能力等方面）搞得有声有色；

六是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教育政策，在学生录取中增加素质教育的比重（如幼儿园要面试才艺、奥赛加分、985高校自主招生等），等等。

总之，上层家庭的培养方式就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其子女生活的一部分。上层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既有知识灌输的一面，也有思维训练的一面，既有强制教育的一面，也有快乐教育的一面，将素质教育与知识灌输两种教育方式的优势结合得较好。这样培养下来，其子女不仅文化知识丰富、综合素质高，应试能力也很强。

中产家庭既有子女升学的压力，又有向上层家庭培养子女看齐的压力。

前文已述，中产家庭在社会结构中并不稳固，他们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直接流动至上层的机会，通过应试教育进行代际流动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知识和应试能力的培育，但是当基础教育改革弱化学校教育后，他们就得通过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进行弥补。

同时，他们在素质教育上也向上层家庭看齐，希望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更何况拥有某项特长能够在高考中加分，也是他们所期待的。因此中产家庭十分重视素质教育。

另外，当前中国城市中产家庭在计生政策下多数只有一个小孩，他们在子女教育方面便崇尚质量高于数量的理念（多生几个不如把一个培养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因而能够倾注一切去培养小孩。

基于这些理由，中产家庭在小孩教育上的竞争就十分激烈，他们都希望通过家庭教育和购买市场化教育资源来提升子女教育的水平，以期他们在高考竞争以及后面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竞争越激烈，他们的压力就越大。也因此，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对于中产家庭来说就相当重要和关键。

中产家庭一般是双职工家庭，缺少机动的时间，而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都需要占用父母中一方的时间，因此中产家庭要想给子女提供优质的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就得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在市场上购买的教育资源越是优质，花费就越高，中产家庭在这方面也有经济压力。

总之，中产家庭之间的竞争既集中在子女的升学上，又聚焦于子女的素质教育上，两个方面的压力交织在一起，就使得他们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中产家庭的子女也是负担最重的群体，他们既要在应试成绩上力争上游，又要在综合素质上不落人后，他们在学校的负担减轻了，但在校外的负担却增重了。

底层家庭的小孩有升学的压力。应试升学是底层家庭代际流动的唯一途径，他们寄希望于学校教育培养小孩。但是基础教育的减负改革对于他们来说是噩梦，直接断送了他们努力的机会。

一方面，弱化学校教育，使得小学初中无法学到足够参与应试竞争的知识和能力。

在校时间缩短、课程减少、难以程度降低等使得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很少。学校不考试、不排名，学生本身没有学习的推动力和积极性。不对教师进行县乡和学校等级别的业绩排名，教师的积极性也降低。这种状况在越差的学校越突出，农村学校基本上整体沦陷。

农村只要有点能力、能在县城买房子的家庭，都尽量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如果买不到学区房，就选择在民办学校就读。民办学校依然实践过去公立学校的体制机制，能够满足这批底层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家庭都有能力将子女送到城镇学校就读，大部分农村学生只能滞留乡村学校。

另一方面，底层家庭无力提供家庭教育，亦没有能力在市场上购买教育资源。

前文已述，底层家长文化程度不高，劳动力配置比较刚性，家庭收入有限，因而既没有文化、也没时间、还没经济能力给子女提供像样的家庭教育和市场化教育。乡村的校外培训机构稀少，有少数文娱类的培训机构，文化课培训机构几乎没有。

浙江上虞某镇是个中心镇，该镇只有一个毛笔书法培训机构，我们调研村的文书想给儿子培训文化课也只有网络英语培训。这样，底层家庭的小孩在家时父母没有时间管他们的学习，爷爷奶奶管不了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参加市场化教育培训，他们的校外时间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不可能自觉学习。

他们在学校也没有学习的动力。底层家庭的小孩文化课水平不高，综合素质也差，即便有些负责任、想认真上课的老师在一群差生面前时间一长也会丧失积极性。

小学初中的文化基础没打好，不仅考不上好高中，进了高中学习也很吃力，高考也考不出好成绩。我本人就读过的县一中是全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最近十年走向落寞，清华北大绝迹，现在连华科武大都难以考上了。我之前的班主任对此描述说，“你给我一棵白菜怎么让我做出一碗荤菜出来”，意思是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没打好，高中就没有竞争力。

当前基础教育以“减负”为导向的改革，确实很好地实现了上层家庭的教育目标，但却给中产家庭的父母和小孩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尽管压力大，中产家庭尚能够在竞争中实现突破，他们子女的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多数能够考上较好的大学，并且一部分可以实现阶层跃升。

