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激烈交锋的背后，是社会进步的期待……

　　2017年已经到来，展望未来，一个名词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许多媒体上和专家口中——人工智能。有媒体预测，2017年人工智能将可能出现真正的突破，这种突破最先出现的领域，则很可能是翻译，而一旦真正实现，则可能意味着“人工智能涉足人类文明和思维，并与人类深度竞争的开始”。

　　真的是这样吗？人工智能代替人的情景，已经离我们如此之近了吗？伴随而来的，是更多人对人工智能代替人、使人失业的担忧，这样的担忧又会不会变成现实？

　　关于机器代替人工作、工人失业的担忧，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从蒸汽机时代，到现代智能制造，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类似的担忧。但历史的经验证明，这样的担忧并不成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的进步，而非相反。蒸汽机时代，人们担心拉车人没有生存的空间，但实际上，运输业的发达，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且比以前更多。

　　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必过分担忧。诚然，人工智能对某些行业、某些领域、某些岗位的就业可能有负面影响，但我们也应该同样看到，新技术同时也会带来新的人才需求、就业需求，它会对人力素养、水准提出新的需求，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简单地说，新技术使得有些岗位消失了，但同时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常常会对就业者的素质有更高的需求，劳动者可能短时间内达不到，但它会促进劳动供给向这个方向发展，经过一定的时间，人们的素质提高，自然就能满足新技术产生后的就业需要。

　　同时，新技术的革新，也会给社会、政府带来新的工作，即保障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生存的权益。从历史上来看，新技术确实会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暂时失业，这迫使政府一方面提供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也就是社保，另一方面则尽快地开辟新的就业机会。

　　今天的社会，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好。首先，从社保而言，今天世界的社保体系，显然要比过去更完备，同时，在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技术革新之后，新的局面下，我们也会更加从容，且有经验可以借鉴。

　　所以，当我们真的面临人工智能的时候，要做的就是思考如何迎接它，做好准备，应对新技术带来的问题，而不是担忧，甚至反对技术的革新。具体来说，还是要做好两件事，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同时，政府、社会要对那些第一时间面对人工智能冲击的人施以援手，提升社保水平，使人们能够保持有尊严的生活水准。

　　此外，对于个人来说，也应该尽力转变心态，努力提升自己，增强自身素质，抓住新技术时代新的机会。

　　社会总要进步，技术总要发展，拒绝进步和发展，显然不是积极的态度，也是不现实的，人工智能肯定会造成某些岗位的消失，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岗位的从业者就必然失去了生存的能力，恰恰相反，不论是社会发展也好，技术进步也好，都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岗位失业之后，可以转向对人的服务，也可以提升自我，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现实来看，今天的就业情况，就业总量压力仍旧不小，但同时也存在“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象，这本身就在促进我们的政府、社会全方位地思考和应对就业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并不能完全改变这样的就业状况，依然有 “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问题，但同时，它也会带来新的机会，促使就业者提升自我，转变就业观念，适应新技术时代的就业环境。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技术也会带来新的机会，而对就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新机会。

　　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机器代替人，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开始，到复杂的运算，乃至更高级的脑力劳动，都有可能被机器代替。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技术的发展是好事，但同时也必须要做好应对“人没事干了”的问题，当人没事干了，就意味着不能赚钱，意味着生存要面临挑战。在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是尚未发生，而是已经出现，蓝领失业的情况，人们知道的已经比较多，但实际上，白领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会不会失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保障人的基本生存的问题。比如北欧一些社会保障非常发达的地方，一个人一生下来，国家就会给他发钱，一生不变。如果这个人愿意找工作且能找到工作，那么他就多一份收入，可以过得更好一点儿，如果没有工作，也能保证基本的生存。当然，这和他们本身的经济条件更好有关，但同时，也确实和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有关，机器代替人，造成了人的大量失业，市场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但他们也一样是有生存权利的人，他们的生存也需要保障。

　　我们国家发展很快，经济、技术都是如此，同样的，我们未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当大量的职位被机器占据时，如何保证人的生存？而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提升，让每一个人都不必面临生存的危机。尤其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人才，在这里失业，在别处可能就很难找到工作，比如数学家，那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大奖的华人数学家张益唐，二十多年端盘子、送快递，但依旧没有放弃数学研究，最终取得惊人的成绩。如果这样的人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即便失去工作也不必为生存发愁，那么他可能就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做出更大的成就也未可知。

　　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当前社会中，许多年轻人开始创业，我们知道，创业的过程就好像一个孵化器，最终成功孵化出来并且长大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又如同风险投资，成功的十中无一。他们这些有激情有理想的年轻人，值得鼓励也值得敬佩，但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努力为他们创造最好的环境，使他们免于生存的困境，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创业创新。要有一种保障机制，使年轻人不怕失业，又能够在失业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创造更好的未来。

