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是什么？_百度知道企业家这十年：企业命运在党政会议室被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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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财经》杂志2014年第11期封面
　　重塑企业家信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未来的改革做出了总体设计，宣称“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向社会放权，公权力要退出市场，企业家重新回到经济活动的中心。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强政府、大国企、海量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最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是激励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代替企业家。但是只有在私人产权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可靠保障，企业家无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时，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才能被激发起来。
　　科斯曾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的、动人的故事。”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企业家经历了更多的风雨坎坷。为了避免未来的曲折，人们期望中国通过全面改革形成一个“包容性体制”，使得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能够有合法的渠道和明确的程序来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真正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真意。这种“包容性体制”是企业家最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也是中国走向成功、繁荣的必由之路。
　　更重要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进而一个繁荣的、以民众福祉为上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民有产权能够自由伸张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国有产权排挤民有产权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国企民营化过程，实质上也是中国民权伸张的过程。
　　——编者
　　如果对产权没有明确严格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要真正地激励起千百万的企业家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勇于拼搏，演出一系列威武雄壮的创业故事，那是办不到的
　　企业家这十年
　　□本刊记者 马国川/文
　　“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一位身为政协委员的著名企业家对采访的记者说。
　　这是十年前的一幕。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企业家的兴奋溢于言表，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是在体制的夹缝里艰难成长起来的。1978年以来历次修改宪法逐步地放宽了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企业家群体也随之成长起来。
　　然而，企业家的资产安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有时政府的一纸“红头文件”，就可能将他们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资产剥夺殆尽。就在保护私产入宪的前一年，陕北地方政府采取了“先收井，后清算”的办法，突然强行地将原由民营资本经营的几千口油井资产“收归国有”，虽然当初这些民营资本是被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诚恳请来的。
　　即使始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些企业家的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在21世纪初兴起的“重化工业浪潮”里，有“民营钢铁大王”之称的江苏企业家戴国芳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将原本200多万吨级的“铁本”项目加码到840万吨级，豪言“三年内超过宝钢，五年内追上浦项”。
　　可是2004年春天，“铁本”被中央专项检查组认定是“违法违规项目”，停工下马，戴国芳也被以“涉嫌偷税漏税”等罪名拘捕。经过“马拉松式”的审判后，2009年4月，戴国芳最终被冠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刑五年。彼时，戴国芳已经被羁押五年，判决之日也成为他重获自由之日。
　　当时同情戴国芳的公众并不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企业家们的价值并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理解和认同。在许多人的思想深处，仍然受到“资本自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学说的影响，认为企业家身份可疑、资产来源不明。在所有制结构大变动、利益关系大调整的时期，这种社会意识更加容易发酵。
　　特别是在(23.21,&0.09,&0.39%)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并没有负起自己的责任，没有对受托行使权力的人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同时在改制中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受损，国家也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是民怨开始逐步积累，而且向参与国企改制的企业家身上集中。
　　日，来自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一间普通的教室里，面对一群听众，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美菱等四家国有企业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席卷国有资产。郎咸平认为，正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有企业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
　　顾雏军曾是一个拥有专利技术的制冷工程师，后来下海经商，在海外挣得“第一桶金”后回到国内。此时中国的国企改制如火如荼，顾雏军收购了负债累累的科龙公司，而后又收购了数家国有企业，声名鹊起，被誉为“中国第三代企业家”的领军人物。面对郎咸平的指控，顾雏军强硬回应，由此引发了“郎顾之争”。
　　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郎顾之争”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郎咸平的指控要根据法律进行调查取证，由法官或审计部门独立裁决。可是，在法律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之前，国内民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不满情绪已经被引爆。在网民的愤怒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中，“郎顾之争”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论战。
　　以郎咸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国退民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质就是民营企业侵吞国有财富，应该叫停。一些人士还举行会议力挺郎咸平，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必须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同时增强透明度和程序的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公众利益真正得到维护只能是改革完成之后，而不可能是在改革之前。”
　　随着争论话题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论战，又演化成为关于改革方向、路径的大争论。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过程中，评论的对象从针对个别企业家的议论，蔓延到对整个企业家群体的评论。在一些人看来，企业家是一个面目可憎的社会阶层，他们虚骄蛮横、贪得无厌、为富不仁，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就是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社会上和舆论上由此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企业家阶层的氛围。
