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加坡政要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再次通过新加坡司法系统，对美国《纽约时报》集团提出诽谤罪诉讼，并获得赔偿。这是李光耀父子对西方媒体诉讼案中的又一次胜利。其实，李光耀以个人名义控告媒体“诽谤”的官司，从１９６５年至今已达２０多宗，且全部都以李光耀的胜诉而告终。
　　称李氏父子是“政治皇朝”惹官司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３月２５日报道，１６年前就曾为所撰写文章诽谤了新加坡政府领导人而公开道歉，并承诺不再重复类似言论的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专栏作者鲍林，因上个月再次发表具同类诽谤含义的文章，而于３月２４日在报上再一次公开道歉，并承诺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支付总额１６万新加坡元（约合１１．４万美元）的名誉损失赔偿金，并另外支付３位新加坡领导人的律师费。其中李显龙所得到的名誉赔偿是６万新加坡元（约合４．３万美元），吴作栋和李光耀各获赔５万新加坡元（约合３．６万美元）。
　　担任３位新加坡领导人代理律师的德尊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文达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收到赔偿金和律师费之后，３人表示不再追究。
　　事情的导火索是，《国际先驱论坛报》这份英文报的国际版，在今年２月１５日刊登了一篇题为《都是一家人》的文章，由专栏作家鲍林撰写，文章把李光耀父子列入“亚洲政治皇朝”名单，言下之意是说李显龙登上总理宝座，并非实至名归，而是父位子袭。这篇评论隔天也在这份报纸的网络版上出现。
　　李光耀等人认为，这篇文章会让读者误以为李显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总理之位，因而委托律师控告《国际先驱论坛报》、其母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和鲍林等涉及诽谤，并索求名誉损害赔偿。
　　３月２４日，《国际先驱论坛报》终于向李光耀等人高举白旗“投降”，分别在第七版和网络版上刊登《道歉启事》，承认鲍林的写法可能让读者误以为李显龙不是靠能力登上总理职位。《道歉启事》写道：“我们要郑重声明，无意让读者得此结论。这篇文章和违背当年承诺的行为，可能让李显龙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前总理吴作栋感到苦恼或尴尬，我们为此表示道歉。”
　　事件主角已经两度“犯案”
　　《青年参考》报记者追查发现，事件主角之一的专栏作家菲利浦·鲍林（Ｐｈｉｌｉｐ　Ｂｏｗｒｉｎｇ），来头不小。鲍林１９岁自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英国《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后来又当上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长期关注亚洲局势，目前是自由撰稿人。鲍林的妻子是香港著名政客毛孟静，两人目前都在香港居住。
　　巧合的是，１９９４年８月，鲍林便已卷入类似官司。当时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往往经不起考验》的文章，暗示当时的副总理李显龙能达到当时的地位，不是因为他的才干，而是因为他是内阁资政李光耀的儿子。这篇文章被指诽谤。
　　《国际先驱论坛报》随后向当时的吴作栋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和李副总理道歉，并对吴作栋作出３５万新加坡元（约合２４万美元）的名誉损失赔偿，李光耀和李显龙则各得３０万新加坡元（约合２１．３万美元）。《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督印人、执行编辑和鲍林，当年也保证不再重复类似言论。
　　外界认为，鲍林的言论一向激进，过往他撰写的文章在香港也引起过争议，此次再惹祸端并不奇怪。有知情人士向《青年参考》报指出，２００４年，鲍林在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撰文，声称自己不是中国人，不用承担中国公民责任，同时要求香港进行普选。此番言论一出，立即在香港引起极大反响。
　　现任香港立法会主席的曾钰成当时便质疑，鲍林是否真正明白何谓一国两制。他说：“选举及参政是公民权利，我们怎能要有公民权利而不承担公民责任，这是本质上的矛盾！”
　　“用新加坡法律约束西方媒体”
　　针对《纽约时报》公司支付名誉赔偿金给李光耀、李显龙父子等人，无国界记者组织３月２６日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谴责他们的行为是“迫害新闻自由”批评李显龙和父亲李光耀因为不喜欢某篇文章，再度利用新加坡“顺从的司法体系”迫使外国媒体道歉，同时支付一大笔钱给李氏父子，这是一种双重惩罚。
