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尸哨兵之战援助兵怎么用

列王的纷争援兵 支援的重要性 如何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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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的纷争援兵 支援的重要性 如何援助
摘要:当我们攻击强大的敌人时我们往往进行集结,而当有强大的敌人攻击我们时就需要盟友的支援了。使馆的等级直接影响我们可以接收的援兵数量,所以要想接收更多的援兵,提升大使馆等级是最重要的。而且攻城死兵防守伤兵是防守方最大的优势,如何扩大这个优势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列王的纷争支援的重要性。
列王的纷争援兵 支援的重要性 如何援助
当我们攻击强大的敌人时我们往往进行,而当有强大的敌人攻击我们时就需要盟友的支援了。使馆的等级直接影响我们可以接收的援兵数量,所以要想接收更多的援兵,提升大使馆等级是最重要的。而且攻城死兵防守伤兵是防守方最大的优势,如何扩大这个优势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列王的纷争支援的重要性。
援助盟友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盟友不被掠夺,另一方面也为了令进攻方损失惨重,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过在进行援助时我们会碰到两种情况。
1、进攻方没有发现援兵而损失惨重。
这是支援的最好结果,既保护了友军又令敌军伤筋动骨,虽然我们的支援士兵受伤进了医院,但是相比起进攻方要重新训练的消耗来说,治疗伤兵的消耗就不值一提了。
2、进攻方发现了援兵而果断撤兵。
不少人在攻击目标时会时刻关注目标的动向,防止有人增兵而被打得措手不及,这时如何骗过进攻方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当我们看到敌方还有七八秒就要进攻友军后马上进行支援,然后狂点加速,由于给敌人反应的时间较短,而且进行撤军是需要使用道具的,不是点撤军按钮就马上可以撤军的,这就给了我们可乘之机,让敌人无力回天。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列王的纷争援兵都有这么多的门道,可想而知这一款游戏会多么的精彩!所以还在一被攻击就马上开罩的朋友,不妨和商量下支援问题,给予敌人迎头重击。当然自家的大使馆等级一定要尽量提升哦,否则接收援兵的数量不够可是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哦。
责任编辑: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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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ICP备号-1    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依据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关于郾城之战: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关于颍昌之战: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  《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以上记载出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全都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同样的史实,那就是绍兴十年(1140年)岳家军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地击败了金国军队主力,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以上那些记载可全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编写的,它们都可以印证岳珂《鄂王行实编年》关于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的记载。  (附注:《鄂王行实编年》其实是岳珂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著成的。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的依据,具体如下:  (一).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二). 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  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中斩首5千级,其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廉良口大捷战斗中不过获得敌人首级五百级,战后清扫统计达两千级之多。  (三).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  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四).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  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  (五).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六).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  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七).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  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并且当时的金国也不存在女真人与汉人通婚的禁令。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八)、断定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杀伤并重创金兵的主要是女真骑兵的关键点: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的步兵基本都由被强征入伍汉人签军充当,汉人签军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  同时,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  而且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但一有机会,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早就临阵脱逃或者是临阵倒戈了!