　　企业家都感到了来自社会各层面的质疑和莫名的压力。2001年中共中央确认民营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此后一些企业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党代表身份参加中共十六大的一位企业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现在不怕当有产者，还要当有产者。”可是2005年初，一个企业家在“民营经济圆桌论坛”上提出这样的疑问，“我想要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我们是这一场改革开放的付出者、劳动者、人民中的一员，还是改革开放的寄生虫、获得者或者贪婪无德的一批人？”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不可能有一种企业家备受指责、整天胆战心惊市场经济秩序。或许是意识到这一点，2005年国务院正式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鼓励打破垄断行业壁垒，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这份被企业家赞为“最实惠的政策性文件”在实施中搁浅了。意在平等保护国家、集体、私人物权的“物权法草案”也在汹涌的非难声中被延迟审议。“乞丐的要饭讨食的棍子和碗，与少数人的机器、汽车等能够平等保护吗？”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如此反问。这种将穷人与富人截然对立的观点在中国不乏市场。本来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更多的是仇腐心理，而不是仇富心理。在一些貌似为穷人说话的人们的煽动下，民众的情绪很容易就被引导到仇富上去了。
　　在这场喧嚣压倒理性的大争论中，曾经希望成为“明星”的郎咸平暴得大名，从此俨然以明星的姿态出入各种场合。《中国青年报》的专题调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结果显示，郎咸平的公众信任率超过30%，比排在第二位的吴敬琏多了11个百分点。顾雏军则被视为一个依靠盗窃国有资产而暴富的企业家的代表。为顾雏军辩护的人士也受到尖锐攻击，甚至同情顾雏军的官员也被体制内质疑“为谁说话”。
　　2005年7月，顾雏军被拘留，佛山市政府强制接管科龙电器。虽然按照中国的公司法，政府没有任何权力接管一个上市公司。蹊跷的是，尽管有关部门提交的22份司法鉴定报告被法庭认定无效，最初立案的很多严重指控都被撤销，但是顾雏军还是在被拘押一年多以后被法院判处十年徒刑，个人财产也被冻结划走。
　　“郎顾之争”以顾雏军锒铛入狱告终，企业家的价值认同随之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一股质疑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的社会情绪悄然涌起，在2006年达到高潮。
　　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普及，中国人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在许多人看来，“看不见的手”仍然就是调节供需，而没有认识到亚当·斯密的本意是，“看不见的手”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利益。如果说由于长期僵化教育而造成的误解可以消除，那么故意的曲解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接受理性的讨论。
　　一些人士宣扬说，中国企业家并非赤手空拳奋斗出来的，他们创业初期的“第一桶金”都是靠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弱势群体赤裸裸的掠夺积累起来的，因此是一个有“原罪”的暴富阶层。这种源自宗教的“原罪说”显然不是宗教概念，也不是个案例概念，而是带有严重的身份歧视，甚至不乏觊觎企业家财产的心机。
　　这种“原罪说”把企业家通通打成蓄意盗窃公共财产的江洋大盗，进一步刺激了“仇富”的社会舆论。已经兴起的网络成为一个舆论广场，各种各样网络跟帖非常情绪化，充斥着对民企“原罪”的追索声。
　　波涛汹涌的清算“原罪”的舆论，引起了企业界的惶惑不安。个别地区检察机关收到大批关于民营企业家早期创业时违规操作的检举信，更让企业家感到惊疑不定，甚至怀疑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真的发生了动摇。
　　1949年以后，在“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的意识形态主宰下，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被逐渐消灭，而且形成了企业家就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剥削阶级”的传统思维。
　　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这条铁的界线再也没有逾越过。
　　诚如周其仁所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做对的一件事，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其中还有一个富有深意的历史镜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时，邓小平特意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等五位解放前的民族资本家吃“火锅宴”，动员他们创办企业。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事件进行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
　　中国民众中蕴藏着巨大的企业家资源，一旦重新获得创业的权利，很快就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从此中国经济驶上增长的高速路。
　　据一项权威数据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50%，在不少地方民营经济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60%，民营经济吸纳的劳动力占城镇就业的75%以上。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虽然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一直没有彻底消散，而且一遇到适合的政治气候就要发作。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板结土地上如野草般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群体，是最先吃到禁果的人，也是最早吃到甜果的人。所以在几次折腾中企业家都是被攻击的重点对象。老谱不断袭用，清算企业家“原罪”是新世纪以来的又一波喧嚣。
　　凭勤劳、凭努力经营的企业家固然是绝大多数，不过确实也有些企业家千方百计去结交官府，争找后台。但是官商勾结是不法官员盗用公共权力和金钱权力勾结的结果，就如有些企业家之所以能够“贱买”国有企业，是因为有作为政府授权代表的官员与之通同作弊或者监守自盗，甚至“买家”就是官员自身或他的亲朋好友。没有法治的自由竞争、没有市场的资源分配，这才是官商勾结的充分条件。只是企业家被口诛笔伐，而权力的“原罪”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中玄机，耐人寻味。
　　当时身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胡德平公开发表观点，指出清算企业家“原罪”的说法“就是否定改革成绩”，“如果不考虑历史的环境条件，一味用法律、用宪法大帽子扣下来，非常吓人，但不能服人”。胡德平的观点激起巨大的社会争议，与赞成者比起来，反对的声音更为响亮。
　　一股浓烈的民粹主义氛围充斥着中国社会：不问具体情况和是非曲直，不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和专业的思考，而只是简单地诉诸情绪的宣泄和道德的评判。这无疑和贫富差距问题日渐严重有关。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2005年中国的灰色收入规模达到4.8万亿元，这意味着腐败的金额高达中国GDP总额的30%。腐败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也开始在一部分人群中滋长。
　　腐败的真正源头在权力。在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机会进行寻租活动，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但是一些人士极力鼓吹，贫富差距是由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这种舆论将公众的矛头从特殊既得利益者身上转移到市场化改革上来，然后聚焦于企业家身上。因为企业家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和受益者，从腐败猖獗、国有资产流失到矿难频发，似乎一切社会矛盾都和他们脱不了干系，甚至被指控为罪魁祸首。
　　正是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行政权力开始越来越强烈地干预、控制经济活动。“计划经济的失败让全世界的政府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了更谦虚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麦克米兰曾经这样总结道，“他们意识到只有将大部分职能交给市场，一个经济体才可以良好地运转。”中国似乎例外。在中国主流舆论里，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市场活动的混乱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干预。
　　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遭到削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则大为强化，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也随之扩大。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跑步(部)前(钱)进”的现象再度兴盛，掌握着审批权力的中央部委门庭若市，行政腐败也加剧扩散。
　　国企改制被叫停，中国改革的步调也明显放缓。在民营企业背负“原罪”阴影谨慎前行之时，注入到国有企业的经济资源持续增加，2007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14.6万亿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在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等国民经济的上游行业，中央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垄断优势。