底层家庭的子女仅仅依靠学校教育根本无法应对升学考试，当家庭又无法支付昂贵的市场化教育成本时，他们在应试中就难以与中产和上层家庭的子女竞争。

在基础教育主要是“拼爹拼妈”的情况下，底层家庭的子女无论其个体怎么努力亦无济于事，干脆也就不努力了。这能否表明，基础教育改革让底层家庭子女失去了努力的机会？

杨华：给孩子“减负”，教育公平还能保证么？

关于基础教育的话题一直火爆网络和自媒体。先前一篇《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转得火热，教育部随后推出系列评论性文章反驳，称社会对学生减负应该有理性认识。

“减负”话语不仅在教育政策部门获得了无以撼动的共识，在社会和媒体主流话语中也推崇备至，基本上成了政治正确。甚至在基础教育研究方面，也难以找到与“减负”不同的声音。但是社会上却对所谓的“减负”一片批评、质疑声，家有中小学生的父母对所谓的减负尤为反感。

对家长来说，学校给学生“减负”不仅增加了家长的负担，也增加了孩子的负担。家长的呼声政策部门听不到，只能变成相互抱怨。一省份曾要求小孩早上八点或八点半前不准入校，下午三点半就得放学回家，那么接送小孩就会成为问题——家长要么请人接送，如把爷爷奶奶从农村接到城里，要么托付专业的接送机构，让市场解决这问题。

早上八九点前不上课，下午三四点就放学，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就极大缩短了。但是学生未来升学的压力仍是有的，那么家长就得将学生这段增加的业余时间用市场化的教育资源来填补，这就使得培训和补课等费用剧增，极大增加了家庭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压力。

小郭的一个同事，鉴于小孩所在的小学下午基本上是放羊，小孩学不到东西，为了抵抗这种状况，家长中午就将小孩接回家自己辅导。还有家长抱怨说，小孩的作业不仅要监督做好，还要家长修改，这使得家长要将小孩学的内容也学一遍，加大了家长的工作量。

教育部门给学生减负，包括晚点上学、早点放学，晚上不准自修，双休日及寒暑假不准补课，目的是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让孩童的天性尽情释放，使他们能真正感受童年的乐趣，快乐地成长。

这些举措的结果之一是弱化了学校教育，学校在政策高压下削减了学生的授课和在校时间，减少了作业量，减轻了书包重量；结果之二是增加了家长在小孩教育方面的责任，包括时间、精力、知识、金钱等方面的付出，他们在市场上为小孩购买更多的、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而加重了小孩的学习负担，也导致校外培训乱象丛生；结果之三是学校老师上课不认真，或未尽全力，将重要内容放到培训班上讲授。

为治理这些乱象，实质性减轻学生负担，贯彻“减负”的大政方针，教育部门又出台了许多补丁式政策。如，为解决三点半后学生去留问题，地方教育部门推出了学校陪护计划、允许校外四点半课堂存在、放宽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范围等措施，还出台政策禁止在职教师参与校外培训。

补丁式政策是就问题论问题，来一个问题打一个补丁，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甚至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比如四点半课堂这一补丁式政策，它一定会加剧培训补课的乱象，进一步增加学生负担。对之进行打击之后，谁来负责三点半到五点半家长下班这段时间小孩的去处与安全？还得有新的政策。结果一定是补丁越来越多，衣服越补越破。

“减负”另一个可以预期的后果是给基础教育带来极大的不公平。

中国基础教育的性质是大众教育，就是要让普罗大众也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并通过教育得到不同层次的提升。它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向上流动的教育体制——它让所有人不论贫富都在学校得到相同时间、品质相近的教育。虽然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教育资源分配有差别，但就地区来说，教育资源的分布总体相对均等。

学校教育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使得即便是出自富裕家庭、能够在市场上购买更优质教育资源的小孩，也无法供给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家庭教育虽能在基础教育中发挥作用，如许多农村中小学老师的小孩更容易考上大学，但不发挥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结果，是不同家庭的小孩在相对公平的基础教育环境下接受教育，使他们的起点和机会都相对平等。也就是说，公立的学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家庭间的不平等。

当“减负”弱化了学校教育，家庭在教育中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学校不补课了，减少了学生的在校时间，那么这部分时间就由家庭自由支配。不同家庭在这时间内会有不同“节目”，这些差异性自选动作取决于不同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