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  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最多只能是虚张声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的主力部队只能是作为金国唯一的正规军女真骑兵!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  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坚韧耐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和《吴璘传》。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曾长期与金国、西夏作战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事实上,在郾城之战中,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而在颍昌之战中,参战的金国女真骑兵有三万多骑。显然,金军主要依靠他们来很岳家军作战。  假如岳家军没有在激战中给予作为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女真骑兵以重大杀伤,那么金军是不会败逃的!须知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原本想要倚仗人多势众取胜,进而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金军统帅亲自出马带出的正是金军主力和王牌部队。  很显然,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给予那些以女真骑兵为中坚和主要作战力量的金军以重大杀伤,从而击败了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军主力部队,迫使骁勇善战的女真兵败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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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125年,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军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昏聩、骄奢淫逸,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同时,由于长期实行以文制武的“抑武”政策,致使北宋末年的宋军整体素质低下。面对金军的进攻,当时的宋军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东京开封失陷和北宋灭亡的命运。  在北宋末年,宋军节节败退,金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金兵最初刚进入中原之时,可以说是“有掳掠,而无战斗”。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君主,后来的庙号称为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  宋朝爱国名臣李纲于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间自南方赶到南京应天府任宰相,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  宋朝德高望重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主持前沿军务,抗金形势随即有了重大改观。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最凌厉的攻势,却在那里接连遭受挫败,不得不退兵。这与北宋末年的东京失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然而,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被全部废弃。  爱国老臣宗泽逝世后,在苟且偷安的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统治下,加之,无勇无谋而又刚愎自用的宋军统帅杜充误国,致使宋朝再次丧失国土数千里,南宋的国土前线也由黄河两岸退到了长江淮河地区。  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秋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觉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国军队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截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但是,当时全权负责川陕战事的南宋主战派文臣张浚刚愎自用,他拒不听取宋将郭浩、曲端、吴玠等人的忠告,轻率地在陕西富平一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会战,接着又坐失战机,导致宋军在陕西战败,使宋朝丧失了陕西的大片国土。而金国统帅完颜昌(挞懒) 所指挥的金军也在东线战场上发起攻势,占领了淮东。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三月,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巧妙地利用地势,诱敌深入,使金人“步骑四集,悉陷于淖,无得解者”,趁机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进而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击败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在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会同伪齐军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其汉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进步的另一面却是女真人相对快地腐化。金国女真人入主中原还不到十年,岳飞就已经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岳飞在奏折中写道:“(金人)今所爱惟金帛、子女,志已骄惰”。金国女真猛安谋克户们享有特权,贪图享乐,依靠剥削汉族平民百姓为生,往往沦为既不能战、又不能耕的社会寄生虫。而金国女真上层统治者的腐化堕落速度则更快。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绍兴六年(1136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进行第二次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接连攻克商州、虢州,一直打到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在这期间,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所部轻取顺州州治伊阳县,进而攻取长水县,先后缴获粮食十五万石,并夺取了伪齐的一个马监,夺得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  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以至于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很快就成了岳家军的战利品。