　　2007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推进新一轮的收缩型宏观调控，和以往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资金链已开始吃紧的民营企业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机。4万亿投资的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地方政府和国企，大量民营企业贷款日益艰难。一位企业家形象地比喻说：“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在中国，企业的命运往往不是掌握在企业家手中，而是在党政领导的会议室里被决定的。
　　2009年9月，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1.61,&0.00,&0.00%)集团收购了盈利丰厚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身家350亿元的企业家杜双华无奈地签下重组协议，日照钢铁从此由一家民企成为国企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杜双华没有拿到一分钱，身份也从日钢的创始人变成了一名股东。
　　这个蹊跷的案例仅仅是“国进民退”大潮中民营企业困境的一个缩影。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产业振兴规划，钢铁、汽车、船舶等产业向国有企业集中。“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此前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均系中国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这也是过去30年以来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延续。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国有企业吹响了国内扩张的集结号。各地掀起专门针对央企进行招商的热潮，央企趁机开始渗透到更多竞争性和非竞争性领域。
　　在山西，一场规模巨大的煤矿国有化运动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在政府主导的煤矿整合运动中，个体煤矿主不但纷纷落败，而且被指责为黑心的“煤老板”：他们是腐败的根源，是嗜血的资本家，是矿难的推手……四年前山西省进行煤矿资源有偿使用改革，大批来自福建、浙江的商人经过竞争，签订资源出让协议，缴纳资源价款，并取得煤矿采矿许可证。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大量投入的矿山矿井面临无条件兼并或关闭的命运，原有合法的资源采矿权补偿价款甚至不及投资金额。
　　国进民退的新闻充斥媒体。国有企业进军房地产业，收购民营航空公司，兼并私营煤矿……一些处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迅速向下游扩张，经营规模远胜昔日。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蓝皮书措辞激烈地指出：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不是基于市场选择而是基于行政干预的“地方国企央企化”现象。一个企业家总结中国企业的格局是“民营企业国有化，国有企业央企化，中央企业更垄断化”。这一现象构成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也导致企业家精神的萎缩。年轻人的梦想不是创业，而是千方百计考公务员，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一些企业家也往政府方面靠拢。如果一个社会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就可能走“终南捷径”，通过寻租牟取暴利，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但是这些消极方面被忽视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好评，主流媒体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应对措施的阐释强化了中国的成绩，“中国奇迹”成为某些人士热衷的话题。在他们看来，“强势国家”的行政手段，恰恰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一些学者在批判自由市场经济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同时，也把政府掌控国民经济提高到“中国模式”的高度，鼓吹行政权力强力干预经济是创造“北京奥运”、“超高速领跑”等种种“奇迹”的奥秘所在。
　　于是，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主张回到强化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控的言论逐渐升温。由于放任行政权力干预市场，造成了普遍寻租的环境，腐败活动不可遏制地蔓延到整个社会。后来被揭露出来的诸多腐败大案要案都产生在这一时期。“铁道部腐败窝案”就是在凯歌前进式的“高铁大跃进”的幕后形成的。在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情况下，腐败活动更加肆无忌惮，贫富差别悬殊，社会矛盾趋于激化。中国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要求公平分配财富的舆论越来越高涨。
　　别有怀抱的政治家敏感地捕捉到这些信号，开始另辟蹊径。
　　在山城重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突入公众视野，引起世人关注。后来人们才发现，这完全是一场政治运动。重庆有数万人因“涉黑”被抓，其中几乎所有打黑的重头戏都是针对私营企业家的，轰动全国的“李庄案”就是因为李庄律师受托为私营企业家辩护引起的。
　　身家数十亿的彭治民、李俊、陈明亮是重庆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都是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的罪名被抓，巨额财产都没收，家破人亡。身家过亿的私营企业家黎强、王天伦、马当、岳村、龚刚模等人也被判重刑和被剥夺个人财产。
　　一些企业家开始将私有资产向海外转移，或者干脆向海外移民。当时200多名民营企业家集体移民加拿大。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之伟完成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重庆打黑的目的，就是“削弱或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并用在这个过程中的所得来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以某种‘合法’形式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的财产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了国有企业、补助了地方财政，又缩小了社会的收入差距”。
　　如果企业家的财产权和生命权得不到保障，那么普通民众更容易成为权力砧板上的鱼肉。但是在当时，剥夺企业家的做法却得到了民众的欢呼。
　　就像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里所指出的，“错误的理念直指目标，它不关心手段。人们愿意接受目标更高、更良善的这些事情，但是如果采用这些理念，实际上可能走向反面。但是大众不会去反思，反而在开始时都为此很高兴。”
　　企业家胆战心惊，如惊弓之鸟。一位著名的重庆企业家到北京参加“两会”，在与熟悉的朋友聚会席间，当有人问起重庆“打黑”之事时，他神色紧张，三缄其口。
　　看企业家害怕什么，就能知道是哪一种政治生态。在一个真正的法治的市场国家里，企业家唯一害怕的就是法律。如果行政权力主导一切，社会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制约，那么企业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将远远超过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随着未来不确定性的急剧增加，企业家信心低落。一份调查报告表明，26.3%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当时吴敬琏正在写作一本新书，这位曾经跟随顾准深入研究历史的经济学家写下了这样的忧思：“在当今的中国，如果不能采取果断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来制止权贵对国库和各阶层人民的掠夺，纾缓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发生顾准所说‘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而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这种情势，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在2011年纪念辛亥百年的时候，对现实的忧思投射到历史的幕布上，本来是描述晚清历史的“改革与革命的赛跑”的命题开始被频繁应用于当下中国，早已淡出现实语境的“革命”一词也成为社会议论的热门话题。一些人开始憧憬甚至召唤翻天覆地式的社会变革，即使不赞成革命的人们也对中国出现的种种危机征兆忧心忡忡。
　　企业家们同样疑虑重重。一向沉稳谨慎的企业家柳传志也在2012年秋天公开表示，“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这就是我们的软弱做法。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当社会以改革的、渐进的方式前进的时候，我们愿意多做贡献；当你真的反着来，比如真的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保护企业的利益。如果实在保护不了，就只能支离破碎，远走高飞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企业家们的无奈选择，也是曲折抗议。
　　2013年2月，“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年会”在白雪皑皑的黑龙江召开，年会主题是“改革开新局”。与会企业家的脖子上都挂着鲜红的围巾，为北国的严冬增添了些许暖意。随着新一代领导人誓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笼罩在企业家头上的疑云开始慢慢消散。