有钱有闲的家庭，在这段时间内给小孩上各种辅导班、培训班，既提高小孩的综合素质，也训练小孩的应试能力。而那些没钱没闲的家庭，既不能在市场上给小孩购置优质教育资源，又没时间、能力陪护和辅导小孩，他们的小孩在自由支配的时间内要么玩耍，要么给家里帮忙干活。

一家学生课外兴趣培训点，家长正在陪着孩子练习“电子琴”。（图/东方IC）

久之，不同家庭条件的小孩不仅在素质上，即便在应试上也会显示出差距来——有钱有闲人家的小孩综合素质高，应试能力强，能够在中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没钱没闲的家庭的小孩无所谓综合素质，考试也竞争不过人家，自然考不上好的高中或大学。这样，从基础教育开始，不同家庭条件的小孩接受的教育就不再公平。

要辩证看待“减负”，否则减负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而遮蔽许多问题。

其实，无论是“减负”前，还是现在“减负”后的中小学教育，确实有负担重的一面，但减负之后负担极可能更重。况且，“减负”前学生的负担是可以承受的，毕竟我们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如果这点负担、这点磨难都承受不了，如何在进入社会之后承受更大的负担？

“减负”前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负担重，而在于学生的素质发展太单一，应试这一块比重过大，而综合素质不高。但是对广大中国工农家庭来说，综合素质不是他们的首位追求，通过应试向上流动才是第一要义。那么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性，让多数工农子弟能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就得保证学校教育的时间与质量。

要想真正减轻学生负担、扭转当前教育市场乱象，就应恢复早上七点半到校，下午五点半放学的制度。不同农村地区的情况可适当调整，但大方向应如此，目的是加强学校教育，弱化家庭对市场教育资源的依赖。多出来的这块在校时间，或可用于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兴趣培养。

杨华：“读书无用论”杂谈

春节期间，上海高校博士生返乡笔记中“知识的无力感”的观点，女研究生回乡记述中学老师“现在我都不和学生说读书有用了”的豪论，爆棚网络引发争论。这是典型的“读书无用论”的论断。最近十几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社会和城市普通市民中很有市场，在网络上也经常沉滓泛起，兴起网民大讨论。本来是不想参加这些没趣的讨论的。

但是，6月22日腾讯新闻报道一则《高校食堂变“自习室”考研族备战》的图片新闻，让我有了说几句的冲动。至笔者动手写这篇短论已有3218个评论。这些评论中，挖苦讽刺考研族、赞成“读书无用论”的居多，他们的论据大底是没读书的人还当老板赚大钱，苦逼读书的给这些人打工、赚生活费，然后还配备各种图片、段子，不得不让人觉得读书还真没用。

不赞成“读书无用论”者属少数派，他们大多讲得都是大道理，拳拳之心，苦口婆心，恨不得所有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后中国就超越美国了。他们讲的无非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无力的不是知识，是个人；二是读书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三是学历与个人成功不能划等号。这些道理太高大上了，好像马克思主义老太太讲的，让人听起来空洞无物，容易睡大觉，自然是说服不了多少人，连我这种读了不少书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两派人还在打，谁也没说服谁，该读书的还在读书，没读书的继续不读书。鉴于反对“读书无用论”者的道理讲得太抽象，太阳春白雪，让人敬而远之，我下面反其道而行之，就八股文式地罗列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争取少一点说教，多一点干货。

一、拿不识字的老板跟大学生相比不公平

不是对老板不公平，是对大学生不公平。前段时间，微信朋友圈盛传一个叫做《这名单你认识多少？》的帖子。该贴列了两排名单，第一排列的有傅以渐、王式丹、毕沅等9人，第二排列的也是9人，分别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等9人。估计大部分朋友圈的人都不认识第一排，而熟知第二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帖子最后揭晓的答案是：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后者全是当时落地秀才。结论是“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很明显，这则帖子意指会考试的人并不一定在社会上混得好（书呆子嘛），而考试不行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更吃得开，更容易成功。很明显是在为“读书无用论”背书，而且它很迷惑性，让人很难反驳。但是，其背后隐藏着成功比例的问题，却没有人去追问。