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同年十一月,金国、伪齐联军十几万人向襄汉地区发起进攻。岳飞部将张宪率军在邓州等地迎战,双方在内乡县(今河南西峡县)相持两天。张宪召郝晸、杨再兴等将商议说:“贼势甚锐,必欺敌。我以轻兵迎战,佯败退走。贼见,必来追我,我即伏兵取胜。”大家都赞同此计。第三天会战,岳家军的饵兵退却后,伪齐军果然乘势追赶,遭到正兵和奇兵的前后夹攻。岳家军夺得战马五百多匹,同时俘虏包括伪齐将领郭德、施富在内的一千多人。接着,岳飞部将牛皋率将官王刚等人,以步兵八千,在唐州方城县(今河南方城县)痛击金国、伪齐联军,一直追至和尚寨,斩杀伪齐将领马汝翼等人,再次俘虏敌军一千人,夺得战马三百多匹。  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两万大军开赴唐州前线,岳飞部将王贵击败刘复所率伪齐军主力,并追击到蔡州。岳飞决定带上十天的粮草跟进,在一个叫做“牛蹄”的地方,雄兵猛将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杀得敌军的尸体遍布山谷,全歼伪齐李成所部,岳家军俘获伪齐战将几十人,俘获几千名士兵,缴获战马三千匹,胜利班师。  至此,岳家军先后缴获将近两万匹战马,再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飞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此后,岳飞注重对官田实行军垦,在军垦区里建立养马场,一边耕田养马,一边教荆襄子弟骑马舞枪,训练骑兵力量,很多将士都逐渐熟练掌握马上的射技与枪法,成为精兵良将。  绍兴六年(1136年)年底,经过三次北伐和经营襄汉六郡,岳家军的实力大增,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其中有统制官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而在同一时期,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只有10人,兵力约八万多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只有11人,兵力约三万多人。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骑兵)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精锐部队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当代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骑兵),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整体素质与战斗力最强。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骑兵)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而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很显然,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岳家军总兵力约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精兵良将。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精锐部队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8000余骑,踏白军、游奕军和背嵬军相加,岳家军总共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骑兵)。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和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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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资料
  附上扫盲辟谣资料:  《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 王曾瑜 著  http://ishare..cn/f/.html  《岳飞新传》 王曾瑜 著  http://ishare..cn/f/6003825.html  《宋史》和《金史》的史料来源,兼谈《金史》中关于岳飞的错误描述    《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铁证如山!    民族英雄岳飞并非临阵脱逃,用史实戳穿“无知小丑”的欺世谎言    岳飞并非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岳飞抗金形势图及解说    岳飞之死与徽钦二帝是否归宋无关,岳飞冤案的起因与经过    金国的内忧外患与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岳飞朱仙镇之战肯定存在,但大捷的规模有待进一步考证    在南宋时期,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南宋军民如何看待岳飞冤案?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    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生活中的品行    岳飞正己治军的品行,岳家军的军纪    农民起义问题与岳飞平定杨么之乱    秦桧篡改历史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岳飞孙子岳珂书中的文献资料之来源及其史料价值  
  秦桧篡改历史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赵构、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 1167 — -1244 年)。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与岳飞相关的史料,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  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写道:“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邓广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属于(南宋)官史系统中的诸书,其中关于岳飞和岳家军的记载,是包含有很多不可信据的成份在内的。”  就连以南宋皇帝圣旨方式公开颁布的诸大将升迁令,秦桧和秦熺尚能“削之”,那么岳飞递交给南宋朝廷的公文奏章战报,难逃秦桧极其党羽的篡改删销则是显然的。