　　在过去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惯性，即以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就业，一个大企业可以提供很多就业岗位。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情况不再如此。一个大企业需要生产能力，几条大生产线就能提供，而每条生产线上，可能就需要几个操作者。也就是说，投资大企业，已经不能一下子提供大量的岗位。

　　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养人更划算。如果能够保障每个人基本的生存条件，那么他就可能会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活动，创业也好、创新技术也好、钻研学问也好，都可能更专心致志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这其实就是在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素质，我们常说国民素养，也就是这个，有了基本的保障，有就业机会，他可能会去就业，没有机会，他可能就琢磨技能、提升修养、从事创造活动去了。

　　善假于物，非役于物

　　人创造机器，最初的目的，对人本身的能力加以延伸，去做人原本做不到的事情，车轮是脚的延伸，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计算机是大脑的延伸。如同《荀子》里说的，“君子善假于物，假舆马者而致千里，假舟楫者而绝江河”。

　　人工智能无疑是计算机技术的终极梦想，也是对人计算能力的终极延伸。问题是，人们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想象，并不都是乐观的，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是悲观的，好莱坞电影中的《终结者》《机械公敌》《黑客帝国》等，无不是对人工智能表示担忧的结果。现实中，英国科学协会的调查显示，1/3的人认为，在未来100年中，人工智能的崛起将会对人类造成严重威胁。60%的受访者担心机器人将导致未来10年人类可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少。

　　人们猜测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失业只是最普通的一种，比失业更可怕的景象比比皆是。《荀子》里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但两千年后的世界，役物和役于物的区别，绝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差别。

　　过去的幻想中，机器替代了一切重复、枯燥的劳动，人类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事音乐、美术、文学、科学研究等具有创造性的活动，但究竟怎样才能“役物”而不“役于物”，怎样才能让机器服务于人而不是代替人，已经是一个极其麻烦而又迫切的问题。

编者按：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在此节点举行的全国两会，无疑承载了更多意义和期待。一张蓝图，一份愿景，“十四五”的中国，令人期待！3月4日起，人民网推出“开局十四五·代表委员说”系列报道，带您一起聆听两会“好声音”，畅想“十四五”美好新生活。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受访者供图

当前，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加速到来，如何用其助力健康中国、科技适老、科技创新等时代命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继续围绕人工智能提交多份书面建议，他建议加强系统化创新，推进产业链安全自主可控；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重大疾病国家智慧化防控体系；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推动科技适老，发展更有温度的人工智能等。

增强人工智能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医疗、政务服务、安全等重点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快速发展，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创新舞台。

“当前，我国在算法、应用等部分领域已经在全球形成并跑水平，但纵观整个产业链，在基础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及量产等方面还相对落后。”在刘庆峰看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一系列关键单点技术由0到1的创新突破，也需结合典型规模化应用的重大牵引实现系统性创新。要利用人工智能产业与涉及国计民生行业深度融合的契机，打通关键环节，形成持续迭代优化，真正提升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核心竞争力，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

他建议，针对人工智能、手机、汽车、家电、医药、农业等重点领域，评定产业链当前安全指数和“十四五”努力目标，建立评估表，排出重点任务挂图作战，同时发挥我国市场优势，通过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更多的国内企业投入到急需的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工作中，从而进一步推动国产化替代的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工智能在大规模疫情排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缓解基层医疗人员不足，有力保障疫情防控。

刘庆峰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防控系统，可在一线医生还没有意识到问题时，就系统性地看到传染病的潜在全局风险，并能自动分析疑似感染者是否来自同一个单位或社区，迅速给出预警和处置建议，提升我国传染病和重大危险疾病防控能力的同时，显著节约社会公共服务运行成本。

为此，他建议建设基于人工智能的传染病及重大疾病国家防控体系，通过人工智能自动监测多源健康医疗数据，智能识别传染病相关症候群信息，实现传染病防控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推动我国传染病及重大疾病防控工作迈上新台阶。

另一方面，他建议建设人机耦合模式的传染病流调分析平台，利用电话机器人开展疑似人群筛查、确诊患者随访等服务，提高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加快人工智能在我国基础医疗应用

“面对我国优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和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提升医疗保障的力度等民生领域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刘庆峰表示，未来五年，我国仍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实现乡村振兴。这其中，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机耦合的方式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对于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意义重大。

刘庆峰建议，对于已经取得规模化落地应用成效、且以辅助性质为主的医疗人工智能产品，完善相应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建设，加快相应审核及认证进度。

同时，加大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研究，加强医疗人工智能人才和基层医生人工智能素养的培养。一方面，着力打造人工智能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课程体系，探索以“开放大学”“产学研结合”为代表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关注人工智能背景下基层医生思维方式和核心素养的提升，将其纳入基层医生能力素质模型。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出门不会用手机打车软件、外出逛超市不了解如何线上支付、去医院看病不熟悉提前线上挂号操作……移动智能化时代，如何强化对老年人群体的关爱，让科技适老？今年全国两会上，刘庆峰同样关注到这一话题。