自隋唐开科举至清末而废，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国历史上个共产生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除了极个别外，这些状元进士都在其岗位上做出了很好的业绩，且多数在文史上有较高造诣和成就，包括帖子列的9位状元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可以说，只要进入了状元进士行列的人，就有99%的机会获得成功。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功具有必然性。而历史上的落地秀才是不计其数的，其中能产生一些有成就的人而为历史所记住并不足为奇，但起几率是多少呢？百分之几？千分之几，还是万分之几？总之概率不会很高，能够像李渔、顾炎武、袁世凯他们这样落地而逆袭成功的，纯属于偶然事件。那么，在这样一个成功概率面前，你是希望寒窗苦读走必然成功的道路，还是等待偶然性的降临？

同样，没有上个大学而自主创业获得成功、赚取了大钱的人，在当下中国确实大有人在，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人，或许就有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中国没有上个大学的至少超过十二亿人吧，他们中有成为富豪、老板及在其他方面成功的，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他们的成功比例是多少呢？确实，上过大学而未能取得成功的大有人在，但是取得成功大学毕业生的也同样大有人在，君不见各行各业凡是优质（资源多、权力大、关系硬的）岗位莫不是大学生在充任，成功者的比例占多少呢。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我想，没有读过大学的成功者在所有没有读过大学的人中的比例，肯定要小于读过大学的成功者在所有读过大学的人中的比例。简而言之，上过大学的人要比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当我们只盯着几个没上过大学而赚了钱的人的时候，却不愿意看到没读过大学亦没赚到钱的人更多；当我们只盯着读了大学也没赚到钱的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读了大学且赚到钱了的人更多。根源就在于，我们把没读大学而成功的人看成了多数的代表，把读了大学而没成功的人也看成了多数的代表。所以，不识字的老板是少数，才成了新闻，成了关注的对象；读了大学而成功的人是多数，所以没有新闻价值，大家都不关注它，拿不识字的老板与大学生比较，自然对后者就不公平啦。

二、刚大学毕业拿不到高工资才是正常的

多数大学生毕业后找到的头份工作，工资不如洗车工、快递员，甚至不如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乃至，许多硕士、博士毕业后拿到的工资待遇远不如自己的初中毕业的同学。这样一对比就使得我们的大学生们很沮丧，对读书的前途感到绝望。

事实上，用不着沮丧，要把这事看得很正常。因为，公司老板给你发工资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会看你的学历和读书的年限，但这些因素占的分量不会很重。老板主要是依据你给他创造的价值来给你定工资待遇的。现在是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资源的稀缺性，你的价值越大，表现得越稀缺，老板就越重视你，给你开的工资就高。而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创造多少价值，当然拿不到高工资，这很正常。之所以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能给老板创造高价值，与大学教育的性质有关系。

大学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是综合性、基础性的教育，培养的是大学生的知识面、思维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人处世等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一种学习能力和创造潜力。它是综合性的，不是专业性的。专业教育是对技术技能的培训，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比如你要学挖掘机，你到蓝翔技校培训个半年即可投入一线操作。

但是基础教育不同，它所培养的人才不可能像技术人才那样很快见效果，拿起来就可以用，它对实际操作一无所知。因此，它的基础能力要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还必须有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毕业生的学习能力与工作实际的专业领域、发展平台与机会相结合的过程，即专业化过程，所花的时间不会太短，往往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三年当中，因为是一切重新开始，重新学习，所以你的工作必然不会具有创造性，对老板而言暂时没多少价值，老板当然不会给你高工资。而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的你的同学，经过多年的历练，早已适应了工作环境，成为熟练工人，自然能够创造较大的实际价值，工资较高也就不奇怪了。等到三年之后，你在工作岗位上的专业化业已完成，进入了专业化的工作状态，你在大学时培养起来的学习能力和创造潜力，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工作进入快速上升时期，工作的爆发力极强。那么，你创造的价值就很快会远远超越你初中毕业的同学，你的工资也必然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也就是说，毕业后的前三年时间，你工资的涨幅不会太大，而三年之后则会成倍增长。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专业化的学习和研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一个具有基础能力的人进入某个专业领域，重新学习、探索和钻研的时间一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在这三年之内对专业领域的既有知识、理论、技术以及思维方式进行系统的熟知，熟知之后方可有创造。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学制设计中，硕士和博士阶段都是三年。所以，给你的建议是，找到首份工作后，前三年不要嫌弃它工资低，平台低，格局小，就随意变换工作。这不利于自己的成长。前三年，要沉下来潜心钻研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知识，真正利用公司给你的平台使自己专业化，武装自己成为具有创造性的专业人才，而不仅仅是熟练工人。三年之后，如果老板没看到你的价值，不给你加工资，或者你觉得现有的工作岗位或者公司平台已经不能成长自己了，那么就可以考虑更好的工作平台了。这个时候，你到哪里去都是人才，而你初中毕业的同学依然是熟练工人。