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元朝所修的《宋史 高宗纪》主要根据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官修史书已经失传),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则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大量与岳飞相关的史料被销毁删改,岳飞和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根据时人著述旧闻而撰写的部分岳飞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但是因为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在《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所留存的岳飞奏章是否已经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份大捷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中的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  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记述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这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  “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但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无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夺得的战马数目却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  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  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不翼而飞了!  而在留存下来的《小商桥捷奏》中写到“今月十四日,本司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张宪申:今月十三日,统率背嵬、游奕并诸军人马,起发前来小商桥北一带,至临颖县,措置掩杀金贼。于今月十四日天明,据绰路马报,临颖县南逢金贼,绰路马遂追赶过县三十余里,杀死贼兵不知数目,其贼望颍昌府、尉氏县路前去。委获胜捷”  只要结合其他史料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即在杨再兴与小商桥遭遇战中留存下来的《小商桥捷奏》中的“杀死贼兵”后面跟的显然应该是具体的杀敌数据,但是却被“不知数目”这四个字掩盖了。然而根据其他史籍的记载,在小商桥遭遇战中,被杀死的金兵有二千多人,其中还包括金军万夫长(忒母孛堇)撒八、千夫长(猛安孛堇)、百夫长(谋克孛堇)、五十夫长(蒲辇孛堇)等百余人。  除了留存下来的《小商桥捷奏》中的杀敌数目被掩盖之外,在留存下来的《郾城县北并垣曲县等捷奏》、《龙虎等军捷奏》、《漫独化捷奏》、《临颖捷奏》等岳家军北伐捷奏中,也存在比较明显的杀敌数目被刻意掩盖之处。  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下来的许多捷奏中,都能找到不少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可疑之处,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上述考证不免令人想起:南宋一位史官言于人曰:“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奏捷,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  事实上,岳飞在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而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也即得以留存后世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由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战绩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极其党羽的删削篡改。  而那些留存于世的反映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战功的捷奏,显然还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某些大捷的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因此应当引起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的注意。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并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秦桧篡改历史及其对后世研究岳飞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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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英雄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其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建功立业,从而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更重大的影响是他们反抗外侮的英雄事迹和道义精神,而不仅仅只是狭隘的军功大小!  历代名将很多,但是能够成为影响千秋万世的杰出英雄人物的却屈指可数,而岳飞就是这些英雄人物中最杰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一个!!!  后世的很多英雄人物都很崇拜岳飞,他们首推岳飞为其精神偶像,却没有首推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这已经说明问题!例如,南宋时期的陆游、毕再遇、孟珙、文天祥、陆秀夫,明朝时期的徐达、于谦、戚继光、郑成功、张煌言,清朝末年的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抗战时期的张自忠、戴安澜、薛岳、贺龙等很多民族英雄,都是崇拜岳飞且以岳飞为榜样的。  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名将身处汉唐盛世,当时国力鼎盛,皇帝又是英主明君,全力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而他们自身也多有背景,成长环境相对更优越,建功立业的客观条件也更加充分完备,又没有什么后方牵制阻挠等不利因素,他们能够立下巨大的战功显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岳飞身处他们那样国力鼎盛、皇帝英明的好时代,肯定能够比他们建立更大的功业!  