　　数月后，湖南企业家曾成杰在未通知家人的情况下被执行死刑。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企业家群体备感寒意。这是吴英案后首例以集资诈骗罪核准死刑。
　　此前一年，同样犯有“集资诈骗罪”的浙江企业家吴英在全国舆论呼吁下，被最高法院改判死缓，曾成杰却没有这样的幸运。“集资诈骗罪”似乎是专属于企业家的一个罪名，过去许多企业家都因这个罪名而坠入深渊。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每天都上演无数悲喜剧，也有些事件注定成为时代进退的坐标，警示世人。曾成杰的遭遇让企业家对自己的财富和人身安全备感焦虑。洛克说：“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基本公民权利最核心的是私有财产的权利。”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发现，财产被公权力侵害，已成为一种现象。在很多案件中，企业家旗下财产被以各种借口剥夺、非法没收，财富以司法权干预的方式被重新分配。权力酿出的诸多黑幕，仅窥一角即可令人胆寒。
　　围绕“在商言商”的一场争论随之展开。有的企业家主张“在商言商、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企业家的本分。反对者则主张“关心政治”，认为“在商言商”是“犬儒主义者”。这种思想冲突由来已久，争论注定没有结果。在著名的企业家组织“泰山会”内部，早就对这个话题有过讨论。
　　至少有一点在争论中成为大部分企业家的共识：企业家一定要关心法治，积极参与法治建设。因为许多腐败大案和政治事件中被牵连出来的企业家的下场告诉人们，只有法治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没有现代的法治，企业家就没有安全的生存环境。
　　2013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称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未来的改革做出了总体设计。如果“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政府向社会放权，公权力要退出市场，企业家重新回到经济活动的中心。
　　一位企业家评论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再谈到改革的时候，就不是走夜路吹口哨，而要在阳光下唱心里的歌。”这种调侃生动地表达了企业家对于市场改革的期待。
　　市场同样期待着企业家的作为。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减速。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和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外国产业技术水平之间落差的大幅度缩小，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支持有效率增长的来源，中国就可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只有加强创新，中国才有可能避免许多国家的覆辙，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敢于冒险和创新。
　　熊彼特把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因为企业家精神通过不断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如果此次改革能够创造真正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必然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激活强大的市场能量，助推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一轮改革已然启动。政府取消了许多行政审批权，反腐败也风生水起。为了搞活国有企业，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由于国有企业占据的往往是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一旦开放门户，民营企业有可能赢得崭新的发展机遇和更多的发展空间。然而，面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召唤，企业家们却踌躇不前。
　　政府一方面欢迎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国有经济的活力、影响力、控制力”，二者的平衡点在哪里？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民间资本一旦进入国有企业大门，会不会被“关门打狗”，或者被指责“侵吞国有资产”？前车不远，过去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参与国企改制中背上“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最后锒铛入狱，甚至家破人亡。
　　2014年1月，已经出狱一年多的顾雏军接到了广东省高院的通知，决定正式受理他申请再审的诉求。自从出狱后，这个经历七年牢狱之灾的企业家一直在四处喊冤，要求撤销此前判决，改判无罪，为他平反。顾雏军案件峰回路转，重回法院受理，可能为十年前的“郎顾之争”画上一个真正的句号，也可能让犹疑不定的企业家们重树信心。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强政府、大国企、海量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最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是激励企业家精神，而不是代替企业家。但是只有在私人产权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可靠保障，企业家无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时，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才能被激发起来。
　　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如果对产权没有明确严格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要真正地激励起千百万的企业家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勇于拼搏，演出一系列威武雄壮的创业故事，那是办不到的。为了激发市场力量，政府从经济领域退出，转而着力于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大多数转轨国家曾经久拖不决，而最后仍然不得不走的道路。
　　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的、动人的故事。”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企业家经历了更多的风雨坎坷。为了避免未来的曲折，人们期望中国通过全面改革形成一个“包容性体制”，使得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种市场主体能够有合法的渠道和明确的程序来约束政府和官员的权力，真正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真意。这种“包容性体制”是企业家最安全的生存、发展环境，也是中国走向成功、繁荣的必由之路。
柳传志：县长工资不能和保姆一样否则会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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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柳传志。（资料图）
　　柳传志：改革对企业家提出更高要求
　　政治上，形成现代的治理结构，从制度上保证“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人民的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企业家安心创业，不再为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担忧
　　希望经济上，能够形成正向循环，内需拉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长远持久的动力。政治上，形成现代的治理结构，从制度上保证“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人民的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企业家安心创业，不再为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担忧
　　□本刊记者 马国川/文
　　回顾过去十年，柳传志坦陈企业家是有压力的。“焦虑的不仅仅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形势，更为社会空气的‘干燥’感到焦虑不安”，“企业家都担心，如果这种社会空气延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
　　企业家的焦虑在2012年达到了顶点，因为“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产生，而有相当部分是因为‘仇富’情绪引起的。而这个‘富’实际是性质不同的。一种是勤劳、智慧致富，而另一种则是贪腐、官商勾结致富。有的人把这两类混为一谈，这使得正当经营的企业家感到忧虑”。一向出言谨慎的柳传志也在那一年公开表达了他的焦虑：“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比如不能如宪法所说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
　　现在柳传志却乐观起来。这位已经70岁的著名企业家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展现了坚决改革的决心和能力，社会上出现的新气象让他感到振奋。“只要领导人坦荡务实，做事端正，坚决建设‘法治国家’，真正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去做，不仅是说，而且是做。我相信，今后的社会空气会逐渐‘湿润’起来。”