三、毕业后要经营好大学同学关系

因为大学同学是你一辈子的资源，没上过大学的人就没有这部分资源。有人会觉的大学同学不重要，毕业之后跟自己差不多，也是苦逼的很，买房子要借钱，也没法向他借，什么忙也帮不上；加上各自在为自己的前程奔波，也无暇顾及同学之情。于是慢慢地关系就淡了。

但我要说的是，大学同学作为关系资源，并不是大学毕业之后的若干年就可以提现出来的，而是要等十年到十五年之后，它才会成为你和你家庭成长的重要关系资源。这个时间之后，你的大学同学，包括你自己，都已经是各自单位的中层领导，占据一些重要的岗位——当然，大学的层次越高，这些岗位就越重要，其掌握的资源就越丰厚、越稀缺。而且，大学本科同学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就业面比较广，虽然同一个专业毕业，但是却分配到不同的行业、不同领域就业。这样，每个同学所持有的资源禀赋就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资源的异质性较强，同学之间就可以形成“资源互补”，通过相互提携、相互帮助、相互给予和利用对方的资源而使各自都能够得到更好地发展。

相反，硕士同学，尤其是博士同学，虽然各自都掌握了较优质的社会关系资源，但是他们的就业面比较窄，一般都是在同一领域就业（如科研院所），因此资源的同质性较强，难以形成互补。譬如，你在这个高校做社会学研究，你同学在另一个高校搞社会学或政治学，你们所掌握的资源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很多资源你有的他有，你缺的，他同样缺，不能形成较广泛的互补和交换。所以，本科同学的资源互补是最具广泛性的。

回到读书这个问题上来。如果你没有上过大学，大学同学这个“天然”的资源就不会有，也就是缺了后面事业、家庭和人生发展的很重要的一块资源。你说要不要上大学呢？

还有一个问题，对现在正在填报志愿的高中毕业生很重要的，就是到哪上大学的问题。上大学，当然是越是名牌的大学越好。

今年的高考状元榜陆续揭晓。我想起，前面几年有不少内地某些省份的高考状元放弃国内高校，跑到香港的高校去大学。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的选择很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四年之后回到内地，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一个大学同学（夸张一点），他后面的人生历程中就没有大学同学这个人脉资源，所有的一切他要重新去搭建，要耗费比其他人更大的努力才能获得同样的成功。而如果他们选择在内地上大学，上的一定是清华北大复旦这样的国内名牌，他们毕业之后的大学同学资源就是国内最优质的。何怕前路不顺畅呢。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那些认同“读书无用论”的人，放眼长远点，不要只盯着眼前那芝麻小利。你有大学同学吗？赶快建个大学同学微信群吧。

四、进体制拿死工资未尝不可

前两年很多人都要往体制里钻，说就是死也要死在体制里。大家笑得腰都酸了。还有报道说大学生毕业后去争环卫工人的岗位，因为这样可以进体制。也遭来网络痛扁。当然，最近听说政府体制不好混了，因为“八项规定”，油水少了，很多人开始退出这个体制。有人为此叫好。无论叫好叫坏，我要说的是，进体制拿死工资未尝不可。这个社会很俗气，整天给大学毕业生算钱，下面我再俗气一回，算着钱给大家看看。

中国以前是单位社会，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单位将职工从摇篮到坟墓的事情都包办了。社会多元化发展之后，依然还存在许多体制性的单位，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现在，要进这些部门单位工作，必须有学历，会考试，也就是要大学生。在外人看来，在这些单位工作，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清闲得很，但是工资待遇也不高。尤其是跟在体制外如外企、包工头、经商做生意、出租门面、自由职业者等相比，拿到手上的钱确实少得可怜，每月都等的都是那笔死工资，不像人家那是活钱。我有一个亲戚，跟我同龄，高中没毕业，在一个省会城市的一家电脑城的小角落里摆摊修手机，一年的收入在15万至20万元之间。本人博士毕业，在一所985高校做副教授，年薪也只够得上他的一半，买房装修还得找他们借钱。许多进入体制的大学生有跟我一样的遭遇。不是说修手机不应该赚那么多钱，而是自己掂量着钱袋的时候总很沮丧的，囊中羞涩还强装欢颜。逼格倒是很高。于是，很多人就想着不如不读书，更不要读什么博士，进什么体制。