“相关部门加大对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关爱工作的统筹推进力度，并制定相关标准和规范，对于已经成功试点的案例进行积极的评估和鉴定，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快速推广。”刘庆峰表示，目前，在天津，已经有了利用智能化手段提升重点群体关爱服务能力，构建制度、管理、技术三位一体的联合关爱机制，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此外，通过打通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监护人或网格员之间的兜底闭环机制，建立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智能坐席和人工坐席，为老年人提供人机交互的在线咨询、健康宣教、服务呼叫、应急处置、主动关怀等服务，建立科技适老服务平台。

利用人工智能探索“因材施教”

“减负”一直是教育最被关注的话题。近年来，虽然国家高度重视师生减负问题，并出台方案提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等，但“应试教育”依旧经久不衰，学生得不到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在知识图谱和认知智能上的突破，可自动批改和精准分析每个孩子的知识掌握情况，从而为每个孩子提供个性化作业，避免无效重复训练，为 ‘因材施教’找到了有效途径。”刘庆峰表示，“因材施教”可以让师生减负，助推五育并举，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以科大讯飞在安徽蚌埠落地的“智慧教育”为例，在蚌埠875所学校依据预习学情，智能推送授课资源，减少教师33%的备课时间；英语智能批改，减少教师作文批改时间67%；定位学习盲区智能推送，学生无效练习降低了49%，有更多时间全面发展。

“新技术在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培养发展等方面已经发挥出重要作用。”为此，刘庆峰建议，通过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均衡和因材施教，在师生减负的基础上实现五育并举，培养创造力。打造智慧教育示范省，树立样板，加快我国教育评价相关技术方法突破和整合创新。

此外，他还建议设立智能化教育评价方面专题攻关项目，发布专项指导文件，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并推进规模化推广应用。

原标题：《人工智能怎么用好？这位代表提交多份建议》

　　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人工智能（AI）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类越来越依赖算法来处理信息，推荐某些行为，甚至代表他们采取行动。一个研究团队研究了人类对人工智能决策引入的反应。具体来说，他们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准备好进行人工智能道德决策了吗？”通过研究人类与自动驾驶汽车的互动。

　　该团队于2022年5月6日在《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发现。

　　在两个实验中的第一项中，研究人员向529名人类受试者提出了司机可能面临的道德困境。在研究人员创造的场景中，汽车司机必须决定是将汽车撞成一群人还是另一群人——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坠机事故将对一组人造成严重伤害，但会挽救另一群人的生命。当司机是人类时，当司机是人工智能时，研究对象必须对汽车司机的决定进行评分。第一个实验旨在衡量人们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偏见。

　　在他们的第二个实验中，563名人类受试者回答了研究人员的问题。研究人员确定了一旦人们成为社会和政治讨论的一部分，他们如何应对关于人工智能道德决定的辩论。在这个实验中，有两个场景。一个涉及一个假设的政府，该政府已经决定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做出合乎道德的决定。他们的另一个场景允许受试者“投票”是否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做出道德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受试者都可以选择赞成或反对技术做出的决定。第二个实验旨在测试将人工智能引入社会的两种替代方法的效果。

　　研究人员观察到，当受试者被要求评估人类或人工智能驱动的道德决定时，他们对两者都没有明确的偏好。然而，当受试者被问及他们是否应该允许司机在路上做出道德决定的明确意见时，受试者对人工智能驾驶的汽车有更强烈的意见。研究人员认为，这两个结果之间的差异是由两个元素的组合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个人认为整个社会不希望人工智能的道德决策，因此当被问及他们对此事的意见时，他们会对他们的信仰给予积极的重视。广岛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助理教授Johann Caro-Burnett说，事实上，当参与者被明确要求将他们的答案与社会的答案分开时，人工智能和人类驾驶员的允许性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

　　第二个因素是，当将这项新技术引入社会时，允许讨论该主题的结果好坏参半，这取决于国家。“在人们信任政府并拥有强大政治机构的地区，信息和决策权改善了主体评估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方式。相比之下，在人们不信任政府和政治机构薄弱的地区，决策能力会恶化主体评估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方式，”Caro-Burnett说。

　　“我们发现，社会上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感到恐惧。然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并不是个人固有的。事实上，这种对人工智能的拒绝来自个人认为社会的观点，”广岛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以及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研究网络的教授Shinji Kaneko说。因此，当没有被明确询问时，人们不会表现出任何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偏见。然而，当被明确询问时，人们对人工智能表示厌恶。此外，在增加关于该主题的讨论和信息的地方，发达国家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度有所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则恶化。

　　研究人员认为，对新技术的拒绝，主要是由于纳入了个人对社会观点的信念，可能会适用于其他机器和机器人。因此，确定如何将个人偏好汇总到一种社会偏好中非常重要。此外，正如我们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项任务也必须在各国有所不同，”Kaneko说。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