　　在柳传志看来，现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看得很清楚了，“我依然坚持‘在商言商’：只谈和商业发展有关系的，不会离开经济发展和商业环境去空谈政治。”
　　“改革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柳传志说，“我们企业家还是要好好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尽到作为公民的责任。”
　　“今后的社会空气会逐渐‘湿润’起来”
　　《财经》：2004年发生的“郎顾之争”引发了“改革大争论”，此后发生了陕西私人油田国有化、山西煤矿重组等“国进民退”事件，也相继出现顾雏军、戴国芳、龚家龙、兰世立、曾成杰等有争议的企业家司法案件。回顾过去的十余年，企业家的困惑主要是什么？有什么担心？
　　柳传志：这十年之中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对于企业家来说，焦虑的不仅仅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形势，更为社会空气的“干燥”感到焦虑不安。
　　《宪法》里规定了“依法治国”，《物权法》等法律也有各种规定，只不过某些掌握权力的官员不遵守法律，利用手中的权力腐败敛财，企业家的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本来腐败才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大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煽动“仇富”情绪。企业家都担心，如果这种社会空气延续下去，就有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
　　《财经》：对于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寻租的现象，企业家往往有切身之痛。
　　柳传志：为什么我会特别敏感呢？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买卖商品常常需要官员的批文，这种事情很多。90年代初取消商品“双轨制”以后，情况好一些了，可是“以权谋私”的现象并没有消失，有些地方反而变得格外严重。
　　当时我们做电脑要大量进口国外的元器件，和海关打交道很多，发现这是一个风险性很高的业务。因为那时海关的权力很大，想整你就整你，目的无非是谋取一些个人私利。一个典型的故事是1998年前后，广东省惠阳海关的关长刁难我们，怎么谈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他的上级领导被抓，他本人也逃跑了，事情才不了了之。这位关长后来被抓回来了，因为贪污受贿判了十几年。就是这样的贪腐官员，当初在我们面前一本正经地声称要把我们公司罚垮，真让人内心产生巨大的恐惧。
　　其实2000年以后，联想公司做得很大了，我们自己又非常小心，所以官员腐败寻租的事情对联想公司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社会上屡屡发生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感到很焦虑。
　　《财经》：从现在披露出来的一些企业家的案件来看，确实有一些官员利用权力向企业家索要钱财，甚至利用权力剥夺、瓜分企业家的资产，有的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柳传志：因此，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都有不安全感。到2012年“重庆事件”发生前夕，企业家们的恐惧到了一个顶点。以打黑为名借机没收企业家的财产，这种践踏法律的做法因为在某些老百姓眼里以为是均贫富，也得到部分老百姓的拥护，所以企业家格外地焦虑和不安。
　　《财经》：记得2012年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社会现状忧心忡忡。一年多过去，社会氛围开始发生变化，您的担心是否已经消除？
　　柳传志：担心已经小了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中央在反腐败上坚定不移，特别是领导人以身作则，显示了坚决进行改革的决心和行动。许多社会矛盾在逐步化解，社会戾气也在减少，群体性事件已经比前些年少了很多。这些新气象给了我们企业家很大信心。
　　当然，因为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矛盾的存在，还会产生一些群体性事件。反腐败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因为腐败问题积重难返，所以需要一个先治标、后治本的过程。但是只要领导人坦荡务实，做事端正，坚决建设“法治国家”，真正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去做，我相信，今后的社会空气会逐渐“湿润”起来。
　　“关键是集权为了什么”
　　《财经》：尽管一些新气象让人振奋，但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复杂，比如现在经济上就面临着下行的巨大压力。
　　柳传志：问题当然还有不少。由于以前中国经济不是依靠内需拉动，外需减少后，产能严重过剩。如果政府真的做到简政放权，行政开支大幅度压缩，再通过国企改制等方式给国家创造更多财富，把这些财富使用在民众身上，通过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来拉动内需，而内需成了拉动GDP的主要动力，慢慢地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国民经济就会平稳安全得多。现在正在向这个方向过渡。短期看，经济上还有不少困难。例如，联系着众多产业的房地产行业到了一个转折点，地方债也很重，这些都为实现经济软着陆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除了这些表面问题，还隐藏着一些很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简政放权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大量的政府人员往哪里安排？另外，一听说要给公务员涨工资，很多老百姓就议论纷纷，不能接受。公平合理地看，简政放权后公务员的责、权、利也应该一致，不能让一个管理一县事务的县长拿的工资和一个保姆一样多。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官员也会怠工。我当年去做上市路演的时候，投资者问，你一个月才挣3000元，我们怎么敢投资给你10个亿呢？
　　问题怎么解决？“顶层设计”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让我们感到踏实的是，现在最高层班子很团结，做事很有章法。只要领导层意见一致，“为人民服务”真的能够成为核心价值观，处理问题能力又比较强，很多具体问题就能够逐步解决。
　　《财经》：看来，你非常看重领导层的素质和能力，为什么？
　　柳传志：我是做企业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到，班子是否团结、班子里的人的能力是否强，决定着企业的兴衰。
　　2009年联想集团并购IBM&PC后出现了大亏损，表面上是业务问题，实际是企业文化磨合的问题。当时国外的CEO有明显的短期行为，想在自己这一任上创出好业绩，不愿为长远未来投资。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这个企业就万劫不复了。所以我重新出来担任董事长，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一个中西合璧的领导班子，大家团结一致，树立一个好的核心价值观，然后制定正确的战略。这样才渡过难关，使企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打下牢固的根基。
　　《财经》：现在一方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央集中了大量权力，有些舆论认为这种方式有违改革的大方向。
　　柳传志： 如果不是亲身担当过企业的领导，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碰撞的时候，公司刚成立，不少人都想走老路，去向科学院要钱要项目，没想过往市场上走。联想第一次在(5.43,&0.00,&0.00%)租铺面，一年要77万元，当时就是天文数字了，绝大多数领导都不同意，我坚决要租。如果没有那次突破的话，我们永远窝在创业时的传达室里，还有什么发展？所以在特殊时期，权力就是需要集中。到现在，联想反而不是一个集权的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班子民主地讨论问题，制定和执行战略。
　　《财经》：你的意思是，在特殊时期需要集权，但是一定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柳传志：对。关键是集权为了什么？如果集权是为了谋取私利，那将来就会有极大的危险。在正确价值观指导下，今天的集权并不是为了永远集权，而是为了应对特殊时期而采取的过渡性举措。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了，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是说，集权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强力推进改革，最终建立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当前中国的矛盾错综复杂、改革阻力重重，需要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来提高执行力。
　　中国这样的体制，领导人好，就能够达到98分、99分；领导人不行，就可能打很低的分数。美国的体制做得再好，顶多85分，不好60分，实在坏也坏不到哪去。话说回来，美国体制如果移植到东方国家，真的有可能不及格。泰国的政变就是例子，当年菲律宾、印尼都有过同样的情况。具体东西方的不同是不是和文化、宗教、经济基础、历史背景有关，我没研究过，只是觉得不能认为某种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今天中国社会缺乏信念，要逐渐把民族的信念和追求建立起来，才能形成良好的制度基础。这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即使小到企业也是相同的道理。拿联想公司的文化来说，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好的企业文化，直接把权力分散，就可能形成乱七八糟的宗派。同样，民主搞得不好，就会形成不问是非的党派之争或宗派之争，老百姓不就更受苦了吗？