不过，沮丧归沮丧。且不说读书进体制有更高的逼格，单说读书进体制还有很多体制外的人所不知道的、也享受不到的隐性资源。即便是在体制内的人，也很少去考虑这些隐性资源，不会把这些福利算作自己的收入。且慢，我要说的不是单位的福利房，也不是单位小金库要发的东西，更不是腐败。我要说的是小孩的教育问题。一般的体制性单位都有自己的幼儿园（公立的一般都不错），如果是高校，还会有小学、初中或者高中。有小孩的人都知道，看过《虎妈猫爸》的人也知道，教育资源是稀缺的，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更稀缺。小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是所有家长挤破头都要把小孩往里挤的对象。这些资源更稀缺。非体制内的家长要为小孩找所好的学校，要花费很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还不一定找得着。如果非要找，就得买学区房，《虎妈猫爸》里的学区房是八九万一平米，一般的城市达不到这个，那也得是平均价格的倍数吧，一般人何以承受。

但是，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甚或是高校教师，那你轻松啦，小孩上幼儿园、小学的事情根本不用你操心，不用你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请这个吃饭，请那个玩耍。这就为你省下了很大比资源，包括现金。有北京的朋友算过，如果你是在体制内工作，那里有较好的附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你的小孩可以一直在这里就读下去，你不用担心他会被学校撵走。而如果你是在非体制单位，你要为小孩找这些学校，劳心还费钱。费了钱也没安全感。两相比较，等你小孩高中毕业，在体制内工作的同志要比体制外的同志节省一两百万人民币。这还没算买学区房的费用及其他的机会成本。这些算不算钱呢？

以上不是说要大家非进体制不可，而是说读了大学进了体制也不是坏事，不要整天盯着体制外那些人怎么赚大钱，被他们给左右着，你其实也不差钱。

五、一定要有“学历就是能力”的概念

网络上的专家都在谈“学历不等于能力，更不等于成功”。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告诉大家，“学历就是能力”“有了学历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要想获得成功，一定要树立“学历就是能力”“应试就是最大素质”的概念。

一个人在社会上混，除耕种承包地外，无非干两种职业，一种是自己当老板，做自由职业者或创业经商，另一种是给“老板”打工，在人家的手下干活，吃人家的饭、听人家的指挥。这两种职业无所谓优劣，你都可以把它们当做事业并获得成功。前一种职业，除了个人意志和能力之外，还需要有广泛、优质的人脉关系，人脉关系越广、质量越高，你成功的几率就越高。在这里，个人的成功与社会关系资源的多少、质量高低成正比。当年比尔·盖茨之所以敢从哈佛大学辍学去创业并获得成功，除其禀赋之外，还有他父母的人脉关系，他母亲是IBM的董事，是她给儿子促成了第一单生意。

后一种职业，除了个人的意志和能力之外，还需要的是你的老板给你搭建的平台，平台越大，你施展的舞台就越大，你成功的几率就越高。在这里，个人的成功与单位的平台大小成正比。“打工皇帝”唐骏，是中国著名的职业经理人，他的成功除了跟盖茨有一样的个人素质之外，与微软公司给他提供的平台有关。同样，许多博士生毕业之后选择高校就业，也要看高校的科研平台，如果平台不高，待遇再好也不会选择，因为这样不利于自己的成长。

那么，关系资源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人脉资源是自己开发和营造的，这自然是不错的。当然，还有像盖茨那样父母就已经给他把关系网络建构好了。不过，在中国是还不完全拼爹的时代，许多交往关系和社会圈子确实还得自己去搭建。但是，有一条道理必须记住，当你在选择人家作为建立关系的对象时，人家也在选你，那么凭什么你会被人家选中，或者说人家会接受你的选择？关系网络的建构不是任意的，而是分层的，也就是说不同资源禀赋的人被分配在不同的层次，只有相同层次的人才更容易建立起交往圈子和社会关系。圈子不一样，关系网络的质量（资源与权力）就不一样，圈子的档次越高，你可资利用的权力和资源就越大越多。但不是你想进哪个圈子就可以进哪个圈子的。譬如，在高校，教授之间更容易建立紧密的关系，而教授跟讲师因为职称、资源差别太大，而无法建立紧密的社会关系，教授有教授的圈子，讲师有讲师的圈子。同样，院士的圈子，普通教授也难以进入，后者就很难利用前者的资源啰。