事实上,即便不讨论精神、道义和后世影响力、知名度,只讨论军功,岳飞相比卫青、霍去病、李靖、李世绩等人也毫不逊色: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认识岳飞需要考虑几点:  1、当时的女真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一流的军队,而岳飞却在乱世中把汉族农民训练成了超一流的军队岳家军,本人认为岳家军在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朝代都是超一流的,都是不可战胜的,岳飞是不可超越的。  2. 宋朝向来重文轻武,南宋小朝廷主张偏安东南,处处牵制阻挠岳飞北伐。  3. 岳飞所处的时代是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乱世,南宋的国力与汉唐时期无法相比,岳飞却能克服众多不利因素的制约,敢于多次发起北伐,并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率领岳家军将士以寡击众,与女真骑兵硬碰硬地对决,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重创金军主力。  4、女真族是渔猎民族,多有擒杀虎豹熊狼的勇士,金军有杰出的统帅完颜兀术等  5. 当时是冷兵器时代,作为岳飞的敌人,女真骑兵实力雄厚,比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骑兵要强大得多,女真骑兵包括用于迂回包抄而后突击的轻骑兵“拐子马”,以及用于正面攻坚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铁浮图”,轻骑兵“拐子马”的机动性极强,重装骑兵“铁浮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主要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  郾城之战,是岳家军几千精骑加几千步兵对阵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而且岳家军赢了。   先不说黑水靺鞨历来善战的武力传统造成的所谓“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光说这场大战的特点和规模。   这种几千骑加几千步兵对付女真一万五千精骑,进行硬碰硬的对阵厮杀,经过一个下午的惨烈大战后分出胜负,唐朝没有这个例子。   即便是汉朝,那时候一个汉兵由于技术优势,可以顶三到五个匈奴兵,而当时匈奴骑兵还没有马蹬,其战斗力与后世骑兵相比要差得多,而宋金之间没这么大的差别,女真骑兵在吃饱喝足的情况下,不比任何骑兵差。岳家军纯粹是铁的纪律造就的战力,才能搞定同样数量的女真骑兵(这里面还有岳飞出其不意以奇招破掉金方重铠“铁浮图”的原因,金兀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蒙古灭西夏的灵州之战,是蒙古万骑对西夏数千骑,西夏因数量不足被歼灭。蒙古灭金主力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拖雷三万骑加窝阔台的大军,对金国两万骑另加13万步兵,但拖了几个星期,把金兵断粮饿了三天、饿扁了以后才通过伏击战歼灭的。要么规模不够,要么时间太长,这都不及郾城之战骑兵主力短时间对阵决胜激烈。   明朝也就明太祖那八次北征打到乌兰巴托、打下整个东北时还很风光,后来就不行了。第二次北征徐达的中路军打到乌兰巴托西,在万骑对万骑的较量中还被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和贺宗哲的联军大败,死万余人,还是比不上岳飞。   所以我认为郾城之战是被低估了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规模骑兵对阵战役,从规模和短时间爆发的激烈程度两方面综合考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激烈的骑兵对阵,这是汉、唐、明各战役所不及的。  岳飞郾城大捷和颖昌大捷全面考证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岳家军将士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郾城之战中,岳飞针对金军作战特点,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岳家军步兵和骑兵密切配合,扬长避短,破敌所长,击敌所短,故能克敌制胜。在战争一开始,岳飞就“遣发背嵬、游奕马军”出击,同金国引以为骄傲的女真骑兵进行周旋,运用巧妙的战术,来对付女真骑兵,“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同时通过骑兵冲杀,来分割打乱金军阵势,让步兵殿后,以强弓劲弩御敌。  当女真人的重装骑兵(“铁浮图”)上阵以后, 岳飞当即让岳家军步兵出动,命令“将士各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来对付装载厚重铠甲且以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的女真重装骑兵“铁浮图”,破其精锐。  在颍昌之战中,岳飞正确判明金军必攻颍昌的企图,适时调整部署,及时增援颍昌驻军,为岳家军与金军主力展开决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在战斗中,面对金军的阵势,岳云率领八百名背嵬骑士居中,正面猛冲金军大阵,而步兵也展开严整的队列分左右翼继进,以翼蔽马军,与敌军厮杀。  同时岳家军将士英勇执著,奋不顾身地坚持与强敌浴血奋战,既不畏缩,更不退缩。而在战斗的最关键时期,城中守军及时增援,合兵奋击,终以强劲勇锐之师,大破金军。
  就算岳飞真的成功斩杀了五万大金军士  那也是五万 汉族 皇协军罢了  要是碰到了女真民族的猛安谋克,岳飞马上望风而逃!
  好长,怎么岳飞也被黑了?楼主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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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指出:  『自秦桧再相之后,他自己以宰相“监修国史”,指派儿子秦熺主编编年体的日历更是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  绍兴三十三年(1162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 “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末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卷草,未立传者七百七人。” 这一千四百二十多卷是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了。《宋史·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为一千卷,乃是后来对草稿进行删削后的总卷数。李心传说:“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2)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撰完成,他和助手王扬英、周执羔还因此而升官受奖(3)。绍兴十三年以后的日历,显然没有前一部分重要,还是由秦桧的党羽负责纂修。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唯有“叹息而已”(4)。  