　　“改革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要求”
　　《财经》：从今年开始，全面改革已经启动。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认为全面改革的主要难点是什么？
　　柳传志：最大的难点还是既得利益的抵制和阻挠。按道理讲，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一个服务型政党。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来某些官员逐渐形成了“当官就是为自己捞利益”的畸形价值观，他们只追求个人的利益，如果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怠工或者制造障碍。
　　要打破强大的既得利益格局，没有中央权威是不可能的。当前中国的矛盾错综复杂、改革阻力重重，假如权力更分散，那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了。我觉得，我们看明白了，就应该积极支持。
　　《财经》：现在政府倡导“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也宣布欢迎民营企业进入，为什么民营企业家对此并不热心？
　　柳传志：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吸引民营企业投钱参股，而应该在机制上进行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这样国有企业才会有竞争力。如果国有企业不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是靠赚垄断的钱来生存，只是让民营企业投些钱进来，没有意义。
　　《财经》：目前看，国有企业发展面临问题很多，政府对民营企业寄予厚望，那么民营企业大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或者说，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柳传志：首先，是法治环境。我们看到很多“权力搅买卖”的事，企业家在权力面前是很软弱的。没有法治环境，企业家就不可能安心工作，提心吊胆，唯恐得罪某些掌握权力的人，使得企业不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运行。
　　其次，要由市场配置资源，公平竞争。国企怎么竞争也垮不了，因为政府为它输血，它的现金流永远没有断的时候，而民营企业却贷款难，这样的竞争怎么可能公平呢？
　　第三，希望政府尽量减少各种审批，减少对企业发展的干扰。如果手里有4万亿的审批权，人家没法不往你那里跑！
　　《财经》：不管是法治环境、市场配置资源，还是公平竞争、政府放权，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
　　柳传志：关键在于坚定地去做。比如法治环境，首先要从反腐败入手，从治标开始，逐渐向治本推进。小苍蝇和大老虎一起打，特别是要敢打大老虎，小苍蝇就不会乱飞，如果光打小苍蝇，永远打不完。当然，“打老虎”本身也是治标之举。真正反腐败还是要依靠制度反腐，从权力上进行限制，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不是去干扰企业，干扰经济发展。
　　当年我在香港经营公司的时候，从来没见过一个香港政府官员，也没拜会过一次官员，一切都是透明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公司太小的缘故吧。但是香港的问题在于政府完全放任，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不管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国家，都应该有发展战略，这就需要一个有长远眼光的政府来制定。
　　《财经》：在你看来，在新一轮改革中企业家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柳传志：企业家还是要把企业做好。现在政府强调市场力量，尽量搭一个好的平台，这对企业来说其实是把双刃剑。过去环境不好的话，企业受到方方面面的牵扯，大家都走不快。环境一旦好起来，就能够分出优劣：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会顺势而上，发展得很快，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则会被淘汰。因为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里，大家会把精力全都用在创新上，传统行业里也会有新突破，那些固步自封的企业就很难维持了。
　　换句话说，改革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企业家要认真研究行业规律和企业管理规律，培养人才，不断创新。从我个人的经历看，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精力用在应付生存环境上，跑批文、跑手续，用较少的精力去研究企业管理。不过，我还是有目标的，努力想做一个品牌企业，所以给外国企业做代理时，跟外国人学习了很多企业管理知识。进入(23.21,&0.09,&0.39%)中国加入WTO，进行公平竞争，在这方面有根基的企业就能够迅速发展，而那些只会跑批文的企业就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了。
　　“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看得很清楚了”
　　《财经》：这些年你的一些言论影响很大，也引起很大的社会争议，比如说2012年“反对一人一票”，去年“在商言商”，都有很大的争议。
　　柳传志：我所谓反对“一人一票”是有前提的。我说的是不能什么事情全靠一人一票解决。我说如果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决定要不要把联想的资产分了，我估计90%的同事还是投赞成票的。用均贫富的方式求公平是人们最习惯使用的，但最后永远碰钉子，因为公平以后，大家全变穷，后边的人又要开始新一轮公平，中国走这条循环往复的路，吃了大亏！薄熙来的所谓“重庆模式”就是想往这条路上走，一定会得到许多拥护。我们是过来人，心里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打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年我们这群学生不也是欢呼雀跃吗？后来才知道中国要走的是那么一条道路。
　　至于我主张“在商言商”，主要当时是看不清形势发展方向，心里挺紧张，不愿意企业家去掺和政治，怕得不着好果子吃。如果形势发展不利，顶多我们用脚投票，躲着走就完了。
　　我觉得，现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看得很清楚了。不过，我依然坚持“在商言商”：只谈和商业发展有关系的，决不会离开经济发展和商业环境去空谈政治。
　　《财经》：你认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什么？
　　柳传志：现在国家尊重和支持企业家，希望发展企业，企业可以缴纳更多的税收，政府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提高社会福利，让全体人民生活好起来。道理很明白，如果把企业资产全都瓜分了，那就是杀鸡取卵。“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最早感受到了国家的这种变化，比如说现在给中小企业找麻烦的事就少了，企业并购的报批手续少了，竞争越来越公平。
　　当然，现在那些弱势群体还没有感受到，因为改革成果还没有来得及惠及到他们身上。估计再过一两年的时间，经济逐渐走上正轨，老百姓就能得到实惠。到那时，老百姓就会叫好，公务员的工资也可以提高，就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社会和谐起来，中国就会向更好的方向前进。
　　《财经》：但是有些人会说，你们企业家也是公民，如果只是“在商言商”，怎么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
　　柳传志：2008年我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么壮观，那么恢宏，当时我心里除了自豪感，还在想，这么多钱不都是国民缴的税吗？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增加，民营企业有很大的功劳，这是大家辛苦劳动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按章缴税，不偷税漏税，这就是企业家的公民责任。企业家还应该扩大就业机会，善待员工，在一次分配中尽量减少差别。另外，保证产品质量，推动商业诚信，在有能力的基础上做公益活动，这些都是企业家用实际行动来尽到公民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说些能说的话，就够了，不能说空话。
　　说空话最容易。最典型的就是1919年火烧赵家楼的那几个学生领袖，日本人真来了，好几个都当了汉奸，而被打的所谓“汉奸”却坚决不当汉奸。所以，我们企业家还是要好好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尽到作为公民的责任。
　　《财经》：本轮改革如果能够在2020年顺利完成，你期望到那时中国将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柳传志：我希望，经济上，能够形成正向循环，内需拉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长远持久的动力。政治上，形成现代的治理结构，从制度上保证“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人民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企业家安心创业，不再为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担忧。另外，我希望中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不仅国家富裕起来，人民有追求、有信念，民族的正气也能够树立起来，让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柳传志：朱镕基当年把许多经济问题都给硬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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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_柳传志 采访整理_本刊记者 冀勇庆&编辑_萧三匝 摄影_邓攀
　　今年是联想成立三十年，我办企业这三十年，看到的变化很多。