　　获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也引述批评人士的话说，鲍林２月１５日发表的文章中列举了很多的例子，说很多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在内，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是在领导人的问题上，似乎在某些程度上还沿袭着封建家族制的习俗，“文章中只是略带提到了新加坡。新加坡领导人之所以大动干戈，讨伐《纽约时报》，是想阻止新加坡国内外媒体对政要人士进行批评。”
　　美国之音报道，长期关注东南亚局势的英国记者本·布兰德认为，新加坡政府的推理是：虽然短时间内，新加坡政要的做法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负面反应，但是有利于他们在长期内控制国际媒体。布兰德说，下一次《纽约时报》再要发表任何对新加坡政府带批评语调的文章之前，都会三思而行；而其他媒体，恐怕也会仿而行之。
　　不过，香港时事评论员曹景行认为，过去许多年中，西方媒体都曾对新加坡及其领导人做出不实报道甚至是恶意诽谤，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做法，新加坡政府做出强硬反应，要求对方澄清或者直接告到法庭，“这样的一种做法实际上是用新加坡的法律来约束西方媒体，效果不错。”他称赞说。
　　西方媒体称新加坡有“袋鼠法庭”
　　事实上，李光耀控告西方媒体已非第一次。据统计，从１９６５年至今，李光耀在新加坡境内控告媒体“诽谤”的官司，多达２０多宗，其中包括英国《经济学人》、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旗下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彭博新闻社、马来西亚《前锋报》、亚洲金融网站等等。结果全部都是李光耀“胜诉”。
　　对此外界形容，全球２００多个国家，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新加坡这样，控告媒体和反对派“诽谤”的次数这么多，而且全部都“胜诉”，并获得数十万美元的“赔偿”。有西方媒体以“袋鼠法庭”的称呼贬损之。
　　“袋鼠法庭”在西方法律术语中，指所谓的“徒具形式、不合法律规章及正常规范”的法庭。《华尔街日报》为此曾发表社论感慨说，“所有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刊，都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各种刁难。新加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并想成为该地区的金融中心，还期待成为中国和印度两大国之间的服务之桥，但如此严格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
　　两大原因让李光耀完胜
　　外界分析，多年来，李光耀在与西方媒体的诽谤官司中屡屡胜诉，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李光耀是律师出身，是法律高手。面对李光耀这位高手，西方媒体很难有胜算。其次，在新加坡，诽谤罪官司除了要支付昂贵的法律诉讼费用外，还要面对巨额罚款。在冗长的法庭程序下，普通人往往因此倾家荡产，有些人因无力支付罚款被打入穷人堆。同西方媒体相比，李光耀不愁金钱问题，可以打一场持久战。而西方媒体往往由于财政开支考虑而求和。
　　不过，香港“亚太国际关系学会”研究员陈振宁认为，李光耀通过追究西方媒体的刑事责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尽管这样做可能给人一种利用司法的印象，但从他没有动用国家公权力机关代为诉讼，而是直接以个人名义入禀法院，请求司法机关裁判。这样的行为说明李光耀意识到，将维护自身的民事权利与维护国家尊严区别开来的重要性。“如果国家领导人动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民事权利，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称为现代法治国家，这才是最危险的。”
　　也有分析家相信，李光耀跟西方媒体过招，每一场官司都是胜诉或者外国媒体道歉了事，这比起动用政治权力更高明。
南海网版权声明：以上内容由南海网原创生产，未经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对上述内容的任何部分进行使用、复制、修改、抄录、传播或与其它产品捆绑使用、销售。如需转载，请与南海网联系授权，凡侵犯本公司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电子邮箱：nhwglzx@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