南宋官修史书《高宗日历》除了给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涂脂抹粉之外,还不遗余力地诋毁岳飞,抹杀岳家军的功绩。当时南宋另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留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5)岳飞生前尚且如此,他惨遭杀害后就更可想而知了。孝宗倾向抗战,力主给岳飞乎反。但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时,却遇到秦桧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6);另一方面,在吏补考功覆议“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也就是说,岳飞功居第一,只是凭传闻印象,而宫史却无以证实,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7)。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被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宫修史书,业已失传。现存有关岳飞事迹的主要记有《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佗稡编》这五部书。除了《金史》之外,其它四部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了秦桧父子篡改历史的恶果。  《宋史》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庞杂的一部。人们可以列举其千百条错论,但《宋史》毕竞是最基本的宋代历史资料。《宋史》在元朝末年仓促成书,大体上是照抄南宋官方自撰的国史、实录等等官修史书,因此书中很多错误应由宋朝史官负责。  《宋史·高宗纪》主要根据《高宗日历》,而《宋史·岳飞传》主要根据岳珂《金佗稡编》修成,彼此不能不发生矛盾。如《宋史·岳飞传》说绍兴十年岳飞自朱仙镇班师,《宋史·高宗纪》却说“遂自郾城还,军皆溃”。这仅仅是《宋史》粗制滥免失于剪裁和考订的一例。  《宋史》的《高宗纪》和《岳飞传》没有为我们研究岳飞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倒是《宋史何铸传》保存了一条珍贵资料。《何铸传》当是来源于何铸子孙上报史馆的行状、墓志铭之类,其中谈到岳飞背刺“尽忠报国’的事。《宋史·岳飞传》也采这条资料。这是对《金佗稡编鄂王行实编年》所作的唯一重要补充  《金史》和《宋史》同时编撰,它主要依据金国史官自挑的史书修成。《金史》的缺点是刻意为金国将领扬胜讳败。南宋初,宋朝有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颖昌五次大捷,《金史》只承认和尚原一次,其它四战只宇不提。但是《金史》仍可补充或纠正宋方记载的不足或谬误,还辑录了一些金朝初年北方人民反抗斗争的史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金史》也多少透露了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时,金国当时所处的窘境,《金史·宗弼传》实际上承认了金军一度放弃汴州(开封)的事,可与《金佗稡编》的叙事互相印证。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无疑是现存记述高宗朝宋金关系的资料最丰富的史书。《会编》引用大量制诰、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矛盾,也兼收并蓄。《要录》主要根据日历等官史,旁采私家著述,考核较为精详。这两部书都是肯定岳飞的,然而对岳飞事迹的叙述相当粗琉,甚至不知不觉地承袭了秦熺日历的某些污蔑之词。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因并统淮西军而受打击,绍兴八年和九年反对求和,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杀害等,这两部都有错讹或疏略。  人们谈论宋代的编年史,往往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称,其实《要录》不如《长编》。《长编》的写作原则是宁繁毋略,而《要录》则是名实相符的“要录”。如果将《宋会要辑稿》同两书对比,情况就比较清楚。《长编》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详尽,而《要录》的记载往往比《宋会要》简单,有时甚至删略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宋会要》《中兴会要》部分,尚能提供某些《要录》删略的岳飞事迹如《要录》卷一O九绍兴七年三月甲子只载王贵和牛皋升官,而《宋会要》兵一八之三八则说明升官的原因:‘掩杀逆贼五大王刘复、李成等,累立奇功故也。”秦熺的日历虽然删削了岳飞第三次北伐的战绩,但在叙述王贵和牛皋升官时,有所透露,而李心传未予重视反而将升官的原因也一笔抹掉。  由于秦桧不遗余力地掩没岳家军的战功,宋人谈到宋金绍兴十一年和议前的战役,往往只提顺昌和柘皋两战,而不提郾城、颖昌两战。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多数是不足道的小胜,而不列岳家军的郾城、颖昌两次大捷。《金佗稡编》的问世,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关于郾城之战,虽然详尽的捷奏已经散佚,但是宋高宗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指出: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於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盖卿忠义贯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尔在行之旅,咸怀克敌之心,陷阵摧坚,计不反顾,鏖鬬屡合,丑类败犇。念兹锋镝之交,重有伤夷之苦,俾尔至此,时予之辜。惟虏势之已穷,而吾军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闻殄灭之期。裁想忠勤,弥深嘉叹,降关子钱二十万贯,犒赏战士。……”  这道给岳飞的一道奖谕诏书证明南宋朝廷当时曾对郾城大捷作出绝高的评价。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还指出:“总的说来,宋代出于印刷术的推广,传世资料浩繁。倘若对有关资料不加认真稳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就不足以其实地反映岳飞的生平。”  故此,有记载,不等于就是真实,这要求我们认真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这里对岳飞的一些考究,也是基于这个想法。《三朝北盟会编》是兼收并蓄,纵然相互矛盾的记载,但它会记录其中有关于部分被秦桧、秦熺之流所歪曲的史实,自然毫不为奇;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那段记载,则和《三朝北盟会编》的错误记载几乎完全相同,显然作者李心传在摘录此段的时候,未加分析,完全摘下,并没有察觉记载间的自相矛盾之处。至于《宋史高宗本纪》和《秦桧》多按照《高宗日历》记载编写,有此记载,实属正常。只是岳飞的功绩和清誉,又岂是这些奸佞之徒可以湮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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