　　首先是明确了要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了，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这个路怎么走？其实一直到1990年代是有很大争议的，到底是走市场经济的路，还是走计划经济的路？
　　现在年轻的同事、朋友和外国人完全没法理解什么叫计划经济，我们是经历过了的。我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计算所要买仪器、设备，包括进口电脑，怎么个办法呢？需要计算所的上级单位科学院的计划局先列计划，一年拨多少经费，先把这个钱定下来。科学院又从哪里定呢？根据国家计委的计划定。计委把钱分到科学院，科学院再把钱分到各个所。所长的工作就是计划每年所里要做什么事，应该用多少钱，去院里争，争完把钱拿回来。每个所都有一个科技处，钱拿回来以后，再分，再争。
　　比如说买计算机，政策规定，计算机的主要部分都得买国产的，要买进口的得说明特殊用途，因为进口涉及到外汇问题。然后就统计，计算所需要多少台，科学院多少台，卫生部多少台，全都凑在一块，这就是顾客的需求量，国家再把这个指标分到生产厂子里去。
　　过去生产计算机，国家批了80条生产线。主要生产任务给了长城公司，规定这一年你得生产多少计算机。元器件从哪来？得找电子部，电子部里可能有一千多个厂，像生产磁盘的放在湖南怀化——怀化是三线嘛，在那儿建了一个厂子生产磁盘。厂子要自力更生生产，生产水平不够，国家再给你投资。科研基本上都是闭门造车，外面做什么样咱们也不知道。于是，磁盘、键盘、显示器都被分到各个单位去生产。国家给这些单位定指标，比如你一年应该生产多少东西，你们有多少员工，一共给你们多少经费，每一级干部的工资都是国家定的。东西卖多少钱，国家也给你定好了，其实也是调拨的，比如生产计算机的指标就拨到长城去了，然后有订货会，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它要是产品质量不好，你真的是一点辙都没有。
　　这个阶段，国家的体制、机制、政策还都是以前的。比如外汇问题，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出来以后，因为不在编，国家也不给你外汇指标，而国家给长城计算机公司每年两个亿，其中外汇就给了1000万美元，那就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了。我们(5.10,&0.00,&0.00%)的企业，包括四通都是一分也没有的，实际上得拿高价去买外汇。不过，国有计算机公司虽然拿了外汇指标，做的东西卖不出去，它们就把指标卖了，卖六块人民币一美元，靠这个活命了。还有一些高干子弟，各种路子的人到有关地方批条子，就批出了外汇指标和进出口指标。那时候相对比较混乱，走哪条路也不明确，规章制度也不是很明确，是个比较含糊的状态。
　　我们出来办公司那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走在了前面，比如吴敬琏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外号叫“吴市场”，厉以宁叫“厉股份”，还有一个曹思源叫“曹破产”，这些经济学家已经把观念引进来了。
　　1990年以后，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边，国家大概知道，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真的是保护落后，没法用了。于是国家从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逐渐放松了进口批文，1994年完全撤销了批文，进口整机的关税也由原来的200%减到了百分之二十几，这样外国的机器就开始大量进口了。
　　长城1993年一年时间就被整个冲垮了，因为它完全不会营销。我们因为是给人做代理出身，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挣扎，既要不犯大错误，还要自己学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什么。从哪里学的呢？根本不是从书上学，主要是在给人做代理的过程中摸索。所以当国家真的开放之后，我们还是知道一点企业应该怎么办。
　　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有企业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尤其是住房改革，原来我们在计算机所分房子，得按工龄、年龄等指标考评，分到手的当然肯定都是很小的房子。到后来国家赶紧把房子卖给大家了，从今以后大家自己拿钱到市场上买，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变成了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因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对接，你必须得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韧不拔地改了过来。我们做企业的，你要问张瑞敏、王石、任正非，他们都经历过前面这一段。
　　企业最需要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竞争，而我们原来是在乱七八糟的碰撞中挤出一条路，最后进到大江里头跟人家比谁游得快。如果简单讲这三十年，你要说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首先应该要讲国家是如何改革的。
　　在美国，企业家刚当完财政部长，退下来就到公司当董事长去了，刚开完律师事务所，跟着就去竞选总统了。而在中国，做官员和做民营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既然这样，我就必须认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的很清楚就是做企业家。
　　一开始我们是科学院投资的公司，是国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计划外，所以我们完全是民营企业的待遇，没有什么指标，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算国家投资的企业，当时这个公司是有一个级别的，所谓正处级。我是联想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做了一年以后，总经理被所里叫回去了，他自己也愿意回到所里去，而我坚定不移要做企业。年的时候，联想在中国科学院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科学院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没有过任何的犹豫。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企业本身有一定施展的空间，环境逐渐在好转，以后就可以有更多发展，可以到外国去并购，还可以进到其它领域。但是一旦环境不好，我立刻就老实，我不会为了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冒更大的、不必要的政策风险，中关村很多企业因为这个就出事了，我坚决不做。
　　当然，中国科学院有非常好的机制，科学院的领导能够让我充分地发展，自主决策，我也认真地约束自己，比如说按时足额地给院里交钱，从来不做任何违约的事情，对内对上都一样，做事非常透明。我也确实得到了领导的信任，我在这儿工作，有这么一个条件，为什么不好好做呢？
　　还有一个，1998年时，我也积极争取到了员工持股会的股份，员工能够有35%的股份，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很有积极性。
　　现在，政府说要依法治国，要变成一个法制国家，太好了。
　　说到跟政府的关系，第一我不说违心话，第二我不说伤害自己的话。有一些事情我瞧不明白，或者我不赞成，或者不懂，跟政府的意见不太一样，因为确实不十分了解，我也不会说。如果长时间确实是被事实证明了不好以后，我再考虑说还是不说，这个判断也很重要，我也得替我们公司那么多人负责任。专家学者是专门研究公共事务的，他们会对这些事分析得很透，他们可以进行辩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两句话一问就把我问瘪了。我只知道，什么政策在多长时间内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我的常识告诉我这也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
　　1984年对于中关村、对于我们这一批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到美国参观访问，发现国外的高科技产业化都是在企业里进行的，回国后就提出了要科技改革，要办企业，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关村。中关村现在剩的企业也不多了，还剩几家了吧。王石为什么是1984年创业我不知道，张瑞敏1984年创业也是赶巧了，不太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年创业，是不是1984年中国正赶上松动的一个口，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很好地去研究。
　　我身体最不好的时间是在年这一段，那几年每年都有要死要活的时候，比如出现大的亏损，比如国外企业大举进入中国，这样的事情年年都有，每年超过两次，提心吊胆的。
　　如果今天我再遭遇同样的事情，我的心里会很坦然，倒不是说事情小了，也不是说我把它看淡了，而是因为我知道怎么处理了。我经常跟同事们说，人为什么要勤于总结勤于动脑呢，一件事情过去了，你反复去研究它比较它，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大的紧张状况了，这是我的工作习惯。
　　比如像处理联想集团外籍CEO的事情，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处理，跟我当年处理联想香港公司亏损有很大关系。当年香港公司亏损负责人做得不太合适的时候，我告诉他应该怎么去做，而他没有那么去做的时候，我没有插到底。这种事情如果碰到其他的公司领导者，往往会很生气，会直接找他的下属，一竿子插下去。当时我没插下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当时一会儿回北京一会儿去香港，两边管着，我到香港插完了之后就回北京了，他又会整个颠覆过来。所以我没插，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非常干净利落地证明自己做错了，于是我干净利落地把他请了出去。如果当时我也是插到事情里边去，事情就比较难弄了。
　　当时处理得可能也算成功，但是会让我生病，我会非常紧张，晚上会睡不着，120%的精力都会放在里面。而到了后来，我就能够把握分寸了。分寸是什么呢，一次两次做了，做得多了，也就找到了。这有点像张炳贵((16.54,&-0.21,&-1.25%)百货的营业员)卖糖，一抓就是二两，因为他过去不停地抓，看二两是什么感觉，老去抓，很有准。分寸和感觉只有依靠不断复盘，依靠勤于思考才能得到。