作为一个年轻人，还是一无所有的时候，如何能够进入一个拥有优质资源的圈子？你没有任何东西给人家交换的，人家当然不会跟你进行交往，把他的资源给你用。你说你有能力，但是人家没法相信你，你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但是人家说最后证明你没能力呢。所以，在资源不对等、不能进行交换的时候，人家是不会跟你建立关系的。但是，如果你有学历就不一样。“学历”是对未来你将拥有资源的国家证明。你毕业的学校越好，你的学历越高，证明你在未来将拥有更多的资源。人家当然愿意跟你交往。你未来的资源即可以与人家现在的资源进行交换，与你建立关系，后者就会成为你未来发展的人脉资源。说得俗气一点就是，你有学历之后，你的档次就提高了，就可以在高层次上搭建关系网络。高层次、高质量的关系网络是不是对你的成功更有利呢。

同样，老板的平台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平台？同样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老板为什么把平台给你，而不给其他人。就因为你个人能力突出？不是。他在给你平台之前看不出你有能力，如果他要细致地考察你是否有能力，他的信息搜寻成本太高，他不会那么做。而唯一能让他很快相信你有能力，而又不耗费他过多成本的就是你的学历文凭。高学历给高平台，低学历给地平台；好学校学历给高平台，差学校学历给低平台，这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老板最优的做法。

所以，对以下普遍现象你不要诧异：在一企业工作上十年的初中毕业生，月工资一万多，但他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企业老总；而某本科或硕士毕业生刚去企业只给他开了4000元的月工资，但头一天报道老总就陪他一起吃饭，他办公地点就在老板办公室对面。你说，这两个同样有能力的人，谁的发展前景更大？当然后者的情景更大，他拥有更高的平台，天天接触企业高层，更容易引起高层关注，机会自然更多。而前者没有这些机会，纵然他有百般能力和抱负，一辈子也只能做个普通的技术工人或基层管理者。

读至此，你说“学历是不是能力”，至少是实现你能力发展的基础。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你要获得“学历”，你就得层层应试，被层层选拔。你突破的层次越高，获得的学历就越高。所以，应试的能力很重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试能力就是最大的素质。你只有通过了应试这一关，才能在新的层次、新的平台上提高自己的素质。没有通过应试，也就无所谓素质。

六、不需要科技含量的小五金创业时代即将过去

广州深圳一带城中村的“包租婆”经常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小孩，“你整天想着读书这些没用的东西，再这样下去，将来就像租我们房子的大学生一样”。社会习惯于将“读了书的小职员”与“没读书的大老板”相比较，来论证“读书无用论”。

“没读书的大老板”在当下中国无法是以下几类人，一是城乡经商者，包括做商业流通、开商店饭店、做小生意，二是在城乡办厂者，包括企业和家庭作坊，三是包工头，四是包租婆和拆二代，五是乡村混混和黑社会，等等。这些人有靠能力赚钱的，也有靠拳头吃饭的，还有靠土地增值进项的，但就是没有靠技术成功像样的。即便是像靠办企业、经商这样创业发家致富的，包括江浙沿海大量的五金加工企业、纺织行业等，技术含量都不高。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主要的特点是市场门槛低，一般人都能进入这个行业，如五金加工，不需要多少资金，不需要请工，不需要高深技术，只要有个空间便办成家庭作坊。这样谁都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就容易造成这个行业的高度竞争性，使其利润较低，也使这个行业容易饱和。只要率先进入这个行业、并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才最终会生存下去，并垄断这个行业，形成对其他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的机会排斥。也就是说，哪个行业的技术性很低，开始发展的时候门槛就很低，竞争性则强，但最终的发展结果是垄断性就越高，排斥性就越强，后来者越难进入这个领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很多技术性较弱、市场门口很低的行业造就了一大批“没读书的大老板”，这些大老板垄断着这些行业的资源与市场，排斥其他人的进入。逐渐地，其他人进入这些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进来了要赚钱也越来越难。也就是说，不需要科技含量的小五金创业时代即将成为过去，“没有读书”的人要想再创业成功，已近痴人说梦。

举一个例子，浙江店口镇在全国百强镇中排名很靠前，现有上万家大大小小的工业企业。该镇的发家靠的是改革开放后当地兴起的小五金加工，该行业在八九十年代很快占据全国市场，在当地也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亿万富翁。对于这些没读过书的农民企业家来说，发展的瓶颈首先是技术。只有少数企业突破技术瓶颈使自己的产品升级换代，高端产品已做到空调的核心部件。而没有升级的五金加工企业则继续做着低端产品，但是他们较早进入该行业，拥有较丰厚的资金，因此能够联合起来垄断该镇的五金市场。其结果是，如果当地农民在2005年之前没有通过创业发家致富，之后就不可能再有机会成为一个新的富翁了。

同样，在其他如建筑、饭店、服装、商场等低技术行业，也业已形成了垄断，市场机会不再对外开放，在这些领域再难有零起点创业成功者。也就是说，中国以后的发展，很难再出现新的“没读书的大老板”。除非你是积祖上阴德、万中挑一的的“拆二代”。

未来中国更多地是造就“读了书的大老板”，他们出现在科技含量较高的领域。在该领域，市场门槛高，能够进来的人较少，饱和程度较低，且技术突破性和创新性强，领域的拓展性强，垄断性不高。即，新进来者可以率先成为“大老板”，后进来者则可以通过领域拓展和技术创新同样成为“大老板”。

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读书，未来就不可能通过创业成为“大老板”。

七、“读书无用论”源于中国各领域还有机会

按照一般常理，读书“无力感”、“无用论”的出现，理应是在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严重固化、阶级阶层矛盾深重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拼爹”是普遍的真理，个人的出生决定了他的未来，出生上层的人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实现“精英的自我循环”。而处在底层的个人和家庭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因而会普遍感受“无力”与“无用”，产生对该社会的“失望”和“认命”情绪。对于这样的个人和家庭，知识自然是无力的，读书自然是无用的，梦想也就是奢侈的。

然而，当前中国社会的“读书无用论”，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社会蓬勃发展，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社会流动相对有序展开，上层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关闭，各个阶层的个人和家庭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拼搏能够获得成功，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每个人都有机会、有梦想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读书无用论”？原因很多，我的想法却很简单，这便是中国各个领域都还有机会。这便是说，在当前中国社会，个体及家庭要获得成功，要实现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跃升，除了“读书”一条路之外，还有许多道路可以选择，条件是只要你不认命，能够抓住机会，肯下功夫、有恒心。且事实上，“读书”之外的走向成功的道路更可能是捷径。“读书”是基本能力的训练，不是短平快的技能培训，它要发挥社会效益需要的是时间。如果你要功利地看待“读书”的话，较之其他捷径，读书当然是无力的，也是无用的。

八、“读书无用论”是底层自我固化的开始

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澄清，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可“读书无用论”。

读者诸君什么时候听到过知识分子、官宦、资本家等大谈特谈“读书无用论”，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些家庭不送自己的子女读书而让他们更早地赚钱？你看到的更可能是，这些家庭会创造一切机会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笔者在浙江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无不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内国外名牌大学深造，再不济也要送到国外野鸡大学混一圈，而不是过早地子承父业。

“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的市场，主要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中下层家庭，也就是常说的底层社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乘着中国发展的东风先富了起来，而更多的人也通过打工、经商赚了钱，他们示范的是“不读书也能赚钱”的效应，也就使得底层社会越来越功利地看待读书，越来越不读书。这些家庭的子女过早地辍学，过早地感受到赚钱的快意，于是嘲笑起还在读书的、读了更多书的同伴来。

但是他们不知道，上层社会从来不会功利地看待读书。在他们那里，读书是自我提升、自我成长、自我认同、自我归类的过程，是精英自我复制、自我循环的一种机制——通过读书、接受教育，上层社会的人永远留在上层社会。所以，上层社会的家庭会让他们的子女多读书、读好书。

也就是说，中国上层社会没有“读书无用论”，而底层社会却盛行“读书无用论”。有了这个认识，读者诸君就清楚了：“读书无用论”具有极其浓厚的阶级阶层的隐喻。阶级阶层地位从来不独由经济决定的，它是权力、文化和经济的有机统一体，且三者会相互转化。“读书无用论”的出现，既是中国底层社会尝到了中国发展、自己赚钱的甜头后的幻象，也使得他们停止了向上流动的脚步，走向了自我边缘、自甘底层化。

无疑，“读书无用论”是底层社会自我固化的一剂毒药。若不及时去除这种思想，中国底层社会便无希望。中国在未来如果还有当前的发展速度，社会继续充满活力，底层社会尚可继续做着“不读书也能赚钱”的梦想；如果中国未来不再有当前的发展速度，社会也快速固化，那么目前处在底层社会的家庭将何去何从？我想唯一的出路是，丢掉“读书无用论”，趁着还有机会赚钱，将赚来的钱让子女读更多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