　　作为企业领导人很难避免发脾气，那次处理香港公司那位同事的时候，我就当着有关同事的面发了脾气。那些尖锐的话不能只跟他一个人讲，因为如果只跟他一个人讲的话，第二次我就没法再讲了。再讲他就会说，“你什么意思，不行我走”。所以我第一次当众讲，因为话不是给他一个人听的。
　　我的管理思想大概是在1997年后逐渐成型的，当时我花了一个多星期，想明白了跟惠州工业园区员工的讲话。每年我都会有一次对员工的讲话，都要花上将近两个星期去思考，去准备，主要是把自己要说的东西想明白，想不明白的不说。讲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会回头看以前的想法到底对不对，就是这么逐渐总结出来的。
　　有人说我是企业教父，我不会把自己真当成一个教父似的。冯仑说柳传志应该当成相片挂墙上。我说，你吃喝玩乐随便，就把我当相片放那儿搁着，凭什么呀？现在咱们说话多随便，如果我跟教父似的，那就要穿得一本正经。我还是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是不会出大格，这样大家也愿意接触。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
　　一个企业必须得有人考虑长远发展。职业经理人不是企业家，他就是拿一份工资，尽忠尽职，在这段时间把企业做好，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不会有太多考虑。
　　我上次听过一个学者说，行业不停在变，世界上怎么可能有百年老店？这话不对。因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业本身就长寿。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日本，看到街上有个推车，卖面条的是一对老年夫妇，我们在吃面的时候跟他们聊天，人家就是上辈子传下来的，这个行业是百年老店。还有一种是企业不断在变形，在改革，诺基亚以前也不是做手机的，只是最近这次转型没转好，如果它转好了呢？真正的家族企业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传下来。我在法国看见这样的家族企业也有好几个，都是有相当规模的。还有像英国的那个怡和洋行，也是十九世纪的公司，能够把公司办这么多年，其实要不停地转换角色，调整角色。
　　联想希望通过文化，通过创新激励机制的方式，试着走一条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的道路。这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带头人要考虑到把企业办好，而不仅仅考虑个人的收入。在企业的发展中，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源本身也是能计入股本的，所以需要认真考虑。我们当年的老同事，退休、去世了以后，他的股票还能够继承，那就是为了表扬他当年创业的时候能克服各种困难的结果，要不然谁去创业呢？机制、体制我们都在摸索之中，不敢说一定能成功，但是现在公司全体同事、公司的最高管理层都决心走这条路了，以后能走多长时间，还不敢说。
　　目前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实际上走的是中国的大形势，我们看哪些领域发展空间大，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不太会受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等方面的影响，这样的行业必然在传统领域，比如农业食品、医疗健康这些领域。这些领域在中国很多是看着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单说农业，中国有这么多人，是个农业大国，但是事实上中国不仅工业落后，农业也极端落后。现在需要采用合作经营模式，合作经营是为了干吗呢？还不是为了科学经营。
　　今天确实到了该科学经营的时候了。我们去智利考察，中国的土地都贫瘠到有机质只有0.2%了，而人家智利最差的也有3%，好的都到了百分之十几。土地肥沃跟土地贫瘠，种出来的东西能一样吗？土壤的肥度实际上能够通过科技手段来提高，还有就是推广普及除病虫害的科技应用，但这都必须建立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因此，像陈绍鹏(联想控股旗下的佳沃集团总裁)他们就是两件事：一是怎么能够和规模经营的农户打交道；二是把先进的技术输送过去。这两件事要做好了，不但农民有利，我们也有利。我们要用工业思维来改造农业，难度在哪？一个企业要有好的文化，严格地按照工业思维去做，而不能妥协，中间不能够做着做着就放弃。联想恰恰在这方面是比较成熟的。我们干吗不好好把这个上下游做好？所以现在联想控股的主力部队就是沿着这个路子去做的。
　　现在互联网很热，就像当年的电脑一样，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心。我们曾经在这个中心待过，现在联想集团实际上离中心也并不太远，而联想控股更想研究的是像农业、食品这种传统行业怎么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怎么利用科技思维来改造农业，这不是挺实际的事嘛。当年我们在IT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出风头而风口浪尖，我们的目标挺实惠的，你看我从来不做虚头巴脑的事。
　　联想把定战略看得挺重的，我们需要明确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要怎么选达到目标的路线，怎么调整。现在像马云说的，互联网要先做再说，在我的实践经验中，这确实不能够很好地理解，但是我能够很好地去运用互联网为我们的业务服务。我想用互联网进行销售，用互联网做市场，用互联网去解决供应链和库存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实际上还是一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手段。马云就专门到我们公司来聊过，我们也到雷军那儿去详谈过，到刘强东那儿详谈过，还跟马化腾他们谈过。我有这么多互联网行业的朋友，而且不仅是我，我们下面会有一波一波的人出去研究，有哪些东西我们能理解能接受，哪些东西不能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如果能走上内需拉动消费，成为引领中国GDP发展主力的话，中国经济会形成良性循环，国家目前也正在努力往这方面走，所以很多必要的消费行业很重要，虽然这些都是传统行业，但是很多还是用陈旧的方式在管理，而我们是可以从管理方面帮助它们提升、突破的，我们可以把它跟互联网结合起来，这也将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从飞机晚点看为什么要改革产权
15:53:55&&&&&
从浦东机场飞沈阳，飞机再一次晚点。
早已经习惯于飞机晚点了，但还是第一次遇到在跑道边等飞机降落的事。连续等了三架航班降落，然后另一架比我们晚出发的起飞后，我们坐的飞机才起飞。
我好奇：晚出发的飞机为什么反而可以早起飞？我更好奇：为什么起飞和降落的飞机共用一个跑道？如果是小机场，起飞和降落共用一个跑道好理解，因为很可能只有一个跑道。可是，这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啊。
仅凭直觉，也应该是起飞降落各用一个跑道效率更高。我并不怀疑我们的机场也是这样安排的。我怀疑的是，我们的机场会经常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包括时不时地让飞机在起飞跑道上降落来制造排队起飞的局面。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国外很少飞机晚点，但在国内不晚点似乎只是偶然。繁忙肯定不是理由，因为你不能说伦敦希斯罗机场、纽约机场、洛杉矶机场不繁忙吧。
公有的机场具有制造排队起飞的激励。道理不难理解：本来减少排队有利于增加机场利润，可是这个利润不是我董事长、总经理的呀。我关心的是自己的“利润”。怎么增加自己的“利润”呢？制造排队起飞。是的，唯有如此，各航空公司才会有求于我；有求于我，我就有了增加自己“利润”的机会。这下，你也应该明白为什么晚出发的飞机反而可以早起飞了吧。
所有的公有制企业，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排队起飞”的。银行的懂事长、主管者会把利率定在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不然，谁还会求他们呢？兆基铜业日前“自曝”一份向银行的送礼清单。其中包括某行长乔迁送礼、某行长住院送礼等，5年间共计送出972万。送礼对象多为华融湘江银行与某国有银行当地分行。结果是该企业宣布破产前10天，还新获了一笔高达1700万的贷款。
我们天天讲利率市场化，殊不知，公有银行是不可能真正利率市场化的。
我们见过给国有企业老总送礼的，有见过给私有企业老板送礼的吗？利润是你的，你会牺牲利润来获取红包？那得脑袋灌水到什么程度！我们坚持反腐败，这是对的，可是反腐败更有效的办法是减少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的比重。
我们天天讲创新，殊不知，公有经济占支配地位，国家是不可能有创新能力的。我是国有企业的老总，我不会采购质量最好的产品的。无他，因为我还要回扣。可是企业给了我回扣，抽了油，他的产品怎么还能做到质量最好呢？这就是为什么公共部门建设的道路、桥梁、广场、建筑总是短命不长寿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国有企业集国家之巨大财力，仍然不能创造出一流的产品的原因。
不要跟我讲什么计划体制下我们卫星上天，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的故事。那是在没有成本约束的情况下全民努力的结果，而且是在别人尝试成功的基础上的模仿和追赶。前苏联可以造出巨型计算机，但就是造不出PC机。因为后者要求质量给定，成本最小，或者成本给定，质量最优。放开进入限制，历史上找不到成功运作的国有企业，当今其他国家也没有成功的国有企业，凭什么我们就能有？不要被假象迷惑，我们看到的500强国有企业，那并非是国有企业的成功，而是行政垄断的“成功”。不信，你放开让谁都可以卖油、开银行试试。
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改革产权势所必然。（原文发表于《乐居周刊》；作者：谢作诗，美国大唐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浙江财经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欢迎光临我的百度百家：http://xiezu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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